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日本：从海洋帝国到产业帝国（转载）---宋宜昌

    宋宜昌2000年4月
   整整132年，广袤的亚洲大地和绵长的太平洋海岸，都受到发自日本列岛的火山和地震的摇憾。亚洲人反复地问自己：为何日本有如此大的蛮力，在这样长的时间和这样辽阔的空间，发挥着军事帝国和产业霸主的影响？在无数的回 答声浪中，本文也将尝试一些新的视点。
　　武士道精神的发源
　　日本是东亚岛国，面积３７.７７万平方千米，由四大主岛和３９００个小岛组成。日本先民是由对马岛和库页岛南下的突厥——鲜卑（通古斯民族群）语系的部落和顺菲律宾——琉球岛链北上的马来语系部族组成。其民风悍野，亦不乏纤秀。日本地处西太平洋板块的断裂带，地震、火山喷发、台风、豪雨不断，岛民坚韧、质朴。自晋朝以后，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唐朝达到高峰。１２７４年和１２８１年，蒙元世祖忽必烈出动联合舰队，两次渡海征日，由于天时（台风季节）、地利（一支从来不习海战的大陆军队）、人和（中国和朝鲜军队不愿效力）不济，均遭惨败。
　蒙元王朝和日本之战，对日本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外国（包括中国）历史学家对它的评估。大陆人难以想象岛国和岛国人的心态。他们终年被汪洋大水困在贫瘠的海岸之内，任何外来的信息和刺激都将被放大许多倍，成为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精神和物质内容。当北条时期的镰仓幕府用后宇多天皇名义征召全日本武士2０余万人，英勇抗击元军并取得胜利后，连武士们也不敢相信如飓风横扫亚欧大陆数万里、征服无数部落、民族、国家的战无不胜的蒙古联军，居然会败在自己马下。
　　胜利激发出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迟早会产生一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公元前波西战争激发希腊产生了伯里克利黄金时期；１５８８年英国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迎来了海权时代；彼得大帝战胜瑞典军队把俄罗斯推上了二百余年的辉煌。日元战争也是同样。从此之后，武士阶层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民族的基干力量。
　　然而，武士要确定自己在一个和平年代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非易事。武士在当时日本社会中，扮演地主、领主、大名（大地主）的私人武装力量。他们既不从事经济生产，也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社会地位又高，终日佩刀游荡。他们需要社会的动荡冲突，也就有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他们始作俑者把社会投入动荡。
　　自日元战争以后，日本开始一个史称“战国时代”的漫长历史时期，各领主、城邦、小国征战不休，武士越打越勇，并且从蒙古战俘中学习了大量先进战术战法，在兵器上亦不断改进。与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相比，中国催生出灿烂的百家争鸣的文明之花，日本却造就了各种骠悍的武士。长期统一的中国需要并造就了儒家、儒教、儒学，而长期分裂割据的
日本则出现了以菊花和刀为象征的武士文化。武士的祖先是草原骑马战士，这个带突厥战斗色彩的职业在西方演化成了庄园骑士阶级，在日本就蜕变成有刀无马（因日本地形崎岖，居民贫困，国土狭小，四面环海而马匹有限）的武士。日元战争后，他们在日本历史上起着暴烈的作用，直至今天，还是如此，不过把战刀变成了制造业公司。
武士们不仅有日本传统的忠诚和悍勇，又从蒙古人那里学来了诡诈、计谋和政治智慧。到丰臣秀吉时代，他终于集武士品质之大成，成为统一
日本的第一人。
　　丰臣秀吉（１５３6年—１５９８年）是一个世袭的武士，这种世袭制度很接近于蒙古的制度。和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不同的在于：丰臣秀吉终于悟出了蒙古经中的结盟技巧、等级制政治制度、战利品分配激励方式和军事情报学。丰臣秀吉经过南征北战竟然统一了日本，而在他之前的日本，只有中国周朝那样象征性的中央政府。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率２０
余万水陆军、７００余艘战船，沿着当年忽必烈皇帝的旧路线，反方向从日本杀向朝鲜。很显然，丰臣打算以朝鲜为基地进攻中国，这也是忽必烈军的反向路线。如果天假时光和运气，就以中国为基地沿当年铁木真之路征服世界。既然成吉思汗能行，为什么 换上个日本统帅就不行呢？
　　丰臣远征军在朝鲜南方登陆，象电流一样击中了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早在公元６６３年（唐高宗龙朔三年），中国和朝鲜的联合舰队就在朝鲜的白江海战中击败了日军的侵略舰队。朝鲜地缘，对中国极端重要。中 国自唐以前，谁居关中谷地（进可攻退可守）谁就能控制中国。自辽朝以后，谁居满洲平原（同样进可攻退可守）谁就能问鼎中国，满清、北洋军阀、日本、中共林彪部队莫不如此。据朝鲜以吞满洲，拥满洲以侵中国，明王朝统治者自明其理。明神宗万历皇帝遣重兵大将李如松协同朝鲜联合舰队司令李舜臣（李舜臣在朝鲜军事史上的地位只有纳尔逊在英国的地位可比）进行了艰苦英勇的反击战，终于在１５９８年末全面击败了丰臣的舰队和陆军。其间爆发了激烈的玉浦海战、泗川海战、闲山岛海战、露梁海战等海上战争，日本海军遭到朝鲜舰队和中朝联合舰队极其沉重的打击。露梁海战是一场世界级的海战，日舰被击沉或焚毁４５０艘，损兵数万人。丰臣秀吉因兵败忧郁而死。
　　从历史角度看，丰臣的北进西进战略，与明治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路线是一样的。这个战略方向，利益巨大，阻力巨大，风险更大。以当时丰臣所拥有的兵力和兵势，窃以为择南进战略似更有利。
　　日本一路沿琉球——先岛群岛南下菲律宾东部诸岛，另一路沿小笠原——马里亚纳群岛南下西加罗林群岛和印度尼西亚中部群岛，在辽阔的菲律宾海周边建立一个殖民商业圈。在开始，的确无法收到足够的商贸利益，但略加稳固之后就能通过帝汶海和弗洛勒斯海各海峡前出到印度洋上，通过几个精心选择的珊瑚环礁足以建立可靠的印度洋航线，不在马六甲与西班牙、荷兰舰队争锋而在印度洋与西方商船交换，从事获利丰厚的东西方贸易并随时跟踪西方产业、商贸、金融和科技文化进展，将始终保持领先的势位。这一战略方向阻力小，时间长，但远期利益很高，却不是当代人所能采纳的。其实，明末清初收复了台湾的郑成功父子，何尝不能弃北进而改南进？今天，日本企业金融集团基本上就是沿南进战略实施的产业外移，日本从中获得了难以估量的经济和金融利益。只须指出到１９９８年，日本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贷款已达３.８２９万亿日元（３６４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政府间贷款只有２.４８１万亿日元（２３６亿美元——当前价）。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了德川幕府时代，这一时代被后人扣上“锁国”的帽子，明治维新后，对德川时代大加贬诟。二战后日本复兴，日本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重新评估了德川时代，得出了大不相同的结论。
　　德川家康（１5４３年—１６１６年）原是丰臣秀吉的大将。今天看来，他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不亚于汉高祖、唐太宗和宋太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出身城主，却在敌对家族长达１２年充当人质，练就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完全不同于单纯的日本武士。他在日本诸侯兼并战争中，感悟到政治手段和谋略远比军事斗争重要。他读汉书、写汉诗、吃中药，
崇拜朱熹和朱元璋，学会了人生权谋和政治权谋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隐忍”之术。丰臣秀吉对德川极为器重，临死将儿子和霸业全托付与他。
　　日本北侵朝鲜失败后，武士政权面临崩溃之局。如果在一个海岛国家保留丰臣那一套蒙古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势必引发王族继承权的血腥争斗，类似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最后耗光日本武士的气血，并且使日本陷入长期贫弱不堪的困境。德川比谁都清楚丰臣秀吉之子根本无政治能力使日本走出困局，便当仁不让地反叛。他欺凌丰臣秀吉留下的孤儿寡母，（日本有成语“德川家康式的挑剔”）激起他们的反抗，引发了一场卵石之争，把他们及所有王族斩尽杀绝。对于一个以忠义为本的日本武士，德川的行径是冒了天下之大不讳。１６０３年，德川成为日本最高行政长官——征夷大将军。
　　一旦政权到手，德川家康便开始了迫不急待的改革。从历史上看，一点儿也不亚于著名的大化改新（公元６４６年）和明治维新。德川改革的核心是用法制分配权利和利益：幕府（日本的中央权力机构）领地约占全国1／4；其余由大名（诸侯领有），称藩国；在中央机构中，将军与老中（相当于中国宰相）、若年寄（相当现今国务院秘书长）、宗教界划清权力和职责。幕府有直辖地，在那里垂直领导；其余藩国，分权自立，对幕府保持形式上的尊重。从表面上看，德川时代的日本政治，类似中国西周＋南宋的混合状态。武士阶层和他们的最高领袖，保持了形式上的领导和尊严，而具体的权力和利益，让与了封建主（大名恩）、城主、文官（日本式文官与中国儒家式文官不同）、宗教界和天皇等。这就保持了日本政
治的基本稳定，它与中国明清两朝的集权式稳定完全不同。下层、藩国、武士各有自主权。日本表面“沉睡”，完成了明治维新前的准备，就象欧洲中世纪后期完成了文艺复兴的准备一样。
　　日本武士始终活跃在对周边诸国的武装试探性攻击中，这类中国称“倭寇”的海盗性击使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受害巨深，日本武士却得益匪浅。它使日本在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里，职业世袭武士和沿海民众能保持相当强的战斗力，而国家又无需供养一支常备军。而常备军又因无常年作战滋生了腐败，“倭寇”匪商合一，采用分散式的蒙古和日本结合战
法，内部组织严整，多采用突袭伏击游击等战术，过去的日本武士是不会这种蒙古技巧的，其情报工作极其优良，往往很少的“倭寇” 就迫使庞大的明朝狼狈不堪。直到神宗派戚继光采用中国传统战法与游牧民族的战法相结合的战术（类似宋朝岳飞和岳家军战法），才逐退倭寇。然而此时已到１７世纪初，明朝江山倾覆在即，日本朝野都看不起中国，为１８世纪的思想变化和１９世 纪向西方学习打下了理念基础。
　　日本海盗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船长商人有广泛接触，远比闭塞的中国士大夫和下层民众对西方的认识直接和真实。日本的“锁国”只不过一小撮贵族在王宫中研究书道、茶道、剑道和看看《源氏物语》而已，它的下层是完全开放的；而中国的中央集权，上头一僵硬，举国皆成死棋。
　　从地缘上看，日本武装试探的范围主要在黄海和中国东海。这片海域最终成为明治昭和两朝的日本人的搏杀战场
明治维新的新认识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些中国人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清朝中国的断断续续的改良相比较，似乎明治天皇的政策如何英明，使日本一跃而成了东亚强国，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我看起码是不了解日本社会的结构和日本列岛的地缘态势。日本自始就给地方以相当大的自主权，领主、贵族、武士等约占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精英保持着自己人格和思想上的独立。日本武士阶层一贯有扩张外侵的传统，这从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冠名“征夷大将军”——即远征军司令就可以看出。西洋殖民者强兵富国，扫平四海的攻侵精神，与日本领主武士的悍野传统一拍即合。日本中层上层对效法西洋早已弯弓蓄势，天皇下诏，立即成燎 原之火，吹遍日本列岛。
　　从地理上看，日本列岛对海洋的依赖和丧失海权对国民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日本的本土四岛由西太平洋板块与亚洲板块挤推而成，陆地虽有纵深，皆为山岳地带。山地高陡，平原狭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量７０—８０％由近海舟船承担。这些舟船，受政府法令限制，一般吨位较小。１８５４年美国佩里准将的“黑船”舰队是蒸汽机帆舰，占有绝对
的航速机动优势。佩里的火炮是用镗床加工的钢炮和青铜炮，射程相当于日本火炮的４—１０倍，精确度高，并且使用了爆破弹，杀伤力远超过日本的实心弹。美舰火炮置于两舷，每艘有４０—１００门之多，由于装填改进，发射速率几乎等于日船的１０倍，这样，整个舰队的活力和机动性，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日本这个海洋民族，对这种海上实力极端敏感，设想外国军舰控制了日本沿海，几乎所有藩国的生存都将受到影响，因为人口密集的沿海集中了绝大部分日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美国舰队能造成惊人的破坏，海运被切断，渔民无法出海捕鱼，其影响如同中国南粮漕运的大运河和近海运粮被阻断的效果一样。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就是由于英国舰队封锁镇江-扬州一段长江运河被切断才屈辱签约的。
　　答应美国条件，日本利大于损。虚设的幕府还政于虚设的天皇，仅仅走了个形式。改革维新的诏书只是一个信号，可以让地方和精英商人放手大干，日本的干柴被迅速点燃，改革的阻力很小。其实在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日本民间改革呼声甚高，本多利明等思想家早就提出多种方案。天皇的顺水推舟之举算不上大智大勇，有中等智慧的政治家皆可为之。然而，其结果却惊天动地，超出了日本人和亚洲人最大胆的预料。明治改革所释放的日本地方和民间力量，在短时间内就彻底改变了日本面貌，颇有几分象中国这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殖民角度上看，日本很象一枚非常酸涩的苦果，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地域狭小，民风既强悍又刁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无利可图的硬骨头。西方人是按利益和利润原则行事的。日本没有沦为象中国、印度式的半殖民 地和殖民地亦不足奇。
　　当年忽必烈的情报军官也告诉他：日本悍地不宜攻之。元朝远征军携带了大批农具种子机具，准备屯垦。
　　日本的改革，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１８７８年成立参谋本部，直属天皇。不久，连政府的陆军省也隶属参谋本部，连政府都无权过问军令事项。这就使被德川弱化的武士型中央集权，加上西方包装，重新强加于日本。１８８０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明汇集所有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上呈天皇，指出当务之急是日中战争。他辩护道：“财政团不能成为扩军
的理由 ，因为强兵是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是强兵之本。”
　　曾被广泛赞扬的日本普及教育，其动机也远非人们所称的那样美好。它原本是天皇享有权利后，利用教育普及宗教，又利用宗教支撑旧制度的利己动机，很近似于主教-教会-教会学校的一种宗教情怀。１８７２年，日本成立教部省，统管一切宗教事务，要求一切神官、僧侣和儒教学者向人民进行精神宣传，无条件服从天皇命令，结果阻力很大，教部省撤销，
无意 插柳的全民教育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甲午再探
　　明治改革中重要的一条，是把类似元朝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改良成华族（即贵族）、武士、平民三个阶级，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全民族的士气和革新精神，带浓厚军事色彩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１８８４年到１８９０年，公司资金从１３４０万元跃增至１.８９亿元，达１４倍；
民间企业掀起类似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纺织业热，纱锭数从５万增至２７.７万；由纺织业积累的资金投到铁路上，铁路长度仅４年间（１８８６—１８９0年）就增加了１0倍。这种民间办厂修路，政府把钱用在建船造炮的局面，在当时的中国何曾有过？
　　早在１８８０年前后，日本军方就将进攻的矛头选定在中国，它的一切计谋准备均针对此目标，唯一的顾忌就是东进的沙皇俄国。日本民族目标专注，全力以赴。它利用英国扩张中与俄国的矛盾，寻求与英国结盟，让它在远东大打出手。１８９３年，日英改订条约在伦敦签字，当时英国外交大臣称：“这个条约的性质，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
　　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尤其在军事和海战这类它的擅长项目上。日本海军选择海洋霸主英国皇家海军当老师，一招一式都结合了日本的特点和它的对手中国的特点。日海军认为清朝海军的“定远”、“镇远”是大舰巨炮主义的产物，必须先击沉它们才能取得海战胜利。日军没有采用加大军舰吨位和火炮口径的传统方法，而是改用快速巡洋舰提高火炮射速
的方案。同时，日海军为提高射击精确度下了很大功夫。日海军的宗旨就是用火炮和鱼雷尽可能准确地击中敌人，尽可能首先命中。日海军的操练强度高于清军数倍，从指挥官、军校教官、随舰工程师到士兵，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击中敌船。而由淮军改成的北洋水师，从官到兵不得不应付大量的人际关际，忍受整个封建制度和满族日益堕落而造成的深重腐败。
一句话：日海军各 级官兵的素质和整体素质远远高于清北洋水师。
　　承认日军素质高于中国官兵，的确很痛苦，很没面子。但事实如此。日海军采用英军著名的“海军条例”中的线形队形，非常象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所完成的成功穿插，这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自信。北洋水师采用
了雁形阵列，却象奥斯曼、土耳其在雷班托海战中的表现，是一种陆上阵地战的海军翻版。日军一发现自己的炮弹无力穿透“定远”舰的德国式厚装甲，立即灵活地改为分割攻击清军右翼的弱舰。清军没有应对方案，本应把强舰与弱舰混编成二队，象中途岛海战中美军航母特混舰队所作的那样，在机动中截杀日舰队后部弱舰。这样在丁汝昌之下需要有两名优秀的
分舰队司令，当时似也没有想到这种变化。丁汝昌一伤，几乎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在有五百余年海盗作战传统的日舰队中根本没有困难。此外，清海军有多种战术可选，比如诱敌深入，围而歼之；让受伤的“致远”等舰撤出战场，由“镇远”殿后阻击，海战中的撤退是正常的战术机动，没有什么不光彩。
　　最令人困惑的是清海军居然不采用密集的鱼雷攻击战术。负伤的“致远”舰上本有４枚鱼雷发射管，其他大小舰艇上共有３２枚鱼雷管，如果战前能进行计算精确的集中鱼雷射击演习，选择对日舰队命中率高的方向齐射，绝不会一无斩获，反而被日舰鱼雷所乘。中国官兵作战英勇，但火炮命中率并不高，能否集中打敌弱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日军反
用了这一原则）。“致远”伤重应被掩护撤退，撞击一法大可商量，现代海战中几乎没有用此法成功的战例。如此等等。我们总是过多地比较日、清两军的舰艇吨位、火炮口径，认为是 “旗鼓相当”。而较少地量化分析两军人员素质上的巨大差异。日本是海洋国家，有其海上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胜过了军舰吨位和火炮。实战中，这种差距在指挥、射击、通讯、
机动、战术、变招、损管等方面非常明显。一支素质高的海军打败一支普通水平的海军，在英、法几百年的海战中是很经常的。
　　中国打败了，人们气愤可以理解，然而没有下工夫分析找出原因，并在一个长时期内下苦功大价钱改正，那就辜负了甲午英烈的一腔热血。日本海军的素质在日俄战争中再次显现，并在二战中予以发挥，让一个大陆民族去深刻理解海洋民族 是困难的，反之亦如此。
　　日俄战争再评估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清政府２亿两白银赔款的大输血，产业和资本急剧膨胀。１０年之间，工厂增加５.２倍，资本金增加3.3倍，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增加5.9倍，纺织工业增长尤快，产品和资本已开始输出。１９００年，八幡制铁所开始投产，使用强制中国供给的大冶铁矿石，初步形成把中国作为日本原料产地和轻纺市场的产业殖民战略。１８９７年１０月，日本以中国战争赔款为基金，实行金本位制，虽然对外贸和商人不利，却一步到位与西方列强的国际资本接轨，便利外国资本进入日本。到１９０３年，日本的陆海军工厂动力已经增加了５倍，１９０９年，又变成２４倍。日本已经变成由轻纺工业积累资金突击发展军火重工的一个极端军国主义的现代国家。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与正在远东扩张的沙皇俄国正面相撞。日本依然未能将北进调整为深远南下，而坚决选择了 对俄开战一途。整个日俄战争，日本海军大占优势，并且把这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度证明日本海军的素质远在俄国之上。无论炮击、鱼雷攻击、舰队指挥、损害管制、士气等海战要素，日本都胜对方一筹。借用李鸿章当年的一句话：“彼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
　　值得推敲的到是日本的陆军战略。日本海军的武士道精神，精兵歼敌战略与制海权理论暗合，集中兵力、集中火炮鱼 雷（后来的海军航空兵），是残忍的刻苦训练形成的高精度命中率，歼灭了敌人主力舰队就控制了海洋。海洋再大，但敌方失去舰队就全归自己了。而陆战则不然。陆地辽阔，山川密布，人口民族众多，歼灭一支敌军他可以重新组建（军舰
打光了一时难以再造）居民组成民兵游击队，山区是良好的游击战场。如果敌人军队撤向深远后方，就必须分并占领广大领土，保障漫长的补给线网，同时镇压占领区的公开和暗藏的敌人，这就要消耗大量的兵力、物资，而为了保障这额外兵力，又要分配大量人力和资源。随着战区的扩大，战争时间的延长，只要敌方不停止抵抗，战争就变成了日本人的无穷无尽的绞肉机。日本的军队、工业经济、金融财政迟早要被消耗殆尽。这就是持久战给日本投下的长长阴影，而招引敌方持久战的是日本军阀和军火重工集 团无止境的贪婪胃口。
　　日本夺占朝鲜台湾之后，北上西进南下。意欲以中国东北为基地鲸吞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占领中国、印度支那，直至印度，重温７００年前成吉思汗祖孙三代霸业之梦。无论它怎样彻底地进行动员，无论它的武士和民众怎样效劳效死，都是极难作到的。这中间隔着巨大的空间、漫长的时间、人口民族文化距离，还有运气等因素。日本想利用它现代化早走
一步的时间差，加上海洋机动性和武士决战精神，只能得逞于一时，断无长远之可能。
　　日军攻克旅顺口要塞之后，又发动沙河战役和奉天（即沈阳）战役，沉重打击了迟钝保守的俄军，但把战线推进到四平一线就深感气力不济。１９０５年８月，俄军在满洲的兵力达７８.８万，还有滨海区１５万军队支持。日军约为７５万，却留出１５万人部署在南满和朝鲜北部，因而在一线部队并无力继续攻击。即使渡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在西起齐齐哈尔东至三江平原的辽阔战场上，仍然无力大规模歼灭俄军主力，最终解决战斗。只要西伯利亚铁路一天不断，俄军就能源源不断地把兵力兵器从乌拉尔山以西地区调来，迫使日军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俄国沙皇与其说害怕日本人，不如说更害怕革命。当军事中心移向远东时，空虚的欧洲部分随时可能出现变局，在欧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如果真延及彼得堡，那对一小撮皇族才真是毁灭性的。后来的１９１７年的事变也证明如此。沙皇签约输掉南满，毕竟是中国之地，还有报仇机会。而日军和日本朝野则从日俄战争得出一个没有任何时空限制的结论：只要日本敢干，它就是天下的主人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疯狂扩张，一度陆海面积达２０００万平方千米。
最后彻底失败，输光了明治以来掠夺的所有领土，赔上了北方四岛，还迎来了美国的长期占领和控制。然而，至今日本许多人缺乏反省，日本人简单地
认为：美国厉害，不能向美国开战。仿佛只要不袭击珍珠港，战争断不会落得悲惨的败局。

　　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比较简单：
　　△先选择一个战略价值非常大的对手，广泛搜索它的所有情报，积蓄尽
可能强的力量；
　　△选择对手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只要拿下此处，基本就胜算在握；如果
是海战，那就选择敌方的主力舰队，或主力舰种，如航母；
　　△对敌战略据点（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威海，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奉天，
二战中的上海、南京、武汉、珍珠港、瓜达尔卡纳尔岛等）主力舰队实施不
惜一切代价的毁灭性打击。如一时难以攻克，则在其侧翼和后方两栖登陆包抄
，最终克之；
　　△如果对手投降，就订立极端苛刻的条约，使之难以翻身，然后选择更强大的对手。从这里不难看出，日本人解决难题的方法就是扩大难题。为占领朝鲜，要打败中国；为占中国东北，要打败俄国；为吞并消化满洲，就要侵入华北；为解决华北就要入侵山西、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为了彻底制服中国，就要同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开战，甚至在哈勒欣河（现译哈拉哈河）同苏联开打。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首要敌人是美国。对日军威胁最大的是以夏威夷为基地的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它包括互为补充支持的航母编队、水面舰艇、潜艇和远洋补给船队。日军既然敢冒险一举击沉美军所有重型水面舰艇，为何不在已经夺得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利用当时绝对优势的联合舰队，在夏威夷群岛的几个防御较弱的海岛登陆，对瓦胡岛形成旅顺口式的围攻呢？夏威夷的好几个岛屿都可以建立机场。后来，日军在中途岛动用了那么庞大的兵力而又未敢登陆，让人难以理解。在所罗门群岛，在新几内亚，日军海陆空损失极其惨重，当初用这些兵力攻击夏威夷和中途岛成果是大得多。使人觉得日军冒险之中又优柔寡断，狂妄之余内心却不自信。
　　它害怕美国的兵工厂和整体工业进入战时生产高潮，美军在一段时间中获得战斗经验，不仅弥补珍珠港损失的水面舰艇，而且能生产出数量远超过日本，性能优良的各种舰艇和飞机，最终战胜日本。那么，为什么又分散兵力去攻击菲律宾（有４０００余岛屿）、荷属印尼（１３６００余岛屿）、沿着印尼东端的新几内亚、新不列颠群岛、所罗门群岛一路向东南攻击，它难道不想解决
战斗而变成占岛癖吗？
　　在大陆战场，它不去攻歼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大伸手臂攻占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缅甸，一直打到印度边境城镇英帕尔。难道用这些精锐部队和后勤力量，去迂回中国，切断中国战场的补给线，间接打击中国军队，就比直接同国民党军作战更强吗？直到１９４４年，当它的海运线被美军潜艇切断后，才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作战，而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对付他们用得着到远离中国战场３０００千米的安达曼群岛上去登陆作战吗？
　　尤嫌不够分散，再出兵占领美国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和基斯卡岛，本为战略佯攻，却成永久筑守并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提供补给。
　　日本企图在尚未站稳中国半壁国土之际，在遥远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再建立一个海上蒙古大帝国。
　　它的胃口太大。
　　它的兵力太分散。
　　它的补给线太多太长。
　　它根本无法控制如此辽阔的大陆和海洋战场。它每扩张一圈，就给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就把千疮百孔的防线和补给线暴露给敌人，使敌人能任意选择它的虚弱之处狠狠打击。中共游击队在大陆战场，美海军潜艇在海洋战场，配有航母特混舰队的美两栖部队在越岛作战时，正是针对日军的战略缺陷下手，并取得辉
煌胜利的。
　　日本战略的核心建立在突然袭击给对方以重创，然后用外交条约的方式把战果变成政治现实。这种战略对付小国尚能应付，攻打大国时，一旦拥有巨大空间、人口、工业和战争潜力的大国拒绝屈辱的投降，全民动员坚持抗战时，日本除了
把战场作大，越捣越乱外，真走不出自己造成的困境。
　　兵力不足就应该收缩战场，本是古今战争常识。日本以为极失面子——政治上难以接受，反其道而行之，宁可玉碎而不失寸土（都是别人的领土），结果玉也碎土也丢国也亡，至今还看美国眼色行事，丢了极大的面子和尊严。它违背了战争的基本原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呢？答案是当时中国统治者是一小撮满族贵族，俄国的统治者是同样的罗曼诺夫贵族王朝。一小撮人统治辽阔的疆域和众多人口，最害怕人民动员和觉醒，尤其不能让人民拥有武装，对日本实施以土地空间换取时间的长期抗战。结果只有用贵族控制的腐朽的职业军队与富有战争传统被克隆了的武士化日军作战，正中日本下怀，必
输无疑。
　　日本为什么采用这种不断膨胀的扩张方式，耐人寻味。也许，它藏在日本民族文化传统深处。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日本的基本政治结构是割据的大大小小藩国、城邦、封建庄园主，每个政治单位有自身的利益和自己的荣誉。日本扩张对陆海军也好，每个师团旅联队也好，都将占领的地盘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造成缺乏统一的战术协调和长远的战略筹划。一朝形势逆转，更不愿牺牲局部以保证全局，而象樱花一样玉碎符合日本人的尊严。在国小人多的日本，荣誉是可以长期留存下来的东西。
　　错误的潜艇战术
　　日海军在与美军开战时共有各型潜艇60艘。其中46艘为伊型，14艘为吕型，均可远洋作战，日潜艇水兵素质高，伊型艇比美军S级潜艇战斗力强1倍，本来可以形成一支令美军生畏的战力。美国和德国海军的潜艇战术是专门袭击敌方海运商船队。
　　当时，美军潜艇与日军数量接近，几乎全部用来袭击商船。由于艇少，鱼雷质量差，战争初期几乎未对日本海运线形成威胁。但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是潜艇出身，深刻理解潜艇部队的正确战略和战术，坚定不移地支持洛克伍德中将实施打击商船的方针，不断研究日本海运线的规律，不断改进潜艇战法，用种种方法鼓舞潜艇士兵士气，美军潜艇在大战中击沉日本商船1113艘，530万吨。同时还击沉了日本最重要的几艘航空母舰，甚至能突破水雷封锁线到日本活动。美国潜艇对打败日本帝国立了大功。德国海军司令邓尼兹也是潜艇军官出身，德国潜艇的大西洋战役战绩有目共睹。
　　日本海军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出身于水面舰艇指挥官，带着甲午海战和对马海战的美好记忆，想一举歼灭美海军航母和水面舰艇主力。潜艇军官根本说不上话，按日本的军制传统，他们也不力争自己的意见，其结果就是把潜艇作为舰队决战的兵力，顽固地进攻防护严密的美国航母。这种违反兵道的战法，怎么能让日军潜艇部队创造出良好的战绩！
　　1942年初，日军已占领了菲律宾、印尼、马来亚、新加坡，只要在北路阿留申群岛、南路以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为基地的几个战略方向上，有选择地攻击几个美军防守薄弱的战略目标，以它们为依托，用航母特混群作为机动打击和掩护兵力，把水面舰艇和潜艇分成一些袭击分队——类似德国的伪装商船和海上袭击舰，就能在太平洋中、西部对美军海运线形成极大威胁，并击沉许多商船，大大推迟美军的反攻。这种兵力弱方采用的实际有效的海战战法——英、美海军在其早期历史上曾广泛采用过，而骄横气盛的日本海军不屑一顾。德海军多次建议日潜艇改弦易辙都被拒绝。结果其水面舰艇主力消耗在所罗门群岛的铁底海湾和狭口海峡中，并未创造出昔日的战功。当美军采用越岛作战切断大量太平洋孤岛上日军的补给线时，日海军反而让潜艇充当补给船以救陆军，把潜艇的战争价值降到这个份上，这样的战争指挥水平既无人责问亦无人监督。在今天的日本，除了抱怨原子弹外，也没有什么人反省，到编了一大批游戏软件模拟日本如何打败美国，令人啼笑皆非。

    宋宜昌2000年4月
   整整132年，广袤的亚洲大地和绵长的太平洋海岸，都受到发自日本列岛的火山和地震的摇憾。亚洲人反复地问自己：为何日本有如此大的蛮力，在这样长的时间和这样辽阔的空间，发挥着军事帝国和产业霸主的影响？在无数的回 答声浪中，本文也将尝试一些新的视点。
　　武士道精神的发源
　　日本是东亚岛国，面积３７.７７万平方千米，由四大主岛和３９００个小岛组成。日本先民是由对马岛和库页岛南下的突厥——鲜卑（通古斯民族群）语系的部落和顺菲律宾——琉球岛链北上的马来语系部族组成。其民风悍野，亦不乏纤秀。日本地处西太平洋板块的断裂带，地震、火山喷发、台风、豪雨不断，岛民坚韧、质朴。自晋朝以后，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唐朝达到高峰。１２７４年和１２８１年，蒙元世祖忽必烈出动联合舰队，两次渡海征日，由于天时（台风季节）、地利（一支从来不习海战的大陆军队）、人和（中国和朝鲜军队不愿效力）不济，均遭惨败。
　蒙元王朝和日本之战，对日本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外国（包括中国）历史学家对它的评估。大陆人难以想象岛国和岛国人的心态。他们终年被汪洋大水困在贫瘠的海岸之内，任何外来的信息和刺激都将被放大许多倍，成为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精神和物质内容。当北条时期的镰仓幕府用后宇多天皇名义征召全日本武士2０余万人，英勇抗击元军并取得胜利后，连武士们也不敢相信如飓风横扫亚欧大陆数万里、征服无数部落、民族、国家的战无不胜的蒙古联军，居然会败在自己马下。
　　胜利激发出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迟早会产生一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公元前波西战争激发希腊产生了伯里克利黄金时期；１５８８年英国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迎来了海权时代；彼得大帝战胜瑞典军队把俄罗斯推上了二百余年的辉煌。日元战争也是同样。从此之后，武士阶层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民族的基干力量。
　　然而，武士要确定自己在一个和平年代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非易事。武士在当时日本社会中，扮演地主、领主、大名（大地主）的私人武装力量。他们既不从事经济生产，也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社会地位又高，终日佩刀游荡。他们需要社会的动荡冲突，也就有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他们始作俑者把社会投入动荡。
　　自日元战争以后，日本开始一个史称“战国时代”的漫长历史时期，各领主、城邦、小国征战不休，武士越打越勇，并且从蒙古战俘中学习了大量先进战术战法，在兵器上亦不断改进。与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相比，中国催生出灿烂的百家争鸣的文明之花，日本却造就了各种骠悍的武士。长期统一的中国需要并造就了儒家、儒教、儒学，而长期分裂割据的
日本则出现了以菊花和刀为象征的武士文化。武士的祖先是草原骑马战士，这个带突厥战斗色彩的职业在西方演化成了庄园骑士阶级，在日本就蜕变成有刀无马（因日本地形崎岖，居民贫困，国土狭小，四面环海而马匹有限）的武士。日元战争后，他们在日本历史上起着暴烈的作用，直至今天，还是如此，不过把战刀变成了制造业公司。
武士们不仅有日本传统的忠诚和悍勇，又从蒙古人那里学来了诡诈、计谋和政治智慧。到丰臣秀吉时代，他终于集武士品质之大成，成为统一
日本的第一人。
　　丰臣秀吉（１５３6年—１５９８年）是一个世袭的武士，这种世袭制度很接近于蒙古的制度。和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不同的在于：丰臣秀吉终于悟出了蒙古经中的结盟技巧、等级制政治制度、战利品分配激励方式和军事情报学。丰臣秀吉经过南征北战竟然统一了日本，而在他之前的日本，只有中国周朝那样象征性的中央政府。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率２０
余万水陆军、７００余艘战船，沿着当年忽必烈皇帝的旧路线，反方向从日本杀向朝鲜。很显然，丰臣打算以朝鲜为基地进攻中国，这也是忽必烈军的反向路线。如果天假时光和运气，就以中国为基地沿当年铁木真之路征服世界。既然成吉思汗能行，为什么 换上个日本统帅就不行呢？
　　丰臣远征军在朝鲜南方登陆，象电流一样击中了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早在公元６６３年（唐高宗龙朔三年），中国和朝鲜的联合舰队就在朝鲜的白江海战中击败了日军的侵略舰队。朝鲜地缘，对中国极端重要。中 国自唐以前，谁居关中谷地（进可攻退可守）谁就能控制中国。自辽朝以后，谁居满洲平原（同样进可攻退可守）谁就能问鼎中国，满清、北洋军阀、日本、中共林彪部队莫不如此。据朝鲜以吞满洲，拥满洲以侵中国，明王朝统治者自明其理。明神宗万历皇帝遣重兵大将李如松协同朝鲜联合舰队司令李舜臣（李舜臣在朝鲜军事史上的地位只有纳尔逊在英国的地位可比）进行了艰苦英勇的反击战，终于在１５９８年末全面击败了丰臣的舰队和陆军。其间爆发了激烈的玉浦海战、泗川海战、闲山岛海战、露梁海战等海上战争，日本海军遭到朝鲜舰队和中朝联合舰队极其沉重的打击。露梁海战是一场世界级的海战，日舰被击沉或焚毁４５０艘，损兵数万人。丰臣秀吉因兵败忧郁而死。
　　从历史角度看，丰臣的北进西进战略，与明治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路线是一样的。这个战略方向，利益巨大，阻力巨大，风险更大。以当时丰臣所拥有的兵力和兵势，窃以为择南进战略似更有利。
　　日本一路沿琉球——先岛群岛南下菲律宾东部诸岛，另一路沿小笠原——马里亚纳群岛南下西加罗林群岛和印度尼西亚中部群岛，在辽阔的菲律宾海周边建立一个殖民商业圈。在开始，的确无法收到足够的商贸利益，但略加稳固之后就能通过帝汶海和弗洛勒斯海各海峡前出到印度洋上，通过几个精心选择的珊瑚环礁足以建立可靠的印度洋航线，不在马六甲与西班牙、荷兰舰队争锋而在印度洋与西方商船交换，从事获利丰厚的东西方贸易并随时跟踪西方产业、商贸、金融和科技文化进展，将始终保持领先的势位。这一战略方向阻力小，时间长，但远期利益很高，却不是当代人所能采纳的。其实，明末清初收复了台湾的郑成功父子，何尝不能弃北进而改南进？今天，日本企业金融集团基本上就是沿南进战略实施的产业外移，日本从中获得了难以估量的经济和金融利益。只须指出到１９９８年，日本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贷款已达３.８２９万亿日元（３６４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政府间贷款只有２.４８１万亿日元（２３６亿美元——当前价）。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了德川幕府时代，这一时代被后人扣上“锁国”的帽子，明治维新后，对德川时代大加贬诟。二战后日本复兴，日本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重新评估了德川时代，得出了大不相同的结论。
　　德川家康（１5４３年—１６１６年）原是丰臣秀吉的大将。今天看来，他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不亚于汉高祖、唐太宗和宋太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出身城主，却在敌对家族长达１２年充当人质，练就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完全不同于单纯的日本武士。他在日本诸侯兼并战争中，感悟到政治手段和谋略远比军事斗争重要。他读汉书、写汉诗、吃中药，
崇拜朱熹和朱元璋，学会了人生权谋和政治权谋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隐忍”之术。丰臣秀吉对德川极为器重，临死将儿子和霸业全托付与他。
　　日本北侵朝鲜失败后，武士政权面临崩溃之局。如果在一个海岛国家保留丰臣那一套蒙古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势必引发王族继承权的血腥争斗，类似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最后耗光日本武士的气血，并且使日本陷入长期贫弱不堪的困境。德川比谁都清楚丰臣秀吉之子根本无政治能力使日本走出困局，便当仁不让地反叛。他欺凌丰臣秀吉留下的孤儿寡母，（日本有成语“德川家康式的挑剔”）激起他们的反抗，引发了一场卵石之争，把他们及所有王族斩尽杀绝。对于一个以忠义为本的日本武士，德川的行径是冒了天下之大不讳。１６０３年，德川成为日本最高行政长官——征夷大将军。
　　一旦政权到手，德川家康便开始了迫不急待的改革。从历史上看，一点儿也不亚于著名的大化改新（公元６４６年）和明治维新。德川改革的核心是用法制分配权利和利益：幕府（日本的中央权力机构）领地约占全国1／4；其余由大名（诸侯领有），称藩国；在中央机构中，将军与老中（相当于中国宰相）、若年寄（相当现今国务院秘书长）、宗教界划清权力和职责。幕府有直辖地，在那里垂直领导；其余藩国，分权自立，对幕府保持形式上的尊重。从表面上看，德川时代的日本政治，类似中国西周＋南宋的混合状态。武士阶层和他们的最高领袖，保持了形式上的领导和尊严，而具体的权力和利益，让与了封建主（大名恩）、城主、文官（日本式文官与中国儒家式文官不同）、宗教界和天皇等。这就保持了日本政
治的基本稳定，它与中国明清两朝的集权式稳定完全不同。下层、藩国、武士各有自主权。日本表面“沉睡”，完成了明治维新前的准备，就象欧洲中世纪后期完成了文艺复兴的准备一样。
　　日本武士始终活跃在对周边诸国的武装试探性攻击中，这类中国称“倭寇”的海盗性击使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受害巨深，日本武士却得益匪浅。它使日本在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里，职业世袭武士和沿海民众能保持相当强的战斗力，而国家又无需供养一支常备军。而常备军又因无常年作战滋生了腐败，“倭寇”匪商合一，采用分散式的蒙古和日本结合战
法，内部组织严整，多采用突袭伏击游击等战术，过去的日本武士是不会这种蒙古技巧的，其情报工作极其优良，往往很少的“倭寇” 就迫使庞大的明朝狼狈不堪。直到神宗派戚继光采用中国传统战法与游牧民族的战法相结合的战术（类似宋朝岳飞和岳家军战法），才逐退倭寇。然而此时已到１７世纪初，明朝江山倾覆在即，日本朝野都看不起中国，为１８世纪的思想变化和１９世 纪向西方学习打下了理念基础。
　　日本海盗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船长商人有广泛接触，远比闭塞的中国士大夫和下层民众对西方的认识直接和真实。日本的“锁国”只不过一小撮贵族在王宫中研究书道、茶道、剑道和看看《源氏物语》而已，它的下层是完全开放的；而中国的中央集权，上头一僵硬，举国皆成死棋。
　　从地缘上看，日本武装试探的范围主要在黄海和中国东海。这片海域最终成为明治昭和两朝的日本人的搏杀战场
明治维新的新认识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些中国人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清朝中国的断断续续的改良相比较，似乎明治天皇的政策如何英明，使日本一跃而成了东亚强国，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我看起码是不了解日本社会的结构和日本列岛的地缘态势。日本自始就给地方以相当大的自主权，领主、贵族、武士等约占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精英保持着自己人格和思想上的独立。日本武士阶层一贯有扩张外侵的传统，这从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冠名“征夷大将军”——即远征军司令就可以看出。西洋殖民者强兵富国，扫平四海的攻侵精神，与日本领主武士的悍野传统一拍即合。日本中层上层对效法西洋早已弯弓蓄势，天皇下诏，立即成燎 原之火，吹遍日本列岛。
　　从地理上看，日本列岛对海洋的依赖和丧失海权对国民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日本的本土四岛由西太平洋板块与亚洲板块挤推而成，陆地虽有纵深，皆为山岳地带。山地高陡，平原狭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量７０—８０％由近海舟船承担。这些舟船，受政府法令限制，一般吨位较小。１８５４年美国佩里准将的“黑船”舰队是蒸汽机帆舰，占有绝对
的航速机动优势。佩里的火炮是用镗床加工的钢炮和青铜炮，射程相当于日本火炮的４—１０倍，精确度高，并且使用了爆破弹，杀伤力远超过日本的实心弹。美舰火炮置于两舷，每艘有４０—１００门之多，由于装填改进，发射速率几乎等于日船的１０倍，这样，整个舰队的活力和机动性，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日本这个海洋民族，对这种海上实力极端敏感，设想外国军舰控制了日本沿海，几乎所有藩国的生存都将受到影响，因为人口密集的沿海集中了绝大部分日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美国舰队能造成惊人的破坏，海运被切断，渔民无法出海捕鱼，其影响如同中国南粮漕运的大运河和近海运粮被阻断的效果一样。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就是由于英国舰队封锁镇江-扬州一段长江运河被切断才屈辱签约的。
　　答应美国条件，日本利大于损。虚设的幕府还政于虚设的天皇，仅仅走了个形式。改革维新的诏书只是一个信号，可以让地方和精英商人放手大干，日本的干柴被迅速点燃，改革的阻力很小。其实在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日本民间改革呼声甚高，本多利明等思想家早就提出多种方案。天皇的顺水推舟之举算不上大智大勇，有中等智慧的政治家皆可为之。然而，其结果却惊天动地，超出了日本人和亚洲人最大胆的预料。明治改革所释放的日本地方和民间力量，在短时间内就彻底改变了日本面貌，颇有几分象中国这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殖民角度上看，日本很象一枚非常酸涩的苦果，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地域狭小，民风既强悍又刁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无利可图的硬骨头。西方人是按利益和利润原则行事的。日本没有沦为象中国、印度式的半殖民 地和殖民地亦不足奇。
　　当年忽必烈的情报军官也告诉他：日本悍地不宜攻之。元朝远征军携带了大批农具种子机具，准备屯垦。
　　日本的改革，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１８７８年成立参谋本部，直属天皇。不久，连政府的陆军省也隶属参谋本部，连政府都无权过问军令事项。这就使被德川弱化的武士型中央集权，加上西方包装，重新强加于日本。１８８０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明汇集所有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上呈天皇，指出当务之急是日中战争。他辩护道：“财政团不能成为扩军
的理由 ，因为强兵是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是强兵之本。”
　　曾被广泛赞扬的日本普及教育，其动机也远非人们所称的那样美好。它原本是天皇享有权利后，利用教育普及宗教，又利用宗教支撑旧制度的利己动机，很近似于主教-教会-教会学校的一种宗教情怀。１８７２年，日本成立教部省，统管一切宗教事务，要求一切神官、僧侣和儒教学者向人民进行精神宣传，无条件服从天皇命令，结果阻力很大，教部省撤销，
无意 插柳的全民教育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甲午再探
　　明治改革中重要的一条，是把类似元朝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改良成华族（即贵族）、武士、平民三个阶级，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全民族的士气和革新精神，带浓厚军事色彩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１８８４年到１８９０年，公司资金从１３４０万元跃增至１.８９亿元，达１４倍；
民间企业掀起类似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纺织业热，纱锭数从５万增至２７.７万；由纺织业积累的资金投到铁路上，铁路长度仅４年间（１８８６—１８９0年）就增加了１0倍。这种民间办厂修路，政府把钱用在建船造炮的局面，在当时的中国何曾有过？
　　早在１８８０年前后，日本军方就将进攻的矛头选定在中国，它的一切计谋准备均针对此目标，唯一的顾忌就是东进的沙皇俄国。日本民族目标专注，全力以赴。它利用英国扩张中与俄国的矛盾，寻求与英国结盟，让它在远东大打出手。１８９３年，日英改订条约在伦敦签字，当时英国外交大臣称：“这个条约的性质，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
　　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尤其在军事和海战这类它的擅长项目上。日本海军选择海洋霸主英国皇家海军当老师，一招一式都结合了日本的特点和它的对手中国的特点。日海军认为清朝海军的“定远”、“镇远”是大舰巨炮主义的产物，必须先击沉它们才能取得海战胜利。日军没有采用加大军舰吨位和火炮口径的传统方法，而是改用快速巡洋舰提高火炮射速
的方案。同时，日海军为提高射击精确度下了很大功夫。日海军的宗旨就是用火炮和鱼雷尽可能准确地击中敌人，尽可能首先命中。日海军的操练强度高于清军数倍，从指挥官、军校教官、随舰工程师到士兵，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击中敌船。而由淮军改成的北洋水师，从官到兵不得不应付大量的人际关际，忍受整个封建制度和满族日益堕落而造成的深重腐败。
一句话：日海军各 级官兵的素质和整体素质远远高于清北洋水师。
　　承认日军素质高于中国官兵，的确很痛苦，很没面子。但事实如此。日海军采用英军著名的“海军条例”中的线形队形，非常象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所完成的成功穿插，这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自信。北洋水师采用
了雁形阵列，却象奥斯曼、土耳其在雷班托海战中的表现，是一种陆上阵地战的海军翻版。日军一发现自己的炮弹无力穿透“定远”舰的德国式厚装甲，立即灵活地改为分割攻击清军右翼的弱舰。清军没有应对方案，本应把强舰与弱舰混编成二队，象中途岛海战中美军航母特混舰队所作的那样，在机动中截杀日舰队后部弱舰。这样在丁汝昌之下需要有两名优秀的
分舰队司令，当时似也没有想到这种变化。丁汝昌一伤，几乎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在有五百余年海盗作战传统的日舰队中根本没有困难。此外，清海军有多种战术可选，比如诱敌深入，围而歼之；让受伤的“致远”等舰撤出战场，由“镇远”殿后阻击，海战中的撤退是正常的战术机动，没有什么不光彩。
　　最令人困惑的是清海军居然不采用密集的鱼雷攻击战术。负伤的“致远”舰上本有４枚鱼雷发射管，其他大小舰艇上共有３２枚鱼雷管，如果战前能进行计算精确的集中鱼雷射击演习，选择对日舰队命中率高的方向齐射，绝不会一无斩获，反而被日舰鱼雷所乘。中国官兵作战英勇，但火炮命中率并不高，能否集中打敌弱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日军反
用了这一原则）。“致远”伤重应被掩护撤退，撞击一法大可商量，现代海战中几乎没有用此法成功的战例。如此等等。我们总是过多地比较日、清两军的舰艇吨位、火炮口径，认为是 “旗鼓相当”。而较少地量化分析两军人员素质上的巨大差异。日本是海洋国家，有其海上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胜过了军舰吨位和火炮。实战中，这种差距在指挥、射击、通讯、
机动、战术、变招、损管等方面非常明显。一支素质高的海军打败一支普通水平的海军，在英、法几百年的海战中是很经常的。
　　中国打败了，人们气愤可以理解，然而没有下工夫分析找出原因，并在一个长时期内下苦功大价钱改正，那就辜负了甲午英烈的一腔热血。日本海军的素质在日俄战争中再次显现，并在二战中予以发挥，让一个大陆民族去深刻理解海洋民族 是困难的，反之亦如此。
　　日俄战争再评估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清政府２亿两白银赔款的大输血，产业和资本急剧膨胀。１０年之间，工厂增加５.２倍，资本金增加3.3倍，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增加5.9倍，纺织工业增长尤快，产品和资本已开始输出。１９００年，八幡制铁所开始投产，使用强制中国供给的大冶铁矿石，初步形成把中国作为日本原料产地和轻纺市场的产业殖民战略。１８９７年１０月，日本以中国战争赔款为基金，实行金本位制，虽然对外贸和商人不利，却一步到位与西方列强的国际资本接轨，便利外国资本进入日本。到１９０３年，日本的陆海军工厂动力已经增加了５倍，１９０９年，又变成２４倍。日本已经变成由轻纺工业积累资金突击发展军火重工的一个极端军国主义的现代国家。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与正在远东扩张的沙皇俄国正面相撞。日本依然未能将北进调整为深远南下，而坚决选择了 对俄开战一途。整个日俄战争，日本海军大占优势，并且把这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度证明日本海军的素质远在俄国之上。无论炮击、鱼雷攻击、舰队指挥、损害管制、士气等海战要素，日本都胜对方一筹。借用李鸿章当年的一句话：“彼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
　　值得推敲的到是日本的陆军战略。日本海军的武士道精神，精兵歼敌战略与制海权理论暗合，集中兵力、集中火炮鱼 雷（后来的海军航空兵），是残忍的刻苦训练形成的高精度命中率，歼灭了敌人主力舰队就控制了海洋。海洋再大，但敌方失去舰队就全归自己了。而陆战则不然。陆地辽阔，山川密布，人口民族众多，歼灭一支敌军他可以重新组建（军舰
打光了一时难以再造）居民组成民兵游击队，山区是良好的游击战场。如果敌人军队撤向深远后方，就必须分并占领广大领土，保障漫长的补给线网，同时镇压占领区的公开和暗藏的敌人，这就要消耗大量的兵力、物资，而为了保障这额外兵力，又要分配大量人力和资源。随着战区的扩大，战争时间的延长，只要敌方不停止抵抗，战争就变成了日本人的无穷无尽的绞肉机。日本的军队、工业经济、金融财政迟早要被消耗殆尽。这就是持久战给日本投下的长长阴影，而招引敌方持久战的是日本军阀和军火重工集 团无止境的贪婪胃口。
　　日本夺占朝鲜台湾之后，北上西进南下。意欲以中国东北为基地鲸吞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占领中国、印度支那，直至印度，重温７００年前成吉思汗祖孙三代霸业之梦。无论它怎样彻底地进行动员，无论它的武士和民众怎样效劳效死，都是极难作到的。这中间隔着巨大的空间、漫长的时间、人口民族文化距离，还有运气等因素。日本想利用它现代化早走
一步的时间差，加上海洋机动性和武士决战精神，只能得逞于一时，断无长远之可能。
　　日军攻克旅顺口要塞之后，又发动沙河战役和奉天（即沈阳）战役，沉重打击了迟钝保守的俄军，但把战线推进到四平一线就深感气力不济。１９０５年８月，俄军在满洲的兵力达７８.８万，还有滨海区１５万军队支持。日军约为７５万，却留出１５万人部署在南满和朝鲜北部，因而在一线部队并无力继续攻击。即使渡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在西起齐齐哈尔东至三江平原的辽阔战场上，仍然无力大规模歼灭俄军主力，最终解决战斗。只要西伯利亚铁路一天不断，俄军就能源源不断地把兵力兵器从乌拉尔山以西地区调来，迫使日军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俄国沙皇与其说害怕日本人，不如说更害怕革命。当军事中心移向远东时，空虚的欧洲部分随时可能出现变局，在欧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如果真延及彼得堡，那对一小撮皇族才真是毁灭性的。后来的１９１７年的事变也证明如此。沙皇签约输掉南满，毕竟是中国之地，还有报仇机会。而日军和日本朝野则从日俄战争得出一个没有任何时空限制的结论：只要日本敢干，它就是天下的主人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疯狂扩张，一度陆海面积达２０００万平方千米。
最后彻底失败，输光了明治以来掠夺的所有领土，赔上了北方四岛，还迎来了美国的长期占领和控制。然而，至今日本许多人缺乏反省，日本人简单地
认为：美国厉害，不能向美国开战。仿佛只要不袭击珍珠港，战争断不会落得悲惨的败局。

　　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比较简单：
　　△先选择一个战略价值非常大的对手，广泛搜索它的所有情报，积蓄尽
可能强的力量；
　　△选择对手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只要拿下此处，基本就胜算在握；如果
是海战，那就选择敌方的主力舰队，或主力舰种，如航母；
　　△对敌战略据点（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威海，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奉天，
二战中的上海、南京、武汉、珍珠港、瓜达尔卡纳尔岛等）主力舰队实施不
惜一切代价的毁灭性打击。如一时难以攻克，则在其侧翼和后方两栖登陆包抄
，最终克之；
　　△如果对手投降，就订立极端苛刻的条约，使之难以翻身，然后选择更强大的对手。从这里不难看出，日本人解决难题的方法就是扩大难题。为占领朝鲜，要打败中国；为占中国东北，要打败俄国；为吞并消化满洲，就要侵入华北；为解决华北就要入侵山西、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为了彻底制服中国，就要同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开战，甚至在哈勒欣河（现译哈拉哈河）同苏联开打。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首要敌人是美国。对日军威胁最大的是以夏威夷为基地的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它包括互为补充支持的航母编队、水面舰艇、潜艇和远洋补给船队。日军既然敢冒险一举击沉美军所有重型水面舰艇，为何不在已经夺得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利用当时绝对优势的联合舰队，在夏威夷群岛的几个防御较弱的海岛登陆，对瓦胡岛形成旅顺口式的围攻呢？夏威夷的好几个岛屿都可以建立机场。后来，日军在中途岛动用了那么庞大的兵力而又未敢登陆，让人难以理解。在所罗门群岛，在新几内亚，日军海陆空损失极其惨重，当初用这些兵力攻击夏威夷和中途岛成果是大得多。使人觉得日军冒险之中又优柔寡断，狂妄之余内心却不自信。
　　它害怕美国的兵工厂和整体工业进入战时生产高潮，美军在一段时间中获得战斗经验，不仅弥补珍珠港损失的水面舰艇，而且能生产出数量远超过日本，性能优良的各种舰艇和飞机，最终战胜日本。那么，为什么又分散兵力去攻击菲律宾（有４０００余岛屿）、荷属印尼（１３６００余岛屿）、沿着印尼东端的新几内亚、新不列颠群岛、所罗门群岛一路向东南攻击，它难道不想解决
战斗而变成占岛癖吗？
　　在大陆战场，它不去攻歼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大伸手臂攻占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缅甸，一直打到印度边境城镇英帕尔。难道用这些精锐部队和后勤力量，去迂回中国，切断中国战场的补给线，间接打击中国军队，就比直接同国民党军作战更强吗？直到１９４４年，当它的海运线被美军潜艇切断后，才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作战，而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对付他们用得着到远离中国战场３０００千米的安达曼群岛上去登陆作战吗？
　　尤嫌不够分散，再出兵占领美国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和基斯卡岛，本为战略佯攻，却成永久筑守并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提供补给。
　　日本企图在尚未站稳中国半壁国土之际，在遥远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再建立一个海上蒙古大帝国。
　　它的胃口太大。
　　它的兵力太分散。
　　它的补给线太多太长。
　　它根本无法控制如此辽阔的大陆和海洋战场。它每扩张一圈，就给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就把千疮百孔的防线和补给线暴露给敌人，使敌人能任意选择它的虚弱之处狠狠打击。中共游击队在大陆战场，美海军潜艇在海洋战场，配有航母特混舰队的美两栖部队在越岛作战时，正是针对日军的战略缺陷下手，并取得辉
煌胜利的。
　　日本战略的核心建立在突然袭击给对方以重创，然后用外交条约的方式把战果变成政治现实。这种战略对付小国尚能应付，攻打大国时，一旦拥有巨大空间、人口、工业和战争潜力的大国拒绝屈辱的投降，全民动员坚持抗战时，日本除了
把战场作大，越捣越乱外，真走不出自己造成的困境。
　　兵力不足就应该收缩战场，本是古今战争常识。日本以为极失面子——政治上难以接受，反其道而行之，宁可玉碎而不失寸土（都是别人的领土），结果玉也碎土也丢国也亡，至今还看美国眼色行事，丢了极大的面子和尊严。它违背了战争的基本原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呢？答案是当时中国统治者是一小撮满族贵族，俄国的统治者是同样的罗曼诺夫贵族王朝。一小撮人统治辽阔的疆域和众多人口，最害怕人民动员和觉醒，尤其不能让人民拥有武装，对日本实施以土地空间换取时间的长期抗战。结果只有用贵族控制的腐朽的职业军队与富有战争传统被克隆了的武士化日军作战，正中日本下怀，必
输无疑。
　　日本为什么采用这种不断膨胀的扩张方式，耐人寻味。也许，它藏在日本民族文化传统深处。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日本的基本政治结构是割据的大大小小藩国、城邦、封建庄园主，每个政治单位有自身的利益和自己的荣誉。日本扩张对陆海军也好，每个师团旅联队也好，都将占领的地盘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造成缺乏统一的战术协调和长远的战略筹划。一朝形势逆转，更不愿牺牲局部以保证全局，而象樱花一样玉碎符合日本人的尊严。在国小人多的日本，荣誉是可以长期留存下来的东西。
　　错误的潜艇战术
　　日海军在与美军开战时共有各型潜艇60艘。其中46艘为伊型，14艘为吕型，均可远洋作战，日潜艇水兵素质高，伊型艇比美军S级潜艇战斗力强1倍，本来可以形成一支令美军生畏的战力。美国和德国海军的潜艇战术是专门袭击敌方海运商船队。
　　当时，美军潜艇与日军数量接近，几乎全部用来袭击商船。由于艇少，鱼雷质量差，战争初期几乎未对日本海运线形成威胁。但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是潜艇出身，深刻理解潜艇部队的正确战略和战术，坚定不移地支持洛克伍德中将实施打击商船的方针，不断研究日本海运线的规律，不断改进潜艇战法，用种种方法鼓舞潜艇士兵士气，美军潜艇在大战中击沉日本商船1113艘，530万吨。同时还击沉了日本最重要的几艘航空母舰，甚至能突破水雷封锁线到日本活动。美国潜艇对打败日本帝国立了大功。德国海军司令邓尼兹也是潜艇军官出身，德国潜艇的大西洋战役战绩有目共睹。
　　日本海军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出身于水面舰艇指挥官，带着甲午海战和对马海战的美好记忆，想一举歼灭美海军航母和水面舰艇主力。潜艇军官根本说不上话，按日本的军制传统，他们也不力争自己的意见，其结果就是把潜艇作为舰队决战的兵力，顽固地进攻防护严密的美国航母。这种违反兵道的战法，怎么能让日军潜艇部队创造出良好的战绩！
　　1942年初，日军已占领了菲律宾、印尼、马来亚、新加坡，只要在北路阿留申群岛、南路以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为基地的几个战略方向上，有选择地攻击几个美军防守薄弱的战略目标，以它们为依托，用航母特混群作为机动打击和掩护兵力，把水面舰艇和潜艇分成一些袭击分队——类似德国的伪装商船和海上袭击舰，就能在太平洋中、西部对美军海运线形成极大威胁，并击沉许多商船，大大推迟美军的反攻。这种兵力弱方采用的实际有效的海战战法——英、美海军在其早期历史上曾广泛采用过，而骄横气盛的日本海军不屑一顾。德海军多次建议日潜艇改弦易辙都被拒绝。结果其水面舰艇主力消耗在所罗门群岛的铁底海湾和狭口海峡中，并未创造出昔日的战功。当美军采用越岛作战切断大量太平洋孤岛上日军的补给线时，日海军反而让潜艇充当补给船以救陆军，把潜艇的战争价值降到这个份上，这样的战争指挥水平既无人责问亦无人监督。在今天的日本，除了抱怨原子弹外，也没有什么人反省，到编了一大批游戏软件模拟日本如何打败美国，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