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原创，规制自由：反造谣运动与沙利文原则，请找大狼 ...

一般认为，反对造谣、传谣的主要理由是可能存在的社会危害性；换而言之，（至少在意识形态工作层面），被反对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滥用。

问题在于……自由当然并不是无条件或者不受规制的，但自由的界限何在恐怕也并不是简单的真伪概念可以穷尽的；联邦最高法院便在1964年的“时报诉沙利文案”之中针对公众人物与（更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议题设立了“实际恶意”与“确凿无误”两大豁免原则。如果说后者不过提高了举证门槛，那么前者便在很大程度上令针对公共领域（公众人物显然亦属于这一范畴）的言论规制成为不可能，毕竟“实际恶意”乃“抽象、模糊之概念”，证实或证伪均有较大难度。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对于自由之范畴、界限究竟何在，有着如此不同的规制差异呢？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理由？

通常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受制于信息披露程度，公众在诸多议题上均无从掌握充分资讯（比如你很难知道，一笔预算支出背后的决策流程究竟是怎样的；在天朝的话，甚至连预算支出的具体构成都难以把握）；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要求公众深刻理解公共领域的方方面面更是缘木求鱼（即便拥有完备信息，能够适当评价SSBN之效用者恐怕依旧寥寥无几）。那么在此情况下，以真实性设限实际上意味着公众只有闭嘴一途，典型如“网民将致10死5伤车祸说成16死，一度被拘留”。

相对于一般公众，政府或者公众人物无疑处于相对强势地位；那么作为平衡，制度设计上的适当倾斜自有其合理之处。政府有钱有枪有组织，舆论影响力亦更为突出（或者通过循循善诱，或者借助“意识形态纪律”）；公众不仅面临信息不对称之困境，其组织也相对分散—不言而喻，两者的动员能力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简单强调“一致规则”势必将其中一方置于不利地位，以真伪性考量规制言论自由只会让原本便已不甚可靠的舆论监督与社会制约彻底边缘化（考虑到政治权力行使的强制性，更是如此）；考虑到契约社会的基本原则，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进一步说，即便“实际恶意”客观存在（当然这几乎无法得到证明），是否应当加以规制也是值得商榷的。毫无疑问，“实际恶意”背后无疑有着相应的动机或者说利益诉求，但类似情况之于政府或者公众人物同样存在（宪政经济学告诉我们，政府同样是理性自利的）；既然我们不能保证非官方渠道信息的准确性与客观性，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服自己来自官方渠道之信息一定可靠？那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显然是最为理性的选择。“保护人民群众不受谣言欺骗”听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不过是父权政治之傲慢的极致体现罢了（公民被当作了没有是非辨别能力、长不大的孩子）；或者更糟，意味着对于话语权的垄断（如果公民社会的确幼稚如斯，那么拥有较强舆论影响力的政府或者公众人物骗起来只会更加得心应手；“保护人民群众不受谣言欺骗”因此被置换为“只能被我们骗”）。另一方面，正因为“实际恶意”难以界定，对此的辩驳同样不无困难（自证清白同样是困难的）；那么居于强势者同样可以逆用这一规则强有力地钳制言论自由；毕竟在我大天朝，“举证倒置”乃至“自证其罪”从来就不是天方夜谭。我们不否认谣言的孕育与传播的确有其社会成本，但如上所述，容忍而非克服这一成本更接近于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而“你不可能在岸上学会游泳”，只有在公开自由的言论环境之下，公民社会的认知与鉴别能力方有望得到充分发展。“阳光是最好的解毒剂”，很简单的道理。

ps:上文创作版权属大狼网友，我代为转发，超大首发，如果属于查水表，我一介黔首。请南下找大狼查水表。他热烈欢迎。一般认为，反对造谣、传谣的主要理由是可能存在的社会危害性；换而言之，（至少在意识形态工作层面），被反对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滥用。

问题在于……自由当然并不是无条件或者不受规制的，但自由的界限何在恐怕也并不是简单的真伪概念可以穷尽的；联邦最高法院便在1964年的“时报诉沙利文案”之中针对公众人物与（更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议题设立了“实际恶意”与“确凿无误”两大豁免原则。如果说后者不过提高了举证门槛，那么前者便在很大程度上令针对公共领域（公众人物显然亦属于这一范畴）的言论规制成为不可能，毕竟“实际恶意”乃“抽象、模糊之概念”，证实或证伪均有较大难度。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对于自由之范畴、界限究竟何在，有着如此不同的规制差异呢？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理由？

通常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受制于信息披露程度，公众在诸多议题上均无从掌握充分资讯（比如你很难知道，一笔预算支出背后的决策流程究竟是怎样的；在天朝的话，甚至连预算支出的具体构成都难以把握）；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要求公众深刻理解公共领域的方方面面更是缘木求鱼（即便拥有完备信息，能够适当评价SSBN之效用者恐怕依旧寥寥无几）。那么在此情况下，以真实性设限实际上意味着公众只有闭嘴一途，典型如“网民将致10死5伤车祸说成16死，一度被拘留”。

相对于一般公众，政府或者公众人物无疑处于相对强势地位；那么作为平衡，制度设计上的适当倾斜自有其合理之处。政府有钱有枪有组织，舆论影响力亦更为突出（或者通过循循善诱，或者借助“意识形态纪律”）；公众不仅面临信息不对称之困境，其组织也相对分散—不言而喻，两者的动员能力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简单强调“一致规则”势必将其中一方置于不利地位，以真伪性考量规制言论自由只会让原本便已不甚可靠的舆论监督与社会制约彻底边缘化（考虑到政治权力行使的强制性，更是如此）；考虑到契约社会的基本原则，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进一步说，即便“实际恶意”客观存在（当然这几乎无法得到证明），是否应当加以规制也是值得商榷的。毫无疑问，“实际恶意”背后无疑有着相应的动机或者说利益诉求，但类似情况之于政府或者公众人物同样存在（宪政经济学告诉我们，政府同样是理性自利的）；既然我们不能保证非官方渠道信息的准确性与客观性，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服自己来自官方渠道之信息一定可靠？那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显然是最为理性的选择。“保护人民群众不受谣言欺骗”听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不过是父权政治之傲慢的极致体现罢了（公民被当作了没有是非辨别能力、长不大的孩子）；或者更糟，意味着对于话语权的垄断（如果公民社会的确幼稚如斯，那么拥有较强舆论影响力的政府或者公众人物骗起来只会更加得心应手；“保护人民群众不受谣言欺骗”因此被置换为“只能被我们骗”）。另一方面，正因为“实际恶意”难以界定，对此的辩驳同样不无困难（自证清白同样是困难的）；那么居于强势者同样可以逆用这一规则强有力地钳制言论自由；毕竟在我大天朝，“举证倒置”乃至“自证其罪”从来就不是天方夜谭。我们不否认谣言的孕育与传播的确有其社会成本，但如上所述，容忍而非克服这一成本更接近于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而“你不可能在岸上学会游泳”，只有在公开自由的言论环境之下，公民社会的认知与鉴别能力方有望得到充分发展。“阳光是最好的解毒剂”，很简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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