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列克提之战幸存者

       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多次武装冲突，与广为人知的珍宝岛事件不同，1969年8月13日，新疆塔城裕民县中苏边界的铁列克提之战，中方付出惨烈代价，此战不但很少被大陆官方提及，也缺少可信的具体细节。
       近二十年来，铁列克提之战最常见的版本近乎文学描述：率领一支38人的巡逻队走进一片开阔的戈壁滩，突然，连长的第六感官告诉他，情况反常：怎么往日平坦的戈壁上多出新的“沙丘”？突然“沙丘”晃动起来，6辆苏军坦克抖掉身上的浮土包围上来。三百多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冲击……中国士兵抱定必死决心，顽强地抵抗着。突然，两颗燃烧弹在中国阵地炸开，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等中国陆军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
       近几年来，经民间军史爱好者细心爬梳，铁列克提之战的真相逐渐清晰：中方官兵阵亡28人而非38人甚或79人，遭苏军围攻的边防部队并未全数阵亡，有一人受伤被俘。这位幸存者此后几十年背负叛徒恶名，40余年过去，官方不再回避铁列克提之战，这位昔日战俘也终于在精神上挺直了腰杆。


       “如果现在有一把枪，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可以百步穿杨。”已四十年没摸过枪的袁国孝说。

       年已六十的袁国孝身材不高，这位在河南柘城慈圣镇颇有名气的“辣椒王”，神情装扮与普通农民无异，他略微含胸的习惯性站姿，与军人风纪相去甚远。但褪去上衣，露出右肩，可见一道前后对穿的枪伤。这是40多年前铁列克提之战留给袁国孝的印记。

       铁列克提之战之后近20年，袁国孝心灵饱受叛徒指责的重压，对自己的战斗经历只字不提。今天，无论面对记者还是军迷，袁国孝已完全不避讳当年曾被俘的经历。



【成了苏军俘虏】



       袁国孝清楚记得，1969年8月13日下午，他被伤痛和口渴折磨得醒来时，自己躺在苏联人的火车上。第一眼看到的，是身边躺着的裴映章，这位铁列克提边防站的老站长是位营级军官，几个月前他已递交退伍报告，本可避免出战，但裴映章以自己熟悉地形为由主动请战，结果成了铁列克提之战中第一个中弹者。

       和袁国孝并排躺着的，还有记者温炳林和战士景长雄。车厢停在中苏边境小火车站的站台外，周围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苏联人。

       八月下午的酷热，让袁国孝口渴难耐，但景长雄迷迷糊糊地向围观的苏联人说“同志请给我水”时，意识清醒的温炳林立即喝止“不能喊同志”，袁国孝只能一声不吭，直至今天袁还认为不能叫苏联人“同志”。苏联军医爬上车厢给中国伤员验伤，温炳林极力挣扎拒绝救护，躺着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

       几个小时的战斗刚爆发时，袁国孝就预感不祥，因为他们完全无法对付突然出现的苏军BTP-60装甲车（中国士兵误认其为坦克），而苏军装甲车上的大口径机枪可以远距离射击光秃秃石头山上的中国兵。

       意识到自己成了苏联俘虏，无边恐惧袭上心头。17岁的袁国孝首先想到的对自己当了战俘，必将牵连家乡的父母、弟弟和其他家人，它甚至远大于自己沦为苏军鱼肉的恐惧。

       苏联人第一个抬走了伤势最重的裴映章，他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被鲜血浸透，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景长雄脑部受伤，不停地喊“水、水”，意识似已不清醒。温炳林腰部受贯穿伤，意识清醒。袁国孝除肩部受贯穿伤，头部还被子弹溅起的石头打伤，是四人中伤势最轻者。袁国孝当时觉得裴挺不过去，没想到只有他一人幸存。

       最后被抬走的袁国孝，被一辆吉普车拉到附近野战机场，上了直升飞机，约一小时后降落，与苏军受伤人员送到同一家医院治疗。医院门口，大群苏联人在门口等着围观被俘的“毛派分子”。

       袁国孝身上的军服被剪碎脱下后，他拒穿苏联病号服，身上只剩一条裤衩。那些天，总有苏联人跑来围观，还有人拍照，他以为是记者，钻到被子里把头蒙起来。“我那时又小又瘦，我不能让他们拍照。我这个样子登出去，就是给中国的边防军人丢丑，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袁国孝说。

       一天夜里，他听到有人叫“袁国孝”，在异乡听到自己的名字，袁国孝先是狂喜，但很快想起八一厂记者李连祥曾在他的红宝书上写下“向袁国孝同志学习”几个字，苏军一定是想借此确认他的身份。而参战前领导告知，如果不幸被俘，一定不能泄露军事秘密，名字也不能说。

       苏军一个军官来医院审问过几次，叫什么名字，想不想家，参军是自愿还是被强征。大多数问题袁国孝一概不做答，只是在被问到为何参军时，他大着胆子辩驳说，我们边防军虽然弱，但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巡逻，理通道直。听力欠佳的苏军翻译将“理通道直”误为袁国孝的名字。

       铁列克提之战四天后双方会晤，中方得知还有姓李的战士活着。大家猜测是排长李国贞。河南新兵袁国孝则被列为牺牲者。

       在苏联人的医院里，除一个看守他的班长对他动过几次手外，袁国孝未受到他想象中的酷刑折磨。他曾想过，如果真的受到虐待，实在扛不住，就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但苏联人总是告诉他，说过几天就送他回国。

       9月23日，袁国孝在苏联医院的第41天，上午几个苏联人拿来一身衣服让袁国孝穿上，说要送他回国。袁国孝当即提出归还他的红宝书、军装和武器，他还要求见其他被俘的战友，苏军告知其他三人已伤重身亡。

       袁国孝坐在吉普车上一路无言。由于苏联人曾多次说要送他回国，他不敢抱太大希望，甚至想过被拉去枪毙。当下车看到国门那一刻，袁国孝激动得犹如再生。

       但在苏联医院时一直萦绕在怀的忧惧也一起袭来：首长和战友们怎么看他这个当了俘虏的人？在苏联时刻为保国格人格的努力抗争，同志们会相信吗？

       担心似乎是多余的。袁国孝走过国境线时，一位身上有四个兜的军官快速冲向前，紧紧地抱住虚弱的袁国孝，像抱孩子一样把袁国孝抱离地面，泪流满面的袁国孝激动晕眩得难以自持。事后，袁国孝才知道，那个军官就是制定铁列克提行动方案的军分区参谋李效智。

       袁国孝还没有反应过来，李效智就迅速帮他脱掉苏联人的鸭舌帽、西装和皮鞋，《解放军画报》记者刘志斌冲上前，迅速将大衣脱下给袁国孝穿上。到救护车上，袁国孝才换上备用军装。路上，有人问他名字，部队这才知道他还活着。在托里县刚刚修建的烈士陵园里，有块崭新的墓碑刻着袁国孝的名字，首长下令立即将“袁国孝”改成“李国贞”。

       铁列克提之战后，苏联边防军向上汇报，莫斯科要求“尽量把他们的尸体带回来，好证明毛派分子入侵苏联”，没想到苏军竟带回19具遗体，由于中国军人身上没有任何证明标识，苏军无法知晓死难者姓名身份，拍照后用简易棺材草草入殓埋葬。

       为避免再度发生大规模冲突，1969年9月8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赴越南吊唁胡志明返回时，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苏军答应9月18日交还中国边防军19具遗体。

       时值盛夏，苏军交还的遗体已高度腐烂，头部、手、胳膊稍不小心就脱落下来，只能根据衣物、携带品、身材、牙齿和骨骼特征等进行确认身份。但中方参战边防部队系临时抽调组建，多数人彼此不识，增加了辨认难度。除了有四个兜的是干部，两个兜的是士兵外，几乎没有外在特征便于识别遗体。躺在袁国孝墓碑下的死者是谁，没有人清楚。

       活着回到祖国是万幸，但从热情万丈入军营到转瞬成为战俘，不过半年时间，袁国孝不知道今后等着他的是什么。



   【盼着打仗】



       1969年3月，河南柘城近千名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喜气洋洋集合在县城唯一的电影院前，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袁国孝亦在其中。那批新兵中，与袁国孝一同来自慈圣镇的有95人，不少人是他的同学。

       袁国孝1966年小学毕业，正赶上文革爆发中学停课，1968年底学校复课开学，袁国孝刚进中学校门几个月，碰到了招兵机会，像当时所有受战争片熏陶的男孩一样，袁国孝选择了军营。

       袁国孝从小就觉得打仗很有意思，在开往乌鲁木齐的绿皮车箱里，列车广播热情介绍中苏边境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之战。听到解放军打了大胜仗，袁国孝和同乡们都热切盼着到了新疆后，也能碰到打仗立功的机会。

       袁国孝被分到驻塔城地区的骑兵部队，刚做了几次骑马训练，5月初又被分到裕民县的铁列克提边防站，这里是中苏边界对抗最前沿。铁列克提边防站虽少为人知，但它第二个站却几十年来闻名全国，该站原名塔斯提哨所，后易名小白杨，阎维文“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即歌颂这个哨所。

       铁列克提得名铁列克提河，该河位于裕民县城以南60公里，是条不足十米宽的小河沟，由中国流向苏联。铁列克提边防站距裕民县城约150多公里山路，正好扼中苏国境线的阿拉山口。此段国境线东面中国一侧，是海拔不高的石山——巴尔鲁克山，西面苏联一侧，是相对平缓的砂石地，在铁列克提边防站地势稍高地段，可看到苏联境内距国境线不远的阿拉湖。

       这段国境过去并无清晰界限，1962年，中方建铁列克提边防站，部队按中方主张的边界巡逻时，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在边防站巡逻路线南段，有条苏联铁路，最近处不过数百米。为阻止中方巡逻威胁其铁路，苏军从肢体冲撞、车辆堵路到动用挖掘机，几乎穷尽手段。

       与此同时，由于中方牧业生产的萎缩，放牧转场的习惯线不断向中方收缩，1960年初中苏交恶后，巴尔鲁克山脊西侧几百米地带成为争议领土，到了1968年，苏方的巡逻先已推进到接近中方一侧石山的山脊。

       袁国孝们抵达铁列克提边防站时，这儿打仗氛围比当时其他地方更为浓厚。当时，乌鲁木齐军区部署了一次重大的军事活动——丘尔丘特转场，以牧民转场路线穿过争议区方式，表明中方态度。

       转场中苏军多次骚扰，双方曾棍棒交加，混战一团，但转场队伍终于到达目的地塔斯提，完成任务。苏军情报十分准确，知道中方做了充分准备，并未开枪，中方也发现，在被抢来的苏军的枪里，甚至没有子弹。

       为应付紧张局势，边防部队被重新整编改组，成立独立边防营，袁国孝所在的部队，是负责托里、裕民边防的第四营，时称304部队。新组建部队由骑兵营步兵营和原来的边防团各抽一部凑成。

       还未从紧张、激动、新鲜中缓过劲来的袁国孝，并不知道，对一支准备打仗的部队来说，这种临时改编造成的兵将互相不识犯了兵家大忌。

       6月10日，距铁列克提不远的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苏军试图绑架一位牧民，碰上骑兵独立营排长李永强的小分队。按中国边防政策，是否开枪必先请示上级，但当时情形让李永强下令占领身后有利地形，突然开火，苏军毫无准备，苏方史料称，苏军6人身亡。

       李永强不但未被追究是否违反军纪，反被树为英雄。远方的珍宝岛，近在身边的李永强，都让袁国孝所在部队洋溢着苏修这个超级大国不过如此的乐观情绪。

       袁国孝不用任何人教，凭着以前看电影的底子和现在广播里的内容，请战书、决心书提笔就来。铁列克提边防站和哨所可以贴口号的地方，都密密麻麻张贴着袁国孝们一轮又一轮的请战术和决心书。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更大的行动在即。5月，新华社、新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的20多位记者扛着各种器材抵达塔城地区的中苏边界，不久，他们又陆续抵达铁列克提边防站。对袁国孝们来说，这是一个明确无疑的信号——全国人民到时候将会从纪录片上看到我们建功立业。

       多年后，袁国孝才知道，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中，八一厂的摄影师在前线的拍摄，被迅速剪辑成纪录片“新沙皇的反华罪行”，在当年四月召开的九大会议期间放映，受到九大代表的好评。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从军代表处得知新疆军区也可能也会有动作（指丘尔丘特转场），便纷纷向江青提出要求去新疆军区采访拍摄，她想都没想就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不过，紧张、激动的袁国孝们远未做好战争准备。袁国孝和其他新兵，都是在抵达铁列克提之后才开始学习射击，他只参与过一次实弹打靶训练。其间，他还被抽调去看守仓库一个月。他后来将要用到的枪榴弹，只学了三天。

       老兵们的情形也不比袁国孝好太多，当时中国军队训练时数严重不足，除政治学习外，大部分时间打柴、割草、搞农副业生产，士兵对手中武器性能了解不足，军官对如何指挥作战所知不多，不少军官甚至看不懂地图。它导致铁列克提之战爆发后，边防站上报的战斗地点与实地偏差2—3公里。

       当时，袁国孝边防生活的最主要内容是“三天天”，即早8：00—9：30，“天天”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晚7：00—8：30，“天天”听广播；当然，也“天天”军事训练。但政治学习占去了大部分时间。

       边防政策是政治学习最重要的内容。从1883年开始签订的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条约，战士们都烂熟于心，对苏军充满“刻骨仇恨”。冲突时要遵循的准则，每个战士也都朗朗上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临近8月，政治学习越发密集，会议不断，从小会、班排会、小组会、动员大会，官兵被反复动员宣传。8月初，马上就有大的对敌任务，大家都心知肚明。

       8月12日下午，又有一批人员充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这支人马与60天前、20天前抽来的人员组成了一只100余人的部队。

       这支百余人的部队，来自河南柘城的新兵就多达38位，他们将执行一项精心设计的巡逻任务，为抓拍历史性的画面，随行的还有10多位记者。



【一边倒的屠杀】



       8月13日凌晨2点，袁国孝身背一支步枪、一个枪榴弹发射器、4枚枪榴弹和200发子弹，顶着新疆夏夜的寒意，和战友们悄悄从边防站出发，向预设阵地进发。

       出发前，官兵手拿红宝书列队集体朗诵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誓师仪式既雄壮又悲壮，令袁国孝浑身滚烫。走出营房时，虽然大家沉默无声，但他能感到队伍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行进了几十分钟后，袁国孝所在的中翼组抵达其预设阵地。14人的中翼组中，袁国孝等9人据主阵地：无名高地，其座标约为45°35'16.16"北，82°17'16.39"东；4人据旁边小山包。在他们北方，是17人的右翼组，南面是20人的左翼组。中翼组与两翼相聚六七百米，在中翼组东面一公里远的后方，是11人的指挥组，指挥组不远，是36人的预备队。

       袁国孝阵地西面正对着苏军的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两者相距三公里左右。

       三个进入预设阵地的小组和更早一些进入阵地的指挥组和预备队，是为天亮时进入中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

       按当时苏联主张的国境线，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的三个阵地均位于苏联一侧，指挥部和预备队位于中国边境线一侧。巡逻组的行进路线，大体与三个预设阵地构成的连线平行，从最北端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向南行进到最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后折返。行进路线总长约2—3公里。

       中国边防军的巡逻目的，即以行动明告苏方不承认其“实际控制线”。因此，巡逻组必须等到天大亮后方才出发。

       袁国孝们据守的石山，遍布灰褐色的碎石，寸草不生。不但无自然地貌可做掩护，亦无法挖掘掩体，压在身下的碎石犹如刀尖，半夜时分寒气逼人。不到4点就趴在碎石上的袁国孝，苦等天亮。

       虽然居高临下，但中方完全看不清西面黑暗中的苏方有何动静。苏联那一边似乎一切都陷入沉睡中，但早已经布下杀机。

       8月12日，苏军前沿哨所观察到中方一侧的异常调动，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和相邻罗德尼科瓦亚边防站立即进入警戒状态，苏军紧急在前沿哨所修筑了掩体，两辆装甲车被悄悄部署在侧翼掩体中。此前，中国这边来了一批摄影师和记者，预示中方可能会有大动作，也没逃脱苏联人的眼睛。

       苏军的精心准备，中方一无所知。当袁国孝们顶着星光悄然进入预设阵地时，苏方前沿哨所担任观察任务的杜列波夫中士，就借着东面石头山影与天幕的对比，发现了“毛派分子入侵”。

       7点40许，天色已亮。袁国孝正伸着脖子等着巡逻队，苏军一架米-4直升机飞临中方阵地上空，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身着草绿色军装的中国军人一览无余。

       这个意外并未引起中国军人应有警觉。袁国孝被分在中翼组高地的东北角，正好与新影厂记者温炳林分在一组，温炳林提议袁国孝和另外一名战士站起来怒视敌机，他好拍下我英勇解放军抗议苏军侵略的特写。

       第一架直升机在三个前置阵地盘旋侦察一番后飞走，不久第二架直升机又来，它直接深入后方，把中方指挥组和预备队的布置也看得一清二楚。

       9时许，中方11人的巡逻队出现在袁国孝的视野中。当他们走到开阔地时，苏方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立即开来三辆军车，在距袁国孝的阵地直线距离二三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进入预先构筑的阵地。袁国孝说，苏军每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他们就数一个数字，他们计算一共有126名苏军士兵。

       袁国孝清楚记得苏军先开枪——巡逻组前进到靠近中方掩护组阵地时，苏军在喇叭警告之后开枪了。

       此前，部队在谈及碰到苏军该怎么办时，有人大大咧咧说“老修（苏联人）就那么两下子，见了我们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但苏军的零星射击明显是冲着人的。巡逻组迅速往山上撤退，袁国孝看到巡逻组的领队裴映章颈部鲜血淋漓。

       巡逻组的人刚跑到袁国孝们据守的中翼阵地，苏军步兵就呈散兵线扑了上来，中国边防军不曾想到，苏军阵地出现了装甲车，其中一辆，直接插到东南方，切断了中翼组与北翼组的联系，它正好对着袁国孝负责的方位。

       袁国孝认为9点零5分双方正式交火，因为巡逻组一位叫曹新龙的战士撤到阵地上后，用电台向指挥部呼叫“九点零五分苏军向我开枪”。接着，袁国孝看见站着呼叫的曹新龙，没有说几句话就被击中，接着报话机被苏军击毁。前方后方联系中断。

       在袁国孝这个方向，只有他的枪榴弹可威胁苏军装甲车，袁国孝看到身边巡逻组撤上来的李国贞排长击中两名跳出装甲车的苏军后，他用枪榴弹朝着苏军装甲车打出第一次发枪榴弹实弹，但有效射程只有150多米的枪榴弹，甚至没有打到山脚下。袁国孝抬高枪口后，第二发枪榴弹勉强打到山脚下，依然够不着装甲车，袁国孝徒劳地装上第三发枪榴弹，还未击发，就昏了过去。

       接下来的混乱战斗，袁国孝四十年后方才知晓。中方虽有100余人，但前方三个预设阵地都没有电台，后方与前方用信号弹联系，用一、二、三发信号弹发布不同命令。战斗发生后，指挥员发射两发信号弹后，怕前方看不见，又匆忙发射两发，四发信号弹让各战斗组彻底凌乱。混乱的指挥加上原本兵力火力的巨大差距，各战斗组只能坐视苏军从容不迫地用四辆装甲车包围中翼无名高地，铁列克提之战变成一边倒的屠杀。

       下午13时10分，苏军占领中翼组无名高地，战斗结束。这个阵地上，巡逻组11人和中翼组无名高地9人被包围，除袁国孝外全部阵亡，中翼组东面小山头阵地4人中的2人在后撤时阵亡，南翼组4人，北翼组3人试图穿越苏军火力封锁时阵亡。中方总计28人阵亡，12人负伤。而苏方则在步兵仰攻山头时付出2人阵亡，10人受伤的代价。



【英雄到叛徒】



       从战场炼狱、战俘噩梦到意外回归祖国，袁国孝无法适应这种剧烈转变，一入国门就立即被送到塔城军分区的卫生所检查身体。八公里的路上，到处都是欢迎英雄回归的人群。到了卫生所，是盛大的欢迎仪式，这让袁国孝激动得恍惚如在梦中。他不记得握过多少双热情的手，也不记得有多少从没见过的高级别军官的勉慰。他只记得当时激动得语无伦次，只会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他记得中午吃饭时，有首长告诉他，给他特意准备了老母鸡炖的汤。

       刚体检完，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徐国贤就亲自到病房看望，《解放军报》记者刘东升随行记录。那个下午，徐和袁整整谈了三个小时，对袁国孝在苏联的情况，问得非常细。

       袁国孝忆及当时的心情，称“比在苏联时还复杂”，“你到底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审问我的？”刘东升回忆，袁国孝当时身体很虚弱，已有些神智不清，说话有气无力。徐国贤不时轻拍袁国孝的肩膀，让他不要动，谈话过程和风细雨，技巧十足。

       袁国孝通过了组织的考验。

       9月27日，塔城军分区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方便新晋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袁国孝，大会选在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当袁国孝在两名士兵搀扶下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欢迎同胞回国”的口号山呼海啸。

       袁国孝在主席台按准备好的发言稿讲话。从小能写会道的袁国孝，慷慨激昂的发言果然没有令首长失望。这意外的莫大荣誉让袁国孝总算不再忐忑。

       10月1日，袁国孝又被拉到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从9月23日回国，近两个多月时间，临近各边防站纷纷邀请袁国孝去做报告。这些报告里，都尽量避免“被俘”之类字眼，强调被捕时与敌人的英勇斗争。

       袁国孝伤愈后重归边防部队序列，军分区的领导表明了要栽培袁国孝的意思。

       铁列克提之战，似乎让袁国孝意外地获得了他参军入伍时不敢梦想的一切。当袁国孝和同乡一同穿上绿军装时，就有不少人看好袁国孝的前途。袁国孝从小是文娱积极分子，能说会唱善表演。四十多年后，昔日同学仍记得他小学时扮演美国鬼子的情形。

       风头正劲的袁国孝在这里见到了父亲。铁列克提之战后，袁国孝的父亲心中预感不安，每天给他写信，袁国孝回国那天，一位同乡寄出一封信告诉袁的父亲，袁国孝为保卫祖国英勇牺牲了。

       10月17日，袁国孝的父亲到达乌鲁木齐，见到了生还的儿子。当时袁国孝正沉浸在被拥戴为英雄的欢呼声中，对战争的生离死别并无感觉。

       几天后，袁国孝的父亲跟着袁国孝的演讲团到了托里县，父子俩单独去了烈士陵园，父子俩找到那座原来刻着袁国孝、现在刻着李国贞，但不知埋着谁的坟墓，袁国孝突然被莫名的东西触动，与父亲一起抱着墓碑嚎啕大哭。袁父边哭边唤袁国孝的小名，问他是要自己的娘还是贪图前程，袁国孝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袁国孝说，后来塔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得知他想回乡务农，不图部队发展时，甚至为他的不争气要打他。但突然心灰意冷的袁国孝无论首长怎么摆道理都再无热情。袁国孝这个边防部队刚刚升起的英雄销声匿迹了。

       1972年，袁国孝复员回乡，20天后结婚，人们发现袁国孝像变了一个人，他的意气风发和刚到部队时写信流露的人生抱负，统统不见。那个活跃机灵的袁国孝不但一下变得沉默寡言，而且脾气越来越古怪，倔得莫名其妙。

       同乡们注意到，袁国孝的父亲刚从军营返乡时，情绪也极为悲观失落，完全看不出他儿子正当着英雄整天在外做报告。

       回到故乡的袁国孝只字不提部队经历，甚至在2008年之前，他妻子也不知他铁列克提之战的经历。但在周围的乡亲看来，不少同乡战死铁列克提，参战者仅袁国孝一人生还，如果袁国孝被俘后没有叛变，而是英雄，为什么没有入党没有提干？这样的好机会有谁会放过？

       有传言称，袁国孝是叛徒，他在部队自我吹嘘成战斗英雄，结果他在苏联的表现被别的国家记者拍照，捅破了牛皮。不但周围对袁国孝议论纷纷，甚至公社、大队、武装部的干部也怀疑袁国孝是否有变节表现。

       袁国孝被叛徒传言逼得几乎快要发疯。有一次袁国孝与生产队长争执，对方公开谩骂叛徒。气结于胸的袁国孝卖掉家里一头羊，几只老母鸡，凑了40多块钱，跑到塔城军分区，开了一张证明，称袁国孝同志参与铁列克提战役，作战英勇，被俘苏联后，坚贞不屈。

       考虑到当时社会对战俘的不公平，塔城军区建议袁国孝落户塔城工作，被袁国孝回绝，他就是要拿着这张纸回去以证清白，堵住乡亲的嘴。

       袁国孝把那张证明递交给武装部，但他没法挨家挨户敲门，让乡邻看那一纸证明。袁国孝今天仍然记得，生产队长伤害他的那次争吵是在1974年7月14日。

       只有精力都用到应付生存时，袁心中的委屈方可减轻。从70年代末始，袁国孝尝试做过很多生意：卖过铝锅、贩过牛马、养过鱼、烧过砖，但都不尽理想。最困难时，妻子生病熬药需要一个砂锅都买不起。直到1996年才出现转折，到2006年，他开始“发大财”，做辣椒生意，9天内赚了18万。袁国孝成了慈圣镇有名的“辣椒王”。

       但所有生意上的成功，都来得不如一个意外的电话让他激动。2007年，他接到塔城军分区的电话，对方希望他帮忙寻找铁列克提战役中牺牲的9个烈士的家属。袁国孝发狂地骑着电动车跑了三天，由于牺牲者都不满二十岁，不但没有后代，亲戚、邻居对他们也几乎没什么印象。袁只找到一位烈士的母亲。

       今天，铁列克提战役中到底有多少伤亡，官方各种出版物和报道莫衷一是。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系的主任芦继兵通过大量考证，得出牺牲28人的初步结论，此数与民间其他几位长期致力于铁列克提之战研究的结论相同。

       当年塔城边防部队服役者，早已习惯了铁列克提之战被遗忘。直到2006年，河南省为安抚退伍老兵，以参与铁列克提战役的名义，将柘城县1969年入伍士兵全数纳入补贴范围。因袁国孝是战场上真正的作战人员，他的身份、热心和财力，使他在老兵心中有了特殊威望，这让袁国孝终于能挺直腰杆谈当年的战斗。

       几十年闭口不谈铁列克提的袁国孝说，他脑子里忙着生意，但从没忘记了解铁列克提的知识，希望更多的人研究这次被遗忘的战斗，否则“牺牲的人白牺牲，历史上就不会留下这次战斗”。

       2008年10月，受塔城军分区邀请，袁国孝和战友杨俊奇一起去了铁列克提。作为主阵地唯一幸存者，他找到无名高地旧战场，现场向来者重述当时战斗情形。对妻子他也一改“从来不说，一说心酸”的态度，次年清明节，他带妻子一同祭扫战友，告诉她当年九死一生的经历。

       袁国孝不但开口能言，还能重返旧战场，得益于诡异的历史轮回。这片爆发激战的荒山石岭，在2003年9月23日生效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勘界工作中，被划归中国一侧。铁列克提之战后34年，中国军队首次沿当年线路巡逻。旧战场主阵地的无名高地，2008年被命名为“忠勇山”，并立碑纪念。

       袁国孝说，如果可能，他愿带想去的战友都去一趟，旅费不是问题，他唯一担心的，就怕给军分区“添麻烦”。

       每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纪念日，这个昔日的“叛徒”都是发起乡里老战友聚会的组织者。但2012年的8月13日临近，战友们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袁国孝。后有人从他家人口中得知，袁国孝在温州的生意出了点问题，他必须亲自处理。纪念铁列克提的事，得等他回来再说。
       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多次武装冲突，与广为人知的珍宝岛事件不同，1969年8月13日，新疆塔城裕民县中苏边界的铁列克提之战，中方付出惨烈代价，此战不但很少被大陆官方提及，也缺少可信的具体细节。
       近二十年来，铁列克提之战最常见的版本近乎文学描述：率领一支38人的巡逻队走进一片开阔的戈壁滩，突然，连长的第六感官告诉他，情况反常：怎么往日平坦的戈壁上多出新的“沙丘”？突然“沙丘”晃动起来，6辆苏军坦克抖掉身上的浮土包围上来。三百多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冲击……中国士兵抱定必死决心，顽强地抵抗着。突然，两颗燃烧弹在中国阵地炸开，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等中国陆军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
       近几年来，经民间军史爱好者细心爬梳，铁列克提之战的真相逐渐清晰：中方官兵阵亡28人而非38人甚或79人，遭苏军围攻的边防部队并未全数阵亡，有一人受伤被俘。这位幸存者此后几十年背负叛徒恶名，40余年过去，官方不再回避铁列克提之战，这位昔日战俘也终于在精神上挺直了腰杆。


       “如果现在有一把枪，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可以百步穿杨。”已四十年没摸过枪的袁国孝说。

       年已六十的袁国孝身材不高，这位在河南柘城慈圣镇颇有名气的“辣椒王”，神情装扮与普通农民无异，他略微含胸的习惯性站姿，与军人风纪相去甚远。但褪去上衣，露出右肩，可见一道前后对穿的枪伤。这是40多年前铁列克提之战留给袁国孝的印记。

       铁列克提之战之后近20年，袁国孝心灵饱受叛徒指责的重压，对自己的战斗经历只字不提。今天，无论面对记者还是军迷，袁国孝已完全不避讳当年曾被俘的经历。



【成了苏军俘虏】



       袁国孝清楚记得，1969年8月13日下午，他被伤痛和口渴折磨得醒来时，自己躺在苏联人的火车上。第一眼看到的，是身边躺着的裴映章，这位铁列克提边防站的老站长是位营级军官，几个月前他已递交退伍报告，本可避免出战，但裴映章以自己熟悉地形为由主动请战，结果成了铁列克提之战中第一个中弹者。

       和袁国孝并排躺着的，还有记者温炳林和战士景长雄。车厢停在中苏边境小火车站的站台外，周围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苏联人。

       八月下午的酷热，让袁国孝口渴难耐，但景长雄迷迷糊糊地向围观的苏联人说“同志请给我水”时，意识清醒的温炳林立即喝止“不能喊同志”，袁国孝只能一声不吭，直至今天袁还认为不能叫苏联人“同志”。苏联军医爬上车厢给中国伤员验伤，温炳林极力挣扎拒绝救护，躺着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

       几个小时的战斗刚爆发时，袁国孝就预感不祥，因为他们完全无法对付突然出现的苏军BTP-60装甲车（中国士兵误认其为坦克），而苏军装甲车上的大口径机枪可以远距离射击光秃秃石头山上的中国兵。

       意识到自己成了苏联俘虏，无边恐惧袭上心头。17岁的袁国孝首先想到的对自己当了战俘，必将牵连家乡的父母、弟弟和其他家人，它甚至远大于自己沦为苏军鱼肉的恐惧。

       苏联人第一个抬走了伤势最重的裴映章，他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被鲜血浸透，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景长雄脑部受伤，不停地喊“水、水”，意识似已不清醒。温炳林腰部受贯穿伤，意识清醒。袁国孝除肩部受贯穿伤，头部还被子弹溅起的石头打伤，是四人中伤势最轻者。袁国孝当时觉得裴挺不过去，没想到只有他一人幸存。

       最后被抬走的袁国孝，被一辆吉普车拉到附近野战机场，上了直升飞机，约一小时后降落，与苏军受伤人员送到同一家医院治疗。医院门口，大群苏联人在门口等着围观被俘的“毛派分子”。

       袁国孝身上的军服被剪碎脱下后，他拒穿苏联病号服，身上只剩一条裤衩。那些天，总有苏联人跑来围观，还有人拍照，他以为是记者，钻到被子里把头蒙起来。“我那时又小又瘦，我不能让他们拍照。我这个样子登出去，就是给中国的边防军人丢丑，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袁国孝说。

       一天夜里，他听到有人叫“袁国孝”，在异乡听到自己的名字，袁国孝先是狂喜，但很快想起八一厂记者李连祥曾在他的红宝书上写下“向袁国孝同志学习”几个字，苏军一定是想借此确认他的身份。而参战前领导告知，如果不幸被俘，一定不能泄露军事秘密，名字也不能说。

       苏军一个军官来医院审问过几次，叫什么名字，想不想家，参军是自愿还是被强征。大多数问题袁国孝一概不做答，只是在被问到为何参军时，他大着胆子辩驳说，我们边防军虽然弱，但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巡逻，理通道直。听力欠佳的苏军翻译将“理通道直”误为袁国孝的名字。

       铁列克提之战四天后双方会晤，中方得知还有姓李的战士活着。大家猜测是排长李国贞。河南新兵袁国孝则被列为牺牲者。

       在苏联人的医院里，除一个看守他的班长对他动过几次手外，袁国孝未受到他想象中的酷刑折磨。他曾想过，如果真的受到虐待，实在扛不住，就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但苏联人总是告诉他，说过几天就送他回国。

       9月23日，袁国孝在苏联医院的第41天，上午几个苏联人拿来一身衣服让袁国孝穿上，说要送他回国。袁国孝当即提出归还他的红宝书、军装和武器，他还要求见其他被俘的战友，苏军告知其他三人已伤重身亡。

       袁国孝坐在吉普车上一路无言。由于苏联人曾多次说要送他回国，他不敢抱太大希望，甚至想过被拉去枪毙。当下车看到国门那一刻，袁国孝激动得犹如再生。

       但在苏联医院时一直萦绕在怀的忧惧也一起袭来：首长和战友们怎么看他这个当了俘虏的人？在苏联时刻为保国格人格的努力抗争，同志们会相信吗？

       担心似乎是多余的。袁国孝走过国境线时，一位身上有四个兜的军官快速冲向前，紧紧地抱住虚弱的袁国孝，像抱孩子一样把袁国孝抱离地面，泪流满面的袁国孝激动晕眩得难以自持。事后，袁国孝才知道，那个军官就是制定铁列克提行动方案的军分区参谋李效智。

       袁国孝还没有反应过来，李效智就迅速帮他脱掉苏联人的鸭舌帽、西装和皮鞋，《解放军画报》记者刘志斌冲上前，迅速将大衣脱下给袁国孝穿上。到救护车上，袁国孝才换上备用军装。路上，有人问他名字，部队这才知道他还活着。在托里县刚刚修建的烈士陵园里，有块崭新的墓碑刻着袁国孝的名字，首长下令立即将“袁国孝”改成“李国贞”。

       铁列克提之战后，苏联边防军向上汇报，莫斯科要求“尽量把他们的尸体带回来，好证明毛派分子入侵苏联”，没想到苏军竟带回19具遗体，由于中国军人身上没有任何证明标识，苏军无法知晓死难者姓名身份，拍照后用简易棺材草草入殓埋葬。

       为避免再度发生大规模冲突，1969年9月8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赴越南吊唁胡志明返回时，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苏军答应9月18日交还中国边防军19具遗体。

       时值盛夏，苏军交还的遗体已高度腐烂，头部、手、胳膊稍不小心就脱落下来，只能根据衣物、携带品、身材、牙齿和骨骼特征等进行确认身份。但中方参战边防部队系临时抽调组建，多数人彼此不识，增加了辨认难度。除了有四个兜的是干部，两个兜的是士兵外，几乎没有外在特征便于识别遗体。躺在袁国孝墓碑下的死者是谁，没有人清楚。

       活着回到祖国是万幸，但从热情万丈入军营到转瞬成为战俘，不过半年时间，袁国孝不知道今后等着他的是什么。



   【盼着打仗】



       1969年3月，河南柘城近千名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喜气洋洋集合在县城唯一的电影院前，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袁国孝亦在其中。那批新兵中，与袁国孝一同来自慈圣镇的有95人，不少人是他的同学。

       袁国孝1966年小学毕业，正赶上文革爆发中学停课，1968年底学校复课开学，袁国孝刚进中学校门几个月，碰到了招兵机会，像当时所有受战争片熏陶的男孩一样，袁国孝选择了军营。

       袁国孝从小就觉得打仗很有意思，在开往乌鲁木齐的绿皮车箱里，列车广播热情介绍中苏边境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之战。听到解放军打了大胜仗，袁国孝和同乡们都热切盼着到了新疆后，也能碰到打仗立功的机会。

       袁国孝被分到驻塔城地区的骑兵部队，刚做了几次骑马训练，5月初又被分到裕民县的铁列克提边防站，这里是中苏边界对抗最前沿。铁列克提边防站虽少为人知，但它第二个站却几十年来闻名全国，该站原名塔斯提哨所，后易名小白杨，阎维文“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即歌颂这个哨所。

       铁列克提得名铁列克提河，该河位于裕民县城以南60公里，是条不足十米宽的小河沟，由中国流向苏联。铁列克提边防站距裕民县城约150多公里山路，正好扼中苏国境线的阿拉山口。此段国境线东面中国一侧，是海拔不高的石山——巴尔鲁克山，西面苏联一侧，是相对平缓的砂石地，在铁列克提边防站地势稍高地段，可看到苏联境内距国境线不远的阿拉湖。

       这段国境过去并无清晰界限，1962年，中方建铁列克提边防站，部队按中方主张的边界巡逻时，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在边防站巡逻路线南段，有条苏联铁路，最近处不过数百米。为阻止中方巡逻威胁其铁路，苏军从肢体冲撞、车辆堵路到动用挖掘机，几乎穷尽手段。

       与此同时，由于中方牧业生产的萎缩，放牧转场的习惯线不断向中方收缩，1960年初中苏交恶后，巴尔鲁克山脊西侧几百米地带成为争议领土，到了1968年，苏方的巡逻先已推进到接近中方一侧石山的山脊。

       袁国孝们抵达铁列克提边防站时，这儿打仗氛围比当时其他地方更为浓厚。当时，乌鲁木齐军区部署了一次重大的军事活动——丘尔丘特转场，以牧民转场路线穿过争议区方式，表明中方态度。

       转场中苏军多次骚扰，双方曾棍棒交加，混战一团，但转场队伍终于到达目的地塔斯提，完成任务。苏军情报十分准确，知道中方做了充分准备，并未开枪，中方也发现，在被抢来的苏军的枪里，甚至没有子弹。

       为应付紧张局势，边防部队被重新整编改组，成立独立边防营，袁国孝所在的部队，是负责托里、裕民边防的第四营，时称304部队。新组建部队由骑兵营步兵营和原来的边防团各抽一部凑成。

       还未从紧张、激动、新鲜中缓过劲来的袁国孝，并不知道，对一支准备打仗的部队来说，这种临时改编造成的兵将互相不识犯了兵家大忌。

       6月10日，距铁列克提不远的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苏军试图绑架一位牧民，碰上骑兵独立营排长李永强的小分队。按中国边防政策，是否开枪必先请示上级，但当时情形让李永强下令占领身后有利地形，突然开火，苏军毫无准备，苏方史料称，苏军6人身亡。

       李永强不但未被追究是否违反军纪，反被树为英雄。远方的珍宝岛，近在身边的李永强，都让袁国孝所在部队洋溢着苏修这个超级大国不过如此的乐观情绪。

       袁国孝不用任何人教，凭着以前看电影的底子和现在广播里的内容，请战书、决心书提笔就来。铁列克提边防站和哨所可以贴口号的地方，都密密麻麻张贴着袁国孝们一轮又一轮的请战术和决心书。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更大的行动在即。5月，新华社、新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的20多位记者扛着各种器材抵达塔城地区的中苏边界，不久，他们又陆续抵达铁列克提边防站。对袁国孝们来说，这是一个明确无疑的信号——全国人民到时候将会从纪录片上看到我们建功立业。

       多年后，袁国孝才知道，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中，八一厂的摄影师在前线的拍摄，被迅速剪辑成纪录片“新沙皇的反华罪行”，在当年四月召开的九大会议期间放映，受到九大代表的好评。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从军代表处得知新疆军区也可能也会有动作（指丘尔丘特转场），便纷纷向江青提出要求去新疆军区采访拍摄，她想都没想就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不过，紧张、激动的袁国孝们远未做好战争准备。袁国孝和其他新兵，都是在抵达铁列克提之后才开始学习射击，他只参与过一次实弹打靶训练。其间，他还被抽调去看守仓库一个月。他后来将要用到的枪榴弹，只学了三天。

       老兵们的情形也不比袁国孝好太多，当时中国军队训练时数严重不足，除政治学习外，大部分时间打柴、割草、搞农副业生产，士兵对手中武器性能了解不足，军官对如何指挥作战所知不多，不少军官甚至看不懂地图。它导致铁列克提之战爆发后，边防站上报的战斗地点与实地偏差2—3公里。

       当时，袁国孝边防生活的最主要内容是“三天天”，即早8：00—9：30，“天天”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晚7：00—8：30，“天天”听广播；当然，也“天天”军事训练。但政治学习占去了大部分时间。

       边防政策是政治学习最重要的内容。从1883年开始签订的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条约，战士们都烂熟于心，对苏军充满“刻骨仇恨”。冲突时要遵循的准则，每个战士也都朗朗上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临近8月，政治学习越发密集，会议不断，从小会、班排会、小组会、动员大会，官兵被反复动员宣传。8月初，马上就有大的对敌任务，大家都心知肚明。

       8月12日下午，又有一批人员充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这支人马与60天前、20天前抽来的人员组成了一只100余人的部队。

       这支百余人的部队，来自河南柘城的新兵就多达38位，他们将执行一项精心设计的巡逻任务，为抓拍历史性的画面，随行的还有10多位记者。



【一边倒的屠杀】



       8月13日凌晨2点，袁国孝身背一支步枪、一个枪榴弹发射器、4枚枪榴弹和200发子弹，顶着新疆夏夜的寒意，和战友们悄悄从边防站出发，向预设阵地进发。

       出发前，官兵手拿红宝书列队集体朗诵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誓师仪式既雄壮又悲壮，令袁国孝浑身滚烫。走出营房时，虽然大家沉默无声，但他能感到队伍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行进了几十分钟后，袁国孝所在的中翼组抵达其预设阵地。14人的中翼组中，袁国孝等9人据主阵地：无名高地，其座标约为45°35'16.16"北，82°17'16.39"东；4人据旁边小山包。在他们北方，是17人的右翼组，南面是20人的左翼组。中翼组与两翼相聚六七百米，在中翼组东面一公里远的后方，是11人的指挥组，指挥组不远，是36人的预备队。

       袁国孝阵地西面正对着苏军的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两者相距三公里左右。

       三个进入预设阵地的小组和更早一些进入阵地的指挥组和预备队，是为天亮时进入中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

       按当时苏联主张的国境线，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的三个阵地均位于苏联一侧，指挥部和预备队位于中国边境线一侧。巡逻组的行进路线，大体与三个预设阵地构成的连线平行，从最北端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向南行进到最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后折返。行进路线总长约2—3公里。

       中国边防军的巡逻目的，即以行动明告苏方不承认其“实际控制线”。因此，巡逻组必须等到天大亮后方才出发。

       袁国孝们据守的石山，遍布灰褐色的碎石，寸草不生。不但无自然地貌可做掩护，亦无法挖掘掩体，压在身下的碎石犹如刀尖，半夜时分寒气逼人。不到4点就趴在碎石上的袁国孝，苦等天亮。

       虽然居高临下，但中方完全看不清西面黑暗中的苏方有何动静。苏联那一边似乎一切都陷入沉睡中，但早已经布下杀机。

       8月12日，苏军前沿哨所观察到中方一侧的异常调动，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和相邻罗德尼科瓦亚边防站立即进入警戒状态，苏军紧急在前沿哨所修筑了掩体，两辆装甲车被悄悄部署在侧翼掩体中。此前，中国这边来了一批摄影师和记者，预示中方可能会有大动作，也没逃脱苏联人的眼睛。

       苏军的精心准备，中方一无所知。当袁国孝们顶着星光悄然进入预设阵地时，苏方前沿哨所担任观察任务的杜列波夫中士，就借着东面石头山影与天幕的对比，发现了“毛派分子入侵”。

       7点40许，天色已亮。袁国孝正伸着脖子等着巡逻队，苏军一架米-4直升机飞临中方阵地上空，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身着草绿色军装的中国军人一览无余。

       这个意外并未引起中国军人应有警觉。袁国孝被分在中翼组高地的东北角，正好与新影厂记者温炳林分在一组，温炳林提议袁国孝和另外一名战士站起来怒视敌机，他好拍下我英勇解放军抗议苏军侵略的特写。

       第一架直升机在三个前置阵地盘旋侦察一番后飞走，不久第二架直升机又来，它直接深入后方，把中方指挥组和预备队的布置也看得一清二楚。

       9时许，中方11人的巡逻队出现在袁国孝的视野中。当他们走到开阔地时，苏方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立即开来三辆军车，在距袁国孝的阵地直线距离二三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进入预先构筑的阵地。袁国孝说，苏军每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他们就数一个数字，他们计算一共有126名苏军士兵。

       袁国孝清楚记得苏军先开枪——巡逻组前进到靠近中方掩护组阵地时，苏军在喇叭警告之后开枪了。

       此前，部队在谈及碰到苏军该怎么办时，有人大大咧咧说“老修（苏联人）就那么两下子，见了我们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但苏军的零星射击明显是冲着人的。巡逻组迅速往山上撤退，袁国孝看到巡逻组的领队裴映章颈部鲜血淋漓。

       巡逻组的人刚跑到袁国孝们据守的中翼阵地，苏军步兵就呈散兵线扑了上来，中国边防军不曾想到，苏军阵地出现了装甲车，其中一辆，直接插到东南方，切断了中翼组与北翼组的联系，它正好对着袁国孝负责的方位。

       袁国孝认为9点零5分双方正式交火，因为巡逻组一位叫曹新龙的战士撤到阵地上后，用电台向指挥部呼叫“九点零五分苏军向我开枪”。接着，袁国孝看见站着呼叫的曹新龙，没有说几句话就被击中，接着报话机被苏军击毁。前方后方联系中断。

       在袁国孝这个方向，只有他的枪榴弹可威胁苏军装甲车，袁国孝看到身边巡逻组撤上来的李国贞排长击中两名跳出装甲车的苏军后，他用枪榴弹朝着苏军装甲车打出第一次发枪榴弹实弹，但有效射程只有150多米的枪榴弹，甚至没有打到山脚下。袁国孝抬高枪口后，第二发枪榴弹勉强打到山脚下，依然够不着装甲车，袁国孝徒劳地装上第三发枪榴弹，还未击发，就昏了过去。

       接下来的混乱战斗，袁国孝四十年后方才知晓。中方虽有100余人，但前方三个预设阵地都没有电台，后方与前方用信号弹联系，用一、二、三发信号弹发布不同命令。战斗发生后，指挥员发射两发信号弹后，怕前方看不见，又匆忙发射两发，四发信号弹让各战斗组彻底凌乱。混乱的指挥加上原本兵力火力的巨大差距，各战斗组只能坐视苏军从容不迫地用四辆装甲车包围中翼无名高地，铁列克提之战变成一边倒的屠杀。

       下午13时10分，苏军占领中翼组无名高地，战斗结束。这个阵地上，巡逻组11人和中翼组无名高地9人被包围，除袁国孝外全部阵亡，中翼组东面小山头阵地4人中的2人在后撤时阵亡，南翼组4人，北翼组3人试图穿越苏军火力封锁时阵亡。中方总计28人阵亡，12人负伤。而苏方则在步兵仰攻山头时付出2人阵亡，10人受伤的代价。



【英雄到叛徒】



       从战场炼狱、战俘噩梦到意外回归祖国，袁国孝无法适应这种剧烈转变，一入国门就立即被送到塔城军分区的卫生所检查身体。八公里的路上，到处都是欢迎英雄回归的人群。到了卫生所，是盛大的欢迎仪式，这让袁国孝激动得恍惚如在梦中。他不记得握过多少双热情的手，也不记得有多少从没见过的高级别军官的勉慰。他只记得当时激动得语无伦次，只会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他记得中午吃饭时，有首长告诉他，给他特意准备了老母鸡炖的汤。

       刚体检完，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徐国贤就亲自到病房看望，《解放军报》记者刘东升随行记录。那个下午，徐和袁整整谈了三个小时，对袁国孝在苏联的情况，问得非常细。

       袁国孝忆及当时的心情，称“比在苏联时还复杂”，“你到底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审问我的？”刘东升回忆，袁国孝当时身体很虚弱，已有些神智不清，说话有气无力。徐国贤不时轻拍袁国孝的肩膀，让他不要动，谈话过程和风细雨，技巧十足。

       袁国孝通过了组织的考验。

       9月27日，塔城军分区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方便新晋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袁国孝，大会选在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当袁国孝在两名士兵搀扶下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欢迎同胞回国”的口号山呼海啸。

       袁国孝在主席台按准备好的发言稿讲话。从小能写会道的袁国孝，慷慨激昂的发言果然没有令首长失望。这意外的莫大荣誉让袁国孝总算不再忐忑。

       10月1日，袁国孝又被拉到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从9月23日回国，近两个多月时间，临近各边防站纷纷邀请袁国孝去做报告。这些报告里，都尽量避免“被俘”之类字眼，强调被捕时与敌人的英勇斗争。

       袁国孝伤愈后重归边防部队序列，军分区的领导表明了要栽培袁国孝的意思。

       铁列克提之战，似乎让袁国孝意外地获得了他参军入伍时不敢梦想的一切。当袁国孝和同乡一同穿上绿军装时，就有不少人看好袁国孝的前途。袁国孝从小是文娱积极分子，能说会唱善表演。四十多年后，昔日同学仍记得他小学时扮演美国鬼子的情形。

       风头正劲的袁国孝在这里见到了父亲。铁列克提之战后，袁国孝的父亲心中预感不安，每天给他写信，袁国孝回国那天，一位同乡寄出一封信告诉袁的父亲，袁国孝为保卫祖国英勇牺牲了。

       10月17日，袁国孝的父亲到达乌鲁木齐，见到了生还的儿子。当时袁国孝正沉浸在被拥戴为英雄的欢呼声中，对战争的生离死别并无感觉。

       几天后，袁国孝的父亲跟着袁国孝的演讲团到了托里县，父子俩单独去了烈士陵园，父子俩找到那座原来刻着袁国孝、现在刻着李国贞，但不知埋着谁的坟墓，袁国孝突然被莫名的东西触动，与父亲一起抱着墓碑嚎啕大哭。袁父边哭边唤袁国孝的小名，问他是要自己的娘还是贪图前程，袁国孝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袁国孝说，后来塔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得知他想回乡务农，不图部队发展时，甚至为他的不争气要打他。但突然心灰意冷的袁国孝无论首长怎么摆道理都再无热情。袁国孝这个边防部队刚刚升起的英雄销声匿迹了。

       1972年，袁国孝复员回乡，20天后结婚，人们发现袁国孝像变了一个人，他的意气风发和刚到部队时写信流露的人生抱负，统统不见。那个活跃机灵的袁国孝不但一下变得沉默寡言，而且脾气越来越古怪，倔得莫名其妙。

       同乡们注意到，袁国孝的父亲刚从军营返乡时，情绪也极为悲观失落，完全看不出他儿子正当着英雄整天在外做报告。

       回到故乡的袁国孝只字不提部队经历，甚至在2008年之前，他妻子也不知他铁列克提之战的经历。但在周围的乡亲看来，不少同乡战死铁列克提，参战者仅袁国孝一人生还，如果袁国孝被俘后没有叛变，而是英雄，为什么没有入党没有提干？这样的好机会有谁会放过？

       有传言称，袁国孝是叛徒，他在部队自我吹嘘成战斗英雄，结果他在苏联的表现被别的国家记者拍照，捅破了牛皮。不但周围对袁国孝议论纷纷，甚至公社、大队、武装部的干部也怀疑袁国孝是否有变节表现。

       袁国孝被叛徒传言逼得几乎快要发疯。有一次袁国孝与生产队长争执，对方公开谩骂叛徒。气结于胸的袁国孝卖掉家里一头羊，几只老母鸡，凑了40多块钱，跑到塔城军分区，开了一张证明，称袁国孝同志参与铁列克提战役，作战英勇，被俘苏联后，坚贞不屈。

       考虑到当时社会对战俘的不公平，塔城军区建议袁国孝落户塔城工作，被袁国孝回绝，他就是要拿着这张纸回去以证清白，堵住乡亲的嘴。

       袁国孝把那张证明递交给武装部，但他没法挨家挨户敲门，让乡邻看那一纸证明。袁国孝今天仍然记得，生产队长伤害他的那次争吵是在1974年7月14日。

       只有精力都用到应付生存时，袁心中的委屈方可减轻。从70年代末始，袁国孝尝试做过很多生意：卖过铝锅、贩过牛马、养过鱼、烧过砖，但都不尽理想。最困难时，妻子生病熬药需要一个砂锅都买不起。直到1996年才出现转折，到2006年，他开始“发大财”，做辣椒生意，9天内赚了18万。袁国孝成了慈圣镇有名的“辣椒王”。

       但所有生意上的成功，都来得不如一个意外的电话让他激动。2007年，他接到塔城军分区的电话，对方希望他帮忙寻找铁列克提战役中牺牲的9个烈士的家属。袁国孝发狂地骑着电动车跑了三天，由于牺牲者都不满二十岁，不但没有后代，亲戚、邻居对他们也几乎没什么印象。袁只找到一位烈士的母亲。

       今天，铁列克提战役中到底有多少伤亡，官方各种出版物和报道莫衷一是。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系的主任芦继兵通过大量考证，得出牺牲28人的初步结论，此数与民间其他几位长期致力于铁列克提之战研究的结论相同。

       当年塔城边防部队服役者，早已习惯了铁列克提之战被遗忘。直到2006年，河南省为安抚退伍老兵，以参与铁列克提战役的名义，将柘城县1969年入伍士兵全数纳入补贴范围。因袁国孝是战场上真正的作战人员，他的身份、热心和财力，使他在老兵心中有了特殊威望，这让袁国孝终于能挺直腰杆谈当年的战斗。

       几十年闭口不谈铁列克提的袁国孝说，他脑子里忙着生意，但从没忘记了解铁列克提的知识，希望更多的人研究这次被遗忘的战斗，否则“牺牲的人白牺牲，历史上就不会留下这次战斗”。

       2008年10月，受塔城军分区邀请，袁国孝和战友杨俊奇一起去了铁列克提。作为主阵地唯一幸存者，他找到无名高地旧战场，现场向来者重述当时战斗情形。对妻子他也一改“从来不说，一说心酸”的态度，次年清明节，他带妻子一同祭扫战友，告诉她当年九死一生的经历。

       袁国孝不但开口能言，还能重返旧战场，得益于诡异的历史轮回。这片爆发激战的荒山石岭，在2003年9月23日生效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勘界工作中，被划归中国一侧。铁列克提之战后34年，中国军队首次沿当年线路巡逻。旧战场主阵地的无名高地，2008年被命名为“忠勇山”，并立碑纪念。

       袁国孝说，如果可能，他愿带想去的战友都去一趟，旅费不是问题，他唯一担心的，就怕给军分区“添麻烦”。

       每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纪念日，这个昔日的“叛徒”都是发起乡里老战友聚会的组织者。但2012年的8月13日临近，战友们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袁国孝。后有人从他家人口中得知，袁国孝在温州的生意出了点问题，他必须亲自处理。纪念铁列克提的事，得等他回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