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第一强贴![转帖]大东亚战争全史 服部卓四郎 [日 ...

序
服部卓四郎 [日本]
[出自《《大东亚战争全史》》] 1971




　　战争结束已经8年，而对战争牺牲者的安置以及其他遗留下来的善后工作却仍然堆积如山。我认为，编写一部权威性的战争史也确属这类工作之一。
　　编写战史这类工作本来是国家的事业，战后应该立即动员一切力量，搜集和保存资料，对其加以解释和研究。这一方面是为了把它传给国民后代，另一方面则应把它作为借鉴，以免再次贻误国家的前途。
　　但是，固然也是由于种种情况，这件事至今没有实现，这实在是件憾事。正值此时，服部君根据大量的宝贵秘录和他当时的亲身体验与见闻，经过战后7年的钻研，将这部始终贯穿着政略和战略的战史公诸于世。此事可谓得其人，得其时。在欣幸之余，不揣冒昧，愿将此书荐于海内贤达。
　　作者在本书中。尽量客观地记述了战争的全部过程，如实地阐明了战争的原委，使用的资料，恐怕也是至今最可信赖的。我相信，本书对于今后想以公正合理的观点来研究这次战争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指导性著作。
　　今天，以朝鲜战乱为开端，远东的风云很难说是平静的。我想全体日本人民热爱和平的心情恐怕不会落于人后。正因为如此，当本书刊行之机，我殷切希望国民各界各阶层人士再一次以新的认识来探讨和考察这场民族一大悲剧的大东亚战争是怎样开始和怎样进行的。
　　
—— 野村吉三郎

自序
服部卓四郎 [日本]
[出自《《大东亚战争全史》》] 1971




　　自从这场旷古未有的大战遭到空前惨败以来，已经7年了。我们终于迎来了独立的新日本的新春。然而，新日本的前途果真是通往光明的平坦大道吗？如果在旧时代，或许说现在正是迫切期待伟大的哲人、政治家、科学家出世之秋。可是，当今的时代，不应该徒然坐等伟人的出现，每一个国民都必须成为爱国忧国之士，自己来正确考虑和确定国家的方向，并为此集结一切力量。我确信，新日本的兴亡安危将系于此。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通往将来的发展路程，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着深刻的因果关系。我们必须经常回顾过去，认识现在的处境，并且展望未来。这就是说，研究历史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掌握自己命运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据说拿破仑战争时期，菲希特 [ 译者注：菲希特（J．G．Fichte，1762—1814）德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1805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而缔结了和约，从此柏林被置于法军控制之下，1807年或1808年冬，他发表了《告德意志人民》一书。 ] 在窗前一面眺望心爱的祖国首都柏林惨遭法军铁蹄蹂躏的痛心清景，一面讲述了他的名著《告德意志人民》一书。据说这部书讲述了日耳曼的历史，呼吁要恢复真正的德国人的本色。想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价值。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在战争中竟两次出任大本营陆军部的作战科长。我固然是个微不足道的渺小存在，但毕竟是所谓处于战争漩涡中的一个人。不仅如此，战争结束后，我从中国大陆复员归来，马上又在复员厅史实部继续担任复员局的资料整理部长，工作了约6年之久。从昭和22年（1947年）起，又兼任驻日盟军总部历史科的工作约5年左右，埋头于搜集、整理大东亚战争的资料和编写战史。在此期间，我对战争问题进行了深人的反省和研讨。战争固然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但在某种场合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
　　大东亚战争真正是日本的悲剧。阵亡约260万人，残废的15万人，再联想到比这多好几倍的死者家属，就更加令人悲痛欲绝。正因为如此，我决心抑制悲痛，以全副精力攻下这部战史。幸而在去年昭和27年（1952年）年底，我得以辞去一切公职，埋头于实现几年来没有完成的编写战史的悲壮心愿。
　　诚然，我个人也有应进行反省与感到惭愧之处，同时对个别问题我也不是没有一些批判意见的，但这部书不是我的回忆录，而且我也深深知道我并没有这种资格。我在执笔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我个人的过去一切的束缚，坚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努力探索史实真相。因此，我不但没有回避记述那些显然属于错误和失败的史实，相反，还不惜占用不少篇幅去阐明被埋没在战败名下的各战场上我陆海军英勇奋战的事实真相。总的说来，是想使其具备综合政略和战略两方面内容，对政略和战略作全面的史实说明。也就是说，打算紧凑地写成包括战争指导、最高统帅、各方面的重要作战和战斗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的一部史书。
　　编写战史本来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不是我个人所能胜任的，幸亏得到各位同事、友人的全面合作和支援才勉强成书。特别是这些人当时都是主管各部门工作的，他们从大局观点出发，为我提供了秘藏的官方记录、机密日志、日记等从来没有公开过的珍贵材料。战争刚结束时，陆军曾发出烧毁官方文件的指令，建军以来的重还希望它在此时此刻会多少起到一点作用。
　　 秋草已枯尽，严冬花无踪；
　　 且待春日暖，满目又青新。
　　必须寄希望于未来，迎着曙光，奋勇前进。转祸为福，我是坚信不疑的。
　　
—— 著者 服部卓四郎 识 昭和28年（1953年）2月于世田谷大原寓所

编者后记
服部卓四郎 [日本]
[出自《《大东亚战争全史》》] 1971




　　昭和28年（1953年），鳟书房出版了4卷本的所谓《服部战史》。后来，昭和31年（1956年）又分为8册出版。到了昭和40年（1965年）8月15日，即纪念战争结束20周年的时候，原书房果断地将此书合为一册，刊行至今。
　　当然，在此期间，每次再版都做了必要的补充修改。这次在原书房第5次再版的时候，又订正了4处部队番号和部队长姓名，可以认为，在史实上已基本上没有谬误了。因此，原书房的这一版本，可以说是《大东亚战争全史》的定版了。
　　借此机会，我想列出当时在作者服部卓四郎（原陆军大佐，已故）周围，为完成这部战史，不辞辛劳，竭尽全力，甘当助手的各位人士的芳名。我相信，这样做既是为了各位读者，也是符合已故服部先生的心意的。
西浦 进（X） 原陆军大佐 34期毕业 现防卫厅战史室室长
掘场一雄（X） 原陆军大佐 34期毕业 －
秋山纹次郎 原陆军大佐 37期毕业 前空将、空军幕僚副长
水町胜城 原陆军中佐 41期毕业 前空将
稻叶正夫 原陆军中佐 42期毕业 现战史编纂官
藤原岩市 原陆军中佐 43期毕业 前陆将、第1师团长
原 四郎 原陆军中佐 44期毕业 现战史编纂官
田中兼五郎 原陆军中佐 45期毕业 现陆将、东部方面总监
桥本正胜 原陆军中佐 45期毕业 现陆将、北部方面总监
山口二三（X） 原陆军少佐 49期毕业 前空将补、空军幕僚防卫部长

　　注：
　　 1、“X”表示已故。
　　 2、相应期数是指士官学校的毕业期数
　　 3、空将和陆将分别是是二次大战后日本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设立的一级军衔；空将补在空将和空佐之间。
　　 4、幕僚副长相当于参谋部副参谋长
　　
—— 昭和46年（1971年）6月1日 稻叶正夫记

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
服部卓四郎 [日本]
[出自《《大东亚战争全史》》] 1971
1．明治大正时代
　 明治维新——富国强兵
　 日本与亚洲大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对日本的压迫
　 中国的排日运动——满洲事变的爆发
2．满洲事变
　 事变的发生、导火线和关东军
　 国际联盟的介入和事变的扩大
　 满洲建国
　 退出国际联盟
　 塘沽停战协定——战火平息
　 日满不可分离的关系
　 日满共同防御的对象——苏联
　 日德防共协定
　 防止赤化的堡垒
3．中国事变
　 悲剧的序幕
　 国际经济的沉重压力
　 绥远事件
　 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民族战线
　 芦沟桥事件和中国驻屯军
　 不扩大方针
　 从华北事变发展成中国事变——变成全面问题
　 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
　 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近卫声明
　 汪兆铭的出马和新中央政府的成立
　 国内体制的强化
4．各国对中国事变的动向
　 罗斯福的隔离政策宣言
　 九国条约会议
　 美英对日的经济压迫及援蒋政策
　 日英会谈——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废除
　 日本的对苏态度和国境纠纷事件
　 日德同盟谈判与平沼内阁
　 欧洲形势的急转直下




　　昭和16年(1941年)12月8日清晨3点20分，即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下午1点20分，我机动航空部队长驱直入，毅然奇袭了珍珠港。这的确是海战史上空前的一次战略性奇袭。
　　上午7时，广播的临时新闻报道说，大本营陆海军部发表：“本月8日黎明，帝国陆海军于西太平洋地区已和美英军进入战争状态”。
　　这样，便开始了对美、英、荷的战争。12月10日，大本营和政府在联席会议上决定，这次战争包括中国事变 [ 译者注：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 ，统称为“大东亚战争”。
　　日本自昭和12年(1937年)7月以后，已在4年多的长时间内，同中国处于大规模战争状态，为什么又敢于以强大的美英等各国为对手进行战争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回顾一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所选择的道路。


1．明治大正时代


明治维新——富国强兵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打破了持续百年之久的锁国政策下的世外桃园迷梦，从封建国家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道路。它既对欧美先进国家灿烂的物质文化瞠日而视，同时又对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东亚的锋利势头感到惊愕。也可以说明治维新就是以欧美物质文明的东渐和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东亚这种外部刺激为契机的历史的产物。
　　这样一来，后进国日本的朝野人士便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海外，把所谓富国强兵作为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日本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就是在明治维新和以后日本所处的客观形势中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日本与亚洲大陆
　　在这种形势下，面对着清围和俄国对朝鲜的侵略野心，日本无论如何是不能漠然视之的。这是因为从地理位置来看，朝鲜半岛宛如从亚洲大陆上伸出的一把匕首，对准日本列岛的侧腹。因此，在朝鲜半岛上有一个同日本保持政治军事紧密关系的稳定势力，是日本国防上所必需的重要条件。这是无需援引美国著名的战略家马汉 [ 译者注：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美国军事评论家，主张海军战力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对帝国主义各国的战略思想有较大影响。 ] 的远距离防御理论便可理解的。
　　正象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曾不得不援助英国同德国作战一样，日本也不得不援助韩国先后同清国、俄国作战，这就是日清、日俄两次战争。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由于还有美、英的援助而获得了胜利，其结果，日本在满洲获得了若干权益。这些权益就是俄国从明治31年(1898年)以后在满洲所获得的那些利权，即关东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所有权以及附带的驻兵权等。
　　明治维新使日本民族从锁国和封建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尽管还不充分，但毕竟沐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使其天赋的生活能力旺盛起来，生产发展，人口增长。这些因素同民政性内在的向外发展的欲望相结合，便企图向海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英国不在欧洲大陆上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却专门依靠大陆上列强间的势力均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掠夺殖民地，剥削文化落后的弱小民族。与此相反，苦于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它为谋求生存绝对必要的。
　　明治43年(1910年)，步入日韩合并阶段，朝鲜划归日本版图，日满的特殊紧密关系日益加深了。大凡领土接壤，就要产生特殊的紧密关系，这是极自然的道理，也是国际间所承认的惯例。大正6年(1917年)11月2日，美国在所谓石井·兰辛协定中曾经同意：“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国两国政府承认，国家间领土接近会产生特殊关系，因此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同日本属地毗连的地方。” [ 译者注：译文据《国际条约集》。 ]
　　日本在满洲，从南满铁路开始，对各种企业进行了投资。到满洲事变 [ 译者注：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 爆发以前，其投资总额约达16亿8千万日元。对满洲这种规模的经济开发，由于日本陆军驻扎在南满洲，治安得到了保障，与战乱频仍、兵匪猖獗的中国内地不同，进展异常显著。从朝鲜和中国内地迁入满洲的人数，出现每年突破一百万人的盛况。明治40年(1907年)，满洲人口约有1700万人，到事变爆发前竟达到了3300万人之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对日本的压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于日英同盟的情谊，站在协约国一边同德国作战。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在战后从欧美各国所得到的报酬却是一系列压迫日本的政策。特别是由于培理提督率舰叩关导致日本开国以来，一直对日本保持不寻常的友好感情并毫不吝惜地给予支援的美国，这时却突然一反常态，充当了对日本施加压迫政策的急先锋。主张废除日英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海军主力舰的力量，废除石井·兰辛协定，限制根据九国条约规定的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以及美国制定排日的移民禁止法案等等，都给日本的前途投下了阴影。不难看出，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要阻止日本的发展，特别是阻止日本向大陆的发展。
　　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后必然的经济现象，在世界市场上引起了生产过剩，从而导致了国际贸易竞争尖锐化。后进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随着大战期间工业化的跃进，日益需要从海外进口物资和向海外开辟市场，因而也被卷进已经尖锐化了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去。象日本这样物资、资金都不充裕的穷国，不得不在靠廉价劳动力进行对外倾销上来寻求悲惨的出路。可是，欧美各国为了对抗倾销，采取了相互间高筑关税壁垒的措施。日本不得不逐渐从印度和南方市场等世界市场上被排挤出去。
　　昭和4年(1929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尤其农村渔村的贫困状况，更是惨不忍睹。而这次危机的结果，致使世界的关税战愈演愈烈，以英美为首，各国的保护产业政策日益加强，终于在昭和7年(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发展到结成大英帝国的所谓集团经济。
　　这样，终于堵塞了国际间劳动力、物资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通过的民族自决主义，只有以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保障才能行得通。但是，如上所述，国际经济在被集团封锁的情况下，象日本这样人口过剩，资源贫乏，资金不足的国家，其生存就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

中国的排日运动——满洲事变的爆发
　　如上所述，日本在世界上从政治到经济都处于孤立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标榜孙文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正在进行，同时，大战后民族自决和被压迫民族要求解放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中国收复国家权利的运动与这些运动相结合，便蓬勃发展起来，其排外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日本。这种排日政策也为中国提供了统一国家的手段。情况终于发展到叫喊要收复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弥漫全国，没有止境。尤其在满洲竟发生了万宝山事件等迫害在满洲的朝鲜人以及惨杀中村大尉的事件，局势的发展终于酿成满洲事变的爆发。


2．满洲事变


事变的发生、导火线和关东军
　　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夜间．发生了柳条沟事件，即在奉天 [ 译者注：即现在的沈阳市 ] 北郊的柳条沟附近发生了炸毁南满铁路的事件。以此为导火线发展为武装冲突。关东军先发制人，进攻张学良部下的中国军队，于是，满洲事变爆发了。鉴于上述总的形势和当地日华两国人民之间那种一触即发的对立情绪，应该承认，这种武装冲突迟早必然要以某一事件为导火线而注定发生的。
　　驻扎在关东州和满洲的日本陆军部队在从建立到大东亚战争结束整个期间，都保持着关东军这个固有称呼，始终形成一个团结的力量。
　　事变爆发当时，关东军(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的基干部队，是平时编制的第2师团的主力和一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大约不过1万人。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任务就是保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事变发生时，保护当时整个满洲大约1百多万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自然也是关东军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对此，在满洲的东北军有正规军26万8千人，非正规军18万人，总计44万8千人。这就是说：关东军仅有的大约1万人的薄弱兵力处于大约45万东北军的包围之中。
　　在当时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关东军的计划是，一旦有了情况，先发制人地进攻东北军，占领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沿线地带，以打开战略上的不利局面，寻求出路。
　　9月18日夜间，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关东军不失时机地实行了上述既定计划。事变当初，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的态度当然是坚持防止事态扩大的方针，并指示关东军，军事行动必须遵循这一宗旨。
　　当时，中国还正在进行国民革命，南京政府统一全中国的努力尚未见诸成功。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分裂的势力却依然存在。而且对中国内地来说，满洲在地理、历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国完整的—部分”。


国际联盟的介入和事变的扩大
　　日本方面认为，为了解决事变，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日华邦交，并且应由日华两国政府直接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中国方面的控诉，国际联盟插手干预纠纷，这就使事变的处理愈益复杂化，以至始终难以痛快迅速地加以解决。
　　尽管中央采取了不扩大的方针，而事件却逐步扩大下去，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关东军的积极意图。对于关东军来说，有寻求自卫的要求和保护住在吉林、哈尔滨等地的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日本民族向大陆发展和东亚的安定，正想利用这个机会，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的悬案——满蒙问题。
　　这样一来，军事行动就逐渐扩大起来了。关东军于9月21日占领吉林，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昭和7年(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1月末，事变终于蔓延到了上海，为了支援海军陆战队，竟然向上海派遣了陆军部队。这时，国内的形势是，民政党的若槻内阁于昭和6年(1931年)12月11日总辞职，政友会的犬养内阁成立，这就给处理事变带来了某些积极因素。


满洲建国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和满洲的特殊情况以及国际联盟的介入，结果失去了由日华两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事变的机会。在此期间，事态向着建立满洲国的方向发展下去。昭和7年(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独立，并阐明了建国纲领，其内容是顺天安民、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和国际友好。
　　在这个建立满洲国的运动中，幕后有关东军在指挥，这是事实。但是从满洲本身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情况来看，存在着脱离中国本土而独立的条件，这是它的建国的前提。另外，当时中国还潜藏着各种政治暗流，其中有民众对中国军阀政权暴政的反抗，有想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以摆脱争夺政权苦恼的民众保境安民运动，有蒙古族的独立运动，有清朝复辟派的脱离本土复辟运动，有各地政权、各级将领对张学良的不满情绪等等。这些暗流酿成了独立的气氛这也是事实。
　　此后，满洲围的建设稳步而顺利地进行。昭和7年(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承认了满洲国，同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于是，确立了日满一体不可分的关系。


退出国际联盟
　　在此以前，国际联盟派出了调查团，这是由于日本代表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提议而实现的。日本希望国际联盟通过这个调查团到当地来调查，可能迅速而正确地认识中同和满洲的特殊情况，从而为公正解决日华纠纷做出贡献。然而，经过大约半年的实地调查，结果向国际联盟提出了一份所谓李顿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和日本的立场根本不相容的。在李顿报告书的结论中，竟提议要把满洲划为非武装地区由国际共管。昭和8年(1933年)2月24日，上述报告书以42比1通过，因此，日本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那时正是因昭和7年(1932年)的所谓五·一五事件 [ 译者注：即昭和7年（1932年）5月15日一些青年军官袭击首相官邸刺死犬养首相的事件 ] ，政友会的犬养内阁倒台，以斋藤实海军大将为首相、内田康哉为外相组成了新内阁的时期。
　　根据日满议定书，陆军中央部赋予关东军负责保卫满洲国的新任务，同时力求充实关东军的兵力。


塘沽停战协定——战火平息
　　昭和7年(1932年)9月前后，满洲国内反满抗日军队的兵力约有21万，因此，整顿治安是满洲国的当务之急。关东军于昭和7年末，扫荡呼伦贝尔，进驻满洲里。昭和8年（1933年）3月，平定了热河省，从而消除了张学良政权扰乱满洲国治安的根源。上述平定热河省的作战，当然要越过长城线而波及华北地区。5月32日在塘沽，关东军同当地中国军队签订了停战协定，关东军撤回到满洲国境内。
　　由于有了这个塘沽协定，日华之间的战火平息了。此后，关东军便将兵力分散部署于满洲国全境，专负整顿治安任务，成了建设所谓王道乐土的基石。


日满不可分离的关系
　　满洲国是满、汉、蒙、日、鲜五个民族共存共荣的国家。日本人作为满洲国的人民，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特权。日本人在满洲国任职的官吏即所谓日系文武官员，是由满洲国政府任命的，完全是满洲国的官吏，和日本政府没有任何行政上的联系。昭和12年(1937年)末，日本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并且归还了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日系文武官员为把满洲园建设成现代国家，倾注了善意和热情。他们有时甚至采取在日本方面看来只知有满洲国而不知有日本国的态度。他们作为满洲国的官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时，甚至往往采取对立的态度而不是合作的态度。在满日本人坚决反对过去列强统治殖民地时所采取的那些政策，诸如挑拨不同民族互相对立、互相残杀的政策，愚民政策以及限制人口繁殖等阴险毒辣的政策。
　　满洲国的国防，根据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依靠日本，驻满日本陆军的最高司令官即关东军司令官，同时也就是满洲国的国防军司令官。因此，关东军司令官可以从满洲国的国防和维持治安的角度出发，对满洲国政府提出他的要求或建议。这样，满洲国既是一个独立国家，同时又和日本结成了一体不可分的关系。

日满共同防御的对象——苏联
　　日满共同防御的对象，不用说是苏联。昭和7年(1932年)，苏联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向满洲国提出有偿转让中东铁路的要求。当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心努力加强国内力量，尤其是国防力量，因而尽量避免和外界发生纠纷。从昭和7年(1932年)年底前后起，苏联开始增强远东兵力，并从昭和8年(1933年)年中左右起，开始在满苏国境全线修筑永久性工事。到了昭和9年(1934年)，苏联远东的空军兵力已得到显著的充实和加强，特别是在南部滨海省方面增加重型轰炸机的情势不容忽视。昭和10年(1935年)3月，由于德国宣布重整军备，欧洲形势紧张起来。在这年年末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强调，必须确立对日、德两国东西两面同时独立作战的方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由于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飞跃地加强了国防力量，并且正在继续拼命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
　　本来，日本陆军建军以来的传统使命就是戒备北部边疆的忧患，关东军就是执行这一使命的先锋，满洲事变把日本对苏防线的前沿推进到满苏国境线，日本的战略态势从而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就全力以赴地加强对苏战备和日满联合防苏的国防体制。列宁曾经标榜：“世界革命取决于东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它构成了对日本朝野的一个威胁。


日德防共协定
　　昭和11年(1936年)11月，日本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这个协定的根据是日德两国在东西两面分别和苏联对峙，因而自然对共产主义威胁处于共同利害关系之下的这一事实。它是防御性的一般联合。不过，这个协定附有一个秘密的政治协议，即日德两国只要一方受到苏联攻击，另一方就不得采取方便苏联的行动。这就成了后来结成日德意轴心的开端。
　　根据加强对苏防务和建设现代独立国家的要求，扩建重要工业部门便成了当务之急。昭和12年(1937年)5月新设了企划厅，同年10月改为企划院，大力解决这个问题。昭和14年(1939年)1月制定昭和13年(1938年)到昭和16年(1941年)扩大生产能力的四年计划，溯自昭和13年(1938年)4月开始实施。另外，构成上述计划一环的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已从昭和12年(1937年)4月起着手实施。


防止赤化的堡垒
　　这样，满洲的各方面建设有了显著的进展。实际上满洲已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东亚乃至全世界防止苏联赤化的堡垒。试看满洲建国20年过后的今天，这一堡垒垮了，赤化的浪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东亚，甚至整个世界。


3．中国事变


悲剧的序幕
　　回过头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大陆，是日中两国对抗斗争的焦点：日本要向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中国则以列强的支援为背景，力图通过抗日，谋求民族的统一。其结果发展成了新满洲国的独立。日本在满洲建国的新形势下，希望恢复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这个历史的变革几经波折之后，不幸发展成了中国事变。


国际经济的沉重压力
　　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美为首的列强封锁世界经济的倾向，是促进日本向大陆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一倾向，从昭和7年(1932年)渥太华会议后开始日益加剧，终于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发展成所谓“富国”英美与“穷国”日德意的对方。这样一来，世界经济必然要从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寻求出路，其表现就是，德国主张“广域经济”，美国主张“协调的区域全义经济”等，日本因而也不得不走向结成日满集团经济的道路。特别是满洲事变以来国际形势的强大压力，要求日本确立国防国家体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军需生产。上述扩充重要产业的四年计划，也是根据这个日满集团经济考虑制定的。
　　日本基于上述情况，希望改善日华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要得到中国的响应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由于币制改革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经济上越来越加深对英美的依赖，而同日本的步调却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英美虽然在日益加强对世界经济的垄断，但又强迫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一般原则；而中国国内的排日运动仍然没有停息。这就促使日华之间的对立形势发展下去。


绥远事件
　　满洲事变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和日本承认满洲国为转折点而告一段落。当时，为了适应新形势，有必要调整日华两国的邦交。但因时机还不成熟，竟白白地拖延过去了。然而，满洲国同治安情况差的华北和内蒙接壤，这一事实势必要引起当地日华之间的局部纠纷。
　　解决上述纠纷，每次都只能由当地负责人双方缔结暂行协定来维持局面。昭和10年(1935年)6月10日的所谓梅津－何应钦协定，6月27日的所谓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等就是如此。接着，同年年底，在华北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事态这样发展加深了中国方面的疑虑，认为关东军已越过了长城线，对华北也怀有野心。这就使日华邦交的调整更加困难起来。
　　察哈尔、绥远、宁夏三省素称内蒙地区。在这一地区居住的蒙古人一向受着汉族的压迫，他们一有机会就想独立，建立一个蒙古人的蒙古。察哈尔省方面的蒙古人受到满洲国独立的刺激，以德王为中心，在百灵庙建立根据地，努力加强自治组织。昭和11年(1936年)11月，德王依靠关东军的支援，打出反共自治的口号，起兵和傅作义交战，结果一败涂地。这就是所谓绥远事件。这—事件使中国领导人增强了对关东军的不足恃感，同时中国方面还声称打败了关东军，致使中国的排日抗日气焰顿时高涨起来。


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民族战线
　　中国在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一面对日表示消极合作态度，一面巧妙地利用国内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运动，力图完成国家的统一。昭和10年(1935年)，国民政府把共产党军队从江西根据地驱逐到西北边境；第二年，昭和11年(1936年)7月，同西南派达成妥协，把广东、广西两省纳入其统治之下。同年10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声明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同年11月，由于绥远事件的结果，绥远省也纳入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另外，国民政府在英国支援下，于昭和10年(1935年)11月，断然实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币制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
　　正当中国大致完成了政治统一的时候，于昭和11年(1936年)12月，突然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国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实现了实际上的国共合作，确立了全中国的抗日民族战线。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倡建立抗日民族战线，在“八一”宣言中公开声明：“共产党将作为中国民族战线的一部分，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合作抗日” [ 译者注：八一宣言的摘录 ] 。不消说，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提出来的。西安事变后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战线，是从满洲事变向中国事变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西安事变以后，即令是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为了维持其政治生命，也不能无视抗日排日的舆论。因此，中国领导阶层对日态度终于发生了实质上的重大转变。


芦沟桥事件和中国驻屯军
　　根据义和团事变详细议定书 [ 译者注：即辛丑条约，有关各国驻兵规定，见该约第九条。 ] 的规定，日本陆军在华北平津地区驻有一部分兵力，这部分兵力称为中国驻屯军。构成中国事变开端的芦沟桥事件，是在上述形势下，由一部分中国驻屯军(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同当地中国军队之间无端发生的冲突事件。即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夜间，正在北京郊区芦沟桥北面演习场演习的日本军队的一支小部队，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后应战而引起的。
　　当时日本第一次近卫内阁在昭和12年(1937年)6月4日刚刚成立，政党政治不得人心．加上满洲事变顺利成功(1936年)所谓二·二六事件以及军部大臣改为现役武官制等影响，军部尤其是陆军对政治的发言权越来越扩大起来。

不扩大方针
　　日本方面对于芦沟桥事件的态度，本来是不使局面扩大的方针。当地的中国驻屯军在7月8日清晨姑且确定了防止事件扩大并立即就地解决的方针。陆军中央部于8日清晨获悉事件发生后，在和政府意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也确定了防止事件扩大，作为局部地区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就地解决的方针。根据这一决定，参谋总长于8日下午6时42分电令中国驻屯军：“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对日本方面来说，芦沟桥事件完全是—次突然发生的事件。当时，日本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满洲，加强对苏战备，贯彻执行重要产业的扩充计划等，无暇他顾，在用兵上也完全没有进行日华全面战争的计划和淮备。对日本来说，不扩大事件的方针，是严肃而有诚意的。
　　收拾局面的就地谈判，是在中国驻屯军和中国方面第29军代表之间进行的。日本方面的要求主要是有关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纠纷的事项，回避了涉及政治问题。经过忽冷忽热的一段谈判，到了18日，问题似乎大致得到解决。但后来却连续发生了25日的廊坊事件和26日的广安门事件，于是我方终于进入了诉诺武力的阶段。在此期间，陆军中央部为了准备应付局势的恶化，从满洲和朝鲜抽调一部分兵力以加强中国驻屯军，而中国军队也越发加紧向华北集中兵力。
　　7月27日，中国驻屯军为了自卫决定诉诺武力，陆军中央部和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并于28日再次对留驻国内的3个师团正式发布了动员令。但是，日本并没有放弃不使事变扩大的方针。也就是说，即使行使武力．其区域也只限于平津地区，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一下中国抗日军队的敌对和不守信义的行为，以期促进事件的早日解决。
　　到7月末为止，中国驻屯军扫荡了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战局自然告一段落。但随着中国中央军的大举北上，战局首先向察哈尔省东部、随后又向河北省中部发展，事变日益扩大了。随着局势的扩大，解决事变的设想也发展到主要意在设立缓冲地区来解决华北问题。


从华北事变发展成中国事变——变成全面问题
　　8月13日，战局终于扩大到了华中。日本军队在上海附近激战后，乘胜追击，12月13月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当初，政府称这次事变为“华北事变”，但随着战局向华中扩大，9月2日改称为“中国事变”。
　　这样，以芦沟桥事件为开端的日华局部地区的纠纷，由于日本不使局面扩大、就地解决的努力没有奏效，终于发展成日华之间的全面对抗。
　　于是，日本打算乘这个机会转祸为福，从根本上调整多年来一定成为悬案的日华邦交，即一方面根据现实情况来解决满洲问题；—方面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关系，以奠定东亚安定的基础，想以此达到结束事变的目标。就是说，日本的设想是，当战局从上海向南京方面发展的时候，才从局部解决问题转向全面解决问题的。


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
　　这时，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斡旋，曾为解决事变做出努力。陆军统帅部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希望尽快解决事变，在条件上尽力克制，并对此寄予了很大希望。
　　这样，昭和13年(1938年)1月11日，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根据这一决定，重新确认了结束这次事变的宗旨和媾和谈判条件。这就是：要扫除以往的一切对立，在着眼于大局的基础上，重建日满华合作的新邦交。此外还决定了中国方面对此作出同意或拒绝的答复时日本所应采取肋态度。
　　然而，直到昭和13年(1938年)1月15日，中国方面也没有对日本提出的解决条件作出答复，第二天16日，政府不顾陆军统帅部的强烈反对，发表了“不以国民欧府为对手”的声明。
　　这一声明的结果是，日本自己关闭了解决事变的大门，失去了早日解决事变的希望。这时，日本必须竭尽全力去加强国家实力，增强军备，改革国内体制等等。于是，昭和13年(1938年)3月31日制定公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另外，从昭和13年(1938年)度开始，着手制定了物资动员计划。该计划决定，按扩大生产能力、充实军需、丰富民需三项需要综合分配国力。大本营是在这之前，于昭和12年(1937年)11月20日设立的。这个大本营纯系统帅机关，调整有关解决事变的统帅同国务之间的问题则由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来处理。
　　攻陷南京以后，战局曾一度陷入停顿状态。昭和13年(1938年)6月，为了打通华北、华中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徐州会战。另外，为了尽最大努力结束事变，还断然发动了进攻武汉和广东的作战，10月下旬，占领了广东和武汉，国民提灯游行欢庆了这一胜利。


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近卫声明
　　和上述军事行动相配合，日本再一次展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略攻势，提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争取实现日华全面和平。因此，有必要重新明确所谓战争的目的和日华新关系的全貌。于是，11月30日召开了御前会议，会上决定了《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这一方针内容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根据这一决定，为使中国方面彻底了解日本的真意，12月22日，日本发表了以睦邻友好、共同防御、经济合作三项原则为内容的有名的所谓“近卫声明”。在这以前，11月3日，政府借攻陷武汉的机会，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对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明确表示出缓和的态度，为上述近卫声明埋下了伏笔。
　　近卫声明是随着事变的全面扩大，作为日华将来的基本课题，经过长期研究酝酿的结晶，它向中外表明了日本关于解决事变问题的真实意图和善良愿望。日本希望国民政府能以此为转机，选择日华全面和平的道路。


汪兆铭的出马和新中央政府的成立
　　果然，同日本已有默契的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首先脱离重庆，并于12月29日在法属印度支那河内发表和平建议，主张按照近卫声明的精神举行和平谈判。汪兆铭和蒋介石同是国民革命以来中国的大先知先觉者，他曾希望一旦首倡和平救国，天下便会纷纷响应，但是局势并没有象他希望那样发展。
　　这样一来，就使得为结束事变而采取的广东和武汉作战以及发表近卫声明等这些涉及政略和战略两方面的巨大努力，很难指望迅速取得全面效果。此后，尽管进行了百般的努力，而形势还是不得不逐渐转入了长期战争。就是说，把围绕汪兆铭的和平运动作为中国国内问题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至于在作战方面，则把武汉和广东地区看作战区，随时打击其周围的敌方野战军；其他地区则视为治安区，努力确保这些地区的稳定。另外，努力充实加强我方战斗力，同时对重庆继续实行封锁和空军进攻作战，以期摧毁重庆方面的战斗意志。
　　汪兆铭住在河内策划推广和平运动约有半年之久，昭和14年(1939年)5月8日转到上海。此后，日本方面同汪兆铭之间，根据前述《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的精神，对解决事变的条件问题，坦率地进行了协商，昭和15年(1940年)3月30日，终于在南京成立了新中央政府。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前，日本一直指望汪兆铭同蒋介石合作成功，实现日华全面和平，汪兆铭也抱有这种希望。然而，形势的发展终未如愿，只好采取由局部和平转向全面和平的方策，成立了汪兆铭一派的单独政府。因此，新政府仍然称为国民政府，主席一席空着，内定由林森担任，其他政府职位也设了许多空位，留有接纳重庆方面过来的余地。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昭和15年(1940年)1月16日，汪兆铭的对蒋通电有以下一段：
　　兆铭对于救国夙具决心，若先生始终坚持拒绝，则兆铭不能顾虑，势必先以全力寻求局部和平，而后再寻求达于全面和平之途；先生若能以国命民生为重，此际毅然决定大计，与日本停战讲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具体的实现，则兆铭及诸同志必与先生同心协力，以使全国和平从速实现。 [ 译者注：参阅《晨报》1940年1月7日电文 ]

国内体制的强化
　　回头再看日本的国内情况。昭和13年(1938年)12月18日，在国内建立了处理对华政务的统辖机关兴亚院。第二年3月10日，设立了兴亚院联络都作为其驻外机构。昭和13年(1938年)12月24日，全面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加强了准战时体制。近卫声明发表后，第一届近卫内阁辞职。昭和14年(1939年)1月5日，平沼内阁继任。为了适应对华战局的扩大和事变长期化的各项要求，特别是为了早日解决事变，昭和14年(1939年)9月12日，建立了统率全部驻华陆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首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


4．各国对中国事变的动向
　　满洲事变和随之而来的满洲国独立这种东亚新情况，当然始终不会被英美等国所承认，它们是以维持现状为世界政策的根本的。英美等国利用国际联盟这个国际外交机构，对日本施加压力，并且一再通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声明或抗议，极力牵制日本。例如著名的史汀生的对日恫吓声明，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中国传统的所谓“远交近攻”、“以夷制夷”政策，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态度。


罗斯福的隔离政策宣言
　　随着满洲既成事实日趋稳定，英美等国压迫和牵制日本的情况一时有所缓和。但中国事变—爆发，这种情况又加剧了。昭和12年(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谈到中国事变和地中海潜艇问题并追溯到满洲事变和意埃战争 [ 译者注：指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 ，谴责日本和意大利是侵略国；同时说“我们虽然正在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卷入他国纠纷的危险，但是在这个国际信义和安全保障遭到破坏的无秩序的世界里，单纯采取漠不关心的超然态度是无法彻底保证安全的”。他的演说引起了轰动。这篇演说一般称为罗斯福总统的隔离宣言，它表明了美国的世界政策和对中国事变以及对日本的基本态度，成了美国后来对日政策的基础。第二天(6日)，美国国务院发去声明，断然认定日本是九国条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的违反者。同一天，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表明坚决支持日本对华扩张，日本外务省也以情报部长发表谈话的形式，回击上述美国总统的演说。
　　英国虽然在事变开始的7月21日表明了不介入事变的方针，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的对日态度是逐步强硬起来了。


九国条约会议
　　列强牵制日本的最初表现，是召开九国条约会议。即昭和12年(1937年)11月3日，英、美、法、苏等十几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九国条约会议，企图干涉日华纠纷。主张由日华双方宣接谈判来解决事变的日本，当然拒绝参加会议。德意两国也与日本采取同一步骤，没有参加会议，会议以空谈告终。意大利在会议开始后的11月6日既加入了日德防共协定。
　　在这之前，8月26日，发生了英国驻华大使许格生团遭日本飞机扫射而负伤的事件。另外，在12月12日．还发生了日本军炮轰美国炮舰巴纳号和英国军舰瓢虫号事件。这些事件虽然都以日本方面的道歉和赔偿损失而很快得到圆满解决，但却引起了这两国人民舆论的恶化。
　　日本研究了各方而的要求，决定把日华纠纷当作事变来处理，因此，直到大东亚战争开战以前，始终没有对中国行使交战权。但是日华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战争状态的存在，当然要使国际法的平时原则受到一定拘束，这也是不得已的。然而，英美等列强却不承认上述状况的存在，要求日本完全履行国际法的平时原则。日本曾一再说明，等待事变解决以后．当然要采取恢复第三国权益的方针，但英美等列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遇事便向日本提出抗议和谴责。在所谓事变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下，争执问题不可避免地越积越多，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和英美之间的对立便越来越不好解决了。
　　另一方面，德国在昭和13年(193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承认满洲围，5月23日决定撤回国民政府中的德国顾问。德国已在3月13日成功地完成了德奥合并，并且正在继续进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到了9月1日，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欧洲风云一时便紧急起来。


美英对日的经济压迫及援蒋政策
　　罗所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上述隔离政策宣言以后，作为美国对日政策的强硬表示，实行了道义禁运。早在事变发生后不久，美国就下令禁止用政府船只向日本输送武器．到了昭和13年(1938年)7月l日，对日实行了所谓道义禁运。这是美英对日经济压迫的最初表现，此后美英逐渐加强其经济压迫，到了昭和16年(1941年)8月，终于发展成为全面禁运。
　　如前所述，日本借攻陷汉口之机，曾于昭和13年(1938年)11月3日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个声明的要点是：“国民政府如能放弃以前的指导政策，改变人事安排，真正走向更生，前来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则决不加以拒绝。”一般认为这项声明主要表明了日本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强烈地刺激了英美各国。
　　对此，美国立即作出反应，11月6日向日本提出建议。其内容无非是要求按照九国条约的精神，恪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和根据前面提到的平时原则，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日本外务省在11月18日对此作出答复，在其最后部分驳斥说：“当兹东亚天地正出现新情况的时候，想以适合事变前的事态的观念和原则来原封不动地商量现在和将来的事态，确信非但丝毫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也无助于东亚持久和平的确立”。
　　从此以后，美英等国的援蒋反日政策实际上便具体化起来了。12月15日，美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英国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援蒋贷款，昭和14年(1939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共同对日提议，不承认东亚新秩序；同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蒋决议。


日英会谈——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废除
　　昭和14年4月到7月，因天津问题而举行的日英会谈，是围绕着中国事变的国际政局的一个插曲。4月9日夜里，天津英国租界发生了抗日共产分子对中国官员的恐怖事件，导致当地日军封锁了英国租界。天津英国租界本来就是抗日分子在华北破坏治安、扰乱经济的策源地。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从7月15日开始，有田外相同英国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同月22日，双方就原则问题达成了谅解。其备忘录的全文如下。
　　“英国政府确认在中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战斗的现状，并且承认，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存在，驻华日军为了确保其安全和维持治安，应有特殊的要求；同时认为，日本有必要排除有害于日军而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行为。英国政府应排除可能妨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一切行为和措施，并指示在华英国官宪和英国国民使之确认上述政策。”
　　当时，欧洲形势告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英国在东亚对日本不得不采取绥靖政策。但这决不意味着英国改变了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只是英国充当中国看门狗的地位由美国取而代之了。
　　自昭和14年(1939年)1月以来，基本上保持沉默的美国，7月26日，突然通知日本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对日本真是个晴天霹雳，从此以后，美国的援蒋反日政策便越发露骨起来了。

日本的对苏态度和国境纠纷事件
　　中国事变发生以来，日本对苏态度一直贯彻保持北方绝对安宁的方针。但是，使日本国民以及日本陆军中央部心惊胆战的日苏纠纷，却在满苏国境地区发生了两次。那就是昭和13年(1938年)7月在国境东南部发生的张鼓峰事件和昭和14年(1939年)夏季在国境西部发生的诺门坎事件。对日本来说，这两起事件只不过是因为国境线不明确而造成的纯粹的国境纠纷，但它对正在处理中国事变的日本来说却是一个严重的成协。张鼓峰事件当时，日本陆军正调动大部分兵力进行武汉作战，面对多达20几个师的远东苏军，日本在满兵力只不过6个师团。诺门坎事件当时，日本陆军正处于调整对华长期作战体制过程中，而对多达30个师的远东苏军，日本在满兵力只有8个师团。原来，日本处理中国事变之所以尽力采取不扩大方针，也就是因为需要对付北方苏联的威胁，在用兵上受到极大限制的缘故。
　　以上两起国境事体不管苏联是否有意，都收到了很大的牵制日本的效果。在这之前，在事变刚刚发生的昭和12年（1937年)8月，苏联和中国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不用说这是显示支持中国的姿态的。
　　如上所述，围绕着中国事变，日本和英美等国的对立在逐步加深；另一方面，这一期间，日本和德国加强合作的问题．便发展成为国策上的重要课题。


日德同盟谈判与平沼内阁
　　缔结日德同盟问题，在第一届近卫内阁时期就已成为悬案。近卫内阁看到上述近卫声明反应之后，本应进一步努力解决中国事变，但在声明发表后不久却辞职了，这使一般感到意外。继任的平沼内阁自然面临解决这个日德同盟的问题。
　　关于缔结同盟，日本的目的是，想凭此加强日本的国际地位，同时谋求北方的安全和孤立中国，从而促进事变的早日解决。当然，对日本来说，同盟是针对苏联一国的，并且目的在于防卫遭受攻击，即具有所谓防御同盟的性质，换言之，也就是加强防共协定。
　　但是，德国却主张将同盟的针对对象扩大到英国等国，于是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希望建立同盟的陆军，大致倾向于接受德国方面的主张，并在五相会议上反复讨论了数十次。这个五相会议是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组成，从昭和13年(1938年)6月以来为了迅速妥善决定处理事变对策以期万无一失而随时召开的。在五相会议上，关于这个同盟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争论的焦点。那就是当同盟的一方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关于参战问题，同盟的另一方是否要保有独立自主地加以考虑的余地的问题。


欧洲形势的急转直下
　　在这光阴荏苒，谈判迟迟不见进展之际，昭和14年(1939年)8月23日，德苏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使一切谈判全落空了。平沼内阁因德国的这一背信弃义行为失去了立脚点而辞职。8月30日，阿部内阁继任。
　　风云变幻的欧洲大陆，9月1日终于爆发了大战。世界动乱的趋势令人琢磨不透。日本想在世界形势突变的时候，集中精力结束中国事变，便确定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并于9月4日公布了这一决定

第二章 第二届近卫内阁的登台和新国策的决定
服部卓四郎 [日本]
[出自《《大东亚战争全史》》] 1971
1．第二届近卫内阁的登台
　 日本的政治形势和欧洲战局的进展
　 南方问题的抬头——有田声明
　 近卫新政治体制运动
　 畑陆相的单独辞职
2．划时代的新政策
　 日本的转机
　 近卫首相以“拜受敕命”为题发表广播讲话
　 基本国策纲要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
　 《时局处理纲要》议案的提出
　　 议案提出的理由
　　 必要事项的说明
3．新政策的意义
　 新政策的意图
　 着手南方作战的研究
　 同美英关系破裂的萌芽




　　日华不应该抗争而应该合作，这是先觉之士早就倡导的。不幸的是，中国事变同争取早日解决的努力相反，却变成了长期战争。大本营和政府的苦恼以及国民的焦虑心情逐渐达到难以掩饰的地步。欧洲大战的爆发，乍一看来好象是解决事变的大好机会，但实际上并投有立即导致局面的好转。汪兆铭单独政府的成立，结果使事变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而越发使人感到前途不容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转变内外形势和果断地处理时局，这种呼声在陆军以及一般人士中普遍地高涨起来了。


1．第二届近卫内阁的登台


日本的政治形势和欧洲战局的进展
　　一般认为阿部内阁是脆弱的。由于围绕新设贸易省问题工作做得很笨拙，以及全国性的粮食不足日益严重，它不仅失去了议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且也失去了陆军的支持。这样，这届内阁便不得不以4个半月而夭折，于昭和15年(1940年)1月4日宣布总辞职。
　　希望后继内阁的首脑由枢密院议长近卫公再次出马的呼声很强烈，特别是陆军支持这么做，但由于近卫公坚决不干，没能实现，于是组阁的敕命便落到米内海军大将身上。
　　平定波兰之后，令人发怵地沉欧了半年之久的德国，于昭和15年（1940年）4月9日，闪电般地领了丹麦和挪威，继而又在5月10日调转矛头，向西开始了强大攻势。德军的攻势由于机械化兵团在空军密切支援下进行了果敢突击，很快便突破了法国主要防线——马其诺防线的北翼。所谓希特勒的闪电战，象怒涛一般席卷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迫使英国于5月29日从敦克尔克撤退。6月10日，意大利参加对英法的战争；并发展到6月17日法国贝当政权迅速投降。
　　这样一来，君临七大海洋的大英帝国在新兴德国面前也仿佛陷于累卵之危了。5月10日，英国张伯伦内阁总辞职，轰动一时的英雄邱吉尔上台。尽管有敦克尔克的败退，但邱吉尔凭靠英国海军的健在，决心继续作战。正在这时，他呼吁：“我们要战斗在多佛尔的前方！战斗在多佛尔！战斗在多佛尔的后方！”


南方问题的抬头——有田声明
　　欧洲战局的急转直下，给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以及其他南方各地带来了政治地位上的巨大变化。这也关系到中国事变的处理问题，于是日本朝野上下便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南方。特别是军队和政府方面，考虑到随着英法等的败退，德国势力势将迅速扩展到南方；因荷兰战败而产生的荷属东印度的归属问题；以及关于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德国势将对维希政府施加压力等等，认为必须对此采取对策。
　　 4月15日，有田外相发表声明说，战祸一旦扩展到荷属东印度，对于东亚的安定是不妥当的。这就暗示了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的关切态度。接着，5月11日，政府决定再向各国建议，维持并确保荷属东印度的现状。
　　对此，荷兰于4月18日发表声明，表示关于荷属东印度问题，不接受他国的保护，美英也强调维持荷属东印度现状。德国驻日大使鄂图于5日22日通知日本政府，表示德国无意干预荷属东印度。


近卫新政治体制运动
　　在这以前，近卫公在任枢密院议长时就曾企图在日本建立新政治体制，并已暗中进行酝酿。
　　据战后出版的近卫公手记 [ 译者注：近卫公手记：《凝视黑暗的日本》。 ] 所载，近卫公提倡新政治体制的真实意图是，要由自己来创建新的国民组织，以国民舆论为后盾压制军部。近卫公认为，自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 [ 译者注：五·一五事件，见前注；二·二六，即昭和11年（1936年）2月26日，一些陆军军官率兵袭击首相官邸等，掀起叛乱的事件。 ] 以来，原有政党已日趋衰落，只有建立一个扎根于全体国民之中、不同于原有政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为背景组织政府，才能压制军部的专横，解决中国事变。而近卫公的这个意图，军部当然是无从得知的。
　　近卫公于6月24日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着手推行新政治体制运动。7月7日，近卫公在轻井泽会见新闻记者，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如下 [ 译者注：见昭和15年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 ] 。
　　 “新政治体制的完成，时间上如果能赶上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和当前外交问题的转变，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须防止急于求成。(中略)就新体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来说，我完全没有无视原有政党来行事的想法。(中略)关于开展新体制运动，虽然有人说，为使这一运动顺利进行，需要一些行政权力。因而需要先组织内阁，但是我绝对没有那样想法。我想，即使多少有些不便，也要有耐性。但是，为了弥补这种不便，是否要取得政府的协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政府方面现在对推行新体制应该主动给予协助(中略)。
　　按我的想法，新政治体制包含的关系有：国民组织，和国民组织并行的议会，政府同统帅部之间的联系，以及政府内部府内部的统一等。所以我没有使用新党这个词。新政治体制的中心是内阁，新政治体制的推动力是来自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不是旧有概念的政党，而是既能进入政府、也能进入军队，能够进入一切组织的政治力量。”
　　近卫公是当时政界众望所归的人物。由他来建立新政治体制的这个倡议，果然蓬勃兴起，风靡政界。原有各政党纷纷主动解散，显示出都要集聚在近卫公旗帜下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新体制运动也逐渐在社会上高唱起来。
　　陆军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这个新政治体制运动，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近卫内阁来积极推进对内对外政策。近卫公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虽然说过，开展新政治体制运动并不一定要更换政权，但是为了强有力地开展这个运动，需要出现近卫内阁，这在客观上已是大势所趋了。

畑陆相的单独辞职
　　这时，陆军大臣畑俊六于7月16日单独提出辞呈，于是米内内阁被迫全体辞职。当时米内首相曾要求陆军推荐继任陆相的人选，但陆军根据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所谓三长官会议的意见，以提出继任陆军大臣人选有困难为借口予以拒绝。陆军的这种作法，一般认为这是以陆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为挡箭牌来干预政治，因而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攻击。
　　 7月18日，天皇终于向近卫公下达了组阁命令。近卫公首先决定了陆、海、外三相的人选，接着便举行了四首脑会谈，试图就当前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问题协调意见。7月22日完成组阁，至此深孚国民众望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宣告成立。阁员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 近卫文麿
　　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 松冈洋右
　　内务大巨兼厚生大臣 安井英二
　　大藏大臣 河田 烈
　　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
　　海军大臣 吉田善吾
　　司法大臣 风见 章
　　文部大臣 桥田邦彦
　　农林大臣 石黑忠笃
　　商工大臣 小林一三
　　递信大臣兼铁道大臣 村田省藏
　　无任所大臣兼企划院总裁 星野直树
　　内阁书记官长 富田健治


2．划时代的新政策


日本的转机
　　第二届近卫内阁组阁后，很快便采取了具有别时代意义的新政策。这就是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从中国事变走向大东亚战争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以采取这些新政策为转拆点而大幅度地转变下去的。


近卫首相以“拜受敕命”为题发表广播讲话
　　 7月23日，近卫首相以“拜受敕救命”为题发表广播讲话，向全体国民表明了下述信念。人们可以从这篇讲话中看出当时采取新政策的背景。
　　 “这次没有想到拜受敕命，担任国家总理，这对我来说，不胜惶恐之至，愿借此机会略陈所怀，向广大国民各位致意。

　　众所周知，世界形势最近急转宜下，显现出惊人的变化。旧的世界秩序首先从欧洲崩溃，眼下就要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不久前我之所以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就是因为考虑到在世界发生这样重大变动的时候，我国必须谋求革新国内体制，而自己愿为此略尽绵薄。如果国内各种意见互相对立，彼此争执，就势必不能专心对外，以致左顾右盼坐失良机。

　　回想起来，政党一向有两大弊病。第一是，在建党宗旨上采取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而三者根本的世界观、人生现就根本和我国国体不相容，这是今天必须迅速转变、彻底加以改正的。

　　第二是，把结成党派的主要目的放在争夺政权上，这决不是通过立法机构来辅弼皇国政治的做法。因此，必须革除上述两种弊端，恢复日本的本来面貌，上体天皇意旨，万众一心，真心实意地为皇国效劳。

　　而且，问题决不止于政党而已，所有文武、陆海、朝野、上下等各方面人士，都必须同心同德，忠实地遵照陛下的教诲辅弼皇国政治。这就是说，在这个新体制下，必须亿兆一心，体念天皇意旨，以便在这个世界形势发生历史性剧变的时刻，迅速妥善地解决国内外堆积如山的许多问题。而当我正在酝酿上述新体制的时候，突然拜受敕命组织内阁。因此，我必须首先谋求在政府内部实行这个新体制。幸而陆海军之间以及陆海军与外务省之间取得了完全一致，精诚合作，因此我确信，内阁在坚定的方针指引下，今后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勇往直前地阔步迈进。

　　现在关于方针略谈二、三。首先，在外交上，我认为必须始终站在帝国独立自主的立场上，走帝国独自的道路。虽然说是独自的道路，但它决不意味消极的自主外交。必须认识到，这不只是简单消极地应付世界局势的变化，而是要自己主动地指导世界的变化，依据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因此我认为，外交政策不要为目前的动向所左右，必须考虑到10年、20年甚至于50年以后，始终要自主地、积极地、建设性地向前推进。其次，在经济上，为了坚决推行上述外交国策，必须尽早摆脱依靠外国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增加。当然，在今后的短暂期间内，还可能有物资不足、供求失调的现象。对此，政府将竭尽全力来确保国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这个问题的确是关系到一亿国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抛去私心，一面积极致力增产，一面力行节约。大凡以奢侈逸乐为事而保持兴盛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政府也准备尽量削减预算，扣除不急需的费用，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对于民间是要进行种种统制的，但并没有想压制个人的创造性，摧毁民间希望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当此国内外的非常时局，必须指导全体国民，使之能够自报奋勇，心情舒畅，真诚地为皇国效劳。

　　最后谈谈教育。外交也好，经济也好，都在适应形势，准备克服巨大困难，实行一大转变。在这种时候，唯有教育方面还墨守成规，那是不能允许的。不，当想到国家前途的时候，应该说，国策的成败，国运的消长，关键全在于教育。所谓培育皇国国民我们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技巧上，而必须在其灵魂深处来实现它。历来的学问总是有一种玩弄抽象思维而不脚踏实地的弊病，对于这点必须进行深刻的反省。为了培养真正能够维护国体，担负国家重任的第二代国民，教育者本身必须具有尊重皇道的忠诚。政府打算在这样方针指导之下来革新教育。

　　以上讲了我的想法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部分，但却是最重要的部分。当现在新内阁刚刚就任的时候，我把它讲出来，一则是希望得到各位国民的协助，再则也是为了勉励自己，当它付诸实施的时候，我愿竭诚辅弼皇国大政。”



基本国策纲要
　　 7月26日内阁会议上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内容如下。
　　 基本国策纲要

　　目前，世界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以几个国家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为基调，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皇国也面临有史以来的一场大考验。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想要真正遵循肇国的精神，完成皇国的国是，则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迅速从根本上刷新各方面的庶政，排除万难，向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迈进，实为当务之急。特制定基本国策大纲如下。

　　一、根本方针

　　皇国的国是是遵循八纮一宇的肇国精神，以确立世界和平为根本。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皇国自身必须迅速确立适应新形势的牢固的国家态势，倾注国家全力，为实现上述国是而迈进。

　　二、国防和外交

　　鉴于皇国内外的新形势，以发展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为基础，充实足以完成国是的军备。

　　皇国目前的外交，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根本。首先将重心放在结束中国事变上，综观国际局势的变化，讲求建设性的、富于灵活性的策略，以期推进皇国的国运。

　　三、刷新国内体制

　　我国内政的当务之急，在于根据国体的本义，改革各项政务，确立国防国家体制的基础。为此，决心实现下列各项：

　　 1．革新教育，贯彻国体的本义，同时排除个人功利思想，确立以为国家服务的观念为第一义的国民道德，并振兴科学精神。

　　 2．确立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以求国政的全面统一。

　　 甲．以官民合作、各自按其职守为国家服务为基础，确立新的国民组织。

　　乙．改革议会制度，使与新政治体制相适应。

　　丙．确立官场新体制，在行政的运用上进行根本刷新，以力求统一，提高效率。

　　 3．以皇国为中心，以自主地建设日满华三国经济为基础，确立国防经济的根本。

　　甲．以日满华为一环，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在内的皇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

　　乙．推行官民合作的计划经济，尤其是整顿一元化的统制机构，全面统制主要物资的生产、配给和消费。

　　丙．确立以发展综合经济力量为目标的长期计划，并加强对金融的统制。

　　丁．适应世界新形势，刷新贸易政策。

　　戊．确立国民生活必需物资、特别是主要粮食的自给方策。

　　己．发展重要工业，特别是划时代地发展重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

　　庚．划时代地振兴科学，促进生产合理化。

　　辛．适应内外新形势，完善和扩充交通运输设施。

　　壬．确立国土开发计划，以期发展日满华综合的国家力量。

　　 4．确保推行国是的原动力，制定提高国民体质和增加人口的永久性方策，尤其制定稳定发展农业的根本方策。

　　 5．坚决纠正因推行国策而出现的国民负担不平衡现象，贯彻执行各种福利措施，同时，革新国民生活方式，确保适应忍苦十年、克服时艰的质朴刚健的国民生活水平。

　　上述《基本国策纲要》是以对内政策为重点而决定的国策，而与此互为表里的、以对外政策为重点的国策，则需要由政府和大本营之间协商决定。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
　　第二天，7月27日，在宫中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如下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自从发表那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政府和统帅部之间出现意见对立以来，联席会议一直没有召开。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

　　 方 针

　　帝国为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动，改善内外形势，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同时，掌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

　　在中国事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有关以对南方施策为重点的体制转变，在全面考虑内外形势之后决定之。极力促进处理上述两项的各项准备工作。

　　 要 领

　　第一条 关于处理中国事变，设法集中政略战略的综合力量，尤其应尽一切手段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

　　关于对南方施策，尽力利用形势的变化抓住时机加以推进。

　　第二条 关于对外施策，在推进处理中国事变的同时，以解决南方问题为目标，大致以下列各项为准则。

　　一、以对德、意、苏政策为重点，特别要迅速加强同德、意的政治上的团结，大力调整对苏关系。

　　二、对于美国，保持公正的主张和严谨的态度。因帝国推行必要措施而必然引起迫不得已的关系恶化，固然在所不辞，但应经常注意其动向，采取避免由我方主动增加摩擦的方针。

　　三、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和香港等地，以下列各项为准则。

　　甲．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广州湾)，力求彻底断绝其援蒋行为，同时迅速迫使其同意我军担负补给任务部队的通过和使用机场等，并力求取得帝国所需的资源。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武力。

　　乙．对于香港，与彻底切断缅甸援蒋公路相配合，强有力地推进各方面工作，首先迅速铲除敌对势力。

　　丙．对于租界，曾先谋求消除敌对势力和撤退交战国军队，同时，诱导中国方面，使逐渐收回之。

　　丁．当实施前两项措施时，行使武力，按下面第三条执行。

　　四、对于荷属东印度，暂时利用外交措施，努力确保其重要资源。

　　五、南太平洋上原德属及法属岛屿，鉴于国防上的重要性，应尽量通过外交措施，使之归我领有。

　　六、对于南方其他各国，应力求通过友好措施，使其同我合作。

　　第三条 对南方行使武力，应以下列各项为准则。

　　一、在中国事变大体处理完毕时，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只要内外各方面形势允许，抓紧时机，行使武力。

　　二、在中国事变尚未处理完毕时，应在不至于同第三国开战的限度内采取对策，但内外各方面形势一旦发展得对我特别有利，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可以行使武力。

　　三、关于前二顶行使武力的时期、范围及方法等，应根据情况决定。

　　四、行使武力时，应极力将战争对手只限于英国一国。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对美开战也将不可避免，因此，应作好充分准备。

　　第四条 关于国内领导，应根据实施上述各项对策的需要，诱导和完善各种体制，同时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促进国防国家的建成。

　　为此，尤须实现以下各项：

　　一、实行强有力的政治。

　　二、广泛发动总动员法。

　　三、确立战时经济体制。

　　四、储备战争资材和扩充船只。

　　上述时局处理纲要是大本营陆海军部提出的。大本营陆海军部是以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为主体的统帅机关，按规定，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可率所需随员列席大本营会议。另外，这类议案原则上事前一般要取得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同意。所以虽然说是大本营陆海军部的提案，实际上应该说是陆海军即军部的提案。

《时局处理纲要》议案的提出
　　大本营方面在联席会议上，对议案提出的理由和有关原案所列事项作了如下说明。


议案提出的理由
　　圣战至今已有三年，蒋政权虽已穷途末路，但仍未放弃抗战。欧洲战争方面，旧势力正在屈服于新兴国家集团的成力，残存者只有英国一国，形势急剧演变当可预测。盖中国抗日政权之所以尚未放弃抗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帝国的国力估计过低和对第三国援蒋的依赖。因此，帝国对此必须进一步全面集中政略战略方面的压力，强化国内体制，以坚决的态度对付援蒋国家集团，谋求事变的迅速结束，即使被迫进行长期战争，也务期万无一失。
　　目前帝国的当务之急在于，迅速从历来以来英美的状态下摆脱出来，以日满华为基础，大致以印度以东及澳洲、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为一环，确立自给自足的态势。今天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尤其是考虑到将来美国军备充实后的远东政策和苏联国力充实后的动向，更是这样。
　　诚然，以外交方式解决南方问题的工作应该立即付诸实施，以迅速达到所期目的。但也不能不估计到，通过上述途径可能达不到目的，或者为了谋求南方问题的更加彻底的解决而需要行使武力。关于行使武力，当然必须审慎考虑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事变的调整关系以及其他内外各种形势。
　　总之，帝国应付变动的世界局势，必须改善内外形势，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并抓紧时机解决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认为，对外加强同德意两国政治上的团结和迅速调整日苏邦交；对内则加强国内战时体制和促进充实战备等各项准备工作，极为重要。
　　因此，迅速确立坚定的国策，使政略和战略浑然一体，并为达此目的而迈进，实为至要。
　　这就是提出本纲要的理由。


必要事项的说明
　　方针
　　关于第一项
　　本项所列载者，是为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动，处理中国事变与解决南方问题之间有关联的部分。而在解决南方问题的对策中，包括依取外交政策和依靠行使武力两方面内容。
　　所谓改善内外形势，对外以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及调整日苏邦交为主要内容，对内则以加强国内体制等为主要内容。
　　关于第二项
　　本项理应包括在第一项内容里面，但鉴于处理中国事变尚未完毕时，有关对南方的施策事项、尤其是转变其态势问题至关重要，所以对这一点特别加以载明。所谓“以对南方的施策为重点的态势转变”，意思是指从政略战略两方面的观点出发，从目前以正在进行的中国事变为重点的态势，转移到以对南方的施策为重点上来。
　　关于第三项
　　本项中所谓“各种准备”，主要是以加强整顿战备、加强对外态势，特别是加强对德、意、苏的施策以及加强国内体制等为其主要内容，极力促进上述各项准备。而当预测战局的客观形势时，痛感完成上述主要准备工作的时间必须大致以8月末左右为目标，所以没有明确规定完成准备的具体时间，这是因为需要准备的各项工作，其性质不同，完成的时间也只能各异。
　　要领
　　关于第一条
　　本条是为了适应以处理中国事变和对南方施策的纲要为方针而提出的。
　　关于第二条
　　关于第一项
　　大本营认为，关于加强同德意政治上团结的内容问题，应以目前另行研究中的内容为准则；关于迅速调整日苏邦交问题，必须一扫原来的对苏谈判观念，为了北方安定，采取大胆的施策（例如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
　　关于第三项中之(甲)
　　对法属印度支那，应尽量通过外交方式使其同意承担对我军的供应，允许我军通过和使用机场等。如果法属印度支那对此加以拒绝，而我军又有对华作战的需要，届时可行使武力以贯彻上述要求。如果法属印度支那违背誓约，仍然继续援蒋，或有其他失信行为，也不得不考虑行使武力，但行使武力应根据天皇的命令自不待言。
　　再者，对法属印度支那行使武力，和对香港行使武力有本质区别。大本营认为对香港行使武力将要有对英一战的决心。所以，对香港行使武力和对租界行使武力都必须按第三项之(丁)的规定，以第三条“对南方行使武力问题”为准则。
　　关于第五项
　　所谓“南太平洋上旧德属岛屿”，系指现在处于帝国委任统治下的内南洋及新几内亚东北部、俾斯麦群岛等的总称。另外所谓“法属岛屿”系指新喀里多尼亚、塔希提等岛。这些岛屿在国防上部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旧德属岛屿更是如此。所谓“外交措施”，主要指有关日德政治协定等措施而言。
　　关于第六项
　　所谓“南方其他各国”，系指泰国及葡萄牙领地。其中对于泰国，大本营认为应加紧工作，通过政治手段，迅速迫其与我对南方施策协调起来。
　　关于第三条
　　如果各方面情况允许，南方问题希望迅速解决。但行使武力和处理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事变之间关系甚为重大，不可将两者分开考虑，因此，本条将对两者关系作出规定。
　　行使武力时，必须对内外各方面形势，特别是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情况、欧洲形势、尤其是和德、意、苏的合作状况、美国对我的动向以及我方的战争准备等各项，加以充分考虑。
　　如果对英行使武力，则对美开战势将不可避免，因此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作好对美作战的充分准备。
　　关于第四条
　　本条系贯彻上述各条措施的基础重要项目，深感促其实施十分重要。有关本条各纲目细节的具体办法，留待日后研究。


3．新政策的意义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无疑将给日本的前途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促使决定本纲要的是军部，特别是陆军。陆军是原案的提案者。陆军于7月3日召开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首脑会议，采纳了这个提案，并在第二天(4日)向海军方而提出建议。此后，陆海军之间不仅就纲要，并就提案理由和需要说明的事项，也都多次交换了意见和协商。后来于7月22日，作为大本营陆海军部的提案确定下来。
　　这样重大的国策，仅仅靠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也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就草草决定下来，是值得注意的。不过，这个原案的宗旨是事前已经请近卫首相和松冈外相看过了的，因而应该说，新内阁在组阁以前的四首脑会议上，就已经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就大纲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才着手组阁的。


新政策的意图
　　新政策的确是急转直下的欧洲战局的产物。当时不只是大本营，整个日本朝野所关心的都是德国何时在英国本土登陆的问题。假如由于德国在英国本土登陆而使事态发展到大英帝国崩溃的地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日本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这正是一举解决南方问题的大好时机。大本营方面在新政策方针第三项的说明中，强调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时间应以8月末为目标，就是暗示了大本营陆海军部的这种打算。
　　大本营陆海军部认为，即令德国不在英国本土登陆，德国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这势必导致世界势力范围的变革，因而也是日本南进的机会。
　　本来，日本的全部或部分石油、橡胶、特殊钢原料、铁矾土、皮革、棉花、羊毛、麻类、油脂等重要战略物资必须依靠从美英及其势力范围内进口。另外，堪称工业基础的工作母机，实际上也大部分不得不仰赖于美国。而这时美国已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并于昭和15年(1940年)6月，对工作母机也实行了禁运，7月把石油、废铁追加到需要批准的输出品项目中。可以预料，接着而来的必然是对石油和废铁的禁运。经过认真考虑之后认为，作为对策，当务之急应当是提前大量进口主要物资。其中一部分已经实施。于是，取得南方资源以摆脱经济上对美英的依赖，巩固自给自足的态势，便被看作是自存自卫上必不可少的要求。


着手南方作战的研究
　　根据新政策的决定，陆海军面临着许多重要问题。除加强日德意轴心问题、进驻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加强同泰国的友好关系问题和香港作战的准备等问题外，当时讨论最为热烈的是对南方作战的研究与准备的问题。
　　新政策决定，对于南方，根据情况可以使用武力，而且估计到战争的对手可能要涉及到英国。既然已经决定了这样的国策，统帅部当然要对战争计划及作战计划进行研究和准备。这对于一向只顾对华作战和防御苏联的陆军来说，是个根本性的大转变。针对陆军的南守北进论，海军的传统政策是主张北守南进论。在整个中国事变期间，海军对华南方面寄予特别强烈的关心就是它的表现。
　　于是，陆军统帅部开始了对南方地区用兵要地的实地调查、军事情报的搜集和作战计划的研究等顶工作。把战争对手确定为荷兰一国，还是确定为有着不可分关系的英荷两国，是个重大问题。当时陆海军统帅部之间，虽然共同对作战计划一再进行了研究，但无论是陆军或海军都还很少认真考虑到以美国为战争对手。
　　然而，欧洲战局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取得进展，德国在英国本土登陆的希望淡薄下去了。扮演南方作战主角的海军，随着获得了充裕的考虑时间，那种对行使武力需要重新做慎重考虑的论调又抬起头来了。8月28日，大本营海军部幕僚向陆军部幕僚提交了一份关于解释《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的备忘录，要求统一思想。不过，关于陆海军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超出主要是搜集情报和在桌面上研究作战计划的范围，即使是在当时8月份的形势下，作为统帅部来说，也还有很多必须要做的工作而没有做。


同美英关系破裂的萌芽
　　总之，根据这个政策，日本除了早日解决中国事变这一重大问题外，还不得不处理新的南方问题。而且为了及早解决中国事变，不能象过去那样，仅以重庆政府为直接的工作对象，还要以使第三国尤其是美英放弃援蒋政策为目标。根据情况，除用军事行动直接切断援蒋补给线路以外，还要针对国际政局，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这样一来，同美英对立的加深已势在难免，走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了。

勒令欢喜交出帖子原出处
否则，割小JJ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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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念！！！！我不会交出的明天再公开一章!!!
睡觉了

第三章 日德意三国条约的缔结
服部卓四郎 [日本]
[出自《《大东亚战争全史》》] 1971
1．同盟主要对象的变迁
　 陆军的态度和主张
　 从防共发展到同盟的经过
　 从以苏联为对象转变为以美国为对象
2．松冈、斯塔玛会谈
　 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的四相会议
　 会谈的结果——最高会议的决定
　 当时的英国本土
3．御前会议
　 讨论的内容
4．条约的签定及其后来的发展
　 条约全文
　 天皇颁发诏书，政府发出训令，首相发表广播讲话
　 日德两外相的秘密换文
　 希特勒秘密下达对苏作战命令
　 同盟的性质——政治协定






1．同盟主要对象的变迁
　　根据《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最初的也是最大的发展是缔结日德意三国条约。
　　如前所述，加强日德轴心的趋势，从昭和11年（1936年）11月缔结日德防共协定以来，就已经有以军部为首的朝野上下的一种潜在力量和反对它的一部分势力同时顽固地存在着。事实上，上述防共协定，从其附属秘密协定的内容来看，是一种政治的联合。


陆军的态度和主张
　　推进这种趋势的主要势力实际上是陆军。不言而喻，陆军的传统使命是巩固北边的防御，因此，利用德国的力量牵制苏联是陆军最希望的。关于这一点，日德两国都在东西两洋面对着强大起来的苏联，因而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中国事变爆发后，牵制苏联的必要性日益增加。同时，随着事变的长期化，为了使它早日得到解决，痛感必须积极加强日本在国际上同美英周旋的地位。公认担任着结束中国事变的主角的陆军，尤其如此。欧洲战局的进展以及解决南方问题愿望的抬头，更加显著地促进了缔结同盟的趋势。这样一来，日德同盟所针对的主要对象便从苏联转变为美国了。


从防共发展到同盟的经过
　　下面稍微回顾一下前面已经提过的第一届近卫内阁和平沼内阁时期加强防共协定的史实。第一届近卫内图在昭和13年(1938年)7月19日的五相会议上就已经决定了如下的宗旨：“对于德国，要扩充防共协定的精神，使之进—步发展为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对于意大利，主要是缔结可以用来牵制英法的秘密协定”。对此，德国的主张是，要把防共协定扩大为始终以苏英法为对象的单一的军事同盟。
　　接着，平沼内阁于第二年1月19日，决定了如下的妥协方案，以后主要按照这条路线进行了接二连三的商谈。
　　1．以苏联为主要对象，但根据情况也把英法等国作为对象。
　　2．在以苏联为对象的情况下，当然要进行军事援助；但在以英法等国为对象的情况下是否进行军事援助及援助的程度如何，完全根据情况来决定。
　　3．对外则说是防共协定的延长。


从以苏联为对象转变为以美国为对象
　　然而，根据《时局处理纲要》来加强日德意轴心的目的，却与上述主要以苏联为对象不同，而主要是以美国为对象的，并打算将来把苏联也拉入我方阵营，可能的话扩大为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对把同盟的对象扩大到英法一事一向表示强烈反对的海军，这时也同意了这一点。


2．松冈、斯塔玛会谈
　　《时局处理纲要》决定后，陆海军的负责当局曾就加强同德意政治团结的具体办法反复进行了研讨。到了8月下旬以后，这个问题以松冈外相的设想为中心，由政府和统帅部的首脑极其秘密地进行研究。到了9月，随着德国特使斯塔玛的访日，同德、意的谈判便迅速地具体化了。


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的四相会议
　　政府于9月上旬曾数次召开首相、外相、陆相和海相的四相会议，讨论了外务省提出的《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事宜》的议案，决定了同斯塔玛特使谈判的要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吉田海相于9月3日因心绞痛病住院辞职，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就任海相。上述决定的要点如下：
　　一、确认皇国与德意两国对建设世界新秩序具有共同立场，对建立和治理各自的生存圈应相互给予支持；对有关英、苏、美的政策彼此进行合作，相互间应达成必要的谅解。
　　二、关于日、德、意各国对分别面临的中国事变和欧洲战争相互支持与合作问题，应在了解上述基本精神的同时，迅速达成必要的谅解。
　　三、上述两项谈判，应根据下列加强日、德、意合作的基本条件进行。
　　1．关于皇国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需要的生存圈问题。
　　甲、和德意谈判时，应作为皇国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生存圈而加以考虑的范围是，以日、满、华为主体，包括现在委任日本统治的原德国所属诸岛 [ 译者注：指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这些岛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德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委任日本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托管。 ] 、法属印度支那及法属太平洋岛屿、泰国、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印度等地区。但在谈判上，我方提出的南洋地区应不少于缅甸以东的荷属东印度及新喀里多尼亚等地区，印度或可暂置于苏联的生存圈内。
　　乙、对于荷属东印度，虽以使其处于独立态势为目标，但目前应使其承认我方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
　　丙、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同上。
　　2．关于日、德、意三国经济合作问题。
　　甲、贸易方面，皇国除向德意提供日、满、华三国的农林、水产品等以外，还特对提供中国、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等地的特殊矿产品及橡胶等给与协助，德意两国应提供皇国所必需的技术援助和飞机、机械、化学制品等。
　　乙、为达上述目的，分别签订经济协定、贸易协定及支付协定。
　　3．皇国关于日、德、意三国联合对付苏联和美国的态度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世界将被划分为东亚、苏联、欧洲和美洲四大势力范围的战后新形势下，以东亚领导者自任的皇国应与欧洲领导力量的德意紧密合作。
　　甲、从东西两面牵制苏联，并因势利导，使之符合日德意三国共同利益；设法使其势力范围向较少直接影响日德意三国利害关系的地区，譬如向波斯湾方面(根据情况可以承认苏联向印度方面的发展)发展。
　　乙、对于美国，应竭力采用和平手段，但根据在东亚和欧洲范围内政治上、经济上合作的需要，应设法形成足以压制美国的态势，以使有助于贯彻皇国的主张。
　　在实行上述措施时，应尽可能对因势利导苏联一事予以考虑。
　　4．关于对英美行使武力问题，皇国可按下列各项自行决定：
　　甲、在中国事变大致处理完毕时，只要内外各方面形势允许，即抓住时机行使武力。
　　乙、在中国事变的处理尚未完毕时，原则上应在不至于导致开战的限度内采取对策。但在认为内外形势发展得特别有利或者不拘我方准备是否就绪，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再犹豫时，则行使武力。
　　丙、所谓内外各方面形势，除指中国事变的处理情况外，还指欧洲的形势，尤其是指调整日苏邦交的形势，美国对我的动向以及我方的战争准备等各方面情况。


会谈的结果——最高会议的决定
　　根据上述决定，松冈外相同9月7日到达东京的斯塔玛特使于9日及10日举行了两天会谈，并就以下各点取得了一致意见。
　　1．日、德、意三国希望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和日华纠纷。
　　2．德国不要求日本介入其对英战争。
　　3．只有以日、德、意三国坚决一致的态度，才能抑制美国的行动。
　　4．三国条约下一步也要使苏联参加在内，德国就日苏合作进行斡旋。
　　5．德国为避免日美在东亚的冲突而尽力。
　　这样，同德意的谈判便迅速具体化了，9月16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19日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有关缔结条约的最高会议决定。


当时的英国本土
　　这时，德国加强了对英国本土的轰炸，外电报道，德军在英国本土登陆已为期不远。英国首相邱吉尔9月11日通过无线电广播警告国民说：“未来的一周应该看作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周”。


3．御前会议
　　御前会议于9月19日在皇宫召开，近卫首相、东条陆相、及川海相、松冈外相、河田藏相、星野企划院总裁等国务大臣以及原枢密院议长、闲院宫参谋总长、伏见宫军令部总长、泽田参谋次长、近藤军令部次长等出席了会议。

讨论的内容
　　会议从下午3底开到下午6点，讨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参谋总长：加强日德意合作会给处理中国事变带来什么影响？
　　外务大臣：缔结同盟的目的在于使日本处于强有利的地位，对于德国，虽已声明中国事变由日本单独处理，但既然建立了本同盟，就想要有效地利用德国，使之配合军方正在进行的日华间直接媾和谈判，我相信可以期待取得相当的效果。
　　军令部总长：本同盟的成立，对调整日苏邦交会有多大影响？
　　外务大臣：日苏邦交的调整，拟请德国居间调停，因为日苏邦交的调整对德国有利，所以德国希望居间调停。不过，斯塔玛特使说，此事根本尚未同苏方谈过。
　　只是去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曾问过斯大林，将来如何处理日苏邦交？当时斯大林回答说：日本想和，我们也想和，日本想战，我们也必战。由此可以判断，苏方对调整日苏邦交抱有充分诚意。德方认为调整日苏邦交将没有任何障碍，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
　　再者，斯塔玛特使来往经过苏联，这时苏方保密是不可能的，我怀疑他是否在莫斯科已经和苏方进行了某种谈判。不拘怎样，我认为通过德国斡旋来调整日苏邦交是可以寄予颇大希望的。
　　军令部总长：由于缔结这个同盟，和美英的贸易关系势将更加恶化，最坏时历来仰赖美英的物资可能越发难以得到；日美战争又很可能形成持久战。鉴于目前因中国事变国力大为消耗，对于保持国力估计如何和有何对策？
　　内阁总理大臣：可以预料，随着新情况的发生，同美英的贸易关系将更加恶化，最严重时进口物资可能将完全断绝。我国的现状是，许多主要军需物资都要仰赖美英，因此，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相当困难；但由于原来已估计到这种情况，扩大了国内生产，努力增加了储备，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对军、官、民的消费统制，物资集中使用于最急需方面，则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不致影响军需，即令日美开战，也将能比较长久地应付军费，经受用住相当长期的战争。
　　企划院总裁：关于钢材，因为向以废铁为主要原料，如果美国禁止出口废铁，我国炼钢能力势将减弱。但是，正如总理说明的那样，因为历来就有扩大生产圈的设施，还有不用废铁的炼钢法，所以还能生产出相当数量的钢材。
　　本年度的物资动员计划预计生产450万吨。如果美国实行禁运，第一年度可达400万吨。第二年度即使扩大生产能力，但由于库存减少等将仍为400万吨左右，对此如能采取非常手段，大致能保持目前水平。
　　现在的军需是，将陆海军直接和间接的部分加在一起共为140万吨，其他民需为400万吨，即令产量减少到400万吨，通过压缩民用官需，继续进行日华战争是没有困难的。另外，如果设法改订物资动员计划，提高炼钢能力，把现在和不远将来可以完成的产量加在一起，包括日满两方，铁产量可达800万吨，钢产量可达540-550万吨。目前因急于扩大其他生产，并由于煤炭质量低劣，炼钢能力仅为400万吨，但今后如果将主力集中于此，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即使仅靠现有设备也还能增加120-130万吨。因此，日华战争所需要的钢材自不待言，就是现在这种程度的军需也能长期继续维持下去。
　　关于铜，本年度铜的计划产量约为20万吨，但当禁运铜矿石时，第—年度将为18万吨，第二年度将为18-14万吨，以后将逐渐增加。本年度国内需要量为20万吨，陆海军需，包括直接军需和间接军需在际共为11万吨，因此，尽管有因难，仍可维持现在的军需量。
　　不过，铜比钢材困难程度要大，因此有必要研究其他代用品或采取一切可能取得的方法。前不久已在美国购得大量，现在或已启运，或正在装船，或即将装船。
　　关于石油。因国内生产甚少，比铁和有色金属更加因难。陆海军所需部分只得分别使用现有库存。如果演成超乎预想的长期战争当然有困难，但因库存尚有相当数量，还不至于发生障碍。
　　到目前为止，航空汽油曾是个最大的弱点。虽然由于第一次、第二次提前进口以及最近的特别进口，已获得了相当数量，比其他方面反而处于有利状况，但终究不能以日元经济集团内部的生产和储备来支撑军民的需要。因此设法保证从库页岛北和荷属东印度取得石油是十分必要的。
　　军令部总长：一旦对美开战，海军将要挺身于第一线。那时，军需石油虽可指望使用库存或从库页岛北部、荷属东印度等地取得，但仅靠海军库存是不能坚持长期战争的。请问，长期战争所需要的石油将如何补充？
　　企划院总裁：有关石油问题如前所述。一旦演成相当长期的战争，取得库页岛北部、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是绝对必要的。另外，通过德国斡旋，从苏联和欧洲方面补充也很必要。总之，应尽一切手段，尽量取得大量石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国内炼油也需要大力进行。天然油年产量仅40万吨，但人造石油生产最近颇有进展，明年年产量可达30万吨，如果将现在计划的和正在着手兴建的部分加在一起，可达相当数量。
　　总之，石油问题应该一面尽量设法从海外取得，并努力提高国内生产，另一方面应努力节约国内消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军令部总长：关于石油问题，大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取得石油并没有可靠的希望？还要提一句，对于依赖苏联供给一事不能抱多大希望，结局只能取自荷属东印度，办法有和平的和武力的两种，海军希望尽量采取和平方法。
　　外务大臣：在进行本同盟谈判时，取得石油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当时我曾就日本获得属于美英资本，但归荷兰所有的荷属东印度石油问题，以及将来允许日本参加荷属东印度石油企业等问题询问过鄂图和斯塔玛：“现在占领着荷兰本国的德国，对此将能作些什么？”德国特使回答说：“将做相当的努力。”
　　另据斯塔玛说：德国这次在法国获得的石油量，已超过德国去年9月到现在的耗油量。
　　还有，苏联不顾英国的宣传，正在忠实地履行对德经济条约，正从苏联运往德国相当数量的石油；此外还从罗马尼亚得到大量石油，因此德国对于石油并不担心。
　　缔结本同盟的结果，必将导致美国对日实行禁运，这实是日本最痛苦处。因此，我曾提议，请将德国石油让给日本一半左右如何，他们说：将尽量设法。另外，关于库页岛北部石油问题也曾委托他们向苏联进行斡旋，希望苏联将该地石油的大部或一部分让给日本，或请苏联不妨碍日本在该地的石油企业。对此，德方回答说：日苏邦交调整后，这些问题容易解决。
　　军令部总长：荷属东印度石油资本属于英美，荷兰政府已流亡英国。因此，德国虽已占领荷兰本国，能自由支配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吗？对此，外相意见如何？
　　外务大臣：将很困难。荷兰石油公司的股份虽属英国，但公司却属于荷兰，所以英美不会以股份为理由提出异议。而且美孚公司在荷属东印度的利权，因慑于战祸甚至曾想卖结日本，如能办到应该收买。
　　军令部总长：即使由于美国参加欧洲战争而使帝国被迫参战，其开战的时机也应由我方自行决定，为此采取什么措施？
　　外务大臣：条约上虽然明文规定日本有自动参战的义务，但美国是否已经参战要通过三国协议来决定。另外还有陆海军事委员会，届时将研究当时的事态，然后将研究结果通知各国政府(指德意两国政府)，由我国政府作出决定，这就是自行决定。
　　枢密院议长：通过军令部总长的质询，我想问的问题已经明确，本条约是以美国为对象的同盟条约，德意想通过公布本条约来阻止美国参战。美国最近取代英国，以东亚看守人自居，对日施加压迫。但为不使日本参加德意方面，还会有一定的节制。然而一旦发表本条约，日本的态度明确了，我想美国必将设法加强对日压迫，极力援助蒋介石以阻碍日本完成对华战争，还有，尚未对德意宣战的美国，也可能对日也不宣战，而从经济上施加压力，在对日实行石油、钢铁禁运的同时，不从日本购买物资，以使日本陷入长期的无法忍受的疲劳战之中。
　　据企划院总裁说，将尽一切手段，设法弄到铁和石油，但并不可靠。外相的说法也不能应急，而且数量也小。没有石油就不能打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本属于英美，荷兰政府既然已经流亡英国，我想不可能以和平手段从荷属东印度获得石油。对此想听一听政府的意见。
　　外务大臣：枢府议长的意见很有道理。但占领着荷兰本国的德国，对荷属东印度也能施以相当的压力。再者，国际关系的幕后是有相当通融余地的。因此，利用德意较为有利。例如过去各国对意大利实行禁运时，以及前些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就曾有拒绝不过来的很多国家愿意承担向日本出售武器。
　　现在日本如果放弃中国的全部或一半，或许暂时可以取得美国的合作，但将来它决不会停止对日压迫。尤其迫在眉睫的总统选举最为危险。野心家罗斯福总统一旦感到危及自身，为了实现其野心，必将不择手段，甚至断然对日宣战或参加欧洲战争也未可知。其他两个总统候选人也将认为谴责日本才可以孚众望，因此在中国的很小的日美冲突(武装冲突)都可能立即转化为战争。
　　现在，美国对日感情已经极端恶化，绝非略一讨好便能恢复。唯有我们持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才有可能避免战争。当然，反美英的无谓空谈，应该严加取缔。希特勒也想极力避免同美国作战，不仅如此，甚至还想一旦结束对英战争，将极力谋求与美国友好。美国有2300万德国血统居民，会起重要作用。日本对美国所要求的也和德国相同，在对美态度上，日德是一样的。我国也应该抓住时机试图改善日美关系，也可以考虑利用德意血统的居民。
　　企划院总裁：方才我说的是指最最坏的情况。只要不爆发日美战争，单凭美国从经济上施加压力，还不至于使继续对华战争陷于不可能。还能从美国以外的地方取得相当数量的石油。只是航空用汽油，美国货最好，我国还不能炼制高级汽油。但不久前已大量进口航空汽油，所以姑且还可以。其他国家的石油在质量和价格方面虽然有高有低，但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
　　其他各国不会与美国同时实行对日禁运。美国的这种从经济上压制日本的做法，无损于自己而打中了日本的要害。今后即使实行全面的经济压制，由于我们最感苦痛之处已被它打中了，就不会重新再有什么痛苦。如上所述，现在还从美国购买了相当数量的石油。
　　再者，库页岛北部的石油决不是少量的，现在年产不到10万吨，但这是由于苏联妨碍的结果，不然即使使用现在设备仍可生产几十万吨，加上苏方所得40万吨，可达70-80万吨，这是一个相当可现的数量。
　　陆军大臣：陆军方面也和海军一样非常重视石油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也既是荷属东印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早在组阁之初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就已经作出决定。即制定《时局处理纲要》，要求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同时抓住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关于荷属东印度，姑且利用外交措施努力确保其重要资源，并根据情况可以行使武力。绝不是没有方针而盲目前进。固然希望以和平手段获得荷属东印度的资源，但也可以根据情况行使武力。政府的这个方针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枢密院议长：听了外相的方针，又听陆相说对南方的方针早已决定，我认为很好。
　　荷属东印度是获得石油资源的唯一地区，利用和平方式当然好，但在万一行使武力时，对德意将采取什么对策？
　　外务大臣：已经开始谈判。此事将导致对英开战，形成单方面的要求，还有双方的面子问题，也有泄密的问题，在德国方面还有要求报酬的问题，所以今后尚有待磋商。
　　枢密院议长：现在有必要使德意方面承认日本有权自由处理荷属东印度。
　　另外，想听听外相所说秘密攻击的解释。当美国借用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等国领土为根据地，形成包围日本的态势时，我们是否已经决定将这种举动看作是美国对日本的攻击？希望了解这一点。
　　外务大臣：防止美国形成这种对日包围的阵势是本条约的目的。现在我国只有持以坚决的态度才能有效地制止美国这个包围的策略。另外，关于一旦形成这种包围局势时是否把它看作是攻击，两位统帅部长和陆海军大臣必有高见，我想这是否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呢？
　　陆军大臣：这个问题也只能根据当时情况来决定。
　　枢密院议长：美国是一个很自负的国家。因此我想我国如果表示坚决的态度，会不会促成相反的结果？诸位的看法如何？
　　外务大臣：言之有理，但日本并不是西班牙，它是远东拥强大海军力量的强国。诚然，美国一时可能强硬起来，但我想终将冷静地权衡利害，恢复冷静态度。究竟会越发强硬起来而使事态进一步恶化，还是恢复冷静思考，两种可能将各占一半。
　　总理大臣：我想各位意见大概讲的差不多了。还请诸位把意见都讲出来。
　　参谋总长：根据到目前为止的探讨，大本营陆军部同意政府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的提案。
　　另外，在处理中国事变和在今后时国防施策上调整日苏邦交也极其重要，希望政府方面对此作出进一步努力。
　　海军的迫切期望 军令部总长：政府建议缔结日德意军事同盟的议案，大本营海军部表示同意。
　　不过这里提以下几点希望：
　　1．虽然缔结本同盟，但仍希望采取万全措施，尽可能避免日美开战。
　　2．向南方发展要尽量以和平方式进行，避免引起同第三国的无谓摩擦。
　　3．加强对舆论的指导和控制，制止对于缔结本同盟的信口雌黄的议论，严加取缔有害的排斥英美的言行。
　　4．关于促进加强海军战备和军备问题，过去政府的方针和海军统帅部的意见虽然已经取得一致，但因事关重大，借此机会再次表示希望，请政府方面为完成这项工作认其地进行通力合作。
　　枢密院议长：鉴于目前正在进行对华战争和国际形势的演变，这一提案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措施，表示赞成。将来可能要发生很多困难，美国的禁运政策也不容乐观。尽管日美冲突终将不可避免，但我仍然希望严加警惕，万勿一失，以免在近期内发生日美冲突。我对此案表示同意。
　　在上述讨论的最后，军令部总长作为大本营海军部的希望所讲的这番话，表明了当时复杂而微妙的海军立场，意味深长。

4．条约的签定及其后来的发展
　　御前会议以后，日德意三国条约又经9月26日天皇对枢密院的咨询，次日(27日)午后8时15分终于在柏林签字。当晚9时15分，外务省公布条约已经签订，这次公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条约全文
　　条约的全文如下：
　　日本国、德意志国及意大利国间三国条约

　　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国政府及意大利国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得其所，乃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因此，把在大东亚及欧洲建设并维持真正能使各地区、各民族共存共荣的新秩序一事作为根本要义。根据上述宗旨，三国政府决心在上述区域相互提携，努力合作，并决心对世界各地拟作同样努力的各国予以援助，以期实现三国对世界和平的最终抱负。据此，大日本国政府、德意志国政府及意大利国政府协定如下：

　　第一条：日本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

　　第二条：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国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

　　第三条：日本国、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约定，对上述方针所作的努力，互相协助。并且进一步约定，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及日华纠纷的一国攻击时，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

　　第四条：为实施本条约，应立即召开由日本国政府、德意志国政府和意大利国政府各自任命的委员组成的混合专门委员会。

　　第五条，日本国、德意志国以及意大利国确认，上述各条款对三缔约国各自同苏联之间现存的政治状况无任何影响。

　　第六条：本条约自签字之日起实施。从实施之日起有效期为10年。缔约国须在上述有效期满前的适当时期，根据缔约国由任何一国的要求，就本条约的更新进行协商。



天皇颁发诏书，政府发出训令，首相发表广播讲话
　　与外务省公布签订三国条约的同时，天皇颁布了诏书，政府也以近卫首相的名义发出了政府训令。诏书指明，三国条约是根据天皇迅速戡定祸乱与恢复和平的殷切轸念签订的。政府训令则强调指出：条约的宗旨在于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恢复世界和平。
　　第二天(28日)，近卫首相通过广播向国民作了关了时局的演说。有关三国条约问题内容如下：
　　“试观东亚和欧洲的现状，明眼人不难看出，日德意三国的确是在各自所辖范围内，共同为打开旧秩序而不断地进行着努力。即德国和意大利正谋求在欧洲建设新秩序，日本正决心在大东亚地区按照亚洲本来的面貌建设新狭序。

　　“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还不能指望立即把世界组织成一个统一体，所以世界各民族形成几个共存共荣圈是—个必然的趋势。而日本在东亚，德国、意大利在欧洲，应居于领导这个共存共荣圈的地位，这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地理上看或者从经济上看都是必然的趋势。我认为，正是因为企图阻止这种必然趋势的地方，在欧洲才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亚才呈现出准战时的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

　　“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协助德意，德意协助日本，互相帮助，以至于根据情况还要发挥军事同盟威力，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近卫首相以上演说的内容，若说是为了让国民理解三国条约的真实目的在于为调整日美邦交埋下伏线——关于这一点，通过战后出版的近卫公手记已经弄清楚了——那是很困难的。不过，以近卫首相为首的政府首脑却的确有过这样的意图：即在当时的形势下，坚信只有持以坚决的态度才是对美所应采取的唯一途径，并且还试图在三国条约签订之后，再把苏联也拉过来，以便加强日本的地位，把对美谈判引向有利于日本方面。


日德两外相的秘密换文
　　当条约签字时，松冈外相和鄂图德国驻日大使之间互换了秘密公文。除有关处理委任日本统治的内南洋旧德国殖民地事项外，在德国大使的书信中还包括以下值得注意的内容：“关于日本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德意志国将尽量为增进两国的友好谅解而努力，并将随时为达到这一目的进行斡旋”。
　　莫洛托夫访德——德苏谈判 想使苏联与三国同盟合作的政策，最初主要是由德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昭和15年(1940年)11月中旬，通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访德而被具体地提出来了。
　　11月12日和13日，莫洛托夫外长访问柏林时，曾与希特勒总统和里宾特洛甫外长就德苏间各方面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当时，里宾特洛甫向莫洛托夫提出下列条约草案作为今后谈判的基础。
　　以三国同盟参加国德意志、意大利、日本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的协定

　　三国同盟参加国德意志、意大利、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为在欧洲、亚洲及非洲各国的自然势力范围内，确立有助于提高各国国民福利的新秧序，并对各国为达到这一目标所作的共同努力给以坚实基础，商定下列各项条款：

　　第一条：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订的三国同盟中，日德意三国曾经商定，为使大战不致变成世界性的纠纷，愿以一切手段防止战争扩大，并为尽早恢复世界和平而努力。同时表明，愿意进一步扩大同世界各地抱有同一目的、并准备为此而努力的其他各国相互合作。

　　苏联现在宣布：苏联赞成三国同盟的目的，决心在政治上同三国合作，并为达到此目的而努力。

　　第二条：德、意、日、苏相约，互相尊重各自的自然势力范围，只要这些势力范围之间产生了必须交涉的问题，四国就召开会议，对所发生的问题进行友好的会谈。

　　德、意、日宣布，承认并尊重属于苏联现在所有的领土范围。

　　第三条：德、意、日、苏相约，不参加并且不支持同以上四国中任何一国相敌对而结成的其他国家间的联合协定。四国就一切经济问题互相支援，补充和扩大四国间现存的协定。

　　第四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0年。

　　四国政府应在协定期满前，寻找适当时机，就延长协定期限问题相互会谈。

　　对于上述协定，苏联政府在莫洛托夫外长回国后，于11月16日作出答复，同意德国政府的提案，但附加以下几条：
　　1．德国军队立即从苏联的势力范围芬兰撤走。

　　2．苏联同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通过长期租借，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范围内设置陆海军基地。

　　3．确认从巴统及巴库以南至波斯湾地区为苏联在领土上所希望的中心。

　　4．日本放弃在库页岛北部采煤和开采石油的权利。



希特勒秘密下达对苏作战命令
　　这样，便暴露出德苏之间对巴尔干和近东方面在政策上的根本对立。于是，德国政府便单方面地放弃了使苏联和三国同盟合作的政策。希特勒很快在昭和15年(1940年)12月18日就下定了对苏作战的决心，并向全军下达了准备作战的秘密命令。
　　有关上述德国政府行动的详细情况，并没有通知日本政府。当然，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根本没有想到德国竟这样迅速下定了对苏作战的决心。


同盟的性质——政治协定
　　由于三国条约的签订，日本承担了当德意遭到美国攻击时，尽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手段援助德意的义务。但是日本对有关履行援助义务的准备工作，却从一开始就极其冷淡。本来，这个条约是个军事同盟，但却没有任何有关军事方面的秘密规定。既然是个军事同盟，最高统帅部就应该拟定下一个针对同盟假想敌国的作战计划。可是陆军统帅部当时并没有感到有这种必要。根据三国条约第四条的规定，关于应该立即召开的混合专门委员会，12月20日才在三国间确定了组织大纲，而各国委员的任命则是在昭和16年(1941年)2月至3月左右；而且混合专门委员会竟然没有开过一次关于讨论实施条约具体事项的会议。就是说，三国同盟没有超出主要是追求政略效果的政治协定的范围。

致超大斑竹：
希望把欢喜大师和马甲马甲等汉奸与倭奴走狗彻底从超大清除出去。
不要让垃圾玷污超大神圣的殿堂！
顺便问候与狗交媾而生出欢喜大师和马甲马甲等汉奸与倭奴走狗的母亲！

你在发表这种言论，我就报警处理

第四章 解决中国事变的努力
服部卓四郎 [日本]
[出自《《大东亚战争全史》》] 1971
1．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
　 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价值——切断援蒋运输线
　 松冈、安里协定
　 第5师团越境事件
　 法属印度支那的拖延态度和四相会议
　 进驻经过
　 东条陆相追究责任的人事工作
　 南进的第一步与美英的反应
2．向长期对华作战态势的转移
　 调整新邦交与阿部全权大使
　 《日华基本条约》及《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提案理由
　 说明
　 大本营政府联席恳谈会
　 承认新国民政府与日满华共同宣言
　 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与提供一亿美元的援蒋贷款
3．国内体制的加强
　 新体制准备会与解散政党
　 大政翼赞运动与大政翼赞会的诞生
　 大政翼赞会实践纲要
　 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
　 经济新体制纲要
　 关于大政翼赞会性质的讨论






1．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


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价值——切断援蒋运输线
　　昭和15年(1940年)6月20日，法国政府同意不准通过法属印度支那运送援蒋物资。为了监视这一誓约的执行，大本营派遣以陆军少格西原一策为首的机关，7月2日以后在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设置了常驻办事处。
　　原来，法属印度支那运输线和缅甸运输线都是援蒋的主要运输线。尽管有了上述誓约，但是仍然难以看出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对封闭这一运输线抱有诚意。另外，仅仅靠人员很少的日本派遣机关来进行监视，是不可能指望完全断绝的。同时，大本营为切断缅甸运输线，根据地理条件有必要在北部法属印度支那物色可供对昆明方面进行空中作战的基地。英国对当时日本提出的关于断绝缅甸运输线的要求，于7月8日作出答复，表示拒绝。
　　大本营从作战的全局出发，迫切感到有必要将第5师团火速调到上海地区集结。当时该师团在同广西省南宁附近的重庆军会战后，正在该地西部地区待命。由于交通上的原因，如果不经由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调动将是极其困难的。
　　于是，在前述《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明文规定，要迫使法国接受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要求，并且根据情况可对法属印支行使武力。所谓日本的军事要求，是指让对方答应限定的日军兵力通过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和在该地区驻扎以及为此提供所需的一切方便等等。


松冈、安里协定
　　为实现上述要求，在东京由松冈外相和维希政府任命的安里法国驻日大使进行了外交谈判。8月30日原则上达成谅解，并在两者之间进行了换文。这个协定一般被称为松冈、安里协定。日本在这个协定中保证尊重法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明确说明，这项措施只限于中国事变尚未结束期间。


第5师团越境事件
　　根据上述协定，9月4日，在大本营派驻法属印度支那机关长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行政当局之间，已就兵力进驻当地的细节问题大体谈妥；但是法属印度支那方面却以9月5日我第5师团一个大队在镇南关附近的偶然越境事件为理由，宣布这项谈判无效。不得已，又重新在当地进行谈判，至9月22日下午4时半，总算勉强达成了协议。在此期间，可以明显地看出，法属印度支那当局采取了尽量拖延的态度。这时，大本营陆军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一部(作战部)主张武力进驻的强硬论与陆军省主张和平进驻的稳健论之间反复展开了争论。东条陆相强烈主张，即使推迟进驻时间，也应该采取友好式，实行进驻，并认为，上述第5师团的一部队未按照上级命令而造成的越境事件，即便是由于大队长的判断错误而造成的，为了严明统帅军纪也是不可宽恕的，因此将该大队长送交军法会议。到了9月26日，并罢免了对此负有监督责任的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接着对其他与此有关的军司令官、师旅团长和联队长也给予了罢免、降职或其他处分。
　　在这以前，随着9月4日当地谈判的成功，次日(5日)，大本营陆军部曾对华南方面军司令官下达命令说：“为执行目前任务，应以该方面军之一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然而，后来由于法属印度支那方面宣布这一协定无效，进驻部队不得不停止进驻而转入待命。


法属印度支那的拖延态度和四相会议
　　政府为了应付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拖延态度，在9月13日的四相会议上决定了下述方针。
　　1．谈判以9月22日为期，届时即使谈不成功，也要开始进驻；
　　2．即使谈判不成功时，强行进驻也要尽量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是，如果法属印度支那方面进行抵抗，就行使武力以达到目的。
　　根据上述决定，9月14日，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华南方面军司令官：“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时间定为9月22日零时(东京时间)以后。进驻时如遇到法属印度支那军队抵抗，即可行使武力”，并且指示：我军进驻的目的在于“建立对华作战的基地和加强切断中国方面补给联络线的作战”。其后，至17日，又将上述进驻日期改为“23日零时以后”，而有关进驻时间的细节，则交由驻地陆海军司令官协商决定。


进驻经过
　　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是从陆路和海路两方面进行的。陆路进驻部队，由第23军司令官久纳诚一陆军中将指挥的第5师团，从9月23日零时开始进驻。这虽然是在谈判成功大约8个小时以后，但第5师团还是以武力进驻的态势进驻的，并且当时双方处于第一线的部队有的还不知道在海防举行的谈判已经获得成功。这就自然在双方第一线的部队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本营首脑没有预料到的战斗。
　　于是大本营陆军部立即于23日午前3时电令前沿部队：“从陆路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部队，在没有另行下达指示之前立即停止前进。但已经越境的部队应在所在地点附近集结，如战斗已经发生，务使冲突限于局部地区。”9月25日战斗终于停息。
　　海路进驻部队，以印度支那派遣军西村琢磨陆军少将指挥的步兵3个大队为骨干，于9月26日在海防和平登陆，可是，这时发生了一起飞机误炸事件。原来，为防备万一，担任掩护部队登陆的日本陆军飞机一架，由于驾驶员判断错误，误炸了海防西南郊区，而大本营于次日(27日)才判明这是—起误炸事件。


东条陆相追究责任的人事工作
　　这次进驻，尽管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达成了协议，但还是发生了战斗，东条陆相和大本营首脑对此深感遗憾。因此，被派到当地负责指挥作战的大本营陆军作战部长富永恭次陆军少将，回国后立即被撤换了。其后，大本营陆军部的一些有关主要幕僚也先后被撤换了。
　　东条陆相上任以来，特别重视维持陆军部内的统制，并要通过人事工作把它反映出来，因而追究了这次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时引起纠纷的责任。东条陆相果断实行的人事工作是值得注意的。


南进的第一步与美英的反应
　　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经过已如前述。大本营陆军部早在9月26日就命令由陆路进驻的第5师团从法属印度支那撤退，为准备应付南方局势的发展，令该师团在上海附近集结，以期恢复战斗力，并进行登陆作战训练。
　　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是为了促进中国事变的早日解决。但是，不容争议的事实是，和陆军部首脑的意图相反，在统帅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想把迈出南进的第一步作为这次进驻的目标。不管怎样，结果是日本由此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
　　对于日德意三国条约的发表和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美国立即作出了反应。9月26日，美国宣布，除西半球各国和英国以外，禁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废铁和钢铁。接着，英国也于10月8日宣布，重新开放援蒋的缅甸运输线。

2．向长期对华作战态势的转移


调整新邦交与阿部全权大使
　　日本通过缔结日德意三国条约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切断援蒋运输线等，一方面加强对重庆政府的直接和间接的政略战略措施，另一方面，同以汪兆铭为首的新国民政府之间就缔结日华基本条约问题进行协商，推进承认该政府的步骤。为此，昭和15年4月以来，阿部信行大将就作为特命全权大使被派往南京，肩负同新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的任务。
　　其实，关于调整日华间新邦交的各种问题，早在新国民政府成立以前就大体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剩下来的问题只是日本何时承认新国民政府和随之而来的缔结两国关系条约的问题。
　　这时日本所期待的是，在承认新国民政府之前，使重庆政权同新国民政府的合作得以实现，承认一个有重庆政府参加的统一的新国民政府，并和它缔结基本条约。这就是建立所谓日华全面和平。为此，日本方面一直不断地对重庆政府进行着和平工作。然而，这项和平工作似成似不成地因循拖延下去；等待汪蒋合作成功，希望也很渺茫，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再推迟承认新国民政府了。因此，对日本来说，已面临必须对重庆政府作最后的和平工作，并根据其结果来决定态度的局面。
　　另一方面，在对华作战方面，从昭和14(1939)年以来已转为长期持久战的局势，如果一旦发展到承认新国民政府的阶段，那么事变势将更加形成长期持久战的局面，这就有必要确立起坚定的长期作战方案。而大本营陆军部根据《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为准备应付南方局势的发展，还曾考虑大体上结束对中国事变的处理，以保持国策的灵活性。


《日华基本条约》及《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于是，昭和15年(1940年)11月13日召开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分别通过了政府提出的日华基本条约及附属文件草案和大本营提出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这次御前会议是中国事变以来的第4次会议。闲院官参谋总长已于10月3日离任，杉山元大将以新任参谋总长的资格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他主要出席人员与缔结三国同盟条约时相同。
　　近卫首相在提出日华基本条约草案时，作了如下说明：
　　“就政府提出的方案作些说明。帝国根据昭和13年(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和昭和13年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一直在采取行动，促使重庆政权悔悟，迫使中国早日全面屈服，同时谋求扶植新的政治势力。

　　然而，可以看出，在目前形势下，使重庆政权在短期内全面屈服极为困难。另一方面，南京成立的新政府不仅正在逐渐增大其政治力量，而且该政府同帝国外交使节之间所进行的条约谈判，如今已经到了应该由政府决定是否采纳的时候了。

　　帝国认为，现在采取承认新政府，加强和培养其政治力量，使之协助我方解决中国事变，以谋求彻底解决事变的方策是必要的。因此，政府准备对另纸条约草案履行缔结签字手续。不过，如果在条约签字后重庆政权表示屈服时，则当然须重新处理。”

　　大本营提出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原案，是主要根据陆军方面的意见制成定案的。10月23日作为陆军的方案首先决定下来，10月29日以后，陆军与海军反复进行了讨论，11月6日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在此期间，大本营陆军部对以前已经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对南方行使武力问题，鉴于其后海军方面的态度，曾经试图把对南方行使武力的意见重新写入《中国事变处理纲要》里面，在御前会议上再次加以确定。但是由于海军方面的反对而作罢。


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已经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议案的提出理由，以及需要说明的事项如下。
　　 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昭和15年11月13日 御前会议决定
　　方针
　　中国事变的处理，根据昭和15年(1940年)7月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
　　一、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尽政略和战略的所有手段，如进一步断绝英美的援蒋行动，调整日苏邦交等，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
　　二、适时地积极改善国内外形势，以使适应进行大规模长期持久战的要求，并且恢复和增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必需的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
　　三、为实现上述方针，应特别利用日、德、意三国同盟。
　　要领
　　一、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谋求以它为对手的停战与和平，应进行下列工作：
　　本项工作以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取得实际效果为目标进行之。
　　(一)和平工作由帝国政府进行，有关机关于以协助。
　　注：以前由军部与民间所进行的各种和平工作一律停止。
　　进行上述工作时，考虑到以往两国谈判的经过，应特别表明帝国的真意，恪守信义，妥善处理。
　　(二)和平条件以即将与新中央政府签订的基本条约(包括与此形成一体的关于驻扎舰艇部队及开发海南岛经济的秘密协定在内)为依据，日本方面要求的基本条件如附件。
　　(三)上述和平谈判以汪蒋合作为前提，以日华间直接进行谈判为原则，但为易于达成妥协，除使德国居间调停外，同时也利用日苏邦交的调整。
　　促进中国方面正在进行的南京同重庆的合作工作，帝国政府将从侧面予以援助。
　　(四)同新中央政府签订条约，最迟应于昭和15年（1940年）11月底以前完成。
　　三、如果到昭和15年年底与重庆政权之间仍未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在战略上大致按以下要领，坚决转入长期作战方针，以求彻底使重庆政权屈服。
　　局势转入长期战以后，重庆政权屈服时，其条件根据当时形势而定。
　　(一)一面指导整个形势，—面及时转入长期作战态势。
　　只要整个形势没有重大变化，长期作战态势是：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汉口附近以东的长江下游重要地区，以及广东的一角和华南沿海要地，一面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一面彻底整顿占领区内的治安，并同时继续对重庆进行封锁和空袭。
　　(二)对新中央政府，以使其全力协助帝国为加强综合作战力量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为重点，主要是指导它向我占领区内努力渗透其政治力量。
　　虽然最终要使重庆方面和新中央政府合为一体，但不使新中央政府采取急于求成的措施。
　　(三)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日满两国利害相关，其根本方针应是彻底开发和取得国防资源，并用以稳定占领地区的民心。
　　(四)为适应长期的大规模的持久战这一新局面，应迅速积极地改善国内体制。
　　对帝国在华各种机关，坚决实行改组或撤销，加强政策的统制。
　　附件
　　日本方面要求的基本条件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
　　(具体实现本项的方式和时期可以另行考虑)
　　二、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建立日华睦邻友好关系，为适应世界新的形势，与日本共同承担保卫东亚的责任。
　　三、从共同保卫东亚的观点出发，在认为必要的期间内，中国承认日本可在下述地点驻兵：
　　(一)在蒙疆及华北三省驻扎军队。
　　(二)在海南岛和华南沿海特定地点留驻舰艇部队。
　　四、中国承认日本在上述地区开发和利用国防上的必要资源。
　　五、中国承认日本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在一定期间内实行保护性驻兵(本条根据情况灵活取舍)。
　　注：除上述条件外，必须在实质上努力贯彻我方下列要求：
　　一、汪蒋两政权的合作，在尊重日本立场的同时，作为国内问题处理。

　　二、实现日华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于经济合作的方法，不坚持以前的方式，根据平等原则，形式上力求顾全中国方面的面子。

　　三、关于经济现状的调整，应慎重处理，不要使日华双方产生混乱。



提案理由
　　《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案理由
　　大本营陆军部 大本营海军部
　　正如刚才内阁总理大臣说明的那样，帝国对于重庆政权，历来通过统一加强政略和战略两方面的综合战斗力量来迫使它全面屈服，同时设法扶植新的政治力量。
　　然而，最近国际形势的趋向，往往使重庆方面产生形势似乎反而对日本不利之感，因而还没有使它放弃抗战的念头，另一方面，由于今天提出的日华新条约的签订，势将在近期内承认新中央政府。此外，世界形势的空前变化，使确保和增强随着建立日、德、意同盟而成为大东亚当然盟主的帝国的整个国家实力，特别是确保和增强富有机动性的帝国国防力量的要求日益紧迫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可以认为，使重庆政权在短期内屈服的希望很小，而事变的长期待久化将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中国，需要真正地将帝国的政略和战略转入长期作战的态势，同时，要使新中央政府全力协助帝国为加强综合作战能力所采取的各种紧急措施，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在国内，则在革新、加强国内战时体制的同时，进一步努力加强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为应付将来世界形势的变化作好充分准备，最终迫使重庆政权丧失其抗战意志。
　　虽然如此，帝国最希望的仍然是，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就能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并加入新中央政府，从而使新中央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新中央政府。特别是当预想到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后，再对重庆政权进行各种工作时的困难，尤其如此。
　　过去，帝国一向以联席会议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为依据实行了各种措施，而现在内外各方面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所以大本营想重新提出本纲要，以阐明今后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
　　至于南方问题，大本营打算尽快研究解决办法，提交联席会议讨论。

说明
　　关于《本国事变处理纲要》中有关事项的说明：
　　大本营陆军部 大本营海军部
　　方针方面
　　关于第一项：
　　鉴于中国事变的目的即彻底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设法使它屈服极为重要，所以特别加以载明。而促使抗日势力悔悟，建设东亚新秩序，从而早日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并以此为实现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乃是帝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因此，即使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后，帝国对重庆政权仍不停止作战，以期使它屈服，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
　　关于第二项：
　　为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不论中国事变能否迅速解决，帝国必须自主地整顿好长期大规模持久战态势，以适应世界形势的演变；同时必须恢复和进一步增强帝国必要的国防力量，这是不用说的。在现时事变长期化的倾向日益明显的形势下，尤其感到上述工作的紧迫，本项就是对这一宗旨的说明。所谓“积极改善内外形势”，就是意味着对内当然要整顿长期武力作战态势，加强国内战时体制，并扩充综合战争力量，对外则要灵活运用日、德、意三国同盟，从而确立战时外交态势，调整日苏邦交等。
　　关于第三项：
　　此项本应包括在第二项“积极改善内外形势”的内容里，但因本项是构成帝国政策核心的重要因素，另外还和方针的第一项有关，所以特地加以载明。
　　要领
　　关于第一项：
　　本项载明了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迫使重庆屈服的工作要领。昭和13年(1938年)1月16日，帝国政府曾发表过一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随后在昭和13年(1938年)10月3日，帝国又发表声明指出：国民政府如能抛弃以往的指导政策，改组人事，彻底更生，前来参加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则帝国亦并不拒绝。
　　本项表明，即使在今天，重庆政权如能自己屈服，愿意和汪政权合作，帝国仍准备宽容相待，并准备同它停战媾和；但是，一味拖延时日，是内外形势所不容许的。因此，上述迫使重庆屈服停战的工作，希望以承认新中央政府时为限期，迅速在实际上予以结束。
　　关于(一)
　　过去在对重庆进行的和平工作中，往往出现领导混乱的现象。不仅未能传达帝国的真实意图，甚至有些讹传，反而使重庆方面轻视帝国的国力，使其抗战意志更加高昂，就连南京政府也曾对帝国的信义产生怀疑。有鉴于此，感到现在对这项工作加以统制，由帝国政府直接对重庆方面采取措施，尽—切手段促其停战媾和实属重要，因而规定，和平工作今后专由政府一个系统去做，有关部门予以协助。以往由军部和民间所进行的和平工作，因此应立即予以停止。
　　当然，在实施本项和平工作时，应特别说明帝国的真意，并必须注意恪守帝国的信义。
　　关于(二)
　　对重庆开展和平工作的和平条件，当然应以今天提出的日华新条约为准则。但鉴于德国居间调停的事实，认为采用过去作为政府工作上的依据而定下来的基本条件，把它作为现阶段工作的准则是适当的。这里把它列为附件。
　　关于(三)
　　帝国政府进行的和平谈判，当然应以日华间的直接谈判为原则。但为使对重庆工作取得更大效果，在一般情况下，以利用德国居间调停和通过调整日苏邦交间接对中国施加压力为有利，所以这里特别加以记述。
　　中国方面进行的汪蒋合作的工作，也要鉴于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予以促进。帝国政府应遵循事变处理方针，从侧面加以指导和援助。
　　关于(四)
　　关于同新中央政府缔结条约和承认它的时间问题，考虑到每每因过分期待对重庆和平工作的成功，反而会被重庆政权的拖延政策拖住，这里自主地规定了一个界限。即在时间上，以处理事务的正常过程为标准，至迟以昭和15年(1940年)底为限。这里明确了承认新中央政府的决心。
　　关于第二项：
　　本项记载的是，截至昭和15年来(1940年)仍未能使重庆政权屈服、实现和平时所采取的措施。
　　本项中所载“不论形势如何”是根据对未来形势的必然发展趋势所作的估计，明确表示坚韧不拨的意志，并防止过分热衷于对重庆政权的和平工作反而给处理事变带来有害的结果，指明转入长期作战的时机要以自主决定为原则。这样，纵然转入长期作战态势，也并非改变了帝国对中国事变所抱的目的，以期依靠政略和战略的综合力量迫使重庆方面彻底屈服。
　　再者，如果转入长期作战后，重庆方面终于屈服，应以使其并入新中央政府为原则；关于接受办法和条件以及对新中央政府的指导等，则需考虑帝国内外形势和中国情况来决定。
　　关于(一)
　　甲、鉴于中国事变的目的，长期作战态势下的军事作战指导要领，在于尽可能努力保持目前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压力。尤其要与政略统一步调，相互配合，谋求通过长期消耗战迫使重庆方面屈服；另一方面，要恢复并增强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以备应付未来世界局势的变化。为此，需要对占领地区加以必要的取舍，并对派遣部队的兵力编制加以必要的改变。
　　乙、长期战态势下必须确保的地区：
　　根据前项宗旨，大体上要确保以下地区：华北方面的蒙疆、山西、河北及山东省的重要地区；华中方面的武汉附近重要地区、武汉以东长江下游流域的重要地点以及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附近，华南方面的广东附近、海南岛及其他沿海重要地点。其大致范围与现在占领地域无显著变化。
　　丙、很明确，本项规定的在中国的武力作战态势，是指在“只要整个形势无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而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则应另行研究决定。
　　关于(二)
　　对新中央政府应予以指导，使其成为解决中国事变的政府，在同重庆政府所处对立关系中，应使其协助帝国的政策，形成日华一体，以便迫使重庆政权屈服的实效。为了加强扶植新中央政府，使它具备足够的实力，帝国在指导上应特别注意，既要避免不必要的干涉，又不要使其越出职守，或过分急于同重庆合作。在施行政策时要始终使之有助于加强帝国的综合作战能力。
　　关于(三)
　　关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应在日满华三国统一计划的基础上，以开发国防资源为主，根据加强帝国综合国力的宗旨来进行。
　　关于(四)
　　为了确立长期作战的态势，必须积极改善国内体制，本项最后一段的意思就是，为了加强统制帝国在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领导机构和它的职权，应研究调整外务省、兴亚院和其他各政府部门所派驻华机构的组织、权限、职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陆海军同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等等，使其适应长期作战的态势。
　　上述根据《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所决定进行的和平工作，虽由松冈外相主持，通过谍报系统与重庆之间有过若干来往，并曾一度进行得很紧张，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大本营政府联席恳谈会
　　回头看来，关于结束事变的重要国策，即所谓对战争的指导问题，一向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或御前会议来主持，而这一期间比较不太重要的事项则由五相会议或四相会议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陆海军大臣虽然由于其特殊性质而处于实际上是统帅部代言人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很难指望他们能适时地、准确地来筹划指导战争。因此，在11月26日的四相会议上，根据东条陆相的提议，决定今后每周星期四定期举行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由原来在宫中举行改为在首相官邸举行，并称这个会为大本营政府联席恳谈会。


承认新国民政府与日满华共同宣言
　　11月28日召开了第一次联席恳谈会，会上政府和大本营把承认新国民政府的时日定为11月30日。
　　这样，11月30日，日本在承认新国民政府的同时，便同它缔结了日华基本条约，日满华三国还发表了如下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日满华共同宣言

　　大日本帝国政府

　　满洲国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 [ 译者注：此处系指南京汪伪政权，书中对蒋介石政权多称“重庆政权”或“蒋政权”。 ]

　　三国愿相互尊重其固有特质，在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在这—共同理想之下，睦邻友好，紧密合作，形成东亚持久和平的中枢，并以此为核心，对整个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现发表宣言如下：

　　一、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为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本精神的全面合作，特别是为取得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实效，在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三、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将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缔结协定。

　　事变发生已有三年半之久，早日解决的努力落了空，日本从此便名副其实地转入了长期持久战的态势。从此以后，日本就再没有对重庆政府主动进行任何和平工作，只是期待着重庆政府最终能与国民政府合流。

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与提供一亿美元的援蒋贷款
　　就在日本刚刚承认新国民政府的时候，使罗斯福总统空前地连任三届的美国，好象是在对抗日本的行动，也在11月30日发表声明，宣布提供一亿美元的援蒋贷款。


3．国内体制的加强
　　在推进上述对外政策的同时，国内也在逐步地革新和加强以《基本国策纲要》为基础的国内体制。


新体制准备会与解散政党
　　近卫公提倡的建立新政治体制的运动，由于天皇授命他组阁而暂时处于待机的状态。在此期间，原有政党政友会的久原派和中岛派以及民政党，都在新内阁成立前后相继解散。新内阁的对内对外新政策确定后，近卫公所面临的就是确立这个新政治体制的问题，这项工作势必要由政府来直接推进。
　　为了促进新体制的准备工作，政府组织了以首相为委员长，以政府和社会各界代表为委员的新体制准备会，并于8月23日举行了第一次聚会。在这次聚会上，近卫首相发表声明，阐明了新体制的基本概念。声明中强调指出，新体制的基本课题就是要保持统帅和国务之间的协调，加强政府内部的统一和效能以及确立翼赞 [ 译者注：即辅弼、辅佐、协助的意思。 ] 议会体制这三点。它的基础在于确立全民襄助国政的新国民组织，并且明确了这种组织是一种全国性的组织，它既要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城里“纵”地组织起来，同时还要将各个组织“横”地统一起来。但是，这当然不是采取一国一党的形式，也不是所谓的政党运动。总之，要使它成为国民在各部门都要竭尽襄助国政之诚的全国性的常设组织。


大政翼赞运动与大政翼赞会的诞生
　　此后，新体制运动在新体制准备会的主持下开展起来，这一期间决定将运动的名称定为“大政翼赞运动”，会名定为“大政翼赞会”，并于10月12日举行了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仪式。
　　这个所谓大政翼赞运动，一言以蔽之，只是一种国民襄助国家大政的“臣道”实践，而为使这一运动不至沦为单纯的精神运动，产生了“大政翼赞会”这个组织。就是说，大政翼赞会是以内阁总理大臣为总裁，从东京中央本部连贯到各府、县、道地方支部的国民核心组织，它作为下意上达的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直至“邻组常会” [ 译者注：邻组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设在日本社会最基层的街道组织，即保甲组织。 ] ，都附设有协助会议。


大政翼赞会实践纲要
　　大政翼赞会在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并没有发表什么纲领和宣言，到了12月14日，发表了如下的实践纲要。
　　大政翼赞会实践纲要

　　现在世界正面临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时期，以实现八纮一宇为国家根本大计的皇国，须万众一心，竭尽全力奉戴天皇，确立物心一体的国家体制，借以成为世界道义上的光辉领导者。

　　现在，本会将互助互诫，提高皇国臣民的觉悟，率先成为国民的楷模，始终与政府互为表里，同心协力，以求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努力实现高度国防国家。

　　一、国民积极实践襄助国政的“臣道”。即无限信仰体现无上绝对普遍真理的国体，忠实遵奉历代诏敕的谕旨，竭力发扬明治维新的传统精神。

　　二、协助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即在完善大东亚共荣体制，谋求其兴盛的同时，进而努力建立世界新秩序。

　　三、协助建设翼赞政治体制。即以翼赞精神统一经济、文化生活，努力建立强有力的综合性政治体制。

　　四、努力建设翼赞经济体制。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能力与科学，建立综合性的计划经济，借以谋求生产飞跃发展，努力建成大东亚的自给自足经济。

　　五、协助建设文化新体制。即根据国体精神，造就雄浑、高雅、明朗且又富有科学性的新日本文化，内则振奋民族精神，外则努力发扬大东亚文化。

　　六、协助建设生活新体制。即扩大公益，开展社会工作工作，培育推进新时代的理想与气魄，努力树立全体国民悉为一家成员而团结在国家理想之下的生活体制。

　　这样，近卫公所提倡的新体制运动，便以大政翼赞运动和大政翼赞会的形式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新体制的口号风靡全国，其声势甚至被看作是贯穿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领域的一种革新运动。事实上，各领域里的新旧对立势力大体暂时被纠合在大政翼赞会的旗帜下了。


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
　　这时正赶上纪元2600年。作为它的纪念活动，10月11日在横滨海面上举行了特别阅舰式，同月21日，又在代代木练兵场举行了特别阅兵式。身为大元帅的天皇，分别亲自参加了这些仪式。接着，11月10日举行了纪元2600年典礼。次日(11日)召开了2600年庆祝会，这些极其盛大的活动都是在皇宫前，在天皇、皇后驾临下举行的。在古典的仪式上，近卫首相宣读了献给天皇的祝寿词，从这篇祝寿词中可以窥见当时风气的—斑。其词曰：
　　“天皇陛下聪明圣哲，允文允武，夙绍祖宗之毗绩，宵盱图治，弘文教，整武备，威光所被，昭明之化，遍及天下，亿兆臣民皆浴雨露之惠。方今面临世局之骤变，(我皇)或出六师于异域，或结盟约于友邦，以确立东亚之安定，促进世界之和平。此洵为绝大之盛德，旷古之大业，莫不契合皇祖肇国之宸意与神武天皇创业之宏谟。臣等生享盛世，仰此隆运，不胜感激忭跃之至。”



经济新体制纲要
　　在政治新体制运动发展为组成大政翼赞会的期间，与此相并行，经济新体制运动也随之具体化了。这是基于上述《基本国策纲要》的必然发展。于是，12月8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新体制纲要》。
　　《经济新体制纲要》的基本方针如下：
　　确立以日满华为一环，包括整个大东亚的自给自足的共荣圈。根据圈内的资源，确保国防经济的自主性，在官民合作之下，以重要产业为中心，推行综合计划经济，借以应付紧张的时局，促进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以此谋求充实军备，安定国民生活和持久繁荣国民经济。为此，

　　一、确立企业体制，在国家综合计划下，使企业成为资本经营和雇佣劳动的有机统一体，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企业经营者创新和负责下，任其自主经营，发挥其最高效率，以提高生产力。

　　二、要根据公益优先、守职奉公的宗旨指导国民经济，同时通过组织经济团体，使国民经济成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发挥整个国家的力量，达到实现高度国防国家的目的。



关于大政翼赞会性质的讨论
　　大政翼赞运动是不是政治运动，从而大政翼赞会是不是政治结社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争论的焦点。本来，近卫公7月7日在轻井泽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关于新政治体制的抱负和对它的具体设想的说明，就有些不够明确。
　　原有政党断定，大政翼赞运动是以近卫公为党魁的新党运动，从而解散了自己的政党。另外，一部分革新势力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实现一国一党政治。近卫公在新体制准备会开始工作时所发表的声明中，也一方面强调团结新政治力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却否认它将向一国一党和政党运动方向发展。大政翼赞会势必包藏着许多矛盾，毕竟不过是同床异梦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不久，在翼赞会首脑之间使产生了种种争执，国会议员表现出不合作的动向，甚至所谓大政翼赞会违宪论也传播出来了。
　　昭和16年(1941年)1月28日，近卫首相在帝国议会上说：翼赞会仅仅是政府的辅佐机关，而不是自己制定政策或执行政策的机关，这正是它所以和持有独自政治见解而行动的政党所不同的地方。接着，2月8日，近卫首相在议会上再次阐明，大政翼赞会不是政治结社而是公共事务团体。

太长.没人看哦.你概述一下还有人回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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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讲就是以日本右翼的观点来写的战史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些猪死不改悔.我等当骂之痛骂之死命骂之用力气骂之明目张胆骂之全民总动员骂之一而再再而三骂之不断创新变着法骂之变被动为主动巧妙骂之极尽我中华语言精髓骂之!

先谢过楼主,辛苦[em01][em01]

[B]以下是引用[I]欢喜大师[/I]在2005-4-19 19:11:00的发言：[/B][BR]
简单来讲就是以日本右翼的观点来写的战史

概括的好~!呵呵
[em10][em10][em10]

就是，为自己涂脂抹粉，还武士道呢，我看压根就是乌龟道

好一个中国事变！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它们一个日本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