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从“黄水”走向“蓝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16:36:00
本文转载自网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05/08/5402768_234363440.shtml
世界上各国的总体发展方略，决定了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方针，也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走向。中国古代王朝长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除明初郑和曾指挥过远洋舰队外，其余时间基本只有内河和海边的水师。由于近代外国入侵者主要从海上来犯，从晚清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都很重视海防，却缺乏争夺海权的意识和实力。直至进入新世纪前，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仅系局限于岸边的“黄水”，无法走向“蔚蓝色”。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海洋经济的日益重要，中国已将发展海军作为重点，国防范畴扩展到远洋，海权观念也在政府和民间普遍树立起来，这也标志着军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千年重陆轻海导致“有海无防”
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在世界古代史上，位于爱琴海畔的古希腊依赖地中海的财富壮大经济，海军舰队恰恰是其军队的核心，开放的海洋文明源头影响了后来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以黄河、长江流域发源的河流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源头，以粮食、丝绸和手工业制品为主的税收支撑着各个王朝的财政。由于数千年间国人主要靠农耕和边疆的少量牧业维系经济生活，舶来品可有可无，这种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便自然表现为重陆轻海。
人类所居住的地球面积有71%是海洋，世界性大国必须是海洋大国，西方列强称雄的前提都是走向远洋。古代中国曾拥有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唐宋时便出现过海上丝绸之路，明代的郑和曾远航万里，却只限于炫耀皇威和财富挥霍，国家并未改变内陆封闭状态，这正是15世纪后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重要原因。当农耕方式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时，中国人常以“地大物博”自诩，这其实是生产方式落后导致经济需求不多的反映。
在古代中国，东部浩瀚的海洋主要是一道安全屏障，防务重点长期在北方，夸耀的功绩是胡服骑射、修长城、北击匈奴，直至清朝中期还是以主力对付准噶尔蒙古部。明朝出现倭寇之患是古代唯一的海外入侵，朝廷的对策不是大治水师以对抗而是加强岸防，幸亏那时的倭寇只是海盗团伙而非国家军队，戚继光等将领还能以陆上反击制止其进犯。待到近代坚船利炮的“英夷”和日本正规陆海军来犯，中国千年重陆轻海防务观念的恶果便充分显现。清廷花费4000万两银子建立了北洋海军，指导思想却非争夺制海权，而是将北洋舰队当成沿海浮动炮台，最终被日军全歼在威海卫港中，此后中国陷入“有海无防”的可悲局面。
民国年间的中国陷入长期内战，根本顾不上海防。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英海军的作战舰只都达170万吨，日本100万吨，中国海军仅有6万吨老旧舰艇。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的海军几乎未进行一次海战，便怯懦地自沉于江阴和青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得到美国和英国供给的16万吨军舰，也只作为内战和退守台湾的本钱。
近现代的海军建设，又是以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财力作为保障的，同时又为国家利益向海外延伸提供保障。旧中国长期以内向型农业经济为主，几乎没有工业基础，近代在沿海建起的几个船厂不过是使用外国设备的装配或修船的小企业，自身缺乏建设海军的条件又进而影响了对海上力量运用的认识。自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和台海作战，面对来自海上的严重外患，国人的直观多是加强岸边乃至近海的防御，其实仍是内陆作战理念的延伸。从新中国成立起直至刚迈进新世纪之际，国内众多关心国防的人一谈起海军的任务，也认定是“保卫海防”。至于按国际法应属中国的海洋权益，当时国内各界的认识都非常不足。
19世纪末，美国人马汉（Mahan）提出“海权”（seapower，这一概念被早期中国学人译为“海权”）概念，随即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长期被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和苏联时期也都提出了扩展海洋权益的观念。在中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人对“海权”还普遍感到陌生，90年代以后海洋开发的大发展及海外利益迅速扩大，如何用海军力量维护海权才进入国防战略的范畴，这也表明克服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接受世界主流意识是何等不易。
改革开放前的国防仍属内陆防御型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起步，1950年农业税占国家税收的48%，对外进出口额只占国家经济总量的3%，还主要来自陆上的苏联。那时中国的东部海面受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封锁，难以发展远洋贸易，经济建设只好以内陆为重点。这一局面也决定了国防建设以内陆防御为重点，从上世纪50年代预想对美作战的“北顶南放”、60年代对美、苏、印同时作战的“应付四面八方”到70年代对苏的“一条线”，都是以陆军内地作战为基点，发展海军只预定为配合陆军和空军实施“近岸防御”。
在近现代的军事建设中，海军历来是投资最大和对科技水平要求最高的军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价格计算，建造一艘中型航空母舰需4000万美元，造一架飞机或一辆坦克只需6万美元，而造一支步枪只需20美元。以苏联的标准计算，建一艘战列舰的费用相当于组建10个步兵师。 1949年全国解放时，人民解放军仅接收了4万吨破旧舰艇，此后面对国家贫穷而外部威胁严重的情况，国防重点又是发展空军、两弹（导弹、核弹）和维持庞大的陆军，海军的投资不得不排在末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四艘排水量不过1600吨的30年代制造的驱逐舰，竟在20多年内成为中国海军水面舰的主力“四大金刚”。
从上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中国海军预定的作战方案，是作为陆军守卫海岸的辅助力量，开战后便采取“海上游击破袭战”，即在敌大举登陆时扰乱其后方运输线的海上游击破袭战。当时作为主要海军装备的小艇遇大风都难于出海，对于远在千里外的岛屿只能弃守，面对他国军队在50年代对南海岛屿的侵占也大多限于口头抗议。
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领导人生长于陆地，以陆战起家，曾切身感受到头顶飞机的威胁却不大熟悉海战。海军在解放军编制序列中虽是独立的军种，实际上却是陆军的一支配属力量，作战只服务于所在战区的陆战需要。例如北海舰队属于济南军区，东海舰队隶属于南京军区，南海舰队隶属于广州军区，严格而论当年的解放军并不存在独立的海军战略。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强敌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性又减少，海军的战略思想发展为“近海防御”，以保护海岸及其不远处的岛屿为目标，并适当兼顾台湾和南海方向的斗争。此时海军建设的投入仍严重不足，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只好继续以潜艇和快艇为主力，海军航空兵落后的战机也难以有效提供空中掩护，这使中国海军于1974年完全控制距海南岛近400公里的西沙群岛后，一时没有能力再争夺1000公里外的南沙群岛。上世纪70年代的南沙群岛，出现了“菲律宾占的最早、越南占的最多、马来西亚占的最肥”这一局面，恰恰也是当时中国海上实力不足所面对的无奈。
传统的“大陆军”思维向海、空为重点转化
1975年中国石油产量达到5000万吨时，就宣布已经自给有余并开始出口。当时电影《创业》中的石油人有一句豪言：“我们已经把‘贫油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可是如今我国石油年产达到2亿吨，却已不够国内一半的需求，搞能源的人为此感叹说：“我们又把‘贫油国’；的帽子从太平洋里拣出来重新戴上了！”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面向世界，对海外的依存度越来越大。经过30年改革开放，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而居世界第二位，外贸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而对外商贸又有90%通过海路进行。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海洋经济总量已超过10%，海关税则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6%，海洋石油开采也占中国石油产量的1/3。另外，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上百万务工人员在国外工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权益都需要保护，危急时又需要救援。过去的农业大国变成工业大国，内陆大国也不可避免地变成海洋大国。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为发展经济，在军队建设上采取了“忍耐”的方针，需要巨大花费的海军自然难以得到大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加紧科研积蓄了技术力量。90年代以后，“台独”势力正是看到大陆海空力量的弱项，敢于猖獗活动。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利用中国海空力量鞭长莫及，加紧掠采本应属于中国的石油资源。像索马里海盗那种“绑票”式地袭击商船，也严重干扰了中国的海上经济通道。一些有中国投资和商务利益的国家发生动乱，华侨和中国务工出现被绑架或被迫撤离的局面，还缺乏有效的手段帮助。例如在所罗门群岛、东帝汶、黎巴嫩、利比亚等一系列的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外国的帮助并租用外国商船和商业包机。有的国家甚至扬言，如果发生冲突就切断中国的海上航道，这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实际威胁。想解决这些关系到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中国就必须确立适当的海权观念，并以此为指针发展海军。
从目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看，从陆地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很小，防范空中打击和海上、海外权益受到侵害，已成为最迫切的国防任务。中国海军立足于长远需求按远景规划建设，其主要任务便是在航空兵掩护下独立作战，并以此设定自己独立的战略。
2008年HJT同志在三亚检阅南海舰队时提出：“海军要大转型，要成为战略军种和国际军种。”中国海军真正大发展的时期由此拉开了序幕。转型为“战略军种”，就是不再充当陆军的配角而要独立完成战略任务；转型为“国际军种”，就是不能只限于在国家的近海徘徊，而要走向世界。“自己走”、“走出去”，这两点是中国海军战略转型形象的概括，也是中国的海权意识的重要体现。
传统的“大陆军”式思维，近来已向海、空为重点转化。过去海军建设的投入在解放军三军中处于末位，现在已变为首位。
传统的大陆防卫向海陆并重转型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海洋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家的三大海上力量——造船工业、船运公司和海军得到了同步壮大。这种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使中国由传统的内陆大国向海洋大国转型。
作为海洋大国的基础，首先是拥有发达的舰船建造能力和远洋船队。中国的船舶建造量早已超过日、韩居于世界第一，2010年造船完工量高达6560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2%，并掌握了建造高档船的技术。中国的海洋资源开发力度也越来越大，海洋养殖和捕鱼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居于全球首位。鉴于陆上资源日益感到不足，我国的海上石油开采量现已超过5000万吨，超过国内最大的油田大庆的产量。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防力量建设，重要任务是保护海上的资源开发及商贸运输，由此自然要实现战略指导转变，即以大陆防卫为基本目标的国防战略转为海陆并重。
现在中国的海上维权范围已延伸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过去作为解放军海军水面主力的小艇只能在距岸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活动，如今到远洋执行军事任务就必须派遣数千吨甚至上万吨的大舰，这需要彻底改变中国海军的规模和结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海军在财力大增的前提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造舰高潮。如90年代中期以前，国产的最大吨位的战舰是排水量不过4000吨的驱逐舰，现在新造的驱逐舰已近万吨，同时还在建造数万吨级的航空母舰。由于现代海军的活动离不开空中掩护和水下防卫，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又会成为走向远洋的中国海军的建设重点。
由于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限制了军费投入，近年中国新造舰的数量有所增加，因而海军吨位仍会继续增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不过，中国舰只的一些技术水平目前还逊于西欧和日本，但差距在逐渐缩小。
如今国内外非常关注中国的航空母舰的建设进度，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海军的装备，而是将成为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同样，中国大力发展的核潜艇作为不需补充燃料便可高速航行几十万公里的水下隐蔽兵器，不仅能形成最有力的战略威慑，也可充当航母的保护神。中国在远海的资源开发，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下才能有效展开。根据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变，海军已从近海走向远海，即由“黄水”走向“蓝水”，由过去重点保护大陆海岸转变为保卫海上资源开发、海上运输线和国家的海外权益。
中华民族要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近现代，海军历来是耗资最大的科技密集型军种，其投资如果规划不周则足以误国劳民。1884年，中国从德国购买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排水量均为7300吨，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战舰，共耗资360万两白银，相当于同年清政府财政开支的5%，足以购买十几万支洋枪，因使用不当在甲午战争中覆没而造成“投金入海”。
近现代世界的海军竞争，曾不止使一个强国走向衰落，如17世纪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同英国在海上竞争失败便被踢出世界强国之列，拿破仑在特拉尔法加海战失败后也只能局限于在欧洲陆上活动。19世纪末的德国不满足于陆上首强地位，竭力发展“大洋舰队”同英国竞争，结果造成海陆都不能取得优势而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投入巨资发展远洋海军同美国竞争，最后也导致经济不堪重负，成为走向瓦解的原因之一。目前西方经济的不景气，导致除美国外的各国大都在减少海军建设投入，如英国因遇金融危机而决定未来十年建设两艘航空母舰而暂不配备舰载机（国际上讽刺为“祼舰”），法国也迟迟未开工建第二艘航空母舰，其他国家只能以保持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为满足。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真正拥有全球性的海军，又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为核心力量。
从2009年起，中国的军费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201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7万亿人民币（按汇率折合7.4万亿美元），达到了美国的一半。百年从未有过的雄厚财力，成为中国发展远洋海军的基础。不过中国若被拖入海上军备竞赛，势必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甚至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如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海军建设，把海上防务与开发结合起来，这是建造一支效费比较高的蓝水海军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美英海军当年的发展之路，都是将扩大海外经济利益与建造舰队相互结合，而苏联的最大错误则是单纯追求军事上同强手竞赛，超出国内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吸取这一教训，对外一直强调“和平崛起”，发展海军无意同美国搞竞赛，绝不向外洋称霸，只求保护自己300万平方公里海上专属区的资源安全、遏制台独势力并保障海上运输的战略通道，现在海军的“远海防卫”战略方针的内涵也在于此。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防事业同步发展的重要经验，便是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海军建设也是如此。目前在造船方面，中国将军民舰船技术相互转化，促进了两者并肩发展，在民用船建造规模居于全球首位时，海军造舰规模相应的发展便顺理成章。中国下一步的海军建设要为海洋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海洋经济的发展又能抽出一部分财力作为海军的费用，这样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如中国海洋经济的主要内容已由近海捕捞、养殖向远海采油和开发海外权益发展，近海产值每年都超过万亿元，每年从中为海军抽出几百亿元的建设费自然不在话下。
根据中国今后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海军建设不应模仿近代海军竞争的那种“大舰巨炮主义”，在适当发展航空母舰等大型装备时，还要注重均衡发展，即大、中、小舰艇和海军航空兵建设要同步前进，充当“第二海军”的海警、海监、渔政力量也要扩大并使其向外伸展巡逻范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海军将彻底改变传统的近海力量结构，成为一支近海和远海兼顾、军民使命并重的全新力量，中华民族应有的海权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中国的经济发展日益面向海洋，中国的国防建设也转向大海，从领导人到民间都树立起适应世界潮流的海权观念，这也是对传统的农耕文明所造就的民族性的一次改造。自我封闭在陆地上的民族都没有前途，以全球化的要求向海洋发展，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做到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最终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转载自网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05/08/5402768_234363440.shtml
世界上各国的总体发展方略，决定了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方针，也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走向。中国古代王朝长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除明初郑和曾指挥过远洋舰队外，其余时间基本只有内河和海边的水师。由于近代外国入侵者主要从海上来犯，从晚清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都很重视海防，却缺乏争夺海权的意识和实力。直至进入新世纪前，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仅系局限于岸边的“黄水”，无法走向“蔚蓝色”。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海洋经济的日益重要，中国已将发展海军作为重点，国防范畴扩展到远洋，海权观念也在政府和民间普遍树立起来，这也标志着军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千年重陆轻海导致“有海无防”
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在世界古代史上，位于爱琴海畔的古希腊依赖地中海的财富壮大经济，海军舰队恰恰是其军队的核心，开放的海洋文明源头影响了后来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以黄河、长江流域发源的河流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源头，以粮食、丝绸和手工业制品为主的税收支撑着各个王朝的财政。由于数千年间国人主要靠农耕和边疆的少量牧业维系经济生活，舶来品可有可无，这种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便自然表现为重陆轻海。
人类所居住的地球面积有71%是海洋，世界性大国必须是海洋大国，西方列强称雄的前提都是走向远洋。古代中国曾拥有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唐宋时便出现过海上丝绸之路，明代的郑和曾远航万里，却只限于炫耀皇威和财富挥霍，国家并未改变内陆封闭状态，这正是15世纪后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重要原因。当农耕方式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时，中国人常以“地大物博”自诩，这其实是生产方式落后导致经济需求不多的反映。
在古代中国，东部浩瀚的海洋主要是一道安全屏障，防务重点长期在北方，夸耀的功绩是胡服骑射、修长城、北击匈奴，直至清朝中期还是以主力对付准噶尔蒙古部。明朝出现倭寇之患是古代唯一的海外入侵，朝廷的对策不是大治水师以对抗而是加强岸防，幸亏那时的倭寇只是海盗团伙而非国家军队，戚继光等将领还能以陆上反击制止其进犯。待到近代坚船利炮的“英夷”和日本正规陆海军来犯，中国千年重陆轻海防务观念的恶果便充分显现。清廷花费4000万两银子建立了北洋海军，指导思想却非争夺制海权，而是将北洋舰队当成沿海浮动炮台，最终被日军全歼在威海卫港中，此后中国陷入“有海无防”的可悲局面。
民国年间的中国陷入长期内战，根本顾不上海防。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英海军的作战舰只都达170万吨，日本100万吨，中国海军仅有6万吨老旧舰艇。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的海军几乎未进行一次海战，便怯懦地自沉于江阴和青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得到美国和英国供给的16万吨军舰，也只作为内战和退守台湾的本钱。
近现代的海军建设，又是以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财力作为保障的，同时又为国家利益向海外延伸提供保障。旧中国长期以内向型农业经济为主，几乎没有工业基础，近代在沿海建起的几个船厂不过是使用外国设备的装配或修船的小企业，自身缺乏建设海军的条件又进而影响了对海上力量运用的认识。自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和台海作战，面对来自海上的严重外患，国人的直观多是加强岸边乃至近海的防御，其实仍是内陆作战理念的延伸。从新中国成立起直至刚迈进新世纪之际，国内众多关心国防的人一谈起海军的任务，也认定是“保卫海防”。至于按国际法应属中国的海洋权益，当时国内各界的认识都非常不足。
19世纪末，美国人马汉（Mahan）提出“海权”（seapower，这一概念被早期中国学人译为“海权”）概念，随即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长期被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和苏联时期也都提出了扩展海洋权益的观念。在中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人对“海权”还普遍感到陌生，90年代以后海洋开发的大发展及海外利益迅速扩大，如何用海军力量维护海权才进入国防战略的范畴，这也表明克服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接受世界主流意识是何等不易。
改革开放前的国防仍属内陆防御型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起步，1950年农业税占国家税收的48%，对外进出口额只占国家经济总量的3%，还主要来自陆上的苏联。那时中国的东部海面受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封锁，难以发展远洋贸易，经济建设只好以内陆为重点。这一局面也决定了国防建设以内陆防御为重点，从上世纪50年代预想对美作战的“北顶南放”、60年代对美、苏、印同时作战的“应付四面八方”到70年代对苏的“一条线”，都是以陆军内地作战为基点，发展海军只预定为配合陆军和空军实施“近岸防御”。
在近现代的军事建设中，海军历来是投资最大和对科技水平要求最高的军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价格计算，建造一艘中型航空母舰需4000万美元，造一架飞机或一辆坦克只需6万美元，而造一支步枪只需20美元。以苏联的标准计算，建一艘战列舰的费用相当于组建10个步兵师。 1949年全国解放时，人民解放军仅接收了4万吨破旧舰艇，此后面对国家贫穷而外部威胁严重的情况，国防重点又是发展空军、两弹（导弹、核弹）和维持庞大的陆军，海军的投资不得不排在末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四艘排水量不过1600吨的30年代制造的驱逐舰，竟在20多年内成为中国海军水面舰的主力“四大金刚”。
从上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中国海军预定的作战方案，是作为陆军守卫海岸的辅助力量，开战后便采取“海上游击破袭战”，即在敌大举登陆时扰乱其后方运输线的海上游击破袭战。当时作为主要海军装备的小艇遇大风都难于出海，对于远在千里外的岛屿只能弃守，面对他国军队在50年代对南海岛屿的侵占也大多限于口头抗议。
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领导人生长于陆地，以陆战起家，曾切身感受到头顶飞机的威胁却不大熟悉海战。海军在解放军编制序列中虽是独立的军种，实际上却是陆军的一支配属力量，作战只服务于所在战区的陆战需要。例如北海舰队属于济南军区，东海舰队隶属于南京军区，南海舰队隶属于广州军区，严格而论当年的解放军并不存在独立的海军战略。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强敌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性又减少，海军的战略思想发展为“近海防御”，以保护海岸及其不远处的岛屿为目标，并适当兼顾台湾和南海方向的斗争。此时海军建设的投入仍严重不足，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只好继续以潜艇和快艇为主力，海军航空兵落后的战机也难以有效提供空中掩护，这使中国海军于1974年完全控制距海南岛近400公里的西沙群岛后，一时没有能力再争夺1000公里外的南沙群岛。上世纪70年代的南沙群岛，出现了“菲律宾占的最早、越南占的最多、马来西亚占的最肥”这一局面，恰恰也是当时中国海上实力不足所面对的无奈。
传统的“大陆军”思维向海、空为重点转化
1975年中国石油产量达到5000万吨时，就宣布已经自给有余并开始出口。当时电影《创业》中的石油人有一句豪言：“我们已经把‘贫油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可是如今我国石油年产达到2亿吨，却已不够国内一半的需求，搞能源的人为此感叹说：“我们又把‘贫油国’；的帽子从太平洋里拣出来重新戴上了！”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面向世界，对海外的依存度越来越大。经过30年改革开放，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而居世界第二位，外贸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而对外商贸又有90%通过海路进行。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海洋经济总量已超过10%，海关税则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6%，海洋石油开采也占中国石油产量的1/3。另外，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上百万务工人员在国外工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权益都需要保护，危急时又需要救援。过去的农业大国变成工业大国，内陆大国也不可避免地变成海洋大国。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为发展经济，在军队建设上采取了“忍耐”的方针，需要巨大花费的海军自然难以得到大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加紧科研积蓄了技术力量。90年代以后，“台独”势力正是看到大陆海空力量的弱项，敢于猖獗活动。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利用中国海空力量鞭长莫及，加紧掠采本应属于中国的石油资源。像索马里海盗那种“绑票”式地袭击商船，也严重干扰了中国的海上经济通道。一些有中国投资和商务利益的国家发生动乱，华侨和中国务工出现被绑架或被迫撤离的局面，还缺乏有效的手段帮助。例如在所罗门群岛、东帝汶、黎巴嫩、利比亚等一系列的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外国的帮助并租用外国商船和商业包机。有的国家甚至扬言，如果发生冲突就切断中国的海上航道，这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实际威胁。想解决这些关系到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中国就必须确立适当的海权观念，并以此为指针发展海军。
从目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看，从陆地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很小，防范空中打击和海上、海外权益受到侵害，已成为最迫切的国防任务。中国海军立足于长远需求按远景规划建设，其主要任务便是在航空兵掩护下独立作战，并以此设定自己独立的战略。
2008年HJT同志在三亚检阅南海舰队时提出：“海军要大转型，要成为战略军种和国际军种。”中国海军真正大发展的时期由此拉开了序幕。转型为“战略军种”，就是不再充当陆军的配角而要独立完成战略任务；转型为“国际军种”，就是不能只限于在国家的近海徘徊，而要走向世界。“自己走”、“走出去”，这两点是中国海军战略转型形象的概括，也是中国的海权意识的重要体现。
传统的“大陆军”式思维，近来已向海、空为重点转化。过去海军建设的投入在解放军三军中处于末位，现在已变为首位。
传统的大陆防卫向海陆并重转型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海洋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家的三大海上力量——造船工业、船运公司和海军得到了同步壮大。这种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使中国由传统的内陆大国向海洋大国转型。
作为海洋大国的基础，首先是拥有发达的舰船建造能力和远洋船队。中国的船舶建造量早已超过日、韩居于世界第一，2010年造船完工量高达6560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2%，并掌握了建造高档船的技术。中国的海洋资源开发力度也越来越大，海洋养殖和捕鱼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居于全球首位。鉴于陆上资源日益感到不足，我国的海上石油开采量现已超过5000万吨，超过国内最大的油田大庆的产量。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防力量建设，重要任务是保护海上的资源开发及商贸运输，由此自然要实现战略指导转变，即以大陆防卫为基本目标的国防战略转为海陆并重。
现在中国的海上维权范围已延伸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过去作为解放军海军水面主力的小艇只能在距岸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活动，如今到远洋执行军事任务就必须派遣数千吨甚至上万吨的大舰，这需要彻底改变中国海军的规模和结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海军在财力大增的前提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造舰高潮。如90年代中期以前，国产的最大吨位的战舰是排水量不过4000吨的驱逐舰，现在新造的驱逐舰已近万吨，同时还在建造数万吨级的航空母舰。由于现代海军的活动离不开空中掩护和水下防卫，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又会成为走向远洋的中国海军的建设重点。
由于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限制了军费投入，近年中国新造舰的数量有所增加，因而海军吨位仍会继续增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不过，中国舰只的一些技术水平目前还逊于西欧和日本，但差距在逐渐缩小。
如今国内外非常关注中国的航空母舰的建设进度，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海军的装备，而是将成为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同样，中国大力发展的核潜艇作为不需补充燃料便可高速航行几十万公里的水下隐蔽兵器，不仅能形成最有力的战略威慑，也可充当航母的保护神。中国在远海的资源开发，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下才能有效展开。根据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变，海军已从近海走向远海，即由“黄水”走向“蓝水”，由过去重点保护大陆海岸转变为保卫海上资源开发、海上运输线和国家的海外权益。
中华民族要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近现代，海军历来是耗资最大的科技密集型军种，其投资如果规划不周则足以误国劳民。1884年，中国从德国购买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排水量均为7300吨，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战舰，共耗资360万两白银，相当于同年清政府财政开支的5%，足以购买十几万支洋枪，因使用不当在甲午战争中覆没而造成“投金入海”。
近现代世界的海军竞争，曾不止使一个强国走向衰落，如17世纪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同英国在海上竞争失败便被踢出世界强国之列，拿破仑在特拉尔法加海战失败后也只能局限于在欧洲陆上活动。19世纪末的德国不满足于陆上首强地位，竭力发展“大洋舰队”同英国竞争，结果造成海陆都不能取得优势而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投入巨资发展远洋海军同美国竞争，最后也导致经济不堪重负，成为走向瓦解的原因之一。目前西方经济的不景气，导致除美国外的各国大都在减少海军建设投入，如英国因遇金融危机而决定未来十年建设两艘航空母舰而暂不配备舰载机（国际上讽刺为“祼舰”），法国也迟迟未开工建第二艘航空母舰，其他国家只能以保持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为满足。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真正拥有全球性的海军，又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为核心力量。
从2009年起，中国的军费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201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7万亿人民币（按汇率折合7.4万亿美元），达到了美国的一半。百年从未有过的雄厚财力，成为中国发展远洋海军的基础。不过中国若被拖入海上军备竞赛，势必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甚至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如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海军建设，把海上防务与开发结合起来，这是建造一支效费比较高的蓝水海军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美英海军当年的发展之路，都是将扩大海外经济利益与建造舰队相互结合，而苏联的最大错误则是单纯追求军事上同强手竞赛，超出国内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吸取这一教训，对外一直强调“和平崛起”，发展海军无意同美国搞竞赛，绝不向外洋称霸，只求保护自己300万平方公里海上专属区的资源安全、遏制台独势力并保障海上运输的战略通道，现在海军的“远海防卫”战略方针的内涵也在于此。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防事业同步发展的重要经验，便是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海军建设也是如此。目前在造船方面，中国将军民舰船技术相互转化，促进了两者并肩发展，在民用船建造规模居于全球首位时，海军造舰规模相应的发展便顺理成章。中国下一步的海军建设要为海洋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海洋经济的发展又能抽出一部分财力作为海军的费用，这样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如中国海洋经济的主要内容已由近海捕捞、养殖向远海采油和开发海外权益发展，近海产值每年都超过万亿元，每年从中为海军抽出几百亿元的建设费自然不在话下。
根据中国今后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海军建设不应模仿近代海军竞争的那种“大舰巨炮主义”，在适当发展航空母舰等大型装备时，还要注重均衡发展，即大、中、小舰艇和海军航空兵建设要同步前进，充当“第二海军”的海警、海监、渔政力量也要扩大并使其向外伸展巡逻范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海军将彻底改变传统的近海力量结构，成为一支近海和远海兼顾、军民使命并重的全新力量，中华民族应有的海权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中国的经济发展日益面向海洋，中国的国防建设也转向大海，从领导人到民间都树立起适应世界潮流的海权观念，这也是对传统的农耕文明所造就的民族性的一次改造。自我封闭在陆地上的民族都没有前途，以全球化的要求向海洋发展，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做到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最终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世界上各国的总体发展方略，决定了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方针，也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走向。中国古代王朝长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除明初郑和曾指挥过远洋舰队外，其余时间基本只有内河和海边的水师。由于近代外国入侵者主要从海上来犯，从晚清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都很重视海防，却缺乏争夺海权的意识和实力。直至进入新世纪前，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仅系局限于岸边的“黄水”，无法走向“蔚蓝色”。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海洋经济的日益重要，中国已将发展海军作为重点，国防范畴扩展到远洋，海权观念也在政府和民间普遍树立起来，这也标志着军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千年重陆轻海导致“有海无防”
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在世界古代史上，位于爱琴海畔的古希腊依赖地中海的财富壮大经济，海军舰队恰恰是其军队的核心，开放的海洋文明源头影响了后来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以黄河、长江流域发源的河流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源头，以粮食、丝绸和手工业制品为主的税收支撑着各个王朝的财政。由于数千年间国人主要靠农耕和边疆的少量牧业维系经济生活，舶来品可有可无，这种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便自然表现为重陆轻海。
人类所居住的地球面积有71%是海洋，世界性大国必须是海洋大国，西方列强称雄的前提都是走向远洋。古代中国曾拥有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唐宋时便出现过海上丝绸之路，明代的郑和曾远航万里，却只限于炫耀皇威和财富挥霍，国家并未改变内陆封闭状态，这正是15世纪后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重要原因。当农耕方式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时，中国人常以“地大物博”自诩，这其实是生产方式落后导致经济需求不多的反映。
在古代中国，东部浩瀚的海洋主要是一道安全屏障，防务重点长期在北方，夸耀的功绩是胡服骑射、修长城、北击匈奴，直至清朝中期还是以主力对付准噶尔蒙古部。明朝出现倭寇之患是古代唯一的海外入侵，朝廷的对策不是大治水师以对抗而是加强岸防，幸亏那时的倭寇只是海盗团伙而非国家军队，戚继光等将领还能以陆上反击制止其进犯。待到近代坚船利炮的“英夷”和日本正规陆海军来犯，中国千年重陆轻海防务观念的恶果便充分显现。清廷花费4000万两银子建立了北洋海军，指导思想却非争夺制海权，而是将北洋舰队当成沿海浮动炮台，最终被日军全歼在威海卫港中，此后中国陷入“有海无防”的可悲局面。
民国年间的中国陷入长期内战，根本顾不上海防。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英海军的作战舰只都达170万吨，日本100万吨，中国海军仅有6万吨老旧舰艇。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的海军几乎未进行一次海战，便怯懦地自沉于江阴和青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得到美国和英国供给的16万吨军舰，也只作为内战和退守台湾的本钱。
近现代的海军建设，又是以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财力作为保障的，同时又为国家利益向海外延伸提供保障。旧中国长期以内向型农业经济为主，几乎没有工业基础，近代在沿海建起的几个船厂不过是使用外国设备的装配或修船的小企业，自身缺乏建设海军的条件又进而影响了对海上力量运用的认识。自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和台海作战，面对来自海上的严重外患，国人的直观多是加强岸边乃至近海的防御，其实仍是内陆作战理念的延伸。从新中国成立起直至刚迈进新世纪之际，国内众多关心国防的人一谈起海军的任务，也认定是“保卫海防”。至于按国际法应属中国的海洋权益，当时国内各界的认识都非常不足。
19世纪末，美国人马汉（Mahan）提出“海权”（seapower，这一概念被早期中国学人译为“海权”）概念，随即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长期被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和苏联时期也都提出了扩展海洋权益的观念。在中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人对“海权”还普遍感到陌生，90年代以后海洋开发的大发展及海外利益迅速扩大，如何用海军力量维护海权才进入国防战略的范畴，这也表明克服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接受世界主流意识是何等不易。
改革开放前的国防仍属内陆防御型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起步，1950年农业税占国家税收的48%，对外进出口额只占国家经济总量的3%，还主要来自陆上的苏联。那时中国的东部海面受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封锁，难以发展远洋贸易，经济建设只好以内陆为重点。这一局面也决定了国防建设以内陆防御为重点，从上世纪50年代预想对美作战的“北顶南放”、60年代对美、苏、印同时作战的“应付四面八方”到70年代对苏的“一条线”，都是以陆军内地作战为基点，发展海军只预定为配合陆军和空军实施“近岸防御”。
在近现代的军事建设中，海军历来是投资最大和对科技水平要求最高的军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价格计算，建造一艘中型航空母舰需4000万美元，造一架飞机或一辆坦克只需6万美元，而造一支步枪只需20美元。以苏联的标准计算，建一艘战列舰的费用相当于组建10个步兵师。 1949年全国解放时，人民解放军仅接收了4万吨破旧舰艇，此后面对国家贫穷而外部威胁严重的情况，国防重点又是发展空军、两弹（导弹、核弹）和维持庞大的陆军，海军的投资不得不排在末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四艘排水量不过1600吨的30年代制造的驱逐舰，竟在20多年内成为中国海军水面舰的主力“四大金刚”。
从上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中国海军预定的作战方案，是作为陆军守卫海岸的辅助力量，开战后便采取“海上游击破袭战”，即在敌大举登陆时扰乱其后方运输线的海上游击破袭战。当时作为主要海军装备的小艇遇大风都难于出海，对于远在千里外的岛屿只能弃守，面对他国军队在50年代对南海岛屿的侵占也大多限于口头抗议。
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领导人生长于陆地，以陆战起家，曾切身感受到头顶飞机的威胁却不大熟悉海战。海军在解放军编制序列中虽是独立的军种，实际上却是陆军的一支配属力量，作战只服务于所在战区的陆战需要。例如北海舰队属于济南军区，东海舰队隶属于南京军区，南海舰队隶属于广州军区，严格而论当年的解放军并不存在独立的海军战略。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强敌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性又减少，海军的战略思想发展为“近海防御”，以保护海岸及其不远处的岛屿为目标，并适当兼顾台湾和南海方向的斗争。此时海军建设的投入仍严重不足，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只好继续以潜艇和快艇为主力，海军航空兵落后的战机也难以有效提供空中掩护，这使中国海军于1974年完全控制距海南岛近400公里的西沙群岛后，一时没有能力再争夺1000公里外的南沙群岛。上世纪70年代的南沙群岛，出现了“菲律宾占的最早、越南占的最多、马来西亚占的最肥”这一局面，恰恰也是当时中国海上实力不足所面对的无奈。
传统的“大陆军”思维向海、空为重点转化
1975年中国石油产量达到5000万吨时，就宣布已经自给有余并开始出口。当时电影《创业》中的石油人有一句豪言：“我们已经把‘贫油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可是如今我国石油年产达到2亿吨，却已不够国内一半的需求，搞能源的人为此感叹说：“我们又把‘贫油国’；的帽子从太平洋里拣出来重新戴上了！”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面向世界，对海外的依存度越来越大。经过30年改革开放，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而居世界第二位，外贸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而对外商贸又有90%通过海路进行。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海洋经济总量已超过10%，海关税则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6%，海洋石油开采也占中国石油产量的1/3。另外，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上百万务工人员在国外工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权益都需要保护，危急时又需要救援。过去的农业大国变成工业大国，内陆大国也不可避免地变成海洋大国。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为发展经济，在军队建设上采取了“忍耐”的方针，需要巨大花费的海军自然难以得到大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加紧科研积蓄了技术力量。90年代以后，“台独”势力正是看到大陆海空力量的弱项，敢于猖獗活动。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利用中国海空力量鞭长莫及，加紧掠采本应属于中国的石油资源。像索马里海盗那种“绑票”式地袭击商船，也严重干扰了中国的海上经济通道。一些有中国投资和商务利益的国家发生动乱，华侨和中国务工出现被绑架或被迫撤离的局面，还缺乏有效的手段帮助。例如在所罗门群岛、东帝汶、黎巴嫩、利比亚等一系列的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外国的帮助并租用外国商船和商业包机。有的国家甚至扬言，如果发生冲突就切断中国的海上航道，这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实际威胁。想解决这些关系到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中国就必须确立适当的海权观念，并以此为指针发展海军。
从目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看，从陆地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很小，防范空中打击和海上、海外权益受到侵害，已成为最迫切的国防任务。中国海军立足于长远需求按远景规划建设，其主要任务便是在航空兵掩护下独立作战，并以此设定自己独立的战略。
2008年HJT同志在三亚检阅南海舰队时提出：“海军要大转型，要成为战略军种和国际军种。”中国海军真正大发展的时期由此拉开了序幕。转型为“战略军种”，就是不再充当陆军的配角而要独立完成战略任务；转型为“国际军种”，就是不能只限于在国家的近海徘徊，而要走向世界。“自己走”、“走出去”，这两点是中国海军战略转型形象的概括，也是中国的海权意识的重要体现。
传统的“大陆军”式思维，近来已向海、空为重点转化。过去海军建设的投入在解放军三军中处于末位，现在已变为首位。
传统的大陆防卫向海陆并重转型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海洋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家的三大海上力量——造船工业、船运公司和海军得到了同步壮大。这种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使中国由传统的内陆大国向海洋大国转型。
作为海洋大国的基础，首先是拥有发达的舰船建造能力和远洋船队。中国的船舶建造量早已超过日、韩居于世界第一，2010年造船完工量高达6560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2%，并掌握了建造高档船的技术。中国的海洋资源开发力度也越来越大，海洋养殖和捕鱼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居于全球首位。鉴于陆上资源日益感到不足，我国的海上石油开采量现已超过5000万吨，超过国内最大的油田大庆的产量。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防力量建设，重要任务是保护海上的资源开发及商贸运输，由此自然要实现战略指导转变，即以大陆防卫为基本目标的国防战略转为海陆并重。
现在中国的海上维权范围已延伸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过去作为解放军海军水面主力的小艇只能在距岸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活动，如今到远洋执行军事任务就必须派遣数千吨甚至上万吨的大舰，这需要彻底改变中国海军的规模和结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海军在财力大增的前提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造舰高潮。如90年代中期以前，国产的最大吨位的战舰是排水量不过4000吨的驱逐舰，现在新造的驱逐舰已近万吨，同时还在建造数万吨级的航空母舰。由于现代海军的活动离不开空中掩护和水下防卫，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又会成为走向远洋的中国海军的建设重点。
由于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限制了军费投入，近年中国新造舰的数量有所增加，因而海军吨位仍会继续增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不过，中国舰只的一些技术水平目前还逊于西欧和日本，但差距在逐渐缩小。
如今国内外非常关注中国的航空母舰的建设进度，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海军的装备，而是将成为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同样，中国大力发展的核潜艇作为不需补充燃料便可高速航行几十万公里的水下隐蔽兵器，不仅能形成最有力的战略威慑，也可充当航母的保护神。中国在远海的资源开发，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下才能有效展开。根据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变，海军已从近海走向远海，即由“黄水”走向“蓝水”，由过去重点保护大陆海岸转变为保卫海上资源开发、海上运输线和国家的海外权益。
中华民族要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近现代，海军历来是耗资最大的科技密集型军种，其投资如果规划不周则足以误国劳民。1884年，中国从德国购买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排水量均为7300吨，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战舰，共耗资360万两白银，相当于同年清政府财政开支的5%，足以购买十几万支洋枪，因使用不当在甲午战争中覆没而造成“投金入海”。
近现代世界的海军竞争，曾不止使一个强国走向衰落，如17世纪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同英国在海上竞争失败便被踢出世界强国之列，拿破仑在特拉尔法加海战失败后也只能局限于在欧洲陆上活动。19世纪末的德国不满足于陆上首强地位，竭力发展“大洋舰队”同英国竞争，结果造成海陆都不能取得优势而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投入巨资发展远洋海军同美国竞争，最后也导致经济不堪重负，成为走向瓦解的原因之一。目前西方经济的不景气，导致除美国外的各国大都在减少海军建设投入，如英国因遇金融危机而决定未来十年建设两艘航空母舰而暂不配备舰载机（国际上讽刺为“祼舰”），法国也迟迟未开工建第二艘航空母舰，其他国家只能以保持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为满足。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真正拥有全球性的海军，又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为核心力量。
从2009年起，中国的军费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201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7万亿人民币（按汇率折合7.4万亿美元），达到了美国的一半。百年从未有过的雄厚财力，成为中国发展远洋海军的基础。不过中国若被拖入海上军备竞赛，势必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甚至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如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海军建设，把海上防务与开发结合起来，这是建造一支效费比较高的蓝水海军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美英海军当年的发展之路，都是将扩大海外经济利益与建造舰队相互结合，而苏联的最大错误则是单纯追求军事上同强手竞赛，超出国内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吸取这一教训，对外一直强调“和平崛起”，发展海军无意同美国搞竞赛，绝不向外洋称霸，只求保护自己300万平方公里海上专属区的资源安全、遏制台独势力并保障海上运输的战略通道，现在海军的“远海防卫”战略方针的内涵也在于此。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防事业同步发展的重要经验，便是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海军建设也是如此。目前在造船方面，中国将军民舰船技术相互转化，促进了两者并肩发展，在民用船建造规模居于全球首位时，海军造舰规模相应的发展便顺理成章。中国下一步的海军建设要为海洋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海洋经济的发展又能抽出一部分财力作为海军的费用，这样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如中国海洋经济的主要内容已由近海捕捞、养殖向远海采油和开发海外权益发展，近海产值每年都超过万亿元，每年从中为海军抽出几百亿元的建设费自然不在话下。
根据中国今后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海军建设不应模仿近代海军竞争的那种“大舰巨炮主义”，在适当发展航空母舰等大型装备时，还要注重均衡发展，即大、中、小舰艇和海军航空兵建设要同步前进，充当“第二海军”的海警、海监、渔政力量也要扩大并使其向外伸展巡逻范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海军将彻底改变传统的近海力量结构，成为一支近海和远海兼顾、军民使命并重的全新力量，中华民族应有的海权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中国的经济发展日益面向海洋，中国的国防建设也转向大海，从领导人到民间都树立起适应世界潮流的海权观念，这也是对传统的农耕文明所造就的民族性的一次改造。自我封闭在陆地上的民族都没有前途，以全球化的要求向海洋发展，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做到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最终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转载自网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05/08/5402768_234363440.shtml
世界上各国的总体发展方略，决定了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方针，也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走向。中国古代王朝长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除明初郑和曾指挥过远洋舰队外，其余时间基本只有内河和海边的水师。由于近代外国入侵者主要从海上来犯，从晚清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都很重视海防，却缺乏争夺海权的意识和实力。直至进入新世纪前，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仅系局限于岸边的“黄水”，无法走向“蔚蓝色”。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海洋经济的日益重要，中国已将发展海军作为重点，国防范畴扩展到远洋，海权观念也在政府和民间普遍树立起来，这也标志着军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千年重陆轻海导致“有海无防”
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在世界古代史上，位于爱琴海畔的古希腊依赖地中海的财富壮大经济，海军舰队恰恰是其军队的核心，开放的海洋文明源头影响了后来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以黄河、长江流域发源的河流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源头，以粮食、丝绸和手工业制品为主的税收支撑着各个王朝的财政。由于数千年间国人主要靠农耕和边疆的少量牧业维系经济生活，舶来品可有可无，这种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便自然表现为重陆轻海。
人类所居住的地球面积有71%是海洋，世界性大国必须是海洋大国，西方列强称雄的前提都是走向远洋。古代中国曾拥有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唐宋时便出现过海上丝绸之路，明代的郑和曾远航万里，却只限于炫耀皇威和财富挥霍，国家并未改变内陆封闭状态，这正是15世纪后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重要原因。当农耕方式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时，中国人常以“地大物博”自诩，这其实是生产方式落后导致经济需求不多的反映。
在古代中国，东部浩瀚的海洋主要是一道安全屏障，防务重点长期在北方，夸耀的功绩是胡服骑射、修长城、北击匈奴，直至清朝中期还是以主力对付准噶尔蒙古部。明朝出现倭寇之患是古代唯一的海外入侵，朝廷的对策不是大治水师以对抗而是加强岸防，幸亏那时的倭寇只是海盗团伙而非国家军队，戚继光等将领还能以陆上反击制止其进犯。待到近代坚船利炮的“英夷”和日本正规陆海军来犯，中国千年重陆轻海防务观念的恶果便充分显现。清廷花费4000万两银子建立了北洋海军，指导思想却非争夺制海权，而是将北洋舰队当成沿海浮动炮台，最终被日军全歼在威海卫港中，此后中国陷入“有海无防”的可悲局面。
民国年间的中国陷入长期内战，根本顾不上海防。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英海军的作战舰只都达170万吨，日本100万吨，中国海军仅有6万吨老旧舰艇。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的海军几乎未进行一次海战，便怯懦地自沉于江阴和青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得到美国和英国供给的16万吨军舰，也只作为内战和退守台湾的本钱。
近现代的海军建设，又是以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财力作为保障的，同时又为国家利益向海外延伸提供保障。旧中国长期以内向型农业经济为主，几乎没有工业基础，近代在沿海建起的几个船厂不过是使用外国设备的装配或修船的小企业，自身缺乏建设海军的条件又进而影响了对海上力量运用的认识。自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和台海作战，面对来自海上的严重外患，国人的直观多是加强岸边乃至近海的防御，其实仍是内陆作战理念的延伸。从新中国成立起直至刚迈进新世纪之际，国内众多关心国防的人一谈起海军的任务，也认定是“保卫海防”。至于按国际法应属中国的海洋权益，当时国内各界的认识都非常不足。
19世纪末，美国人马汉（Mahan）提出“海权”（seapower，这一概念被早期中国学人译为“海权”）概念，随即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长期被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和苏联时期也都提出了扩展海洋权益的观念。在中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人对“海权”还普遍感到陌生，90年代以后海洋开发的大发展及海外利益迅速扩大，如何用海军力量维护海权才进入国防战略的范畴，这也表明克服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接受世界主流意识是何等不易。
改革开放前的国防仍属内陆防御型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起步，1950年农业税占国家税收的48%，对外进出口额只占国家经济总量的3%，还主要来自陆上的苏联。那时中国的东部海面受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封锁，难以发展远洋贸易，经济建设只好以内陆为重点。这一局面也决定了国防建设以内陆防御为重点，从上世纪50年代预想对美作战的“北顶南放”、60年代对美、苏、印同时作战的“应付四面八方”到70年代对苏的“一条线”，都是以陆军内地作战为基点，发展海军只预定为配合陆军和空军实施“近岸防御”。
在近现代的军事建设中，海军历来是投资最大和对科技水平要求最高的军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价格计算，建造一艘中型航空母舰需4000万美元，造一架飞机或一辆坦克只需6万美元，而造一支步枪只需20美元。以苏联的标准计算，建一艘战列舰的费用相当于组建10个步兵师。 1949年全国解放时，人民解放军仅接收了4万吨破旧舰艇，此后面对国家贫穷而外部威胁严重的情况，国防重点又是发展空军、两弹（导弹、核弹）和维持庞大的陆军，海军的投资不得不排在末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四艘排水量不过1600吨的30年代制造的驱逐舰，竟在20多年内成为中国海军水面舰的主力“四大金刚”。
从上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中国海军预定的作战方案，是作为陆军守卫海岸的辅助力量，开战后便采取“海上游击破袭战”，即在敌大举登陆时扰乱其后方运输线的海上游击破袭战。当时作为主要海军装备的小艇遇大风都难于出海，对于远在千里外的岛屿只能弃守，面对他国军队在50年代对南海岛屿的侵占也大多限于口头抗议。
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领导人生长于陆地，以陆战起家，曾切身感受到头顶飞机的威胁却不大熟悉海战。海军在解放军编制序列中虽是独立的军种，实际上却是陆军的一支配属力量，作战只服务于所在战区的陆战需要。例如北海舰队属于济南军区，东海舰队隶属于南京军区，南海舰队隶属于广州军区，严格而论当年的解放军并不存在独立的海军战略。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强敌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性又减少，海军的战略思想发展为“近海防御”，以保护海岸及其不远处的岛屿为目标，并适当兼顾台湾和南海方向的斗争。此时海军建设的投入仍严重不足，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只好继续以潜艇和快艇为主力，海军航空兵落后的战机也难以有效提供空中掩护，这使中国海军于1974年完全控制距海南岛近400公里的西沙群岛后，一时没有能力再争夺1000公里外的南沙群岛。上世纪70年代的南沙群岛，出现了“菲律宾占的最早、越南占的最多、马来西亚占的最肥”这一局面，恰恰也是当时中国海上实力不足所面对的无奈。
传统的“大陆军”思维向海、空为重点转化
1975年中国石油产量达到5000万吨时，就宣布已经自给有余并开始出口。当时电影《创业》中的石油人有一句豪言：“我们已经把‘贫油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可是如今我国石油年产达到2亿吨，却已不够国内一半的需求，搞能源的人为此感叹说：“我们又把‘贫油国’；的帽子从太平洋里拣出来重新戴上了！”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面向世界，对海外的依存度越来越大。经过30年改革开放，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而居世界第二位，外贸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而对外商贸又有90%通过海路进行。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海洋经济总量已超过10%，海关税则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6%，海洋石油开采也占中国石油产量的1/3。另外，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上百万务工人员在国外工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权益都需要保护，危急时又需要救援。过去的农业大国变成工业大国，内陆大国也不可避免地变成海洋大国。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为发展经济，在军队建设上采取了“忍耐”的方针，需要巨大花费的海军自然难以得到大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加紧科研积蓄了技术力量。90年代以后，“台独”势力正是看到大陆海空力量的弱项，敢于猖獗活动。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利用中国海空力量鞭长莫及，加紧掠采本应属于中国的石油资源。像索马里海盗那种“绑票”式地袭击商船，也严重干扰了中国的海上经济通道。一些有中国投资和商务利益的国家发生动乱，华侨和中国务工出现被绑架或被迫撤离的局面，还缺乏有效的手段帮助。例如在所罗门群岛、东帝汶、黎巴嫩、利比亚等一系列的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外国的帮助并租用外国商船和商业包机。有的国家甚至扬言，如果发生冲突就切断中国的海上航道，这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实际威胁。想解决这些关系到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中国就必须确立适当的海权观念，并以此为指针发展海军。
从目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看，从陆地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很小，防范空中打击和海上、海外权益受到侵害，已成为最迫切的国防任务。中国海军立足于长远需求按远景规划建设，其主要任务便是在航空兵掩护下独立作战，并以此设定自己独立的战略。
2008年HJT同志在三亚检阅南海舰队时提出：“海军要大转型，要成为战略军种和国际军种。”中国海军真正大发展的时期由此拉开了序幕。转型为“战略军种”，就是不再充当陆军的配角而要独立完成战略任务；转型为“国际军种”，就是不能只限于在国家的近海徘徊，而要走向世界。“自己走”、“走出去”，这两点是中国海军战略转型形象的概括，也是中国的海权意识的重要体现。
传统的“大陆军”式思维，近来已向海、空为重点转化。过去海军建设的投入在解放军三军中处于末位，现在已变为首位。
传统的大陆防卫向海陆并重转型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海洋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家的三大海上力量——造船工业、船运公司和海军得到了同步壮大。这种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使中国由传统的内陆大国向海洋大国转型。
作为海洋大国的基础，首先是拥有发达的舰船建造能力和远洋船队。中国的船舶建造量早已超过日、韩居于世界第一，2010年造船完工量高达6560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2%，并掌握了建造高档船的技术。中国的海洋资源开发力度也越来越大，海洋养殖和捕鱼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居于全球首位。鉴于陆上资源日益感到不足，我国的海上石油开采量现已超过5000万吨，超过国内最大的油田大庆的产量。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防力量建设，重要任务是保护海上的资源开发及商贸运输，由此自然要实现战略指导转变，即以大陆防卫为基本目标的国防战略转为海陆并重。
现在中国的海上维权范围已延伸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过去作为解放军海军水面主力的小艇只能在距岸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活动，如今到远洋执行军事任务就必须派遣数千吨甚至上万吨的大舰，这需要彻底改变中国海军的规模和结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海军在财力大增的前提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造舰高潮。如90年代中期以前，国产的最大吨位的战舰是排水量不过4000吨的驱逐舰，现在新造的驱逐舰已近万吨，同时还在建造数万吨级的航空母舰。由于现代海军的活动离不开空中掩护和水下防卫，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又会成为走向远洋的中国海军的建设重点。
由于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限制了军费投入，近年中国新造舰的数量有所增加，因而海军吨位仍会继续增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不过，中国舰只的一些技术水平目前还逊于西欧和日本，但差距在逐渐缩小。
如今国内外非常关注中国的航空母舰的建设进度，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海军的装备，而是将成为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同样，中国大力发展的核潜艇作为不需补充燃料便可高速航行几十万公里的水下隐蔽兵器，不仅能形成最有力的战略威慑，也可充当航母的保护神。中国在远海的资源开发，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下才能有效展开。根据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变，海军已从近海走向远海，即由“黄水”走向“蓝水”，由过去重点保护大陆海岸转变为保卫海上资源开发、海上运输线和国家的海外权益。
中华民族要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近现代，海军历来是耗资最大的科技密集型军种，其投资如果规划不周则足以误国劳民。1884年，中国从德国购买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排水量均为7300吨，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战舰，共耗资360万两白银，相当于同年清政府财政开支的5%，足以购买十几万支洋枪，因使用不当在甲午战争中覆没而造成“投金入海”。
近现代世界的海军竞争，曾不止使一个强国走向衰落，如17世纪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同英国在海上竞争失败便被踢出世界强国之列，拿破仑在特拉尔法加海战失败后也只能局限于在欧洲陆上活动。19世纪末的德国不满足于陆上首强地位，竭力发展“大洋舰队”同英国竞争，结果造成海陆都不能取得优势而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投入巨资发展远洋海军同美国竞争，最后也导致经济不堪重负，成为走向瓦解的原因之一。目前西方经济的不景气，导致除美国外的各国大都在减少海军建设投入，如英国因遇金融危机而决定未来十年建设两艘航空母舰而暂不配备舰载机（国际上讽刺为“祼舰”），法国也迟迟未开工建第二艘航空母舰，其他国家只能以保持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为满足。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真正拥有全球性的海军，又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为核心力量。
从2009年起，中国的军费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201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7万亿人民币（按汇率折合7.4万亿美元），达到了美国的一半。百年从未有过的雄厚财力，成为中国发展远洋海军的基础。不过中国若被拖入海上军备竞赛，势必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甚至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如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海军建设，把海上防务与开发结合起来，这是建造一支效费比较高的蓝水海军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美英海军当年的发展之路，都是将扩大海外经济利益与建造舰队相互结合，而苏联的最大错误则是单纯追求军事上同强手竞赛，超出国内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吸取这一教训，对外一直强调“和平崛起”，发展海军无意同美国搞竞赛，绝不向外洋称霸，只求保护自己300万平方公里海上专属区的资源安全、遏制台独势力并保障海上运输的战略通道，现在海军的“远海防卫”战略方针的内涵也在于此。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防事业同步发展的重要经验，便是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海军建设也是如此。目前在造船方面，中国将军民舰船技术相互转化，促进了两者并肩发展，在民用船建造规模居于全球首位时，海军造舰规模相应的发展便顺理成章。中国下一步的海军建设要为海洋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海洋经济的发展又能抽出一部分财力作为海军的费用，这样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如中国海洋经济的主要内容已由近海捕捞、养殖向远海采油和开发海外权益发展，近海产值每年都超过万亿元，每年从中为海军抽出几百亿元的建设费自然不在话下。
根据中国今后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海军建设不应模仿近代海军竞争的那种“大舰巨炮主义”，在适当发展航空母舰等大型装备时，还要注重均衡发展，即大、中、小舰艇和海军航空兵建设要同步前进，充当“第二海军”的海警、海监、渔政力量也要扩大并使其向外伸展巡逻范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海军将彻底改变传统的近海力量结构，成为一支近海和远海兼顾、军民使命并重的全新力量，中华民族应有的海权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中国的经济发展日益面向海洋，中国的国防建设也转向大海，从领导人到民间都树立起适应世界潮流的海权观念，这也是对传统的农耕文明所造就的民族性的一次改造。自我封闭在陆地上的民族都没有前途，以全球化的要求向海洋发展，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做到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最终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