60年祭——八年血路，忠义救国

一、 八年血路

　　忠义救国军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始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止于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在抗战八年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忠义救国军这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帮会、特务武装，和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不愿做忘国奴”的武装集团一样，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挽救民族危亡这一面正义的旗帜下，在江浙敌后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动荡不安的局势里，他们也是中流砥柱；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同样甘舍一切，决不含糊。作为后人，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吗？
　　笔者以为，忠义救国军在抗战八年的血路历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到1940年孝丰整编；第三阶段是从1940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下文愿为各位详述之。
　　
第一阶段：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策动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这支“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1937年9月上旬，杜月笙即派其门生陆京士联络青红帮及江湖豪客，拉起武装，当时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爱国人士朱学范、章乃器都曾介绍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参加。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委员会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变通、宣传八个组，由戴笠派特务骨干陈旭东、江祖华、谢力公、余乐醒等人分任组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淞沪别动队归游击总指挥部管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特务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
　
　第二阶段：从皖南祁门改编到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
　　为了适应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的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938年1月，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一则）任副团长。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救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此人后于1943年在苏南率部向日军投降）。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拍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同时，也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磨擦、抢地盘。
　　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象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当时属江苏管辖），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翌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军30余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
　
　第三阶段：从1940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以周伟龙为总指挥（1942年1月，周调重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总指挥一职由阮清源代理）、尚望为参谋长，保留四个教导团（后发展到六个）和两个训导队，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任务除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各类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外，还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
　　这里，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来到重庆（此人的逃离上海就是忠义救国军的杰作之一），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了七个纵队的别动军。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 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忠义救国军分四路重回宁沪杭沦陷区，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活动；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行进；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行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为基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但由于其时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救军官兵叛变投敌，再加之忠救军在与共产党武装的磨擦中屡占下风，忠义救国军虽屡败屡战，但其在沦陷区的活动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前后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整训，任务除继续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而外，主要负责游击区的防务安全（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1943年，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后，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又报请蒋介石，请求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在得到蒋氏首肯以后，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请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中将(甘肃平凉人)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黄埔六期，浙江宁海人）为参谋长。同时还加强了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到皖南雄村军统特训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击支队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希望通过政训，给官兵灌输反共法西斯思想，使忠义救国军效忠蒋介石，成为党化特务部队。其时，总部先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后移浙江昌化河桥，不久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到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三个纵队，五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员兵三万一千余人。由于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精心策划之下，获得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和整训、学习的机会，官兵的素质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时，在浙西天目山游击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挺伯伯，忠爷爷，28军小兄弟”，可见忠救军在当时浙西民众中的地位。
　　1944年，忠救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的苏南、浙江敌后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国民党的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救军也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当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曾计划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为策应美军，1944年末，中美双方商定对忠救军作强势备战部署，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制浙赣铁路北段，并在江、浙一带对日军进行情报收集、暗杀、爆破之类的特种战争。其主要方案为：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救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确保苏南、浙江铁路沿线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忠救军少将参谋长)为指挥官，张为邦(忠救军浦东行动总队长)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救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戴笠正偕美国梅乐斯将军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立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救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按：指**武装)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纵队、第五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火速开进杭州市，并与汪伪浙江省长丁默村配合阻止别的部队进驻杭州，郭履州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则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部署在沪郊，并派特务队大队长裘雨萍率部进入上海市区，协同周佛海（重庆8月12日已电令，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所部伪军警备市区，联络日军驻沪十三军松井中将司令官，阻抗**武装进入上海。抗日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以及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周佛海的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编成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另有一部分不愿离乡背井的忠义救国军官兵就地转业，自谋生计（大部被编入当地的保安团、队）。至于后来在三年国共内战当中，马志超和郭履州（郭已任交警副总局长）率五个交警总队参加国共淞沪大战，以及上海及江苏、浙江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依托忠救军旧部，成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妄图制造宁沪杭甬动乱，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那就不在本文所述及的范围之内了。


二、 在抗击日伪的战场上毫不逊色
　　抗战时期的忠义救国军，从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刚刚结束的1937年11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打进沦陷区的契子，他们的存在，困扰了日军的后方，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维系沦陷区的民心，佐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的政权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特务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讲义气，够“哥们”，孔武有力，社会经验丰富，且大多土生土长，善于利用当地的地形地物和人际关系进行作战，被日本军队称之为“猴子军”，在八年抗战当中，这支部队就是用猴子般的狡狤和灵巧，在美丽的江南水乡演出了一幕幕暗杀、爆破、破袭、策反的活剧，搅得日寇不得安宁。
　　1938年3月下旬，忠救军淞沪特遣支队五支队王寿生、宿元博部在武进至宜兴公路上一夜之间拆毁公路桥21座，把整个武宜公路烧得如同白昼（《常州文史资料》）。
　　1938年夏，忠救军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熊剑东（此人后叛变投敌）部在江苏常熟荡口曾夜袭日军营地，击毙日军30余人。同年11月中旬，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十二梯团王士兰部设下鸿门宴，捕获日伪太仓县知事黄颂声，并送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支队长熊剑东处枪毙（《常熟文史资料》第14辑）。
　　同年10月29日，忠救军第十支队第3大队副兼除奸团团长尤国桢带领20名团员袭击伪无锡县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部，击毙伪警班长陈鸿寿等3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39年1月28日，忠救军第十支队除奸团在苏州观前街击毙伪无锡县公署政务警长吴正荣(外号沙壳子)。1月9日，伪无锡县知事杨寿桐被“忠救军”抗日游击队击毙（《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40年6-7月份，忠救军二支队阮清源部在浙江嘉善西塘里韩厅茶馆击毙下乡查“良民证”的日军小队长林青（《吴县文史资料辑存·第7辑》）。
　　1942年1月14日（旧历大年除夕夜），由军统局负责人戴笠亲自指挥，忠救军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进行了一次针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是日晚9时，忠救军苏嘉沪区挺进纵队阮清源部遵命组织了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个队（每队数十人至百人不等）同时行动。纵火、惊扰两队人员事前潜入市区，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分散到市区各个场所纵火、引燃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则分作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南翔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萃庄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而集中了该部神枪手的袭击队，则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这次“除夕攻沪市”的行动，可以说是震惊中外，当时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很有效的扰乱行动”，显示着“上海以外的广大地区都为蒋委员长的部队所控制”（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蒋介石曾经在《庐山抗战声明》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广大民众献财献力；全国人民忍受艰苦，修建铁路、公路， 抢运物资； 妇女也参加战斗； 大学迁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课，培养出杨振宁这样划时代的科学家……。这等等的一切，充份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证明了中国人顽强的生存力。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以来进步的表现。而象“忠义救国军”这样的忠勇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塹，有死无退，阵地化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1942年年初，日军从驻苏州广野十三师团，驻杭州土桥二十一师团及淞沪警备旅等部中抽调共三个旅的兵力，由植田大将指挥，在苏嘉沪地区开展大规模“扫荡”，“延续达一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一万多人”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几乎遭全军覆没的危险。（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4年春，“忠救军”奉命配合×××师（番号记不起了），进袭浙江南陵一带日寇。总指挥马志超即派第一纵队指挥官李骧，率领所属3个团担负这一战斗任务。虽曾一度占领南陵县城，略获小胜，但日寇随即调动一个联队以上兵力驰赴增援，我军在日寇陆空配合反击下，节节溃退。随后放弃全部阵地，退守泾县、宣城之线。是役先后1个星期，我方兵员伤亡人数约占1／5，随即返回宁国境内整补。（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1年春夏之交，忠义救国军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正在江苏焦溪整补，其时，正值日伪军在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大肆“清乡”，日军以一个联队和一个伪军团的兵力向焦溪发起进攻。澄锡虞区挺进纵队处境十分危急，幸得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赶到救援，与第二路联合夹击，将敌团中中队歼灭。日军遭受损失，立即增调一个师团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态势，疯狂反扑。这两路忠义救国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夏光：《从阳澄湖畔到淮宝地区》）。
　　1945年8月11日——13日，驻浙江日军纠集第六、第十三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千余人进攻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浙江昌化，与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鲍志超部激战于浙江昌化的河桥；是役，忠义救国军指挥所被袭，官兵死伤约三百余人。新一团副团长俞万金被敌寇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杭州文史资料》）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而无数英烈牺牲换来的结果就是抗战的胜利。然而，如前所述，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文化不高，目光短浅，讲义气，够“哥们”，对中国历史上许多“英雄”和“哥们”的故事耳熟能详。其实，在承平之时，他们只知寻求一己的个人利益，对国家、民族之类的抽象概念并不关心，而且还有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情形发生。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蹂躏，破坏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变成了只要一粒火种就能点着的干柴，此时此刻，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他们立刻就会蜂拥而起，抵抗外侮。而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正是这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迎合了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愿望，以“忠义”为号召，以“救国”为目标，唤醒了这些人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抗日前线的英勇战士。
一、 八年血路

　　忠义救国军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始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止于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在抗战八年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忠义救国军这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帮会、特务武装，和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不愿做忘国奴”的武装集团一样，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挽救民族危亡这一面正义的旗帜下，在江浙敌后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动荡不安的局势里，他们也是中流砥柱；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同样甘舍一切，决不含糊。作为后人，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吗？
　　笔者以为，忠义救国军在抗战八年的血路历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到1940年孝丰整编；第三阶段是从1940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下文愿为各位详述之。
　　
第一阶段：从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到1938年1月皖南祁门改编。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策动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这支“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1937年9月上旬，杜月笙即派其门生陆京士联络青红帮及江湖豪客，拉起武装，当时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爱国人士朱学范、章乃器都曾介绍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参加。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委员会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变通、宣传八个组，由戴笠派特务骨干陈旭东、江祖华、谢力公、余乐醒等人分任组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淞沪别动队归游击总指挥部管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特务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
　
　第二阶段：从皖南祁门改编到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
　　为了适应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的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938年1月，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一则）任副团长。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救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此人后于1943年在苏南率部向日军投降）。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拍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同时，也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磨擦、抢地盘。
　　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象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当时属江苏管辖），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翌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军30余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
　
　第三阶段：从1940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以周伟龙为总指挥（1942年1月，周调重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总指挥一职由阮清源代理）、尚望为参谋长，保留四个教导团（后发展到六个）和两个训导队，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任务除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各类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外，还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
　　这里，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来到重庆（此人的逃离上海就是忠义救国军的杰作之一），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了七个纵队的别动军。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 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忠义救国军分四路重回宁沪杭沦陷区，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活动；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行进；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行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为基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但由于其时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救军官兵叛变投敌，再加之忠救军在与共产党武装的磨擦中屡占下风，忠义救国军虽屡败屡战，但其在沦陷区的活动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前后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整训，任务除继续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而外，主要负责游击区的防务安全（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1943年，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后，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又报请蒋介石，请求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在得到蒋氏首肯以后，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请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中将(甘肃平凉人)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黄埔六期，浙江宁海人）为参谋长。同时还加强了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到皖南雄村军统特训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击支队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希望通过政训，给官兵灌输反共法西斯思想，使忠义救国军效忠蒋介石，成为党化特务部队。其时，总部先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后移浙江昌化河桥，不久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到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三个纵队，五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员兵三万一千余人。由于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精心策划之下，获得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和整训、学习的机会，官兵的素质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时，在浙西天目山游击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挺伯伯，忠爷爷，28军小兄弟”，可见忠救军在当时浙西民众中的地位。
　　1944年，忠救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的苏南、浙江敌后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国民党的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救军也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当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曾计划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为策应美军，1944年末，中美双方商定对忠救军作强势备战部署，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制浙赣铁路北段，并在江、浙一带对日军进行情报收集、暗杀、爆破之类的特种战争。其主要方案为：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救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确保苏南、浙江铁路沿线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忠救军少将参谋长)为指挥官，张为邦(忠救军浦东行动总队长)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救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戴笠正偕美国梅乐斯将军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立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救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按：指**武装)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纵队、第五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火速开进杭州市，并与汪伪浙江省长丁默村配合阻止别的部队进驻杭州，郭履州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则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部署在沪郊，并派特务队大队长裘雨萍率部进入上海市区，协同周佛海（重庆8月12日已电令，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所部伪军警备市区，联络日军驻沪十三军松井中将司令官，阻抗**武装进入上海。抗日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以及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周佛海的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编成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另有一部分不愿离乡背井的忠义救国军官兵就地转业，自谋生计（大部被编入当地的保安团、队）。至于后来在三年国共内战当中，马志超和郭履州（郭已任交警副总局长）率五个交警总队参加国共淞沪大战，以及上海及江苏、浙江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依托忠救军旧部，成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妄图制造宁沪杭甬动乱，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那就不在本文所述及的范围之内了。


二、 在抗击日伪的战场上毫不逊色
　　抗战时期的忠义救国军，从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刚刚结束的1937年11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打进沦陷区的契子，他们的存在，困扰了日军的后方，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维系沦陷区的民心，佐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的政权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特务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讲义气，够“哥们”，孔武有力，社会经验丰富，且大多土生土长，善于利用当地的地形地物和人际关系进行作战，被日本军队称之为“猴子军”，在八年抗战当中，这支部队就是用猴子般的狡狤和灵巧，在美丽的江南水乡演出了一幕幕暗杀、爆破、破袭、策反的活剧，搅得日寇不得安宁。
　　1938年3月下旬，忠救军淞沪特遣支队五支队王寿生、宿元博部在武进至宜兴公路上一夜之间拆毁公路桥21座，把整个武宜公路烧得如同白昼（《常州文史资料》）。
　　1938年夏，忠救军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熊剑东（此人后叛变投敌）部在江苏常熟荡口曾夜袭日军营地，击毙日军30余人。同年11月中旬，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十二梯团王士兰部设下鸿门宴，捕获日伪太仓县知事黄颂声，并送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支队长熊剑东处枪毙（《常熟文史资料》第14辑）。
　　同年10月29日，忠救军第十支队第3大队副兼除奸团团长尤国桢带领20名团员袭击伪无锡县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部，击毙伪警班长陈鸿寿等3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39年1月28日，忠救军第十支队除奸团在苏州观前街击毙伪无锡县公署政务警长吴正荣(外号沙壳子)。1月9日，伪无锡县知事杨寿桐被“忠救军”抗日游击队击毙（《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
　　1940年6-7月份，忠救军二支队阮清源部在浙江嘉善西塘里韩厅茶馆击毙下乡查“良民证”的日军小队长林青（《吴县文史资料辑存·第7辑》）。
　　1942年1月14日（旧历大年除夕夜），由军统局负责人戴笠亲自指挥，忠救军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进行了一次针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是日晚9时，忠救军苏嘉沪区挺进纵队阮清源部遵命组织了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个队（每队数十人至百人不等）同时行动。纵火、惊扰两队人员事前潜入市区，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分散到市区各个场所纵火、引燃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则分作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南翔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萃庄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而集中了该部神枪手的袭击队，则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这次“除夕攻沪市”的行动，可以说是震惊中外，当时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很有效的扰乱行动”，显示着“上海以外的广大地区都为蒋委员长的部队所控制”（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蒋介石曾经在《庐山抗战声明》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广大民众献财献力；全国人民忍受艰苦，修建铁路、公路， 抢运物资； 妇女也参加战斗； 大学迁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课，培养出杨振宁这样划时代的科学家……。这等等的一切，充份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证明了中国人顽强的生存力。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以来进步的表现。而象“忠义救国军”这样的忠勇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塹，有死无退，阵地化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1942年年初，日军从驻苏州广野十三师团，驻杭州土桥二十一师团及淞沪警备旅等部中抽调共三个旅的兵力，由植田大将指挥，在苏嘉沪地区开展大规模“扫荡”，“延续达一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一万多人”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几乎遭全军覆没的危险。（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4年春，“忠救军”奉命配合×××师（番号记不起了），进袭浙江南陵一带日寇。总指挥马志超即派第一纵队指挥官李骧，率领所属3个团担负这一战斗任务。虽曾一度占领南陵县城，略获小胜，但日寇随即调动一个联队以上兵力驰赴增援，我军在日寇陆空配合反击下，节节溃退。随后放弃全部阵地，退守泾县、宣城之线。是役先后1个星期，我方兵员伤亡人数约占1／5，随即返回宁国境内整补。（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1年春夏之交，忠义救国军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正在江苏焦溪整补，其时，正值日伪军在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大肆“清乡”，日军以一个联队和一个伪军团的兵力向焦溪发起进攻。澄锡虞区挺进纵队处境十分危急，幸得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赶到救援，与第二路联合夹击，将敌团中中队歼灭。日军遭受损失，立即增调一个师团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态势，疯狂反扑。这两路忠义救国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夏光：《从阳澄湖畔到淮宝地区》）。
　　1945年8月11日——13日，驻浙江日军纠集第六、第十三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千余人进攻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浙江昌化，与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鲍志超部激战于浙江昌化的河桥；是役，忠义救国军指挥所被袭，官兵死伤约三百余人。新一团副团长俞万金被敌寇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杭州文史资料》）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而无数英烈牺牲换来的结果就是抗战的胜利。然而，如前所述，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文化不高，目光短浅，讲义气，够“哥们”，对中国历史上许多“英雄”和“哥们”的故事耳熟能详。其实，在承平之时，他们只知寻求一己的个人利益，对国家、民族之类的抽象概念并不关心，而且还有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情形发生。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蹂躏，破坏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变成了只要一粒火种就能点着的干柴，此时此刻，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他们立刻就会蜂拥而起，抵抗外侮。而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正是这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迎合了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愿望，以“忠义”为号召，以“救国”为目标，唤醒了这些人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抗日前线的英勇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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