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封杀温州炒煤团 为资源掠夺性开采敲响警钟

“温州炒煤团”从兴起到遭遇封杀，期间只经历了半年。
    不仅是山西，云南等省市也学习山西开始封杀“温州炒煤团”。
    “温州炒煤团”遭遇封杀的最根本原因是他们为尽快赚取利润而进行掠夺式开采等行为，山西朔州“ 3·19”矿难就重重敲响了警钟。
    正如这场封杀行动的起源地长治县县委书记长光明所说：“我们要封杀的并不是那个地区的投资者，而是‘炒煤团’一味追逐利益而掠夺性开发，甚至置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于不顾的做法，这种做法如果得不到制止，给山西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有识之士提醒，如果不认真汲取“温州炒煤团”遭遇封杀的教训，“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电团”、“温州炒车团”、“温州炒煤团”等各种“温州炒X团”在各地遭遇封杀只是迟早的事。
    “长治县模式”引发封杀“温州炒煤团”风潮
    作为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的山西省长治县，煤炭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装备差、规模小效益低、管理粗放、资源浪费严重、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多等突出问题，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普遍现象。
    2003年初，长治县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决定进行彻底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制首先从煤炭企业开始，“温州炒煤团”试图通过送礼、托关系等各种手段参与，但遇到了“红牌”。
    2003年5月10日，长治县首批实施产权改制的红山、新建、红兴等煤炭企业在该县煤运公司会议厅进行公开竞标。经过5次叫价之后，长治市运东汽运有限公司最终以8900万元中标，成功实现了对红山煤矿控股60%的产权改制。
    今年3月底，记者来到了红山煤矿。红山煤矿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8900万元中标，还要投入好几千万进行采煤设备的改造，这么大的投入是‘温州炒煤团’难以承受的。并且，从2003年7月办了改制手续到今天已经一年半多了，我们一直在进行采煤设备和安全设施的改造，不断的巨额投入，又这么长时间没有生产，‘温州炒煤团’是坚持不下来的。而改造完成后，我们年产原煤将达90万吨，回采率达到80%以上，将彻底告别掠夺式开采。”
    目前，长治县成功改制了18个煤炭企业。据统计，全县改制重组后的煤炭企业投入的技改资金总量已超过10亿元，煤炭资源的回采率也由原来的不足30%提高到了80%以上，百万吨死亡率大大下降，原煤产量突破500万吨，增长近三成。
    长治县招商局局长申文奇说：“这样的改造，那些‘温州炒煤团’肯定不会做，他们难以投入也不愿这样投入。我们这样做就封杀了‘温州炒煤团’的短期行为，成功走出了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的怪圈。”
    长治县封杀“温州炒煤团”的做法已经在全省产生了强烈震动，并且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记者采访了解到，朔州、吕梁、运城、晋城等产煤大区的许多县市的领导都专程来到长治县实地考察学习，“长治县模式”正在全省推广。
    煤炭掠夺性开发和安全隐患招致“封杀之祸”
    矿难频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急功近利的欲望，使矿主对潜伏在生产过程各环节的众多隐患持漠视态度，甚至有令不行、有章不循。不少“温州炒煤团”的做法就是这样，这也是他们这次遭到封杀的最重要原因。
    山西朔州“3·19”矿难就是这样的例证。3月19日中午12点15分，朔州市平鲁区细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爆炸波及相邻的康家窑煤矿，造成两矿当班矿工至少70人被困。细水煤矿是一个多次被明令停产整顿的矿。而记者调查了解到的事实表明，“以包代管”引进的“温州炒煤团”不顾安全的掠夺性开发正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记录显示，2004年10月19日，山西省煤矿安监局朔州市安监站，向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细水煤矿下达执法文书，要求其停产整改；11月5日，平鲁区人民政府又责令该矿整顿。接到两次执法令的细水矿把文书弃置一旁，我行我素，打着整改旗号，以产代整。
    据细水村村民反映，发生事故的细水煤矿是细水村和堡子沟村合办的村办煤矿，2002年将其委托给矿长王应“托管”经营50年，条件是每年向乡政府上交15万元承包费，向村民们提供部分块煤做燃料。取得经营权后，矿主王应又把井下出煤承包给了浙江温州人黄召林。黄召林组织产煤时，任命了几个“带班矿长”，自己极少下井，只催问产量，不管安全生产。
    据矿主王应交代，矿上每日组织两班轮流生产，每班产煤300吨。村民们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当地的煤价去年以来每吨价格从不到100元上升到120元，后来又一直涨到现在的140元至150元，每吨毛利达到100多元，矿主开足马力挖上几天就足够交上承包费。调查人员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以包代管”的案例。而在山西省的个别产煤县，小煤矿“以包代管、一包了之”的比例高达80%。
    封杀“温州炒煤团”风潮的后果及思考
    一组普遍被认可的数据是，温州人掌握着山西境内近60％的中小煤矿，牵涉的投资额高达40多亿人民币。而由温州人控制的煤矿年产量已经达到8000万吨以上。
    据前一段时间山西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外省、外商企业共在山西开办19座煤矿。除山东鲁能集团开办的河曲县上榆煤矿外，其余18座煤矿均未履行法定审批程序。保守估计，因这18个矿井的非法开采，山西省每年就损失煤炭2000万吨，价值30多亿元。
    不仅是山西，云南也意识到了“温州炒煤团”的危害并开始封杀行动。前不久，在“温州炒煤团”利弊纷争之际，李新华副省长提醒云南省煤炭行业，谨防“温州炒煤团”搞乱云南省煤炭资源。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浙江“炒”商近年来出尽了风头，从“炒房团”到“炒车团”，再到“炒煤团”等，真是炒出了花样。但热闹一阵子后，如今无论“炒房团”、“炒煤团”还是炒车团无一不受到阻击。浙江“炒”商为何四面楚歌？这应该引起浙商乃至社会各界的深思和警醒，否则被封杀的绝不仅仅是“温州炒煤团”。“温州炒煤团”从兴起到遭遇封杀，期间只经历了半年。
    不仅是山西，云南等省市也学习山西开始封杀“温州炒煤团”。
    “温州炒煤团”遭遇封杀的最根本原因是他们为尽快赚取利润而进行掠夺式开采等行为，山西朔州“ 3·19”矿难就重重敲响了警钟。
    正如这场封杀行动的起源地长治县县委书记长光明所说：“我们要封杀的并不是那个地区的投资者，而是‘炒煤团’一味追逐利益而掠夺性开发，甚至置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于不顾的做法，这种做法如果得不到制止，给山西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有识之士提醒，如果不认真汲取“温州炒煤团”遭遇封杀的教训，“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电团”、“温州炒车团”、“温州炒煤团”等各种“温州炒X团”在各地遭遇封杀只是迟早的事。
    “长治县模式”引发封杀“温州炒煤团”风潮
    作为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的山西省长治县，煤炭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装备差、规模小效益低、管理粗放、资源浪费严重、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多等突出问题，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普遍现象。
    2003年初，长治县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决定进行彻底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制首先从煤炭企业开始，“温州炒煤团”试图通过送礼、托关系等各种手段参与，但遇到了“红牌”。
    2003年5月10日，长治县首批实施产权改制的红山、新建、红兴等煤炭企业在该县煤运公司会议厅进行公开竞标。经过5次叫价之后，长治市运东汽运有限公司最终以8900万元中标，成功实现了对红山煤矿控股60%的产权改制。
    今年3月底，记者来到了红山煤矿。红山煤矿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8900万元中标，还要投入好几千万进行采煤设备的改造，这么大的投入是‘温州炒煤团’难以承受的。并且，从2003年7月办了改制手续到今天已经一年半多了，我们一直在进行采煤设备和安全设施的改造，不断的巨额投入，又这么长时间没有生产，‘温州炒煤团’是坚持不下来的。而改造完成后，我们年产原煤将达90万吨，回采率达到80%以上，将彻底告别掠夺式开采。”
    目前，长治县成功改制了18个煤炭企业。据统计，全县改制重组后的煤炭企业投入的技改资金总量已超过10亿元，煤炭资源的回采率也由原来的不足30%提高到了80%以上，百万吨死亡率大大下降，原煤产量突破500万吨，增长近三成。
    长治县招商局局长申文奇说：“这样的改造，那些‘温州炒煤团’肯定不会做，他们难以投入也不愿这样投入。我们这样做就封杀了‘温州炒煤团’的短期行为，成功走出了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的怪圈。”
    长治县封杀“温州炒煤团”的做法已经在全省产生了强烈震动，并且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记者采访了解到，朔州、吕梁、运城、晋城等产煤大区的许多县市的领导都专程来到长治县实地考察学习，“长治县模式”正在全省推广。
    煤炭掠夺性开发和安全隐患招致“封杀之祸”
    矿难频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急功近利的欲望，使矿主对潜伏在生产过程各环节的众多隐患持漠视态度，甚至有令不行、有章不循。不少“温州炒煤团”的做法就是这样，这也是他们这次遭到封杀的最重要原因。
    山西朔州“3·19”矿难就是这样的例证。3月19日中午12点15分，朔州市平鲁区细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爆炸波及相邻的康家窑煤矿，造成两矿当班矿工至少70人被困。细水煤矿是一个多次被明令停产整顿的矿。而记者调查了解到的事实表明，“以包代管”引进的“温州炒煤团”不顾安全的掠夺性开发正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记录显示，2004年10月19日，山西省煤矿安监局朔州市安监站，向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细水煤矿下达执法文书，要求其停产整改；11月5日，平鲁区人民政府又责令该矿整顿。接到两次执法令的细水矿把文书弃置一旁，我行我素，打着整改旗号，以产代整。
    据细水村村民反映，发生事故的细水煤矿是细水村和堡子沟村合办的村办煤矿，2002年将其委托给矿长王应“托管”经营50年，条件是每年向乡政府上交15万元承包费，向村民们提供部分块煤做燃料。取得经营权后，矿主王应又把井下出煤承包给了浙江温州人黄召林。黄召林组织产煤时，任命了几个“带班矿长”，自己极少下井，只催问产量，不管安全生产。
    据矿主王应交代，矿上每日组织两班轮流生产，每班产煤300吨。村民们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当地的煤价去年以来每吨价格从不到100元上升到120元，后来又一直涨到现在的140元至150元，每吨毛利达到100多元，矿主开足马力挖上几天就足够交上承包费。调查人员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以包代管”的案例。而在山西省的个别产煤县，小煤矿“以包代管、一包了之”的比例高达80%。
    封杀“温州炒煤团”风潮的后果及思考
    一组普遍被认可的数据是，温州人掌握着山西境内近60％的中小煤矿，牵涉的投资额高达40多亿人民币。而由温州人控制的煤矿年产量已经达到8000万吨以上。
    据前一段时间山西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外省、外商企业共在山西开办19座煤矿。除山东鲁能集团开办的河曲县上榆煤矿外，其余18座煤矿均未履行法定审批程序。保守估计，因这18个矿井的非法开采，山西省每年就损失煤炭2000万吨，价值30多亿元。
    不仅是山西，云南也意识到了“温州炒煤团”的危害并开始封杀行动。前不久，在“温州炒煤团”利弊纷争之际，李新华副省长提醒云南省煤炭行业，谨防“温州炒煤团”搞乱云南省煤炭资源。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浙江“炒”商近年来出尽了风头，从“炒房团”到“炒车团”，再到“炒煤团”等，真是炒出了花样。但热闹一阵子后，如今无论“炒房团”、“炒煤团”还是炒车团无一不受到阻击。浙江“炒”商为何四面楚歌？这应该引起浙商乃至社会各界的深思和警醒，否则被封杀的绝不仅仅是“温州炒煤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