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泰北华人村 细数国军残部沧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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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泰北华人村 细数国军残部沧桑往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7-06   


  中评社香港7月6日电/雷雨田将军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这里是泰国北部清莱府美斯乐村。一年前的5月26日凌晨,雷雨田出殡,天空下起细雨。出殡礼仪中的云南元素暴露了他们的原乡:参加葬礼的人都要跨过火炉,用热蒿水洗手,再喝下红糖水。美斯乐村村民,大部分都来自云南,在共产党即将进军西南的时候,效忠国民党的他们退守到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带,酝酿着有朝一日“反共救国”。

  这终究只是南柯一梦。在泰北华人中最后一个将军雷雨田去世之前,他们已经选择了与中共和解。在雷雨田的葬礼上,除了有马英九的“党旗覆棺证书”之外,还有中国大陆驻泰国清迈总领事发来的唁电,内称:“雷老音容笑貌,长者风范,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反共,已恍如隔世之事。

  从云南退往异域,扛起“反共救国”大旗

  张德宁是雷雨田治丧委员会成员。他生于1933年,已经80岁了,在泰北的“反共救国军”尚未解甲归田时,他出任过5军机要室秘书,营级待遇。

  5军和3军,是盘踞在金三角的“国军”主力——只是后来他们被国民党所抛弃。张德宁是云南凤庆县人,汉族。他家境很差。14岁的时候,为了能吃一口饱饭,他参了军,成为乡下地方自卫队中一名战士。虽然军队中也有没饭吃的时候,但总好过赤贫的躬耕生活。

  那是1947年,他离开了家乡,开始和共产党频繁的战斗。依靠着对地形的熟悉,他们在云南的丛林中或攻或守,一直到退入缅甸境内。

  几乎与此同时,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高学廉,也加入了“反共”大军。他1931年生于云南永德县乡下,在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对正面战场抗战的国民党有所了解,“国家有难,执政党抗日非常辛苦”。和张德宁有所不同,大概是他出身地主家庭的缘故,乡村记忆并没有那么凄苦。“那时老百姓生活稳定,以农为生,吃饭没有问题,大多数都可以生活。”他对笔者说,那时社会还算稳定,“小土匪有一点半点”,主要在边区,市内没有骚乱。






http://www.zhgpl.com/doc/1026/1/6/1/10261610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616100&mdate=0706103002






揭秘泰北华人村 细数国军残部沧桑往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7-06   

  中评社香港7月6日电/雷雨田将军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这里是泰国北部清莱府美斯乐村。一年前的5月26日凌晨,雷雨田出殡,天空下起细雨。出殡礼仪中的云南元素暴露了他们的原乡:参加葬礼的人都要跨过火炉,用热蒿水洗手,再喝下红糖水。美斯乐村村民,大部分都来自云南,在共产党即将进军西南的时候,效忠国民党的他们退守到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带,酝酿着有朝一日“反共救国”。

  这终究只是南柯一梦。在泰北华人中最后一个将军雷雨田去世之前,他们已经选择了与中共和解。在雷雨田的葬礼上,除了有马英九的“党旗覆棺证书”之外,还有中国大陆驻泰国清迈总领事发来的唁电,内称:“雷老音容笑貌,长者风范,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反共,已恍如隔世之事。

  从云南退往异域,扛起“反共救国”大旗

  张德宁是雷雨田治丧委员会成员。他生于1933年,已经80岁了,在泰北的“反共救国军”尚未解甲归田时,他出任过5军机要室秘书,营级待遇。

  5军和3军,是盘踞在金三角的“国军”主力——只是后来他们被国民党所抛弃。张德宁是云南凤庆县人,汉族。他家境很差。14岁的时候,为了能吃一口饱饭,他参了军,成为乡下地方自卫队中一名战士。虽然军队中也有没饭吃的时候,但总好过赤贫的躬耕生活。

  那是1947年,他离开了家乡,开始和共产党频繁的战斗。依靠着对地形的熟悉,他们在云南的丛林中或攻或守,一直到退入缅甸境内。

  几乎与此同时,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高学廉,也加入了“反共”大军。他1931年生于云南永德县乡下,在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对正面战场抗战的国民党有所了解,“国家有难,执政党抗日非常辛苦”。和张德宁有所不同,大概是他出身地主家庭的缘故,乡村记忆并没有那么凄苦。“那时老百姓生活稳定,以农为生,吃饭没有问题,大多数都可以生活。”他对笔者说,那时社会还算稳定,“小土匪有一点半点”,主要在边区,市内没有骚乱。






http://www.zhgpl.com/doc/1026/1/6/1/10261610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616100&mdate=0706103002






在高学廉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中缅边境出任公职,母亲也随行,据说在那里雇佣了五、六十个长工。他留在家乡读书,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听闻有“共产党”,那是地方崛起的“土共”。此外他并无更多了解。等到读初中的时候,“土共”来到了他的家乡,号称“解放军”,在永德县与支持国民党的地方自卫队开战。

  在家乡被共产党占领之后,他的父亲成为了斗争对象。他在五、六天内,目睹了两次批斗的盛况。在父亲被戴上手铐关押期间,有一天,他在家准备了些小菜,要给父亲送去。路上遇到一个表外甥女,告诉他情况不妙,因为高学廉五伯父家的大哥也被两个人关了起来。外甥女让他赶紧跑。高学廉返回家。第二天,有人佩枪闯进他的家门抓人。他跑了出来。

  那是1950年。高学廉跑出家乡2天后,找到了永德县自卫总队队长李文焕的“反共基地”,那里有六、七百名游击队员。“我说我家是地主,共产党要抓我,我要参军,他们表示欢迎。”李文焕就是后来的3军军长,泰北两大华人军事领袖之一。但在当时,他只是滇缅边境众多游击队的一个。

  高学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有4个姐姐,3个姐姐已出嫁,妈妈在被吊打之后,带着他的小姐姐也来到缅甸。他的3个哥哥中,二哥很小时去世,大哥逃到缅甸做生意,三哥则加入了共产党,与他针锋相对。

  高学廉参军第一天就随队伍行军,他们去一个村子,但在那里没有发现解放军。过了几十天后,他们的“反共基地”遭到解放军的围攻。他们挖了作战工事,事先做好埋伏。但因为“解放军武器好,人多”,激战过后,他们的基地被攻了下来。

  被击溃后,高学廉随李文焕后撤,四处打游击度日。几个月后,听说国民党的李弥将军在缅甸北部整编部队,他们就去投奔。
反攻大不易,美国的支援亦难成事

  高学廉参军时,整个大陆的江山,已由蓝变红。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发布“云南起义通电”,投向共产党。仍然听从蒋介石指挥的26军和8军,一路败退到滇南,大半战死或被共产党收编。26军之一部进入越南,被法军缴械;另一部278团则进入缅甸,与8军的李国辉709团,成为金三角区域反共的种籽部队。他们只有1400余人。(参见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台湾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版。)

  张德宁与高学廉所在的自卫队,不同于1400余人的正规部队。但后来他们都联合在一起,梦想着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成功。雷雨田也是在这个时候加盟进来的。“雷将军原本在云南任国民党宪兵团长,一个人逃到缅甸北部。因为接触外省人多,他云南口音少,很容易通过了关卡。”张德宁说。

  溃败的国民党正规军,地方自卫队员、共产党统治下的“受迫害者”,他们组合起来,最初在缅北打造了一个反共基地。

  台湾作家柏杨曾写有著作《异域》,专门讲述金三角“反共救国军”故事。这本书1990年还被改编为电影,由朱延平执导,刘德华主演。影片中,有“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李弥与709团团长李国辉的一段对话。李弥说:“国辉啊,依你现在的兵力,能不能反攻云南呢?”李国辉面露为难之色,嗫嚅道:“反攻云南……”但随即又变得坚毅起来:“可以。但是我们只能打游击战,不能守。”李弥哈哈大笑,拍了拍李国辉的肩膀说:“好极了,当初蔡锷就是提一旅之师,从云南北伐推翻袁世凯的。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呀。”对话虽为虚构,但或许能大体反映出李弥与李国辉当时的态度。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这些啸聚在缅北的杂牌军而言,是一次机会。因为美国的支持,他们反攻大陆的热情又高涨了起来。

  “美国通过一个公司空投武器,我们领到武器后,就去反攻云南。”张德宁就是在这个时候,领到了一只美国空投的卡宾枪,这种半自动武器是此前部队里没有的新装备。甚至还没来得及培训,他就上了战场,以至于要边射击边琢磨如何应用,“开始打一颗子弹拉一下枪栓,后来发现不对,我们手里的卡宾枪可以连打15枪。”他对笔者说。
 这是张德宁第一次领到枪,他心里很高兴,“人人都想回家,只想着把敌人打死,并不害怕战争。”仇恨使这次出师凝聚了高昂的士气。他们300多人,还曾攻打过他家乡的村子,但没有时间去见亲人,就匆忙退回缅甸。他们毕竟是打不过解放军的。

  高学廉领到武器后,也随部队攻打云南镇康县。“我们有一千四五百人,打进去一部分,未完全占领。解放军增兵,人很多,就又退了出来。往返十多天,打得激烈,有近距离的刺刀战。”

  镇康之战的情形和整个反攻云南的战况相一致。这场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的战斗,最后以失败告终。李弥事后反省,部队缺乏培训是失败的主因之一,遂于1951年底在缅甸猛撒总部成立了“云南省反共抗俄大学”,培训干部与新兵。高学廉也于1953年在大学步兵科受训三、四个月。他记得结业时,李弥训话,要求各部队团结,回去后继续受训。

  中缅联合出击,蒋经国亲往缅甸猛不了军事总部鼓劲

  反攻大陆,基本上成为了一个空想。但李弥部队驻扎在缅北,给该国带来的不便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缅甸为此曾向联合国控告国民党部队“侵略”,蒋介石被迫将李弥部队撤回台湾。但高学廉和张德宁都留在了缅北。

  “1953年撤台,上级规定,军纪不好的部队,以及老弱伤残和新兵撤走,精锐都留下来。”高学廉回忆。

  1953年撤走了6000余人。蒋介石在国际上谎称剩下的部队已非国民党政府所能控制,但暗中仍每月补给留缅部队25万泰铢经费,并授予“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的称号,以示非国民党政府正规部队,同时派少将柳元麟出任总指挥,收拾残局。
在柳元麟时代,也曾实施过反攻大陆的“安西计划”。仍然形同儿戏。

  “实行安西计划时,我是3军警卫连长,负责在总部保护总指挥。他们分好几路进行突袭,有的进去三天,又打着撤出来。我们也知道不能成功,但上面有命令,必须执行。没有办法。”高学廉说。

  随着大跃进的展开,蒋介石强化了反攻大陆的意念,1959年初还推出“兴华计划”,试图把柳元麟部队打造成国民党的“陆上第一反攻基地”,还从台湾运送干部和特种部队1271人(参见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但终究没有实力再度反攻作战。

  不过,大陆此时已陷入饥荒,因此不断有民众接受策反,或主动逃到缅甸加入柳元麟部队。“大跃进之前,边境管制严格,大陆民众很难进入缅甸。到饥荒时,很多吃苦的人才跑过来。我遇到很多老乡,他们说,有人吃草根树皮和稻秆度日——把稻秆弄碎磨成末吃掉,相当难吃,也饿死很多人。我们也会派人偷偷去征兵。”张德宁说。

  1946年生于云南澜沧的佤族少年许晓广就是被成功策反的一个。他对笔者说,“我那时是小孩子,不懂得共产党到底怎么样。解放军刚来时,对我们很好,帮我们割草、盖房子。大跃进时,因为没有饭吃,就和五、六个人一起来到缅甸。”许晓广回忆,当时有柳元麟部下士兵装扮成老百姓,私下里潜入澜沧招兵,在家务农的他就跟了过来。他有一个母亲、一个妹妹。母亲知道他前往缅甸,但没有跟来。

  “兴华计划”仍在照常实施,他们决定扩建军事总部在缅北猛不了的一个小型机场。这个动作引起缅甸军方的进一步关注。因缅甸军方长期围剿境内国民党孤军,未能成功,故借中缅联合勘定边界的机会,请中共进入缅甸境内携手作战。

  因为担心中国军队出境作战会在国际上产生不好政治影响,引发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安,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参战部队出击纵深为20公里。毛泽东说: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1960年11月21日晚,22支突击队向缅北国民党孤军16个据点移动,在突袭中击毙国民党1军2师师长蒙宝业、4军5师师长李泰,并很快将其逼退到20公里红线之外。而解放军伤亡也比较大,在红线处停止追击。
后缅军与国民党孤军作战失利,再度邀请解放军协助。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我以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缅方吃大亏,受到国民党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见。在国际上,缅方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方部队抓紧准备。”在周恩来批准之后,1961年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按大陆方面的统计,前后共歼敌740人。(徐世强《共和国跨国界行动:中缅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纪实》,《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13期。)

  “这一次中缅联合军事行动,我们3、5军没多大损失,死亡主要在1、4军。共军也伤亡惨重。”此时已是5军上尉通讯官的张德宁说。

  按柳元麟战报,解放军仅在1961年1月25日一天就伤亡约500人,而柳部仅阵亡官兵15,伤23。(覃怡辉 《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这个数据未必可靠。战报可能有夸大战绩的倾向。有泰北老兵表示,金三角孤军甚至会凭空杜撰反攻大陆的战斗,向台湾“国防部”做虚假汇报。

  为鼓舞士气,蒋经国还曾在1960年12月20日前往缅甸猛不了军事总部视察。但败局已定,柳元麟率主力部队渡过湄公河,逃亡老挝,而缅甸则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国民党政府侵略。

  谍报战,“大陆工作组”最后一搏

  在战争间隙,国共在中缅泰边境的间谍战,在暗中持续进行。“反共救国军”对“共谍”的防范,始终没有松懈。

  早在1961年第二次撤台之前,缅北国民党孤军就不断进行反谍工作。“我们抓过很多共谍。”张德宁说,在1951年反攻大陆失败后,“共谍”案开始增多,他记忆比较深的是朱盛昌个案。
 据张德宁回忆,朱盛昌原为国民党部队军人,国共内战时被共产党俘虏,受训后(约1954年前后)来到缅北,自称大陆无法生存,前来投奔自由。因其学识很高,经过考察后,任职作战处处长,但暗地里一直受到监视。一年多后,朱盛昌书写了一份密电,内称部队正集中整训,可能会反攻大陆云云,企图交给往来边境的商人带去大陆,结果尚未送到商人手上即被截获。

  “死路一条,朱盛昌被枪毙了。”张德宁说。

  中共一直没有停止情报战与信息战。张德宁说,他有时会从收音机上听到中共的广播,“他们叫我们‘境外蒋军’,让我们不要再追随蒋介石,回家一切都好,祖国已经建设得非常富强。”

  云南省政府还制作各种版本的“安全回家证”,输送到缅北,上面是一家团圆或母望子归的图片,并特别注明:一、凡持此证向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投诚者,准予通行,并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招待食宿。二、愿回家者发给路费遣送回家;无家可归的由人民政府安置生产或介绍职业;家庭生活确实困难者可报请人民政府予以适当救济。三、携带武器或有其他立功表现来投诚者,按功劳大小另外发给奖金。

  张德宁不为所动,他更相信那些因饥荒等原因逃到缅泰边境者的说法。但缅北的生活也非常清苦,甚至有病都得不到基本的医治,在“三年灾害”过去之后,投诚大陆者不乏其人。在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5月,有149人起义归来(《人民日报》1963年6月26日报道《云南境外蒋军官兵纷纷投诚来归: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五月底已有一百四十九人回到祖国》。)

  1965年4月29日,“云南境外蒋军残部大队长段立国、分队长郭安、段立学三人,因不满美蒋黑暗统治,不愿继续为美蒋卖命”,“携电台一部、各种枪六支、子弹一百三十九发,弃暗投明归来,向我云南边防部队投诚。段立国等归来后,受到当地人民政府和边防驻军的热烈欢迎,并按照对蒋军起义投诚人员的奖励办法,发给他们奖金二千元。”(新华社昆明1965年5月19日电。)
 一直到1976年3月,还有蒋军残部八纵队副官罗玉其投诚归国。

  (1976年6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逃往云南境外原蒋军残部八纵队副官罗玉其弃暗投明回到祖国》。)

  而金三角孤军,也会向云南境内渗透,以图获取情报。这部分工作,主要由1961年来不及撤离的驻于缅北西盟军区的马俊国部队执行。和3军、5军不同,马俊国部队一直领取台湾“情报局”的补给,并被授予“滇西行动纵队”番号。

  按照台湾“情报局”的指令,马俊国部队有突击大陆、搜集情报、破坏通信交通设施和散发心战传单鼓动民众暴动等工作任务。但效果不彰,部队于1975年解散。(参见覃怡辉 《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

  今年70岁的段致统曾在马俊国部下任职三年。据他介绍,他先后共进入云南三次,最成功的一次潜伏一个多月,成功用2万元人民币买通一位副团长,得到一份一页纸的机密文件,还因此获得台“情报局”20余万台币的奖励,且由排长升迁为副连长。(段致统接受笔者专访时,对回云南潜伏的叙述有先后不一之处。他也承认,部分“大陆工作组”工作人员虚构成绩。)

  而按3军原警卫营营长李金林的说法,马俊国部下的大多情报人员根本不敢进入大陆,“都是骗政府,拿到薪水就行。”这批人被3、5军称为“大陆工作组”,他们中间有一百四五十人就驻扎在距离3军总部50多公里的格致湾基地。“我们很多人都晓得,他们就在缅甸境内等着有人从云南出来,问下那边的情况,或者出高价买解放军的54手枪,说是战利品。”李金林对笔者说,“大陆工作组”人员有时会在河上用芭蕉树干搭一座桥,涂抹上泥巴和白灰,使其看上去像石桥一样,然后拿炸弹炸掉,进而向台湾“情报局”汇报是突击大陆时所做的破坏,以此领功。

  反共,在这里更多地成为骗取补给的一种生存手段。
和解之路,对大陆转变不吝赞许

  在1961年,柳元麟部队撤台后,泰国军警首长得知留下的3军、5军处境艰难,还曾向美国泰勒将军争取,给予这只“反共部队”以援助。

  但此后接连发生杀人越货事件,泰国政府怀疑为3军14师所为,故在1967年下令,将14师撤离泰国莱帕蒙山。接下来,泰国政府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过3次会谈,讨论3军、5军的归属与去留。蒋经国也决定将3军李文涣、5军军长段希文调回台湾,但最终并无结果。

  (参见(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

  “我们还是想进缅甸去,那里离家乡近些,而且讨生活也是缅甸好些,也容易处得来,泰国人没有那么好相处。如果不是帮泰国人打仗,说不定我们早离开这里了。他们逼我们走。”张德宁说,在受雇与泰国共产党作战前,泰国军队就曾包围过5军,还曾通过国民党政府驻曼谷“大使馆”武官处(当时泰国与国民党政府建交)传话,要用军事演习误炸的方式轰炸5军总部美斯乐,而5军军长段希文则回答说:本军官兵素来讲究人道,如果不讲人道,在缅甸8年,为什么消灭不了我们?你们如果这样做,我们也不怕,打游击在泰国也比缅甸更容易。

  段希文显然不愿离开泰国,失去既有的势力范围。那个时候,5军总部附近,没有泰国人居住,甚至泰国军方前来,也要事先通告。

  事情似乎发展到了3军、5军与泰国军方要兵戎相见的地步。

  泰国共产党的崛起,改变了3军、5军的命运。在难以剿灭泰共的情势下,泰国政府决定雇佣3军、5军,代其出征。
 从1970年一直到1981年,3军、5军参与围剿泰共,时间跨度为12年。1978年,在与中国大陆建交3年之后,泰国内阁批准了最高统战部的建议,开始准许清剿泰共有关的3军、5军官兵入籍。这两个军的武器,也逐渐被收缴。

  作为“侵略者”的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由此转型,步入普通人的平淡生活。他们与中共的关系也逐渐缓和了起来。

  看着同袍一个一个先后回到大陆老家探望,张德宁也于2000年回了趟云南凤庆县。父母亲早已过世。他参加自卫队转战缅甸后,曾写家信回去,告诉家人自己还活着,并询问家人情况。虽然没有谈及自己当兵的情况和对共产党的评价,但父母亲还是为此受到批斗。他所在的村里有人在土改清算中被批斗致死,他的父母亲都被劳改16年,家产亦被没收,相较而言,留在家乡耕种的5个兄妹,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高学廉也回过大陆,虽然经历了这么多次战役,但他幸运地没有负过伤。他甚至对中共解放初枪毙“恶霸”的行为也表示理解,“共产党误杀的有,但杀的对的也有。”解放前,高学廉听闻这样一个案例,据他家不远一个有钱有势正读书的公子,骑马回家,经过一片树林,被路过的女子惊着,摔下马来。他随即掏枪将女子打死。共产党执政后,将这位公子枪毙。

  高学廉的转变多少会令人意外。对毛泽东病逝后的大陆转变,他不吝赞许。在他看来,台湾因蓝、绿对峙而“闹得一塌糊涂”,而大陆的社会治理更为成功。类似的观点,在走访国民党残军过程中,时或可以听到。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