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纪录片《天将》，讲述火箭残骸坠落物区老百姓的真实 ...

http://www.bilibili.tv/video/av342754/。

落到吴再香田里的这个铁家伙，是“长三乙”运载火箭一级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入轨道，靠着这颗卫星，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三星村农民吴再香的家门口，搁着一个黑黢黢、模样古怪的铁家伙，差不多有200斤重。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它砸断了吴再香家自留林5棵碗口粗的杉树，落进稻田里。吴再香和儿子叫上另外两个村民，才从山上扛回来。“这可是好东西，你要好好保管，不要卖掉了。要传给子子孙孙。”乡里人民武装部的两个干部来看这个大铁块，一个干部笑着说，“这个是辟邪的，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呢。”

湖南省绥宁县黄土圹乡和瓦屋乡几个村子的农民们早就习惯了“天兵天将”的光临。从1990年代初至今，绥宁县11个乡镇已近20次迎来这些“天外来客”。

它们并非真来自天外，不过从西边约900公里之外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罢了。西昌发射卫星，火箭残骸第一大落区在黔东南，湘西南的绥宁紧随其后。

落到吴再香田里的这个铁家伙，是“长三乙”运载火箭一级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入轨道，靠着这颗卫星，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独立影像作者张赞波的老家在湖南邵阳市，离绥宁不过200公里。在看到一条“中星9号”火箭残骸回收的新闻之前，他从没想到这种事情离自己这么近。“我从来不知道残骸会落在有人区，一直以为是落到大海、沙漠这种地方。而且坠落的范围是11个乡镇，那里有16万人口。”张赞波形容自己的感受是“魔幻现实”：“我想象当地的老百姓，他们那儿经常会从天上掉东西，这些东西不长眼睛，砸中人的几率就跟买彩票一样。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砸到，但是到底落谁身上也不知道。”“中星9号”上天两星期之后，张赞波带着摄影机扑到了绥宁。时隔一年，他完成了纪录片《天降》。

“委星1号”穿了他的屋顶

绥宁县瓦屋乡许多村民家都存着天上掉下来的金属部件。大的得几条汉子扛，小的能给孩子当玩具。村民热心地对着他的镜头展示自家的“收藏”：有的落进猪圈砸死了猪，有的落进自家竹林或稻田，有的是上山挖药材捡到的，有的是特意去山里寻找的。

这些东西一般有两种处理：报告乡政府，请卫星发射中心的军人来回收；留在自家，等人上门收购。2008年10月30日凌晨，西昌发射委内瑞拉通信卫星，次日就有人到黄土圹乡收走了一件大家伙。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贵阳观测站的人下到乡里回收赔付。农田里一片残骸砸出了近两米深的大坑，十几个农民费了很大劲才把它弄出来。可是对方只给200元。黄土圹乡的乡长怒了：“十几个人搞了一早上，给点工钱总不过分吧？”但是观测站的人也理直气壮：“你说赔啥呢？没东西可赔啊。你说这个地，地都是国家的。”

这一次瓦屋乡农民拾得四五十片残骸，部队的人并不会挨家收遍，“很多地方只要人家没报告，损失不是很严重，就根本不去现场看了。因为他去看就要赔钱。”张赞波说。

瓦屋乡七组农民袁再连家损失严重。“委星1号”发射火箭的一件连杆洞穿了他的屋顶。赔付谈判在一间会议室里进行，农民、乡干部、观测站副站长及其同事参谋、当地军分区领导，坐满一屋子。影片里，几个艰难的来回，赔偿从1200多元最终敲定为2000元。可实际上这场讨价还价相当漫长，张赞波拍了一个多小时。

一开始他拍得很拘谨，把摄像机搁在桌子上，自己退到房间角落里听着。“有点怕他们不让我拍。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也不在乎，就拎起机器来拍农民的反应。”

为“委星1号”发射进行的几次现场赔付当中，倒是观测站的人表现得相当生动，对镜头几乎全无顾忌。张赞波自己也开玩笑说，这两位简直像是他请来的演员，“他们可能确实觉得这件事自己处理得很好。”

袁再连拿了2000元赔偿款回家，老婆却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这个没脑筋的人！”木结构的瓦屋顶破了一米多的大洞，修补起来很麻烦；袁再连自己因病几乎丧失劳动力，必须请工人来修，工钱材料都不便宜，2000元钱恐怕捉襟见肘。“钱我不要了，要他们来给我修复！”老婆气极了。袁再连瞄一眼旁边的摄影机，尴尬又无奈：“他们说你如果不接受，他们就不赔了，说等保险公司，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

那位副站长在赔付当中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不能吃亏，国家也不能吃亏。”于是在瓦屋乡这一趟赔付工作下来，他们总共支付了三千多元。

张赞波起初是想去捕捉这片土地上时不时天降“怪客”的荒谬感，他以为这里农民的日常生活会充满恐惧和焦虑，但现实并不完全是他想的那样。

恐惧、焦虑和抱怨当然有。黄土圹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向倩在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落卫星》里写道：“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快乐。”也有农民向县武装部的干部请求：“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以后不落在我们这里了？”镜头扫过向倩教室里贴着的徐特立语录——“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

还有表达无奈的：“我们生在这里，能躲到哪里去？”但也有人对张赞波说：“不怕。这就是命。躲不了的，听天由命吧。”

看上去或许有些刻意，影片里农民的日常生活也反映出2008年中国的若干大事。雪灾、奥运、神七、三鹿……奥运来了，不少农民专门新买了电视，装了有线。8月8日晚上，各家的电视里都是开幕式——这也许是飞过他们头顶的卫星，给他们最直接的好处。

不过，他们最牵肠挂肚的还是化肥农药又涨价了、发水淹了稻田收成要泡汤之类。天上飞过国家最尖端科技的航天器，地上的农民还靠人力在稻田里收割、脱粒，他们半夜去山里寻找火箭残骸的时候，大多是打着火把。村里最“高级”的工业，要算嫁给温州小老板的妇女回乡开了个电子元件厂。老人妇女可以领料回家，加工一种电子开关，每斤成品的报酬是5块5。

不少人恐怕连委内瑞拉是什么也不清楚——这跟他们似乎就扯不上任何关系。

“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国家。为它发射商业卫星对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很有好处。”“委星1号”发射前，瓦屋乡开了疏散和残骸回收动员会。乡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这样告诉各村的干部。

绥宁的县领导在“为人民服务”的办公楼照壁前说：“作为绥宁来讲，能够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是县委县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是绥宁人民的无上荣光。”一位老农也有他的宏大叙事：“奥运对中国的声誉有很大提高，中国不能弱于哪个国家，尤其在国防事业上。”

但《天降》的片末，张赞波在字幕中列出了十数颗火箭残骸降落绥宁的相关卫星，“其中多数是价格昂贵的商业卫星”。“老百姓一直以为是国家行为，其实最可恶的就在这里。”张赞波说，“如果真是国家的，或者是国防的，老百姓做出牺牲可能还值得，但是老百姓根本不懂其中的商业价值。”

据国内媒体报道，目前全球商用卫星发射产业每年的市场总值可达25亿美元，中国商业发射所占国际市场份额为7%-9%，到2015年前后，这个数字可能提高到20%左右。

“这种商业发射的保险费用我没有去调查，但据我推测，应该不菲。”发射中心到农村现场赔付之后，会拿着照片证据向保险公司理赔；张赞波没能用摄影机去调查他们从保险公司那里究竟能拿到多少赔偿，但他认为不难猜测，瓦屋乡那部分赔偿“绝对不是三千多块能打发的”。

9月，北京宋庄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天降》放映之后进行了热烈的现场观众交流。主持人和观众都对一个问题很好奇：张赞波是怎么完成这部纪录片的。

“说得好听就是一个策略吧。说到纪录片的伦理道德问题，可能会受到一些质疑。但是我也实在没办法。”张赞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想表现当地老百姓对国家的发展，尤其是航天事业和奥运事业作出的贡献。我还想组织一个‘残骸落区之旅’，把整个绥宁县走一遍。绥宁是第二大落区，第一大的是贵州。我只能这么做了。总之，我希望这个片子能更柔软一些，更轻盈一些。”
http://www.bilibili.tv/video/av342754/。

落到吴再香田里的这个铁家伙，是“长三乙”运载火箭一级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入轨道，靠着这颗卫星，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三星村农民吴再香的家门口，搁着一个黑黢黢、模样古怪的铁家伙，差不多有200斤重。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它砸断了吴再香家自留林5棵碗口粗的杉树，落进稻田里。吴再香和儿子叫上另外两个村民，才从山上扛回来。“这可是好东西，你要好好保管，不要卖掉了。要传给子子孙孙。”乡里人民武装部的两个干部来看这个大铁块，一个干部笑着说，“这个是辟邪的，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呢。”

湖南省绥宁县黄土圹乡和瓦屋乡几个村子的农民们早就习惯了“天兵天将”的光临。从1990年代初至今，绥宁县11个乡镇已近20次迎来这些“天外来客”。

它们并非真来自天外，不过从西边约900公里之外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罢了。西昌发射卫星，火箭残骸第一大落区在黔东南，湘西南的绥宁紧随其后。

落到吴再香田里的这个铁家伙，是“长三乙”运载火箭一级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入轨道，靠着这颗卫星，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独立影像作者张赞波的老家在湖南邵阳市，离绥宁不过200公里。在看到一条“中星9号”火箭残骸回收的新闻之前，他从没想到这种事情离自己这么近。“我从来不知道残骸会落在有人区，一直以为是落到大海、沙漠这种地方。而且坠落的范围是11个乡镇，那里有16万人口。”张赞波形容自己的感受是“魔幻现实”：“我想象当地的老百姓，他们那儿经常会从天上掉东西，这些东西不长眼睛，砸中人的几率就跟买彩票一样。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砸到，但是到底落谁身上也不知道。”“中星9号”上天两星期之后，张赞波带着摄影机扑到了绥宁。时隔一年，他完成了纪录片《天降》。

“委星1号”穿了他的屋顶

绥宁县瓦屋乡许多村民家都存着天上掉下来的金属部件。大的得几条汉子扛，小的能给孩子当玩具。村民热心地对着他的镜头展示自家的“收藏”：有的落进猪圈砸死了猪，有的落进自家竹林或稻田，有的是上山挖药材捡到的，有的是特意去山里寻找的。

这些东西一般有两种处理：报告乡政府，请卫星发射中心的军人来回收；留在自家，等人上门收购。2008年10月30日凌晨，西昌发射委内瑞拉通信卫星，次日就有人到黄土圹乡收走了一件大家伙。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贵阳观测站的人下到乡里回收赔付。农田里一片残骸砸出了近两米深的大坑，十几个农民费了很大劲才把它弄出来。可是对方只给200元。黄土圹乡的乡长怒了：“十几个人搞了一早上，给点工钱总不过分吧？”但是观测站的人也理直气壮：“你说赔啥呢？没东西可赔啊。你说这个地，地都是国家的。”

这一次瓦屋乡农民拾得四五十片残骸，部队的人并不会挨家收遍，“很多地方只要人家没报告，损失不是很严重，就根本不去现场看了。因为他去看就要赔钱。”张赞波说。

瓦屋乡七组农民袁再连家损失严重。“委星1号”发射火箭的一件连杆洞穿了他的屋顶。赔付谈判在一间会议室里进行，农民、乡干部、观测站副站长及其同事参谋、当地军分区领导，坐满一屋子。影片里，几个艰难的来回，赔偿从1200多元最终敲定为2000元。可实际上这场讨价还价相当漫长，张赞波拍了一个多小时。

一开始他拍得很拘谨，把摄像机搁在桌子上，自己退到房间角落里听着。“有点怕他们不让我拍。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也不在乎，就拎起机器来拍农民的反应。”

为“委星1号”发射进行的几次现场赔付当中，倒是观测站的人表现得相当生动，对镜头几乎全无顾忌。张赞波自己也开玩笑说，这两位简直像是他请来的演员，“他们可能确实觉得这件事自己处理得很好。”

袁再连拿了2000元赔偿款回家，老婆却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这个没脑筋的人！”木结构的瓦屋顶破了一米多的大洞，修补起来很麻烦；袁再连自己因病几乎丧失劳动力，必须请工人来修，工钱材料都不便宜，2000元钱恐怕捉襟见肘。“钱我不要了，要他们来给我修复！”老婆气极了。袁再连瞄一眼旁边的摄影机，尴尬又无奈：“他们说你如果不接受，他们就不赔了，说等保险公司，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

那位副站长在赔付当中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不能吃亏，国家也不能吃亏。”于是在瓦屋乡这一趟赔付工作下来，他们总共支付了三千多元。

张赞波起初是想去捕捉这片土地上时不时天降“怪客”的荒谬感，他以为这里农民的日常生活会充满恐惧和焦虑，但现实并不完全是他想的那样。

恐惧、焦虑和抱怨当然有。黄土圹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向倩在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落卫星》里写道：“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快乐。”也有农民向县武装部的干部请求：“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以后不落在我们这里了？”镜头扫过向倩教室里贴着的徐特立语录——“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

还有表达无奈的：“我们生在这里，能躲到哪里去？”但也有人对张赞波说：“不怕。这就是命。躲不了的，听天由命吧。”

看上去或许有些刻意，影片里农民的日常生活也反映出2008年中国的若干大事。雪灾、奥运、神七、三鹿……奥运来了，不少农民专门新买了电视，装了有线。8月8日晚上，各家的电视里都是开幕式——这也许是飞过他们头顶的卫星，给他们最直接的好处。

不过，他们最牵肠挂肚的还是化肥农药又涨价了、发水淹了稻田收成要泡汤之类。天上飞过国家最尖端科技的航天器，地上的农民还靠人力在稻田里收割、脱粒，他们半夜去山里寻找火箭残骸的时候，大多是打着火把。村里最“高级”的工业，要算嫁给温州小老板的妇女回乡开了个电子元件厂。老人妇女可以领料回家，加工一种电子开关，每斤成品的报酬是5块5。

不少人恐怕连委内瑞拉是什么也不清楚——这跟他们似乎就扯不上任何关系。

“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国家。为它发射商业卫星对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很有好处。”“委星1号”发射前，瓦屋乡开了疏散和残骸回收动员会。乡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这样告诉各村的干部。

绥宁的县领导在“为人民服务”的办公楼照壁前说：“作为绥宁来讲，能够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是县委县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是绥宁人民的无上荣光。”一位老农也有他的宏大叙事：“奥运对中国的声誉有很大提高，中国不能弱于哪个国家，尤其在国防事业上。”

但《天降》的片末，张赞波在字幕中列出了十数颗火箭残骸降落绥宁的相关卫星，“其中多数是价格昂贵的商业卫星”。“老百姓一直以为是国家行为，其实最可恶的就在这里。”张赞波说，“如果真是国家的，或者是国防的，老百姓做出牺牲可能还值得，但是老百姓根本不懂其中的商业价值。”

据国内媒体报道，目前全球商用卫星发射产业每年的市场总值可达25亿美元，中国商业发射所占国际市场份额为7%-9%，到2015年前后，这个数字可能提高到20%左右。

“这种商业发射的保险费用我没有去调查，但据我推测，应该不菲。”发射中心到农村现场赔付之后，会拿着照片证据向保险公司理赔；张赞波没能用摄影机去调查他们从保险公司那里究竟能拿到多少赔偿，但他认为不难猜测，瓦屋乡那部分赔偿“绝对不是三千多块能打发的”。

9月，北京宋庄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天降》放映之后进行了热烈的现场观众交流。主持人和观众都对一个问题很好奇：张赞波是怎么完成这部纪录片的。

“说得好听就是一个策略吧。说到纪录片的伦理道德问题，可能会受到一些质疑。但是我也实在没办法。”张赞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想表现当地老百姓对国家的发展，尤其是航天事业和奥运事业作出的贡献。我还想组织一个‘残骸落区之旅’，把整个绥宁县走一遍。绥宁是第二大落区，第一大的是贵州。我只能这么做了。总之，我希望这个片子能更柔软一些，更轻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