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开国者角度看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06:35:43
本文不涉及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政治或道德上评论，只是从历史的客观角度加以观察分析。
蒋介石本人相当聪明，原先在国民党中只是个小人物，到1927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他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就成为掌控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央的首脑，其升迁速度和政治能力令人惊叹。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的事业可以说达到了顶峰，然而，他竟然在三、四年内被撵到台湾去了。其中原因，不少人已经发表过大量高见，见仁见智，各有其理。这里只发表点管窥之见，说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开国者为什么没有成功的几点原因。
作为一个开国者，最重要的应该是两件事：一是认准时机干大事，二是拢住和使用合适的部下。而蒋介石在这两方面都有严重不足。
关于行事的时机，在1927年以前，蒋介石把握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1927年他成为中央首脑后就问题多了。他的明显的错误则表现在他和国民党内非嫡系军事力量的斗争上，这是一个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他手中的事。
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各省各还有大大小小众多军阀，名义上都属南京，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消除这种现象，使全国统一，当然是对的，但是，当时蒋介石的行事，看来是要把国民党军变成蒋家军，这就有些太心急了。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开国者都是不允许在自己身边还有不听自己号令的军事力量，所以，就此而言，也不能说蒋介石有多么错。不过，从行事的时机上看，蒋介石水平太低了。当时各地大小军阀无数，较有实力的有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这几位都是北伐军的集团军总司令，（后来还有“易帜”投向国民党的张学良）。虽然蒋介石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但是在作战能力上，蒋介石军未必强过他们，何况如果这些军阀联合起来，蒋介石也只能拜下风。不过，蒋介石似乎并不在乎，1928年他的委员长宝座还没坐热，就开始“整理军事”、又是要“编遣”，还有计划的“削藩”，其结果是从1929年起蒋介石即和这些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止，其规模远大于以前北洋军阀混战，直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才消停些。
规模特大的战争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联合反蒋介石，双方投入兵力达百万，死伤三、四十万。如果不是张学良率兵入关帮蒋介石，这场战争的结果会怎么样，很难说。这场军阀混战的严重负作用之一是给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以机会。
在这些战争中，蒋介石都取得了胜利，但主要不是靠军力，而是靠政治手腕及金钱攻势。例如给韩复渠第一次送的钱，超过了韩复渠追随冯玉祥几十年得到的财富的总和，促使韩复渠倒戈；还有，当时广东军阀建立了空军，蒋介石不惜以能建立一支更大的空军力量的金钱成功的收买等等。这样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不会让那些军阀们服气，也不可能澈底改变各军阀力图拥兵自重，骨子里有着对蒋介石深仇的局面。他们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蒋介石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争斗，一直持续到蒋介石在大陆上完全失败，李宗仁回归大陆也应是这种斗争的续篇。
当自己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一口就同时吞并那些大军阀时，或应等待时机，或采取适当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知机”。当蒋介石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条件下，本应以更高明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这点上看蒋介石是不“知机”的。
蒋介石有那么多高明的谋士，为什么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清？看来就是蒋介石深知军事力量的重要，急于把各路军队都变成清一色的蒋家军。他过于心急了，太不能容忍了，智慧也就躲开了。而谋士们也多顺着他的心意献策。
还有，1946年到1949年的国共两方的战争。抗日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的地位达到顶峰，成为被称为世界四大国之一的国家领袖，名义上是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同盟军作战），抗日战争胜利使他有了极高的威望，在国际上又得到美国的支持，即使是苏联，在表面上也得支持他。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蒋介石不急于吞并八路军，而在美国的调停下，保持国内和平局面。当时，不论是人口、土地、工农业、军力等，他所掌控着中国绝大多数资源，所有经济发达地区，所有的近代工业，全在他控制的之中。八路军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有很大发展，和蒋介石国民党军相比，力量还差的很远，武器装备也差的很远。如果蒋介石真想暂时保持和平，当时中国的任何派别也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力量，最多只能小打小闹。
通货膨胀应该是蒋介石失败的重要原因。原来的法定货币为“法币”，从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法币就开始贬值，解放战争中贬值更快，至1948年8月，物价较抗战前竟上涨了三千多万倍；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从发行到南京、上海失守，前后不到十个月，物价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
如果蒋介石不急于消灭共产党，而是先恢复由于日本侵略所造成对我国经济的极大破坏，发展自己控制区内的经济，以顺应民心，至少也应该控制住可怕的通货膨胀。如果再发生内战，进程如何就难说了，至少，他不会1949年就被撵出大陆。
现代战争实际上多是在打经济仗。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没有把经济理顺，就急忙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也应该属于不“知机”的错误。
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类似的，都是在条件不成熟时，就急于消灭握有武装，且不听自己招呼的人。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是对的，但是，太迫切了，反而成不了大事。和历代开国者相比，蒋介石掌握不好行大事的时机，是他严重不足之处。
前面讲了，成功的历代开国者第二个重要的事就是用人，相比之下，蒋介石也是问题多多。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他喜欢用同乡，喜欢用同乡代他掌握军权。蒋介石最信任的，如陈诚（浙江青田人）、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浙江湖州人）、戴笠（浙江江山人）等。他最信任的将军，可以长期把大量军队交予控制的，如胡宗南（浙江宁波人）、汤恩伯（浙江武义人）、空军司令周至柔（浙江临海人）等等。
浙江这个好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却是个极少出名将的地方。有可能这个地方得到充分的开发后，勤劳的人们比较容易过上安逸的生活，教育程度也比较高的原因吧，或者有其它原因。南宋长期只占有南方，且建都杭州，浙江人应有充分的机会在军政舞台上表演。有趣的是，南宋的名将中几乎没有浙江人：早期的岳飞（河南汤阴）、韩世宗（陕西延安）、刘錡（河南濮阳）都是北方人；中期抗金的虞允文则是四川仁寿人；后期抗元的名将孟珙（湖北枣阳）、杜杲（福建邵武）、吕文焕（安徽寿县，后降元）也不是浙江人。
蒋介石所信任的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将军，即使打了败仗，也还可能得到提升，反过来，对于不太听话的，也就得不到他的信任，即使打了胜仗，也没戏。最突出的例子是陈明仁，在四平守卫战胜，但却被撤职，到南京去任“中将参军”的闲职。这样怎能拢得住人才？陈明仁还是黄浦一期的，属蒋的嫡系，至于那些杂牌军系统的将领，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真正的信任。
大人物都是在关键岗位上任用自己信任的人，但是，为了达到目的，也不得不用不完全信任但有能力的人。最实出的例子是刘邦用韩信。如果没有韩信，刘邦能打败项羽吗？难说。
成功的开国者可能整治那些他不信任的将军们，但是，不是在必须用他们的时候，而是在政权已经稳固，不需要他们时，即所谓飞鸟尽良弓藏。而蒋介石却是飞鸟没尽，先毁良弓。可见和那些能得天下的英雄豪杰们相比，蒋介石的胆略太一般化，心眼小的以是否绝对听话来作为任用军事将领的主要标准，这样，雄才大略这个评语，和他就不靠边了。
蒋介石有他的长处，他也为中华民族作出过贡献。但是，按前面所述，他实在够不上一个雄材大略的开国者的水准。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他真正统一中国，建立稳固统治的路也会是十分艰难的。
本文不涉及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政治或道德上评论，只是从历史的客观角度加以观察分析。
蒋介石本人相当聪明，原先在国民党中只是个小人物，到1927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他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就成为掌控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央的首脑，其升迁速度和政治能力令人惊叹。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的事业可以说达到了顶峰，然而，他竟然在三、四年内被撵到台湾去了。其中原因，不少人已经发表过大量高见，见仁见智，各有其理。这里只发表点管窥之见，说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开国者为什么没有成功的几点原因。
作为一个开国者，最重要的应该是两件事：一是认准时机干大事，二是拢住和使用合适的部下。而蒋介石在这两方面都有严重不足。
关于行事的时机，在1927年以前，蒋介石把握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1927年他成为中央首脑后就问题多了。他的明显的错误则表现在他和国民党内非嫡系军事力量的斗争上，这是一个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他手中的事。
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各省各还有大大小小众多军阀，名义上都属南京，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消除这种现象，使全国统一，当然是对的，但是，当时蒋介石的行事，看来是要把国民党军变成蒋家军，这就有些太心急了。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开国者都是不允许在自己身边还有不听自己号令的军事力量，所以，就此而言，也不能说蒋介石有多么错。不过，从行事的时机上看，蒋介石水平太低了。当时各地大小军阀无数，较有实力的有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这几位都是北伐军的集团军总司令，（后来还有“易帜”投向国民党的张学良）。虽然蒋介石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但是在作战能力上，蒋介石军未必强过他们，何况如果这些军阀联合起来，蒋介石也只能拜下风。不过，蒋介石似乎并不在乎，1928年他的委员长宝座还没坐热，就开始“整理军事”、又是要“编遣”，还有计划的“削藩”，其结果是从1929年起蒋介石即和这些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止，其规模远大于以前北洋军阀混战，直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才消停些。
规模特大的战争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联合反蒋介石，双方投入兵力达百万，死伤三、四十万。如果不是张学良率兵入关帮蒋介石，这场战争的结果会怎么样，很难说。这场军阀混战的严重负作用之一是给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以机会。
在这些战争中，蒋介石都取得了胜利，但主要不是靠军力，而是靠政治手腕及金钱攻势。例如给韩复渠第一次送的钱，超过了韩复渠追随冯玉祥几十年得到的财富的总和，促使韩复渠倒戈；还有，当时广东军阀建立了空军，蒋介石不惜以能建立一支更大的空军力量的金钱成功的收买等等。这样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不会让那些军阀们服气，也不可能澈底改变各军阀力图拥兵自重，骨子里有着对蒋介石深仇的局面。他们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蒋介石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争斗，一直持续到蒋介石在大陆上完全失败，李宗仁回归大陆也应是这种斗争的续篇。
当自己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一口就同时吞并那些大军阀时，或应等待时机，或采取适当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知机”。当蒋介石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条件下，本应以更高明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这点上看蒋介石是不“知机”的。
蒋介石有那么多高明的谋士，为什么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清？看来就是蒋介石深知军事力量的重要，急于把各路军队都变成清一色的蒋家军。他过于心急了，太不能容忍了，智慧也就躲开了。而谋士们也多顺着他的心意献策。
还有，1946年到1949年的国共两方的战争。抗日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的地位达到顶峰，成为被称为世界四大国之一的国家领袖，名义上是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同盟军作战），抗日战争胜利使他有了极高的威望，在国际上又得到美国的支持，即使是苏联，在表面上也得支持他。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蒋介石不急于吞并八路军，而在美国的调停下，保持国内和平局面。当时，不论是人口、土地、工农业、军力等，他所掌控着中国绝大多数资源，所有经济发达地区，所有的近代工业，全在他控制的之中。八路军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有很大发展，和蒋介石国民党军相比，力量还差的很远，武器装备也差的很远。如果蒋介石真想暂时保持和平，当时中国的任何派别也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力量，最多只能小打小闹。
通货膨胀应该是蒋介石失败的重要原因。原来的法定货币为“法币”，从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法币就开始贬值，解放战争中贬值更快，至1948年8月，物价较抗战前竟上涨了三千多万倍；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从发行到南京、上海失守，前后不到十个月，物价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
如果蒋介石不急于消灭共产党，而是先恢复由于日本侵略所造成对我国经济的极大破坏，发展自己控制区内的经济，以顺应民心，至少也应该控制住可怕的通货膨胀。如果再发生内战，进程如何就难说了，至少，他不会1949年就被撵出大陆。
现代战争实际上多是在打经济仗。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没有把经济理顺，就急忙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也应该属于不“知机”的错误。
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类似的，都是在条件不成熟时，就急于消灭握有武装，且不听自己招呼的人。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是对的，但是，太迫切了，反而成不了大事。和历代开国者相比，蒋介石掌握不好行大事的时机，是他严重不足之处。
前面讲了，成功的历代开国者第二个重要的事就是用人，相比之下，蒋介石也是问题多多。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他喜欢用同乡，喜欢用同乡代他掌握军权。蒋介石最信任的，如陈诚（浙江青田人）、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浙江湖州人）、戴笠（浙江江山人）等。他最信任的将军，可以长期把大量军队交予控制的，如胡宗南（浙江宁波人）、汤恩伯（浙江武义人）、空军司令周至柔（浙江临海人）等等。
浙江这个好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却是个极少出名将的地方。有可能这个地方得到充分的开发后，勤劳的人们比较容易过上安逸的生活，教育程度也比较高的原因吧，或者有其它原因。南宋长期只占有南方，且建都杭州，浙江人应有充分的机会在军政舞台上表演。有趣的是，南宋的名将中几乎没有浙江人：早期的岳飞（河南汤阴）、韩世宗（陕西延安）、刘錡（河南濮阳）都是北方人；中期抗金的虞允文则是四川仁寿人；后期抗元的名将孟珙（湖北枣阳）、杜杲（福建邵武）、吕文焕（安徽寿县，后降元）也不是浙江人。
蒋介石所信任的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将军，即使打了败仗，也还可能得到提升，反过来，对于不太听话的，也就得不到他的信任，即使打了胜仗，也没戏。最突出的例子是陈明仁，在四平守卫战胜，但却被撤职，到南京去任“中将参军”的闲职。这样怎能拢得住人才？陈明仁还是黄浦一期的，属蒋的嫡系，至于那些杂牌军系统的将领，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真正的信任。
大人物都是在关键岗位上任用自己信任的人，但是，为了达到目的，也不得不用不完全信任但有能力的人。最实出的例子是刘邦用韩信。如果没有韩信，刘邦能打败项羽吗？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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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有他的长处，他也为中华民族作出过贡献。但是，按前面所述，他实在够不上一个雄材大略的开国者的水准。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他真正统一中国，建立稳固统治的路也会是十分艰难的。
投机客和黑色会是成不了大事的~！
收买 暗杀 这种手段 短时期是有效的 但是 会降低自己的 执政诚信度的 。
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他真正统一中国，建立稳固统治的路也会是十分艰难的。你这句话也不尽然。如果按历史自己的发展规律来说，国民政府可以完全在国土上行使实际管辖权利的，因为在2、30年代在名义上，国民政府已经统一了中国。当然能真正行使管辖权的那一天到来所用的时间会长一些，会艰难些，当是内乱平息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在抗日爆发前，能与国民党进行抗衡的势力实力并不是很强，比如共产党还是地域性的武装。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基础和机遇是日本侵略中国促成的。毛泽东在解放后，与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的谈话中也承认这点的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在全国的个人威望已达到了顶峰，如果那个时候，他能真正同意和谈和组建联合政府，并且贯彻实施，那么他确实能载入中国的史册，中国也会走一条不同于现在的道路
不是“韩复渠（qu）”，而是“韩复榘（ju）”。
没有化敌为友的本事，只会用江湖方法，对付军阀勉强可以，对付有纪律的政党或者武装力量不成
tg国内斗争的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估计有上千万的dangyuan记不得或者没有听过，俺这个党外屌丝知道{:soso_e113:}
一群无组织的流氓对抗专业黑帮就是这样的下场（比喻有点过）
现在的年纪大一点的ww听到统一战线就害怕{:soso_e113:}不亚于精神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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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买了块表
还要审核？{:soso_e162:}送给审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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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根本没给他机会。1928年以后这人几乎没过过啥舒心日子。今天这个反，明天那个反，这个界那个界反，国内国外反，明反暗反。那一段时间的历史事件太密集，年年有大事，而且都是事关存亡的大事，凯申兄就没有时间慢慢来，没有时间琢磨一切安定以后咋整。他急是可以理解的，注定了他急。他没有时间。
他一切从军事出发也是可以理解的。舍此他没有别的抓手。承清末军阀政治的余烈，地方实力派林立，谁也不服他。就是核心层里，在资历方面，在行政方面，在党务方面，在声望方面，哪方面都有足以和他抗衡，甚至比他强的人物。别忘了，直到溜到河内之前，汪兆铭还是他必须逊让三分的人。凯申兄的领袖地位是从军事强人开始的，是从军校奠基的，从北伐夯实的，是用权谋挫败一个个强敌才得到的——不是打败，以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打败一些强敌——那个时代军事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注定了他只能依靠军队。凯申兄平生兼职无数，黄埔军校校长他死也不让出来，从1924年一直干到1947年，他干嘛非要死死抓住嫡系，就是因为杂牌太多了。
九一八事变早有根，远因是鬼子的本性，近因可以从中东路事件开始。九一八可以说有三个没想到。一是凯申兄没想到。其实小鬼子的动作从甲午就没停过，近至1927年有田中奏折，1928年还制造了济南惨案，这也是凯申兄着急军政一统的原因之一。但是他确实没想到小鬼子这么快就来了，还是大搞。从此在他的日记里频率极高地写着“忍辱”“雪耻”之类的，此后他更着急安内了。二是小鬼子没想到。九一八是少数军内激进派搞出来的，和整个对华政策不符。鬼子的军政从甲午就分了，军队可以自搞一套，最后迫使政府屈从，九一八就是典型例子，没想到冒失的结果是越来越大的甜头。三是全世界没想到，没想到我们的少帅如此脓包。少帅这个超级大纨绔，史上第一搅屎棍，每逢大事，他的做法一定反常规。但是这次玩的太大了，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不抵抗的事他居然会做，其实当时鬼子来的不多，也不强，他只要打，事情就不一样。
比起凯申兄来，润公就好一点，润公是党内元老，有创造军队的功绩，虽然他创造的只是其中一支，但是他这一支闹得最大，成功地把核心吸引了过来，因此有高于别的山头的正统地位。然后他又有再造军队的功绩，到陕北军内已经没有实力派可以争锋，和他抗衡的是遥远的莫斯科和一帮书呆子。他又一步步运用权谋，最终通过整风取得了理论层面的正统地位，又赶上第三国际解散，他很早就得到了一元化的领袖地位，这是先天不足的凯申兄在转进海岛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的。所以，得说楼主混淆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楼主处处拿开国领袖来要求凯申兄，但是实际上他不是，开国领袖是孙大夫，是润公，不是凯申兄。开国领袖有个共同名称，叫做第一代魅力领袖，什么都是他缔造的，所以他有牢不可破的崇高威望，有一批忠诚的老班底，恰恰凯申兄缺的就是这个。
至于1946年的事，两边从来谁也没有真打算合作，都憋着打，到处摩擦不断，只有一些天真的老学究喊和平，让润公很高兴。当年润公为什么狠批王明和恩来的长江局？润公花了多大的精力才让几乎所有高级将领放弃对日运动战，转而接受他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润公看得最清楚，不能运动战，只能游击战，不能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只能独立自主，否则就上了凯申兄的当，会把尸山血海里攒下来的一点老本蚀光。没了老本拼日本取得的胜利，是凯申兄的胜利，他要拿这点老本生利，赢了日本再赢凯申兄，取得自己的胜利。天无二日，一定要打，这个大家心知肚明，也都在准备，否则也不可能一打起来就是大仗，被攻击那一方还老是赢。润公不但战术上准备的不错，派育帅出关经营东北尤其是仙着。所以46年润公一定要唱和平，打一定会打，拖得越晚越好，他的利还不够。凯申兄一定要打，润公那边1921年全国才50来个书呆子，6年时间，到1927年就弄出几十万，清也清不净，还清出一堆部队，好容易1936年逼到个角落里，8年时间又膨胀成那么大，大到成为和自己分庭抗礼的唯一势力，还不趁自己声望最高，实力差距最大的时候打，什么时候打？真联合组政，过个两三年没准把陈诚都能策反过去，真等到就剩自己老哥一个再打？
所以，凯申兄的行为，错归错，从他的角度考虑，他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历史根本没给他机会。1928年以后这人几乎没过过啥舒心日子。今天这个反，明天那个反，这个界那个界反，国内国外反，明反暗反。那一段时间的历史事件太密集，年年有大事，而且都是事关存亡的大事，凯申兄就没有时间慢慢来，没有时间琢磨一切安定以后咋整。他急是可以理解的，注定了他急。他没有时间。
他一切从军事出发也是可以理解的。舍此他没有别的抓手。承清末军阀政治的余烈，地方实力派林立，谁也不服他。就是核心层里，在资历方面，在行政方面，在党务方面，在声望方面，哪方面都有足以和他抗衡，甚至比他强的人物。别忘了，直到溜到河内之前，汪兆铭还是他必须逊让三分的人。凯申兄的领袖地位是从军事强人开始的，是从军校奠基的，从北伐夯实的，是用权谋挫败一个个强敌才得到的——不是打败，以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打败一些强敌——那个时代军事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注定了他只能依靠军队。凯申兄平生兼职无数，黄埔军校校长他死也不让出来，从1924年一直干到1947年，他干嘛非要死死抓住嫡系，就是因为杂牌太多了。
九一八事变早有根，远因是鬼子的本性，近因可以从中东路事件开始。九一八可以说有三个没想到。一是凯申兄没想到。其实小鬼子的动作从甲午就没停过，近至1927年有田中奏折，1928年还制造了济南惨案，这也是凯申兄着急军政一统的原因之一。但是他确实没想到小鬼子这么快就来了，还是大搞。从此在他的日记里频率极高地写着“忍辱”“雪耻”之类的，此后他更着急安内了。二是小鬼子没想到。九一八是少数军内激进派搞出来的，和整个对华政策不符。鬼子的军政从甲午就分了，军队可以自搞一套，最后迫使政府屈从，九一八就是典型例子，没想到冒失的结果是越来越大的甜头。三是全世界没想到，没想到我们的少帅如此脓包。少帅这个超级大纨绔，史上第一搅屎棍，每逢大事，他的做法一定反常规。但是这次玩的太大了，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不抵抗的事他居然会做，其实当时鬼子来的不多，也不强，他只要打，事情就不一样。
比起凯申兄来，润公就好一点，润公是党内元老，有创造军队的功绩，虽然他创造的只是其中一支，但是他这一支闹得最大，成功地把核心吸引了过来，因此有高于别的山头的正统地位。然后他又有再造军队的功绩，到陕北军内已经没有实力派可以争锋，和他抗衡的是遥远的莫斯科和一帮书呆子。他又一步步运用权谋，最终通过整风取得了理论层面的正统地位，又赶上第三国际解散，他很早就得到了一元化的领袖地位，这是先天不足的凯申兄在转进海岛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的。所以，得说楼主混淆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楼主处处拿开国领袖来要求凯申兄，但是实际上他不是，开国领袖是孙大夫，是润公，不是凯申兄。开国领袖有个共同名称，叫做第一代魅力领袖，什么都是他缔造的，所以他有牢不可破的崇高威望，有一批忠诚的老班底，恰恰凯申兄缺的就是这个。
至于1946年的事，两边从来谁也没有真打算合作，都憋着打，到处摩擦不断，只有一些天真的老学究喊和平，让润公很高兴。当年润公为什么狠批王明和恩来的长江局？润公花了多大的精力才让几乎所有高级将领放弃对日运动战，转而接受他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润公看得最清楚，不能运动战，只能游击战，不能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只能独立自主，否则就上了凯申兄的当，会把尸山血海里攒下来的一点老本蚀光。没了老本拼日本取得的胜利，是凯申兄的胜利，他要拿这点老本生利，赢了日本再赢凯申兄，取得自己的胜利。天无二日，一定要打，这个大家心知肚明，也都在准备，否则也不可能一打起来就是大仗，被攻击那一方还老是赢。润公不但战术上准备的不错，派育帅出关经营东北尤其是仙着。所以46年润公一定要唱和平，打一定会打，拖得越晚越好，他的利还不够。凯申兄一定要打，润公那边1921年全国才50来个书呆子，6年时间，到1927年就弄出几十万，清也清不净，还清出一堆部队，好容易1936年逼到个角落里，8年时间又膨胀成那么大，大到成为和自己分庭抗礼的唯一势力，还不趁自己声望最高，实力差距最大的时候打，什么时候打？真联合组政，过个两三年没准把陈诚都能策反过去，真等到就剩自己老哥一个再打？
所以，凯申兄的行为，错归错，从他的角度考虑，他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历史根本没给他机会。1928年以后这人几乎没过过啥舒心日子。今天这个反，明天那个反，这个界那个界反，国内 ...
背后也是国府整体组织程度差，TG整体组织严密。
背后也是国府整体组织程度差，TG整体组织严密。
pengdongqing 发表于 2013-8-30 10:09
背后也是国府整体组织程度差，TG整体组织严密。
孙大夫和TG合作，就是要学TG的组织工作，可惜没学成，就给渗透了个乱七八糟。其实本身也学不来，国府黑社会起家，属于吸收成立而不是发起成立，成员五湖四海，天然地排斥纯洁纪律；理论基础“民民民”又是个半吊子理论，一点也不严密，没办法拿来反复洗脑。在加上凯申兄自己的硬着头皮蛮干性格，最后给他学来个波西米亚下士型组织管理方式，这就不行了。
背后也是国府整体组织程度差，TG整体组织严密。
孙大夫和TG合作，就是要学TG的组织工作，可惜没学成，就给渗透了个乱七八糟。其实本身也学不来，国府黑社会起家，属于吸收成立而不是发起成立，成员五湖四海，天然地排斥纯洁纪律；理论基础“民民民”又是个半吊子理论，一点也不严密，没办法拿来反复洗脑。在加上凯申兄自己的硬着头皮蛮干性格，最后给他学来个波西米亚下士型组织管理方式，这就不行了。
不同意LZ的观点，我认为战后蒋没处理好大国关系和没时间没机会实施土地改革是关键。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安抚美国的政策，不要急于倒向美国，可能败得不会这么彻底。而此后台湾土改也是让他在台站住脚的原因。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安抚美国的政策，不要急于倒向美国，可能败得不会这么彻底。而此后台湾土改也是让他在台站住脚的原因。
一望无际 发表于 2013-8-29 13:12
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他真正统一中国，建立稳固统治的路也会是十分艰难的。你这句话也不尽然。如果 ...
蒋介石集团还是算了吧，该集团的本质和构成决定了，搞一个松散的国家都够他们受的。
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他真正统一中国，建立稳固统治的路也会是十分艰难的。你这句话也不尽然。如果 ...
蒋介石集团还是算了吧，该集团的本质和构成决定了，搞一个松散的国家都够他们受的。
行走江湖甲 发表于 2013-8-30 07:31
历史根本没给他机会。1928年以后这人几乎没过过啥舒心日子。今天这个反，明天那个反，这个界那个界反，国内 ...
蒋当然是开国领袖，孙又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可继承。
历史根本没给他机会。1928年以后这人几乎没过过啥舒心日子。今天这个反，明天那个反，这个界那个界反，国内 ...
蒋当然是开国领袖，孙又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可继承。
wkdoubao 发表于 2013-8-30 15:11
蒋当然是开国领袖，孙又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可继承。
蒋还真不是开国领袖。他连开国元勋都够呛。开国那会儿他还是杨梅都督的兄弟呢。在孙大夫那儿他都不算核心人物。“追随总理”四个字他开始那些年自己都不大好意思说。别说开国领袖，就说继承领袖，兆铭都比他有资格。
蒋当然是开国领袖，孙又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可继承。
蒋还真不是开国领袖。他连开国元勋都够呛。开国那会儿他还是杨梅都督的兄弟呢。在孙大夫那儿他都不算核心人物。“追随总理”四个字他开始那些年自己都不大好意思说。别说开国领袖，就说继承领袖，兆铭都比他有资格。
浆糊瓶 发表于 2013-8-30 12:24
不同意LZ的观点，我认为战后蒋没处理好大国关系和没时间没机会实施土地改革是关键。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 ...
哈哈哈哈 笑死人~！
不同意LZ的观点，我认为战后蒋没处理好大国关系和没时间没机会实施土地改革是关键。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 ...
哈哈哈哈 笑死人~！
浆糊瓶 发表于 2013-8-30 12:24
不同意LZ的观点，我认为战后蒋没处理好大国关系和没时间没机会实施土地改革是关键。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 ...
1945年的《中苏条约》就是蒋拉拢苏联的尝试，AND 经常被人提起的外蒙古。
不同意LZ的观点，我认为战后蒋没处理好大国关系和没时间没机会实施土地改革是关键。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 ...
1945年的《中苏条约》就是蒋拉拢苏联的尝试，AND 经常被人提起的外蒙古。
行走江湖甲 发表于 2013-8-30 10:19
孙大夫和TG合作，就是要学TG的组织工作，可惜没学成，就给渗透了个乱七八糟。其实本身也学不来，国府黑社 ...
其实从组织水平，军队的发展与控制，大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整个内部的权力制衡来说
国府完全是中古式的
TG才更像一个现代组织，带有一种特有的精密。
从这点看TG的胜利几乎是注定的
孙大夫和TG合作，就是要学TG的组织工作，可惜没学成，就给渗透了个乱七八糟。其实本身也学不来，国府黑社 ...
其实从组织水平，军队的发展与控制，大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整个内部的权力制衡来说
国府完全是中古式的
TG才更像一个现代组织，带有一种特有的精密。
从这点看TG的胜利几乎是注定的
恩，所以国府有个外号叫“新传统主义”，TG才是全盘西化的产物。这事想想其实挺可怕的
蒋介石的失败是必然的，请看下文：
暴力革命易产生专制难产生宪政 王奇生
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
强势革命党以革命建国 难完成政治转型
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是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但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领袖更不甘于平庸，习惯于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维推行强权政治。
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 必须靠暴力来维持
革命成功之后，要从武力对抗直接转变为议会竞选，终非易事。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必须借助暴力来维持。抗战后期，针对其他党派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的呼声，国民党内有人公开声称：“国民党之政权，为铁血争取而来者，他党要政权，亦除非由铁血夺去不可。”
发动革命需要激情 结束革命需要理智
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该止即止，适可而止。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擅长破旧，而不擅长立新。
• 1知识界追逐新潮 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
• 2辛亥革命迅速成功 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 3中共建国并非革命结束 而是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
• 4国共两党的政治试验并存竞争 从1927年延续至今
核心提示：所以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
（王奇生教授 受访者供图）
本文系北京大学王奇生老师就以下问题答凤凰网历史频道，采访整理：唐智诚
1、1980年代知识界曾经提出要“告别革命”，但60多年前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将革命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思想界推崇革命？
2、在革命由精英走向大众之后，这种用激烈方式推进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血流满地、人头滚滚，您在回顾历史时如何评价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您觉得用历史发展中“必要的恶”来解释是否就够了？
3、您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代表了辛亥一代，而共产党则代表了五四一代。那么“五四一代”发动的大革命，与“辛亥一代”发动的辛亥革命相比，有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对旧制度的破坏性也更大，这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您如何理解这一代人面对历史的选择？
嘉宾简介：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2003）、《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2006）、《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2010）。
革命重塑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伦理
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起，被并称为人类至今为止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革命。而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革命”没有一致的定义，其上限有的追溯到太平天国甚至更早，其下限延伸到文革结束，甚至认为改革开放也是革命。我倾向于将“中国革命”限定在辛亥革命至文革结束，并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研究者习惯将三次革命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来论证后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中国革命的主力始终是知识分子
过去我们强调革命的阶级性，将革命区分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或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革命的主导力量始终是知识分子。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
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激烈，救亡手段日趋极端。
辛亥革命迅速成功 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给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而立宪改良行不通的印象，进而鼓舞和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尝试不成功，政局却日趋分裂与恶化，革命的声音又逐渐高涨。帝制崩解后，政治制度和整个统治架构随之全盘崩溃。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与社会全面失序，各党派和知识精英阶层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
五四后知识界群体倾向革命 史上前所未有
也正是在五四之后，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五四以前，主张革命者大体还局限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系。五四以后，革命竟为多数党派和知识群体所认同。即使如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研究系，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也承认革命对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种种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当性与不可避免。知识分子如此群体性的倾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最鲜明特质不是“边缘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机，导致知识界全体性的激化。
进入1920年代，革命由舆论宣传转入实际行动。无政府主义派倡导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阶级革命、中国国民党倡导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倡导的全民革命，相继走向实践。这些党派团体的组织者均是知识分子。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发展为“多党竞革”的局面。在多党竞革的背景下，国民革命最具声势。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仍然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共产党则另辟社会革命路径。
知识界追逐新潮 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
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过十年，其间世界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欧战，一是俄国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中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欧战导致的西方文明危机，与共和实验在中国的失败相呼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几乎全体厌弃资本主义；二是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与俄国革命的主动输出，导致中国知识界群体性的对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产生好感。五四知识界流行一种看法：法国革命是18世纪的革命，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不过6年，却被认为是相距两个世纪的革命。当时知识界一味追逐世界革命新潮，而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国情和当下需要。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就转而追逐社会革命；共和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转而向慕共产革命。只因社会革命、共产革命更新、更激烈。知识界还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情结，迫切希望“后来居上”，企图超越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主导下，1920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国革命为楷模，而转向“以俄为师”。国共两党均希望得到俄国的指导和援助。
国民党的政治革命与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在北伐初期还能相互配合，随着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日趋膨胀，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军事后方的安定，也势必突破国民党的政治革命限界。国民党无意与中共一同将革命往社会革命的方向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场。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场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形式上达成了全国的统一，基本实现了它的预定革命目标。而对共产党而言，革命无疑是失败了。1927年国共分家后，共产国际将中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做法，不仅让陈独秀个人受屈，更严重的是导致全党进一步向左倾激进主义迈进。
中共建国并非革命结束 而是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相互关联的三大效应：一是“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非达于平地不止。二是累积繁衍效应，前一次会影响后一次，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三是升级递进效应，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最初只感觉政治要革命，继而认为思想也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国内革命还不够，还要世界革命……最后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
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终结于1949年。个人认为，1949年新政权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共革命的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也更复杂。青年毛泽东就认为，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发动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中共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这就决定了中共革命的长期性。陈独秀早在1920年即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因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因而革命是没有替代物的，是不能停止的，是永无止境的。
三场革命都能推翻旧政权 却未能建立新政治
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场革命在推翻旧政权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后建立新政治方面却都未能成功。
第一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场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后建立的新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泥泞中；北伐之后建立的新党国，只是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分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要算最彻底，1949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随后又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以1949年为终点，甚或以1957年为终点，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泽东仍不断将革命向阶级斗争的路途推进，直至演变成一场十年浩劫，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强势革命党以革命建国 却难完成政治转型
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是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但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领袖更不甘于平庸，习惯于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维推行强权政治。
发动革命需要激情 结束革命需要理智
强势革命的最大难题，不是革命如何发动，而是革命如何结束。发动革命需要激情，结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该止即止，适可而止。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擅长破旧，而不擅长立新。1948年张东荪曾指出：“凡是一个革命，总包含两个阶段，一是破坏旧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坏旧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对于建立新的之障碍。换言之，即问题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旧的，而反在于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内部困难。”
国民党始终未能统一国家 由中共完成
就世界政党史观察，列宁主义政党可以建国而不适合治国，而自由主义政党难以建国却适合治国。列宁主义政党严密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行动能力，适合于在一个极度混乱和全面危机的国家中进行快速、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而自由主义政党不具有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帝制推翻以后，中国旧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几乎面临全面性崩解，必须有一强大有力的政党才能重新统一中国。如民国初年数以百计的议会政党无法抗衡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无法消除军阀的分裂割据。国民党的政治革命，第一步推翻了帝制，第二步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三步，战胜了日本侵略，基本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结束了晚清以来数十年的半殖民地局面，但始终未能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最后由中共完成了国家统一的重任，结束了清亡之后近四十年的分裂动荡局面，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国共两党的政治试验并存竞争 从1927年延续至今
但强权建国势必延续为强权治国。中共以严密的社会控制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将全体国民自上而下高度整合为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政治组织体，完全没有个体自由空间，不能容忍异己者存在，社会几近消亡。这样毫无制约、毫无制衡的强权体制，既可创造人间奇迹，也可酿成人间奇祸。
另一方面，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无比自信，转化为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无比自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样一种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负，是中共在1949年以后敢作敢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大跃进这样人为灾难的思想基础。此外，中共革命夺权的过程相当长。中共在苏区和根据地时期，早已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政治治理模式，1949年以后，势必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治理技术和革命思维，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整。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1949年为界标，认为1927－1949年是国民党执政，1949年以后是共产党执政。其实不妨换一种视角来观察，1927年以后，一直是国共两党分别控制不同地域，只是控制的地盘有变化而已。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始终没有控制过全中国。两党的竞争只有部分输赢，没有全输全赢。国共两党的关系，20年代是“党中有党”（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30年代是“国中有国”（中华民国之内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40年代是“一国两制”（中共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国民党承认中共边区的合法存在）。数十年间，两党分别在各自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政治试验。两种政治体制并存竞争。直到今天，竞争仍在继续，历史尚未终结。这也意味着历史没有必然性，历史随时可能出现叉路口，面临多种选择和多种可能性。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行动者其实有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国共两党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演变为两个地域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相对清朝、北洋而言，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都属于激进派，差别在于，一个激进，另一个更激进。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小革命；共产党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大革命。
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 必须靠暴力来维持
国民党声称其革命目标是“共和”，共产党声称其革命理想是“共产”。然而两党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党治国的党国体制。这其实是暴力革命的逻辑结果。胡适在1930年就指出：“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革命成功之后，要从武力对抗直接转变为议会竞选，终非易事。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必须借助暴力来维持。抗战后期，针对其他党派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的呼声，国民党内有人公开声称：“国民党之政权，为铁血争取而来者，他党要政权，亦除非由铁血夺去不可。”
暴力革命易产生专政难产生宪政
所以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所以孙中山设计出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程序有其合理性。军政时期“以党建国”，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宪政时期“还政于民”。从革命至宪政，中间有一个过渡。只是孙中山低估了过渡期的漫长性。他预设国民党“训政”6年，而国民党实际“训政”了60年，最后在台湾完成宪政体制转型。
1949年革命成功后，中共只能由在野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的革命党，不可能将革命政党体制转变为议会政党体制。在中共看来，议会政党体制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中共的革命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这是中共革命信仰的必然结果。只是令老一辈革命家没有料到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数十年之后，无产阶级的“共产梦”再次面临资产阶级“共和梦”的严峻挑战。
无论国民党执政是否得人心 共产党都要革国民党的命
一般以为，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失道”、“失人心”，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才被迫揭竿而起的。这意味着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发动”的，是自然来临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其实革命发生的机制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的革命是“逼”出来的，有的革命是“造”出来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亦即朝野双方合“造”的。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逼”的成份偏多，中共革命则“造”的成份更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就有自己的革命计划：先帮助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国民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当时中共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意思是，将来不管国民党如何，也不管国民党执政是否得人心，共产党迟早要革国民党的命。中共阶级革命的逻辑和程序是：资产阶级革封建阶级的命，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而将代表资产阶级的任务分派给了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并不自认为代表资产阶级，但它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确实渐失人心，最终坐实了中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计划。
历史的失败者多强调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历史的成功者则更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探讨革命的成败，既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轻视革命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重视革命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警惕过度决定论。
革命意味着抛开所有规则 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
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国内一批法政学者提出，清帝逊位诏书将统治权完整让与民国，从而建立起了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意指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若依此而论，1928年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是通过什么程序建立主权连续性的？1949年国共政权交替又是通过什么手续来让渡主权的？其实革命就是颠覆，其正当性来自革命自身，并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来履行一道转让、授予、赠予之类的手续和仪式。事实上，当孙中山见清帝退位诏书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时，即致电袁世凯明确告以“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革命是一种“非常规政治”。革命意味着抛开所有的形式与规则。我们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非常规政治，更不能以非历史的眼光来评判历史。
暴力革命易产生专制难产生宪政 王奇生
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
强势革命党以革命建国 难完成政治转型
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是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但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领袖更不甘于平庸，习惯于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维推行强权政治。
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 必须靠暴力来维持
革命成功之后，要从武力对抗直接转变为议会竞选，终非易事。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必须借助暴力来维持。抗战后期，针对其他党派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的呼声，国民党内有人公开声称：“国民党之政权，为铁血争取而来者，他党要政权，亦除非由铁血夺去不可。”
发动革命需要激情 结束革命需要理智
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该止即止，适可而止。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擅长破旧，而不擅长立新。
• 1知识界追逐新潮 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
• 2辛亥革命迅速成功 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 3中共建国并非革命结束 而是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
• 4国共两党的政治试验并存竞争 从1927年延续至今
核心提示：所以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
（王奇生教授 受访者供图）
本文系北京大学王奇生老师就以下问题答凤凰网历史频道，采访整理：唐智诚
1、1980年代知识界曾经提出要“告别革命”，但60多年前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将革命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思想界推崇革命？
2、在革命由精英走向大众之后，这种用激烈方式推进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血流满地、人头滚滚，您在回顾历史时如何评价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您觉得用历史发展中“必要的恶”来解释是否就够了？
3、您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代表了辛亥一代，而共产党则代表了五四一代。那么“五四一代”发动的大革命，与“辛亥一代”发动的辛亥革命相比，有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对旧制度的破坏性也更大，这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您如何理解这一代人面对历史的选择？
嘉宾简介：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2003）、《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2006）、《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2010）。
革命重塑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伦理
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起，被并称为人类至今为止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革命。而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革命”没有一致的定义，其上限有的追溯到太平天国甚至更早，其下限延伸到文革结束，甚至认为改革开放也是革命。我倾向于将“中国革命”限定在辛亥革命至文革结束，并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研究者习惯将三次革命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来论证后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中国革命的主力始终是知识分子
过去我们强调革命的阶级性，将革命区分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或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革命的主导力量始终是知识分子。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
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激烈，救亡手段日趋极端。
辛亥革命迅速成功 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给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而立宪改良行不通的印象，进而鼓舞和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尝试不成功，政局却日趋分裂与恶化，革命的声音又逐渐高涨。帝制崩解后，政治制度和整个统治架构随之全盘崩溃。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与社会全面失序，各党派和知识精英阶层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
五四后知识界群体倾向革命 史上前所未有
也正是在五四之后，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五四以前，主张革命者大体还局限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系。五四以后，革命竟为多数党派和知识群体所认同。即使如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研究系，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也承认革命对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种种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当性与不可避免。知识分子如此群体性的倾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最鲜明特质不是“边缘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机，导致知识界全体性的激化。
进入1920年代，革命由舆论宣传转入实际行动。无政府主义派倡导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阶级革命、中国国民党倡导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倡导的全民革命，相继走向实践。这些党派团体的组织者均是知识分子。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发展为“多党竞革”的局面。在多党竞革的背景下，国民革命最具声势。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仍然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共产党则另辟社会革命路径。
知识界追逐新潮 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
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过十年，其间世界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欧战，一是俄国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中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欧战导致的西方文明危机，与共和实验在中国的失败相呼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几乎全体厌弃资本主义；二是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与俄国革命的主动输出，导致中国知识界群体性的对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产生好感。五四知识界流行一种看法：法国革命是18世纪的革命，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不过6年，却被认为是相距两个世纪的革命。当时知识界一味追逐世界革命新潮，而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国情和当下需要。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就转而追逐社会革命；共和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转而向慕共产革命。只因社会革命、共产革命更新、更激烈。知识界还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情结，迫切希望“后来居上”，企图超越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主导下，1920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国革命为楷模，而转向“以俄为师”。国共两党均希望得到俄国的指导和援助。
国民党的政治革命与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在北伐初期还能相互配合，随着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日趋膨胀，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军事后方的安定，也势必突破国民党的政治革命限界。国民党无意与中共一同将革命往社会革命的方向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场。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场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形式上达成了全国的统一，基本实现了它的预定革命目标。而对共产党而言，革命无疑是失败了。1927年国共分家后，共产国际将中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做法，不仅让陈独秀个人受屈，更严重的是导致全党进一步向左倾激进主义迈进。
中共建国并非革命结束 而是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相互关联的三大效应：一是“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非达于平地不止。二是累积繁衍效应，前一次会影响后一次，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三是升级递进效应，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最初只感觉政治要革命，继而认为思想也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国内革命还不够，还要世界革命……最后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
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终结于1949年。个人认为，1949年新政权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共革命的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也更复杂。青年毛泽东就认为，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发动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中共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这就决定了中共革命的长期性。陈独秀早在1920年即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因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因而革命是没有替代物的，是不能停止的，是永无止境的。
三场革命都能推翻旧政权 却未能建立新政治
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场革命在推翻旧政权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后建立新政治方面却都未能成功。
第一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场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后建立的新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泥泞中；北伐之后建立的新党国，只是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分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要算最彻底，1949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随后又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以1949年为终点，甚或以1957年为终点，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泽东仍不断将革命向阶级斗争的路途推进，直至演变成一场十年浩劫，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强势革命党以革命建国 却难完成政治转型
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是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但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领袖更不甘于平庸，习惯于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维推行强权政治。
发动革命需要激情 结束革命需要理智
强势革命的最大难题，不是革命如何发动，而是革命如何结束。发动革命需要激情，结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该止即止，适可而止。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擅长破旧，而不擅长立新。1948年张东荪曾指出：“凡是一个革命，总包含两个阶段，一是破坏旧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坏旧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对于建立新的之障碍。换言之，即问题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旧的，而反在于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内部困难。”
国民党始终未能统一国家 由中共完成
就世界政党史观察，列宁主义政党可以建国而不适合治国，而自由主义政党难以建国却适合治国。列宁主义政党严密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行动能力，适合于在一个极度混乱和全面危机的国家中进行快速、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而自由主义政党不具有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帝制推翻以后，中国旧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几乎面临全面性崩解，必须有一强大有力的政党才能重新统一中国。如民国初年数以百计的议会政党无法抗衡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无法消除军阀的分裂割据。国民党的政治革命，第一步推翻了帝制，第二步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三步，战胜了日本侵略，基本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结束了晚清以来数十年的半殖民地局面，但始终未能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最后由中共完成了国家统一的重任，结束了清亡之后近四十年的分裂动荡局面，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国共两党的政治试验并存竞争 从1927年延续至今
但强权建国势必延续为强权治国。中共以严密的社会控制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将全体国民自上而下高度整合为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政治组织体，完全没有个体自由空间，不能容忍异己者存在，社会几近消亡。这样毫无制约、毫无制衡的强权体制，既可创造人间奇迹，也可酿成人间奇祸。
另一方面，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无比自信，转化为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无比自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样一种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负，是中共在1949年以后敢作敢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大跃进这样人为灾难的思想基础。此外，中共革命夺权的过程相当长。中共在苏区和根据地时期，早已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政治治理模式，1949年以后，势必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治理技术和革命思维，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整。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1949年为界标，认为1927－1949年是国民党执政，1949年以后是共产党执政。其实不妨换一种视角来观察，1927年以后，一直是国共两党分别控制不同地域，只是控制的地盘有变化而已。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始终没有控制过全中国。两党的竞争只有部分输赢，没有全输全赢。国共两党的关系，20年代是“党中有党”（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30年代是“国中有国”（中华民国之内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40年代是“一国两制”（中共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国民党承认中共边区的合法存在）。数十年间，两党分别在各自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政治试验。两种政治体制并存竞争。直到今天，竞争仍在继续，历史尚未终结。这也意味着历史没有必然性，历史随时可能出现叉路口，面临多种选择和多种可能性。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行动者其实有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国共两党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演变为两个地域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相对清朝、北洋而言，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都属于激进派，差别在于，一个激进，另一个更激进。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小革命；共产党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大革命。
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 必须靠暴力来维持
国民党声称其革命目标是“共和”，共产党声称其革命理想是“共产”。然而两党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党治国的党国体制。这其实是暴力革命的逻辑结果。胡适在1930年就指出：“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革命成功之后，要从武力对抗直接转变为议会竞选，终非易事。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必须借助暴力来维持。抗战后期，针对其他党派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的呼声，国民党内有人公开声称：“国民党之政权，为铁血争取而来者，他党要政权，亦除非由铁血夺去不可。”
暴力革命易产生专政难产生宪政
所以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所以孙中山设计出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程序有其合理性。军政时期“以党建国”，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宪政时期“还政于民”。从革命至宪政，中间有一个过渡。只是孙中山低估了过渡期的漫长性。他预设国民党“训政”6年，而国民党实际“训政”了60年，最后在台湾完成宪政体制转型。
1949年革命成功后，中共只能由在野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的革命党，不可能将革命政党体制转变为议会政党体制。在中共看来，议会政党体制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中共的革命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这是中共革命信仰的必然结果。只是令老一辈革命家没有料到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数十年之后，无产阶级的“共产梦”再次面临资产阶级“共和梦”的严峻挑战。
无论国民党执政是否得人心 共产党都要革国民党的命
一般以为，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失道”、“失人心”，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才被迫揭竿而起的。这意味着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发动”的，是自然来临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其实革命发生的机制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的革命是“逼”出来的，有的革命是“造”出来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亦即朝野双方合“造”的。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逼”的成份偏多，中共革命则“造”的成份更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就有自己的革命计划：先帮助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国民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当时中共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意思是，将来不管国民党如何，也不管国民党执政是否得人心，共产党迟早要革国民党的命。中共阶级革命的逻辑和程序是：资产阶级革封建阶级的命，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而将代表资产阶级的任务分派给了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并不自认为代表资产阶级，但它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确实渐失人心，最终坐实了中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计划。
历史的失败者多强调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历史的成功者则更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探讨革命的成败，既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轻视革命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重视革命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警惕过度决定论。
革命意味着抛开所有规则 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
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国内一批法政学者提出，清帝逊位诏书将统治权完整让与民国，从而建立起了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意指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若依此而论，1928年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是通过什么程序建立主权连续性的？1949年国共政权交替又是通过什么手续来让渡主权的？其实革命就是颠覆，其正当性来自革命自身，并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来履行一道转让、授予、赠予之类的手续和仪式。事实上，当孙中山见清帝退位诏书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时，即致电袁世凯明确告以“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革命是一种“非常规政治”。革命意味着抛开所有的形式与规则。我们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非常规政治，更不能以非历史的眼光来评判历史。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的主力始终是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激烈，救亡手段日趋极端，革命成为了必然，直到国民党的政治革命，第一步推翻了帝制，第二步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三步，战胜了日本侵略，基本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结束了晚清以来数十年的半殖民地局面，但始终未能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最后由中共完成了国家统一的重任，结束了清亡之后近四十年的分裂动荡局面，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初步达到了驱逐外敌、国家统一、国富民强
当年孙大炮是在GCD的帮助下把KMT改组成了一个具有具有先进政治理念和高效组织结构的政党，本来我们常公可以利用这个舞台实现中国的真正统一，然后再考虑一步步清党的事。结果他可倒好，河刚过了一半，先把桥拆了，GCD不仅伤而不死，反而笼络了更多的人才，KMT倒是让他彻底玩残了。唉……
行走江湖甲 发表于 2013-8-30 07:31
历史根本没给他机会。1928年以后这人几乎没过过啥舒心日子。今天这个反，明天那个反，这个界那个界反，国内 ...
你说的没错，时代给他留的余地并不大。蒋公的问题是在不大的选择余地中仍然把握不住，分不清主次轻重，那些该先拉拢，那些先打击……。一句话，不知机。
在如此复杂困难情况下，更应该在用人和看准时机上下功夫。否则只有失败。
历史根本没给他机会。1928年以后这人几乎没过过啥舒心日子。今天这个反，明天那个反，这个界那个界反，国内 ...
你说的没错，时代给他留的余地并不大。蒋公的问题是在不大的选择余地中仍然把握不住，分不清主次轻重，那些该先拉拢，那些先打击……。一句话，不知机。
在如此复杂困难情况下，更应该在用人和看准时机上下功夫。否则只有失败。
浆糊瓶 发表于 2013-8-30 12:24
不同意LZ的观点，我认为战后蒋没处理好大国关系和没时间没机会实施土地改革是关键。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 ...
老朽只是说蒋公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说这些一定是关键。
你说的问题也可归之于没有大局观，缺乏建立一个国家的领袖的品质和能力。
不同意LZ的观点，我认为战后蒋没处理好大国关系和没时间没机会实施土地改革是关键。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 ...
老朽只是说蒋公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说这些一定是关键。
你说的问题也可归之于没有大局观，缺乏建立一个国家的领袖的品质和能力。
一望无际 发表于 2013-8-29 13:12
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他真正统一中国，建立稳固统治的路也会是十分艰难的。你这句话也不尽然。如果 ...
其实原阎锡山和桂系的地盘，到最后蒋也并没有真正收入囊中。
大小的军阀们之所以能归于他旗下，先是有日本人入侵，不跟中央一起抗日，没有了道德点。后来，这些大小军阀多数手上都有共产党人的血，不得不和蒋站在一个壕沟里打共产党。
没有了这两个因素，军阀们之间大打出手和小打小闹还不知道会延续多长时间。
只有军事上巨大胜利或执行高明的策政可能使大小军阀们服气。可惜蒋不具备这两条。
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他真正统一中国，建立稳固统治的路也会是十分艰难的。你这句话也不尽然。如果 ...
其实原阎锡山和桂系的地盘，到最后蒋也并没有真正收入囊中。
大小的军阀们之所以能归于他旗下，先是有日本人入侵，不跟中央一起抗日，没有了道德点。后来，这些大小军阀多数手上都有共产党人的血，不得不和蒋站在一个壕沟里打共产党。
没有了这两个因素，军阀们之间大打出手和小打小闹还不知道会延续多长时间。
只有军事上巨大胜利或执行高明的策政可能使大小军阀们服气。可惜蒋不具备这两条。
tongyili 发表于 2013-8-29 15:02
不是“韩复渠（qu）”，而是“韩复榘（ju）”。
谢谢提醒。
不是“韩复渠（qu）”，而是“韩复榘（ju）”。
谢谢提醒。
行走江湖甲 发表于 2013-8-30 16:00
蒋还真不是开国领袖。他连开国元勋都够呛。开国那会儿他还是杨梅都督的兄弟呢。在孙大夫那儿他都不算核心 ...
你说的没错。
不过，在蒋所处环境中，没有一个开车者的能力和品质，真不可能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
蒋还真不是开国领袖。他连开国元勋都够呛。开国那会儿他还是杨梅都督的兄弟呢。在孙大夫那儿他都不算核心 ...
你说的没错。
不过，在蒋所处环境中，没有一个开车者的能力和品质，真不可能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
一望无际 发表于 2013-8-29 13:12
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他真正统一中国，建立稳固统治的路也会是十分艰难的。你这句话也不尽然。如果 ...
毛泽东在解放后，与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的谈话中也承认这点的
毛泽东哪篇文章谈到过？哪篇讲话谈到过？
请列出来，别跟我说“感谢日本人那一段”
毛泽东还说过要给赫鲁晓夫颁一个“一吨重的奖章呢”
即使中国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他真正统一中国，建立稳固统治的路也会是十分艰难的。你这句话也不尽然。如果 ...
毛泽东在解放后，与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的谈话中也承认这点的
毛泽东哪篇文章谈到过？哪篇讲话谈到过？
请列出来，别跟我说“感谢日本人那一段”
毛泽东还说过要给赫鲁晓夫颁一个“一吨重的奖章呢”
楼主高人，总结得非常全面，总的来说在军事上，蒋消灭不了所有军阀，中原大战削弱了冯玉祥和阎老西，但是撼动不了李宗仁，说实话，李宗仁是不世出的奇才，在军事能力上强出蒋介石甚多，这在北伐以及之后抗日战争中李氏战果可知，李氏在其指挥的第五战区甚至指挥各战区都不愿接受的川军取得辉煌战果，这是嫡系将领无法想象的。在治国上，李也是才智过人，李主广西以后广西面貌一新，此一穷省甚至有余力搞了自己的空军，蒋唯在权术一向上实力实在胜过李氏，拉派打派，无所不用其极。抗日之后蒋应该让离东北最近的国军去接收东北，可是那些军队都不是嫡系，所以蒋不干，让苏联在那里为非作歹，林彪在东北通过几个月的修整补充，同时不断接收其实是偷，但是苏联故意不管，来自关东军的精良装备，嫡系部队到了东北，只能面对林彪的几十万大军了，此时国军还打了个胜仗，指挥官小诸葛白崇禧，本可彻底歼灭林主力，老蒋一声令下，让白原地待命，主要还是白是桂系的人，不愿让他抢了头功，之后等杜聿明过去了，林彪一战而歼灭其主力，百万貔貅南下加入华北争夺，此时老蒋在军事就吃力了。政治上法币改革失败之后，蒋想在政治上力挽狂澜，搞民主宪政，共产党的策略是你给自由我给土地，打土豪分田地，贫穷的农民想也没想伸手要地，自由是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过也不知道是个啥，庄稼是什么他们比谁都清楚，军事政治经济全部失败，岂能不败？蒋虽是权术九段高手，但是碰到毛，他就明显不敌了，毛乃杰出的将将之才，蒋只会养寇自重，借力打力，真是既生瑜何生亮啊！
pengdongqing 发表于 2013-8-30 20:41
其实从组织水平，军队的发展与控制，大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整个内部的权力制衡来说
国府完全是中古式的
...
这话才是真正说到点子上， 49年前的GMD本质上还是一个帮会，其组织能力和执行意志远远逊于对手，这种组织很难产生有眼光和魄力的领导人，也没有能力改造社会，印度的国大党其实就是当年国民党的翻版
其实从组织水平，军队的发展与控制，大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整个内部的权力制衡来说
国府完全是中古式的
...
这话才是真正说到点子上， 49年前的GMD本质上还是一个帮会，其组织能力和执行意志远远逊于对手，这种组织很难产生有眼光和魄力的领导人，也没有能力改造社会，印度的国大党其实就是当年国民党的翻版
长乐居士 发表于 2013-8-31 07:55
其实原阎锡山和桂系的地盘，到最后蒋也并没有真正收入囊中。
大小的军阀们之所以能归于他旗下，先是有日 ...
阎锡山和桂系确实在抗战胜利后，还有自己的地盘，但是这时的这两股势力跟民国前期的军阀势力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国民党内部的派别，不是独立于国民党之外的势力，争夺权力也是在党内，还是一致对外的。并且，蒋介石无论从政府还是党的方面的命令，他们还是基本服从的，并且承认蒋介石在政府和党内的地位。
实际从北伐开始，到中原大战后，大规模的军阀势力已经消失了，或被消灭，比如冯。或易旗帜，比如张，跟蒋合，作比如阎，基本大的都是消灭或整合。很多的小军阀最后都是投靠国民政府旗下，这就是杂牌军。收买兼并杂牌军阀难道不好吗？打仗会死人的。而在抗战前，中国政府在清朝灭亡后，第一次被全国民众和势力所承认，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上的，因为，在此之前，连名义上的都没有。实际从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军阀势力是衰减的，这是历史必然。实际上政治上的胜利远比军事上更大的胜利要重要，这就是为啥蒋逆当时的民意而为，最后灭亡的原因。
其实原阎锡山和桂系的地盘，到最后蒋也并没有真正收入囊中。
大小的军阀们之所以能归于他旗下，先是有日 ...
阎锡山和桂系确实在抗战胜利后，还有自己的地盘，但是这时的这两股势力跟民国前期的军阀势力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国民党内部的派别，不是独立于国民党之外的势力，争夺权力也是在党内，还是一致对外的。并且，蒋介石无论从政府还是党的方面的命令，他们还是基本服从的，并且承认蒋介石在政府和党内的地位。
实际从北伐开始，到中原大战后，大规模的军阀势力已经消失了，或被消灭，比如冯。或易旗帜，比如张，跟蒋合，作比如阎，基本大的都是消灭或整合。很多的小军阀最后都是投靠国民政府旗下，这就是杂牌军。收买兼并杂牌军阀难道不好吗？打仗会死人的。而在抗战前，中国政府在清朝灭亡后，第一次被全国民众和势力所承认，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上的，因为，在此之前，连名义上的都没有。实际从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军阀势力是衰减的，这是历史必然。实际上政治上的胜利远比军事上更大的胜利要重要，这就是为啥蒋逆当时的民意而为，最后灭亡的原因。
当时民心、军心都是急切希望和平，打了八年大规模仗，民众和军队都极其厌战的，而当时，蒋的政治声望达到了历史顶峰，这期间，毛这边部队民意也存在想要和平，而蒋没有看出来，逆历史潮流而作，最后只能灭亡。再巨大的军事胜利，也不如得到民心重要
当时情况，谁要是不要和平主动挑起内战，那谁就是当时民众的敌人，蒋和毛都一样，结果蒋就错过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违背民意，民意是成为伟人的基础。
当时情况，谁要是不要和平主动挑起内战，那谁就是当时民众的敌人，蒋和毛都一样，结果蒋就错过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违背民意，民意是成为伟人的基础。
山中无老虎 发表于 2013-8-31 08:36
毛泽东在解放后，与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的谈话中也承认这点的
毛泽东哪篇文章谈到过？哪篇讲话谈到过？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
1、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2、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毛泽东在解放后，与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的谈话中也承认这点的
毛泽东哪篇文章谈到过？哪篇讲话谈到过？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
1、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2、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zhemg 发表于 2013-8-30 14:06
蒋介石集团还是算了吧，该集团的本质和构成决定了，搞一个松散的国家都够他们受的。
现在可以说，这个集团是失败的。但是当时，历史并不是没有给蒋机会，看现在解密的一些中央和苏联往来的电文，还有现在公开的一些论述，在1945年，共方谁也预想不到1949年的事，那时，共是弱势，国是强势，但是国民党恰恰忽虑了最重要的民意，民众的厌战情绪。战争对于民众来说已经够了.
蒋介石集团还是算了吧，该集团的本质和构成决定了，搞一个松散的国家都够他们受的。
现在可以说，这个集团是失败的。但是当时，历史并不是没有给蒋机会，看现在解密的一些中央和苏联往来的电文，还有现在公开的一些论述，在1945年，共方谁也预想不到1949年的事，那时，共是弱势，国是强势，但是国民党恰恰忽虑了最重要的民意，民众的厌战情绪。战争对于民众来说已经够了.
不是失败，是成功转进台湾
48年毛和蒋各有300W左右军队，一年之后蒋转进了。如果46年毛和蒋位置互换，估计蒋也撑不过一年。已经乱了几十年，中国人民不会等不了这一年的。49年都可以等，46年当然也可以
这两个人和两个集团间军事能力的决定性差异才是第一位的。蒋集团军事能力的低下导致可以速决的战争久拖不决，最后经济崩溃。即使经济不崩溃，蒋集团也无法补充在战场上巨大的损失。
一望无际 发表于 2013-8-31 16:00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 ...
老毛感谢日本人，是感谢“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不是其他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 ...
老毛感谢日本人，是感谢“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不是其他
山中无老虎 发表于 2013-8-31 18:55
老毛感谢日本人，是感谢“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
你把我的写的看清楚了，是多次提起这事，我举的例子"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这段话说的更是清楚！！！回复你的提问：毛泽东哪篇文章谈到过？哪篇讲话谈到过？请列出来，别跟我说“感谢日本人那一段”
无聊！！！
老毛感谢日本人，是感谢“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
你把我的写的看清楚了，是多次提起这事，我举的例子"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这段话说的更是清楚！！！回复你的提问：毛泽东哪篇文章谈到过？哪篇讲话谈到过？请列出来，别跟我说“感谢日本人那一段”
无聊！！！
浆糊瓶 发表于 2013-8-30 12:24
不同意LZ的观点，我认为战后蒋没处理好大国关系和没时间没机会实施土地改革是关键。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 ...
在大陆老蒋跟根本搞不了土改，老蒋的基本盘就是江浙地主财阀，别说土改，就是降地租都搞不到
到了台湾之所以能搞土改，是因为台湾的地主是日遗，老蒋下手没有闲扯，而且老蒋把一国的财货及人才去经营一个省，成功了也证明不了什么
不同意LZ的观点，我认为战后蒋没处理好大国关系和没时间没机会实施土地改革是关键。
如果当初采取拉拢苏联 ...
在大陆老蒋跟根本搞不了土改，老蒋的基本盘就是江浙地主财阀，别说土改，就是降地租都搞不到
到了台湾之所以能搞土改，是因为台湾的地主是日遗，老蒋下手没有闲扯，而且老蒋把一国的财货及人才去经营一个省，成功了也证明不了什么
霏菲飞 发表于 2013-8-31 22:03
在大陆老蒋跟根本搞不了土改，老蒋的基本盘就是江浙地主财阀，别说土改，就是降地租都搞不到
到了台湾 ...
在台湾的土改原因，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回忆里，也说过，他们在大陆不是没有意识到土改的必要性，但是积重难返。到了台湾后，蒋没有后顾之忧，也就是他的老对手，不改的话，政权根本得不到拥护，为了政权生存必须土改，这根是不是日遗是没关系的。另外，现在国内也开始能公正些评价蒋介石，虽然他是个失败者
在大陆老蒋跟根本搞不了土改，老蒋的基本盘就是江浙地主财阀，别说土改，就是降地租都搞不到
到了台湾 ...
在台湾的土改原因，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回忆里，也说过，他们在大陆不是没有意识到土改的必要性，但是积重难返。到了台湾后，蒋没有后顾之忧，也就是他的老对手，不改的话，政权根本得不到拥护，为了政权生存必须土改，这根是不是日遗是没关系的。另外，现在国内也开始能公正些评价蒋介石，虽然他是个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