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应学德国俾斯麦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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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10日至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6月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中美首脑会晤后两国间的第一轮正式对话。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倡议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始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并增加双方在战略问题上的相互了解与互信，避免因误判而发生的对抗。

    在安纳伯格庄园，奥巴马赠送给习近平一张红杉木长椅。此举别开生面，颇具深意，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宣承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平起平坐的权力。双方一致认为，防止中美关系脱轨的关键在于深化合作、避免冲突、向对方陈明自己的战略节制，并要求对方投桃报李。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的精髓所在。

    纵观世界历史，除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之外，其它崛起的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大多发生残酷的战争，此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习奥会的特殊意义在于，尽管中美在一些领域存在重大分歧，双方都有实在的意愿自我节制，相互妥协，从而打破历史的陈规，让中美和其它各国人民共享稳定的世界秩序。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气候合作、能源合作与中美投资协定等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扩大了中美利益交集，这就是对习奥会价值的良好注脚。

    根据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学说，个体不顾他人的利己行为会导致对所有伙伴都不利的结局。就经典的囚徒困境而言，两个当事人都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不站在对方的利益立场考虑，最后两人都要服较长的刑期，无法得到最短时间监禁这一最佳结果。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中国的崛起决非虚张声势，而是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盈的战略武器装备。中国的经济业已成为各国艳羡与畏惧的力量，而由经济实力支撑的战略武库近年来迅速膨胀。北京正谋求瘫痪美国反导系统的技术和打击北美大陆的新一代核武，虽然其既有核武政策强调威慑，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不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同时，更令美方惧惮的是，中国潜心开发攻击美国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的杀手锏武器，有可能彻底摧毁美国军事强权所依赖的信息技术优势。

    经济和军事崛起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与美利坚的平等地位，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判断，以免因盲目自信而轻启与霸权国家的军事冲突。在核武、太空和互联网等战略领域，先发制人者总是在冲突中占据上风，而美国在这些领域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更多发动突袭的机会。就互联网而言，美国掌握着世界13台根服务器中的10台，若中美开战，中国大量网站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经济和社会生活会遭受重创。中美军事冲突的后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毁害两国经济，渔翁得利的恐怕是处心积虑力图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

    根据囚徒困境的原理，此种局面中的中美两国最好“合谋”，双方都保持战略节制，承诺互不针对彼方首先使用核武、反卫星或网络武器。此安排成功的关键在于中美平行对等地发展战略武器与互联网技术，在地缘政治角逐中彼此制约，从而有效维持相互威慑状态。就当前的东亚安全局势而言，中国须坚守钓鱼岛新现状，否则美国就会得寸进尺，放弃节制，重新著手进行战略进攻。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习奥会的助产士。

    在欧洲历史上，战略节制最成功的典型案例是俾斯麦统一和发展德国的大战略。与现在美、日、英、俄在两岸四地存在利益颇相像，当时英、法、俄、奥在分裂的德意志诸邦都有各自的利益。俾斯麦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在德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中，首先通过外交以利益交换拉拢大多数强国，孤立敌人，然后每次都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军事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继续拉拢英、俄和奥地利，集中力量排挤和限制强邻法兰西，并鼓励法国在海外殖民地扩张，转移它在欧陆的注意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德国利益。
许多学者误读了俾斯麦，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的俾斯麦，把韬光养晦解读为战略节制，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邓公更像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等改革家的混合体，为后世的政治家大展宏图奠定了人才、技术和工业基础。战略节制不是逃避战争，而是有限战争、把握时机与外交和强(和列强以攻孤敌)的有机融合。以有限战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战略节制的题中之义，而非相斥要素。

    如果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比较的话，环顾今日中国周边，菲、越类似于丹麦，印度颇如奥地利，而日本则是当年刚愎自用拿破仑三世治下法国的翻版。致力于领土统一的中国领导人，需要克制野心，先易后难，逐步强势而非强硬地处理周边领土纠纷，并最终以恰当的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相较于俾斯麦，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北京与美国形成了经济、社会与安全利益交融的格局，并拥有了诸多非暴力制约对手的方式，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更多新型手段可供选择。这种新型战略节制是对韬光养晦的延续与超越，多年后回头来看，习奥会可能就是该政策的开端。

    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并不缺乏对外张力，他主动营造以联奥、拉俄、亲英为特征的大陆联盟体系，成功地约束了法国的势力。中国也需要创造一种与大陆联盟体系等量齐观的架构，真正走出外交守势，而在此之前，北京要先期瓦解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体系。理想的状况是中国能粉碎美菲、美泰、美韩和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协议。

    然而，北京的资源尚不足以托起这一宏大目标，不过瓦解部分同盟的次优结果还是可以期待的。美日同盟是华盛顿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正面对其迎头痛击的时机尚未成熟，但美菲、美韩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并非如此。通过威慑、庙算和利益交换，北京有可能诱使美国把军力投射到中东、拉美和中南亚，放弃菲律宾、韩国和台湾，中国则可由此剪除美日同盟的侧翼。以今日中国将起未起之国力，把日本放在渐进攻势链条的最后一环，才是比较理性和安全的方案。

    奥巴马政府选择战略节制乃迫不得已。受困于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的美国经济将持续停滞或低速增长，而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经济将马不停蹄地快速扩张。当今世界的此种大势，导致华盛顿缺少足够的财力和意志与北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奥巴马上任后并没有采取类似越战后那样的战略收缩政策，而是在中东和东亚应用“巧实力”，以有限进攻策略构筑防线，取得反恐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胜利，并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不断施加压力。然而，奥巴马并无力借此挽回美国在冷战结束初期那种独霸天下的时光，还是无奈地目睹新大陆缓缓迈向帝国黄昏。

    奥巴马政府玩弄“巧实力”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西方价值观。不同于梅特涅勉力推广的保守意识形态，美国的价值观仍旧富于一定的吸引力。然而，美国如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致命弱点在于，多党代议制已经落伍于时代，违背了互联网时代直接民主的滚滚潮流;鼓励不劳而获的经济体制被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绑架，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正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只是美国价值观危机的开端。

    明太祖朱元璋在崛起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鼓励元廷官军、徐寿辉、陈友谅等几股力量争斗不已，自己则避开主力决战，以小规模战斗拓展江东，最后终于后发先至，夺取江山。与此类似，今日之中国，仍需从俾斯麦的施政中获取灵感，注意克制，稳住诸大国，以多重伙伴关系架构(形同欧洲历史上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蚕食日本，尽力稳定和扩大与美国的利益交集，同时转移华盛顿军力投放区域，有效化解美国对中方的正面压力。

    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对双边投资协定(BIT)的技术条款进行了澄清并核定了内容，为进入实质性谈判创造了条件。中方这次的承诺是一次重大让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同意就所有行业和各种投资阶段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契合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战略节制思路。(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曾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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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10日至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6月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中美首脑会晤后两国间的第一轮正式对话。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倡议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始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并增加双方在战略问题上的相互了解与互信，避免因误判而发生的对抗。

    在安纳伯格庄园，奥巴马赠送给习近平一张红杉木长椅。此举别开生面，颇具深意，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宣承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平起平坐的权力。双方一致认为，防止中美关系脱轨的关键在于深化合作、避免冲突、向对方陈明自己的战略节制，并要求对方投桃报李。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的精髓所在。

    纵观世界历史，除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之外，其它崛起的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大多发生残酷的战争，此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习奥会的特殊意义在于，尽管中美在一些领域存在重大分歧，双方都有实在的意愿自我节制，相互妥协，从而打破历史的陈规，让中美和其它各国人民共享稳定的世界秩序。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气候合作、能源合作与中美投资协定等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扩大了中美利益交集，这就是对习奥会价值的良好注脚。

    根据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学说，个体不顾他人的利己行为会导致对所有伙伴都不利的结局。就经典的囚徒困境而言，两个当事人都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不站在对方的利益立场考虑，最后两人都要服较长的刑期，无法得到最短时间监禁这一最佳结果。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中国的崛起决非虚张声势，而是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盈的战略武器装备。中国的经济业已成为各国艳羡与畏惧的力量，而由经济实力支撑的战略武库近年来迅速膨胀。北京正谋求瘫痪美国反导系统的技术和打击北美大陆的新一代核武，虽然其既有核武政策强调威慑，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不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同时，更令美方惧惮的是，中国潜心开发攻击美国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的杀手锏武器，有可能彻底摧毁美国军事强权所依赖的信息技术优势。

    经济和军事崛起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与美利坚的平等地位，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判断，以免因盲目自信而轻启与霸权国家的军事冲突。在核武、太空和互联网等战略领域，先发制人者总是在冲突中占据上风，而美国在这些领域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更多发动突袭的机会。就互联网而言，美国掌握着世界13台根服务器中的10台，若中美开战，中国大量网站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经济和社会生活会遭受重创。中美军事冲突的后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毁害两国经济，渔翁得利的恐怕是处心积虑力图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

    根据囚徒困境的原理，此种局面中的中美两国最好“合谋”，双方都保持战略节制，承诺互不针对彼方首先使用核武、反卫星或网络武器。此安排成功的关键在于中美平行对等地发展战略武器与互联网技术，在地缘政治角逐中彼此制约，从而有效维持相互威慑状态。就当前的东亚安全局势而言，中国须坚守钓鱼岛新现状，否则美国就会得寸进尺，放弃节制，重新著手进行战略进攻。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习奥会的助产士。

    在欧洲历史上，战略节制最成功的典型案例是俾斯麦统一和发展德国的大战略。与现在美、日、英、俄在两岸四地存在利益颇相像，当时英、法、俄、奥在分裂的德意志诸邦都有各自的利益。俾斯麦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在德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中，首先通过外交以利益交换拉拢大多数强国，孤立敌人，然后每次都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军事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继续拉拢英、俄和奥地利，集中力量排挤和限制强邻法兰西，并鼓励法国在海外殖民地扩张，转移它在欧陆的注意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德国利益。
许多学者误读了俾斯麦，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的俾斯麦，把韬光养晦解读为战略节制，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邓公更像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等改革家的混合体，为后世的政治家大展宏图奠定了人才、技术和工业基础。战略节制不是逃避战争，而是有限战争、把握时机与外交和强(和列强以攻孤敌)的有机融合。以有限战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战略节制的题中之义，而非相斥要素。

    如果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比较的话，环顾今日中国周边，菲、越类似于丹麦，印度颇如奥地利，而日本则是当年刚愎自用拿破仑三世治下法国的翻版。致力于领土统一的中国领导人，需要克制野心，先易后难，逐步强势而非强硬地处理周边领土纠纷，并最终以恰当的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相较于俾斯麦，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北京与美国形成了经济、社会与安全利益交融的格局，并拥有了诸多非暴力制约对手的方式，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更多新型手段可供选择。这种新型战略节制是对韬光养晦的延续与超越，多年后回头来看，习奥会可能就是该政策的开端。

    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并不缺乏对外张力，他主动营造以联奥、拉俄、亲英为特征的大陆联盟体系，成功地约束了法国的势力。中国也需要创造一种与大陆联盟体系等量齐观的架构，真正走出外交守势，而在此之前，北京要先期瓦解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体系。理想的状况是中国能粉碎美菲、美泰、美韩和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协议。

    然而，北京的资源尚不足以托起这一宏大目标，不过瓦解部分同盟的次优结果还是可以期待的。美日同盟是华盛顿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正面对其迎头痛击的时机尚未成熟，但美菲、美韩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并非如此。通过威慑、庙算和利益交换，北京有可能诱使美国把军力投射到中东、拉美和中南亚，放弃菲律宾、韩国和台湾，中国则可由此剪除美日同盟的侧翼。以今日中国将起未起之国力，把日本放在渐进攻势链条的最后一环，才是比较理性和安全的方案。

    奥巴马政府选择战略节制乃迫不得已。受困于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的美国经济将持续停滞或低速增长，而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经济将马不停蹄地快速扩张。当今世界的此种大势，导致华盛顿缺少足够的财力和意志与北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奥巴马上任后并没有采取类似越战后那样的战略收缩政策，而是在中东和东亚应用“巧实力”，以有限进攻策略构筑防线，取得反恐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胜利，并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不断施加压力。然而，奥巴马并无力借此挽回美国在冷战结束初期那种独霸天下的时光，还是无奈地目睹新大陆缓缓迈向帝国黄昏。

    奥巴马政府玩弄“巧实力”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西方价值观。不同于梅特涅勉力推广的保守意识形态，美国的价值观仍旧富于一定的吸引力。然而，美国如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致命弱点在于，多党代议制已经落伍于时代，违背了互联网时代直接民主的滚滚潮流;鼓励不劳而获的经济体制被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绑架，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正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只是美国价值观危机的开端。

    明太祖朱元璋在崛起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鼓励元廷官军、徐寿辉、陈友谅等几股力量争斗不已，自己则避开主力决战，以小规模战斗拓展江东，最后终于后发先至，夺取江山。与此类似，今日之中国，仍需从俾斯麦的施政中获取灵感，注意克制，稳住诸大国，以多重伙伴关系架构(形同欧洲历史上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蚕食日本，尽力稳定和扩大与美国的利益交集，同时转移华盛顿军力投放区域，有效化解美国对中方的正面压力。

    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对双边投资协定(BIT)的技术条款进行了澄清并核定了内容，为进入实质性谈判创造了条件。中方这次的承诺是一次重大让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同意就所有行业和各种投资阶段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契合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战略节制思路。(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曾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