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过的炮兵兵器--一个国民党炮兵业务人员的回忆录

续

二、调查山西兵工厂重炮厂

　　山西省军阀阎锡山为了加强自己的割据势力，搞独立王国，曾搜刮山西人民的财富办了一个太原兵工厂，下设重炮厂、炮弹厂、火药厂、枪厂、枪弹厂等若干部门，另外还搞了一钢铁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势力逐渐威胁华北，阎锡山觉得山西早晚必将不保，乃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表示，想把太原兵工厂交给中央政府，迁离山西。当时由军政部兵工署派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去太原洽谈这件事。杨继曾组织了有关各专业方面的几名技术人员一同前去进行调查。其中由过静宜调查枪厂、枪弹厂，我调查炮厂和炮弹厂，熊梦莘调查火药厂。调查内容主要侧重于有关生产设备的能力和精度等方面的技术性能问题，大约在1936年9月去到太原，分头展开调查工作，杨继曾则和阎锡山及他的代表邰参谋长进行磋商接交事宜。经过一周左右的调查，我们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向杨继曾提出。在太原大约住了10天，完成了调查任务，回到南京。以后听说，阎锡山并不是真心诚意想把太原兵工厂无条件交给南京政府，而是想由南京收买，索价8千万元，借此敲笔竹杠，大捞一把，该厂的设备极为落后，使用价值不高，南京政府也不愿出这笔巨款给阎锡山，因而没有成交。

　　日军侵入山西之后，太原兵工厂往西迁移，除了一部分小型机器迁走外，大型设备全部丢失。

三、接收德造火炮

　　兵工署下没有一个军械司，负责军械的购买(包括向国内各兵工厂及向国外军火商购买)，贮存(管辖全国各地的军械库)以及向部队分发军械等任务。大约在 1936年，蒋介石委派徐培根任兵工署军械司司长，徐是蒋的亲信，曾任航空署署长，现在出任军械司司长，大家都认为是大材小用，其中必有缘故。据说徐到军械司来是为了和德国进行--批军火交易，价值4亿法币，是用以货易货方式进行。中国用钨矿砂、大豆等原料换取德国的一批军火和其他物资。德国方面为了办理这批交易专门成立了一个进出口公司，名叫“合步楼”公司。在我们进口的军火部分中，我曾经手一批炮兵兵器，计有：

　　①三七平射炮 120门 附炮弹12万发。 　　②十五公分远射程要塞炮 附炮弹若干发 　　③八八高射平射炮 附炮弹若干发 　　④30倍十五公分重榴弹炮 附炮弹若干发

　　此外未经我手但我知道的还有：

　　①二公分高射机关炮 100门 　　②三七高射机关炮 若干门 　　③鱼雷快艇 若干艘 　　④军用车辆

　　这批军火在1937年初陆续运到中国。依照惯例，进口军火也要先经过兵工署验收后，才发交部队。兹将我经手验收的4种火炮的情况分述如下：

　　①三七平射炮（又叫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

　　三七平射炮是德国步兵正规使用的反坦克炮，口径37毫米，性能颇好。这次共来了120门，每门炮备有1000发曳光穿甲弹。当时我们对于国外近口的军械在验收时只是发射几发炮弹，观察炮的各部动作是否正常，一般经验都不曾发现过什么特殊问题，因而对于这批德国火炮更认为不会发生问题。在第一次验收试射时并未采取正规的防护掩蔽措施。不料发射了几发炮弹之后，突然炮弹被炸成两段，险些把我炸伤，这在炮兵术语上叫“膛炸”(即炮弹未出炮膛就先爆炸)，乃又换了 --门炮试射，数发之后又发生了同样事故，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极为严重了。于是立即决定，这批炮不能验收，暂时不能发交部队使用。但当时军情吃紧，来不及向德方提出抗议，而问题又必须立即解决。经过分析研究，首先肯定认为问题出在炮弹上。再经过对于炮弹各部的仔细检查，发现弹底引信和炮弹连接处的密封垫圈选用的材质有问题。这批炮弹所用的密封圈是钢质材料，硬度很高，不易起到密封作用，因而在发射时炮膛内发射药的火焰在高压力下钻入炮弹体内，引起了炮弹在炮膛内爆炸。为了证实这一判断是否正确，经将密封圈换成软质材料后进行多次试射，结果末再发现膛炸问题，证明判断正确。于是把12万发炮弹全部重新改装，才发交部队。

　　这个问题一经说穿道理本来十分简单，但是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竟发生在技术水平极高的德国军火上，开始时很难料想得到，因此费了不少周折最后才找到了这个简单问题。以后在这批德国军火中的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不应有的毛病，综合起来分析，这些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有政治目的的技术破坏。原因是当时德国和日本已在酝酿结成轴心国，德国卖给我们军火为的是赚取战略物资钨矿砂。但他又不愿使他的轴心伙伴吃亏，因此采取这种欺骗手段。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怎么可能希望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能有真心的援助呢?

　　②十五公分远射程要塞炮和卅口径高射平射两用炮（江阴要塞装炮记）

　　(一)起因。南京政府为了加强江防要塞火力，防止日本军舰沿长江上驶威胁南京，在对德国的军火交易中定购了150毫米口径的远射程要塞炮4门，和88毫米口径的高射平射两用炮8门。并决定把4门150公分要塞炮和4门88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阴要塞，另外4门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西九江下游的马当要塞。这批炮运到中国大约已在1937年5、6月间。江阴要塞安装新炮的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总负责，主持人是该会某厅的一位副厅长，姓袁(名字忘了)。由他组织军政部、海军部、城塞局、兵工署及江阴要塞司令部等单位成立了一个安装新要塞炮的机构。工作进程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指定具体负责单位和主管人员。其分工情况为： 　　第一阶段 选择炮位 由军事委员会袁副厅长负责主持。 　　第二阶段 基础工程 由江阴要塞司令部许康司令负责。 　　第三阶段 安装大炮及调整试射，出兵工署技士王国章负责。

　　同时参加上项工作的还有几名德国顾问，一名是德国退役海军上尉(名字记不清了)，参加炮位选择工作，一名是城塞局德国顾问齐梅曼，参加基础工程工作，他的翻译名叫高国淦。另外还有随炮来的两名德国技师，负责火炮的操作训练工作。

　　(二)选择炮位。江阴原是一个旧的江防要塞地区，黄山、肖山原有旧要塞炮若干门，都已落后不适合于当时的战争需要。新来的这批炮决定安在黄山区域，这是大的原则，但具体的炮位要从军事观点出发进行选择，所以要由军政部，海军部和江阴要塞司令部从战略战术方面提出意见，定出几个方案，然后组织大家到现场去实地观察，统一意见最后定案报请上级批准。我也参加了实地调查工作，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地形地势，考虑如何把十几吨重的炮件运上山来安置在炮位附近以便安装，以及将来安装时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如何解决。对于军事方面的要求我则没有责任参加意见，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军事委员会主持选择炮位的袁副厅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军人，中将衔，好好先生，毫无主见。他下面一个助手名叫吴国桢（不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只是同名同姓），少将衔，比较认真负责，经常替袁出谋划策。海军部参加的代表名叫曾以鼎，是某海军舰队副司令，少将衔，他经常发表意见，但和吴国桢两人意见有分歧，看法不同，发生矛盾。有时互相争持不下，而袁副厅长却两边都不得罪，不表示意见，因而使得曾、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位德国海军退役上尉另有一套意见，并对曾以鼎有瞧不起的态度（同行是冤家），说话不够谦虚，引起了曾以鼎的不满。于是形成了吴国桢和德国海军上尉都对曾有意见的局面。在一次招待德国顾问的宴会上，曾以鼎即席发言，他说：“俄们海军中非常重视上下级的级别，如果有一位将官在场，则低级别的军官没有说话的余地”等等，这些话是对那位德国海军上尉的讥讽。当时翻译员觉得这话有问题，并没有把这套话原样照译（因为我懂德语，所以听得出来），所以没有引起德国顾问的怀疑，但是吴国桢听了曾的这番话后，当时大为不满，认为曾在这种场合说这样话，是对外籍顾问的不礼貌，他立即起来对曾进行指责，曾也不肯相让，结果两人冲突起来，势欲动武，后经袁副厅长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大家不欢而散。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陆军和海军之间早已存在互相看不起的情绪了。

　　选择炮位工作经过视察了几个地点之后形成了几个方案，但在确定推荐结论性的方案时，大家谁也不肯发表肯定性的意见，究竟赞成那个或是反对那个，都只是说些各有优缺点模棱两可的话，因而开了几次会，拖了很久仍然定不下来，最后那位德国上尉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推荐一个方案，大家对此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拥护，就把这个方案作为推荐的方案定下来了报请上级批准(实际上级也无人审查，只不过是备案而己)。我当时对于这个炮位定得合理或不合理也没法判断，并且这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总觉得这样多的中国高级官员，中将、少将好几个都不肯表示肯定性的意见，如此重要问题却只听从一个德国退役海军上尉三言两语就算定了下来，未免把国家大事过于当做儿戏了。这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腐败无能，怕负责任。我估计当时大家的心理是唯恐自己提出肯定性的意见照办之后，一旦要塞失守（这在当时已成定局）责任将追到自己头上，为了明哲保身，还是不表示肯定性意见为好。并且既然德国顾问表示了意见，最好遵照执行，即便出了问题也与我无关了。但是事后证明这个炮位定的确有问题。因为这个方案把4门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位定在黄山面江的一处山脚下，射出方向只能是对着江面，而当时日本军队都集结在上海、无锡一带，最后也是从陆路上突破无(锡)福(山)防线直出江阴要塞之背，迫使要塞守兵弃炮逃走。如果当初炮位选在较高位置，可以四面射击，未尝不可给陆路进犯的敌兵施以打击，虽然不能说因此而能保住要塞不失守，但也不至于造成一炮未发就放弃要塞逃走的悲惨败局。

　　(三)安装重炮。炮位选定之后，即由江阴要塞司令部组织力量进行炮基和掩体等项土建工程的施工。我带着一组技术工人和一组起重工人(每组五六名)先将装箱炮件沿山坡便道运到炮位，并开箱将炮件拆卸清洗准备安装。同时将一门88炮临时安装在山下的营房里，由两名德国技师进行操作训练。基础工程完成之后正式的安装工作大约在1937年9、10月间才开始。安装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炮上的关键设备有一部份没有随炮运到，其中有88高射时的引信定秒机没有到，不能使用时间引信进行对空射击，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瞄准器没有到，安装完毕后能不能进行校正，将来也无法瞄准。而更大的问题是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弹虽己运到，但引信未到，不能实弹射击投入战斗。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要塞上空侦察，那时88高射炮已经装好可以使用，但是因为没有时间引信的定秒机，不能使用对空射击的时间引信，只能临时使用碰炸引信的炮弹对空盲目射击几发，这当然不能发挥作用，坐失良机，十分可惜。

　　当时战局一天紧似一天，日军己突破了无（锡）福（山）防线（这条防线建造历时多年，被誉为是东方的马奇诺防线），正向江阴进犯进而直迫南京，大家把防守南京的希望寄托在江阴要塞上，而新要塞炮却因为没有瞄准器，炮弹没有引信而不能使用。大家都很焦急。军政部下了一道命令，限兵工署在10天之内解决炮弹引信问题。兵工署随即把这项任务交给我来负责解决。我对此事早已有所考虑，打算选用十五公分重榴弹炮的引信代替。因为如果重新设计，重新制造新引信，10天决无可能，只有用现成的引信改装代替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有人担心十五榴的炮管长度是32倍口径，长约6米，而十五公分要塞重炮的炮管长度是55倍口径，长约9米。炮管太长，唯恐炮弹未出炮管就已解脱保险。即有发生膛炸的可能而把炮管炸坏。这虽然值得考虑，但是不经过试验也不能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当时只有这一绝招儿，除此更无别的办法，已经是势在必行了。至于没有瞄准器的问题则由于瞄准器构造极为复杂，又无实样和图纸，短期内无法设计制造，确实不能解决，只有采用简单办法，利用象限仪测定抑角，用剪形望远镜测定方向进行瞄淮，这样也能勉强对付射击，不过速度较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这样决定下来，连夜抓紧准备。

　　(四)试炮经过。1937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从上海节节往北败退，日军突破无福线后南京更加吃紧，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逃走，兵工署大部分也都离开了南京迁往汉口。我所在的技术司炮兵科也只剩下了科长赵学颜和我，还有一部分技术工人约10多人。因为江阴要塞炮尚未经过试炮，还不能交给要塞司令部接收，这项任务未完因而留在南京不能走。11月下旬我负责给新要塞炮改装的代用引信已经如期完成。

　　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亲自去江阴要塞主持试炮验收和交接工作。当时由炮兵科长和我筹备试验新炮的一切准备工作，并携带着改装好的代用引信随俞大维前往江阴，大约在11月25日前后由南京出发。同行者除了炮兵科长赵学颜和我以及技工五六人是负责试炮的专业人员外，还有署长俞大维和他的秘书、随从等10余人，组成一个包括大小汽东七八辆的车队，在晚上7点天黑以后出发，这是为了避免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公路目标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离开南京不久天就下起了小雨，江南11月末的天气已是初冬，冷风秋雨寒气袭人，行到半路只见对面灯光耀眼，一个庞大的车队发出尖锐的啸声迎面开来，走近了一看原来是炮兵第十团的一部份机械化重炮部队。

　　这批重炮原来驻扎在江阴江边，为的是加强江防火力，目前战局日紧反由前线撤退，这难道是为了保存实力而作的战略退却吗？看来当局对于江阴要塞的作用已经丧失了信心，准备放弃了。思念及此无比怅惘。到了江阴已是半夜。第二天全体人员到了黄山要塞新炮阵地。我指挥着把试炮的应用设备布置就绪。这次试验除了观察新炮的结构在射击时是否正常以外，更重要的是试验新改装引信的性能，第一是否安全可靠，会不会发生膛炸。第二在射中目标后是否作用敏锐，立即爆炸发挥作用。为了试验引信的安全性，一般办法是在距炮口前半米远的地方立上木板，炮弹射出离开炮口之后首先碰穿木板，如果不发生爆炸，则说明炮弹在炮管内行进时，即便遇到了障碍也不会爆炸，因而证明引信是安全可靠的。作这种试验时，为了防止一旦引信失灵炮弹真的爆炸，将把炮口附近的设备及人员炸坏，因此试验时不使用装有真炸药的炮弹，而是用一种只装有少量发烟剂的试验炮弹，并在炮弹体前部钻上许多小孔，如果引信不可靠，则在碰到木板时将把炮弹引炸，这时即有烟雾从弹头小孔冒出。我们为了这次试验准备了这种发烟弹若干发。

　　试炮时除了兵工署的人员（这是移交方）以外，还有江阴要塞司令许康和新任总台长刘芹生以及要塞方面的人员多人(这是接收方)，形势至为隆重，因为通过这次试验将决定这批新炮是否能由要塞验收。如果试验没有问题，要塞方面即没有理由不验收，而在要塞方面验收之后，兵工署才算完成任务。以后要塞的命运如何即和兵工署无关。反之，如果试验发生问题，要塞方面可以拒绝验收，而兵工署将交不了差。将来日军来袭，火炮不能发探作战能力，责任将由兵工署承担，而我是直接承担责任的人。如果通过试验证明引信不能使用，在当时那种紧张局面下，南京各兵工厂已好全部迁走，再想别的办法已无可能。又怕的是万一炮弹发生膛炸，把炮炸毁，则在当时的军事行动情况下，很可能加上一个“贻误戎机"的罪名，受到严厉的处分。因此这次试验直接关系到我个人的生命安危，所以心情特别紧张。不过我心里还颇自信，觉得颇有一定把握。而炮兵科长赵学颜，是我的直接领导人，如果出了问题他也逃脱不了间接责任，他的心情自然也不平静（他最担心的是由于新炮炮管校长，怕发生膛炸）。不过一切疑问都要通过试验才能证明。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兵工署长俞大维亲自主持这次试验，他下达命令，宣布射击开始。由我指挥射击。首先向要塞上的人员解释这次试验的目的和证明的措施，并请他们注意观察，当炮弹碰穿木板之后有没有发烟现象。解释清楚之后正式开始射击。第一发用的是试验发烟弹，发射之后炮弹碰穿木板飞去，并未看见发烟，这时我心中更有了底。接着第二发用的仍是发烟弹，仍然没有看见发烟。当时俞大维喊了一声：”实弹！”这是命令用装有炸药的真炮弹射击，这是真正的考验。当时虽然经过两次发烟试射后都无问题，但实弹却是真刀真枪，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赵学颜听到命令之后，低声问我：“老王啊!怎么样?”意思是问我敢不敢试。我心想，反正早晚总要过这一关，两发发烟弹都无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把握，何况那时已是箭在弦上，不试也不行啊！我当即答复说：“干吧！”于是装填了一枚实弹，一切人员都到掩体内待避，以防万一。随着我的一声射击命令“放！”大炮轰鸣，炮弹飞出直奔江心，过了--阵才听见了远处传来爆炸声音，这是说明新改装的引信不但在炮管内保险不会爆炸，而到达目标后，又能立即爆炸，这完全符合对于炮弹引信的要求条件，第一发实弹射击之后，俞大维又下命令，“再来一发。”总计一共发射了5发炮弹，完全证明新改装的引信完全合格，可以使用。至于炮的本身各部机件动作也都正常，没有问题。要塞方面人员也都认为一切合格，同意接收，当即办了接交手续，一场惊险局面，顺利结束，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以后听说，日军沿公路由陆路迫近江阴，要塞炮无法发挥作用，要塞部队放弃了阵地撤走，撤退前把炮闸拆下，丢进了江中。

四、在湖南衡阳东阳渡接收国外火炮

　　1937年底我被派到湖南衡阳东阳渡去工作。当时由于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占领，海外运来的物资只能经过香港，再转粤汉铁路内运。因此兵工署在湖南衡阳设立了一个大军械库，储存大批军械，分发给各野战部队使用，而在衡阳湘江南岸粤汉路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东阳渡”设立了一个外来军械接收站。在距车站约一公里多的东阳渡镇附近，沿江岸盖了一所大的临时库房和两排员工宿舍。我带着炮兵科的八九名技工和二三名技术员负责外来炮兵器材的装配、调整、试验、射击等验收工作。经我手接收的各项炮兵器材如下：

　　(一)德国的30倍十五公分重榴弹炮24门这批重炮是当时德国国防军的正规武器，和我1936年在德国莱茵炮厂验收的32倍十五榴相似，但炮身较短，为30倍口径，射程也较近，约13公里。由于全炮体积庞大，是拆散运来的，因此首先要进行装配，并对气压液压等系统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在东阳渡附近找不到合适的射击场，所以没有进行射击试验。在检查炮件时，发现有使用过的痕迹，并在附件箱内找出有德国部队的番号标记，估计这批炮是从德国部队上换下来的。这种炮的技术水平在当时国际上是属于第一流的机械化重炮。随炮运到牵引汽车24辆。当时用这批重炮装备了一个重炮团，番号是炮兵第十四团。

　　(二)苏联援助的火炮一批共3种：

　　①三七战车防御炮l00门 这批炮的构造型式完全是按照德国设计制造的。这在当时国际上已属于第二流的水平。加之制造质量很坏，并已用旧，磨损程度极为严重，不可能保证射击精度。全炮体积不大，整体运来，没有什么装配工作，只是校正一下瞄准线，并加以清洗而已。

　　②115毫米重榴弹炮80门这批炮式样陈旧，构造笨重，炮身上刻着的制造年份是1890年，距我们接收时已将40年，还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帝俄时代的东西。全炮重量特大，射程又近（只 5000多米），原来是用6匹马挽拽，但是中国马体小力弱，随炮来的挽具尺寸太大，和中国马体不相配合，用8匹马拉都很吃力。当时中国北方产马地区都已沦陷，马匹来源困难，很成问题。这种炮发给部队以后，据说炮兵指挥官都不敢把它们拉到前线去，因为过于笨重，运动性能太差，射程又近，容易丢失，负不起责任，不敢使用。

　　③76.2野炮(口径76.2毫米)160门 这批炮比较新式，但也是第一次欧战时的东西。用6匹马挽拽，其困难情形和上述115榴弹炮相同，不过这种炮的射程较远(约9000米，)还可使用。

　　④英国造的2公分机关炮100门 这批炮的设计比较新式，质量也好，整体运来，没有什么装配工作，试射时没有发现问题。

　　我在东阳渡工作到1938年8月份，那时广州又已将沦陷，粤汉路运输不通，外来物资中断，接收任务陷于停顿。


续

二、调查山西兵工厂重炮厂

　　山西省军阀阎锡山为了加强自己的割据势力，搞独立王国，曾搜刮山西人民的财富办了一个太原兵工厂，下设重炮厂、炮弹厂、火药厂、枪厂、枪弹厂等若干部门，另外还搞了一钢铁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势力逐渐威胁华北，阎锡山觉得山西早晚必将不保，乃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表示，想把太原兵工厂交给中央政府，迁离山西。当时由军政部兵工署派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去太原洽谈这件事。杨继曾组织了有关各专业方面的几名技术人员一同前去进行调查。其中由过静宜调查枪厂、枪弹厂，我调查炮厂和炮弹厂，熊梦莘调查火药厂。调查内容主要侧重于有关生产设备的能力和精度等方面的技术性能问题，大约在1936年9月去到太原，分头展开调查工作，杨继曾则和阎锡山及他的代表邰参谋长进行磋商接交事宜。经过一周左右的调查，我们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向杨继曾提出。在太原大约住了10天，完成了调查任务，回到南京。以后听说，阎锡山并不是真心诚意想把太原兵工厂无条件交给南京政府，而是想由南京收买，索价8千万元，借此敲笔竹杠，大捞一把，该厂的设备极为落后，使用价值不高，南京政府也不愿出这笔巨款给阎锡山，因而没有成交。

　　日军侵入山西之后，太原兵工厂往西迁移，除了一部分小型机器迁走外，大型设备全部丢失。

三、接收德造火炮

　　兵工署下没有一个军械司，负责军械的购买(包括向国内各兵工厂及向国外军火商购买)，贮存(管辖全国各地的军械库)以及向部队分发军械等任务。大约在 1936年，蒋介石委派徐培根任兵工署军械司司长，徐是蒋的亲信，曾任航空署署长，现在出任军械司司长，大家都认为是大材小用，其中必有缘故。据说徐到军械司来是为了和德国进行--批军火交易，价值4亿法币，是用以货易货方式进行。中国用钨矿砂、大豆等原料换取德国的一批军火和其他物资。德国方面为了办理这批交易专门成立了一个进出口公司，名叫“合步楼”公司。在我们进口的军火部分中，我曾经手一批炮兵兵器，计有：

　　①三七平射炮 120门 附炮弹12万发。 　　②十五公分远射程要塞炮 附炮弹若干发 　　③八八高射平射炮 附炮弹若干发 　　④30倍十五公分重榴弹炮 附炮弹若干发

　　此外未经我手但我知道的还有：

　　①二公分高射机关炮 100门 　　②三七高射机关炮 若干门 　　③鱼雷快艇 若干艘 　　④军用车辆

　　这批军火在1937年初陆续运到中国。依照惯例，进口军火也要先经过兵工署验收后，才发交部队。兹将我经手验收的4种火炮的情况分述如下：

　　①三七平射炮（又叫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

　　三七平射炮是德国步兵正规使用的反坦克炮，口径37毫米，性能颇好。这次共来了120门，每门炮备有1000发曳光穿甲弹。当时我们对于国外近口的军械在验收时只是发射几发炮弹，观察炮的各部动作是否正常，一般经验都不曾发现过什么特殊问题，因而对于这批德国火炮更认为不会发生问题。在第一次验收试射时并未采取正规的防护掩蔽措施。不料发射了几发炮弹之后，突然炮弹被炸成两段，险些把我炸伤，这在炮兵术语上叫“膛炸”(即炮弹未出炮膛就先爆炸)，乃又换了 --门炮试射，数发之后又发生了同样事故，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极为严重了。于是立即决定，这批炮不能验收，暂时不能发交部队使用。但当时军情吃紧，来不及向德方提出抗议，而问题又必须立即解决。经过分析研究，首先肯定认为问题出在炮弹上。再经过对于炮弹各部的仔细检查，发现弹底引信和炮弹连接处的密封垫圈选用的材质有问题。这批炮弹所用的密封圈是钢质材料，硬度很高，不易起到密封作用，因而在发射时炮膛内发射药的火焰在高压力下钻入炮弹体内，引起了炮弹在炮膛内爆炸。为了证实这一判断是否正确，经将密封圈换成软质材料后进行多次试射，结果末再发现膛炸问题，证明判断正确。于是把12万发炮弹全部重新改装，才发交部队。

　　这个问题一经说穿道理本来十分简单，但是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竟发生在技术水平极高的德国军火上，开始时很难料想得到，因此费了不少周折最后才找到了这个简单问题。以后在这批德国军火中的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不应有的毛病，综合起来分析，这些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有政治目的的技术破坏。原因是当时德国和日本已在酝酿结成轴心国，德国卖给我们军火为的是赚取战略物资钨矿砂。但他又不愿使他的轴心伙伴吃亏，因此采取这种欺骗手段。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怎么可能希望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能有真心的援助呢?

　　②十五公分远射程要塞炮和卅口径高射平射两用炮（江阴要塞装炮记）

　　(一)起因。南京政府为了加强江防要塞火力，防止日本军舰沿长江上驶威胁南京，在对德国的军火交易中定购了150毫米口径的远射程要塞炮4门，和88毫米口径的高射平射两用炮8门。并决定把4门150公分要塞炮和4门88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阴要塞，另外4门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西九江下游的马当要塞。这批炮运到中国大约已在1937年5、6月间。江阴要塞安装新炮的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总负责，主持人是该会某厅的一位副厅长，姓袁(名字忘了)。由他组织军政部、海军部、城塞局、兵工署及江阴要塞司令部等单位成立了一个安装新要塞炮的机构。工作进程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指定具体负责单位和主管人员。其分工情况为： 　　第一阶段 选择炮位 由军事委员会袁副厅长负责主持。 　　第二阶段 基础工程 由江阴要塞司令部许康司令负责。 　　第三阶段 安装大炮及调整试射，出兵工署技士王国章负责。

　　同时参加上项工作的还有几名德国顾问，一名是德国退役海军上尉(名字记不清了)，参加炮位选择工作，一名是城塞局德国顾问齐梅曼，参加基础工程工作，他的翻译名叫高国淦。另外还有随炮来的两名德国技师，负责火炮的操作训练工作。

　　(二)选择炮位。江阴原是一个旧的江防要塞地区，黄山、肖山原有旧要塞炮若干门，都已落后不适合于当时的战争需要。新来的这批炮决定安在黄山区域，这是大的原则，但具体的炮位要从军事观点出发进行选择，所以要由军政部，海军部和江阴要塞司令部从战略战术方面提出意见，定出几个方案，然后组织大家到现场去实地观察，统一意见最后定案报请上级批准。我也参加了实地调查工作，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地形地势，考虑如何把十几吨重的炮件运上山来安置在炮位附近以便安装，以及将来安装时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如何解决。对于军事方面的要求我则没有责任参加意见，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军事委员会主持选择炮位的袁副厅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军人，中将衔，好好先生，毫无主见。他下面一个助手名叫吴国桢（不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只是同名同姓），少将衔，比较认真负责，经常替袁出谋划策。海军部参加的代表名叫曾以鼎，是某海军舰队副司令，少将衔，他经常发表意见，但和吴国桢两人意见有分歧，看法不同，发生矛盾。有时互相争持不下，而袁副厅长却两边都不得罪，不表示意见，因而使得曾、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位德国海军退役上尉另有一套意见，并对曾以鼎有瞧不起的态度（同行是冤家），说话不够谦虚，引起了曾以鼎的不满。于是形成了吴国桢和德国海军上尉都对曾有意见的局面。在一次招待德国顾问的宴会上，曾以鼎即席发言，他说：“俄们海军中非常重视上下级的级别，如果有一位将官在场，则低级别的军官没有说话的余地”等等，这些话是对那位德国海军上尉的讥讽。当时翻译员觉得这话有问题，并没有把这套话原样照译（因为我懂德语，所以听得出来），所以没有引起德国顾问的怀疑，但是吴国桢听了曾的这番话后，当时大为不满，认为曾在这种场合说这样话，是对外籍顾问的不礼貌，他立即起来对曾进行指责，曾也不肯相让，结果两人冲突起来，势欲动武，后经袁副厅长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大家不欢而散。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陆军和海军之间早已存在互相看不起的情绪了。

　　选择炮位工作经过视察了几个地点之后形成了几个方案，但在确定推荐结论性的方案时，大家谁也不肯发表肯定性的意见，究竟赞成那个或是反对那个，都只是说些各有优缺点模棱两可的话，因而开了几次会，拖了很久仍然定不下来，最后那位德国上尉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推荐一个方案，大家对此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拥护，就把这个方案作为推荐的方案定下来了报请上级批准(实际上级也无人审查，只不过是备案而己)。我当时对于这个炮位定得合理或不合理也没法判断，并且这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总觉得这样多的中国高级官员，中将、少将好几个都不肯表示肯定性的意见，如此重要问题却只听从一个德国退役海军上尉三言两语就算定了下来，未免把国家大事过于当做儿戏了。这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腐败无能，怕负责任。我估计当时大家的心理是唯恐自己提出肯定性的意见照办之后，一旦要塞失守（这在当时已成定局）责任将追到自己头上，为了明哲保身，还是不表示肯定性意见为好。并且既然德国顾问表示了意见，最好遵照执行，即便出了问题也与我无关了。但是事后证明这个炮位定的确有问题。因为这个方案把4门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位定在黄山面江的一处山脚下，射出方向只能是对着江面，而当时日本军队都集结在上海、无锡一带，最后也是从陆路上突破无(锡)福(山)防线直出江阴要塞之背，迫使要塞守兵弃炮逃走。如果当初炮位选在较高位置，可以四面射击，未尝不可给陆路进犯的敌兵施以打击，虽然不能说因此而能保住要塞不失守，但也不至于造成一炮未发就放弃要塞逃走的悲惨败局。

　　(三)安装重炮。炮位选定之后，即由江阴要塞司令部组织力量进行炮基和掩体等项土建工程的施工。我带着一组技术工人和一组起重工人(每组五六名)先将装箱炮件沿山坡便道运到炮位，并开箱将炮件拆卸清洗准备安装。同时将一门88炮临时安装在山下的营房里，由两名德国技师进行操作训练。基础工程完成之后正式的安装工作大约在1937年9、10月间才开始。安装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炮上的关键设备有一部份没有随炮运到，其中有88高射时的引信定秒机没有到，不能使用时间引信进行对空射击，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瞄准器没有到，安装完毕后能不能进行校正，将来也无法瞄准。而更大的问题是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弹虽己运到，但引信未到，不能实弹射击投入战斗。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要塞上空侦察，那时88高射炮已经装好可以使用，但是因为没有时间引信的定秒机，不能使用对空射击的时间引信，只能临时使用碰炸引信的炮弹对空盲目射击几发，这当然不能发挥作用，坐失良机，十分可惜。

　　当时战局一天紧似一天，日军己突破了无（锡）福（山）防线（这条防线建造历时多年，被誉为是东方的马奇诺防线），正向江阴进犯进而直迫南京，大家把防守南京的希望寄托在江阴要塞上，而新要塞炮却因为没有瞄准器，炮弹没有引信而不能使用。大家都很焦急。军政部下了一道命令，限兵工署在10天之内解决炮弹引信问题。兵工署随即把这项任务交给我来负责解决。我对此事早已有所考虑，打算选用十五公分重榴弹炮的引信代替。因为如果重新设计，重新制造新引信，10天决无可能，只有用现成的引信改装代替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有人担心十五榴的炮管长度是32倍口径，长约6米，而十五公分要塞重炮的炮管长度是55倍口径，长约9米。炮管太长，唯恐炮弹未出炮管就已解脱保险。即有发生膛炸的可能而把炮管炸坏。这虽然值得考虑，但是不经过试验也不能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当时只有这一绝招儿，除此更无别的办法，已经是势在必行了。至于没有瞄准器的问题则由于瞄准器构造极为复杂，又无实样和图纸，短期内无法设计制造，确实不能解决，只有采用简单办法，利用象限仪测定抑角，用剪形望远镜测定方向进行瞄淮，这样也能勉强对付射击，不过速度较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这样决定下来，连夜抓紧准备。

　　(四)试炮经过。1937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从上海节节往北败退，日军突破无福线后南京更加吃紧，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逃走，兵工署大部分也都离开了南京迁往汉口。我所在的技术司炮兵科也只剩下了科长赵学颜和我，还有一部分技术工人约10多人。因为江阴要塞炮尚未经过试炮，还不能交给要塞司令部接收，这项任务未完因而留在南京不能走。11月下旬我负责给新要塞炮改装的代用引信已经如期完成。

　　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亲自去江阴要塞主持试炮验收和交接工作。当时由炮兵科长和我筹备试验新炮的一切准备工作，并携带着改装好的代用引信随俞大维前往江阴，大约在11月25日前后由南京出发。同行者除了炮兵科长赵学颜和我以及技工五六人是负责试炮的专业人员外，还有署长俞大维和他的秘书、随从等10余人，组成一个包括大小汽东七八辆的车队，在晚上7点天黑以后出发，这是为了避免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公路目标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离开南京不久天就下起了小雨，江南11月末的天气已是初冬，冷风秋雨寒气袭人，行到半路只见对面灯光耀眼，一个庞大的车队发出尖锐的啸声迎面开来，走近了一看原来是炮兵第十团的一部份机械化重炮部队。

　　这批重炮原来驻扎在江阴江边，为的是加强江防火力，目前战局日紧反由前线撤退，这难道是为了保存实力而作的战略退却吗？看来当局对于江阴要塞的作用已经丧失了信心，准备放弃了。思念及此无比怅惘。到了江阴已是半夜。第二天全体人员到了黄山要塞新炮阵地。我指挥着把试炮的应用设备布置就绪。这次试验除了观察新炮的结构在射击时是否正常以外，更重要的是试验新改装引信的性能，第一是否安全可靠，会不会发生膛炸。第二在射中目标后是否作用敏锐，立即爆炸发挥作用。为了试验引信的安全性，一般办法是在距炮口前半米远的地方立上木板，炮弹射出离开炮口之后首先碰穿木板，如果不发生爆炸，则说明炮弹在炮管内行进时，即便遇到了障碍也不会爆炸，因而证明引信是安全可靠的。作这种试验时，为了防止一旦引信失灵炮弹真的爆炸，将把炮口附近的设备及人员炸坏，因此试验时不使用装有真炸药的炮弹，而是用一种只装有少量发烟剂的试验炮弹，并在炮弹体前部钻上许多小孔，如果引信不可靠，则在碰到木板时将把炮弹引炸，这时即有烟雾从弹头小孔冒出。我们为了这次试验准备了这种发烟弹若干发。

　　试炮时除了兵工署的人员（这是移交方）以外，还有江阴要塞司令许康和新任总台长刘芹生以及要塞方面的人员多人(这是接收方)，形势至为隆重，因为通过这次试验将决定这批新炮是否能由要塞验收。如果试验没有问题，要塞方面即没有理由不验收，而在要塞方面验收之后，兵工署才算完成任务。以后要塞的命运如何即和兵工署无关。反之，如果试验发生问题，要塞方面可以拒绝验收，而兵工署将交不了差。将来日军来袭，火炮不能发探作战能力，责任将由兵工署承担，而我是直接承担责任的人。如果通过试验证明引信不能使用，在当时那种紧张局面下，南京各兵工厂已好全部迁走，再想别的办法已无可能。又怕的是万一炮弹发生膛炸，把炮炸毁，则在当时的军事行动情况下，很可能加上一个“贻误戎机"的罪名，受到严厉的处分。因此这次试验直接关系到我个人的生命安危，所以心情特别紧张。不过我心里还颇自信，觉得颇有一定把握。而炮兵科长赵学颜，是我的直接领导人，如果出了问题他也逃脱不了间接责任，他的心情自然也不平静（他最担心的是由于新炮炮管校长，怕发生膛炸）。不过一切疑问都要通过试验才能证明。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兵工署长俞大维亲自主持这次试验，他下达命令，宣布射击开始。由我指挥射击。首先向要塞上的人员解释这次试验的目的和证明的措施，并请他们注意观察，当炮弹碰穿木板之后有没有发烟现象。解释清楚之后正式开始射击。第一发用的是试验发烟弹，发射之后炮弹碰穿木板飞去，并未看见发烟，这时我心中更有了底。接着第二发用的仍是发烟弹，仍然没有看见发烟。当时俞大维喊了一声：”实弹！”这是命令用装有炸药的真炮弹射击，这是真正的考验。当时虽然经过两次发烟试射后都无问题，但实弹却是真刀真枪，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赵学颜听到命令之后，低声问我：“老王啊!怎么样?”意思是问我敢不敢试。我心想，反正早晚总要过这一关，两发发烟弹都无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把握，何况那时已是箭在弦上，不试也不行啊！我当即答复说：“干吧！”于是装填了一枚实弹，一切人员都到掩体内待避，以防万一。随着我的一声射击命令“放！”大炮轰鸣，炮弹飞出直奔江心，过了--阵才听见了远处传来爆炸声音，这是说明新改装的引信不但在炮管内保险不会爆炸，而到达目标后，又能立即爆炸，这完全符合对于炮弹引信的要求条件，第一发实弹射击之后，俞大维又下命令，“再来一发。”总计一共发射了5发炮弹，完全证明新改装的引信完全合格，可以使用。至于炮的本身各部机件动作也都正常，没有问题。要塞方面人员也都认为一切合格，同意接收，当即办了接交手续，一场惊险局面，顺利结束，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以后听说，日军沿公路由陆路迫近江阴，要塞炮无法发挥作用，要塞部队放弃了阵地撤走，撤退前把炮闸拆下，丢进了江中。

四、在湖南衡阳东阳渡接收国外火炮

　　1937年底我被派到湖南衡阳东阳渡去工作。当时由于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占领，海外运来的物资只能经过香港，再转粤汉铁路内运。因此兵工署在湖南衡阳设立了一个大军械库，储存大批军械，分发给各野战部队使用，而在衡阳湘江南岸粤汉路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东阳渡”设立了一个外来军械接收站。在距车站约一公里多的东阳渡镇附近，沿江岸盖了一所大的临时库房和两排员工宿舍。我带着炮兵科的八九名技工和二三名技术员负责外来炮兵器材的装配、调整、试验、射击等验收工作。经我手接收的各项炮兵器材如下：

　　(一)德国的30倍十五公分重榴弹炮24门这批重炮是当时德国国防军的正规武器，和我1936年在德国莱茵炮厂验收的32倍十五榴相似，但炮身较短，为30倍口径，射程也较近，约13公里。由于全炮体积庞大，是拆散运来的，因此首先要进行装配，并对气压液压等系统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在东阳渡附近找不到合适的射击场，所以没有进行射击试验。在检查炮件时，发现有使用过的痕迹，并在附件箱内找出有德国部队的番号标记，估计这批炮是从德国部队上换下来的。这种炮的技术水平在当时国际上是属于第一流的机械化重炮。随炮运到牵引汽车24辆。当时用这批重炮装备了一个重炮团，番号是炮兵第十四团。

　　(二)苏联援助的火炮一批共3种：

　　①三七战车防御炮l00门 这批炮的构造型式完全是按照德国设计制造的。这在当时国际上已属于第二流的水平。加之制造质量很坏，并已用旧，磨损程度极为严重，不可能保证射击精度。全炮体积不大，整体运来，没有什么装配工作，只是校正一下瞄准线，并加以清洗而已。

　　②115毫米重榴弹炮80门这批炮式样陈旧，构造笨重，炮身上刻着的制造年份是1890年，距我们接收时已将40年，还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帝俄时代的东西。全炮重量特大，射程又近（只 5000多米），原来是用6匹马挽拽，但是中国马体小力弱，随炮来的挽具尺寸太大，和中国马体不相配合，用8匹马拉都很吃力。当时中国北方产马地区都已沦陷，马匹来源困难，很成问题。这种炮发给部队以后，据说炮兵指挥官都不敢把它们拉到前线去，因为过于笨重，运动性能太差，射程又近，容易丢失，负不起责任，不敢使用。

　　③76.2野炮(口径76.2毫米)160门 这批炮比较新式，但也是第一次欧战时的东西。用6匹马挽拽，其困难情形和上述115榴弹炮相同，不过这种炮的射程较远(约9000米，)还可使用。

　　④英国造的2公分机关炮100门 这批炮的设计比较新式，质量也好，整体运来，没有什么装配工作，试射时没有发现问题。

　　我在东阳渡工作到1938年8月份，那时广州又已将沦陷，粤汉路运输不通，外来物资中断，接收任务陷于停顿。

续

五、重庆五十兵工厂制造火炮的经过

　　1938年我在湖南东阳渡接收国外运到的火炮，到了七八月间，广州、香港进口来源断绝，接收工作停止。当时广东潖江炮厂正在迁往重庆重建新厂，改名为五十兵工厂。兵工署调我到五十兵工厂工作，我于1938年8月离开了东阳渡前去重庆。

　　重庆五十兵工厂的前身是广东潖江兵工厂，这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用地方经费委托德国莱茵炮厂筹办的一个制炮厂，厂址在广州附近的潖江。该厂原计划的规模可以制造105毫米轻榴弹炮，以及炮弹，引信等配件。机器设备比较新式，在当时中国各兵工厂中算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工厂。建厂不久尚未正式投入生产，1935年陈济棠就被蒋介石打垮，这个工厂即由南京兵工署接收，并委派原兵工署技术司司长江杓去当厂长。抗日战争以后日军南犯，广州吃紧，兵工署决定将全厂迁往重庆，在重庆附近长江下游的铜锣峡外郭家沱山沟里劈山平地重新建厂。厂内生产单位按产品种类划分，分别成立了制炮所，制造火炮；弹夹所，制造炮弹；引信所，制造炮弹引信；火工所，负责装填火药等主体生产单位，以及工具所、铸工所、锻工所、木工所等几个辅助单位。五十兵工厂在当时是中国唯一的能制造线膛炮的工厂。我从1938年调到五十兵工厂工作后，到1948年离开，共计在该厂工作了10年，一直从事造炮工作。

　　五十兵工厂的制造能力是按照制造德国制式105榴弹炮而设计的，可是大的锻件，包括炮管等主要炮件全由德国供应毛坯，至于精密件瞄准器则由德国供应全套成品。抗战以后国外供应线断绝，国内又无钢铁工业可以提供造炮材料，因此全厂设备停工待料，无事可干，急待寻找出路。乃在全国各军械库内搜集到了一批早已废弃的150毫米重迫击炮炮管，并将其利用作为原料，设计了一种153毫米口径的重迫击炮，炮架带有缓冲装置，比较新式。又设计了新的迫击炮弹；配成丁一种新的产品。前后生产了大约100多门。这是五十厂的第一种产品。以后内德国运到了一批二七战车防御炮的材料和毛坯，该厂又改为制造三七战防炮。根据毛坯数量共制造了100门。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可提供造炮材料的钢铁厂，找不到较大材料可以利用；乃改成制造60毫米小迫击炮，这对于该厂的设备能力实属大材小用，并且每况愈下。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钢铁工业，则国防工业就成了无米之炊，不能生存下去了。

试验及试制无后座力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空降部队配备了无后座力炮，收到了很大战果。以后美国也开始研制无后座力炮作为射击坦克之用，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式武器。

　　1946年重庆兵工署向美军办事处商洽，邀请美军派人来重庆表演无后座力炮。美军乃由驻琉球岛的部队中派出了几个人携带着57毫米和75毫米无后座力炮各一门，炮弹若干发来到重庆表演。这次表演的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兵工署的朱风仪负责，而一切表演场地的布置警戒任务交由五十兵工厂负责。五十厂厂长丁天雄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当时选定了在五十厂对江的广阳坝为试验射击场。这是一个已经不用的旧飞机场。根据美军方面准备表演的项目计有：悬挂射击试验、穿甲试验、穿破水泥工事试验等。悬挂射击试验，是把一支步枪和一门57无后座力炮并排悬挂在--个横杆上。先发射步枪，这时步枪由于后座力的作用往后甩出很远，然后往复摆动不停。再发射无后座力炮，这时炮身静止丝毫不动，证明确实没有后座力。穿甲试验时要设立一块4英寸厚的坦克钢板作为靶子。穿破水泥工事试验时，要建造一座厚约1米的水泥墙，上面画出一个射击孔的形状，大约在50米距离外射击，观察其命中精度。这些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定期表演。表演那天来宾很多，每个项目进行得都很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各方都很满意。事后美军方面同意把这两门炮留给兵工署。

　　这两门无后座力炮决定暂由五十兵工厂保管。我当即对该炮作详细研究，并组织力量将炮和炮弹拆开，测绘图纸，分析材料，准备试制。由于没有炮管材料，只试制了57无后座力炮两门，炮弹若干发。经过试射结果和原炮的技术性能基本相同。1947年兵工署在南京组织各兵工厂表演新式武器。我带着这两门炮前去参加。但以后并未正式批量制造。



六、“海容”号军舰拆炮记

　　1937年11月间，我正在江阴要塞安装新要塞重炮。一天，我在88高射炮阵地的山坡上遥望长江，看见有很多艘海运客货轮船顺江下驶。这些海轮都是国营招商局以及私人资本经营的轮船公司所存的船只。在抗日战争之前都行驶在沿海各港口。抗战以后，为了逃避日本海军的袭击，纷纷开进了长江内来避难，这些船厂驶到了要塞下游就都停下来了。由山上远望下游江面，只见船只云集，一字排开，颇为壮观，但却不知意欲何为。第二天我又到山上炮位工作，遥望下游则一只船影都没看见；昨天的船队不知何处去了。当时心中困惑不解。又过一天我由江阴回南京汇报工作，乘的是军政部的差船（即交通船）。上船之后只见满船都是海员，随身都未携带行李，个个面目憔悴，神色张惶，情形极为狼狈。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些客货轮上的海员，据他们说，前些天他们奉到命令，叫他们准备一个月的给养和燃料，等待执行特别任务。不久就要他们把船开到江阴下游停泊待命，前天晚上突然通知他们，全体船员一律离船，不许携带任何物件，并把他们赶上了另外一艘运输舰上，运到了江阴，今天要送他们到南京去。他们的轮船就在当天晚间凿沉江底了。据说这是国民党为了防止日本军舰溯江上犯，所采取的堵塞航道的措施。

　　我乘的差船启航后沿江上驶，看见在江阴江面上停泊着很多国民党海军的军舰，我现在记得的有“宁海”、“平海”两艘姊妹舰，这是抗战以前从日本买来的比较新式的军舰。另外还有一艘大的军舰，“海容”号，以及一些小型舰艇（当时中国的大型军舰有所谓“四海”，即海圻、海琛、海容、海筹，但皆老旧），在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差船到了南京下关码头，我看见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海圻”号，停泊在南京江面。第二天我到兵工署汇报安装要塞炮工作进展情况，接着第三天兵工署又交结我一项新的紧急任务，命令我马上到江阴去，从海军军舰上把大口径海军炮拆下来。原来就在我离开江阴的第二天，大批日本飞机飞到江阴轰炸，目标是停泊在江面上的我国军舰，当时被炸沉炸伤了不少舰只。

　　最新式的军舰“平海”号被炸沉没江心，“宁海”号被炸伤后开到江边搁浅，大型军舰“海容”号则逃到了上游。由于这些军舰都已老旧不堪，大型军舰的“四海”上连高射武器都没有，不敢出海和日本军舰作战，只能躲在长江以内避难，但也逃脱不了作为轰炸目标的命运。因此军事当局决定也把这批军舰凿沉在江阴附近江面最窄之处（也就是那些客货轮船被凿沉的地方），加强阻塞航道的作用。在这些大型军舰上装的主力大炮还有用处，所以要把大炮拆下来，可以作为要塞炮用。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到江阴去把尚来炸沉军舰上的大炮拆下来，并且要求立即行动。但是当时谁也不了解江阴方面军舰的情况，也无从着手准备。

　　我奉到命令之后立即乘小汽车连夜出发（白天有敌机沿公路扫射），黎明以前到了江阴，即向当地的江防指挥部联系，据指挥部人说，大型军舰只有“海容”号未被炸沉，现已逃到了镇江江面，要到镇江去才能找到它。可巧当时的海军部长陈绍宽赶来江阴视察海军被炸情况，正要返回南京，陈绍宽也知道我的任务，遂即叫我乘他的旗舰“中山”号往上游驶去。

　　我从留在江阴安装要塞炮的技工中带去了3名，并邀请城塞局的一名德国顾问齐梅曼和他的译员高国淦一同前往。大约上午3点左右“中山”舰起锚开航，从江阴出发，陈绍宽招待我们一行人在船上会议室内闲谈。溯江而上看见“宁海”号军航歪斜搁浅在江边，江面上没再看见其它船只。大约上午11点左右船到了镇江江面，见到“海容”号军舰停在江心。我们下了中山舰乘小汽艇登上了“海容”号，并和舰长见了面。船长姓欧阳，名字记不起了，福建人，他已接到南京的命令，知道了我们来的任务，并且也知道了他的军舰即将凿沉，言下不胜唏嘘。当时有一嫂运输舰停靠在“海容”舰旁，水兵们正在往运输舰上搬运东西，都是一些生活用品，上上下下乱乱纷纷。舰上左右舷的小口径炮（75毫米口径０都已由舰上的人拆下来了，只剩下头炮和尾炮未拆，这两门都是150毫米口径的海军炮，德国克鲁伯炮厂出品。

　　由于炮件重量较大，拆卸不方便，舰上的人准备放弃不拆了。但我们来的任务正是要好大饱，如果不把大炮拆下来，任务就算没有完成，但是我们来时毫无准备，只是赤手空拳，因此首先要向船长进行说服，希望他们配合我们共同把这两门大炮拆下来，因为我们只有三四个人，只能在技术上出出主意，主要力量还是要依靠舰上人员。由于舰上的起重吊杆只能用重两吨，而最重的炮件重有5吨，超过了吊杆起重能力一倍还多，吊不起来，确是一个现实问题，经由我们几个人商量，得出一个办法，即在船的主桅顶上安上一个滑车，穿过一根纲绳，利用甲板上的起锚机绞盘作为卷扬动力，这样可将最重炮件吊起来，然后由停靠在舰旁的运输舰用它的吊杆从横的方向来拉（起重工人的术语叫“夺”）。这样一点一点把最重炮件移到运输舰上。这个方案拟定之后和舰上人员商量，他们同意这个办法。安置滑车，准备工具等工作都由舰上人来负责，我们则负责拆卸炮件。大约下午两点左右准备完毕，开始拆卸吊运工作。那天日本飞机不时到上空侦察骚扰，舰上的人员才挨过炸不久，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警报就乱纷纷地下舱躲避，工作进行颇受影响。

　　幸好天气阴沉细雨霏霏，敌机未来轰炸。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海圻”号从舰旁下驶，双方互道旗语，据欧阳舰长告诉我说，“海圻”号舰也是驶往江阴下游准备凿沉的，言下大有同命相怜不胜物伤其类之感。“海圻”号上的头尾两门主炮仍在舰上，未被拆下。欧阳舰长对我们说，他是在“海容”舰上从当见习军官开始逐步升为舰长，已在舰上干了20多年。当时那位德国顾问齐梅曼对我说：“我要是这位舰长，我就不下船了”意思是他将随船共沉，以身殉船，这是德国海军的传统作风，舰长是要和本舰共存亡的。中国的这批老旧军舰有的还是清朝遗物，早已陈旧落伍，但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海军军阀却依仗这批力量走私运烟(鸦片)，参加内战，反复云雨，助纣为虐，无恶不作；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仍然维持着这批破旧残货支撑门面，自欺欺人，实际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废物，将他们销毁凿沉本无足惜，但在对敌作战失利，敌军迫近首都之时，不思抱着自我牺牲精神，和敌人最后一拼的主动攻势，而是被迫凿沉，不免令人伤感耳。拆炮工作照原定方案进行得很顺利，先拆船头主炮，一直拆到午夜才全部拆完，并运到了运输舰上。下一步准备继续再拆船尾主炮。正在这时(约第二天黎明两点左右)舰上接到了南京电报，命令“海容”舰即刻起航开赴江阴下游待命。运输舰随即离开“海容”号他去。拆炮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共只拆下了十五公分海军炮一门，也算是完成了任务，乃和欧阳舰长告别，下了“海容”号，由一艘鱼雷艇把我们送向江阴。第二天我回到南京汇报经过，这件别开生面的拆炮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1939 年我在重庆五十兵工厂任制炮所主任时，这门由“海容"舰上拆下来的十五公分海军炮被运到了五十厂，需要修配补充一批零件。我重睹旧物倍增伤怀。这门炮经五十厂修好之后据说安装在宜昌下游的三斗坪山上要塞，日军进犯宜昌时据说它还打了几炮。果真如此则我当年拆炮时所付出的劳动没有白费，堪以告慰了。  



续

五、重庆五十兵工厂制造火炮的经过

　　1938年我在湖南东阳渡接收国外运到的火炮，到了七八月间，广州、香港进口来源断绝，接收工作停止。当时广东潖江炮厂正在迁往重庆重建新厂，改名为五十兵工厂。兵工署调我到五十兵工厂工作，我于1938年8月离开了东阳渡前去重庆。

　　重庆五十兵工厂的前身是广东潖江兵工厂，这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用地方经费委托德国莱茵炮厂筹办的一个制炮厂，厂址在广州附近的潖江。该厂原计划的规模可以制造105毫米轻榴弹炮，以及炮弹，引信等配件。机器设备比较新式，在当时中国各兵工厂中算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工厂。建厂不久尚未正式投入生产，1935年陈济棠就被蒋介石打垮，这个工厂即由南京兵工署接收，并委派原兵工署技术司司长江杓去当厂长。抗日战争以后日军南犯，广州吃紧，兵工署决定将全厂迁往重庆，在重庆附近长江下游的铜锣峡外郭家沱山沟里劈山平地重新建厂。厂内生产单位按产品种类划分，分别成立了制炮所，制造火炮；弹夹所，制造炮弹；引信所，制造炮弹引信；火工所，负责装填火药等主体生产单位，以及工具所、铸工所、锻工所、木工所等几个辅助单位。五十兵工厂在当时是中国唯一的能制造线膛炮的工厂。我从1938年调到五十兵工厂工作后，到1948年离开，共计在该厂工作了10年，一直从事造炮工作。

　　五十兵工厂的制造能力是按照制造德国制式105榴弹炮而设计的，可是大的锻件，包括炮管等主要炮件全由德国供应毛坯，至于精密件瞄准器则由德国供应全套成品。抗战以后国外供应线断绝，国内又无钢铁工业可以提供造炮材料，因此全厂设备停工待料，无事可干，急待寻找出路。乃在全国各军械库内搜集到了一批早已废弃的150毫米重迫击炮炮管，并将其利用作为原料，设计了一种153毫米口径的重迫击炮，炮架带有缓冲装置，比较新式。又设计了新的迫击炮弹；配成丁一种新的产品。前后生产了大约100多门。这是五十厂的第一种产品。以后内德国运到了一批二七战车防御炮的材料和毛坯，该厂又改为制造三七战防炮。根据毛坯数量共制造了100门。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可提供造炮材料的钢铁厂，找不到较大材料可以利用；乃改成制造60毫米小迫击炮，这对于该厂的设备能力实属大材小用，并且每况愈下。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钢铁工业，则国防工业就成了无米之炊，不能生存下去了。

试验及试制无后座力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空降部队配备了无后座力炮，收到了很大战果。以后美国也开始研制无后座力炮作为射击坦克之用，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式武器。

　　1946年重庆兵工署向美军办事处商洽，邀请美军派人来重庆表演无后座力炮。美军乃由驻琉球岛的部队中派出了几个人携带着57毫米和75毫米无后座力炮各一门，炮弹若干发来到重庆表演。这次表演的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兵工署的朱风仪负责，而一切表演场地的布置警戒任务交由五十兵工厂负责。五十厂厂长丁天雄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当时选定了在五十厂对江的广阳坝为试验射击场。这是一个已经不用的旧飞机场。根据美军方面准备表演的项目计有：悬挂射击试验、穿甲试验、穿破水泥工事试验等。悬挂射击试验，是把一支步枪和一门57无后座力炮并排悬挂在--个横杆上。先发射步枪，这时步枪由于后座力的作用往后甩出很远，然后往复摆动不停。再发射无后座力炮，这时炮身静止丝毫不动，证明确实没有后座力。穿甲试验时要设立一块4英寸厚的坦克钢板作为靶子。穿破水泥工事试验时，要建造一座厚约1米的水泥墙，上面画出一个射击孔的形状，大约在50米距离外射击，观察其命中精度。这些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定期表演。表演那天来宾很多，每个项目进行得都很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各方都很满意。事后美军方面同意把这两门炮留给兵工署。

　　这两门无后座力炮决定暂由五十兵工厂保管。我当即对该炮作详细研究，并组织力量将炮和炮弹拆开，测绘图纸，分析材料，准备试制。由于没有炮管材料，只试制了57无后座力炮两门，炮弹若干发。经过试射结果和原炮的技术性能基本相同。1947年兵工署在南京组织各兵工厂表演新式武器。我带着这两门炮前去参加。但以后并未正式批量制造。



六、“海容”号军舰拆炮记

　　1937年11月间，我正在江阴要塞安装新要塞重炮。一天，我在88高射炮阵地的山坡上遥望长江，看见有很多艘海运客货轮船顺江下驶。这些海轮都是国营招商局以及私人资本经营的轮船公司所存的船只。在抗日战争之前都行驶在沿海各港口。抗战以后，为了逃避日本海军的袭击，纷纷开进了长江内来避难，这些船厂驶到了要塞下游就都停下来了。由山上远望下游江面，只见船只云集，一字排开，颇为壮观，但却不知意欲何为。第二天我又到山上炮位工作，遥望下游则一只船影都没看见；昨天的船队不知何处去了。当时心中困惑不解。又过一天我由江阴回南京汇报工作，乘的是军政部的差船（即交通船）。上船之后只见满船都是海员，随身都未携带行李，个个面目憔悴，神色张惶，情形极为狼狈。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些客货轮上的海员，据他们说，前些天他们奉到命令，叫他们准备一个月的给养和燃料，等待执行特别任务。不久就要他们把船开到江阴下游停泊待命，前天晚上突然通知他们，全体船员一律离船，不许携带任何物件，并把他们赶上了另外一艘运输舰上，运到了江阴，今天要送他们到南京去。他们的轮船就在当天晚间凿沉江底了。据说这是国民党为了防止日本军舰溯江上犯，所采取的堵塞航道的措施。

　　我乘的差船启航后沿江上驶，看见在江阴江面上停泊着很多国民党海军的军舰，我现在记得的有“宁海”、“平海”两艘姊妹舰，这是抗战以前从日本买来的比较新式的军舰。另外还有一艘大的军舰，“海容”号，以及一些小型舰艇（当时中国的大型军舰有所谓“四海”，即海圻、海琛、海容、海筹，但皆老旧），在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差船到了南京下关码头，我看见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海圻”号，停泊在南京江面。第二天我到兵工署汇报安装要塞炮工作进展情况，接着第三天兵工署又交结我一项新的紧急任务，命令我马上到江阴去，从海军军舰上把大口径海军炮拆下来。原来就在我离开江阴的第二天，大批日本飞机飞到江阴轰炸，目标是停泊在江面上的我国军舰，当时被炸沉炸伤了不少舰只。

　　最新式的军舰“平海”号被炸沉没江心，“宁海”号被炸伤后开到江边搁浅，大型军舰“海容”号则逃到了上游。由于这些军舰都已老旧不堪，大型军舰的“四海”上连高射武器都没有，不敢出海和日本军舰作战，只能躲在长江以内避难，但也逃脱不了作为轰炸目标的命运。因此军事当局决定也把这批军舰凿沉在江阴附近江面最窄之处（也就是那些客货轮船被凿沉的地方），加强阻塞航道的作用。在这些大型军舰上装的主力大炮还有用处，所以要把大炮拆下来，可以作为要塞炮用。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到江阴去把尚来炸沉军舰上的大炮拆下来，并且要求立即行动。但是当时谁也不了解江阴方面军舰的情况，也无从着手准备。

　　我奉到命令之后立即乘小汽车连夜出发（白天有敌机沿公路扫射），黎明以前到了江阴，即向当地的江防指挥部联系，据指挥部人说，大型军舰只有“海容”号未被炸沉，现已逃到了镇江江面，要到镇江去才能找到它。可巧当时的海军部长陈绍宽赶来江阴视察海军被炸情况，正要返回南京，陈绍宽也知道我的任务，遂即叫我乘他的旗舰“中山”号往上游驶去。

　　我从留在江阴安装要塞炮的技工中带去了3名，并邀请城塞局的一名德国顾问齐梅曼和他的译员高国淦一同前往。大约上午3点左右“中山”舰起锚开航，从江阴出发，陈绍宽招待我们一行人在船上会议室内闲谈。溯江而上看见“宁海”号军航歪斜搁浅在江边，江面上没再看见其它船只。大约上午11点左右船到了镇江江面，见到“海容”号军舰停在江心。我们下了中山舰乘小汽艇登上了“海容”号，并和舰长见了面。船长姓欧阳，名字记不起了，福建人，他已接到南京的命令，知道了我们来的任务，并且也知道了他的军舰即将凿沉，言下不胜唏嘘。当时有一嫂运输舰停靠在“海容”舰旁，水兵们正在往运输舰上搬运东西，都是一些生活用品，上上下下乱乱纷纷。舰上左右舷的小口径炮（75毫米口径０都已由舰上的人拆下来了，只剩下头炮和尾炮未拆，这两门都是150毫米口径的海军炮，德国克鲁伯炮厂出品。

　　由于炮件重量较大，拆卸不方便，舰上的人准备放弃不拆了。但我们来的任务正是要好大饱，如果不把大炮拆下来，任务就算没有完成，但是我们来时毫无准备，只是赤手空拳，因此首先要向船长进行说服，希望他们配合我们共同把这两门大炮拆下来，因为我们只有三四个人，只能在技术上出出主意，主要力量还是要依靠舰上人员。由于舰上的起重吊杆只能用重两吨，而最重的炮件重有5吨，超过了吊杆起重能力一倍还多，吊不起来，确是一个现实问题，经由我们几个人商量，得出一个办法，即在船的主桅顶上安上一个滑车，穿过一根纲绳，利用甲板上的起锚机绞盘作为卷扬动力，这样可将最重炮件吊起来，然后由停靠在舰旁的运输舰用它的吊杆从横的方向来拉（起重工人的术语叫“夺”）。这样一点一点把最重炮件移到运输舰上。这个方案拟定之后和舰上人员商量，他们同意这个办法。安置滑车，准备工具等工作都由舰上人来负责，我们则负责拆卸炮件。大约下午两点左右准备完毕，开始拆卸吊运工作。那天日本飞机不时到上空侦察骚扰，舰上的人员才挨过炸不久，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警报就乱纷纷地下舱躲避，工作进行颇受影响。

　　幸好天气阴沉细雨霏霏，敌机未来轰炸。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海圻”号从舰旁下驶，双方互道旗语，据欧阳舰长告诉我说，“海圻”号舰也是驶往江阴下游准备凿沉的，言下大有同命相怜不胜物伤其类之感。“海圻”号上的头尾两门主炮仍在舰上，未被拆下。欧阳舰长对我们说，他是在“海容”舰上从当见习军官开始逐步升为舰长，已在舰上干了20多年。当时那位德国顾问齐梅曼对我说：“我要是这位舰长，我就不下船了”意思是他将随船共沉，以身殉船，这是德国海军的传统作风，舰长是要和本舰共存亡的。中国的这批老旧军舰有的还是清朝遗物，早已陈旧落伍，但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海军军阀却依仗这批力量走私运烟(鸦片)，参加内战，反复云雨，助纣为虐，无恶不作；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仍然维持着这批破旧残货支撑门面，自欺欺人，实际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废物，将他们销毁凿沉本无足惜，但在对敌作战失利，敌军迫近首都之时，不思抱着自我牺牲精神，和敌人最后一拼的主动攻势，而是被迫凿沉，不免令人伤感耳。拆炮工作照原定方案进行得很顺利，先拆船头主炮，一直拆到午夜才全部拆完，并运到了运输舰上。下一步准备继续再拆船尾主炮。正在这时(约第二天黎明两点左右)舰上接到了南京电报，命令“海容”舰即刻起航开赴江阴下游待命。运输舰随即离开“海容”号他去。拆炮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共只拆下了十五公分海军炮一门，也算是完成了任务，乃和欧阳舰长告别，下了“海容”号，由一艘鱼雷艇把我们送向江阴。第二天我回到南京汇报经过，这件别开生面的拆炮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1939 年我在重庆五十兵工厂任制炮所主任时，这门由“海容"舰上拆下来的十五公分海军炮被运到了五十厂，需要修配补充一批零件。我重睹旧物倍增伤怀。这门炮经五十厂修好之后据说安装在宜昌下游的三斗坪山上要塞，日军进犯宜昌时据说它还打了几炮。果真如此则我当年拆炮时所付出的劳动没有白费，堪以告慰了。  

楼主才知道这个啊，摘抄还漏掉主角名，真是~

楼主才知道这个啊，摘抄还漏掉主角名，真是~
这篇在我硬盘里沉睡多年了。前阵看有人讨论德制150榴的来历，就想起翻出来贴上，以备参考。原文就没写作者。

john_leo 发表于 2013-7-2 15:29
这篇在我硬盘里沉睡多年了。前阵看有人讨论德制150榴的来历，就想起翻出来贴上，以备参考。原文就没写作者 ...

原书上当然是指明回忆者的，以前正规严谨的出版物。但盗版复制上网的人把人家名字给漏了。

这文章很老了，大家都看过好多遍了

此文充分说明了KMT军工人员的尿性：给个摸摸还嫌面糟

hugh8504 发表于 2013-7-3 19:47
这文章很老了，大家都看过好多遍了

此文充分说明了KMT军工人员的尿性：给个摸摸还嫌面糟
...
也不能这么说    他们是中国最早接触现代化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的人
一样对帝国主义同仇敌忾
一样对富国强兵有过期盼

多点宽容吧

hugh8504 发表于 2013-7-3 19:47
这文章很老了，大家都看过好多遍了

此文充分说明了KMT军工人员的尿性：给个摸摸还嫌面糟
...
解放后的大部分军工人员不还是他们吗？

这哥们的一个主要错误是  把115炮记成了1890年帝俄产

骗了不少果粉好多年   也许直到现在

jiafeidemao 发表于 2013-7-3 21:03
解放后的大部分军工人员不还是他们吗？
不是指责个人
但整个KMT军工简直让人发指
其军火工业集中体现了KMT的极端无能

怎么说呢，那些军工人员也只是旧式知识分子的代表。从TB后来的发展来看，外部条件恶劣也是一个条件，所以太祖会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同样是旧军队，进入TB后，表现就不一样，50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至于太祖和光头的争雄，太祖就赢在理念上，他让占全国大部分的底层民众都可以来享受新社会的成果，把大部分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而光头调动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地主、富农的一小部分），而在整合各地军阀上面，光头比起太祖就差得太远了。从民族特性来说，太祖和光头都是民族主义的成份大于其它（所以开国大典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会说，你认为太祖身上，是中国人的成份多还是GCZY的成份多呢？）。我有种感觉，光头不是不想把国家变得强大，而是他的执政基础本身就有缺陷，大量的资源都消耗在整合内部上，但国家实力太弱，最后拿那些大军阀们没办法了，整个国家还是很动荡。旧式知识分子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难以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

Swift80 发表于 2013-7-3 20:43
也不能这么说    他们是中国最早接触现代化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的人
一样对帝国主义同仇敌忾
一样对富国 ...
他们不可能是中国最早接触现代化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的人。

因为李鸿章时代中国已经开始自制火炮了。只是民国越活越回去了。到抗战，60迫击炮都造不好。

真不如引进60-82毫米迫击炮的生产  又便宜又好制造 对后勤要求不高 步兵又能直接得到的实际的支援
估计迫击炮管无缝钢管当时造不了 但是铸铁的弹体没问题啊

ligand 发表于 2013-7-9 20:38
他们不可能是中国最早接触现代化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的人。

因为李鸿章时代中国已经开始自制火炮了。只 ...
李鸿章那时候火炮身管是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