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政何必高学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14:41:19
官员假学历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很可能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
治理的关键不在大学严格管理学历发放，而在官场改换入门与晋升的规则。
官与科举的演变
“官”的称呼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孔颖达为《礼记》疏：“官者管也。”其时的官颇具家臣性质。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衰微，君主制兴起。后者为“官”注入了有别于封建的新的内涵：俸禄不封地，任命不世袭。此时贵族与庶民间的严格界限被冲决，新的士阶层形成，其属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领，所谓“学习道艺者”。这之中最大的革命性是为官不必贵族出身。秦始皇以郡县代替分封，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禄，将帝制定于一尊。
战国之际，官员、门客多由或显或隐的推荐而谋面和上岗的。汉代的察举制不过是将推荐制度化。新制度一旦建立，新的博弈就开始了：帝王以察举取代封建世袭；官僚们以其道还治其身，凭借相互举荐将官职圈入各自家族中。在这一博弈中，帝王及其集权制几乎败北。
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将州县长官辟署属僚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就要求中央吏部手中掌握大批人才。于是科举出场了。李世民完善科举制的要点是“投牒自荐”。就打击“举主—门阀”而言，这是釜底抽薪。科举是帝制的基石。从此封建复辟之路断绝，官员与科举代代联姻。
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相比之下，科举功名合法性的程度显然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更迭，科举制贯穿1300年。
但几乎自科举实行之日起，便有了效度的争论，即科举成绩与做官能力是否吻合。而科举制一旦建立，应试学就产生了，它导致考生追求的是科举功名，而非真才实学，就是说在博弈中考试的效度每况愈下。
帝王们不可能罔顾官员的能力，为保证效率，清代衙门完成了三种角色的组合：官、吏、师爷。清代曾同时有2万名文官、百万胥吏、2万师爷。三者身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准入机制。官员的正途是通过科举。官位是众矢之的。要让众人服膺、社会安定，就要建立公正的入仕之途。而竞争的激烈一定导致考试效度锐减。清代的官场凭借两个懂业务的低身份群体来辅佐官员。胥吏的出身是世袭加师徒制。官与吏的合作，存先天性矛盾。胥吏是通业务的地头蛇，很可能蒙蔽欺骗不通业务、人地生疏的官员。刑名师爷（管司法）和钱谷师爷（管税收财务）必要专习三年，而后寻求入幕。官员带上从“师爷市场”中自选、自酬的帮手，一同上任。如此“三合一”的方式，解决了名分、权位、竞争、效度、专业能力、监督、制衡等一系列问题。
1978年以后的中国决策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入仕的资格是什么？其后发生的是，官员文化程度的反弹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反弹中包含着种种勾当，但这依然说明决策者价值观上的回归。几乎不可能不如此：反文化已天怒人怨，选官正无路可循，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中。
自1995年始，统计趋于细致。其一，学历类别划分更细，特别是增添了研究生和大专生学历。其二，学历上有了干部的分层统计；这样统计中既有全国干部学历的总体情况，也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学历的情况。极大地便利大家全面、具体地了解我国干部的学历。
或许要拜托共和国五十周年的庆典佳期，1999年出版的《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及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向社会呈现了上述翔实的统计数字。随大日子的逝去，研究者和读者不再能得到1998年以后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我更愿意用以分析比较的是干部总体、省地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历年学历，无奈已成无米之炊。唯一能找到的是各届中共中央委员的学历。我以为，使用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来分析，强过中央委员。因为最高级别的官员的代表性其实偏弱。且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具有更大的匿名性，这是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中央委员的学历会诱发读者的某种想象，这不是价值无涉的研究所期望的。但我们没有选择。毕竟有胜于无。于是我经过自己的计算，呈现出表5、表6。
对以上统计数字的分析，自然见仁见智。它们给笔者的突出印象有三。
第一，1995年—2010年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从3.19万增加到38.36万，其中博士毕业生从4641人增至48987人，后者分别为前者的12倍、10.6倍。而1995年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中研究生学历占10.6%（见表4），而2013年中央委员中的研究生学历占69.3%（见表5），后者是前者的6.5倍。
第二，第18届（2013年）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大学、大专学历分别占69.3%、22.5%、4.4%。即大专以上学历占96.2%，大学以上学历占91.8%，研究生学历者近七成。绝对的高学历。
第三，51%的第18届中央委员的个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在全部第18届中央委员的研究生学历中，近三分之二（65.5%）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准确地说，23.9%的中央委员拥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学历，45.4%拥有“在职”和“党校”的研究生学历。前一比例（23.9%）绝不算低，后一比例（45.4%）则堪称惊人。清代的“非正途”学历在1949年以后历经“轻视学历—回归学历”的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复活，且规模远在清代之上。
对今日官员学历的思考
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且环顾四周，还是效仿古代科举功名最易行。但这种选择在认识上犯了一个错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威的合法性遭遇极大的挑战。古代帝王刻意赐予科举功名者极大的荣誉。但他自己断乎不会去博取科场功名，因为他最清楚皇权与官职间的天堑之隔，深谙科举功名无力为最高权力增添合法性。
在历史演化中，官僚系统的变故其实有限，皇权经历的却是覆灭与逊位。传统社会中，国家最高权力被皇家垄断。现代国家中最高权力已成动态，元首的期限每在一、两届，其权限是组织和指挥内阁。就是说，随着权柄从皇权向现代政府的转移，这一层次上的合法性发生了革命。但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可能由此发生，即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不幸，这是本末倒置。事实刚好相反，现代政府合法性的解决，常常导致官员学历资格的放宽。
高学历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甚至它对官员的托举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众化。清王朝统治了268年。会试每三年一次，为鼓励举子借种种缘由添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会试112科，共授予进士（做官之必然资格）26391人，平均每年将近100名进士。这数量稍稍大于现今每年各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的数目。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48987个，一年的数量是清代二百余年中的进士数量的1.85倍。博士学位泛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会拥有昔日进士的荣耀呢。
今日博士不及旧日进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获取博士仍需天资加勤奋。全天候三年以上的学习能完成博士论文尚且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几乎不可思议，成色绝对生疑。挑剔一位官员无博士学位，只能显出挑剔者自身弱智，但谴责一位官员的虚假学历，却理所当然。清代入仕路径不一，而科举入仕被称为“正途”是因为军功、捐纳、任子等路径不过硬。不过硬也罢，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图证明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证伪。此风泛滥，将严重打击整个官僚系统的合法性。
在近现代社会中，先于教育大众化发生的是教育“输出”之途的变迁。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除了作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做大，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大致说，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
其实，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以大学毕业后在实干中学习，甚至，那很可能是更好的学习。但是岗位竞争导致学历看涨。各领域中好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同样地升高，也同样的不必要。但负面效应并不一致。学术职业对高学历的要求，可能负作用最小，因为攻读博士与学术工作的相似性最大。与之相比，官场的高学历要求，负作用最大，因为所学与所做关系最弱。偏偏依照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功名最高者入仕，官员的学历也该很高。
入门标准足以造成官场高学历。促进中国官场高学历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已经进入官场的官员对学历的追求，“在职研究生”是他们与学校的共谋。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用作晋升筹码将学历的作用发挥到荒诞的地步。因为初始时在众多的候选者中无从选择，才推出了考试制度。日后的实际工作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官场入门的充要条件，但入门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全部官员中，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前文说过，清代官僚系统是“三位一体”：官员、师爷、胥吏。公正却也日趋严酷的竞争导致科举的效度降低，故进士入仕时多不通政务。此一缺憾要靠深通政务专业的师爷和胥吏去弥补。在今天的官场中，已经没有师徒制出身的胥吏和受过三年刑名或钱谷教育的师爷。官员几乎统统是高学历的持有者。没有了第二、三种角色的弥补，官员的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越发不谙世事，不通政务。
每个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16—30岁。过了这时段，学习效果与时俱下。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能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都是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却绝非校园书斋所能养育，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故一个官员的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沿着股长、副乡长、乡长、县局长、副县长、县长，一路走来。若成为博士，意味着28岁以后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发育。
综上所述，一方面，官员假学历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很可能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高学历的趋势不是好事情。治理的关键在下游而非上游，即不在大学严格管理学历发放，而在官场改换入门与晋升的规则。建立新机制的关键，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员的好履历。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高学历的趋势将迅速扭转。
当今中国教育的病因是“学历的军备竞赛”。而抑制它的关键在用人方。当今众多学子唯官场马首是瞻。如果官场进入与晋升的尺度改变，轻高级学历，重基层履历，必将改变学生们的求学方式与就读年期。如果从官场到公司，招聘人才时都不再迷信学历，对学历军备竞赛将是釜底抽薪。对官场与学子，对公司与社会，都是双赢、共赢。何乐而不为？http://www.infzm.com/content/95372官员假学历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很可能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
治理的关键不在大学严格管理学历发放，而在官场改换入门与晋升的规则。
官与科举的演变
“官”的称呼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孔颖达为《礼记》疏：“官者管也。”其时的官颇具家臣性质。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衰微，君主制兴起。后者为“官”注入了有别于封建的新的内涵：俸禄不封地，任命不世袭。此时贵族与庶民间的严格界限被冲决，新的士阶层形成，其属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领，所谓“学习道艺者”。这之中最大的革命性是为官不必贵族出身。秦始皇以郡县代替分封，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禄，将帝制定于一尊。
战国之际，官员、门客多由或显或隐的推荐而谋面和上岗的。汉代的察举制不过是将推荐制度化。新制度一旦建立，新的博弈就开始了：帝王以察举取代封建世袭；官僚们以其道还治其身，凭借相互举荐将官职圈入各自家族中。在这一博弈中，帝王及其集权制几乎败北。
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将州县长官辟署属僚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就要求中央吏部手中掌握大批人才。于是科举出场了。李世民完善科举制的要点是“投牒自荐”。就打击“举主—门阀”而言，这是釜底抽薪。科举是帝制的基石。从此封建复辟之路断绝，官员与科举代代联姻。
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相比之下，科举功名合法性的程度显然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更迭，科举制贯穿1300年。
但几乎自科举实行之日起，便有了效度的争论，即科举成绩与做官能力是否吻合。而科举制一旦建立，应试学就产生了，它导致考生追求的是科举功名，而非真才实学，就是说在博弈中考试的效度每况愈下。
帝王们不可能罔顾官员的能力，为保证效率，清代衙门完成了三种角色的组合：官、吏、师爷。清代曾同时有2万名文官、百万胥吏、2万师爷。三者身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准入机制。官员的正途是通过科举。官位是众矢之的。要让众人服膺、社会安定，就要建立公正的入仕之途。而竞争的激烈一定导致考试效度锐减。清代的官场凭借两个懂业务的低身份群体来辅佐官员。胥吏的出身是世袭加师徒制。官与吏的合作，存先天性矛盾。胥吏是通业务的地头蛇，很可能蒙蔽欺骗不通业务、人地生疏的官员。刑名师爷（管司法）和钱谷师爷（管税收财务）必要专习三年，而后寻求入幕。官员带上从“师爷市场”中自选、自酬的帮手，一同上任。如此“三合一”的方式，解决了名分、权位、竞争、效度、专业能力、监督、制衡等一系列问题。
1978年以后的中国决策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入仕的资格是什么？其后发生的是，官员文化程度的反弹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反弹中包含着种种勾当，但这依然说明决策者价值观上的回归。几乎不可能不如此：反文化已天怒人怨，选官正无路可循，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中。
自1995年始，统计趋于细致。其一，学历类别划分更细，特别是增添了研究生和大专生学历。其二，学历上有了干部的分层统计；这样统计中既有全国干部学历的总体情况，也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学历的情况。极大地便利大家全面、具体地了解我国干部的学历。
或许要拜托共和国五十周年的庆典佳期，1999年出版的《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及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向社会呈现了上述翔实的统计数字。随大日子的逝去，研究者和读者不再能得到1998年以后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我更愿意用以分析比较的是干部总体、省地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历年学历，无奈已成无米之炊。唯一能找到的是各届中共中央委员的学历。我以为，使用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来分析，强过中央委员。因为最高级别的官员的代表性其实偏弱。且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具有更大的匿名性，这是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中央委员的学历会诱发读者的某种想象，这不是价值无涉的研究所期望的。但我们没有选择。毕竟有胜于无。于是我经过自己的计算，呈现出表5、表6。
对以上统计数字的分析，自然见仁见智。它们给笔者的突出印象有三。
第一，1995年—2010年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从3.19万增加到38.36万，其中博士毕业生从4641人增至48987人，后者分别为前者的12倍、10.6倍。而1995年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中研究生学历占10.6%（见表4），而2013年中央委员中的研究生学历占69.3%（见表5），后者是前者的6.5倍。
第二，第18届（2013年）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大学、大专学历分别占69.3%、22.5%、4.4%。即大专以上学历占96.2%，大学以上学历占91.8%，研究生学历者近七成。绝对的高学历。
第三，51%的第18届中央委员的个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在全部第18届中央委员的研究生学历中，近三分之二（65.5%）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准确地说，23.9%的中央委员拥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学历，45.4%拥有“在职”和“党校”的研究生学历。前一比例（23.9%）绝不算低，后一比例（45.4%）则堪称惊人。清代的“非正途”学历在1949年以后历经“轻视学历—回归学历”的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复活，且规模远在清代之上。
对今日官员学历的思考
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且环顾四周，还是效仿古代科举功名最易行。但这种选择在认识上犯了一个错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威的合法性遭遇极大的挑战。古代帝王刻意赐予科举功名者极大的荣誉。但他自己断乎不会去博取科场功名，因为他最清楚皇权与官职间的天堑之隔，深谙科举功名无力为最高权力增添合法性。
在历史演化中，官僚系统的变故其实有限，皇权经历的却是覆灭与逊位。传统社会中，国家最高权力被皇家垄断。现代国家中最高权力已成动态，元首的期限每在一、两届，其权限是组织和指挥内阁。就是说，随着权柄从皇权向现代政府的转移，这一层次上的合法性发生了革命。但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可能由此发生，即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不幸，这是本末倒置。事实刚好相反，现代政府合法性的解决，常常导致官员学历资格的放宽。
高学历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甚至它对官员的托举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众化。清王朝统治了268年。会试每三年一次，为鼓励举子借种种缘由添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会试112科，共授予进士（做官之必然资格）26391人，平均每年将近100名进士。这数量稍稍大于现今每年各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的数目。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48987个，一年的数量是清代二百余年中的进士数量的1.85倍。博士学位泛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会拥有昔日进士的荣耀呢。
今日博士不及旧日进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获取博士仍需天资加勤奋。全天候三年以上的学习能完成博士论文尚且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几乎不可思议，成色绝对生疑。挑剔一位官员无博士学位，只能显出挑剔者自身弱智，但谴责一位官员的虚假学历，却理所当然。清代入仕路径不一，而科举入仕被称为“正途”是因为军功、捐纳、任子等路径不过硬。不过硬也罢，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图证明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证伪。此风泛滥，将严重打击整个官僚系统的合法性。
在近现代社会中，先于教育大众化发生的是教育“输出”之途的变迁。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除了作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做大，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大致说，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
其实，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以大学毕业后在实干中学习，甚至，那很可能是更好的学习。但是岗位竞争导致学历看涨。各领域中好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同样地升高，也同样的不必要。但负面效应并不一致。学术职业对高学历的要求，可能负作用最小，因为攻读博士与学术工作的相似性最大。与之相比，官场的高学历要求，负作用最大，因为所学与所做关系最弱。偏偏依照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功名最高者入仕，官员的学历也该很高。
入门标准足以造成官场高学历。促进中国官场高学历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已经进入官场的官员对学历的追求，“在职研究生”是他们与学校的共谋。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用作晋升筹码将学历的作用发挥到荒诞的地步。因为初始时在众多的候选者中无从选择，才推出了考试制度。日后的实际工作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官场入门的充要条件，但入门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全部官员中，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前文说过，清代官僚系统是“三位一体”：官员、师爷、胥吏。公正却也日趋严酷的竞争导致科举的效度降低，故进士入仕时多不通政务。此一缺憾要靠深通政务专业的师爷和胥吏去弥补。在今天的官场中，已经没有师徒制出身的胥吏和受过三年刑名或钱谷教育的师爷。官员几乎统统是高学历的持有者。没有了第二、三种角色的弥补，官员的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越发不谙世事，不通政务。
每个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16—30岁。过了这时段，学习效果与时俱下。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能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都是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却绝非校园书斋所能养育，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故一个官员的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沿着股长、副乡长、乡长、县局长、副县长、县长，一路走来。若成为博士，意味着28岁以后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发育。
综上所述，一方面，官员假学历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很可能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高学历的趋势不是好事情。治理的关键在下游而非上游，即不在大学严格管理学历发放，而在官场改换入门与晋升的规则。建立新机制的关键，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员的好履历。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高学历的趋势将迅速扭转。
当今中国教育的病因是“学历的军备竞赛”。而抑制它的关键在用人方。当今众多学子唯官场马首是瞻。如果官场进入与晋升的尺度改变，轻高级学历，重基层履历，必将改变学生们的求学方式与就读年期。如果从官场到公司，招聘人才时都不再迷信学历，对学历军备竞赛将是釜底抽薪。对官场与学子，对公司与社会，都是双赢、共赢。何乐而不为？http://www.infzm.com/content/95372
治理的关键不在大学严格管理学历发放，而在官场改换入门与晋升的规则。
官与科举的演变
“官”的称呼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孔颖达为《礼记》疏：“官者管也。”其时的官颇具家臣性质。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衰微，君主制兴起。后者为“官”注入了有别于封建的新的内涵：俸禄不封地，任命不世袭。此时贵族与庶民间的严格界限被冲决，新的士阶层形成，其属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领，所谓“学习道艺者”。这之中最大的革命性是为官不必贵族出身。秦始皇以郡县代替分封，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禄，将帝制定于一尊。
战国之际，官员、门客多由或显或隐的推荐而谋面和上岗的。汉代的察举制不过是将推荐制度化。新制度一旦建立，新的博弈就开始了：帝王以察举取代封建世袭；官僚们以其道还治其身，凭借相互举荐将官职圈入各自家族中。在这一博弈中，帝王及其集权制几乎败北。
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将州县长官辟署属僚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就要求中央吏部手中掌握大批人才。于是科举出场了。李世民完善科举制的要点是“投牒自荐”。就打击“举主—门阀”而言，这是釜底抽薪。科举是帝制的基石。从此封建复辟之路断绝，官员与科举代代联姻。
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相比之下，科举功名合法性的程度显然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更迭，科举制贯穿1300年。
但几乎自科举实行之日起，便有了效度的争论，即科举成绩与做官能力是否吻合。而科举制一旦建立，应试学就产生了，它导致考生追求的是科举功名，而非真才实学，就是说在博弈中考试的效度每况愈下。
帝王们不可能罔顾官员的能力，为保证效率，清代衙门完成了三种角色的组合：官、吏、师爷。清代曾同时有2万名文官、百万胥吏、2万师爷。三者身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准入机制。官员的正途是通过科举。官位是众矢之的。要让众人服膺、社会安定，就要建立公正的入仕之途。而竞争的激烈一定导致考试效度锐减。清代的官场凭借两个懂业务的低身份群体来辅佐官员。胥吏的出身是世袭加师徒制。官与吏的合作，存先天性矛盾。胥吏是通业务的地头蛇，很可能蒙蔽欺骗不通业务、人地生疏的官员。刑名师爷（管司法）和钱谷师爷（管税收财务）必要专习三年，而后寻求入幕。官员带上从“师爷市场”中自选、自酬的帮手，一同上任。如此“三合一”的方式，解决了名分、权位、竞争、效度、专业能力、监督、制衡等一系列问题。
1978年以后的中国决策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入仕的资格是什么？其后发生的是，官员文化程度的反弹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反弹中包含着种种勾当，但这依然说明决策者价值观上的回归。几乎不可能不如此：反文化已天怒人怨，选官正无路可循，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中。
自1995年始，统计趋于细致。其一，学历类别划分更细，特别是增添了研究生和大专生学历。其二，学历上有了干部的分层统计；这样统计中既有全国干部学历的总体情况，也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学历的情况。极大地便利大家全面、具体地了解我国干部的学历。
或许要拜托共和国五十周年的庆典佳期，1999年出版的《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及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向社会呈现了上述翔实的统计数字。随大日子的逝去，研究者和读者不再能得到1998年以后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我更愿意用以分析比较的是干部总体、省地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历年学历，无奈已成无米之炊。唯一能找到的是各届中共中央委员的学历。我以为，使用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来分析，强过中央委员。因为最高级别的官员的代表性其实偏弱。且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具有更大的匿名性，这是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中央委员的学历会诱发读者的某种想象，这不是价值无涉的研究所期望的。但我们没有选择。毕竟有胜于无。于是我经过自己的计算，呈现出表5、表6。
对以上统计数字的分析，自然见仁见智。它们给笔者的突出印象有三。
第一，1995年—2010年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从3.19万增加到38.36万，其中博士毕业生从4641人增至48987人，后者分别为前者的12倍、10.6倍。而1995年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中研究生学历占10.6%（见表4），而2013年中央委员中的研究生学历占69.3%（见表5），后者是前者的6.5倍。
第二，第18届（2013年）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大学、大专学历分别占69.3%、22.5%、4.4%。即大专以上学历占96.2%，大学以上学历占91.8%，研究生学历者近七成。绝对的高学历。
第三，51%的第18届中央委员的个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在全部第18届中央委员的研究生学历中，近三分之二（65.5%）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准确地说，23.9%的中央委员拥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学历，45.4%拥有“在职”和“党校”的研究生学历。前一比例（23.9%）绝不算低，后一比例（45.4%）则堪称惊人。清代的“非正途”学历在1949年以后历经“轻视学历—回归学历”的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复活，且规模远在清代之上。
对今日官员学历的思考
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且环顾四周，还是效仿古代科举功名最易行。但这种选择在认识上犯了一个错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威的合法性遭遇极大的挑战。古代帝王刻意赐予科举功名者极大的荣誉。但他自己断乎不会去博取科场功名，因为他最清楚皇权与官职间的天堑之隔，深谙科举功名无力为最高权力增添合法性。
在历史演化中，官僚系统的变故其实有限，皇权经历的却是覆灭与逊位。传统社会中，国家最高权力被皇家垄断。现代国家中最高权力已成动态，元首的期限每在一、两届，其权限是组织和指挥内阁。就是说，随着权柄从皇权向现代政府的转移，这一层次上的合法性发生了革命。但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可能由此发生，即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不幸，这是本末倒置。事实刚好相反，现代政府合法性的解决，常常导致官员学历资格的放宽。
高学历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甚至它对官员的托举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众化。清王朝统治了268年。会试每三年一次，为鼓励举子借种种缘由添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会试112科，共授予进士（做官之必然资格）26391人，平均每年将近100名进士。这数量稍稍大于现今每年各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的数目。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48987个，一年的数量是清代二百余年中的进士数量的1.85倍。博士学位泛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会拥有昔日进士的荣耀呢。
今日博士不及旧日进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获取博士仍需天资加勤奋。全天候三年以上的学习能完成博士论文尚且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几乎不可思议，成色绝对生疑。挑剔一位官员无博士学位，只能显出挑剔者自身弱智，但谴责一位官员的虚假学历，却理所当然。清代入仕路径不一，而科举入仕被称为“正途”是因为军功、捐纳、任子等路径不过硬。不过硬也罢，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图证明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证伪。此风泛滥，将严重打击整个官僚系统的合法性。
在近现代社会中，先于教育大众化发生的是教育“输出”之途的变迁。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除了作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做大，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大致说，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
其实，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以大学毕业后在实干中学习，甚至，那很可能是更好的学习。但是岗位竞争导致学历看涨。各领域中好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同样地升高，也同样的不必要。但负面效应并不一致。学术职业对高学历的要求，可能负作用最小，因为攻读博士与学术工作的相似性最大。与之相比，官场的高学历要求，负作用最大，因为所学与所做关系最弱。偏偏依照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功名最高者入仕，官员的学历也该很高。
入门标准足以造成官场高学历。促进中国官场高学历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已经进入官场的官员对学历的追求，“在职研究生”是他们与学校的共谋。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用作晋升筹码将学历的作用发挥到荒诞的地步。因为初始时在众多的候选者中无从选择，才推出了考试制度。日后的实际工作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官场入门的充要条件，但入门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全部官员中，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前文说过，清代官僚系统是“三位一体”：官员、师爷、胥吏。公正却也日趋严酷的竞争导致科举的效度降低，故进士入仕时多不通政务。此一缺憾要靠深通政务专业的师爷和胥吏去弥补。在今天的官场中，已经没有师徒制出身的胥吏和受过三年刑名或钱谷教育的师爷。官员几乎统统是高学历的持有者。没有了第二、三种角色的弥补，官员的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越发不谙世事，不通政务。
每个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16—30岁。过了这时段，学习效果与时俱下。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能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都是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却绝非校园书斋所能养育，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故一个官员的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沿着股长、副乡长、乡长、县局长、副县长、县长，一路走来。若成为博士，意味着28岁以后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发育。
综上所述，一方面，官员假学历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很可能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高学历的趋势不是好事情。治理的关键在下游而非上游，即不在大学严格管理学历发放，而在官场改换入门与晋升的规则。建立新机制的关键，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员的好履历。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高学历的趋势将迅速扭转。
当今中国教育的病因是“学历的军备竞赛”。而抑制它的关键在用人方。当今众多学子唯官场马首是瞻。如果官场进入与晋升的尺度改变，轻高级学历，重基层履历，必将改变学生们的求学方式与就读年期。如果从官场到公司，招聘人才时都不再迷信学历，对学历军备竞赛将是釜底抽薪。对官场与学子，对公司与社会，都是双赢、共赢。何乐而不为？http://www.infzm.com/content/95372官员假学历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很可能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
治理的关键不在大学严格管理学历发放，而在官场改换入门与晋升的规则。
官与科举的演变
“官”的称呼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孔颖达为《礼记》疏：“官者管也。”其时的官颇具家臣性质。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衰微，君主制兴起。后者为“官”注入了有别于封建的新的内涵：俸禄不封地，任命不世袭。此时贵族与庶民间的严格界限被冲决，新的士阶层形成，其属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领，所谓“学习道艺者”。这之中最大的革命性是为官不必贵族出身。秦始皇以郡县代替分封，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禄，将帝制定于一尊。
战国之际，官员、门客多由或显或隐的推荐而谋面和上岗的。汉代的察举制不过是将推荐制度化。新制度一旦建立，新的博弈就开始了：帝王以察举取代封建世袭；官僚们以其道还治其身，凭借相互举荐将官职圈入各自家族中。在这一博弈中，帝王及其集权制几乎败北。
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将州县长官辟署属僚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就要求中央吏部手中掌握大批人才。于是科举出场了。李世民完善科举制的要点是“投牒自荐”。就打击“举主—门阀”而言，这是釜底抽薪。科举是帝制的基石。从此封建复辟之路断绝，官员与科举代代联姻。
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相比之下，科举功名合法性的程度显然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更迭，科举制贯穿1300年。
但几乎自科举实行之日起，便有了效度的争论，即科举成绩与做官能力是否吻合。而科举制一旦建立，应试学就产生了，它导致考生追求的是科举功名，而非真才实学，就是说在博弈中考试的效度每况愈下。
帝王们不可能罔顾官员的能力，为保证效率，清代衙门完成了三种角色的组合：官、吏、师爷。清代曾同时有2万名文官、百万胥吏、2万师爷。三者身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准入机制。官员的正途是通过科举。官位是众矢之的。要让众人服膺、社会安定，就要建立公正的入仕之途。而竞争的激烈一定导致考试效度锐减。清代的官场凭借两个懂业务的低身份群体来辅佐官员。胥吏的出身是世袭加师徒制。官与吏的合作，存先天性矛盾。胥吏是通业务的地头蛇，很可能蒙蔽欺骗不通业务、人地生疏的官员。刑名师爷（管司法）和钱谷师爷（管税收财务）必要专习三年，而后寻求入幕。官员带上从“师爷市场”中自选、自酬的帮手，一同上任。如此“三合一”的方式，解决了名分、权位、竞争、效度、专业能力、监督、制衡等一系列问题。
1978年以后的中国决策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入仕的资格是什么？其后发生的是，官员文化程度的反弹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反弹中包含着种种勾当，但这依然说明决策者价值观上的回归。几乎不可能不如此：反文化已天怒人怨，选官正无路可循，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中。
自1995年始，统计趋于细致。其一，学历类别划分更细，特别是增添了研究生和大专生学历。其二，学历上有了干部的分层统计；这样统计中既有全国干部学历的总体情况，也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学历的情况。极大地便利大家全面、具体地了解我国干部的学历。
或许要拜托共和国五十周年的庆典佳期，1999年出版的《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及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向社会呈现了上述翔实的统计数字。随大日子的逝去，研究者和读者不再能得到1998年以后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我更愿意用以分析比较的是干部总体、省地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历年学历，无奈已成无米之炊。唯一能找到的是各届中共中央委员的学历。我以为，使用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来分析，强过中央委员。因为最高级别的官员的代表性其实偏弱。且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具有更大的匿名性，这是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中央委员的学历会诱发读者的某种想象，这不是价值无涉的研究所期望的。但我们没有选择。毕竟有胜于无。于是我经过自己的计算，呈现出表5、表6。
对以上统计数字的分析，自然见仁见智。它们给笔者的突出印象有三。
第一，1995年—2010年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从3.19万增加到38.36万，其中博士毕业生从4641人增至48987人，后者分别为前者的12倍、10.6倍。而1995年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中研究生学历占10.6%（见表4），而2013年中央委员中的研究生学历占69.3%（见表5），后者是前者的6.5倍。
第二，第18届（2013年）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大学、大专学历分别占69.3%、22.5%、4.4%。即大专以上学历占96.2%，大学以上学历占91.8%，研究生学历者近七成。绝对的高学历。
第三，51%的第18届中央委员的个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在全部第18届中央委员的研究生学历中，近三分之二（65.5%）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准确地说，23.9%的中央委员拥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学历，45.4%拥有“在职”和“党校”的研究生学历。前一比例（23.9%）绝不算低，后一比例（45.4%）则堪称惊人。清代的“非正途”学历在1949年以后历经“轻视学历—回归学历”的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复活，且规模远在清代之上。
对今日官员学历的思考
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且环顾四周，还是效仿古代科举功名最易行。但这种选择在认识上犯了一个错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威的合法性遭遇极大的挑战。古代帝王刻意赐予科举功名者极大的荣誉。但他自己断乎不会去博取科场功名，因为他最清楚皇权与官职间的天堑之隔，深谙科举功名无力为最高权力增添合法性。
在历史演化中，官僚系统的变故其实有限，皇权经历的却是覆灭与逊位。传统社会中，国家最高权力被皇家垄断。现代国家中最高权力已成动态，元首的期限每在一、两届，其权限是组织和指挥内阁。就是说，随着权柄从皇权向现代政府的转移，这一层次上的合法性发生了革命。但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可能由此发生，即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不幸，这是本末倒置。事实刚好相反，现代政府合法性的解决，常常导致官员学历资格的放宽。
高学历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甚至它对官员的托举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众化。清王朝统治了268年。会试每三年一次，为鼓励举子借种种缘由添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会试112科，共授予进士（做官之必然资格）26391人，平均每年将近100名进士。这数量稍稍大于现今每年各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的数目。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48987个，一年的数量是清代二百余年中的进士数量的1.85倍。博士学位泛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会拥有昔日进士的荣耀呢。
今日博士不及旧日进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获取博士仍需天资加勤奋。全天候三年以上的学习能完成博士论文尚且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几乎不可思议，成色绝对生疑。挑剔一位官员无博士学位，只能显出挑剔者自身弱智，但谴责一位官员的虚假学历，却理所当然。清代入仕路径不一，而科举入仕被称为“正途”是因为军功、捐纳、任子等路径不过硬。不过硬也罢，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图证明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证伪。此风泛滥，将严重打击整个官僚系统的合法性。
在近现代社会中，先于教育大众化发生的是教育“输出”之途的变迁。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除了作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做大，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大致说，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
其实，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以大学毕业后在实干中学习，甚至，那很可能是更好的学习。但是岗位竞争导致学历看涨。各领域中好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同样地升高，也同样的不必要。但负面效应并不一致。学术职业对高学历的要求，可能负作用最小，因为攻读博士与学术工作的相似性最大。与之相比，官场的高学历要求，负作用最大，因为所学与所做关系最弱。偏偏依照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功名最高者入仕，官员的学历也该很高。
入门标准足以造成官场高学历。促进中国官场高学历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已经进入官场的官员对学历的追求，“在职研究生”是他们与学校的共谋。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用作晋升筹码将学历的作用发挥到荒诞的地步。因为初始时在众多的候选者中无从选择，才推出了考试制度。日后的实际工作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官场入门的充要条件，但入门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全部官员中，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前文说过，清代官僚系统是“三位一体”：官员、师爷、胥吏。公正却也日趋严酷的竞争导致科举的效度降低，故进士入仕时多不通政务。此一缺憾要靠深通政务专业的师爷和胥吏去弥补。在今天的官场中，已经没有师徒制出身的胥吏和受过三年刑名或钱谷教育的师爷。官员几乎统统是高学历的持有者。没有了第二、三种角色的弥补，官员的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越发不谙世事，不通政务。
每个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16—30岁。过了这时段，学习效果与时俱下。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能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都是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却绝非校园书斋所能养育，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故一个官员的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沿着股长、副乡长、乡长、县局长、副县长、县长，一路走来。若成为博士，意味着28岁以后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发育。
综上所述，一方面，官员假学历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很可能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高学历的趋势不是好事情。治理的关键在下游而非上游，即不在大学严格管理学历发放，而在官场改换入门与晋升的规则。建立新机制的关键，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员的好履历。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高学历的趋势将迅速扭转。
当今中国教育的病因是“学历的军备竞赛”。而抑制它的关键在用人方。当今众多学子唯官场马首是瞻。如果官场进入与晋升的尺度改变，轻高级学历，重基层履历，必将改变学生们的求学方式与就读年期。如果从官场到公司，招聘人才时都不再迷信学历，对学历军备竞赛将是釜底抽薪。对官场与学子，对公司与社会，都是双赢、共赢。何乐而不为？http://www.infzm.com/content/95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