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把儒家奉为至宝，而中国人却视为鸡肋？—— ...

有不少人认为儒家思想是导致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欲铲除之而后快。但自诩为中华文明继承者的日本人却将之奉为至宝？近代以来文化相近的两国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里确实具有耐人寻味的东西。让我们来回味一下近代以来儒家学说在两国不同的际遇吧。
孔子创建儒学是在春秋时代，儒学是关于君臣、父子、朋友之间关系的伦理学说，孔子提倡尊卑有序，认为各人恪守一定的等级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须。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坐稳江山都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在唐代，日本人将儒家学说引入。
1871年12月，刚刚开始维新的日本明治政府为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派出以右大臣(相当于第一副总理)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简称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使明治政府领导人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吸取了欧美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岩仓使团在西方诸国除了考察军营、工厂、议会、学校之外，还做了一件对以后影响颇大的事情，那就是拜访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学者斯宾塞。
岩仓使团就横亘于日本前途上的诸多问题叩询斯宾塞。斯宾塞此前对日本这个国家并不了解，在经过漫长的交谈之后，凭着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洞悉，斯宾塞将结论写给了使团。论及等级制度，斯宾塞说日本的传统等级制度是国民福祉无与伦比的基础，应加倍地保护、培育并令之存续下去。斯宾塞认为，日本的一大优点是对长辈尤其对天皇拥有传统的义务，日本会在长辈的领导下坚实地前进。日本因此也可防止许多个人主义国家无法回避的种种困难。也就是说，斯宾塞认为日本拥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建议日本应固守自己已有的一些根本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
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日本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东西，而是恪守着自己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因为按照斯宾塞的观点，固守传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石，否则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从而损害国民的福祉。国民对国家尽忠，毫无疑问是国家安定的第一要务。在社会组织中尊敬长辈，并在长辈的带领下坚实地前进。这句话里包含着哪些内容呢？社会组织（无论是工厂、机关、学校、军队）的领导者必须是具有长辈身份的人，具备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和威望，也就是资历。在日本，无论是政府机构或民营公司的决策层人员的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没有这样的资历是当不了领导的。这种情况有以下优点：1、年轻人二十多岁进入公司就得埋头踏踏实实地干，晋升是遥远的事情，不要去想，这就使人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2、如果有人年纪轻轻就占据了要位，很多人就会陷入丧失希望的痛苦中，于是，组织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在所难免。所以在日本，即便你是富二代、官二代，要想爬上高位你也要等到了年龄再说，这样就省却了许多其他人的愤懑和不服。3、日本的公司都是按照年资拿工资，没有得到晋升的老职员也比年轻一些的中层干部工资高，这被解释为年轻时付出的努力到年老时得到回报。这种收入分配体制培育了人们对组织的忠诚和归属感，而且人们之间收入的差距不会太大。日本虽然建立了西方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但政府和法院却始终运用行政权利和司法裁判在维护着这一传统。
由长辈们带领的各种社会组织严密地控制着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长辈和上司面前大气都不敢出的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很多自由，但是却带来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日本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只有少数几个北欧国家可与之相比（大量伊斯兰移民后情况有所改变）。日本的贫富差距极小，国民中收入最低的1/5人和最高的1/5人之间的所得倍率仅为2.9倍，美国是9.1倍，法国、英国等是10倍以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在10倍以上，当今的中国保守估计也在7倍以上。而且，日本国民的社会保障也很完备，医疗、社会保险全民覆盖。除了二战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外，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没有出现过大的社会动荡。富裕、贫富差别小、社会秩序好、社会保障完善……这是多少国家梦寐以求要实现的目标啊？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也有一批公知把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奉为圣典，高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口号，要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推行这一套普世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实在是诱惑人，幸亏岩仓使团叩询了斯宾塞，保留了日本的基本传统，否则明治维新会使日本走向另一条路，发展为另一个菲律宾，历史上就不会有甲午战争和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人的幸运实在是中国的不幸。上世纪初，当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最终决定维新时，派遣了五大臣出访欧美等国，试图取得富国强兵的真经，但斯宾塞当时已经去世两年了，中国因此失去了聆听这位伟大学者提供宝贵建议的机会，这就是国运。
曾经有人把德国和日本在近代的崛起做比较，说德国比日本做得好，因为德国不仅有发达的科技和工业，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为世界贡献了若干大师：哲学大师黑格尔、音乐大师贝多芬、文学巨匠歌德、希勒等。日本近代“脱亚入欧”只是创造了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方面的大师出现。甚至还不如中国，中国至少还有孔子吧。其实有没有大师有什么关系？只要老百姓过得好就行了。当然，德国的情况也很好，但相比较来说，日本做得更好
斯宾塞所认为的日本具有的优点，实际上是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忠、孝、义等儒家道德价值观，说到底原本是我们的传统。但近百年来，我们却屡次对自己的传统发难，把中国愚昧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我们的传统呢？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就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这场运动是一批民间文化人发起的，深度参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老毛，此时或许已经在心里埋下了日后发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的种子。
明治时期日本的企业经营之神涩泽荣一就倡导“一手拿《论语》，一手持算盘”，结果他经手创办的企业都很成功。你看，当开始引进西方文明的时候，日本人是立足于儒家文化这个传统根基的，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对儒家文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那为什么中国人要反儒呢？难道新文化运动的那批人脑残？难道毛太祖到了晚年神智不清？非也，儒家学说是好东西，但并不适合于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时期。就象一剂良药，用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祛害除病，甚至可以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会因药理不合而引起或急火攻心，或上吐下泻。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儒家思想诞生地的中国，反而不适合儒家思想的推行，而且深受其害。而作为引进国的日本却大受其益。不得不说是中国人替日本人做了嫁衣裳。而且这个受恩惠的人还是我们的世仇。这种悲催的事情在世界上无独有偶，法国人创设的普世思想学说，最受益的是美国人，普世的价值在美国那片新大陆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而受普世思潮引发的法国大革命给法国人带来的是什么，一片混乱。
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东周列国宣扬自己的主张，但在那个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的时代，处处讲究的是实力，没有多少人理会他那一套。秦始皇自始自终搞法家那一套，还焚书，当然包括儒家的书籍，活埋的主要是骗他钱的方士。汉代早期奉行的是道家的黄老之学，到汉武帝时才把儒家学说尊为国学。历代统治者尊奉儒学主要是靠它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官员的腐败是自汉以后中国历朝历代的顽疾，对官风、民风，对民族精神会产生很大的戕害。新文化运动反儒，是因为大师们认为儒教成为了政府官员腐败无能的帮凶、成为束缚国人头脑的枷锁。
儒家教诲的道德大都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私德，教导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关乎社会、国家的公德缺乏。那部很多人都看过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情节是某美国白领蒙冤入狱，被判处终身监禁。那所监狱的典狱长是个贪官，他组织犯人从事各项劳动并从所获利润中捞取好处。那个白领精通财务，典狱长便让他替自己理财，于是他就掌握了典狱长不法行为的全部秘密。后来那白领越狱成功，他取走了典狱长用假名字存在银行里的所有赃款，并把自己掌握的证据——典狱长的账册邮寄给了检察官。最后那个典狱长在检察官来拘捕自己前吞枪自杀了。用儒家的传统道德来衡量那白领的行为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你既得了人家的好处还要害人家干吗？太不仗义了！所以，同样的贪官做了同样的事情之后，在中国会没事，在西方却会身败名裂。
由“仁爱”推导出的中庸、谦和等处世方式，教导人即便内心对某人很鄙视，但外表却还要表现出恭让，以营造出“一团和气”的氛围。腐败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当某位官员手中掌握为某人办理某项事务的权力时，他可以在制度的框架内尽量满足某人的需要，此为上办；他可以中规中矩的公事公办，此为中办；他还可以寻找借口有意刁难某人，该办的也不办，此为下办。任何人遇到某事，当然是希望得到上办，当如愿以偿后，会礼尚往来地向某官员奉送钱物以表示感谢，这样双方的关系会更融洽。退其次，公事公办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当遇到有意刁难时，固有的行为方式会让某人选择妥协而不是抗争，向某官员送礼后，下办会变成中办甚至上办，何乐而不为呢？“一团和气”会把廉吏逐渐变成污吏！而原本的污吏会更加有恃无恐。
再来说说文革和批林批孔。太祖为什么会发动文革？这与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有关。他对文革的态度在他早年的一些著述中就能寻到踪迹。触发他发动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运动，是六十年代初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当年的大饥荒确实饿死了不少人，现在左派和右派对饿死人的数目有很大争论，极右的人说饿死了六千万，一说饿死了三千万，这个数字就抹得太黑了。左派的人认为只饿死了几十万，至多上百万，这个数字又洗得太白了。反正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即使有也不可信。那就凭自己实际接触到的周围人的说法来判断吧。作者的大哥是58年出生的，父母当时在部队工作忙，就把他送回老家（江苏长江北岸）由祖父母带。不久就发生了大饥荒，母亲在部队目睹了到处的饿殍，便匆匆赶回老家，当时哥哥已经被认为饿死放在门板上准备抬出去埋了，幸亏母亲是医生一摸还有口气，抱到医院去打点滴才救活了。老家村里饿死了几个人，都是老人、幼儿、体弱者。这是在江苏鱼米之乡的农村。作者老婆家在苏北农村，村里就村长家饿死人了。饥荒的时候大家都去刨地瓜秧、剥树皮，村长不让家里人去，结果家里人都饿死了。城里人挨饿，但死人极少，涌入苏北城市乞讨的主要是安徽、河南的农村人，死者十之一二吧。作者估计全国饿死在五百万左右。
这是一场人祸，大炼钢铁虽说愚昧，但本身并不至于饿死人。关键是干部们为了显示政绩，不顾实际搞浮夸、盲目冒进才是罪魁。让老百姓听干部的话跟党走是太祖希望的，但并不是当顺民。大饥荒悲剧的发生，就是因为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熏染把老百姓都培养成了对官员唯唯诺诺的顺民。太祖发动文革就是要把基层百姓的思想枷锁解开，让他们造反，对官员的权力有所制约。太祖回顾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革。看看今天中国老百姓的平等意识，这才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这得拜文革所赐。再看看印度那些处境悲惨而又甘心认命的贱民，他们连平等的意识都没有，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儒家学说为何被日本人奉为至宝，而被中国人视为鸡肋？关键是日本的“皇民”与中国的顺民是有差别的。封建时代受各位封建领主管辖的日本老百姓叫“领民”，若领主太贪酷，领民活不下去了，就会推举村中的几个人带头抗租、抗捐，对抗的结果，领主妥协，租税降低一些，管事的武士受处罚，但是要把带头抗租的砍头。村民们用生命的代价获得了一些权益，领主们的统治策略稍作调整。这样逐渐地累积，即便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各个阶层都会争得一些话语权。若放在中国呢？除非是以宗族聚居的村落可以产生有组织的抗争，余则谁愿意出这个头呢？遇到强势压头，“明哲保身”是中国人作出最多的选择，明知情况发展下去大都会遭殃，但还是放任下去期望自己成为侥幸逃脱的一小部分，明知领导是错的但都不敢言，就让领导一路带下去走到黑。若只是亲戚、朋友遭难一些勇者到是会挺身而出。这就是私德昌盛而公德缺乏的结果。
日本自古就形成了村落共同体这样的近代社会概念，突破了血缘关系的圈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只要聚集在一起求生存就会同心同德，为共同体的事务尽心尽力，并且形成一种习惯。而且由于武士道的影响，下层平民也多一些为了荣誉而不惜一死的人。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日本是稻作文化区，种植水稻需要大家通力协作修建水利、平整梯田、抗击灾害等等，形成了共同体。可是中国的南方也是水稻种植区，怎么中国人种水稻就没有种出这种集团意识？而且在近代还被称为一盘散沙。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对日本人集团意识产生原因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同样属于稻作文化区的中国南方也会因此产生集团意识，只是由于中国特有的一些因素把这种意识分化了。
古代日本除贵族、武士外，平民是没有姓氏的，只有名字。日本战国的时候一个平民子弟叫秀吉，没有姓，他的父亲也是只有名。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战国诸侯织田信长家当佣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显示了极佳的经济、行政管理才能，得到织田信长的赏识、提拔，成为织田的家臣，也就是进入武士阶级了，这时他才有资格拥有姓氏，他自己给自己找了第一个姓氏——藤吉。后来，他又显示了军事才能，有资格给自己换一个高级一点的姓氏——羽柴。织田信长在本能寺兵变中被叛军杀死，这个羽柴秀吉接过织田家的指挥权，除灭了叛乱分子，其声望在日本诸侯中大振，于是他有资格拥有一个更加高贵的姓氏，通过天皇册封，他的姓氏改为丰臣，他就是日本战国时代的枭雄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幼年丧父，他父亲的名字已经不可考，枉论列祖列宗。那时的日本平民不被允许拥有姓氏，属于哪一个领主管辖就是哪家的奴仆，古代日本统治者搞的愚民政策够狠吧。
中国则从西周开始平民百姓就有姓氏，有了姓氏就可以修族谱，就可以聚族而居，就可以通过祖先崇拜把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聚合起来。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大一点就是宗族，小一点就是家族。几千年来中国人把这种东西捧在手里，靠它生，为它死。在中国南方一些聚族而居的村落里，古代都留有族田，其产出可供族内家贫的子弟读书博取功名所用，一些社会慈善功能由族内就完成了。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乡村的治理就交给了宗族，而官府对这些宗族、家族的内部事务是不干涉的，这种“不干涉”原则是根据儒家学说的要义推导出来的，“引经入律”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为维护好宗族、家族的治理，族长、家长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有些家法是可以有死刑的。
关起国门，中国的社会就是各个宗族、家族的战场，各个宗族、家族在这个战场上追名逐利，具体的行为只能看到个人，但后面都有宗族、家族的背景。现如今中国部分农村的村选也是宗族势力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吧。中国人出来混，要靠宗族、家族的支持、帮助的，混好了反哺宗族、家族。宗族、家族意识，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节。费孝通先生把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比作同心圆：往一平静水面投一石子，激起一圈一圈的圆形波纹向外扩散直至消失。那个投落的石子形成的圆心就是个人，最里面的一圈就是与他关系最近的亲属，依次类推越是外面的圆圈与他的关系就越远，“关系有远近，人情有厚薄”就是这个意思。走出亲属这个圈子，到社会上结交朋友也是以亲情为标尺来衡量关系的远近，而亲情的建立是只需要儒家提倡的私德就可以的。关系处得好产生了类似于亲情的感情，于是就有了拜把子、认干亲这种拟制的血缘关系
在以宗族聚居的村落里，中国人是具有集团意识的，明清时福建、广东的一些宗族为了争夺土地、山林、水源时常发生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参加的械斗，胜者得利，败者则移民他乡，主要是去台湾（难怪现如今台湾独派占优。）但即便是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集团，内部还是有分化的。堂兄弟还是没有亲兄弟近吧，五服以内以外还是有别吧？集团内部小动作不断，纷争不止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往往是因为私利。中国人这种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或者是拟制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决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的习惯，在社会化的组织中（比如军队、政府）会造成一定的分化力和离心力，所以中国军队各级单位的首长或政府各级部门的首脑被要求要有把各种分化力和离心力整合起来的能力，同时也被赋予了极大的专断权力。领导的个人作用被强化了，民主哪有生长的空间？
中国人的这种宗族、家族意识最适合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小手工作坊。到了近代这种不适应就出现了（只与日本人比）。当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需要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协作时，在宗族、家族内部不可能具备生产发展的诸多要素，或者不能达到最佳配置，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不相干的人集合到一起组成一个单位。没有血缘关系来维系单位的向心力、凝聚力，单位内部拉帮结派是免不了的，而这种帮派的产生基础都是由于私人原因，为了达到私人目的。日本人在单位内也会形成帮派，但他们产生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却与中国人截然不同。比如他们不会因为家乡是山形或福冈而分派，不会因为都是毕业于早稻田或是京都而分派。他们会因主张着重研发等离子或是液晶技术而分派，会因主张开拓北美或欧洲市场而分派。所以，如果中日各有一个企业拥有相同的技术、设备、人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干不过日本企业。
追溯源头，小日本古代由于文化落后，平民不被允许拥有姓氏，一个人只能对两代至多三代长辈有记忆，没有族谱这样的东西，没有宗族这样的概念，当一群人因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自然会产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集团意识。一直以来这种集团意识就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羡慕不已。平民拥有姓氏，修族谱，建宗祠，用祖先的招牌把族人聚合起来，凡事祈求祖先显灵、保佑，这确实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也使步入近代、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背上了卸载不下的包袱。“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平民拥有姓氏，是一种基本人权吧，在使用了文字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普通日本人竟然连姓氏都不允许有，那时的日本百姓若知道中国大街上的乞丐都有张三、李四这样的姓氏还不得羡慕死。但是到近代以后，情况反过来了，没有宗族、家族意识的羁绊，而又吸收了儒家思想中“忠、孝、义、礼让、谦和”等因素，日本的每一个新型社会组织都可以迅速形成凝聚力，每一个组织成员的聪明才智都可以贡献出来，这成为日本近代及二战之后崛起并且至今在诸多高端制造领域独占鳌头的重要因素。
培养具有爱国情操、集体主义精神，自信、自立、自强、自主的国民，是太祖发动文革的目的。他让基层人民起来造反，砸烂“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儒家思想，当然包括在其中，说到底，就是寄希望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发生蜕变，为民族的复兴铺平道路。






有不少人认为儒家思想是导致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欲铲除之而后快。但自诩为中华文明继承者的日本人却将之奉为至宝？近代以来文化相近的两国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里确实具有耐人寻味的东西。让我们来回味一下近代以来儒家学说在两国不同的际遇吧。
孔子创建儒学是在春秋时代，儒学是关于君臣、父子、朋友之间关系的伦理学说，孔子提倡尊卑有序，认为各人恪守一定的等级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须。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坐稳江山都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在唐代，日本人将儒家学说引入。
1871年12月，刚刚开始维新的日本明治政府为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派出以右大臣(相当于第一副总理)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简称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使明治政府领导人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吸取了欧美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岩仓使团在西方诸国除了考察军营、工厂、议会、学校之外，还做了一件对以后影响颇大的事情，那就是拜访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学者斯宾塞。
岩仓使团就横亘于日本前途上的诸多问题叩询斯宾塞。斯宾塞此前对日本这个国家并不了解，在经过漫长的交谈之后，凭着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洞悉，斯宾塞将结论写给了使团。论及等级制度，斯宾塞说日本的传统等级制度是国民福祉无与伦比的基础，应加倍地保护、培育并令之存续下去。斯宾塞认为，日本的一大优点是对长辈尤其对天皇拥有传统的义务，日本会在长辈的领导下坚实地前进。日本因此也可防止许多个人主义国家无法回避的种种困难。也就是说，斯宾塞认为日本拥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建议日本应固守自己已有的一些根本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
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日本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东西，而是恪守着自己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因为按照斯宾塞的观点，固守传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石，否则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从而损害国民的福祉。国民对国家尽忠，毫无疑问是国家安定的第一要务。在社会组织中尊敬长辈，并在长辈的带领下坚实地前进。这句话里包含着哪些内容呢？社会组织（无论是工厂、机关、学校、军队）的领导者必须是具有长辈身份的人，具备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和威望，也就是资历。在日本，无论是政府机构或民营公司的决策层人员的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没有这样的资历是当不了领导的。这种情况有以下优点：1、年轻人二十多岁进入公司就得埋头踏踏实实地干，晋升是遥远的事情，不要去想，这就使人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2、如果有人年纪轻轻就占据了要位，很多人就会陷入丧失希望的痛苦中，于是，组织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在所难免。所以在日本，即便你是富二代、官二代，要想爬上高位你也要等到了年龄再说，这样就省却了许多其他人的愤懑和不服。3、日本的公司都是按照年资拿工资，没有得到晋升的老职员也比年轻一些的中层干部工资高，这被解释为年轻时付出的努力到年老时得到回报。这种收入分配体制培育了人们对组织的忠诚和归属感，而且人们之间收入的差距不会太大。日本虽然建立了西方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但政府和法院却始终运用行政权利和司法裁判在维护着这一传统。
由长辈们带领的各种社会组织严密地控制着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长辈和上司面前大气都不敢出的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很多自由，但是却带来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日本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只有少数几个北欧国家可与之相比（大量伊斯兰移民后情况有所改变）。日本的贫富差距极小，国民中收入最低的1/5人和最高的1/5人之间的所得倍率仅为2.9倍，美国是9.1倍，法国、英国等是10倍以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在10倍以上，当今的中国保守估计也在7倍以上。而且，日本国民的社会保障也很完备，医疗、社会保险全民覆盖。除了二战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外，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没有出现过大的社会动荡。富裕、贫富差别小、社会秩序好、社会保障完善……这是多少国家梦寐以求要实现的目标啊？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也有一批公知把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奉为圣典，高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口号，要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推行这一套普世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实在是诱惑人，幸亏岩仓使团叩询了斯宾塞，保留了日本的基本传统，否则明治维新会使日本走向另一条路，发展为另一个菲律宾，历史上就不会有甲午战争和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人的幸运实在是中国的不幸。上世纪初，当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最终决定维新时，派遣了五大臣出访欧美等国，试图取得富国强兵的真经，但斯宾塞当时已经去世两年了，中国因此失去了聆听这位伟大学者提供宝贵建议的机会，这就是国运。
曾经有人把德国和日本在近代的崛起做比较，说德国比日本做得好，因为德国不仅有发达的科技和工业，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为世界贡献了若干大师：哲学大师黑格尔、音乐大师贝多芬、文学巨匠歌德、希勒等。日本近代“脱亚入欧”只是创造了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方面的大师出现。甚至还不如中国，中国至少还有孔子吧。其实有没有大师有什么关系？只要老百姓过得好就行了。当然，德国的情况也很好，但相比较来说，日本做得更好
斯宾塞所认为的日本具有的优点，实际上是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忠、孝、义等儒家道德价值观，说到底原本是我们的传统。但近百年来，我们却屡次对自己的传统发难，把中国愚昧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我们的传统呢？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就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这场运动是一批民间文化人发起的，深度参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老毛，此时或许已经在心里埋下了日后发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的种子。
明治时期日本的企业经营之神涩泽荣一就倡导“一手拿《论语》，一手持算盘”，结果他经手创办的企业都很成功。你看，当开始引进西方文明的时候，日本人是立足于儒家文化这个传统根基的，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对儒家文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那为什么中国人要反儒呢？难道新文化运动的那批人脑残？难道毛太祖到了晚年神智不清？非也，儒家学说是好东西，但并不适合于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时期。就象一剂良药，用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祛害除病，甚至可以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会因药理不合而引起或急火攻心，或上吐下泻。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儒家思想诞生地的中国，反而不适合儒家思想的推行，而且深受其害。而作为引进国的日本却大受其益。不得不说是中国人替日本人做了嫁衣裳。而且这个受恩惠的人还是我们的世仇。这种悲催的事情在世界上无独有偶，法国人创设的普世思想学说，最受益的是美国人，普世的价值在美国那片新大陆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而受普世思潮引发的法国大革命给法国人带来的是什么，一片混乱。
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东周列国宣扬自己的主张，但在那个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的时代，处处讲究的是实力，没有多少人理会他那一套。秦始皇自始自终搞法家那一套，还焚书，当然包括儒家的书籍，活埋的主要是骗他钱的方士。汉代早期奉行的是道家的黄老之学，到汉武帝时才把儒家学说尊为国学。历代统治者尊奉儒学主要是靠它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官员的腐败是自汉以后中国历朝历代的顽疾，对官风、民风，对民族精神会产生很大的戕害。新文化运动反儒，是因为大师们认为儒教成为了政府官员腐败无能的帮凶、成为束缚国人头脑的枷锁。
儒家教诲的道德大都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私德，教导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关乎社会、国家的公德缺乏。那部很多人都看过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情节是某美国白领蒙冤入狱，被判处终身监禁。那所监狱的典狱长是个贪官，他组织犯人从事各项劳动并从所获利润中捞取好处。那个白领精通财务，典狱长便让他替自己理财，于是他就掌握了典狱长不法行为的全部秘密。后来那白领越狱成功，他取走了典狱长用假名字存在银行里的所有赃款，并把自己掌握的证据——典狱长的账册邮寄给了检察官。最后那个典狱长在检察官来拘捕自己前吞枪自杀了。用儒家的传统道德来衡量那白领的行为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你既得了人家的好处还要害人家干吗？太不仗义了！所以，同样的贪官做了同样的事情之后，在中国会没事，在西方却会身败名裂。
由“仁爱”推导出的中庸、谦和等处世方式，教导人即便内心对某人很鄙视，但外表却还要表现出恭让，以营造出“一团和气”的氛围。腐败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当某位官员手中掌握为某人办理某项事务的权力时，他可以在制度的框架内尽量满足某人的需要，此为上办；他可以中规中矩的公事公办，此为中办；他还可以寻找借口有意刁难某人，该办的也不办，此为下办。任何人遇到某事，当然是希望得到上办，当如愿以偿后，会礼尚往来地向某官员奉送钱物以表示感谢，这样双方的关系会更融洽。退其次，公事公办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当遇到有意刁难时，固有的行为方式会让某人选择妥协而不是抗争，向某官员送礼后，下办会变成中办甚至上办，何乐而不为呢？“一团和气”会把廉吏逐渐变成污吏！而原本的污吏会更加有恃无恐。
再来说说文革和批林批孔。太祖为什么会发动文革？这与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有关。他对文革的态度在他早年的一些著述中就能寻到踪迹。触发他发动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运动，是六十年代初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当年的大饥荒确实饿死了不少人，现在左派和右派对饿死人的数目有很大争论，极右的人说饿死了六千万，一说饿死了三千万，这个数字就抹得太黑了。左派的人认为只饿死了几十万，至多上百万，这个数字又洗得太白了。反正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即使有也不可信。那就凭自己实际接触到的周围人的说法来判断吧。作者的大哥是58年出生的，父母当时在部队工作忙，就把他送回老家（江苏长江北岸）由祖父母带。不久就发生了大饥荒，母亲在部队目睹了到处的饿殍，便匆匆赶回老家，当时哥哥已经被认为饿死放在门板上准备抬出去埋了，幸亏母亲是医生一摸还有口气，抱到医院去打点滴才救活了。老家村里饿死了几个人，都是老人、幼儿、体弱者。这是在江苏鱼米之乡的农村。作者老婆家在苏北农村，村里就村长家饿死人了。饥荒的时候大家都去刨地瓜秧、剥树皮，村长不让家里人去，结果家里人都饿死了。城里人挨饿，但死人极少，涌入苏北城市乞讨的主要是安徽、河南的农村人，死者十之一二吧。作者估计全国饿死在五百万左右。
这是一场人祸，大炼钢铁虽说愚昧，但本身并不至于饿死人。关键是干部们为了显示政绩，不顾实际搞浮夸、盲目冒进才是罪魁。让老百姓听干部的话跟党走是太祖希望的，但并不是当顺民。大饥荒悲剧的发生，就是因为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熏染把老百姓都培养成了对官员唯唯诺诺的顺民。太祖发动文革就是要把基层百姓的思想枷锁解开，让他们造反，对官员的权力有所制约。太祖回顾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革。看看今天中国老百姓的平等意识，这才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这得拜文革所赐。再看看印度那些处境悲惨而又甘心认命的贱民，他们连平等的意识都没有，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儒家学说为何被日本人奉为至宝，而被中国人视为鸡肋？关键是日本的“皇民”与中国的顺民是有差别的。封建时代受各位封建领主管辖的日本老百姓叫“领民”，若领主太贪酷，领民活不下去了，就会推举村中的几个人带头抗租、抗捐，对抗的结果，领主妥协，租税降低一些，管事的武士受处罚，但是要把带头抗租的砍头。村民们用生命的代价获得了一些权益，领主们的统治策略稍作调整。这样逐渐地累积，即便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各个阶层都会争得一些话语权。若放在中国呢？除非是以宗族聚居的村落可以产生有组织的抗争，余则谁愿意出这个头呢？遇到强势压头，“明哲保身”是中国人作出最多的选择，明知情况发展下去大都会遭殃，但还是放任下去期望自己成为侥幸逃脱的一小部分，明知领导是错的但都不敢言，就让领导一路带下去走到黑。若只是亲戚、朋友遭难一些勇者到是会挺身而出。这就是私德昌盛而公德缺乏的结果。
日本自古就形成了村落共同体这样的近代社会概念，突破了血缘关系的圈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只要聚集在一起求生存就会同心同德，为共同体的事务尽心尽力，并且形成一种习惯。而且由于武士道的影响，下层平民也多一些为了荣誉而不惜一死的人。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日本是稻作文化区，种植水稻需要大家通力协作修建水利、平整梯田、抗击灾害等等，形成了共同体。可是中国的南方也是水稻种植区，怎么中国人种水稻就没有种出这种集团意识？而且在近代还被称为一盘散沙。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对日本人集团意识产生原因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同样属于稻作文化区的中国南方也会因此产生集团意识，只是由于中国特有的一些因素把这种意识分化了。
古代日本除贵族、武士外，平民是没有姓氏的，只有名字。日本战国的时候一个平民子弟叫秀吉，没有姓，他的父亲也是只有名。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战国诸侯织田信长家当佣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显示了极佳的经济、行政管理才能，得到织田信长的赏识、提拔，成为织田的家臣，也就是进入武士阶级了，这时他才有资格拥有姓氏，他自己给自己找了第一个姓氏——藤吉。后来，他又显示了军事才能，有资格给自己换一个高级一点的姓氏——羽柴。织田信长在本能寺兵变中被叛军杀死，这个羽柴秀吉接过织田家的指挥权，除灭了叛乱分子，其声望在日本诸侯中大振，于是他有资格拥有一个更加高贵的姓氏，通过天皇册封，他的姓氏改为丰臣，他就是日本战国时代的枭雄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幼年丧父，他父亲的名字已经不可考，枉论列祖列宗。那时的日本平民不被允许拥有姓氏，属于哪一个领主管辖就是哪家的奴仆，古代日本统治者搞的愚民政策够狠吧。
中国则从西周开始平民百姓就有姓氏，有了姓氏就可以修族谱，就可以聚族而居，就可以通过祖先崇拜把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聚合起来。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大一点就是宗族，小一点就是家族。几千年来中国人把这种东西捧在手里，靠它生，为它死。在中国南方一些聚族而居的村落里，古代都留有族田，其产出可供族内家贫的子弟读书博取功名所用，一些社会慈善功能由族内就完成了。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乡村的治理就交给了宗族，而官府对这些宗族、家族的内部事务是不干涉的，这种“不干涉”原则是根据儒家学说的要义推导出来的，“引经入律”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为维护好宗族、家族的治理，族长、家长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有些家法是可以有死刑的。
关起国门，中国的社会就是各个宗族、家族的战场，各个宗族、家族在这个战场上追名逐利，具体的行为只能看到个人，但后面都有宗族、家族的背景。现如今中国部分农村的村选也是宗族势力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吧。中国人出来混，要靠宗族、家族的支持、帮助的，混好了反哺宗族、家族。宗族、家族意识，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节。费孝通先生把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比作同心圆：往一平静水面投一石子，激起一圈一圈的圆形波纹向外扩散直至消失。那个投落的石子形成的圆心就是个人，最里面的一圈就是与他关系最近的亲属，依次类推越是外面的圆圈与他的关系就越远，“关系有远近，人情有厚薄”就是这个意思。走出亲属这个圈子，到社会上结交朋友也是以亲情为标尺来衡量关系的远近，而亲情的建立是只需要儒家提倡的私德就可以的。关系处得好产生了类似于亲情的感情，于是就有了拜把子、认干亲这种拟制的血缘关系
在以宗族聚居的村落里，中国人是具有集团意识的，明清时福建、广东的一些宗族为了争夺土地、山林、水源时常发生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参加的械斗，胜者得利，败者则移民他乡，主要是去台湾（难怪现如今台湾独派占优。）但即便是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集团，内部还是有分化的。堂兄弟还是没有亲兄弟近吧，五服以内以外还是有别吧？集团内部小动作不断，纷争不止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往往是因为私利。中国人这种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或者是拟制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决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的习惯，在社会化的组织中（比如军队、政府）会造成一定的分化力和离心力，所以中国军队各级单位的首长或政府各级部门的首脑被要求要有把各种分化力和离心力整合起来的能力，同时也被赋予了极大的专断权力。领导的个人作用被强化了，民主哪有生长的空间？
中国人的这种宗族、家族意识最适合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小手工作坊。到了近代这种不适应就出现了（只与日本人比）。当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需要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协作时，在宗族、家族内部不可能具备生产发展的诸多要素，或者不能达到最佳配置，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不相干的人集合到一起组成一个单位。没有血缘关系来维系单位的向心力、凝聚力，单位内部拉帮结派是免不了的，而这种帮派的产生基础都是由于私人原因，为了达到私人目的。日本人在单位内也会形成帮派，但他们产生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却与中国人截然不同。比如他们不会因为家乡是山形或福冈而分派，不会因为都是毕业于早稻田或是京都而分派。他们会因主张着重研发等离子或是液晶技术而分派，会因主张开拓北美或欧洲市场而分派。所以，如果中日各有一个企业拥有相同的技术、设备、人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干不过日本企业。
追溯源头，小日本古代由于文化落后，平民不被允许拥有姓氏，一个人只能对两代至多三代长辈有记忆，没有族谱这样的东西，没有宗族这样的概念，当一群人因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自然会产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集团意识。一直以来这种集团意识就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羡慕不已。平民拥有姓氏，修族谱，建宗祠，用祖先的招牌把族人聚合起来，凡事祈求祖先显灵、保佑，这确实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也使步入近代、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背上了卸载不下的包袱。“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平民拥有姓氏，是一种基本人权吧，在使用了文字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普通日本人竟然连姓氏都不允许有，那时的日本百姓若知道中国大街上的乞丐都有张三、李四这样的姓氏还不得羡慕死。但是到近代以后，情况反过来了，没有宗族、家族意识的羁绊，而又吸收了儒家思想中“忠、孝、义、礼让、谦和”等因素，日本的每一个新型社会组织都可以迅速形成凝聚力，每一个组织成员的聪明才智都可以贡献出来，这成为日本近代及二战之后崛起并且至今在诸多高端制造领域独占鳌头的重要因素。
培养具有爱国情操、集体主义精神，自信、自立、自强、自主的国民，是太祖发动文革的目的。他让基层人民起来造反，砸烂“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儒家思想，当然包括在其中，说到底，就是寄希望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发生蜕变，为民族的复兴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