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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的军事改革与日本近代陆军的萌芽（修订版）
“岛原之乱”平定后，日本在江户幕府的统治下实现了长期和平。因为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战国时代形成的以火器为核心的集团战法失去了用武之地，幕府和诸藩重新走上了以刀剑、弓矢为中心的老路，即便是刀剑和弓矢也很快变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对这种武备废弛的情形多有反映，其中一篇“关于武备之封事”是这样写的：“前代将军（指五代将军纲吉）时，人人惟贺天下太平，其言稍涉兵戈之事，即为禁忌”。战国时代那种讲求实际的兵法与军学因为受到儒家观念的桎梏和束缚而流于形式，江户时代的军学充斥着封建政治与伦理的观念，高唱“兵法乃国家维持之作法、天下之大道”的论调,然而皆系空谈义理，不切实际。
日人堺屋太一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严格来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武士充其量只能算作行政官员或警察。这一评价并不符合江户时代早期的实际情况，江户幕府的体制继承了战国时代的遗制，是军政一体化的体制，幕府的官制不分文武，平时的行政机构，在战时能够原封不动的变成军事组织。幕府具有绝对凌驾于任何大名的军事优势，其军事力量包括直属将军家的旗本、御家人和诸大名的兵力。幕府的直臣——旗本和御家人构成了幕府的军队。旗本俗称"旗本八万骑"，实际有五千余人，御家人的数字约有一万五、六千人，加上他们从领地上动员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 至于诸大名的兵力，能够为幕府所随意调遣的是亲藩及谱代大名，外样大名则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各藩的体制和幕府同样属于军政合一型，但在具体内容上各不相同（1）。尽管幕藩体制在设立之初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可是承平日久使幕府和诸藩的军事组官僚化，至宽永末年，幕臣与藩士们的角色已经从军事官僚转变成为行政官僚。
反观同时代的欧洲，各国的军队已经日趋正规化和稳定化，对于这种改变，麦尼尔在《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写道：“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欧洲的军队不再是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生性好斗的单个军人的集合，也就不象十五世纪的瑞士长矛兵是行动一致、蛮勇有余，然而一旦接战就缺乏有效控制的队伍。由于有了自觉培养、极力完善起来的战争技术，一个将领可以在战斗中统率三万之众。以不同的方式装备起来，为不同的战斗方式进行训练的部队能够在敌军面前机动作战。他们能够按照将军的命令，利用意料之外的形势，在鏖兵苦斗的战场赢得一边倒的胜利”。使用密集队形作战的旧战法已经被步、骑、炮三兵合同的新战术所取代。1697年9月4日，欧根亲王的奥地利军队在匈牙利森塔对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充分展示了三兵合同战术的威力。普鲁士的菲特烈二世通过对士兵的残酷训练，建立了一支能熟练运用以步兵的大胆攻击、炮兵的掩护射击和骑兵的侧面包围为特点的近代战术的陆军。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力东渐和幕府衰落的大势之下，日本的国防形势逐渐严峻起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兰学者为代表的一些日本人开始考虑国防问题，他们通过传入日本的外国书籍来了解西洋各国的情况，希望可以由此找到应对的策略，仙台藩的林子平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在林子平的《海国兵谈》中，首次出现了日本的全民性国土防卫及以此为目的的新军事思想，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海防论”。然而幕府非但没有采纳林子平的主张，反而以“处士横议”之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尽管遭到幕府的压制，但在林子平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开始研究世界形势和西方的军事技术。幕府由于害怕对西洋的研究将会于己不利而采取了高压政策，由此引发了“西博尔德事件”和“蛮社之狱”。然而，鸦片战争的结果给了幕府当头一棒，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输给了“小小英国”，拥有四亿人口和上百万军队的清朝尚且不是英国的对手，倘若英军来犯，日本微薄的军事力量该如何应付呢？幕府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必须找到应对之策，尽管日本并未受到战火的蹂躏。
“岛原之乱”平定后，日本在江户幕府的统治下实现了长期和平。因为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战国时代形成的以火器为核心的集团战法失去了用武之地，幕府和诸藩重新走上了以刀剑、弓矢为中心的老路，即便是刀剑和弓矢也很快变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对这种武备废弛的情形多有反映，其中一篇“关于武备之封事”是这样写的：“前代将军（指五代将军纲吉）时，人人惟贺天下太平，其言稍涉兵戈之事，即为禁忌”。战国时代那种讲求实际的兵法与军学因为受到儒家观念的桎梏和束缚而流于形式，江户时代的军学充斥着封建政治与伦理的观念，高唱“兵法乃国家维持之作法、天下之大道”的论调,然而皆系空谈义理，不切实际。
日人堺屋太一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严格来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武士充其量只能算作行政官员或警察。这一评价并不符合江户时代早期的实际情况，江户幕府的体制继承了战国时代的遗制，是军政一体化的体制，幕府的官制不分文武，平时的行政机构，在战时能够原封不动的变成军事组织。幕府具有绝对凌驾于任何大名的军事优势，其军事力量包括直属将军家的旗本、御家人和诸大名的兵力。幕府的直臣——旗本和御家人构成了幕府的军队。旗本俗称"旗本八万骑"，实际有五千余人，御家人的数字约有一万五、六千人，加上他们从领地上动员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 至于诸大名的兵力，能够为幕府所随意调遣的是亲藩及谱代大名，外样大名则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各藩的体制和幕府同样属于军政合一型，但在具体内容上各不相同（1）。尽管幕藩体制在设立之初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可是承平日久使幕府和诸藩的军事组官僚化，至宽永末年，幕臣与藩士们的角色已经从军事官僚转变成为行政官僚。
反观同时代的欧洲，各国的军队已经日趋正规化和稳定化，对于这种改变，麦尼尔在《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写道：“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欧洲的军队不再是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生性好斗的单个军人的集合，也就不象十五世纪的瑞士长矛兵是行动一致、蛮勇有余，然而一旦接战就缺乏有效控制的队伍。由于有了自觉培养、极力完善起来的战争技术，一个将领可以在战斗中统率三万之众。以不同的方式装备起来，为不同的战斗方式进行训练的部队能够在敌军面前机动作战。他们能够按照将军的命令，利用意料之外的形势，在鏖兵苦斗的战场赢得一边倒的胜利”。使用密集队形作战的旧战法已经被步、骑、炮三兵合同的新战术所取代。1697年9月4日，欧根亲王的奥地利军队在匈牙利森塔对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充分展示了三兵合同战术的威力。普鲁士的菲特烈二世通过对士兵的残酷训练，建立了一支能熟练运用以步兵的大胆攻击、炮兵的掩护射击和骑兵的侧面包围为特点的近代战术的陆军。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力东渐和幕府衰落的大势之下，日本的国防形势逐渐严峻起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兰学者为代表的一些日本人开始考虑国防问题，他们通过传入日本的外国书籍来了解西洋各国的情况，希望可以由此找到应对的策略，仙台藩的林子平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在林子平的《海国兵谈》中，首次出现了日本的全民性国土防卫及以此为目的的新军事思想，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海防论”。然而幕府非但没有采纳林子平的主张，反而以“处士横议”之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尽管遭到幕府的压制，但在林子平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开始研究世界形势和西方的军事技术。幕府由于害怕对西洋的研究将会于己不利而采取了高压政策，由此引发了“西博尔德事件”和“蛮社之狱”。然而，鸦片战争的结果给了幕府当头一棒，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输给了“小小英国”，拥有四亿人口和上百万军队的清朝尚且不是英国的对手，倘若英军来犯，日本微薄的军事力量该如何应付呢？幕府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必须找到应对之策，尽管日本并未受到战火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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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原之乱”平定后，日本在江户幕府的统治下实现了长期和平。因为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战国时代形成的以火器为核心的集团战法失去了用武之地，幕府和诸藩重新走上了以刀剑、弓矢为中心的老路，即便是刀剑和弓矢也很快变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对这种武备废弛的情形多有反映，其中一篇“关于武备之封事”是这样写的：“前代将军（指五代将军纲吉）时，人人惟贺天下太平，其言稍涉兵戈之事，即为禁忌”。战国时代那种讲求实际的兵法与军学因为受到儒家观念的桎梏和束缚而流于形式，江户时代的军学充斥着封建政治与伦理的观念，高唱“兵法乃国家维持之作法、天下之大道”的论调,然而皆系空谈义理，不切实际。
日人堺屋太一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严格来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武士充其量只能算作行政官员或警察。这一评价并不符合江户时代早期的实际情况，江户幕府的体制继承了战国时代的遗制，是军政一体化的体制，幕府的官制不分文武，平时的行政机构，在战时能够原封不动的变成军事组织。幕府具有绝对凌驾于任何大名的军事优势，其军事力量包括直属将军家的旗本、御家人和诸大名的兵力。幕府的直臣——旗本和御家人构成了幕府的军队。旗本俗称"旗本八万骑"，实际有五千余人，御家人的数字约有一万五、六千人，加上他们从领地上动员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 至于诸大名的兵力，能够为幕府所随意调遣的是亲藩及谱代大名，外样大名则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各藩的体制和幕府同样属于军政合一型，但在具体内容上各不相同（1）。尽管幕藩体制在设立之初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可是承平日久使幕府和诸藩的军事组官僚化，至宽永末年，幕臣与藩士们的角色已经从军事官僚转变成为行政官僚。
反观同时代的欧洲，各国的军队已经日趋正规化和稳定化，对于这种改变，麦尼尔在《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写道：“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欧洲的军队不再是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生性好斗的单个军人的集合，也就不象十五世纪的瑞士长矛兵是行动一致、蛮勇有余，然而一旦接战就缺乏有效控制的队伍。由于有了自觉培养、极力完善起来的战争技术，一个将领可以在战斗中统率三万之众。以不同的方式装备起来，为不同的战斗方式进行训练的部队能够在敌军面前机动作战。他们能够按照将军的命令，利用意料之外的形势，在鏖兵苦斗的战场赢得一边倒的胜利”。使用密集队形作战的旧战法已经被步、骑、炮三兵合同的新战术所取代。1697年9月4日，欧根亲王的奥地利军队在匈牙利森塔对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充分展示了三兵合同战术的威力。普鲁士的菲特烈二世通过对士兵的残酷训练，建立了一支能熟练运用以步兵的大胆攻击、炮兵的掩护射击和骑兵的侧面包围为特点的近代战术的陆军。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力东渐和幕府衰落的大势之下，日本的国防形势逐渐严峻起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兰学者为代表的一些日本人开始考虑国防问题，他们通过传入日本的外国书籍来了解西洋各国的情况，希望可以由此找到应对的策略，仙台藩的林子平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在林子平的《海国兵谈》中，首次出现了日本的全民性国土防卫及以此为目的的新军事思想，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海防论”。然而幕府非但没有采纳林子平的主张，反而以“处士横议”之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尽管遭到幕府的压制，但在林子平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开始研究世界形势和西方的军事技术。幕府由于害怕对西洋的研究将会于己不利而采取了高压政策，由此引发了“西博尔德事件”和“蛮社之狱”。然而，鸦片战争的结果给了幕府当头一棒，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输给了“小小英国”，拥有四亿人口和上百万军队的清朝尚且不是英国的对手，倘若英军来犯，日本微薄的军事力量该如何应付呢？幕府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必须找到应对之策，尽管日本并未受到战火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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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的军事改革与日本近代陆军的萌芽（修订版）“岛原之乱”平定后，日本在江户幕府的统治下实现了长期和平。因为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战国时代形成的以火器为核心的集团战法失去了用武之地，幕府和诸藩重新走上了以刀剑、弓矢为中心的老路，即便是刀剑和弓矢也很快变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对这种武备废弛的情形多有反映，其中一篇“关于武备之封事”是这样写的：“前代将军（指五代将军纲吉）时，人人惟贺天下太平，其言稍涉兵戈之事，即为禁忌”。战国时代那种讲求实际的兵法与军学因为受到儒家观念的桎梏和束缚而流于形式，江户时代的军学充斥着封建政治与伦理的观念，高唱“兵法乃国家维持之作法、天下之大道”的论调,然而皆系空谈义理，不切实际。
日人堺屋太一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严格来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武士充其量只能算作行政官员或警察。这一评价并不符合江户时代早期的实际情况，江户幕府的体制继承了战国时代的遗制，是军政一体化的体制，幕府的官制不分文武，平时的行政机构，在战时能够原封不动的变成军事组织。幕府具有绝对凌驾于任何大名的军事优势，其军事力量包括直属将军家的旗本、御家人和诸大名的兵力。幕府的直臣——旗本和御家人构成了幕府的军队。旗本俗称"旗本八万骑"，实际有五千余人，御家人的数字约有一万五、六千人，加上他们从领地上动员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 至于诸大名的兵力，能够为幕府所随意调遣的是亲藩及谱代大名，外样大名则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各藩的体制和幕府同样属于军政合一型，但在具体内容上各不相同（1）。尽管幕藩体制在设立之初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可是承平日久使幕府和诸藩的军事组官僚化，至宽永末年，幕臣与藩士们的角色已经从军事官僚转变成为行政官僚。
反观同时代的欧洲，各国的军队已经日趋正规化和稳定化，对于这种改变，麦尼尔在《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写道：“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欧洲的军队不再是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生性好斗的单个军人的集合，也就不象十五世纪的瑞士长矛兵是行动一致、蛮勇有余，然而一旦接战就缺乏有效控制的队伍。由于有了自觉培养、极力完善起来的战争技术，一个将领可以在战斗中统率三万之众。以不同的方式装备起来，为不同的战斗方式进行训练的部队能够在敌军面前机动作战。他们能够按照将军的命令，利用意料之外的形势，在鏖兵苦斗的战场赢得一边倒的胜利”。使用密集队形作战的旧战法已经被步、骑、炮三兵合同的新战术所取代。1697年9月4日，欧根亲王的奥地利军队在匈牙利森塔对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充分展示了三兵合同战术的威力。普鲁士的菲特烈二世通过对士兵的残酷训练，建立了一支能熟练运用以步兵的大胆攻击、炮兵的掩护射击和骑兵的侧面包围为特点的近代战术的陆军。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力东渐和幕府衰落的大势之下，日本的国防形势逐渐严峻起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兰学者为代表的一些日本人开始考虑国防问题，他们通过传入日本的外国书籍来了解西洋各国的情况，希望可以由此找到应对的策略，仙台藩的林子平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在林子平的《海国兵谈》中，首次出现了日本的全民性国土防卫及以此为目的的新军事思想，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海防论”。然而幕府非但没有采纳林子平的主张，反而以“处士横议”之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尽管遭到幕府的压制，但在林子平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开始研究世界形势和西方的军事技术。幕府由于害怕对西洋的研究将会于己不利而采取了高压政策，由此引发了“西博尔德事件”和“蛮社之狱”。然而，鸦片战争的结果给了幕府当头一棒，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输给了“小小英国”，拥有四亿人口和上百万军队的清朝尚且不是英国的对手，倘若英军来犯，日本微薄的军事力量该如何应付呢？幕府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必须找到应对之策，尽管日本并未受到战火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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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鸦片战争的冲击与日本的反应
在日本，最先受到鸦片战争震撼的，要算长崎的町奉行高岛秋帆。高岛家从秋帆父亲开始就以“荻野流”炮术闻名长崎。高岛秋帆不满足于家传的炮术，从天保二年（1831），向荷兰商馆馆长、退役军官德·西列尼学习西洋炮术。学成之后，秋帆在长崎开馆收徒，从日本各地前来投在秋帆门下的弟子有三百余人。秋帆通过各种渠道自筹资金，在出岛的荷兰商人处购买了野炮六门、臼炮四门、榴弹炮三门、盖贝尔步枪三百五十支。他把门下弟子三百余人仿照荷兰陆军编制，编成四小队步兵和一队炮兵，每年春秋两季在长崎田上原各举行一次洋式操练。天保十一年（1840），他鉴于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痛感西欧各国的威胁和洋枪洋炮的优越，乃上书长崎奉行，建议改进炮术、加强武备。高岛秋帆指出，英国胜利的原因在于先进的炮术，他在给幕府的上书中写道：“清国为欧军所破者，古式兵器不能敌新式武器故也，日本苟不改兵器战术，则亦不可全其国防。宜速行军制之大改革”。秋帆认为，与西洋的武备相比，无论是“唐国之炮术”，还是“本邦之秘法”，都无异于“儿戏”。他警告说，日本“诸家之炮术，乃西洋数百年前即已废弃之迟钝之术，或为无稽之华法”，只是“没落武士、流浪人等糊口之资”，强调“防御蛮夷而熟悉其术，乃至关紧要之事”。高岛秋帆的主张是“天下之火炮一变”，建议幕府断然实施西式军事改革。长崎奉行很快就将秋帆的意见书上呈给了幕府。
高岛秋帆的意见书在幕府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蛮社之狱”的始作俑者、保守的幕府目付鸟居耀藏反对秋帆的主张，他认为西洋炮术与日本诸流炮术不同，不以命中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用烈性炸药轰击多数人，“盖以西洋不知礼法”，专斗勇力，不同于中国和日本注重以谋略取胜，所以没有采用的必要。在鸟居耀藏看来，清朝的失败在于承平二百余载使武备废弛，而英国却经常进行战争，所以胜败“未必仅由枪炮之利钝所致”。他批评秋帆的意见是“俗人之情，喜好时新乃古今通弊，况兰学者之流好奇之病尤深，其结果，不仅火炮，自行军布阵之法至平日风俗习惯均仿照遵行，为害不浅”。幕府的开明派，伊豆韮山代官江川英龙对鸟居耀藏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强调说：“中国兵败之情由，窃以为亦由此种空论而招致也”，同时充分肯定了高岛秋帆的主张。
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对鸦片战争的情报做过认真的分析，认识到日本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均处劣势。他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事，但足为我国之戒”，对此十分留意，因为“唇亡齿寒，我国虽全盛，亦不可晏然自佚”。天保十二年（1841），水野忠邦将高岛秋帆叫到江户，命他在武藏国德丸原（今东京都板桥区德丸町）举行西式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演习。五月，高岛秋帆率领自己的弟子，在德丸原进行了八个项目的演练，这八个项目是：
1、臼炮试射榴弹三发。
2、臼炮试射燃烧弹三发。
3、榴弹炮试射榴弹二发。
4、榴弹炮试射葡萄弹一发。
5、骑步枪射击示范。
6、试射盖贝尔步枪。
7、野战炮射击示范。
8、西洋阵式演练。
骑步枪射击示范是由秋帆和他的儿子浅五郎完成的。在进行第八个演习项目的过程中，高岛秋帆指挥弟子九十九人表演了队列训练、行进间射击、刺刀冲锋和掩护撤退等科目。德丸原演武后，幕府出资五百二十两，买下了秋帆的四门大炮，他本人也得到了二百枚白银的赏赐，但是幕府内部对这次演习的态度并不一致。奉命监督演练的幕府铁炮方井上左太夫，批评秋帆的演习“做得不好”、“步伐虽极整齐，却几同于儿戏”，“乃无益之举”。井上对高岛秋帆的反对固然是因为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在作怪，更主要的是，他怕秋帆得到重用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不过，水野忠邦非常赏识高岛秋帆的才能，他于九月命秋帆“可于直参中择热心此道者一人传授之”，次年（1842）七月又允许向“诸家之热心者”自由传授炮术。重用高岛秋帆和传授西洋炮术，是水野忠邦“天保改革”的重要内容，这表明幕府决心进行军备的西欧化。可惜好景不长，随着老中水野忠邦的失势和倒台，幕府刚刚起步的军事改革嘎然而止。反对军事改革的顽固派，这时纷纷造谣中伤高岛秋帆，污蔑他“阴蓄私兵、图谋不轨”。十月二日，高岛秋帆被鸟居耀藏逮捕，弘化三年（1846）七月二十五日，幕府下令将他监禁于武藏国冈部藩（幕府旗本安部家）。
幕府军事改革的停滞不前，让实力雄厚的地方强藩抢先走在了前头，其中尤其以佐贺、萨摩等藩为代表的西南雄藩最见成效。日本最先引进西洋军备的藩是佐贺藩，主导此事的是佐贺藩武雄领主锅岛茂义。锅岛茂义是佐贺藩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天保元年（1830），当他得知长崎有荷兰船进港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茂义深感输入西洋武器的紧迫性，便于天保二年（1831），从长崎的荷兰人那里秘密购得盖贝尔步枪五百支，又以聘请医生的名义，请荷兰教官来自己的领地传授西方兵法。翌年，锅岛茂义派家臣平山醇左卫门投入高岛秋帆门下学习西洋炮术，两年后，他又亲自前往拜师学艺。在学习炮术的同时，茂义开始了铸炮的尝试。天保五年（1834），平山醇左卫门试铸失败后，锅岛茂义即以重金礼聘高岛秋帆为顾问。一年以后，在秋帆的悉心指导下，茂义等人成功铸造了两门大炮。大炮试铸成功后，信心十足的茂义向藩主锅岛直正献上了荷兰野战炮的模型，建议在佐贺藩进行西洋大炮试射。天保十一年（1840），锅岛茂义的大炮试射取得了圆满成功，锅岛直正当即决心全面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为了提高铸炮的效率，佐贺藩于嘉永三年（1850）设置大炮铸造方，翌年十二月，建成了日本最早的反射炉，从而具备了铸造重炮的能力。具统计，佐贺藩从天保十四年（1843）到庆应三年（1867），铸造各式大炮三百四十六门，在日本名列前茅。
萨摩藩军事改革的契机是天保八年（1837）的“莫理逊”号事件。萨摩藩的炮术教师鸟居平七、平八兄弟虽然指挥弟子竭尽全力瞄准射击，却只有一发炮弹命中目标。经历了此次事件，鸟居兄弟认识到老式炮术的无用，便于次年前往长崎拜高岛秋帆为师，天保十二年（1841），萨摩藩把本藩的炮术统一为高岛流的西洋炮术。嘉永四年（1851），岛津齐彬出任藩主后，大力移植近代工业来支持萨摩藩的军事改革。嘉永五年（1852），齐彬以佐贺藩反射炉为蓝本动工兴建反射炉，于第二年夏天竣工。与此同时，他从长崎购买机器设备，在鹿儿岛开办了制造枪炮和刀剑的藩营工场，这些工场统称“集成馆”。岛津齐彬的军事改革使萨摩藩的军事实力站在了日本的前列。
相比佐贺、萨摩两藩，长州藩的军事改革一开始要逊色许多。虽然，有过聘请高岛秋帆的高足山本清太郎来传授西方兵法的动议，但未及实施，就因为秋帆被捕而作罢。这令长州藩在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方面落后于其他先进各藩。此外，财政困难、无力购置洋枪洋炮，也是其军事改革滞后的重要因素。
在引进西方先进武器的同时，日本人也注意到西方的军事科学和军事理论。西方军事科学和理论著作被大量译成日文，广泛传播到日本各地，例如铃木春山根据荷兰文原著译出的十卷本《三兵活法》，三宅友信翻译自荷文的《泰西兵鉴初编》和大鸟圭介翻译的《泰西兵鉴》和《筑城典型》等著作。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大鸟圭介曾经节译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荷兰文版本），是日本翻译《战争论》的第一人。日本人研究西方军事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仅在天保、弘化年间（1830-1847）就有官篡的《火攻精选》、吉雄常三撰的《粉炮考》、大塚同庵撰的《远西炮术略》等专著问世。
总而言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在物质和思想两个层面上，都为以后更全面、更深入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日本，最先受到鸦片战争震撼的，要算长崎的町奉行高岛秋帆。高岛家从秋帆父亲开始就以“荻野流”炮术闻名长崎。高岛秋帆不满足于家传的炮术，从天保二年（1831），向荷兰商馆馆长、退役军官德·西列尼学习西洋炮术。学成之后，秋帆在长崎开馆收徒，从日本各地前来投在秋帆门下的弟子有三百余人。秋帆通过各种渠道自筹资金，在出岛的荷兰商人处购买了野炮六门、臼炮四门、榴弹炮三门、盖贝尔步枪三百五十支。他把门下弟子三百余人仿照荷兰陆军编制，编成四小队步兵和一队炮兵，每年春秋两季在长崎田上原各举行一次洋式操练。天保十一年（1840），他鉴于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痛感西欧各国的威胁和洋枪洋炮的优越，乃上书长崎奉行，建议改进炮术、加强武备。高岛秋帆指出，英国胜利的原因在于先进的炮术，他在给幕府的上书中写道：“清国为欧军所破者，古式兵器不能敌新式武器故也，日本苟不改兵器战术，则亦不可全其国防。宜速行军制之大改革”。秋帆认为，与西洋的武备相比，无论是“唐国之炮术”，还是“本邦之秘法”，都无异于“儿戏”。他警告说，日本“诸家之炮术，乃西洋数百年前即已废弃之迟钝之术，或为无稽之华法”，只是“没落武士、流浪人等糊口之资”，强调“防御蛮夷而熟悉其术，乃至关紧要之事”。高岛秋帆的主张是“天下之火炮一变”，建议幕府断然实施西式军事改革。长崎奉行很快就将秋帆的意见书上呈给了幕府。
高岛秋帆的意见书在幕府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蛮社之狱”的始作俑者、保守的幕府目付鸟居耀藏反对秋帆的主张，他认为西洋炮术与日本诸流炮术不同，不以命中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用烈性炸药轰击多数人，“盖以西洋不知礼法”，专斗勇力，不同于中国和日本注重以谋略取胜，所以没有采用的必要。在鸟居耀藏看来，清朝的失败在于承平二百余载使武备废弛，而英国却经常进行战争，所以胜败“未必仅由枪炮之利钝所致”。他批评秋帆的意见是“俗人之情，喜好时新乃古今通弊，况兰学者之流好奇之病尤深，其结果，不仅火炮，自行军布阵之法至平日风俗习惯均仿照遵行，为害不浅”。幕府的开明派，伊豆韮山代官江川英龙对鸟居耀藏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强调说：“中国兵败之情由，窃以为亦由此种空论而招致也”，同时充分肯定了高岛秋帆的主张。
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对鸦片战争的情报做过认真的分析，认识到日本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均处劣势。他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事，但足为我国之戒”，对此十分留意，因为“唇亡齿寒，我国虽全盛，亦不可晏然自佚”。天保十二年（1841），水野忠邦将高岛秋帆叫到江户，命他在武藏国德丸原（今东京都板桥区德丸町）举行西式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演习。五月，高岛秋帆率领自己的弟子，在德丸原进行了八个项目的演练，这八个项目是：
1、臼炮试射榴弹三发。
2、臼炮试射燃烧弹三发。
3、榴弹炮试射榴弹二发。
4、榴弹炮试射葡萄弹一发。
5、骑步枪射击示范。
6、试射盖贝尔步枪。
7、野战炮射击示范。
8、西洋阵式演练。
骑步枪射击示范是由秋帆和他的儿子浅五郎完成的。在进行第八个演习项目的过程中，高岛秋帆指挥弟子九十九人表演了队列训练、行进间射击、刺刀冲锋和掩护撤退等科目。德丸原演武后，幕府出资五百二十两，买下了秋帆的四门大炮，他本人也得到了二百枚白银的赏赐，但是幕府内部对这次演习的态度并不一致。奉命监督演练的幕府铁炮方井上左太夫，批评秋帆的演习“做得不好”、“步伐虽极整齐，却几同于儿戏”，“乃无益之举”。井上对高岛秋帆的反对固然是因为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在作怪，更主要的是，他怕秋帆得到重用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不过，水野忠邦非常赏识高岛秋帆的才能，他于九月命秋帆“可于直参中择热心此道者一人传授之”，次年（1842）七月又允许向“诸家之热心者”自由传授炮术。重用高岛秋帆和传授西洋炮术，是水野忠邦“天保改革”的重要内容，这表明幕府决心进行军备的西欧化。可惜好景不长，随着老中水野忠邦的失势和倒台，幕府刚刚起步的军事改革嘎然而止。反对军事改革的顽固派，这时纷纷造谣中伤高岛秋帆，污蔑他“阴蓄私兵、图谋不轨”。十月二日，高岛秋帆被鸟居耀藏逮捕，弘化三年（1846）七月二十五日，幕府下令将他监禁于武藏国冈部藩（幕府旗本安部家）。
幕府军事改革的停滞不前，让实力雄厚的地方强藩抢先走在了前头，其中尤其以佐贺、萨摩等藩为代表的西南雄藩最见成效。日本最先引进西洋军备的藩是佐贺藩，主导此事的是佐贺藩武雄领主锅岛茂义。锅岛茂义是佐贺藩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天保元年（1830），当他得知长崎有荷兰船进港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茂义深感输入西洋武器的紧迫性，便于天保二年（1831），从长崎的荷兰人那里秘密购得盖贝尔步枪五百支，又以聘请医生的名义，请荷兰教官来自己的领地传授西方兵法。翌年，锅岛茂义派家臣平山醇左卫门投入高岛秋帆门下学习西洋炮术，两年后，他又亲自前往拜师学艺。在学习炮术的同时，茂义开始了铸炮的尝试。天保五年（1834），平山醇左卫门试铸失败后，锅岛茂义即以重金礼聘高岛秋帆为顾问。一年以后，在秋帆的悉心指导下，茂义等人成功铸造了两门大炮。大炮试铸成功后，信心十足的茂义向藩主锅岛直正献上了荷兰野战炮的模型，建议在佐贺藩进行西洋大炮试射。天保十一年（1840），锅岛茂义的大炮试射取得了圆满成功，锅岛直正当即决心全面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为了提高铸炮的效率，佐贺藩于嘉永三年（1850）设置大炮铸造方，翌年十二月，建成了日本最早的反射炉，从而具备了铸造重炮的能力。具统计，佐贺藩从天保十四年（1843）到庆应三年（1867），铸造各式大炮三百四十六门，在日本名列前茅。
萨摩藩军事改革的契机是天保八年（1837）的“莫理逊”号事件。萨摩藩的炮术教师鸟居平七、平八兄弟虽然指挥弟子竭尽全力瞄准射击，却只有一发炮弹命中目标。经历了此次事件，鸟居兄弟认识到老式炮术的无用，便于次年前往长崎拜高岛秋帆为师，天保十二年（1841），萨摩藩把本藩的炮术统一为高岛流的西洋炮术。嘉永四年（1851），岛津齐彬出任藩主后，大力移植近代工业来支持萨摩藩的军事改革。嘉永五年（1852），齐彬以佐贺藩反射炉为蓝本动工兴建反射炉，于第二年夏天竣工。与此同时，他从长崎购买机器设备，在鹿儿岛开办了制造枪炮和刀剑的藩营工场，这些工场统称“集成馆”。岛津齐彬的军事改革使萨摩藩的军事实力站在了日本的前列。
相比佐贺、萨摩两藩，长州藩的军事改革一开始要逊色许多。虽然，有过聘请高岛秋帆的高足山本清太郎来传授西方兵法的动议，但未及实施，就因为秋帆被捕而作罢。这令长州藩在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方面落后于其他先进各藩。此外，财政困难、无力购置洋枪洋炮，也是其军事改革滞后的重要因素。
在引进西方先进武器的同时，日本人也注意到西方的军事科学和军事理论。西方军事科学和理论著作被大量译成日文，广泛传播到日本各地，例如铃木春山根据荷兰文原著译出的十卷本《三兵活法》，三宅友信翻译自荷文的《泰西兵鉴初编》和大鸟圭介翻译的《泰西兵鉴》和《筑城典型》等著作。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大鸟圭介曾经节译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荷兰文版本），是日本翻译《战争论》的第一人。日本人研究西方军事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仅在天保、弘化年间（1830-1847）就有官篡的《火攻精选》、吉雄常三撰的《粉炮考》、大塚同庵撰的《远西炮术略》等专著问世。
总而言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在物质和思想两个层面上，都为以后更全面、更深入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开国后的军事改革
嘉永六年（1853）和安政元年（1854）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Mathew Perry）准将率领舰队两度叩关日本，迫使幕府与美国签署了具有不平等条约性质的《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接着，俄国、英国和荷兰用威胁利诱的办法，先后和幕府缔结了类似的条约。欧美列强凭借者强大的武力，结束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历史，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欧美列强的军事压力，幕府痛感增强国防力量的必要，遂于嘉永六年八月下令在品川湾修筑十一座炮台以拱卫江户城。江川英龙奉命全权负责炮台的修筑工作，炮台的式样是典型的西洋棱堡式要塞，炮台配备八十磅海防大炮。品川炮台群的设置遵循所谓“间隔连堡”的原则，炮台上配置的轻重火器可以覆盖友邻炮台的火力死角，从而使总的攻防能力大为改观。英龙借修筑炮台的机会向幕府提出让通晓西方军事技术的高岛秋帆来协助自己的工作，经过一番周折，幕府赦免了高岛秋帆，令其出任江川家的西洋炮术顾问。为了给兴建中的炮台配备武器，幕府在安政元年开始了韮山反射炉和汤岛铸炮场的建设。与此同时，幕府修正了原为维护幕府统治而限制各藩军备的强本弱末政策，废除了建造大船的禁令。
安政元年（1854）六月五日，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起草了有关幕政改革的三十七条纲领。在这三十七条改革纲领中，有关强化国防和军事改革的内容是重中之重。可是，幕府强化国防的努力从一开始就不很顺利，由于财政困难，尽管命令江户百姓出资，品川炮台工程依然因为资金匮乏，只竣工了六座炮台就停工了。由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提出，将日本全国寺院中的佛钟改铸大炮的政令，也因为遭到寺院的坚决抵制而被撤消。幕府为了防范俄罗斯的南侵，在安政二年（1855）将虾夷（今北海道）全岛置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幕府制定了由仙台、津轻、秋田和盛冈四藩分担虾夷警备任务的制度（1859年增加了会津、庄内两藩）。幕府为了将箱馆（今函馆）作为其北方防御的中心，从安政四年（1857）开始修建弁天岬炮台和五稜郭，在两处共配备大炮十五门。
在荷兰的大力援助下，幕府的海军建设计划取得了实质进展。安政二年，幕府雇佣了以海军中尉里肯（Pels Rijken）首的荷兰军官、技师等二十二人为教官，在长崎开设了海军讲习所，并任命目付永井尚志为所长。海军讲习所招收的学生，除了胜海舟、榎本武扬等幕臣外，还包括萨摩和佐贺等藩的藩士。他们在荷兰教官里肯和卡廷迪克（Huijssen van Kattendijke)的指导下，学习航海、造船、数学、机械、建筑、测量、天文、地理和西方历史等诸多课程，成为日本首批海军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幕府的陆军建设计划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安政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幕府任命大目付井户弘道、筒井政宪，堪定奉行松平近直、川路圣谟，目付鹈殿长锐、一色直温、岩濑忠震七人为军制改正掛，并决定在江户筑地铁炮洲（今东京都港区）创设讲武所。由于受到安政大地震的影响，讲武所的建设工作直到安政三年（1856）四月方告完成。四月二十五日，江户讲武所正式开业，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和老中阿部正弘出席了盛大的开业典礼。大番头久贝正典和御书院番头池田长显被任命为讲武所总裁。幕府开设讲武所的初衷，是为了向幕臣及其子弟讲授武艺和西洋炮术，为将来组建西式陆军培养人才。然而，从讲武所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不象是在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倒象是在举办一场日本的武林盛会。讲武所的剑术教师队伍云集了直心影流的男谷信友、心形刀流的伊庭八郎及其弟子三桥虎藏、一刀流的近藤弥之助、北辰一刀流的井上八郎、镜新明智流的桃井春藏和柳刚流的松平主税助等一流剑客。在枪术教师当中则有深受德川家茂和德川庆喜两代将军宠信的自得记流高手高桥泥舟（高桥泥舟与胜海舟和山冈铁舟并称“幕末三舟”）。除此之外，讲武所聘请的弓术和柔术教师也是日本一流的好手。而在炮术教师方面，虽有江川英敏（江川英龙之子）和高岛秋帆等人传授西法，却还保留了幕府铁炮方井上左太夫的位置。
讲武所的章程规定学员必须：“每逢偶数日练习剑术，每逢奇数日练习枪术，每天勤练炮术”，不过他们对剑术和枪术的热情较之炮术要更高些。在讲武所内，每天都有激烈的剑术和枪术比试。讲武所之所以重视武术、轻视炮术，是因为当时依然有很多人固执的认为使用枪炮乃西洋人之长技，日本人的优势在于擅长白刃格斗，因此只有扬长避短，方能制胜。山田吉朗次的著作《日本剑道史》中的一句话很好的反映了当时日本人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外夷跳梁好战之危局，难免担忧将来会与其交手，宜同仇敌忾，与有心之士共同研究实用的方针”。武士们的保守思想也是他们学习炮术的障碍，例如水户藩的会泽正志斋就担心“模仿夷狄战法，将丧失大和魂”。
当时，讲武所的学员们对一种名为“焙烙调练”（ほうろく调练）的战争游戏极为着迷。按照《嘉永明治年间录》的说法，参加“焙烙调练”的人全都身穿古式铠甲，他们分成两队，各按古法在教场上布阵就绪后开始“交战”、捉对厮杀，激烈的角逐通常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决出胜负。不难看出，想要这些文恬武嬉惯了的武士去认真操练简直是不可能的。根据胜海舟《陆军历史》卷十八的记载，让学员每月出席三、四天也是一件难事（2），如此态度，自然不能指望讲武所的训练可以收到什么实效。例如，负责将军警卫工作的小十人组和徒组曾先后在江川英龙门下接受西式步兵训练，训练成绩的糟糕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小十人组的合格率是22.36%,而徒组的合格率居然只有8.8%。事实证明，幕府通过讲武所训练新式陆军的方法行不通。
正值幕府艰难迈开军事改革的步伐之际，日本各地的强藩也加大了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变革的力度。在岛津齐彬的主持下，萨摩藩的军事工业在安政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安政五年，长崎海军讲习所的荷兰教官卡廷迪克访问了鹿儿岛，他在参观过集成馆后，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卡廷迪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参观当日他在集成馆内看到的一切：“工厂位于港口旁，依山而建，由山上的水库提供水力驱动机械。我们静静地参观了钢铁铸造场、制铁炉、火焰炉、大型炼铁场、做炮身的钻孔盘、制陶场、硝子工场、硝子研磨场和其他各种不太重要的设备。另外还给我们看了在这里制造的电报机，这是仿造国王威廉三世陛下送给日本的电报机制造的。还看到了仿造的スチルム步枪（型号未能考出）、汽船及用来固定的机关模型”。对于操练新军，岛津齐彬同样亲力亲为、一丝不苟。齐彬的练兵场所是鹿儿岛的天保山教场，他在这里召集家臣按西法训练士兵，每次练兵都要持续二十天左右。
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虽然缺乏岛津齐彬那样的见识和领导能力，但是在“西力东渐”的形势下，他也加速了本藩的改革。安政二年，长州藩设置了西学所，西学所的宗旨是“仔细探索当今西方各国海陆兵制沿革、政事得失、人物善恶等情，以供海防之用”，传授的课程主要是西方兵制和西式战术。安政五年，长州藩在萩建设了反射炉，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发展军事工业。
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早在天保年间就延请青地林宗、幡崎鼎等兰学者来水户讲授西洋学问。安政二年二月，他在水户儒学家藤田东湖的建议下，依靠大岛高任、佐久间直介和竹下清右卫门建成反射炉和日本第一座近代高炉。第二年三月，水户藩利用反射炉铸造西式大炮大获成功。同时，水户藩还开办了硝石制作所，修筑了炮台。
宇和岛藩的藩主伊达宗诚奖励兰学以强化军事力量，他聘用村田藏六（即大村益次郎），令他担任西洋兵书的翻译和修筑炮台的工作，并于安政二年开始了建造军舰的研究工作。
在其他诸藩中，津藩在嘉永二年（1849）开办了铸炮场和火药制作所，安政二年组织了采用荷兰装备的洋枪队，安政五年购入盖贝尔步枪三千支。加贺藩在嘉永六年设立了枪炮制作所，安政元年设置壮猷馆，传授西洋炮术。尽管程度不同，日本诸藩当时都在努力改善各自的军备
嘉永六年（1853）和安政元年（1854）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Mathew Perry）准将率领舰队两度叩关日本，迫使幕府与美国签署了具有不平等条约性质的《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接着，俄国、英国和荷兰用威胁利诱的办法，先后和幕府缔结了类似的条约。欧美列强凭借者强大的武力，结束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历史，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欧美列强的军事压力，幕府痛感增强国防力量的必要，遂于嘉永六年八月下令在品川湾修筑十一座炮台以拱卫江户城。江川英龙奉命全权负责炮台的修筑工作，炮台的式样是典型的西洋棱堡式要塞，炮台配备八十磅海防大炮。品川炮台群的设置遵循所谓“间隔连堡”的原则，炮台上配置的轻重火器可以覆盖友邻炮台的火力死角，从而使总的攻防能力大为改观。英龙借修筑炮台的机会向幕府提出让通晓西方军事技术的高岛秋帆来协助自己的工作，经过一番周折，幕府赦免了高岛秋帆，令其出任江川家的西洋炮术顾问。为了给兴建中的炮台配备武器，幕府在安政元年开始了韮山反射炉和汤岛铸炮场的建设。与此同时，幕府修正了原为维护幕府统治而限制各藩军备的强本弱末政策，废除了建造大船的禁令。
安政元年（1854）六月五日，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起草了有关幕政改革的三十七条纲领。在这三十七条改革纲领中，有关强化国防和军事改革的内容是重中之重。可是，幕府强化国防的努力从一开始就不很顺利，由于财政困难，尽管命令江户百姓出资，品川炮台工程依然因为资金匮乏，只竣工了六座炮台就停工了。由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提出，将日本全国寺院中的佛钟改铸大炮的政令，也因为遭到寺院的坚决抵制而被撤消。幕府为了防范俄罗斯的南侵，在安政二年（1855）将虾夷（今北海道）全岛置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幕府制定了由仙台、津轻、秋田和盛冈四藩分担虾夷警备任务的制度（1859年增加了会津、庄内两藩）。幕府为了将箱馆（今函馆）作为其北方防御的中心，从安政四年（1857）开始修建弁天岬炮台和五稜郭，在两处共配备大炮十五门。
在荷兰的大力援助下，幕府的海军建设计划取得了实质进展。安政二年，幕府雇佣了以海军中尉里肯（Pels Rijken）首的荷兰军官、技师等二十二人为教官，在长崎开设了海军讲习所，并任命目付永井尚志为所长。海军讲习所招收的学生，除了胜海舟、榎本武扬等幕臣外，还包括萨摩和佐贺等藩的藩士。他们在荷兰教官里肯和卡廷迪克（Huijssen van Kattendijke)的指导下，学习航海、造船、数学、机械、建筑、测量、天文、地理和西方历史等诸多课程，成为日本首批海军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幕府的陆军建设计划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安政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幕府任命大目付井户弘道、筒井政宪，堪定奉行松平近直、川路圣谟，目付鹈殿长锐、一色直温、岩濑忠震七人为军制改正掛，并决定在江户筑地铁炮洲（今东京都港区）创设讲武所。由于受到安政大地震的影响，讲武所的建设工作直到安政三年（1856）四月方告完成。四月二十五日，江户讲武所正式开业，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和老中阿部正弘出席了盛大的开业典礼。大番头久贝正典和御书院番头池田长显被任命为讲武所总裁。幕府开设讲武所的初衷，是为了向幕臣及其子弟讲授武艺和西洋炮术，为将来组建西式陆军培养人才。然而，从讲武所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不象是在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倒象是在举办一场日本的武林盛会。讲武所的剑术教师队伍云集了直心影流的男谷信友、心形刀流的伊庭八郎及其弟子三桥虎藏、一刀流的近藤弥之助、北辰一刀流的井上八郎、镜新明智流的桃井春藏和柳刚流的松平主税助等一流剑客。在枪术教师当中则有深受德川家茂和德川庆喜两代将军宠信的自得记流高手高桥泥舟（高桥泥舟与胜海舟和山冈铁舟并称“幕末三舟”）。除此之外，讲武所聘请的弓术和柔术教师也是日本一流的好手。而在炮术教师方面，虽有江川英敏（江川英龙之子）和高岛秋帆等人传授西法，却还保留了幕府铁炮方井上左太夫的位置。
讲武所的章程规定学员必须：“每逢偶数日练习剑术，每逢奇数日练习枪术，每天勤练炮术”，不过他们对剑术和枪术的热情较之炮术要更高些。在讲武所内，每天都有激烈的剑术和枪术比试。讲武所之所以重视武术、轻视炮术，是因为当时依然有很多人固执的认为使用枪炮乃西洋人之长技，日本人的优势在于擅长白刃格斗，因此只有扬长避短，方能制胜。山田吉朗次的著作《日本剑道史》中的一句话很好的反映了当时日本人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外夷跳梁好战之危局，难免担忧将来会与其交手，宜同仇敌忾，与有心之士共同研究实用的方针”。武士们的保守思想也是他们学习炮术的障碍，例如水户藩的会泽正志斋就担心“模仿夷狄战法，将丧失大和魂”。
当时，讲武所的学员们对一种名为“焙烙调练”（ほうろく调练）的战争游戏极为着迷。按照《嘉永明治年间录》的说法，参加“焙烙调练”的人全都身穿古式铠甲，他们分成两队，各按古法在教场上布阵就绪后开始“交战”、捉对厮杀，激烈的角逐通常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决出胜负。不难看出，想要这些文恬武嬉惯了的武士去认真操练简直是不可能的。根据胜海舟《陆军历史》卷十八的记载，让学员每月出席三、四天也是一件难事（2），如此态度，自然不能指望讲武所的训练可以收到什么实效。例如，负责将军警卫工作的小十人组和徒组曾先后在江川英龙门下接受西式步兵训练，训练成绩的糟糕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小十人组的合格率是22.36%,而徒组的合格率居然只有8.8%。事实证明，幕府通过讲武所训练新式陆军的方法行不通。
正值幕府艰难迈开军事改革的步伐之际，日本各地的强藩也加大了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变革的力度。在岛津齐彬的主持下，萨摩藩的军事工业在安政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安政五年，长崎海军讲习所的荷兰教官卡廷迪克访问了鹿儿岛，他在参观过集成馆后，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卡廷迪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参观当日他在集成馆内看到的一切：“工厂位于港口旁，依山而建，由山上的水库提供水力驱动机械。我们静静地参观了钢铁铸造场、制铁炉、火焰炉、大型炼铁场、做炮身的钻孔盘、制陶场、硝子工场、硝子研磨场和其他各种不太重要的设备。另外还给我们看了在这里制造的电报机，这是仿造国王威廉三世陛下送给日本的电报机制造的。还看到了仿造的スチルム步枪（型号未能考出）、汽船及用来固定的机关模型”。对于操练新军，岛津齐彬同样亲力亲为、一丝不苟。齐彬的练兵场所是鹿儿岛的天保山教场，他在这里召集家臣按西法训练士兵，每次练兵都要持续二十天左右。
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虽然缺乏岛津齐彬那样的见识和领导能力，但是在“西力东渐”的形势下，他也加速了本藩的改革。安政二年，长州藩设置了西学所，西学所的宗旨是“仔细探索当今西方各国海陆兵制沿革、政事得失、人物善恶等情，以供海防之用”，传授的课程主要是西方兵制和西式战术。安政五年，长州藩在萩建设了反射炉，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发展军事工业。
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早在天保年间就延请青地林宗、幡崎鼎等兰学者来水户讲授西洋学问。安政二年二月，他在水户儒学家藤田东湖的建议下，依靠大岛高任、佐久间直介和竹下清右卫门建成反射炉和日本第一座近代高炉。第二年三月，水户藩利用反射炉铸造西式大炮大获成功。同时，水户藩还开办了硝石制作所，修筑了炮台。
宇和岛藩的藩主伊达宗诚奖励兰学以强化军事力量，他聘用村田藏六（即大村益次郎），令他担任西洋兵书的翻译和修筑炮台的工作，并于安政二年开始了建造军舰的研究工作。
在其他诸藩中，津藩在嘉永二年（1849）开办了铸炮场和火药制作所，安政二年组织了采用荷兰装备的洋枪队，安政五年购入盖贝尔步枪三千支。加贺藩在嘉永六年设立了枪炮制作所，安政元年设置壮猷馆，传授西洋炮术。尽管程度不同，日本诸藩当时都在努力改善各自的军备
三、幕府新式陆军的组建
安政四年（1857）六月十七日，劳累过度的阿部正弘猝然去世，幕府的大权随即落入了大老井伊直弼的手中。井伊直弼上台后，在“将军继嗣”和签署“安政五国条约”两问题上独断专行，结果激起了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对此，井伊报以残酷的镇压，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八人被幕府处斩，连坐者百余人，史称“安政大狱”。井伊直政的铁腕统治使幕府丧失了和平改良的机会，并招致激烈反抗，万延元年（1860）三月三日，井伊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水户、萨摩两藩的浪人刺杀，史称“樱田门外之变”。
尽管在彦根藩藩主任上曾经锐意改革藩政，然而在军事改革的问题上，井伊直弼的态度是保守的，在他执政期间，讲武所因循守旧的习气更甚以往。井伊直弼遇刺后，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日益严峻，幕府的军事改革终于有了质的进步。从文久元年（1861）开始，幕府内部展开了有关军事改革的讨论，讨论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文久二年（1862）某月上呈幕府的《改革讲武所意见书》直斥讲武所食古不化、流于形式的积弊：“兵法固为古今万国不变者，然战术战略随人杰之出现与器械技术之发明则新而又新，世间之变革，乃天理之自然。有拘泥于古法古式，以井底之见固守一家之陋习，或虽往往知其不便，然患一时之私利，而不能改者。此全为升平之弊风，懦夫之恶习，毕竟不可逃脱不顾国家之罪，故列举应断然兴废只各项如下”，意见书指出，头一个应该废除的就是“骑射及过时之马术”。
文久二年六月，具有建军蓝图色彩的《军制改革调查书》出台，提出了建立“近卫常备军”的构想：“关于全国军备的问题，近卫兵力应有守备巡逻兵、幕下护卫兵等。与欧洲各国的兵制相比，原本君王（指将军）的近卫军就格外弱小，况且本国以封建立政，特别是方今局势，诸侯更显势众。为计众寡，不该拘泥于外国制度，政府应具备相当之军力”。和近代欧美国家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民军队不同，幕府计划中的新军实质上仍是将军家的私兵而非国家军队，这是由日本当时封建割据的国情决定的。从《军制改革调查书》来看，幕府组建新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国内的强藩，德川家以封建武士为基干的军事力量，因为承平日久，逐渐衰落，此时已不可能震慑实力雄厚的强藩。
文久二年七月，一桥庆喜被任命为将军的监护人，松平庆永被任命为政事总裁，由他们主持幕府的改革，史称“文久改革”。文久改革顺应时势，涉及许多方面，其重要内容之一，为按照西洋规范重组新式陆军，并设置陆军奉行和陆军总裁。参考胜海舟《陆军历史》卷二十第六条“近卫常备军编成次第”和第八条“近卫常备军三兵统计”可以了解幕府新式陆军的编制情况。新式陆军的编制以荷兰陆军为蓝本，全军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三个兵种。步兵分重步兵和轻步兵两种，重步兵即欧洲近代军队中的战列步兵，由招募自幕府旗本领地的农民“兵赋”组成，轻步兵由幕府的下级武士组成，其作用类似欧洲军队中的猎兵（Jager）,他们既是侦察敌情的尖兵，又担负着守卫大炮、弹药和粮秣辎重的任务。根据计划，重步兵编有六个联队，一个联队下设两个大队，每大队四百人，一个大队下设十个小队，每小队四十人，总计共有十二个大队，四千八百余人。除此以外，负责警备江户的“郭门逻戍”五百二十人和预备队一千余人也属于重步兵。轻步兵也称散兵组，分为先锋轻步兵和近卫狙击队两种，各编有四个大队，一个大队下设八个小队，总兵力近两千人。骑兵分重骑兵和轻骑兵两种，重骑兵是战斗骑兵，配备骑步枪，坐骑选用高大而强壮的战马。轻骑兵即枪骑兵，配备长枪，轻骑兵的任务是搜索警戒。重骑兵编有六个骑兵大队，每队有九十六名骑兵，总计五百七十六名，轻骑兵有一百九十二名骑兵，编成两个骑兵大队。炮兵分为轻野炮队和重野炮队，炮兵的战斗单位是炮座，一个炮座有大炮八门，炮手六十四人。轻野炮队编有六个炮座、其中两个是骑乘炮兵，全员三百八十四人，装备六磅炮和十二杜伊姆榴弹炮（一百二十毫米口径，杜伊姆duim,荷兰长度单位，日本用汉字“拇”代表，一杜伊姆合一厘米）。重野炮队其实就是江户城的城防炮兵队，全员四百十六人，编为六个半炮座，装备十二磅炮和十五杜伊姆榴弹炮。此外，拱卫江户的各海防炮台上的台兵也被编入了炮兵。骑兵和炮兵的兵员都来自幕府的下级武士。为区分不同的兵种，步兵的军服上印有一个“小”字，炮兵的军服上印有一个“大”字。陆军的各级军官从幕臣当中拔擢，其中不少人都曾是讲武所的学员。军官的官阶可以根据其阵笠上的金线的数量识别，五条金线为步兵头，以下依此递减。
幕府陆军的职官设置（部分）
名称 俸禄 员额
陆军奉行 五千石 一名
陆军奉行并（陆军奉行的副职） 三千石 一名
步兵奉行 三千石 三名
步兵头（联队长） 两千石 八名
步兵头并（步兵头的副职，大队长） 一千石 十六名
步兵差图役头取 不明 八十名
步兵差图役（小队长） 不明 九十六名
按：骑兵和炮兵的职官设置与步兵完全相同。
安政四年（1857）六月十七日，劳累过度的阿部正弘猝然去世，幕府的大权随即落入了大老井伊直弼的手中。井伊直弼上台后，在“将军继嗣”和签署“安政五国条约”两问题上独断专行，结果激起了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对此，井伊报以残酷的镇压，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八人被幕府处斩，连坐者百余人，史称“安政大狱”。井伊直政的铁腕统治使幕府丧失了和平改良的机会，并招致激烈反抗，万延元年（1860）三月三日，井伊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水户、萨摩两藩的浪人刺杀，史称“樱田门外之变”。
尽管在彦根藩藩主任上曾经锐意改革藩政，然而在军事改革的问题上，井伊直弼的态度是保守的，在他执政期间，讲武所因循守旧的习气更甚以往。井伊直弼遇刺后，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日益严峻，幕府的军事改革终于有了质的进步。从文久元年（1861）开始，幕府内部展开了有关军事改革的讨论，讨论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文久二年（1862）某月上呈幕府的《改革讲武所意见书》直斥讲武所食古不化、流于形式的积弊：“兵法固为古今万国不变者，然战术战略随人杰之出现与器械技术之发明则新而又新，世间之变革，乃天理之自然。有拘泥于古法古式，以井底之见固守一家之陋习，或虽往往知其不便，然患一时之私利，而不能改者。此全为升平之弊风，懦夫之恶习，毕竟不可逃脱不顾国家之罪，故列举应断然兴废只各项如下”，意见书指出，头一个应该废除的就是“骑射及过时之马术”。
文久二年六月，具有建军蓝图色彩的《军制改革调查书》出台，提出了建立“近卫常备军”的构想：“关于全国军备的问题，近卫兵力应有守备巡逻兵、幕下护卫兵等。与欧洲各国的兵制相比，原本君王（指将军）的近卫军就格外弱小，况且本国以封建立政，特别是方今局势，诸侯更显势众。为计众寡，不该拘泥于外国制度，政府应具备相当之军力”。和近代欧美国家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民军队不同，幕府计划中的新军实质上仍是将军家的私兵而非国家军队，这是由日本当时封建割据的国情决定的。从《军制改革调查书》来看，幕府组建新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国内的强藩，德川家以封建武士为基干的军事力量，因为承平日久，逐渐衰落，此时已不可能震慑实力雄厚的强藩。
文久二年七月，一桥庆喜被任命为将军的监护人，松平庆永被任命为政事总裁，由他们主持幕府的改革，史称“文久改革”。文久改革顺应时势，涉及许多方面，其重要内容之一，为按照西洋规范重组新式陆军，并设置陆军奉行和陆军总裁。参考胜海舟《陆军历史》卷二十第六条“近卫常备军编成次第”和第八条“近卫常备军三兵统计”可以了解幕府新式陆军的编制情况。新式陆军的编制以荷兰陆军为蓝本，全军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三个兵种。步兵分重步兵和轻步兵两种，重步兵即欧洲近代军队中的战列步兵，由招募自幕府旗本领地的农民“兵赋”组成，轻步兵由幕府的下级武士组成，其作用类似欧洲军队中的猎兵（Jager）,他们既是侦察敌情的尖兵，又担负着守卫大炮、弹药和粮秣辎重的任务。根据计划，重步兵编有六个联队，一个联队下设两个大队，每大队四百人，一个大队下设十个小队，每小队四十人，总计共有十二个大队，四千八百余人。除此以外，负责警备江户的“郭门逻戍”五百二十人和预备队一千余人也属于重步兵。轻步兵也称散兵组，分为先锋轻步兵和近卫狙击队两种，各编有四个大队，一个大队下设八个小队，总兵力近两千人。骑兵分重骑兵和轻骑兵两种，重骑兵是战斗骑兵，配备骑步枪，坐骑选用高大而强壮的战马。轻骑兵即枪骑兵，配备长枪，轻骑兵的任务是搜索警戒。重骑兵编有六个骑兵大队，每队有九十六名骑兵，总计五百七十六名，轻骑兵有一百九十二名骑兵，编成两个骑兵大队。炮兵分为轻野炮队和重野炮队，炮兵的战斗单位是炮座，一个炮座有大炮八门，炮手六十四人。轻野炮队编有六个炮座、其中两个是骑乘炮兵，全员三百八十四人，装备六磅炮和十二杜伊姆榴弹炮（一百二十毫米口径，杜伊姆duim,荷兰长度单位，日本用汉字“拇”代表，一杜伊姆合一厘米）。重野炮队其实就是江户城的城防炮兵队，全员四百十六人，编为六个半炮座，装备十二磅炮和十五杜伊姆榴弹炮。此外，拱卫江户的各海防炮台上的台兵也被编入了炮兵。骑兵和炮兵的兵员都来自幕府的下级武士。为区分不同的兵种，步兵的军服上印有一个“小”字，炮兵的军服上印有一个“大”字。陆军的各级军官从幕臣当中拔擢，其中不少人都曾是讲武所的学员。军官的官阶可以根据其阵笠上的金线的数量识别，五条金线为步兵头，以下依此递减。
幕府陆军的职官设置（部分）
名称 俸禄 员额
陆军奉行 五千石 一名
陆军奉行并（陆军奉行的副职） 三千石 一名
步兵奉行 三千石 三名
步兵头（联队长） 两千石 八名
步兵头并（步兵头的副职，大队长） 一千石 十六名
步兵差图役头取 不明 八十名
步兵差图役（小队长） 不明 九十六名
按：骑兵和炮兵的职官设置与步兵完全相同。
文久二年十二月，幕府向所有的旗本领地发布了输送“兵赋”的命令，即《兵赋令》。《兵赋令》的发布标志着幕府组建新式陆军的开始。《兵赋令》规定，“兵赋”自年龄十七岁到四十五岁、身强体壮的农民中间选拔，按领地的大小，以每五百石出一人，每一千石出三人、每三千石出十人的原则征募。新兵服役期为五年，期满后将视士兵本人及其主人的意愿，决定是否继续服役，《兵赋令》还规定军饷的最高标准是每年每人十两。幕府的募兵工作在文久三年（1863）元月正式启动，按照前述的建军计划，根据《兵赋令》募集的步兵应为六千三百八十一人，但却怎么也无法募齐。无论哪个领地上的农民都不愿意参军，即使按照最高标准的军饷给足每年十两，应募者依然不足。于是军饷的标准在实际中被一再提高，有的领地甚至开出了二十八两的高价。军饷用银由领取禄米的幕府旗本缴纳，俸禄在五百石以下的，按每一百石缴黄金二两，一千石以下的每一百石缴黄金二两二钱，一千石以上的每一百石缴黄金三两。按照幕府“金纳”制度的规定，要在每年的三月和十一月缴纳两次（3）。
文久三年（1863）二月至七月，幕府先后在江户城的西丸下、大手前、小川町和三番町四地建成四座兵营。士兵的训练和生活都在兵营中进行，除每月六天的休息日外,平时严禁外出。新式陆军的训练仍然以荷兰军队的训练要素为基础，包括枪炮使用和西式队列训练。以步兵的日常训练来说，在端枪和操枪操练中，士兵们必须严格按照条令规定，机械的重复全套规定动作，每个动作的间隔不得超过0.6秒。队列训练以小队为单位展开，内容包括立正、稍息、行进、步伐变换等基本队列动作。散兵战术演练也是日常训练的重要内容，根据高岛秋帆、江川英龙和下曾根信敦共同编译自荷兰步兵操典的《散兵操法》进行。散兵战术演练同样以小队为单位，具体来说，以半个小队居前展开两条散兵线，另外半个小队在后排成两列横队，演练前进、后退、旋转等小队动作。日常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士兵良好的军姿、严整的军容、协调一致的动作、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从而达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效果。简言之，这种训练是要一板一眼的模仿西洋军队，效法其施放枪炮与临阵对敌之准则。除日常训练外，陆军每月要进行一次实弹射击演练，每年的春秋两季还要举行两场全军大会操。
新建陆军的耗费使幕府的财政压力陡增，以文久三年为例，军饷、装备和建造兵营三项开支总计三十一万四千两白银。好在幕府能用海关关税收入来平衡收支，尚不至于入不敷出。除了枪炮以外，陆军的被服、伙食和其他必需品都由承包商负责提供。如麹町八丁目的伊势屋八兵卫与日本桥钉店的伊势屋平兵卫，此二人自开港以来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是幕府购买洋货的御用商人，此时摇身一变为陆军的食品供应商。在这些御用商人承办军需用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如中饱私囊、贪污贿赂等丑行 。以步枪必备的刺刀为例，承包商山田屋善兵卫和山田屋金兵卫的报价为每把五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是给幕府经办官员的回扣，因此他们所提供的刺刀全属粗制滥造的次品，而其他军需用品的情况也盖莫如此。
从幕府陆军组建时的装备情况来看，步枪主要有盖贝尔式和恩菲尔德式两种，后者正在逐渐取代前者。在大炮方面，老式的前装滑膛炮仍占主流，但已经开始引进新型的线膛炮。陆军的武器装备既有国内兵工厂仿制的，也有从外国进口的，但主要依靠进口。虽然幕府早在安政二年（1855）六月，就决定在汤岛铸炮场制造西洋枪炮，但因为受到技术水平和产能的限制，无法满足幕府的需求（汤岛铸炮场在文久初年仿制线膛枪炮未获成功）。于是幕府在安政六年（1859）六月二十日，颁布了允许幕府旗本、大名及其陪臣购买枪炮的政令，从而使日本的武器进口“自由化”。日本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武器进口国，在东亚仅次于我国，排在第二位。在放开军火进口的同时，幕府并没有放松发展自己的军工生产，相继兴办了长崎制铁所、横滨制铁所和泷野川、关口火药工场等一系列军工企业。
明治维新前日本西式枪炮数（不完全统计）
线膛炮总数 大炮总数 后膛枪总数 步枪总数
幕府 394 1500 7424 75000
金泽藩 146 205 0 10634
萨摩藩 50 290 19755 22617
仙台藩 0 84 249 6260
尾州藩 5 124 0 8300
熊本藩 72 108 0 5400
纪州藩 40 105 3000 10886
福冈藩 18 104 674 6294
广岛藩 42 85 0 4200
长州藩 109 220 4986 24003
佐贺藩 45 201 2381 6533
水户藩 0 106 653 3500
鸟取藩 10 65 0 3250
津藩 18 72 231 4597
福井藩 44 48 680 3026
冈山藩 17 89 490 8326
会津藩 23 86 332 4200
德岛藩 33 259 1269 8233
彦根藩 18 68 101 528
秋田藩 11 111 0 10516
总计 1739 6616 34819 370402
按：美国是当时日本军火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大量闲置不用的军火如潮水般涌进了日本，例如，战后美国淘汰的六十万支恩菲尔德步枪中有近五分之一出口到了日本。
文久三年（1863）二月至七月，幕府先后在江户城的西丸下、大手前、小川町和三番町四地建成四座兵营。士兵的训练和生活都在兵营中进行，除每月六天的休息日外,平时严禁外出。新式陆军的训练仍然以荷兰军队的训练要素为基础，包括枪炮使用和西式队列训练。以步兵的日常训练来说，在端枪和操枪操练中，士兵们必须严格按照条令规定，机械的重复全套规定动作，每个动作的间隔不得超过0.6秒。队列训练以小队为单位展开，内容包括立正、稍息、行进、步伐变换等基本队列动作。散兵战术演练也是日常训练的重要内容，根据高岛秋帆、江川英龙和下曾根信敦共同编译自荷兰步兵操典的《散兵操法》进行。散兵战术演练同样以小队为单位，具体来说，以半个小队居前展开两条散兵线，另外半个小队在后排成两列横队，演练前进、后退、旋转等小队动作。日常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士兵良好的军姿、严整的军容、协调一致的动作、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从而达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效果。简言之，这种训练是要一板一眼的模仿西洋军队，效法其施放枪炮与临阵对敌之准则。除日常训练外，陆军每月要进行一次实弹射击演练，每年的春秋两季还要举行两场全军大会操。
新建陆军的耗费使幕府的财政压力陡增，以文久三年为例，军饷、装备和建造兵营三项开支总计三十一万四千两白银。好在幕府能用海关关税收入来平衡收支，尚不至于入不敷出。除了枪炮以外，陆军的被服、伙食和其他必需品都由承包商负责提供。如麹町八丁目的伊势屋八兵卫与日本桥钉店的伊势屋平兵卫，此二人自开港以来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是幕府购买洋货的御用商人，此时摇身一变为陆军的食品供应商。在这些御用商人承办军需用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如中饱私囊、贪污贿赂等丑行 。以步枪必备的刺刀为例，承包商山田屋善兵卫和山田屋金兵卫的报价为每把五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是给幕府经办官员的回扣，因此他们所提供的刺刀全属粗制滥造的次品，而其他军需用品的情况也盖莫如此。
从幕府陆军组建时的装备情况来看，步枪主要有盖贝尔式和恩菲尔德式两种，后者正在逐渐取代前者。在大炮方面，老式的前装滑膛炮仍占主流，但已经开始引进新型的线膛炮。陆军的武器装备既有国内兵工厂仿制的，也有从外国进口的，但主要依靠进口。虽然幕府早在安政二年（1855）六月，就决定在汤岛铸炮场制造西洋枪炮，但因为受到技术水平和产能的限制，无法满足幕府的需求（汤岛铸炮场在文久初年仿制线膛枪炮未获成功）。于是幕府在安政六年（1859）六月二十日，颁布了允许幕府旗本、大名及其陪臣购买枪炮的政令，从而使日本的武器进口“自由化”。日本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武器进口国，在东亚仅次于我国，排在第二位。在放开军火进口的同时，幕府并没有放松发展自己的军工生产，相继兴办了长崎制铁所、横滨制铁所和泷野川、关口火药工场等一系列军工企业。
明治维新前日本西式枪炮数（不完全统计）
线膛炮总数 大炮总数 后膛枪总数 步枪总数
幕府 394 1500 7424 75000
金泽藩 146 205 0 10634
萨摩藩 50 290 19755 22617
仙台藩 0 84 249 6260
尾州藩 5 124 0 8300
熊本藩 72 108 0 5400
纪州藩 40 105 3000 10886
福冈藩 18 104 674 6294
广岛藩 42 85 0 4200
长州藩 109 220 4986 24003
佐贺藩 45 201 2381 6533
水户藩 0 106 653 3500
鸟取藩 10 65 0 3250
津藩 18 72 231 4597
福井藩 44 48 680 3026
冈山藩 17 89 490 8326
会津藩 23 86 332 4200
德岛藩 33 259 1269 8233
彦根藩 18 68 101 528
秋田藩 11 111 0 10516
总计 1739 6616 34819 370402
按：美国是当时日本军火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大量闲置不用的军火如潮水般涌进了日本，例如，战后美国淘汰的六十万支恩菲尔德步枪中有近五分之一出口到了日本。
四、新建陆军的发展
在幕府组建新式陆军的前后，日本的时局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推动这场巨变的是尊王攘夷派（简称尊攘派）。所谓“尊王”就是尊奉天皇，所谓“攘夷”就是排斥西方人。“樱田门外之变”后，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尊攘派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攘夷派的成员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了居留日本的西方人，引发了一场袭击西方人的“攘夷”浪潮。尊王攘夷运动在长州、土佐和萨摩和水户诸藩发展迅速，这些藩的大名长期遭到幕府的压迫，他们希望借助尊王攘夷运动扩大自己在日本政治中的影响力，故此对尊攘派采取支持的态度。面对尊攘派及其背后诸藩的挑战，幕府不得不诉诸武力，幕府陆军的战斗正是从镇压尊攘派开始的。
元治元年（1864）三月，水户藩的激进尊攘派“天狗党”掀起了武装暴动。幕府派遣步兵奉行并藤泽次谦、步兵头北条新太郎和步兵差图役头取香山荣左卫门率领陆军两千五百人为主力，加上从先手组、持小筒组、小十人组和徒士组中抽调的兵力，前往讨伐天狗党。虽然有新式陆军参战，但是全军的指挥权掌握在不谙军事的军监永见贞之丞和小出顺之助两目付手中。七月七日，幕府军在高道祖首战告捷后，主力四千人进驻下妻，全军上下皆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认为天狗党不过是“乌合之小势”，结果“将骄卒惰”的幕府军在天狗党手里栽了个大跟头。那是在七月九日拂晓时分，天狗党魁首藤田小四郎和饭田军藏率领二百五十多名水户浪士突袭了幕府军的大本营下妻，他们冲入军营，四处纵火，使幕府军陷入了一片混乱。幕府军的主将永见贞之丞和小出顺之助只顾逃命，抛弃了部队。看到主将是这副德性，士兵们纷纷放弃抵抗，四散奔逃，结果遭致大败，损失了一百五十人。幸赖北条新太郎率部拼死反击，击退了天狗党，方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对幕府军在下妻之战中的表现，立场倾向于天狗党的《水户野史》这样评价道：“敌果不设备而溃走，独北条新太郎之阵，戒备严，战最力”。经此大败，永见贞之丞失去了再战的勇气，他以军粮耗尽为由，率军撤回了江户。幕府对天狗党的第一次讨伐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返回江户后，步兵奉行并藤泽次谦向幕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藤泽次谦总结了下妻战败的原因：“第一，军无统帅，何以明赏罚，知进退？其次，向您通报兵粮不足的情况，目前的情况实在有违用兵之道”，他向幕府建言道，“请早早差遣合适人选担任将帅，调遣兵粮”。幕府此时已将能否镇压天狗党视作关乎幕府威信的大事，于是改任老中格若年寄田沼意尊为主将，率领一万三千大军前往征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幕府军和天狗党之间互有胜负。九月十七日，幕府陆军在磯原（今茨城县北茨城市）一役中获胜，这是幕府军为数不多的几次胜仗之一。此战从炮战开始，“在茫茫旷野上布下大队人马进行炮战，实在是二百年来的一大阵仗。右翼以下诸队按周旋之法运动，指挥官指挥部队设置栅栏，兵粮调度等法度一一实行，全军士气高昂，极为愉快”（《藤冈屋日记》第一百零九）。激战从下午一点进行到五点，幕府军依托胸墙防御，大小枪炮一齐施放，终将天狗党击败。尽管在磯原大获全胜，但幕府军紧接着就在十月十日的部田野之战和十月十七日的那珂湊之战中连遭败绩。在那珂湊一役中，天狗党避开了幕府军的火力，趁他们弹药不继的时候，展开了凌厉的白刃攻击，幕府军抵挡不住，全军崩溃。总的来说，幕府军在与天狗党的交锋当中败多胜少。幕府最终得以平息“天狗党之乱”，所凭借的是其在人力、物力上的巨大优势和天狗党自身的失误。
在镇压天狗党的战斗中，幕府陆军尽管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力，但也暴露了不少弱点，究其原因，问题在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导致队伍指挥不当、运转不灵。对此，勘定奉行小栗忠顺批评说陆军：“徒有其名，骑兵头仅从荷兰人那儿学会了马术，还谈不到运用骑兵作战，实际上还不配称为三兵”（《匏庵遗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幕府首先想到的是派遣陆军留学生前往荷兰学习，因为文久二年赴荷的海军留学生已经为后人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然而在这个时候，幕府的一位外国奉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与其派人不远万里前往荷兰，还不如就近求助进驻横滨西方人居留地的英军。横滨的西方人居留地原是专为商人而设的，禁止驻扎外国军队，但由于攘夷派的活动日益频繁，英法两国公使都主张让本国军队登陆以保卫居留地。在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一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幕府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且为英国驻军修建了营房。法国也紧跟英国之后，在横滨派驻了军队（美国和荷兰两国亦驻有少量军队，常驻横滨的外国军队人数起初有二千五、六百人，后逐渐削减至千余人 ）。
经过一番权衡后，幕府于十一月一日向阿礼国递交了书面申请，希望他能够同意“贵国操军规范传习”一事。英国方面很快就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双方约定由驻横滨英军派出教官训练神奈川奉行所属下的警卫队。这支警卫队包括定番七百人，下番一千三百人，共计两千人，幕府组建这支队伍名为保护外国侨民，实际是要向欧美列强宣示对居留地的主权。所谓“定番”和“大坂定番”（幕府常驻大坂的警卫队）一样是由幕府的旗本和御家人组成的部队，“下番”的兵员和幕府陆军重步兵同样来自征募的兵赋。英方的负责人是驻横滨英军第二十兰开夏燧发枪团(The Lancashire Fusiliers 20th Reg)分遣队的指挥官佛瑞德·布莱恩（Fred Brain）上尉，幕府方面的负责人是神奈川奉行所的治安长官，定番头取窪田泉太郎。训练分为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实弹射击训练在横滨根岸村的靶场进行，战术训练在横滨山手的教场进行，战术训练的内容是向警卫队传授大队运动的要领。大队运动的基本内容是纵队变横队，展开成散兵线，收缩为密集队形等战术动作。英式训练中的战斗队形，严格遵循第一列散兵、第二列补备兵（保护前面的散兵）、第三列预备队的格局。为了方便幕府军官学习，横滨英语讲习所的古屋佐久左卫门专门翻译了《英国步兵操典》和《步兵操练图解》两书。在英国教官的悉心指导下，警卫队进步神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庆应二年二月（1866 9.20）的英日联合演习中，他们的表现让在场观摩的英国人也赞叹不已，横滨的英文报纸《日本捷报》（《Japan Herald》）的编辑布莱克(John Reddi Black)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日军的射击非常迅速，让在场的众人都惊讶不已”。这次演习后不久，警卫队在被幕府正式编入陆军，横滨的英式操练就此划上了句号。
就在英日联合演习取得圆满成功的时候，幕府却在为第二次征讨长州做准备。幕府第一次征讨长州后，长州藩爆发了内战，高杉晋作、山县狂介（有朋）等领导的倒幕派夺取了藩的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准备推翻幕府。在免不了和幕府一战的情况下，加强武备，推进军事改革成为长州藩的当务之急。庆应元年（1865），村田藏六出任长州藩军制专任掛，在他的指导下，长州藩开始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军事改革。军事改革的基本要点是，废除剑术、枪术等旧式武术，以“火技”为第一；剑、枪、火绳枪和甲胄等旧式武器被一律废除，代之以洋式枪炮；把“当今之事业”集中于培养步、骑、炮三兵和海军。要进行军事改革，首先必须解决武器的问题。在萨摩藩的暗中帮助下，长州藩从长崎的英商格罗弗（Thomas Blake Glover）那里买到米涅步枪四千三百支，盖贝尔步枪三千支（4）。以换装新式步枪为契机，长州藩改革了旧军制，废除了以往作为藩兵基本编制的八组，建立了一支以奇兵队、集义队、游击队、膺惩队等诸队为主力的新军。奇兵队是高杉晋作在“马关战争”期间建立的非正规武装。因为高杉晋作以“聚集有志者，不论藩士、陪臣和轻卒，都同等对待”为口号，所以奇兵队的成员既有武士，也有庶民，而长州藩其他诸队在人员和组织上无不效仿奇兵队。长州藩的这场军事改革，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换装洋枪洋炮和改习洋操，而在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武士和庶兵之间的身份界限。
幕府于庆应元年十一月，正式公布了征讨长州的军事部署和进军路线以壮军威，然而无论是幕府军，还是奉命出动的藩军大都装备不整、士气低落，个别藩索性公开拒绝出兵。幕府原来打算以萨摩藩的海军直捣长州首邑萩城，孰料萨摩藩公然违抗幕府的命令，不仅拒绝出兵，还与长州藩缔结了攻守同盟。原定担任艺州方面先锋的广岛藩也突然宣布局外中立。幕府不仅受困于前方，还受到来自后方的威胁。由战争引发的米价飞涨、租税激增和抽丁拉夫激起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剧烈反抗。在“大坂周围十里之内无一处没有暴动”的情况下，尽管有将军家茂亲自坐镇大坂，幕府也毫无应对之法。与此同时，英、法、美、荷四国用武力强迫幕府接受了放弃垄断开国政策和改订税率的要求。此时的幕府内有强藩割据、人民暴动，外有列强压迫，真是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当时的局面，正如胜海舟所言：“滞留大坂之各藩，其疲敝亦无以复加，并哀叹战争之无望”，“如继续征伐，京坂一带岂不生事哉，实深令人心痛也”。可是，幕府这时唯有在希望渺茫的征长战争中取胜，才可能挽回自己的威望，因此不顾一切的发动了战争。
庆应二年（1866）六月七日，幕府从海上向周防国屋代岛发动进攻，揭开了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序幕。在这场战争中，长州军在兵力上虽然处在劣势，但都经过大村益次郎的洋式训练，颇具战斗力。相比之下，幕府方面除了陆军和纪州藩兵以外，多数军队都没有受过洋式训练。以担任艺州方面先锋的彦根藩井伊家和高田藩榊原家为例，两军的武器战法依旧是二百六十六年前，其先祖参加关原决战时候的摸样。这些顶盔贯甲、威风凛凛的武士们与使用洋枪洋炮的长州军卜经交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井伊和榊原两军的总兵力有一万余人，与他们交锋的长州军不过区区四、五百人，然而交战的结果却是长州军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是役，彦根藩兵战死四百人余人，高田藩兵战死八十余人，长州方面的损失微乎其微。长州军在击破井伊、榊原两军后攻入安艺境内，目标直指大野。坐镇广岛的陆军奉行竹中重固急忙调遣陆军和纪州藩兵前往迎击，双方围绕大野展开了激烈争夺。激战从六月十九日开始，长州军兵分两路，从大路和山谷两个方向进攻大野，遭到了幕府军的顽强抵抗。长州方面的史料《防长回天史》记载了当时的战况：“（大野）村之西南有一山丘，乃要害之地。敌军（于此）部署大炮，别以步枪队布置于左右之高地，弹丸雨下、拒战不已”。激战在六月二十五日进入白热化，“截止昨日，我军的炮击，每门大炮只打出五、六十发炮弹，而于今日打出一百二、三十发”（《防长回天史》第五编第三十章），长州军的大炮由于发炮过多导致红热而无法继续装药发射。直到幕府军的步兵差图役头取间宫带刀和大炮差图役三木多一郎被长州军狙击手击成重伤，群龙无首的幕府军才被打败。除了艺州方面以外，长州军在大岛方面、石州方面和小仓方面也一再获胜，浜田城、石见银山和小仓城等战略要地相继落入了长州藩之手。在幕府的失败已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将军德川家茂于七月二十日在大坂暴卒。继任将军德川庆喜派军舰奉行胜海舟与长州藩代表广泽真臣等协商休战，九月幕府军撤退，第二次征讨长州以幕府的失败告终。
撇开人心向背不说，单就军事层面来分析，长州藩首先胜在克敌制胜的战术。日本近代史学家丝屋寿雄介绍了幕府记录中关于长州军队战术的一段话：“虽传闻长州出动达千人，然终于将一队之内分为两部分，向我涌来，并以信号再由此分为散兵、大体每两人为一小单位，隐身于草木之间或农家屋顶之上，进行作战，于每处不打第二发子弹”。“是役长兵轻装运动自如，而幕军尚有擐甲胄者”（山县有朋《陆军史》），两相比较，长州军的优势非常明显。此外，长州军还专门训练了狙杀敌军军官的狙击手，因为只要解决了军官，就能轻而易举的打败失去指挥的敌军，大野之战即为明证。其次，长州军在武器上的优势也不可忽视，幕府老中本庄宗秀在战后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防长之徒使全体农夫皆使用米涅、盖贝尔步枪”，而幕府军的“枪支为火绳枪，着实古老，乃火枪初传入时之样式”，因而“如是者，步枪队虽多亦等于无”（详见《连城漫笔》三）。征讨长州的诸路军中，除幕府军和纪州藩兵配备近代武器外，其余各藩的军队仍旧使用刀、枪、弓箭等冷兵器和老掉牙的火绳枪。相形之下，长州军在一年以前就已全面换装洋式枪炮，而且全都操练纯熟。此外，长州军的指挥水平也远在幕府军之上。
不管怎么说，从征讨长州的过程及结果来看，幕府的威信土崩瓦解，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德川家的江山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在幕府组建新式陆军的前后，日本的时局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推动这场巨变的是尊王攘夷派（简称尊攘派）。所谓“尊王”就是尊奉天皇，所谓“攘夷”就是排斥西方人。“樱田门外之变”后，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尊攘派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攘夷派的成员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了居留日本的西方人，引发了一场袭击西方人的“攘夷”浪潮。尊王攘夷运动在长州、土佐和萨摩和水户诸藩发展迅速，这些藩的大名长期遭到幕府的压迫，他们希望借助尊王攘夷运动扩大自己在日本政治中的影响力，故此对尊攘派采取支持的态度。面对尊攘派及其背后诸藩的挑战，幕府不得不诉诸武力，幕府陆军的战斗正是从镇压尊攘派开始的。
元治元年（1864）三月，水户藩的激进尊攘派“天狗党”掀起了武装暴动。幕府派遣步兵奉行并藤泽次谦、步兵头北条新太郎和步兵差图役头取香山荣左卫门率领陆军两千五百人为主力，加上从先手组、持小筒组、小十人组和徒士组中抽调的兵力，前往讨伐天狗党。虽然有新式陆军参战，但是全军的指挥权掌握在不谙军事的军监永见贞之丞和小出顺之助两目付手中。七月七日，幕府军在高道祖首战告捷后，主力四千人进驻下妻，全军上下皆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认为天狗党不过是“乌合之小势”，结果“将骄卒惰”的幕府军在天狗党手里栽了个大跟头。那是在七月九日拂晓时分，天狗党魁首藤田小四郎和饭田军藏率领二百五十多名水户浪士突袭了幕府军的大本营下妻，他们冲入军营，四处纵火，使幕府军陷入了一片混乱。幕府军的主将永见贞之丞和小出顺之助只顾逃命，抛弃了部队。看到主将是这副德性，士兵们纷纷放弃抵抗，四散奔逃，结果遭致大败，损失了一百五十人。幸赖北条新太郎率部拼死反击，击退了天狗党，方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对幕府军在下妻之战中的表现，立场倾向于天狗党的《水户野史》这样评价道：“敌果不设备而溃走，独北条新太郎之阵，戒备严，战最力”。经此大败，永见贞之丞失去了再战的勇气，他以军粮耗尽为由，率军撤回了江户。幕府对天狗党的第一次讨伐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返回江户后，步兵奉行并藤泽次谦向幕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藤泽次谦总结了下妻战败的原因：“第一，军无统帅，何以明赏罚，知进退？其次，向您通报兵粮不足的情况，目前的情况实在有违用兵之道”，他向幕府建言道，“请早早差遣合适人选担任将帅，调遣兵粮”。幕府此时已将能否镇压天狗党视作关乎幕府威信的大事，于是改任老中格若年寄田沼意尊为主将，率领一万三千大军前往征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幕府军和天狗党之间互有胜负。九月十七日，幕府陆军在磯原（今茨城县北茨城市）一役中获胜，这是幕府军为数不多的几次胜仗之一。此战从炮战开始，“在茫茫旷野上布下大队人马进行炮战，实在是二百年来的一大阵仗。右翼以下诸队按周旋之法运动，指挥官指挥部队设置栅栏，兵粮调度等法度一一实行，全军士气高昂，极为愉快”（《藤冈屋日记》第一百零九）。激战从下午一点进行到五点，幕府军依托胸墙防御，大小枪炮一齐施放，终将天狗党击败。尽管在磯原大获全胜，但幕府军紧接着就在十月十日的部田野之战和十月十七日的那珂湊之战中连遭败绩。在那珂湊一役中，天狗党避开了幕府军的火力，趁他们弹药不继的时候，展开了凌厉的白刃攻击，幕府军抵挡不住，全军崩溃。总的来说，幕府军在与天狗党的交锋当中败多胜少。幕府最终得以平息“天狗党之乱”，所凭借的是其在人力、物力上的巨大优势和天狗党自身的失误。
在镇压天狗党的战斗中，幕府陆军尽管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力，但也暴露了不少弱点，究其原因，问题在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导致队伍指挥不当、运转不灵。对此，勘定奉行小栗忠顺批评说陆军：“徒有其名，骑兵头仅从荷兰人那儿学会了马术，还谈不到运用骑兵作战，实际上还不配称为三兵”（《匏庵遗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幕府首先想到的是派遣陆军留学生前往荷兰学习，因为文久二年赴荷的海军留学生已经为后人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然而在这个时候，幕府的一位外国奉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与其派人不远万里前往荷兰，还不如就近求助进驻横滨西方人居留地的英军。横滨的西方人居留地原是专为商人而设的，禁止驻扎外国军队，但由于攘夷派的活动日益频繁，英法两国公使都主张让本国军队登陆以保卫居留地。在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一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幕府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且为英国驻军修建了营房。法国也紧跟英国之后，在横滨派驻了军队（美国和荷兰两国亦驻有少量军队，常驻横滨的外国军队人数起初有二千五、六百人，后逐渐削减至千余人 ）。
经过一番权衡后，幕府于十一月一日向阿礼国递交了书面申请，希望他能够同意“贵国操军规范传习”一事。英国方面很快就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双方约定由驻横滨英军派出教官训练神奈川奉行所属下的警卫队。这支警卫队包括定番七百人，下番一千三百人，共计两千人，幕府组建这支队伍名为保护外国侨民，实际是要向欧美列强宣示对居留地的主权。所谓“定番”和“大坂定番”（幕府常驻大坂的警卫队）一样是由幕府的旗本和御家人组成的部队，“下番”的兵员和幕府陆军重步兵同样来自征募的兵赋。英方的负责人是驻横滨英军第二十兰开夏燧发枪团(The Lancashire Fusiliers 20th Reg)分遣队的指挥官佛瑞德·布莱恩（Fred Brain）上尉，幕府方面的负责人是神奈川奉行所的治安长官，定番头取窪田泉太郎。训练分为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实弹射击训练在横滨根岸村的靶场进行，战术训练在横滨山手的教场进行，战术训练的内容是向警卫队传授大队运动的要领。大队运动的基本内容是纵队变横队，展开成散兵线，收缩为密集队形等战术动作。英式训练中的战斗队形，严格遵循第一列散兵、第二列补备兵（保护前面的散兵）、第三列预备队的格局。为了方便幕府军官学习，横滨英语讲习所的古屋佐久左卫门专门翻译了《英国步兵操典》和《步兵操练图解》两书。在英国教官的悉心指导下，警卫队进步神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庆应二年二月（1866 9.20）的英日联合演习中，他们的表现让在场观摩的英国人也赞叹不已，横滨的英文报纸《日本捷报》（《Japan Herald》）的编辑布莱克(John Reddi Black)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日军的射击非常迅速，让在场的众人都惊讶不已”。这次演习后不久，警卫队在被幕府正式编入陆军，横滨的英式操练就此划上了句号。
就在英日联合演习取得圆满成功的时候，幕府却在为第二次征讨长州做准备。幕府第一次征讨长州后，长州藩爆发了内战，高杉晋作、山县狂介（有朋）等领导的倒幕派夺取了藩的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准备推翻幕府。在免不了和幕府一战的情况下，加强武备，推进军事改革成为长州藩的当务之急。庆应元年（1865），村田藏六出任长州藩军制专任掛，在他的指导下，长州藩开始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军事改革。军事改革的基本要点是，废除剑术、枪术等旧式武术，以“火技”为第一；剑、枪、火绳枪和甲胄等旧式武器被一律废除，代之以洋式枪炮；把“当今之事业”集中于培养步、骑、炮三兵和海军。要进行军事改革，首先必须解决武器的问题。在萨摩藩的暗中帮助下，长州藩从长崎的英商格罗弗（Thomas Blake Glover）那里买到米涅步枪四千三百支，盖贝尔步枪三千支（4）。以换装新式步枪为契机，长州藩改革了旧军制，废除了以往作为藩兵基本编制的八组，建立了一支以奇兵队、集义队、游击队、膺惩队等诸队为主力的新军。奇兵队是高杉晋作在“马关战争”期间建立的非正规武装。因为高杉晋作以“聚集有志者，不论藩士、陪臣和轻卒，都同等对待”为口号，所以奇兵队的成员既有武士，也有庶民，而长州藩其他诸队在人员和组织上无不效仿奇兵队。长州藩的这场军事改革，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换装洋枪洋炮和改习洋操，而在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武士和庶兵之间的身份界限。
幕府于庆应元年十一月，正式公布了征讨长州的军事部署和进军路线以壮军威，然而无论是幕府军，还是奉命出动的藩军大都装备不整、士气低落，个别藩索性公开拒绝出兵。幕府原来打算以萨摩藩的海军直捣长州首邑萩城，孰料萨摩藩公然违抗幕府的命令，不仅拒绝出兵，还与长州藩缔结了攻守同盟。原定担任艺州方面先锋的广岛藩也突然宣布局外中立。幕府不仅受困于前方，还受到来自后方的威胁。由战争引发的米价飞涨、租税激增和抽丁拉夫激起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剧烈反抗。在“大坂周围十里之内无一处没有暴动”的情况下，尽管有将军家茂亲自坐镇大坂，幕府也毫无应对之法。与此同时，英、法、美、荷四国用武力强迫幕府接受了放弃垄断开国政策和改订税率的要求。此时的幕府内有强藩割据、人民暴动，外有列强压迫，真是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当时的局面，正如胜海舟所言：“滞留大坂之各藩，其疲敝亦无以复加，并哀叹战争之无望”，“如继续征伐，京坂一带岂不生事哉，实深令人心痛也”。可是，幕府这时唯有在希望渺茫的征长战争中取胜，才可能挽回自己的威望，因此不顾一切的发动了战争。
庆应二年（1866）六月七日，幕府从海上向周防国屋代岛发动进攻，揭开了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序幕。在这场战争中，长州军在兵力上虽然处在劣势，但都经过大村益次郎的洋式训练，颇具战斗力。相比之下，幕府方面除了陆军和纪州藩兵以外，多数军队都没有受过洋式训练。以担任艺州方面先锋的彦根藩井伊家和高田藩榊原家为例，两军的武器战法依旧是二百六十六年前，其先祖参加关原决战时候的摸样。这些顶盔贯甲、威风凛凛的武士们与使用洋枪洋炮的长州军卜经交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井伊和榊原两军的总兵力有一万余人，与他们交锋的长州军不过区区四、五百人，然而交战的结果却是长州军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是役，彦根藩兵战死四百人余人，高田藩兵战死八十余人，长州方面的损失微乎其微。长州军在击破井伊、榊原两军后攻入安艺境内，目标直指大野。坐镇广岛的陆军奉行竹中重固急忙调遣陆军和纪州藩兵前往迎击，双方围绕大野展开了激烈争夺。激战从六月十九日开始，长州军兵分两路，从大路和山谷两个方向进攻大野，遭到了幕府军的顽强抵抗。长州方面的史料《防长回天史》记载了当时的战况：“（大野）村之西南有一山丘，乃要害之地。敌军（于此）部署大炮，别以步枪队布置于左右之高地，弹丸雨下、拒战不已”。激战在六月二十五日进入白热化，“截止昨日，我军的炮击，每门大炮只打出五、六十发炮弹，而于今日打出一百二、三十发”（《防长回天史》第五编第三十章），长州军的大炮由于发炮过多导致红热而无法继续装药发射。直到幕府军的步兵差图役头取间宫带刀和大炮差图役三木多一郎被长州军狙击手击成重伤，群龙无首的幕府军才被打败。除了艺州方面以外，长州军在大岛方面、石州方面和小仓方面也一再获胜，浜田城、石见银山和小仓城等战略要地相继落入了长州藩之手。在幕府的失败已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将军德川家茂于七月二十日在大坂暴卒。继任将军德川庆喜派军舰奉行胜海舟与长州藩代表广泽真臣等协商休战，九月幕府军撤退，第二次征讨长州以幕府的失败告终。
撇开人心向背不说，单就军事层面来分析，长州藩首先胜在克敌制胜的战术。日本近代史学家丝屋寿雄介绍了幕府记录中关于长州军队战术的一段话：“虽传闻长州出动达千人，然终于将一队之内分为两部分，向我涌来，并以信号再由此分为散兵、大体每两人为一小单位，隐身于草木之间或农家屋顶之上，进行作战，于每处不打第二发子弹”。“是役长兵轻装运动自如，而幕军尚有擐甲胄者”（山县有朋《陆军史》），两相比较，长州军的优势非常明显。此外，长州军还专门训练了狙杀敌军军官的狙击手，因为只要解决了军官，就能轻而易举的打败失去指挥的敌军，大野之战即为明证。其次，长州军在武器上的优势也不可忽视，幕府老中本庄宗秀在战后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防长之徒使全体农夫皆使用米涅、盖贝尔步枪”，而幕府军的“枪支为火绳枪，着实古老，乃火枪初传入时之样式”，因而“如是者，步枪队虽多亦等于无”（详见《连城漫笔》三）。征讨长州的诸路军中，除幕府军和纪州藩兵配备近代武器外，其余各藩的军队仍旧使用刀、枪、弓箭等冷兵器和老掉牙的火绳枪。相形之下，长州军在一年以前就已全面换装洋式枪炮，而且全都操练纯熟。此外，长州军的指挥水平也远在幕府军之上。
不管怎么说，从征讨长州的过程及结果来看，幕府的威信土崩瓦解，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德川家的江山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五、庆应军事改革
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失败使幕府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法国和幕府之间的关系却在这一时期逐渐升温。谈及法幕关系，不能不提到法国第二任驻日公使莱昂·罗修斯（Leon Roches）。罗修斯是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Grenoble）人，从1831年加入法国驻阿尔及利牙殖民军以后，供职北非三十余年，他在来日以前的职务法国驻突尼斯的总领事兼代理公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上任后一改其前任追随英国的做法，积极展开了独立的对日外交，主张与幕府发展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罗修斯给幕府提供了不少帮助，例如，幕府通过罗修斯，按平价从法国购得十六尊铜制线膛大炮（这些大炮与法舰萨拉密号上的舰炮同型），而在过去的同类交易中，幕府要多花几倍的钱，罗修斯此举动摆明了是在向幕府示好。罗修斯对幕府的亲善政策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在幕府内部开始形成所谓的亲法派，其核心人物是小栗忠顺和栗本锄云等人。罗修斯通过小栗和栗本加紧对幕府施加法国的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法国与幕府签定了建设横须贺制铁所的合同。横须贺制铁所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炼钢、机械制造和造船等生产部门的大型军工联合企业。为了支付制铁所的建设费用，法国和幕府共同议定了“日法组合商法”，在日本成立商业航海大会社，在法国设立输出入会社，使日方的代表驻在巴黎和法方的代表驻在横滨。这是一种把幕府包购和实物租赁得来的生丝和蚕种直接输出法国的制度。罗修斯的目的是让法国独享日本出口的生丝（当时的欧洲爆发了一场蚕病，欧洲本土的生丝生产遭到了严重打击，法国的丝织业急需找到新的生丝来源），作为交换，幕府得到了法国的武器和贷款。事实上，在第二次征讨长州、前线形势吃紧的时候，幕府中的一些人便将胜利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了法国的军援之上，老中本庄宗秀便是其中之一，他毫不讳言的指出：“由是思之，乃无轻易平定之希望，然若与佛（法国）谈判，借得军舰三十艘，不顾世上之舆论，任用夷人，则可速见功效，而不致出现其他后果”（《连城漫笔》二）。征讨长州失败后，幕府企图依靠法国的力量重整旗鼓，于是法幕关系在德川庆喜就任将军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庆应三年（1867）二月六日和七日，德川庆喜在大坂两次会晤了罗修斯。会晤中，罗修斯向庆喜提出了一揽子的幕政改革方案，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罗修斯的改革方案旨在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堪称日本的第一份近代化建国纲领。会晤结束后不久，新一轮的幕政改革根据罗修斯的方案开始实施。按照罗修斯设想，幕府军事改革的目标是：“完备陆海军，用三万精兵和十五、六只军舰控制大藩；将谱代大名的军队调到江户，对他们进行与幕府陆军相同的训练，统一装备”。事实上，就在庆喜与罗修斯会晤的几个月前，幕府为整顿陆军，接连颁布了《军役令》、《金纳令》和《半知令》三条政令。《军役令》是对文久二年制定的募兵制度的修正，规定新兵不再从旗本领地招募，改由幕府通过代理人直接从江户城及其周边的幕府天领上募集（在天领所募者称“御料兵”）。《金纳令》改变了原有的“金纳”制度，规定所有的幕府旗本都必须向幕府缴纳。《半知令》规定在十年之内将幕臣的俸禄削减一半，将节省下来的经费全部充作军费开支。通过上述三条政令的实施，幕府将兵制改成了雇佣兵制（4）。
针对原有的陆军，幕府采取了拣选精兵、裁汰冗兵的方针政策。以步兵为例，五千多人中只保留七百人参加过镇压“天狗党”和两次征长战争的老兵为骨干，其余的四千三百多人被全部解雇，遣返原籍。由于不满幕府的安置工作，遭到解雇的步兵们在江户城内骚乱不已，幕府不得已出动农兵（5）镇压骚乱。这些人骚动的原因不仅是失业，他们原本都是卑微的农民，因为当兵而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如今又要恢复农民的身份，他们当然会愤愤不平。幕府对旧有的军事体制亦有大幅度的调整，将弓矢楯奉行和具足奉行合并为武具奉行，将原属小普请奉行管下的人马改由陆军奉行管带，废除火附盗贼改将其人员编入持小筒组，又将持小筒组改编为步枪队。幕府同时改组了负责警卫将军的小姓组、中奥番组、书院番组、大番组、新番组、小十人组和御徒组，重建了装备、训练全盘欧化的新卫队，称“奥诘铳队”、“床几队”。另一方面，幕府对总高三十万石的谱代大名军队的改编亦有方案，计划从中编练步枪手一千五百七十名、骑兵一小队、大炮一炮座，加上士官总计一千九百四十人。
幕府为了重振陆军，专门聘请法国陆军教官，训练法式步、骑、炮三兵。庆应二年闰五月，为了横须贺制铁所的建设和进行军制考察，幕府的外国奉行柴田刚中被任命为特命理事官赴英、法两国访问。除横须贺制铁所外，柴田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英国或法国派遣陆军教官前往日本训练新式陆军。在受到英国政府的冷遇后（6），柴田刚中转而向法国求助，他和法国外相刘易斯（Drouyn de Lhuys）一拍即合，刘易斯一口答应了柴田关于向日本派遣教官的请求。庆应二年十二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修书于法国皇帝拿破伦三世，正式向法国提出了派遣陆军教官的请求。经路易·波拿巴批准，法国陆军部长朗东将军（General Randon）下令向日本派遣十五名教官。
庆应三年一月，以沙诺瓦努（Charles Sulpis Jules Chanoine）中校为团长，包括布吕内（Jules Brunet）炮兵上尉和杜布斯奎特（Albert Charles Du Bousquet）中尉等十五人的法国陆军教官团抵达横滨。教官团在横滨郊外的太田阵屋，开始了法式陆军训练。四月，法国教官向幕府提出炮兵训练需要另辟靶场，炮兵训练于是转至江户西郊的驹野场进行。由于技术学习和法式训练的需要，幕府在横滨设立了法语讲习所。接受法式训练的陆军士兵最初有步兵二百六十名、骑兵一百四十名、炮兵一百二十五名，合计五百二十五名，他们隶属于步兵奉行大鸟圭介(他与大村益次郎同出于兰学者绪访洪庵的门下)指挥的传习队。传习队是幕府陆军的精锐教导部队，幕府希望通过传习队的示范作用来推动法式陆军的建设。起初，传习队的士兵募集自横滨和八王子，多系市民和农民家里的次子和三子。传习队募兵的范围很快就扩展至江户和大坂，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是身强体壮，身高在五尺二寸(约合一米五七)以上的都行，因此士兵中有不少是城里的无业游民。
沙诺瓦努对从城市里招募的士兵很不满意，从横滨来的传习兵不耐疲劳，根本不堪作战，他们携带家眷在营外安家，纪律十分涣散。为此沙诺瓦努建议幕府招募吃苦耐劳的山野村夫来充实军队，并且必须进行严格的基础训练。他还批评日本的军官：“真正受过教育者竟无一人，只能认识外国武器而已，其中过于年迈者亦不少”。除此之外，幕府的军备状况也不理想，“所造大炮，其膛线作法多属错误”，进口和仿制的步枪缺乏保养，幕府兵工厂自制的弹药亦不过关。
和幕府陆军曾经接受过的荷式与英式训练相比，法式训练的主要内容并无本质的不同，不过它们在一些具体环节上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英军的射击线在欧洲军队当中颇具特色，呈两线四列部署。作战时，第一线跪射，第二线立射，射击线上的两列相互交替射击，因此英军齐射的火力非常密集，在对射过程中有相当的优势。和英军相比，法军的队伍或由单个的连队排列成纵队，或由成对的连队排列成纵队，其火力远不及英军猛烈。法式训练的特色是强调白刃战的作用，刺刀突击是传习队日常训练的重中之重。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教官第一次将欧洲的军事体操引入了日本。当时被称为“练体法”的军事体操的作用在于锻炼士兵们的体魄，使他们的身体状况可以适应训练和作战的需要。可惜的是，幕府方面没能认识到军事体操的价值所在，老中松平周防守甚至称其为“与游戏同样之举动”。
法国教官们与幕府陆军当局间的关系相当融洽，团长沙诺瓦努中校和幕府陆军总裁松平乘谟（田野口藩藩主）乃至结为至交。沙诺瓦努曾经向幕府提出过建设完整近代军制的建议，可惜因为时局的突变而未果。庆应四年（1868）二月，法国教官团的训练工作因为戊辰战争的爆发而告结束。法国政府为了严守中立，解除了教官团的任务，但是以布吕内为首的部分教官置本国政府的命令于不顾，加入了榎本武扬领导的旧幕府军并随他们转战至北海道。
在开展法式训练的同时，幕府又在陆军所（前身为小川町讲武所）的基础上设立了三兵士官学校，招收十四至十九岁的旗本、御家人及其子弟，培养新式军官。幕府计划用法式武器重新装备陆军，和法国敲定了一份价值三百三十三万八千七百法郎的军售协议。为了筹措这笔巨款，幕府提出用虾夷地产开发权作抵押，向法国举债。幕府这种用国土换军援的卖国行径，让很多忠心耿耿幕臣深以为耻。时任军舰奉行的胜海舟晚年回忆当时的心境时说：“那时我也参加了战争，钱又少，力量又小，事实上已经走投无路了。比起处理那时的危局，我觉得还是死来得比较简单。但即便如此，忍一时之辱向外国借钱这样的事，即使死，我也决心不做”（胜海舟《冰川清话》）。而实际上，由于戊辰战争的爆发和法国对日政策的改变，包括法国无偿援助的最新式夏斯波特步枪在内，幕府实际到手的武器尚不及协议规定的一半，所以幕府陆军的武器装备依然以英式与荷式为主。
经过幕府的不懈努力，重整陆军的工作在数月之内初见成效，根据胜海舟《陆军历史》第二十八《陆军编制》的记载，幕府陆军在庆应四年一月时的编制情况如下：
步兵第一联队 一千人
步兵第四联队 一千人
步兵第五联队 八百人
步兵第六联队 六百人
步兵第七联队 八百人
步兵第八联队 八百人
步兵第十一联队 九百人
传习第一大队 八百人
传习第二大队 六百人
将军卫队 四百人
总计七千七百人。
另一方面，诸藩的军事改革于庆应年间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除上面提到过的长州藩外，以萨摩藩和佐贺藩的情况最为典型。萨摩藩在藩主岛津齐彬去世后，反对军事改革的保守势力一时掌权，于文久二年废止了荷式枪炮的使用。不过，当年八月的萨英战争惊醒了萨摩人，他们意识到进行军事改革的必要性，于是重建了毁于萨英战争的集成馆。重建之后的集成馆拥有熔矿炉七座以及机械、钻孔、铸造锻冶等车间和弹药制造所，能够制造各种枪炮。庆应二年（1866）五月，萨摩藩模仿英国编制，组建了以小铳队、城下队和外城队为主力的新军。萨摩新军的基本作单位是中队，一中队下辖两小队，每小队四十人。必须指出的是，萨军的人员构成与长州军不同，全体官兵皆为武士，而且按照地位的不同分别编组。佐贺藩的军事改革以其发达的军事工业为基础。文久三年（1863），佐贺藩用精炼方式试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式阿姆斯特朗后膛炮成功。其后，佐贺藩在元治元年开始采用英式军制取代了原来的荷式军制，用恩菲尔德步枪取代了旧式的盖贝尔步枪，同时从美国引进了先进的斯宾塞连发枪。
除了西南诸藩以外，其他各藩的军事改革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纪州藩从幕府讲武所聘请教官，在和歌山城开展英式训练，于庆应二年十二月编成西式步枪队十个大队。后来，纪州藩又改聘普鲁士教官训练藩兵，这是日本引进德国军制的初次尝试。与此同时，会津藩和桑名藩也各自从幕府请来两、三名陆军教官训练新军。为了督促尚未采取西洋军制的诸藩加快军事改革的步伐，庆应二年十一月九日，德川庆喜趁着在京都视察陆军演习的机会，召集金泽藩前田庆宁、松江藩松平定安、德岛藩蜂须贺茂昭、米泽藩上杉茂宪等藩主和世子，向他们作了厉行改革的指示。前田庆宁返回金泽后，立即着手整顿本家的军务，他排除藩内保守势力的阻挠，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按照幕府的军制把藩兵全部改编为步枪队。当然，并非每家大名都能顺利的进行军事改革，这固然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干扰，但更重要的是各藩的经济状况对军事改革的影响。以仙台藩为例，因为财政困难，无力购置性能优越的米涅步枪，仙台藩军只好装备陈旧的盖贝尔步枪。当时有许多商贩利用东北穷藩贪图便宜的心理，拿西南诸藩使用过的老旧盖贝尔枪冒充新枪出售，结果使这些藩在戊辰战争中大受其害（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倒幕诸藩削弱幕府战斗力的计策）。
庆应年间日本诸藩采用西洋军制状况：
法式军制
高知、丰津、鸟取、松前、馆林、彦根、米泽、大多喜、麻布
英式军制
萨摩、佐贺、备前、尾张、关宿、熊本、德山、德岛、高松，高德、明石、古河、长尾、冈崎、三上、
舞鹤、田原
荷式军制
水户、前桥、高崎、河越、高远、下馆、福冈、小田原、沼田、杉下、岛山
普鲁士军制
纪伊（最早采用英式军制）
总之，庆应年间的军事改革是一场席卷日本全国的军事大变革，其影响直到明治维新后依然存在。
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失败使幕府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法国和幕府之间的关系却在这一时期逐渐升温。谈及法幕关系，不能不提到法国第二任驻日公使莱昂·罗修斯（Leon Roches）。罗修斯是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Grenoble）人，从1831年加入法国驻阿尔及利牙殖民军以后，供职北非三十余年，他在来日以前的职务法国驻突尼斯的总领事兼代理公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上任后一改其前任追随英国的做法，积极展开了独立的对日外交，主张与幕府发展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罗修斯给幕府提供了不少帮助，例如，幕府通过罗修斯，按平价从法国购得十六尊铜制线膛大炮（这些大炮与法舰萨拉密号上的舰炮同型），而在过去的同类交易中，幕府要多花几倍的钱，罗修斯此举动摆明了是在向幕府示好。罗修斯对幕府的亲善政策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在幕府内部开始形成所谓的亲法派，其核心人物是小栗忠顺和栗本锄云等人。罗修斯通过小栗和栗本加紧对幕府施加法国的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法国与幕府签定了建设横须贺制铁所的合同。横须贺制铁所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炼钢、机械制造和造船等生产部门的大型军工联合企业。为了支付制铁所的建设费用，法国和幕府共同议定了“日法组合商法”，在日本成立商业航海大会社，在法国设立输出入会社，使日方的代表驻在巴黎和法方的代表驻在横滨。这是一种把幕府包购和实物租赁得来的生丝和蚕种直接输出法国的制度。罗修斯的目的是让法国独享日本出口的生丝（当时的欧洲爆发了一场蚕病，欧洲本土的生丝生产遭到了严重打击，法国的丝织业急需找到新的生丝来源），作为交换，幕府得到了法国的武器和贷款。事实上，在第二次征讨长州、前线形势吃紧的时候，幕府中的一些人便将胜利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了法国的军援之上，老中本庄宗秀便是其中之一，他毫不讳言的指出：“由是思之，乃无轻易平定之希望，然若与佛（法国）谈判，借得军舰三十艘，不顾世上之舆论，任用夷人，则可速见功效，而不致出现其他后果”（《连城漫笔》二）。征讨长州失败后，幕府企图依靠法国的力量重整旗鼓，于是法幕关系在德川庆喜就任将军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庆应三年（1867）二月六日和七日，德川庆喜在大坂两次会晤了罗修斯。会晤中，罗修斯向庆喜提出了一揽子的幕政改革方案，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罗修斯的改革方案旨在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堪称日本的第一份近代化建国纲领。会晤结束后不久，新一轮的幕政改革根据罗修斯的方案开始实施。按照罗修斯设想，幕府军事改革的目标是：“完备陆海军，用三万精兵和十五、六只军舰控制大藩；将谱代大名的军队调到江户，对他们进行与幕府陆军相同的训练，统一装备”。事实上，就在庆喜与罗修斯会晤的几个月前，幕府为整顿陆军，接连颁布了《军役令》、《金纳令》和《半知令》三条政令。《军役令》是对文久二年制定的募兵制度的修正，规定新兵不再从旗本领地招募，改由幕府通过代理人直接从江户城及其周边的幕府天领上募集（在天领所募者称“御料兵”）。《金纳令》改变了原有的“金纳”制度，规定所有的幕府旗本都必须向幕府缴纳。《半知令》规定在十年之内将幕臣的俸禄削减一半，将节省下来的经费全部充作军费开支。通过上述三条政令的实施，幕府将兵制改成了雇佣兵制（4）。
针对原有的陆军，幕府采取了拣选精兵、裁汰冗兵的方针政策。以步兵为例，五千多人中只保留七百人参加过镇压“天狗党”和两次征长战争的老兵为骨干，其余的四千三百多人被全部解雇，遣返原籍。由于不满幕府的安置工作，遭到解雇的步兵们在江户城内骚乱不已，幕府不得已出动农兵（5）镇压骚乱。这些人骚动的原因不仅是失业，他们原本都是卑微的农民，因为当兵而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如今又要恢复农民的身份，他们当然会愤愤不平。幕府对旧有的军事体制亦有大幅度的调整，将弓矢楯奉行和具足奉行合并为武具奉行，将原属小普请奉行管下的人马改由陆军奉行管带，废除火附盗贼改将其人员编入持小筒组，又将持小筒组改编为步枪队。幕府同时改组了负责警卫将军的小姓组、中奥番组、书院番组、大番组、新番组、小十人组和御徒组，重建了装备、训练全盘欧化的新卫队，称“奥诘铳队”、“床几队”。另一方面，幕府对总高三十万石的谱代大名军队的改编亦有方案，计划从中编练步枪手一千五百七十名、骑兵一小队、大炮一炮座，加上士官总计一千九百四十人。
幕府为了重振陆军，专门聘请法国陆军教官，训练法式步、骑、炮三兵。庆应二年闰五月，为了横须贺制铁所的建设和进行军制考察，幕府的外国奉行柴田刚中被任命为特命理事官赴英、法两国访问。除横须贺制铁所外，柴田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英国或法国派遣陆军教官前往日本训练新式陆军。在受到英国政府的冷遇后（6），柴田刚中转而向法国求助，他和法国外相刘易斯（Drouyn de Lhuys）一拍即合，刘易斯一口答应了柴田关于向日本派遣教官的请求。庆应二年十二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修书于法国皇帝拿破伦三世，正式向法国提出了派遣陆军教官的请求。经路易·波拿巴批准，法国陆军部长朗东将军（General Randon）下令向日本派遣十五名教官。
庆应三年一月，以沙诺瓦努（Charles Sulpis Jules Chanoine）中校为团长，包括布吕内（Jules Brunet）炮兵上尉和杜布斯奎特（Albert Charles Du Bousquet）中尉等十五人的法国陆军教官团抵达横滨。教官团在横滨郊外的太田阵屋，开始了法式陆军训练。四月，法国教官向幕府提出炮兵训练需要另辟靶场，炮兵训练于是转至江户西郊的驹野场进行。由于技术学习和法式训练的需要，幕府在横滨设立了法语讲习所。接受法式训练的陆军士兵最初有步兵二百六十名、骑兵一百四十名、炮兵一百二十五名，合计五百二十五名，他们隶属于步兵奉行大鸟圭介(他与大村益次郎同出于兰学者绪访洪庵的门下)指挥的传习队。传习队是幕府陆军的精锐教导部队，幕府希望通过传习队的示范作用来推动法式陆军的建设。起初，传习队的士兵募集自横滨和八王子，多系市民和农民家里的次子和三子。传习队募兵的范围很快就扩展至江户和大坂，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是身强体壮，身高在五尺二寸(约合一米五七)以上的都行，因此士兵中有不少是城里的无业游民。
沙诺瓦努对从城市里招募的士兵很不满意，从横滨来的传习兵不耐疲劳，根本不堪作战，他们携带家眷在营外安家，纪律十分涣散。为此沙诺瓦努建议幕府招募吃苦耐劳的山野村夫来充实军队，并且必须进行严格的基础训练。他还批评日本的军官：“真正受过教育者竟无一人，只能认识外国武器而已，其中过于年迈者亦不少”。除此之外，幕府的军备状况也不理想，“所造大炮，其膛线作法多属错误”，进口和仿制的步枪缺乏保养，幕府兵工厂自制的弹药亦不过关。
和幕府陆军曾经接受过的荷式与英式训练相比，法式训练的主要内容并无本质的不同，不过它们在一些具体环节上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英军的射击线在欧洲军队当中颇具特色，呈两线四列部署。作战时，第一线跪射，第二线立射，射击线上的两列相互交替射击，因此英军齐射的火力非常密集，在对射过程中有相当的优势。和英军相比，法军的队伍或由单个的连队排列成纵队，或由成对的连队排列成纵队，其火力远不及英军猛烈。法式训练的特色是强调白刃战的作用，刺刀突击是传习队日常训练的重中之重。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教官第一次将欧洲的军事体操引入了日本。当时被称为“练体法”的军事体操的作用在于锻炼士兵们的体魄，使他们的身体状况可以适应训练和作战的需要。可惜的是，幕府方面没能认识到军事体操的价值所在，老中松平周防守甚至称其为“与游戏同样之举动”。
法国教官们与幕府陆军当局间的关系相当融洽，团长沙诺瓦努中校和幕府陆军总裁松平乘谟（田野口藩藩主）乃至结为至交。沙诺瓦努曾经向幕府提出过建设完整近代军制的建议，可惜因为时局的突变而未果。庆应四年（1868）二月，法国教官团的训练工作因为戊辰战争的爆发而告结束。法国政府为了严守中立，解除了教官团的任务，但是以布吕内为首的部分教官置本国政府的命令于不顾，加入了榎本武扬领导的旧幕府军并随他们转战至北海道。
在开展法式训练的同时，幕府又在陆军所（前身为小川町讲武所）的基础上设立了三兵士官学校，招收十四至十九岁的旗本、御家人及其子弟，培养新式军官。幕府计划用法式武器重新装备陆军，和法国敲定了一份价值三百三十三万八千七百法郎的军售协议。为了筹措这笔巨款，幕府提出用虾夷地产开发权作抵押，向法国举债。幕府这种用国土换军援的卖国行径，让很多忠心耿耿幕臣深以为耻。时任军舰奉行的胜海舟晚年回忆当时的心境时说：“那时我也参加了战争，钱又少，力量又小，事实上已经走投无路了。比起处理那时的危局，我觉得还是死来得比较简单。但即便如此，忍一时之辱向外国借钱这样的事，即使死，我也决心不做”（胜海舟《冰川清话》）。而实际上，由于戊辰战争的爆发和法国对日政策的改变，包括法国无偿援助的最新式夏斯波特步枪在内，幕府实际到手的武器尚不及协议规定的一半，所以幕府陆军的武器装备依然以英式与荷式为主。
经过幕府的不懈努力，重整陆军的工作在数月之内初见成效，根据胜海舟《陆军历史》第二十八《陆军编制》的记载，幕府陆军在庆应四年一月时的编制情况如下：
步兵第一联队 一千人
步兵第四联队 一千人
步兵第五联队 八百人
步兵第六联队 六百人
步兵第七联队 八百人
步兵第八联队 八百人
步兵第十一联队 九百人
传习第一大队 八百人
传习第二大队 六百人
将军卫队 四百人
总计七千七百人。
另一方面，诸藩的军事改革于庆应年间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除上面提到过的长州藩外，以萨摩藩和佐贺藩的情况最为典型。萨摩藩在藩主岛津齐彬去世后，反对军事改革的保守势力一时掌权，于文久二年废止了荷式枪炮的使用。不过，当年八月的萨英战争惊醒了萨摩人，他们意识到进行军事改革的必要性，于是重建了毁于萨英战争的集成馆。重建之后的集成馆拥有熔矿炉七座以及机械、钻孔、铸造锻冶等车间和弹药制造所，能够制造各种枪炮。庆应二年（1866）五月，萨摩藩模仿英国编制，组建了以小铳队、城下队和外城队为主力的新军。萨摩新军的基本作单位是中队，一中队下辖两小队，每小队四十人。必须指出的是，萨军的人员构成与长州军不同，全体官兵皆为武士，而且按照地位的不同分别编组。佐贺藩的军事改革以其发达的军事工业为基础。文久三年（1863），佐贺藩用精炼方式试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式阿姆斯特朗后膛炮成功。其后，佐贺藩在元治元年开始采用英式军制取代了原来的荷式军制，用恩菲尔德步枪取代了旧式的盖贝尔步枪，同时从美国引进了先进的斯宾塞连发枪。
除了西南诸藩以外，其他各藩的军事改革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纪州藩从幕府讲武所聘请教官，在和歌山城开展英式训练，于庆应二年十二月编成西式步枪队十个大队。后来，纪州藩又改聘普鲁士教官训练藩兵，这是日本引进德国军制的初次尝试。与此同时，会津藩和桑名藩也各自从幕府请来两、三名陆军教官训练新军。为了督促尚未采取西洋军制的诸藩加快军事改革的步伐，庆应二年十一月九日，德川庆喜趁着在京都视察陆军演习的机会，召集金泽藩前田庆宁、松江藩松平定安、德岛藩蜂须贺茂昭、米泽藩上杉茂宪等藩主和世子，向他们作了厉行改革的指示。前田庆宁返回金泽后，立即着手整顿本家的军务，他排除藩内保守势力的阻挠，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按照幕府的军制把藩兵全部改编为步枪队。当然，并非每家大名都能顺利的进行军事改革，这固然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干扰，但更重要的是各藩的经济状况对军事改革的影响。以仙台藩为例，因为财政困难，无力购置性能优越的米涅步枪，仙台藩军只好装备陈旧的盖贝尔步枪。当时有许多商贩利用东北穷藩贪图便宜的心理，拿西南诸藩使用过的老旧盖贝尔枪冒充新枪出售，结果使这些藩在戊辰战争中大受其害（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倒幕诸藩削弱幕府战斗力的计策）。
庆应年间日本诸藩采用西洋军制状况：
法式军制
高知、丰津、鸟取、松前、馆林、彦根、米泽、大多喜、麻布
英式军制
萨摩、佐贺、备前、尾张、关宿、熊本、德山、德岛、高松，高德、明石、古河、长尾、冈崎、三上、
舞鹤、田原
荷式军制
水户、前桥、高崎、河越、高远、下馆、福冈、小田原、沼田、杉下、岛山
普鲁士军制
纪伊（最早采用英式军制）
总之，庆应年间的军事改革是一场席卷日本全国的军事大变革，其影响直到明治维新后依然存在。
小结：
本文简单回顾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幕府和诸藩尝试发展近代陆军的历史。在明治维新以前的二十多年中，随着西方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不断涌入，日本传统的战争模式被彻底颠覆，进入了一个依靠新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新军队克敌制胜的时代。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兵队，它们在武器、训练方法、乃至训练所用之语言（英式训练用英语，法式训练用法语，德式训练用德语）上都颇有差异。德川幕府没有能力将日本各地五花八门的兵队整合成为一支拥有统一装备和训练方法的近代化军队，它们充其量还只是在封建武装的旧瓶里装一些洋枪、洋炮和洋操的新酒，而绝称不上是近代军队。幕末日本的兵制西方化改革，还是很表面化的，不论是幕府还是诸藩，其所谓“英式”、“荷式”与“法式”军制，实则不过是习用上述诸国的口令操典等部分规范罢了（7），这和淮军后期以及练勇、常安军、定胜军等武装的情况相仿佛，即装备全面西化，聘请西方教习传授西洋操典规范，但在军制上仅仅为了适应武器装备的变化进行了一些调整，本质上却仍沿用旧体制，并非真正的西化即按照西方近代军队司令、参谋、后勤等部门和上下相衔的编制体制组建军队。具体一点说，幕府时期所谓西化军队，编制上仍沿用营——队等传统体制，军官选拔和任命上虽有新意，但大体上还是老一套，官制称呼则几乎不变，这和淮军后期虽然全部装备洋枪洋炮，但仍沿用营－哨－队三级编制，军官仍沿用绿营体制相仿。在武器装备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幕府西化军队洋枪洋炮的装备率高于同时代的淮军，但在幕僚机构的设置上则似尚不如淮军——更不用说和西方的参谋机制相比了，这和日本所仿效的英、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普法战争前也不重视参谋部建设有关。而在合成化方面，则最低合成单位同样是营，营以上无固定编制，营以下的基本单位队则几乎是单一作用的战术单位，不能单独作战，水准大体相当，同一时期的戈登常胜军，则完全按照英军团营编制，在西化和近代化程度上要高于上述军队（8）。
假如庆应年间的军事改革能够成功，那么幕府陆军或许能够成为日本第一支近代陆军。但是。明治维新的胜利使幕府建设近代陆军的设想永远无法变成现实。尽管如此，幕府和诸藩为寻求军事近代化所做的种种努力，是不应当被忽视的。这些努力都为明治时代日本建设真正的近代陆军做了有益的尝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陆军近代化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就开始了。
本文简单回顾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幕府和诸藩尝试发展近代陆军的历史。在明治维新以前的二十多年中，随着西方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不断涌入，日本传统的战争模式被彻底颠覆，进入了一个依靠新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新军队克敌制胜的时代。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兵队，它们在武器、训练方法、乃至训练所用之语言（英式训练用英语，法式训练用法语，德式训练用德语）上都颇有差异。德川幕府没有能力将日本各地五花八门的兵队整合成为一支拥有统一装备和训练方法的近代化军队，它们充其量还只是在封建武装的旧瓶里装一些洋枪、洋炮和洋操的新酒，而绝称不上是近代军队。幕末日本的兵制西方化改革，还是很表面化的，不论是幕府还是诸藩，其所谓“英式”、“荷式”与“法式”军制，实则不过是习用上述诸国的口令操典等部分规范罢了（7），这和淮军后期以及练勇、常安军、定胜军等武装的情况相仿佛，即装备全面西化，聘请西方教习传授西洋操典规范，但在军制上仅仅为了适应武器装备的变化进行了一些调整，本质上却仍沿用旧体制，并非真正的西化即按照西方近代军队司令、参谋、后勤等部门和上下相衔的编制体制组建军队。具体一点说，幕府时期所谓西化军队，编制上仍沿用营——队等传统体制，军官选拔和任命上虽有新意，但大体上还是老一套，官制称呼则几乎不变，这和淮军后期虽然全部装备洋枪洋炮，但仍沿用营－哨－队三级编制，军官仍沿用绿营体制相仿。在武器装备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幕府西化军队洋枪洋炮的装备率高于同时代的淮军，但在幕僚机构的设置上则似尚不如淮军——更不用说和西方的参谋机制相比了，这和日本所仿效的英、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普法战争前也不重视参谋部建设有关。而在合成化方面，则最低合成单位同样是营，营以上无固定编制，营以下的基本单位队则几乎是单一作用的战术单位，不能单独作战，水准大体相当，同一时期的戈登常胜军，则完全按照英军团营编制，在西化和近代化程度上要高于上述军队（8）。
假如庆应年间的军事改革能够成功，那么幕府陆军或许能够成为日本第一支近代陆军。但是。明治维新的胜利使幕府建设近代陆军的设想永远无法变成现实。尽管如此，幕府和诸藩为寻求军事近代化所做的种种努力，是不应当被忽视的。这些努力都为明治时代日本建设真正的近代陆军做了有益的尝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陆军近代化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就开始了。
备注：
（1）：由于每个藩的制度都不尽相同，所以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诸藩之中军事化程度最高的萨摩藩的情况。在江户时代，岛津家的家臣分为城下士和外城士。在城下士中，一门家（加治木、垂水、越前和今井家，这四家的领地都超过了一万石）、一所持（一乡的领主，共有三十一家）、一所持格（十三家）、寄合（即组头，有十九家）和寄合并（五家）属于上士。上士之下的平氏诸士，即小番（马回役，有七百六十家）、新番（二十四家）、小姓组（徒士，有三千余家）、与力均属下士。萨摩藩在城下士以下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外城士群体，外城士即乡士（外城在天明年间改称乡），在萨摩藩领内共有一百十三个乡，这一百十三个乡里面，既有一所持的私领，也有藩的直辖领地，后者由地头所管理。乡的中心是“麓”（也叫“府本”，是一种设防的衙署），这里居住着乡士年寄、横目和组头等藩吏，乡士们居住在各自的庄屋之中，他们亦兵亦农，具有屯田兵的特征。和萨摩藩相同，各藩的军均与武家的身份制度关系紧密。
（2）：讲武所学院出勤率低也和武士的贫苦有关，军制改正掛筒井政宪在给幕府的报告中说：“旗本贫困，今日生活极感困难，自不能认真练武，只是勉强应付命令，敷衍塞责而已”。
（3）：这里所说的只是原则，事实上，幕府因为虑及旗本的贫困，暂定五百石以下者全免，五百石以上三千石以下者减半。此外，因为旗本领地的石高往往不是整数，所以其余数部分也要按照“金纳”制度的规定纳捐。
（4）：长州藩不可能从幕府控制的长崎和横滨等正式通商口岸进口武器，所以长州购买洋枪洋炮的唯一途径是所谓的“密贸易”即走私贸易。庆应元年（1865）五月，英、法、美、荷四国预计到幕府与长州之间即将开战，为避免卷入日本的内战，四国拟定了一份共同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四国表达了对日本内战“严正中立”、“绝对不干涉”的立场，同时宣布禁止走私贸易。然而，由于向长州藩走私武器的利润实在丰厚，西方的军火掮客们（主要来自英、法、美、荷四国）仍不惜铤而走险，源源不断的将军火从上海运往下关（也有经长崎转运的）。因为长州的银根很紧，所以主要以米、麦和盐作为交换。
（5）：新颁《军役令》、《金纳令》和《半知令》出台的经过大致如此。德川庆喜在征长失败后痛感幕府军制的落伍，于是颁布了所谓《全军铳队令》。根据庆喜的设想，幕府对旗本的军役作出了大幅调整，规定领地在一万石以下三千石以上的每千石出兵八人，共有八千人；二千九百石至二千石的每千石出兵六人，共有二千零八十人；这两部分士兵由他们的主人自行管带，统一整编成军。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每千石出六人，这些兵员被平均分配给陆军和海军（共六千零五十七人，海军员额为三千零三十人），直接由陆海军两奉行支配。这个方案刚一出台，陆军奉行并小笠原筑后守、浅野美作守等十名幕臣就联名上书反对，他们称此案脱离实际，理由有三：首先士兵的成分复杂，有武士、足轻，也有农民、町人，甚至还有小商小贩，此等七拼八凑的兵队如何能堪大用？其次，由于主家的身份差别，使士兵们的饷额各不相同，这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士气。再次，旗本的领地大小、奉禄高低不一，这使旗本家提供的士兵数目各不相同，根本无法进行编制。他们建议幕府将军役和金纳两项合并。幕府经过考虑，终于推出了新的《军役令》、《金纳令》和《半知令》。
（6）：农兵系指幕末时代幕府和诸藩从强壮农民中征集的兵士。嘉永三年（1849），江川英龙建议召集农兵，直到文久三年（1863）才在幕府的直辖领地上付诸实施，土佐、水户和长州等诸藩随后纷纷效仿。农兵介于军队和警察之间，其主要作用是维持地方治安。关于农民可以参考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一册。
（7）：在神奈川的英式训练已见成效的情况下，幕府仍然选择从法国聘请陆军教官的原因，除了英国近雄藩、远幕府的对日政策外，也与幕府内部的“亲法派”有关。话说在庆应元年（1865）三月的某一天，幕臣小栗忠顺和浅野氏祐拜访了时任军舰奉行并的栗本锄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和栗本锄云讨论是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新式陆军的问题。对此，锄云感到非常惊讶，当他问小栗和浅野是否了解神奈川训练的时候，他们回答道：“自栅外窥山手英兵之操练，如此练兵我所不屑也”，“然而为国家计，当迎入陆军教师，教导士官兵卒，定一定之式”（《匏庵遗稿》，山手指的是横滨的山手村，当时这里是英国驻军的兵营）。小栗和浅野对英式训练的评价不高，并非从练兵的实务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的。当时英国在政治上开始倾向以萨摩藩为代表的倒幕势力，而小栗和浅野等幕臣有意引法国为奥援。小栗和浅野拜访栗本锄云的目的，是想让他负责与法方交涉，因为栗本精通法语。锄云与小栗、浅野一拍即合，第二天他即前往拜访新任法国公使罗修斯，同他商谈了从法国聘请陆军教官一事。是年十一月，当栗本锄云左迁外国奉行后，正式启动了这个计划。自然，英国政府对柴田刚中出使的冷淡态度也促成了法国陆军教官团的日本之行。
（8）幕府和诸藩曾经使用过的西式步兵操典大致有以下诸种：荷兰的1829年式、1855年式和1861年式；英国的1862年式、1867年式；法国的1863年式和1869年式。荷兰的1829年式步兵操典即高岛流所用之范本，它所传授的乃是菲特烈二世的三线战术，所用之武器乃燧发枪。随着新式枪支的引进，步兵操典的版本也不断更新，荷兰的1855年式步兵操典即是如此，它改菲特烈时代流行的三条射击线为二条，因为此时步枪的主流已由燧发枪发展到了雷管击发枪。荷兰1855年式步兵操典，由韮山代官江川英龙组织人员翻译为日文，被幕府的讲武所作为步兵讲武的教科书使用。幕末采用西式操典的一大特点是随武器的改变而改变。当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欧美新锐的米涅、恩菲尔德和春田步枪的引进，欧洲最新的步兵操典也紧随其后进入了日本。例如，荷兰1861年式和英国1862年式操典的内容就是恩菲尔德式步枪的使用方法和战术。值得一提的是英国1867年式操典，这是围绕当时最新型的施奈德式后装步枪制定的，装填方法的改变使得操枪动作大大简化，极大得提高了射速。
（9）、从武器装备上来看，尤其在炮兵方面双方的差距不可谓不大。以戊辰战争来说，东西两军装备的行营野炮以四磅炮为主，九磅炮即已属少见，而只有佐贺藩才拥有二十四磅阿式后膛炮。而常胜军炮队装备之精良纵与驻扎上海的英、法正规军相比亦不逊色，除了三十二磅的加农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外，还配备了六十八磅，甚至一百一十磅的海军大炮。
（1）：由于每个藩的制度都不尽相同，所以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诸藩之中军事化程度最高的萨摩藩的情况。在江户时代，岛津家的家臣分为城下士和外城士。在城下士中，一门家（加治木、垂水、越前和今井家，这四家的领地都超过了一万石）、一所持（一乡的领主，共有三十一家）、一所持格（十三家）、寄合（即组头，有十九家）和寄合并（五家）属于上士。上士之下的平氏诸士，即小番（马回役，有七百六十家）、新番（二十四家）、小姓组（徒士，有三千余家）、与力均属下士。萨摩藩在城下士以下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外城士群体，外城士即乡士（外城在天明年间改称乡），在萨摩藩领内共有一百十三个乡，这一百十三个乡里面，既有一所持的私领，也有藩的直辖领地，后者由地头所管理。乡的中心是“麓”（也叫“府本”，是一种设防的衙署），这里居住着乡士年寄、横目和组头等藩吏，乡士们居住在各自的庄屋之中，他们亦兵亦农，具有屯田兵的特征。和萨摩藩相同，各藩的军均与武家的身份制度关系紧密。
（2）：讲武所学院出勤率低也和武士的贫苦有关，军制改正掛筒井政宪在给幕府的报告中说：“旗本贫困，今日生活极感困难，自不能认真练武，只是勉强应付命令，敷衍塞责而已”。
（3）：这里所说的只是原则，事实上，幕府因为虑及旗本的贫困，暂定五百石以下者全免，五百石以上三千石以下者减半。此外，因为旗本领地的石高往往不是整数，所以其余数部分也要按照“金纳”制度的规定纳捐。
（4）：长州藩不可能从幕府控制的长崎和横滨等正式通商口岸进口武器，所以长州购买洋枪洋炮的唯一途径是所谓的“密贸易”即走私贸易。庆应元年（1865）五月，英、法、美、荷四国预计到幕府与长州之间即将开战，为避免卷入日本的内战，四国拟定了一份共同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四国表达了对日本内战“严正中立”、“绝对不干涉”的立场，同时宣布禁止走私贸易。然而，由于向长州藩走私武器的利润实在丰厚，西方的军火掮客们（主要来自英、法、美、荷四国）仍不惜铤而走险，源源不断的将军火从上海运往下关（也有经长崎转运的）。因为长州的银根很紧，所以主要以米、麦和盐作为交换。
（5）：新颁《军役令》、《金纳令》和《半知令》出台的经过大致如此。德川庆喜在征长失败后痛感幕府军制的落伍，于是颁布了所谓《全军铳队令》。根据庆喜的设想，幕府对旗本的军役作出了大幅调整，规定领地在一万石以下三千石以上的每千石出兵八人，共有八千人；二千九百石至二千石的每千石出兵六人，共有二千零八十人；这两部分士兵由他们的主人自行管带，统一整编成军。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每千石出六人，这些兵员被平均分配给陆军和海军（共六千零五十七人，海军员额为三千零三十人），直接由陆海军两奉行支配。这个方案刚一出台，陆军奉行并小笠原筑后守、浅野美作守等十名幕臣就联名上书反对，他们称此案脱离实际，理由有三：首先士兵的成分复杂，有武士、足轻，也有农民、町人，甚至还有小商小贩，此等七拼八凑的兵队如何能堪大用？其次，由于主家的身份差别，使士兵们的饷额各不相同，这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士气。再次，旗本的领地大小、奉禄高低不一，这使旗本家提供的士兵数目各不相同，根本无法进行编制。他们建议幕府将军役和金纳两项合并。幕府经过考虑，终于推出了新的《军役令》、《金纳令》和《半知令》。
（6）：农兵系指幕末时代幕府和诸藩从强壮农民中征集的兵士。嘉永三年（1849），江川英龙建议召集农兵，直到文久三年（1863）才在幕府的直辖领地上付诸实施，土佐、水户和长州等诸藩随后纷纷效仿。农兵介于军队和警察之间，其主要作用是维持地方治安。关于农民可以参考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一册。
（7）：在神奈川的英式训练已见成效的情况下，幕府仍然选择从法国聘请陆军教官的原因，除了英国近雄藩、远幕府的对日政策外，也与幕府内部的“亲法派”有关。话说在庆应元年（1865）三月的某一天，幕臣小栗忠顺和浅野氏祐拜访了时任军舰奉行并的栗本锄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和栗本锄云讨论是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新式陆军的问题。对此，锄云感到非常惊讶，当他问小栗和浅野是否了解神奈川训练的时候，他们回答道：“自栅外窥山手英兵之操练，如此练兵我所不屑也”，“然而为国家计，当迎入陆军教师，教导士官兵卒，定一定之式”（《匏庵遗稿》，山手指的是横滨的山手村，当时这里是英国驻军的兵营）。小栗和浅野对英式训练的评价不高，并非从练兵的实务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的。当时英国在政治上开始倾向以萨摩藩为代表的倒幕势力，而小栗和浅野等幕臣有意引法国为奥援。小栗和浅野拜访栗本锄云的目的，是想让他负责与法方交涉，因为栗本精通法语。锄云与小栗、浅野一拍即合，第二天他即前往拜访新任法国公使罗修斯，同他商谈了从法国聘请陆军教官一事。是年十一月，当栗本锄云左迁外国奉行后，正式启动了这个计划。自然，英国政府对柴田刚中出使的冷淡态度也促成了法国陆军教官团的日本之行。
（8）幕府和诸藩曾经使用过的西式步兵操典大致有以下诸种：荷兰的1829年式、1855年式和1861年式；英国的1862年式、1867年式；法国的1863年式和1869年式。荷兰的1829年式步兵操典即高岛流所用之范本，它所传授的乃是菲特烈二世的三线战术，所用之武器乃燧发枪。随着新式枪支的引进，步兵操典的版本也不断更新，荷兰的1855年式步兵操典即是如此，它改菲特烈时代流行的三条射击线为二条，因为此时步枪的主流已由燧发枪发展到了雷管击发枪。荷兰1855年式步兵操典，由韮山代官江川英龙组织人员翻译为日文，被幕府的讲武所作为步兵讲武的教科书使用。幕末采用西式操典的一大特点是随武器的改变而改变。当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欧美新锐的米涅、恩菲尔德和春田步枪的引进，欧洲最新的步兵操典也紧随其后进入了日本。例如，荷兰1861年式和英国1862年式操典的内容就是恩菲尔德式步枪的使用方法和战术。值得一提的是英国1867年式操典，这是围绕当时最新型的施奈德式后装步枪制定的，装填方法的改变使得操枪动作大大简化，极大得提高了射速。
（9）、从武器装备上来看，尤其在炮兵方面双方的差距不可谓不大。以戊辰战争来说，东西两军装备的行营野炮以四磅炮为主，九磅炮即已属少见，而只有佐贺藩才拥有二十四磅阿式后膛炮。而常胜军炮队装备之精良纵与驻扎上海的英、法正规军相比亦不逊色，除了三十二磅的加农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外，还配备了六十八磅，甚至一百一十磅的海军大炮。
补注：
水野忠邦与天保改革
水野忠邦（宽政六年—嘉永四年、1794—1851），江户末期的政治家，天保改革的倡导者。忠邦是肥前唐津藩（今佐贺县唐津市）藩主水野忠光的次子。文化九年（1812），忠邦继承父职，文化十四年（1817）移封远江滨松（今静冈县滨松市），历任奏者番、寺社奉行、大坂城代、京都所司代和西之丸老中等职。天保五年（1834）任幕府老中，天保十年（1839）晋升为首席老中，执掌幕府实权。天保十二年（1841）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死后，水野忠邦得到了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的重用，推行史称“天保改革”的幕政改革。但各项改革措施大都没有得到贯彻。天保十四年（1843），水野忠邦被罢免，旋即于次年官复原职，不久再度辞职。忠邦因为在任期内重用鸟居耀藏等人而被幕府问罪，在失意和潦倒中去世。天保改革是江户天保年间（1830-1843）水野忠邦进行的幕政改革。在武士萧条、农民暴动，幕府的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老中水野忠邦以“享保、宽政之趣旨，更不可违”为原则，禁止奢侈浪费，推行平抑物价，解散株仲间（工商业行会），遣返流民等改革措施。先后颁布了《株仲间解散令》、《人返令》、《上知令》等一系列政令。他在《上知令》中规定将江户、大坂四周方圆十里（日里，一日里约合四公里）划为幕府的直辖领地。此举招致幕府内外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水野忠邦的下台，天保改革亦随之宣告失败。日本史学家远山茂树在他的著作《明治维新》中是这样评价天保改革的：“天保期的政治过程中，明治维新政治原型的形成业已开始。换种说法，在明治维新政治史中登场的社会政治的诸势力，几乎都在此间登场，这正是天保改革的意义所在。”
反射炉
1784年，英国人亨利·考特（Henry Cort）发明了用反射炉（Reverbatory Furnace）炒炼熟铁的方法—普德林法（Puddlling Process），乔瑟夫·霍尔(Joseph Hall)在1816年改进了这种方法。在反射炉中，铁矿石不与燃料直接接触，而是自在它上方流过的火焰加热。炉顶呈拱形，最高点在燃烧室上方，向烟道端火桥逐渐向下倾斜，使火焰向炉膛反射。炉膛底部密封而抗渗，所以熔成粘糊状态的铁不会渗漏，炉壁用抗渣性强的材料做成。反射炉的操作是连续性的：精矿从炉顶开口处装入，浮在熔池面上的炉渣连续地从一端溢出，剩下的就是纯度较高的熟铁。但普德林法仍然是半固态冶炼，有着半固态冶炼的根本缺点：劳动强度大，生产率低下，产品质量差。在十九世纪中叶，制造重炮的最佳原料仍然是青铜。但是使用青铜的成本太高，日本的资源也有限，日本人自然想到用价格较低的铁来代替青铜。为了解决铁熔点高、难冶炼问题，日本人找到了反射炉这种工具。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第一座反射炉—佐贺反射炉是在没有外国技师指导的情况下，根据荷兰人胡根宁（Huguenin）《王家莱克铸炮厂火炮铸造法》一书的有关内容建造的，殊为不易。
“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安政三年（1856）七月，汤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作为第一任美国驻日总领事来到日本,幕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哈里斯在下田玉泉寺设立领事馆。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爆发不久，哈里斯充分利用这场战争进行恫吓，迫使日本不断让步。安政四年（1857）五月，日美在下田签署了有关开放长崎等内容的《下田条约》九条，其中有《神奈川条约》中不曾包括的领事裁判权。次年六月，又在江户签署了《日本修好通商条约》，英、法、俄、荷四国也相继迫使日本签订同样性质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日本增辟开放港口和开放城市，列强拥有领事裁判权、议定关税权，外国人在开放地区有永久居住和不受限制的贸易权。因为这些条约均签署于安政五年，所以通称“安政五国条约”。通商条约签订后，安政六年（1859）六月，在横滨、长崎和箱馆三港与欧美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开始了。日本的出口商品以生丝、茶叶、蚕种和海产品为主，进口商品中除了棉纱、棉织物、毛织物外，武器、舰船和机械工业制品所占比重最大。在贸易对象国中，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英国所占的贸易份额具有压倒多数。横滨迅速成长为日本第一大贸易港，从横滨进口的商品占到日本全国的百分之八十强。对外贸易冲击了日本的国民经济，黄金外流和过度出口造成日本国内供求的混乱，由此而来的物价飞涨与通货膨胀使武士的生活陷于困境。在这种形势下，针对在日外国人的袭击不断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攘夷”。加之此起彼伏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暴动，幕府的权威急剧下降。
沙诺瓦努小传（Charles Sulpis Jules Chanoine）
1852年，沙诺瓦努以279人中第21名的成绩自预备军官学校毕业，同年被授予中尉军衔，任职于第二十五轻骑兵团。旋入军官学校深造，以49人中第37名卒业，1855年任职于皇家近卫骑兵第一百团，1856年任职于第一骠骑兵团。1856年3－6月，沙诺瓦努随部往东方，同年8月至1858年2月调往非洲（1880年因此获得阿尔及利亚殖民勋章）。他在骑马穿越米赞沙漠抢占卡拜勒斯的殖民行动中领先竞争者四十步抵达目的地。1857年，沙诺瓦努任第八掷弹兵团副官，1859年晋升上尉。同年，他在巴黎进入一级骑士军官学校深造，并转至第七龙骑兵团任职，随即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8月14日随部攻占塘沽，1861年正式加入驻华法军。在此期间，沙诺瓦努曾两次受命参与英国远东陆军的军事行动，并曾随英国舰队司令詹姆斯·何伯（James Hope）参加了长江之行（按，这次行动应该就是何伯、巴夏礼2月11日起率五舰访问天平天国并留“怪物号”驻泊南京下关江面的行动），1862年返回巴黎学校总部。1867－1869年1月，沙诺瓦努被派往日本，出任法国陆军教官团团长。离开日本后，他奉命随英国军队进驻锡伯尼安，1869—1870年协助鲍巴奇将军分别组织第十军团进行普鲁士野营演习和佛罗萨德野营演习。在普法战争中，沙诺瓦努先后参加了许多战斗，最后在梅兹被俘。1871年，他就任驻凡尔赛第二军教导队骑兵中队长，旋参加国防部高级军官学校二系及四系培训，1872年卒业于铁道兵高级班。1874年，沙诺瓦努赴俄罗斯圣斯塔尼斯拉夫进行第二阶段深造，1875年升上校副官，被任命为第五师教导队司令。他参加了1875年赴俄罗斯的大演习，并在1878年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经历了俄土战争。同年获日本三级旭日勋章，俄罗斯二级圣安娜勋章，并兼任国民军事教育教官；1880年，沙诺瓦努被任命为高等军官学校三系主任，参与推动了取消骑兵学校体罚的改革。1880年晋升上校军衔，任职于第十一胸甲骑兵团，并兼高等军官学校原职；系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葬礼法国军官代表团成员。1881－1883年任第九军团教导团主任，旋改任第十四猎兵团团长，并率部参加了1883－1886年中法战争。1885年，沙诺瓦努晋升准将军衔，任第十四步兵旅旅长，1889－1892年担任卫戍值班，由于系自骑兵部队转任步兵部队主官，因此在旅级岗位任上淹留甚久而未能晋升。1893年，沙诺瓦努升任第一师师长，1895年荣获日本杰出贡献大十字勋章及安南二级龙纹勋章。1897年调入参谋总部工作。1898年9月17日－10月入陆军部工作；随即受总统特别派遣，参与骑兵部队及某师的一次军事行动，并荣获葡萄牙二级克里斯特荣誉铁十字勋章。1899年，沙诺瓦努被调至骑兵装备委员会任职，并在此任上退役，其姓名被载入1900年版英、德、俄、中、日五国军官名人录。沙诺瓦努在军中声名著素，但由于出身骑兵军官而马术平庸，于同僚不免啧有微词云，并因同僚嫉妒和1890年演习中的多次失误影响了其升迁仕途。
水野忠邦与天保改革
水野忠邦（宽政六年—嘉永四年、1794—1851），江户末期的政治家，天保改革的倡导者。忠邦是肥前唐津藩（今佐贺县唐津市）藩主水野忠光的次子。文化九年（1812），忠邦继承父职，文化十四年（1817）移封远江滨松（今静冈县滨松市），历任奏者番、寺社奉行、大坂城代、京都所司代和西之丸老中等职。天保五年（1834）任幕府老中，天保十年（1839）晋升为首席老中，执掌幕府实权。天保十二年（1841）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死后，水野忠邦得到了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的重用，推行史称“天保改革”的幕政改革。但各项改革措施大都没有得到贯彻。天保十四年（1843），水野忠邦被罢免，旋即于次年官复原职，不久再度辞职。忠邦因为在任期内重用鸟居耀藏等人而被幕府问罪，在失意和潦倒中去世。天保改革是江户天保年间（1830-1843）水野忠邦进行的幕政改革。在武士萧条、农民暴动，幕府的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老中水野忠邦以“享保、宽政之趣旨，更不可违”为原则，禁止奢侈浪费，推行平抑物价，解散株仲间（工商业行会），遣返流民等改革措施。先后颁布了《株仲间解散令》、《人返令》、《上知令》等一系列政令。他在《上知令》中规定将江户、大坂四周方圆十里（日里，一日里约合四公里）划为幕府的直辖领地。此举招致幕府内外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水野忠邦的下台，天保改革亦随之宣告失败。日本史学家远山茂树在他的著作《明治维新》中是这样评价天保改革的：“天保期的政治过程中，明治维新政治原型的形成业已开始。换种说法，在明治维新政治史中登场的社会政治的诸势力，几乎都在此间登场，这正是天保改革的意义所在。”
反射炉
1784年，英国人亨利·考特（Henry Cort）发明了用反射炉（Reverbatory Furnace）炒炼熟铁的方法—普德林法（Puddlling Process），乔瑟夫·霍尔(Joseph Hall)在1816年改进了这种方法。在反射炉中，铁矿石不与燃料直接接触，而是自在它上方流过的火焰加热。炉顶呈拱形，最高点在燃烧室上方，向烟道端火桥逐渐向下倾斜，使火焰向炉膛反射。炉膛底部密封而抗渗，所以熔成粘糊状态的铁不会渗漏，炉壁用抗渣性强的材料做成。反射炉的操作是连续性的：精矿从炉顶开口处装入，浮在熔池面上的炉渣连续地从一端溢出，剩下的就是纯度较高的熟铁。但普德林法仍然是半固态冶炼，有着半固态冶炼的根本缺点：劳动强度大，生产率低下，产品质量差。在十九世纪中叶，制造重炮的最佳原料仍然是青铜。但是使用青铜的成本太高，日本的资源也有限，日本人自然想到用价格较低的铁来代替青铜。为了解决铁熔点高、难冶炼问题，日本人找到了反射炉这种工具。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第一座反射炉—佐贺反射炉是在没有外国技师指导的情况下，根据荷兰人胡根宁（Huguenin）《王家莱克铸炮厂火炮铸造法》一书的有关内容建造的，殊为不易。
“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安政三年（1856）七月，汤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作为第一任美国驻日总领事来到日本,幕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哈里斯在下田玉泉寺设立领事馆。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爆发不久，哈里斯充分利用这场战争进行恫吓，迫使日本不断让步。安政四年（1857）五月，日美在下田签署了有关开放长崎等内容的《下田条约》九条，其中有《神奈川条约》中不曾包括的领事裁判权。次年六月，又在江户签署了《日本修好通商条约》，英、法、俄、荷四国也相继迫使日本签订同样性质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日本增辟开放港口和开放城市，列强拥有领事裁判权、议定关税权，外国人在开放地区有永久居住和不受限制的贸易权。因为这些条约均签署于安政五年，所以通称“安政五国条约”。通商条约签订后，安政六年（1859）六月，在横滨、长崎和箱馆三港与欧美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开始了。日本的出口商品以生丝、茶叶、蚕种和海产品为主，进口商品中除了棉纱、棉织物、毛织物外，武器、舰船和机械工业制品所占比重最大。在贸易对象国中，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英国所占的贸易份额具有压倒多数。横滨迅速成长为日本第一大贸易港，从横滨进口的商品占到日本全国的百分之八十强。对外贸易冲击了日本的国民经济，黄金外流和过度出口造成日本国内供求的混乱，由此而来的物价飞涨与通货膨胀使武士的生活陷于困境。在这种形势下，针对在日外国人的袭击不断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攘夷”。加之此起彼伏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暴动，幕府的权威急剧下降。
沙诺瓦努小传（Charles Sulpis Jules Chanoine）
1852年，沙诺瓦努以279人中第21名的成绩自预备军官学校毕业，同年被授予中尉军衔，任职于第二十五轻骑兵团。旋入军官学校深造，以49人中第37名卒业，1855年任职于皇家近卫骑兵第一百团，1856年任职于第一骠骑兵团。1856年3－6月，沙诺瓦努随部往东方，同年8月至1858年2月调往非洲（1880年因此获得阿尔及利亚殖民勋章）。他在骑马穿越米赞沙漠抢占卡拜勒斯的殖民行动中领先竞争者四十步抵达目的地。1857年，沙诺瓦努任第八掷弹兵团副官，1859年晋升上尉。同年，他在巴黎进入一级骑士军官学校深造，并转至第七龙骑兵团任职，随即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8月14日随部攻占塘沽，1861年正式加入驻华法军。在此期间，沙诺瓦努曾两次受命参与英国远东陆军的军事行动，并曾随英国舰队司令詹姆斯·何伯（James Hope）参加了长江之行（按，这次行动应该就是何伯、巴夏礼2月11日起率五舰访问天平天国并留“怪物号”驻泊南京下关江面的行动），1862年返回巴黎学校总部。1867－1869年1月，沙诺瓦努被派往日本，出任法国陆军教官团团长。离开日本后，他奉命随英国军队进驻锡伯尼安，1869—1870年协助鲍巴奇将军分别组织第十军团进行普鲁士野营演习和佛罗萨德野营演习。在普法战争中，沙诺瓦努先后参加了许多战斗，最后在梅兹被俘。1871年，他就任驻凡尔赛第二军教导队骑兵中队长，旋参加国防部高级军官学校二系及四系培训，1872年卒业于铁道兵高级班。1874年，沙诺瓦努赴俄罗斯圣斯塔尼斯拉夫进行第二阶段深造，1875年升上校副官，被任命为第五师教导队司令。他参加了1875年赴俄罗斯的大演习，并在1878年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经历了俄土战争。同年获日本三级旭日勋章，俄罗斯二级圣安娜勋章，并兼任国民军事教育教官；1880年，沙诺瓦努被任命为高等军官学校三系主任，参与推动了取消骑兵学校体罚的改革。1880年晋升上校军衔，任职于第十一胸甲骑兵团，并兼高等军官学校原职；系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葬礼法国军官代表团成员。1881－1883年任第九军团教导团主任，旋改任第十四猎兵团团长，并率部参加了1883－1886年中法战争。1885年，沙诺瓦努晋升准将军衔，任第十四步兵旅旅长，1889－1892年担任卫戍值班，由于系自骑兵部队转任步兵部队主官，因此在旅级岗位任上淹留甚久而未能晋升。1893年，沙诺瓦努升任第一师师长，1895年荣获日本杰出贡献大十字勋章及安南二级龙纹勋章。1897年调入参谋总部工作。1898年9月17日－10月入陆军部工作；随即受总统特别派遣，参与骑兵部队及某师的一次军事行动，并荣获葡萄牙二级克里斯特荣誉铁十字勋章。1899年，沙诺瓦努被调至骑兵装备委员会任职，并在此任上退役，其姓名被载入1900年版英、德、俄、中、日五国军官名人录。沙诺瓦努在军中声名著素，但由于出身骑兵军官而马术平庸，于同僚不免啧有微词云，并因同僚嫉妒和1890年演习中的多次失误影响了其升迁仕途。
参考书目：
野口武彦 《幕府步兵队》中央公论社
小西四郎 《日本的历史》第十九卷 开国与攘夷 中央公论社
桑田忠亲编集《日本的合战》第八卷 明治维新 新人物往来社
原田伴彦 《江户时代的历史》三一书房
吉田光邦 《图说技术与日本近代化》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奈良本辰也监修《幕末维新趣味事典》三笠书房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二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一册 商务印书馆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
麦尼尔《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
本文的写作特别感谢陶短房兄的鼎力帮助，是他替我翻译了所需的法文材料，并且就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他的真知灼见，给予我相当大的启发。在此向陶兄致以衷心的感谢。此外，井上清先生《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一册中关于幕末期日本的军事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是在汉译日本史著作中最为详细的，对日本军事近代化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需要指出的是，受到资料和水平的局限，本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很多不足，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野口武彦 《幕府步兵队》中央公论社
小西四郎 《日本的历史》第十九卷 开国与攘夷 中央公论社
桑田忠亲编集《日本的合战》第八卷 明治维新 新人物往来社
原田伴彦 《江户时代的历史》三一书房
吉田光邦 《图说技术与日本近代化》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奈良本辰也监修《幕末维新趣味事典》三笠书房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二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一册 商务印书馆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
麦尼尔《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
本文的写作特别感谢陶短房兄的鼎力帮助，是他替我翻译了所需的法文材料，并且就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他的真知灼见，给予我相当大的启发。在此向陶兄致以衷心的感谢。此外，井上清先生《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一册中关于幕末期日本的军事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是在汉译日本史著作中最为详细的，对日本军事近代化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需要指出的是，受到资料和水平的局限，本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很多不足，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