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上林淘金者梦断加纳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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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征程中,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反思的地方广西上林淘金者梦断加纳的背后
本报记者 谢洋 实习生 卢晓燕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6月20日   06 版)



    上林县明亮镇通往县城的路边一家挂着“玉柴配件专卖“的淘金用品店已关门多日。明亮镇这个曾经以淘金设备厂集中而远近闻名的小镇现在一片萧条,据一家淘金设备厂的工人介绍,从今年3月开始,淘金者陆续离开加纳,淘金设备厂的生意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卢晓燕摄
    169名中国人因涉嫌非法采金被加纳警方拘捕,等待被遣返。这个消息让国家级贫困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站在了聚光灯下。因为这些被拘的淘金者,绝大部分来自这里。
    6月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上林县淘金历史颇为悠久的明亮镇九龙村水台庄,这个离镇上10分钟车程的村庄有将近一百名采金者还滞留在加纳。刚从加纳回来一个多月的水台庄村民温枫强告诉记者,水台庄除了两三个身体不好的,几乎全村的青壮年都去加纳淘金了,前后去了200人左右。
    上林县官方提供的数据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约有1.2万名上林籍人在加纳采金。有人形容“上林人”在加纳淘金的旅程,像是美国18世纪西部淘金史的翻版:血汗、暴富、枪战,以命相搏。有人债台高筑被遣返,有人在与黑帮的暴力冲突中丧生,也有人患虐疾一病不起,埋骨异国他乡。
    今年5月,西非国家加纳以总统令形式发起“清理非法采金”的全国动员,前后有169名中国非法移民因涉嫌非法采金被加纳警方拘捕。
    黄金梦碎后,在上林县的一些乡镇里加纳淘金热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药店门前有写着“长期出售非洲药品、青蒿琥脂片”的广告灯箱,电线杆上挂着“加纳签证”的广告牌,这里还有大型挖掘机企业专门派驻的办事处……
    这些特别印记,也许很快就会消失。然而淘金留在人们心上的印迹却不会那么容易消散。
    困在加纳 痛在上林
    明亮镇、巷贤镇和大丰镇是上林县赴加纳采金人数最多的三个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人在加纳打工。
    自今年6月1日,加纳军警等武装人员开始清理各采金点后,关于中国采金者被抢掠伤害的各种传闻,通过电话、微博、论坛等多种渠道迅速传播到国内。
    在上林县城,街头巷尾流传着种种骇人听闻的传闻,记者从一家早餐店老板那听说,几天前,大丰镇上一名妇女给远在加纳的老公打电话,那个淘金者告诉老婆,刚买好了机票,马上就准备回家,结果电话还没挂,就听到电话那头“砰”的一响,老公被人给杀了!
    担心亲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6月6日和7日,几百名采金者家属聚集在上林县政府门前,有人举着“加纳军警暴力执法,中国同胞遭遇洗劫”的标语,呼吁当地政府能够给予帮助,早日接亲人回家。
    “事件发生后,上林县派出的工作组联合中国驻加纳使馆,想方设法开展营救,从昨天到今晨6点,从矿区组织撤离的人员已超过千人。”6月8日,上林县政府新闻发言人陈美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除了向加纳派出工作组,当地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几天一直在马不停蹄地深入乡镇,挨家挨户地告知亲属救援进展情况,帮他们平复心情。
    在明亮镇,街道上的商铺店主都在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光顾的客人少得可怜,只有几个放学的学生偶尔路过。一名路边摆摊的猪肉贩子说,现在镇上三四个猪肉贩子一天才卖完一头猪,少得可怜,“大家都去非洲了,没什么人在家,能有什么生意!”
    上个月从加纳返乡的温海荣(音)回忆说,村里跟他同去加纳的有6人,让他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年他搭乘的那趟航班上,有33名乘客都是上林人。
    打牌、打麻将,是水台庄最近几个月来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午饭时间一过,每隔10多米就有一个牌点张罗起来了,二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子里,分成3桌打麻将,村子里到处能听到哗哗哗的搓麻声。
    这些在牌桌上叱咤风云的青壮年,要么是刚从加纳死里逃生回来的淘金者,要么是那些尚处险境的淘金者的家人。还有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凑集了十几万,甚至更多的钱,投资开采新的小金矿。他们几乎都有过同一个梦想:在南宁买栋别墅,再配一辆好车……
    “亏了好多,现在谁都没心情说话,家人没回来的,更没心情。如果不打麻将,就傻坐在那儿,上林人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疯掉了。”来打牌的村民小温很无奈,他刚投资了上百万的淘金机器设备,而这些设备现在还在运往加纳的船上。
    出国采金 蔚然成风
    “第一批上林人是我带过去的。”6月16日,加纳中国矿业协会(一个民间组织)秘书长苏震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2006年,他和几个朋友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在加纳开发黄金矿产,这成为上林人奔赴加纳采金的缘起。
    位于非洲西部几内亚湾北岸的加纳,素有“黄金海岸”之称,黄金开采已有百年历史,目前探明黄金储量约985吨,占世界黄金总产量的3%,为仅次于南非的非洲第二大产金国。
    加纳以岩金为主的大型金矿,早先被Newmont、Gold Fields、AngloGold Ashanti等英、美大矿公司圈走,这些矿业公司在当地蓬勃发展多年,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只留下河滩边一些不适宜大型采金设备开采的小砂金矿供当地人开采。
    大学毕业后,苏震宇到加纳发展,适逢当时国际金价低靡,很多大的矿业公司都停产了,只有一些小矿还能靠低成本维持微薄的利润。在加纳为一帮湖南淘金者做翻译的苏震宇发现,加纳当地人有土地和矿权,但苦于无资金、设备和技术,中国人进入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苏震宇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签订于2006年4月的《合作协议及利润分配备忘录》,上面记录着上林人黄明军(出资人)和钟绍学、周珉光、苏震宇4人经实地考察,愿精诚合作在加纳共同开发黄金矿产,并达成了10条具体的合作协议。
    这次合作的成功,不久便被老家的乡亲们口口相传并争相效仿。越来越多的上林人涌向加纳,在当地淘金者中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势力。
    走上加纳淘金这条路,24岁的水台庄村民温枫强也觉得有点意外。初中还没念完的他曾在一家电池厂打工,每月工资一两千元。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3年前,他听家人说起去加纳淘金的堂叔发了财,一个季度就往家里寄了几十万元钱。
    这条消息让他热血澎湃,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到加纳去,狠狠地赚一笔。温枫强很快通过在加纳某金矿做老板的堂爷爷,花两万元办妥了前往加纳的旅游签证。
    2011年6月15日,对于温枫强来说是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和村里差不多200个青壮年一道,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和发财的梦想,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首都机场转乘前往加纳的飞机,中途又转了一次大巴后,温枫强来到位于库玛西附近的工棚里,负责看管抽沙机。
    温枫强介绍说,在加纳,中国人帮老乡打工,月薪大约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左右,再加上提成,一年赚个十来万很正常。位于森林深处的工棚虽然气候炎热、生活条件艰苦、卫生状况恶劣,有时还会面临被打劫的危险,但这些风险和那些金灿灿的黄金相比,更多的人选择了后者。
    上林人将砂泵技艺传入加纳,彻底改变了加纳砂金开采的格局。上林的砂泵技术只有上林人才懂,术不外传。因此在中国采金人圈子里,流传着“非上林人不组机”一说。
    在苏震宇看来,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中,上林人不是去得最早的,但能形成气候,主要原因是上林人独特的采金技术使其具备竞争优势,他们的设备特别适合加纳的小金矿开采,投资小,见效快;此外上林人肯吃苦、敢干敢拼,很多人都是以家庭、村落为单位在外打拼,最终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杀出一条血路来。
    缺乏自律 埋下隐患
    加纳军警暴力清理中国非法采金人的消息传出后,国人除了同情这些同胞的遭遇,关注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外,也有不少人对上林人不具有合法开采的资格、采金过程中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质疑。近日腾讯网做的一项新闻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38937名网民中,有79%的人认为上林淘金客加纳被拘并不冤。
    上林县政府新闻发言人陈美莲介绍说,上林赴加纳的采金人员分两类:投资客和务工人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务工人员,投资客则主要以合作方式,与当地酋长共同开矿。
    苏震宇认为,中国人在加纳被定义为非法采金涉及的问题很多,不仅是中国人之过,也与加纳的开矿制度有关。
    在加纳,金矿有大矿和小矿之分。1996年,加纳政府颁布了《加纳矿业法》,禁止外国人开采和运营25英亩(约合0.1平方公里)以下的小金矿。但此法案存在一个漏洞,就是允许加纳人聘请外国技术工人,租用外国人的设备。
    一名赴加纳投资开矿的上林人告诉记者,他们采矿一般都是跟当地酋长合作,因为小矿并不由国家直接控制,而是属于酋长的个人财产。酋长在合作时提供了合法的资料,他们就是出资出机器出技术,最后双方利润分成,但如今却被贴上了非法采金的标签。
    “技术设备、资金都是中方出的,法律解释没有说不行,但能做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说清楚,这就为随时驱逐我们埋下了隐患。”苏震宇说,上林人在加纳采金7年多,前面两任总统,没有一个说是违法的,现任总统上台后,一夜之间,大家都成非法的了,这背后有更复杂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
    除了在金矿开采权的合法性问题上打了擦边球,一些上林采金人在开矿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加入我这个协会,我有五条铁律,要求大家在加纳采矿时做到自律,但加入的人不多,总共就5个老板,其实我能影响的就300人左右。”苏震宇说,加纳中国矿业协会一直都在引导大家怎么样遵纪守法、注意保护当地环境、赚了钱要注意做社会公益,但总有一些人不听劝告,爱“抄近路”,比如采金后的废水应该挖坑填埋,他却图省事直接排到河里,造成污染。
    让苏震宇痛心疾首的,还有一些中国人抱着赌徒心态,明知这是大矿业公司的地,却送钱给当地的村民、酋长,让他们悄悄带他进去开采。“他想的就是我只要能开两三个井,成本就收回来了,即使人家把我的机子没收了我也赚了”。
    “一些上林人文化程度不高、不团结、比较短视。”苏震宇认为,尽管如此,上林人身上也有值得歌颂的地方,他们到海外做生意,没有偷没有抢,就算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值得商讨。现在一些人说他们出去违反了别国法律,就该死,不能这么粗暴的理解问题。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赴加纳采金,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当地原有的利益格局。苏震宇打了个比方,就好比你到人家地盘去卖几双拖鞋,没人理你,因为不会影响到他,但你拉一船拖鞋去卖,那你的麻烦就来了。
    “你想想看,几万人挤进一个国家,开采的金子、带动的就业、产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苏震宇说,每年挖出50吨黄金,相当于20亿美元,这些黄金大部分会变成柴油、工资、分红和各种打点费用。同时,还会带动当地餐饮业、服务业,产生税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所以说加纳人是不恨中国人的。但你在西方国家原来的势力范围去跟欧美企业竞争,去切人家的蛋糕,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这才是这次中国采金人被打击的根本原因。
    淘金搞得跟传销一样
    虽然那些由黄金堆砌起来的暴富神话在整个上林县里流传,但走进上林县的乡镇村落,会发现这里大部分家庭依然贫穷。
    以淘金闻名的明亮镇水台庄,村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用砖和着黄泥盖起来的,没有超过3层的楼房,除了一两户人家在外墙贴有瓷砖,其余的房子都是红砖裸露。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上林,有人用“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来形容。虽然地少,大自然却赏赐了上林黄金,甚至田里都能挖出黄金,不过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本地再无金子可挖。
    挖光了当地的金子,上林人再转战国内多个地方,上世纪90年代还曾上演过“万名金农闯关东”。50岁的老黄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人生从10岁起,就和采金交织在一起。
    “我去过很多地方,新疆、黑龙江、辽宁、吉林,朝鲜、越南。挺辛苦的,采金都是靠运气,前几年我们明亮镇人去黑龙江,亏了本回来,这几年翻下身,现在又变成两手空空的穷光蛋了。”老黄说,近几年到加纳采金,那些去得早的就挣钱了,赚得多的上千万也有,大家看见他们挣到钱了,也想办法贷款跟着出去。赚到钱后,成功者又立刻将利润投入购买更多的机器,带去更多的同乡。这次加纳政府的清理行动,使大部分人前期的投入都血本无归了。
    在上林县城,流传着赴加纳淘金者已有数人身价上亿元的传说。但在苏震宇看来,这些都是谎言,因为只有吹嘘自己有钱了,才好融资,他才好跟别人借钱,才好拉别的老乡去。“上林淘金客有很多都是老乡带老乡,老乡骗老乡,搞得像传销一样。”
    事实上在加纳投资一条采金的生产线,设备加起来起码要两百万元。此外,还有每天的电费、汽油费、黑人员工的工资、按月交付的工地费、环境费以及交给当地警察部门的治安费等。除了这些费用外,按照当地行规,每天所采获金子的20%还要交给合作的酋长……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每天所采的金子少于100克就要赔本。采金虽然来钱快,但如果选矿不准或是经营不善,同样会面临很大风险。
    但在淘金热的氛围下,当地一些做民间借贷的商人为了鼓动民众投资,不断地给那些急于改变命运的人“造梦”:谁家从加纳回来,过年送礼用100克黄金;谁3年前去加纳时家里还住着土房,现在身价过亿在南宁买房全部用现金。这些故事都是编的,只不过因为当时金价一直在涨,而到加纳的人确实也赚到了一些钱,以致很多人会相信。
    在这样的刺激下,上林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男的到加纳,甚至很多60多岁的老年人也借钱“去博一把”。
    “虽然也听说了危险,但家里支持我去,不然我哪里有钱投资。听说人家发财回来,到大丰、南宁买楼买车了,哪个都想去。”水台庄村民温海荣说,家里有钱的就投三五十万元,家里没钱的一般都靠亲戚帮忙或借高利贷凑足一股10万元。在加纳打工和做股东的区别是,当你有一股时,就能获得金矿每天所产黄金的3%。
    明亮镇一名副科级干部也在今年年初以15万元入股了一条淘金线。他说:“现在,一名建筑工人每天能挣200元,而一个副科级干部每月才2400元。想来想去,所以我还是投了。”
    6月9日,上林县城农业银行大门处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副科级以上干部可一次性贷款5万~50万元”。
    据资料统计,迄今为止,上林在加纳投资的采金线超过1000条,以每条300万元成本计算,上林人在加纳的投资多达3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民间借贷。现在大量上林淘金客两手空空返乡,使当地的金融行业面临崩盘的危险。明亮镇一名背负上千万元坏账的民间放贷者说,过去两个月他一下子瘦了十多斤。
    “投资淘金能不能赚到钱,就像赌博一样,要看运气。”采金人温枫强的话代表了上林人普遍的心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投资失败的原因是过于狂热冲动和缺乏对风险的认识,只是归结于自己运气不好。
    淘金虽然并没有给大部分上林人带来富裕,但对于这些生活在大山里的农民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采访中,一位青年农民告诉记者,现在靠种田是养不活一家子的,一亩地,纯收入五六百元,如果有小孩的话花费就更大了。
    我们需要补上资本走出去的历史经验课
    “加纳肯定不会回去了。”劫后余生的温枫强回忆起加纳警方暴力执法的情形,仍有些心有余悸。但他表示,如果以后有别的国家还有淘金的机会,他肯定还会去的,“认定这一行了!”小伙子语气坚决地说。
    温枫强生在一个淘金世家,他父亲曾去黑龙江采过金,爷爷以前是贩金的。国内各地管得严了,不给淘,所以村民们都到国外去淘,淘个两三年就跑回来了。“淘到哪里哪里就乱,上世纪90年代去黑龙江也是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有这个心理准备。”
    水台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透露说,现在村里有人准备去喀麦隆、津巴布韦。加纳那边亏了上百万元,肯定想重新找个地方把设备转过去嘛。不转的话,贷款都不知道怎么还。
    在苏震宇看来,这次加纳事件,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上林人更多地需要自我反思,不能都说人家的不对,更不能说我跌倒了就不爬起来。
    的确,在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征程中,如何才能走得更远、站得更稳,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反思的地方。
    国际关系史博士孙兴杰认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但钱跟资本不一样。很多投资行为我们输出了钱,目的是赚了钱再回来,但在此过程很少和当地社会发生交集。而资本输出是要和当地社会、经济融合在一起的,这样才能达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从之前的缅甸叫停中方投资的密松水电站,到如今加纳驱逐中国非法淘金客等一系列事件,都暴露出我们在海外投资时,如何合理运用资本存在很多的问题。
    孙兴杰表示,上林人在加纳的开采线多达1000条,如此大的规模意味着资本的输出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予以配套,并与当地社区能够和谐共处。但采金人并没有与加纳当地社会与经济形成互动,反倒在当地形成“飞地”。采金所用的设备主要来自中国企业,用集装箱从中国运抵加纳,包括一些日用品也来自中国。由于语言不通,淘金客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与当地人的沟通较少。另外,在淘金的过程中没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森林被砍伐、矿井没有回填、环境被污染,而且淘金客获得的财富没有在当地的法律规范之下运用,大都通过潜规则运作,缺少对当地社会应有的尊重,因此引起误会和对抗也是难免的。
    “西方的资本输出已经有几百年探索,我国的正统教育把西方的资本扩张视为‘殖民主义’,仅仅批判了他们的负面影响。但是从1500年开始,世界的趋势就是这样的,我们需要补上对资本走出去的历史经验的一课。”孙兴杰说,当年西方资本、劳动力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三种力量:一是商人,代表资本;二是军官,代表暴力;三是传教士,代表的是一种慈善的信仰的力量。西方人传教输出信仰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当地人的抵制。中国人走向海外,特别是民间资本向外国输出时,缺失了对西方国家走出去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学习,只是简单地把钱投出去,组合太单一,没有相应的配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
    孙兴杰认为,上林人到海外圆一个淘金致富的梦,这是符合人情的。但生财有道不仅意味着有发财的门道,更代表着资本伦理的“大道”。淘金者梦断加纳的背后是缺少对“道”的理解。     
    本报南宁6月19日电







http://zqb.cyol.com/html/2013-06/20/nw.D110000zgqnb_20130620_1-06.htm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征程中,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反思的地方广西上林淘金者梦断加纳的背后本报记者 谢洋 实习生 卢晓燕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6月20日   06 版)


    上林县明亮镇通往县城的路边一家挂着“玉柴配件专卖“的淘金用品店已关门多日。明亮镇这个曾经以淘金设备厂集中而远近闻名的小镇现在一片萧条,据一家淘金设备厂的工人介绍,从今年3月开始,淘金者陆续离开加纳,淘金设备厂的生意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卢晓燕摄    169名中国人因涉嫌非法采金被加纳警方拘捕,等待被遣返。这个消息让国家级贫困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站在了聚光灯下。因为这些被拘的淘金者,绝大部分来自这里。    6月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上林县淘金历史颇为悠久的明亮镇九龙村水台庄,这个离镇上10分钟车程的村庄有将近一百名采金者还滞留在加纳。刚从加纳回来一个多月的水台庄村民温枫强告诉记者,水台庄除了两三个身体不好的,几乎全村的青壮年都去加纳淘金了,前后去了200人左右。    上林县官方提供的数据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约有1.2万名上林籍人在加纳采金。有人形容“上林人”在加纳淘金的旅程,像是美国18世纪西部淘金史的翻版:血汗、暴富、枪战,以命相搏。有人债台高筑被遣返,有人在与黑帮的暴力冲突中丧生,也有人患虐疾一病不起,埋骨异国他乡。    今年5月,西非国家加纳以总统令形式发起“清理非法采金”的全国动员,前后有169名中国非法移民因涉嫌非法采金被加纳警方拘捕。    黄金梦碎后,在上林县的一些乡镇里加纳淘金热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药店门前有写着“长期出售非洲药品、青蒿琥脂片”的广告灯箱,电线杆上挂着“加纳签证”的广告牌,这里还有大型挖掘机企业专门派驻的办事处……    这些特别印记,也许很快就会消失。然而淘金留在人们心上的印迹却不会那么容易消散。    困在加纳 痛在上林    明亮镇、巷贤镇和大丰镇是上林县赴加纳采金人数最多的三个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人在加纳打工。    自今年6月1日,加纳军警等武装人员开始清理各采金点后,关于中国采金者被抢掠伤害的各种传闻,通过电话、微博、论坛等多种渠道迅速传播到国内。    在上林县城,街头巷尾流传着种种骇人听闻的传闻,记者从一家早餐店老板那听说,几天前,大丰镇上一名妇女给远在加纳的老公打电话,那个淘金者告诉老婆,刚买好了机票,马上就准备回家,结果电话还没挂,就听到电话那头“砰”的一响,老公被人给杀了!    担心亲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6月6日和7日,几百名采金者家属聚集在上林县政府门前,有人举着“加纳军警暴力执法,中国同胞遭遇洗劫”的标语,呼吁当地政府能够给予帮助,早日接亲人回家。    “事件发生后,上林县派出的工作组联合中国驻加纳使馆,想方设法开展营救,从昨天到今晨6点,从矿区组织撤离的人员已超过千人。”6月8日,上林县政府新闻发言人陈美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除了向加纳派出工作组,当地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几天一直在马不停蹄地深入乡镇,挨家挨户地告知亲属救援进展情况,帮他们平复心情。    在明亮镇,街道上的商铺店主都在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光顾的客人少得可怜,只有几个放学的学生偶尔路过。一名路边摆摊的猪肉贩子说,现在镇上三四个猪肉贩子一天才卖完一头猪,少得可怜,“大家都去非洲了,没什么人在家,能有什么生意!”     上个月从加纳返乡的温海荣(音)回忆说,村里跟他同去加纳的有6人,让他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年他搭乘的那趟航班上,有33名乘客都是上林人。    打牌、打麻将,是水台庄最近几个月来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午饭时间一过,每隔10多米就有一个牌点张罗起来了,二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子里,分成3桌打麻将,村子里到处能听到哗哗哗的搓麻声。    这些在牌桌上叱咤风云的青壮年,要么是刚从加纳死里逃生回来的淘金者,要么是那些尚处险境的淘金者的家人。还有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凑集了十几万,甚至更多的钱,投资开采新的小金矿。他们几乎都有过同一个梦想:在南宁买栋别墅,再配一辆好车……    “亏了好多,现在谁都没心情说话,家人没回来的,更没心情。如果不打麻将,就傻坐在那儿,上林人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疯掉了。”来打牌的村民小温很无奈,他刚投资了上百万的淘金机器设备,而这些设备现在还在运往加纳的船上。    出国采金 蔚然成风    “第一批上林人是我带过去的。”6月16日,加纳中国矿业协会(一个民间组织)秘书长苏震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2006年,他和几个朋友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在加纳开发黄金矿产,这成为上林人奔赴加纳采金的缘起。    位于非洲西部几内亚湾北岸的加纳,素有“黄金海岸”之称,黄金开采已有百年历史,目前探明黄金储量约985吨,占世界黄金总产量的3%,为仅次于南非的非洲第二大产金国。    加纳以岩金为主的大型金矿,早先被Newmont、Gold Fields、AngloGold Ashanti等英、美大矿公司圈走,这些矿业公司在当地蓬勃发展多年,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只留下河滩边一些不适宜大型采金设备开采的小砂金矿供当地人开采。    大学毕业后,苏震宇到加纳发展,适逢当时国际金价低靡,很多大的矿业公司都停产了,只有一些小矿还能靠低成本维持微薄的利润。在加纳为一帮湖南淘金者做翻译的苏震宇发现,加纳当地人有土地和矿权,但苦于无资金、设备和技术,中国人进入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苏震宇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签订于2006年4月的《合作协议及利润分配备忘录》,上面记录着上林人黄明军(出资人)和钟绍学、周珉光、苏震宇4人经实地考察,愿精诚合作在加纳共同开发黄金矿产,并达成了10条具体的合作协议。    这次合作的成功,不久便被老家的乡亲们口口相传并争相效仿。越来越多的上林人涌向加纳,在当地淘金者中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势力。    走上加纳淘金这条路,24岁的水台庄村民温枫强也觉得有点意外。初中还没念完的他曾在一家电池厂打工,每月工资一两千元。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3年前,他听家人说起去加纳淘金的堂叔发了财,一个季度就往家里寄了几十万元钱。    这条消息让他热血澎湃,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到加纳去,狠狠地赚一笔。温枫强很快通过在加纳某金矿做老板的堂爷爷,花两万元办妥了前往加纳的旅游签证。    2011年6月15日,对于温枫强来说是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和村里差不多200个青壮年一道,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和发财的梦想,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首都机场转乘前往加纳的飞机,中途又转了一次大巴后,温枫强来到位于库玛西附近的工棚里,负责看管抽沙机。    温枫强介绍说,在加纳,中国人帮老乡打工,月薪大约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左右,再加上提成,一年赚个十来万很正常。位于森林深处的工棚虽然气候炎热、生活条件艰苦、卫生状况恶劣,有时还会面临被打劫的危险,但这些风险和那些金灿灿的黄金相比,更多的人选择了后者。    上林人将砂泵技艺传入加纳,彻底改变了加纳砂金开采的格局。上林的砂泵技术只有上林人才懂,术不外传。因此在中国采金人圈子里,流传着“非上林人不组机”一说。    在苏震宇看来,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中,上林人不是去得最早的,但能形成气候,主要原因是上林人独特的采金技术使其具备竞争优势,他们的设备特别适合加纳的小金矿开采,投资小,见效快;此外上林人肯吃苦、敢干敢拼,很多人都是以家庭、村落为单位在外打拼,最终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杀出一条血路来。    缺乏自律 埋下隐患    加纳军警暴力清理中国非法采金人的消息传出后,国人除了同情这些同胞的遭遇,关注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外,也有不少人对上林人不具有合法开采的资格、采金过程中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质疑。近日腾讯网做的一项新闻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38937名网民中,有79%的人认为上林淘金客加纳被拘并不冤。    上林县政府新闻发言人陈美莲介绍说,上林赴加纳的采金人员分两类:投资客和务工人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务工人员,投资客则主要以合作方式,与当地酋长共同开矿。    苏震宇认为,中国人在加纳被定义为非法采金涉及的问题很多,不仅是中国人之过,也与加纳的开矿制度有关。    在加纳,金矿有大矿和小矿之分。1996年,加纳政府颁布了《加纳矿业法》,禁止外国人开采和运营25英亩(约合0.1平方公里)以下的小金矿。但此法案存在一个漏洞,就是允许加纳人聘请外国技术工人,租用外国人的设备。    一名赴加纳投资开矿的上林人告诉记者,他们采矿一般都是跟当地酋长合作,因为小矿并不由国家直接控制,而是属于酋长的个人财产。酋长在合作时提供了合法的资料,他们就是出资出机器出技术,最后双方利润分成,但如今却被贴上了非法采金的标签。    “技术设备、资金都是中方出的,法律解释没有说不行,但能做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说清楚,这就为随时驱逐我们埋下了隐患。”苏震宇说,上林人在加纳采金7年多,前面两任总统,没有一个说是违法的,现任总统上台后,一夜之间,大家都成非法的了,这背后有更复杂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    除了在金矿开采权的合法性问题上打了擦边球,一些上林采金人在开矿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加入我这个协会,我有五条铁律,要求大家在加纳采矿时做到自律,但加入的人不多,总共就5个老板,其实我能影响的就300人左右。”苏震宇说,加纳中国矿业协会一直都在引导大家怎么样遵纪守法、注意保护当地环境、赚了钱要注意做社会公益,但总有一些人不听劝告,爱“抄近路”,比如采金后的废水应该挖坑填埋,他却图省事直接排到河里,造成污染。    让苏震宇痛心疾首的,还有一些中国人抱着赌徒心态,明知这是大矿业公司的地,却送钱给当地的村民、酋长,让他们悄悄带他进去开采。“他想的就是我只要能开两三个井,成本就收回来了,即使人家把我的机子没收了我也赚了”。    “一些上林人文化程度不高、不团结、比较短视。”苏震宇认为,尽管如此,上林人身上也有值得歌颂的地方,他们到海外做生意,没有偷没有抢,就算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值得商讨。现在一些人说他们出去违反了别国法律,就该死,不能这么粗暴的理解问题。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赴加纳采金,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当地原有的利益格局。苏震宇打了个比方,就好比你到人家地盘去卖几双拖鞋,没人理你,因为不会影响到他,但你拉一船拖鞋去卖,那你的麻烦就来了。    “你想想看,几万人挤进一个国家,开采的金子、带动的就业、产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苏震宇说,每年挖出50吨黄金,相当于20亿美元,这些黄金大部分会变成柴油、工资、分红和各种打点费用。同时,还会带动当地餐饮业、服务业,产生税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所以说加纳人是不恨中国人的。但你在西方国家原来的势力范围去跟欧美企业竞争,去切人家的蛋糕,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这才是这次中国采金人被打击的根本原因。    淘金搞得跟传销一样    虽然那些由黄金堆砌起来的暴富神话在整个上林县里流传,但走进上林县的乡镇村落,会发现这里大部分家庭依然贫穷。    以淘金闻名的明亮镇水台庄,村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用砖和着黄泥盖起来的,没有超过3层的楼房,除了一两户人家在外墙贴有瓷砖,其余的房子都是红砖裸露。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上林,有人用“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来形容。虽然地少,大自然却赏赐了上林黄金,甚至田里都能挖出黄金,不过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本地再无金子可挖。    挖光了当地的金子,上林人再转战国内多个地方,上世纪90年代还曾上演过“万名金农闯关东”。50岁的老黄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人生从10岁起,就和采金交织在一起。    “我去过很多地方,新疆、黑龙江、辽宁、吉林,朝鲜、越南。挺辛苦的,采金都是靠运气,前几年我们明亮镇人去黑龙江,亏了本回来,这几年翻下身,现在又变成两手空空的穷光蛋了。”老黄说,近几年到加纳采金,那些去得早的就挣钱了,赚得多的上千万也有,大家看见他们挣到钱了,也想办法贷款跟着出去。赚到钱后,成功者又立刻将利润投入购买更多的机器,带去更多的同乡。这次加纳政府的清理行动,使大部分人前期的投入都血本无归了。    在上林县城,流传着赴加纳淘金者已有数人身价上亿元的传说。但在苏震宇看来,这些都是谎言,因为只有吹嘘自己有钱了,才好融资,他才好跟别人借钱,才好拉别的老乡去。“上林淘金客有很多都是老乡带老乡,老乡骗老乡,搞得像传销一样。”    事实上在加纳投资一条采金的生产线,设备加起来起码要两百万元。此外,还有每天的电费、汽油费、黑人员工的工资、按月交付的工地费、环境费以及交给当地警察部门的治安费等。除了这些费用外,按照当地行规,每天所采获金子的20%还要交给合作的酋长……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每天所采的金子少于100克就要赔本。采金虽然来钱快,但如果选矿不准或是经营不善,同样会面临很大风险。    但在淘金热的氛围下,当地一些做民间借贷的商人为了鼓动民众投资,不断地给那些急于改变命运的人“造梦”:谁家从加纳回来,过年送礼用100克黄金;谁3年前去加纳时家里还住着土房,现在身价过亿在南宁买房全部用现金。这些故事都是编的,只不过因为当时金价一直在涨,而到加纳的人确实也赚到了一些钱,以致很多人会相信。    在这样的刺激下,上林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男的到加纳,甚至很多60多岁的老年人也借钱“去博一把”。    “虽然也听说了危险,但家里支持我去,不然我哪里有钱投资。听说人家发财回来,到大丰、南宁买楼买车了,哪个都想去。”水台庄村民温海荣说,家里有钱的就投三五十万元,家里没钱的一般都靠亲戚帮忙或借高利贷凑足一股10万元。在加纳打工和做股东的区别是,当你有一股时,就能获得金矿每天所产黄金的3%。    明亮镇一名副科级干部也在今年年初以15万元入股了一条淘金线。他说:“现在,一名建筑工人每天能挣200元,而一个副科级干部每月才2400元。想来想去,所以我还是投了。”    6月9日,上林县城农业银行大门处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副科级以上干部可一次性贷款5万~50万元”。    据资料统计,迄今为止,上林在加纳投资的采金线超过1000条,以每条300万元成本计算,上林人在加纳的投资多达3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民间借贷。现在大量上林淘金客两手空空返乡,使当地的金融行业面临崩盘的危险。明亮镇一名背负上千万元坏账的民间放贷者说,过去两个月他一下子瘦了十多斤。    “投资淘金能不能赚到钱,就像赌博一样,要看运气。”采金人温枫强的话代表了上林人普遍的心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投资失败的原因是过于狂热冲动和缺乏对风险的认识,只是归结于自己运气不好。    淘金虽然并没有给大部分上林人带来富裕,但对于这些生活在大山里的农民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采访中,一位青年农民告诉记者,现在靠种田是养不活一家子的,一亩地,纯收入五六百元,如果有小孩的话花费就更大了。    我们需要补上资本走出去的历史经验课    “加纳肯定不会回去了。”劫后余生的温枫强回忆起加纳警方暴力执法的情形,仍有些心有余悸。但他表示,如果以后有别的国家还有淘金的机会,他肯定还会去的,“认定这一行了!”小伙子语气坚决地说。    温枫强生在一个淘金世家,他父亲曾去黑龙江采过金,爷爷以前是贩金的。国内各地管得严了,不给淘,所以村民们都到国外去淘,淘个两三年就跑回来了。“淘到哪里哪里就乱,上世纪90年代去黑龙江也是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有这个心理准备。”    水台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透露说,现在村里有人准备去喀麦隆、津巴布韦。加纳那边亏了上百万元,肯定想重新找个地方把设备转过去嘛。不转的话,贷款都不知道怎么还。    在苏震宇看来,这次加纳事件,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上林人更多地需要自我反思,不能都说人家的不对,更不能说我跌倒了就不爬起来。    的确,在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征程中,如何才能走得更远、站得更稳,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反思的地方。    国际关系史博士孙兴杰认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但钱跟资本不一样。很多投资行为我们输出了钱,目的是赚了钱再回来,但在此过程很少和当地社会发生交集。而资本输出是要和当地社会、经济融合在一起的,这样才能达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从之前的缅甸叫停中方投资的密松水电站,到如今加纳驱逐中国非法淘金客等一系列事件,都暴露出我们在海外投资时,如何合理运用资本存在很多的问题。    孙兴杰表示,上林人在加纳的开采线多达1000条,如此大的规模意味着资本的输出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予以配套,并与当地社区能够和谐共处。但采金人并没有与加纳当地社会与经济形成互动,反倒在当地形成“飞地”。采金所用的设备主要来自中国企业,用集装箱从中国运抵加纳,包括一些日用品也来自中国。由于语言不通,淘金客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与当地人的沟通较少。另外,在淘金的过程中没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森林被砍伐、矿井没有回填、环境被污染,而且淘金客获得的财富没有在当地的法律规范之下运用,大都通过潜规则运作,缺少对当地社会应有的尊重,因此引起误会和对抗也是难免的。    “西方的资本输出已经有几百年探索,我国的正统教育把西方的资本扩张视为‘殖民主义’,仅仅批判了他们的负面影响。但是从1500年开始,世界的趋势就是这样的,我们需要补上对资本走出去的历史经验的一课。”孙兴杰说,当年西方资本、劳动力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三种力量:一是商人,代表资本;二是军官,代表暴力;三是传教士,代表的是一种慈善的信仰的力量。西方人传教输出信仰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当地人的抵制。中国人走向海外,特别是民间资本向外国输出时,缺失了对西方国家走出去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学习,只是简单地把钱投出去,组合太单一,没有相应的配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    孙兴杰认为,上林人到海外圆一个淘金致富的梦,这是符合人情的。但生财有道不仅意味着有发财的门道,更代表着资本伦理的“大道”。淘金者梦断加纳的背后是缺少对“道”的理解。         本报南宁6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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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当年在黑龙江更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