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国际工作班”在行动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5年第4期

“国际工作班”在行动

于佰春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撼了中华民族，也令国际社会大为震惊。共产国际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将会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为建立一道对抗东方法西斯侵略的屏障，共产国际在中共和东北抗联地下党的配合下，在苏联组织了抗日地下情报网。透过炮火硝烟，拂去岁月风尘，可以听到一批中国抗日战士为了保卫祖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在远东上空发出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乌云压城风满楼

　　1932年2月15日，莫斯科郊外的“十月村”，大雪弥漫。一座“木克楞”别墅隐藏其间。在这儿，聚集了共产国际情报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10余位高官。他们表情凝重、焦虑不安地把目光投向墙上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苏军总情报部部长阿那多力中将用手指重重地敲击着地图上已经用红笔标注出来的一个城市——中国沈阳。去年秋天，这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沈阳，中国名城，地处东北中心地带，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都于此，沈阳经历了满清王朝兴盛时期的辉煌，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风雨沧桑。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沈阳，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首府，是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将沈阳视为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契入点。

1916年，日本就曾策动过“满蒙独立运动”，企图以武力攻占沈阳，将东北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但未能得逞。1928年，日本军队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终使张作霖难逃一劫。1931年的沈阳，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关东军在沈阳郊外进行了多次实战演习。炮声震天，子弹横飞，村庄里的农户都紧锁房门，家畜也恐惧地躲在窝巢里，不敢发出些许声响。一支支日军小分队像野兽一样，横冲直撞，时而突袭，时而扫射，冲锋的呐喊声响彻沈阳上空。
　　就在这磨刀霍霍之前，日本关东军曾于1929年为发动印支战争，进行“摸底调查”，组织了第一次“北满参谋旅行”活动。随后，写出了《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对日本占领东北后的行政统治等提出设想，并对进一步向远东地区扩张，筹建大东亚共荣圈一事作出预案。
　　1931年初，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武装调停，拥兵入关，并在北京设立了陆海空军副司令官行营，亲往镇守。此次入关，张所率10万兵力，皆系东北军劲旅。日本军队瞅准了东北防务空虚的空子，不舍昼夜，从日本本土，经由朝鲜，向辽宁大批增派部队和装备。并以其事先编造的，所谓“东北军爆破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军守备队”为口实，组织不断升级的挑衅活动。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突袭沈阳北大营，残杀沈阳军民，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立足东北，侵占中国和东南亚，吞并远东，迈出了第一步。
　　苏联政府和军界高层对“九一八”事变的关注和忧虑，不是空穴来风。1905年，在中国旅顺口爆发的日俄战争，曾使得辽东半岛战悚不已。这场战争，以沙俄军队失败告终。日本夺取了沙俄在辽宁开通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和“铁路附属地”，将其改称“满铁附属地”。并在远离俄国腹地的远东海参崴地区驻扎了一个旅的日本军队。只是在苏俄1917年革命胜利后的第四年，即苏维埃政权在远东站稳脚后的1921年，苏俄军队才把日本军队赶出远东。
　　此后，不到10年的工夫，羽毛渐丰的日本发展成了东方资本主义强国，悍然把铁蹄踏进中国，进而妄图建立由日本一统天下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不能不令苏俄政府焦虑不安。而“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更使得苏俄军界高层，竖起了警惕的耳朵。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决不会等闲视之。所以，“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尼可洛夫紧急会见苏军总参谋长，向他们通报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主要是欲以“满蒙”为基地，进攻苏联。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阵地，共产国际建议：在莫斯科郊区，建立一所名为“国际工作班”的抗日特工培训中心。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刻向全国军民发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东北的中共地下党立即组织民众，武装起来，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
　　共产国际认为：这一局势有利于地下情报组织的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在“列宁村”别墅会议上强调：必须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行之有效的地下情报网，立即着手从中共北满地下抗日组织中选拔培训情报人员。应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要求，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从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应届毕业生中选拔10名学员进入“国际工作班”进修培训。另外，还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在“国际反帝情报组织”中，选派20名中共党员，赴莫斯科“国际工作班”受训，学习无线电架设、收发报技术和相关的谍报知识。然后潜伏在中国东北地区，搜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情报，破坏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钳制日军的行动。
　　“十月村”秘密会议结束后，筹建“国际工作班”的计划，着手实施。


接线布网

　　1932年的10月，中国北方名城哈尔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苏俄侨民纷纷涌向各教区的教堂去做礼拜。在地下组织作为接头据点的圣·索菲亚教堂里，在数百名教徒中，也有一些信奉东正教的中国市民，随着牧师一起唱赞美诗。礼拜完毕，教友们相互问候着、攀谈着，气氛平和、自然。在这宁静氛围掩护之下，共产国际交通员彼得罗夫向中国满洲省委交通员刘吉友靠拢过来。刘吉友翻开手中的《圣经》装作向他讨教问题的样子，彼得罗夫用暗语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收到了关于选派情报员赴苏受训的指示后，立即向吉东、北满地下党组织发出“做好人员选派工作”的通知，经李兆麟等领导同志亲自选拔，派出了在海参崴列宁学校毕业的地下党员刘曙华和哈尔滨地下交通员张兰生乔装商人和马队老板，迅速赶到绥芬河，与装扮成德国客商的共产国际情报部特派员、希腊人比拉苏克和苏军远东情报局伊凡诺夫上校接头。
　　深秋的绥芬河。中俄边境的莽莽山峦层林叠嶂，红叶浓重。刘曙华和张兰生在绥芬河德国商号的旅馆里，等待着比拉苏克和伊凡诺夫的到来。因为日德关系密切，所以，日本关东军特高课对德国客商一般不实施严密监视。但是，在城郊边界上日军驻有重兵把守，以防频繁越界的中俄抗日情报人员密切接触。
　　“九一八”事变以后，俄国边城格罗杰阔沃成了苏军远东情报局严密监控日军动向的情报中心。比拉苏克和伊凡诺夫在格罗杰阔沃作好了过境接头的准备后，持德国护照，于1932年10月15日上午9点乘中东铁路的国际列车，向绥芬河进发。
　　这是世界上最短的国际列车，在两城之间的20多公里的距离上，只跑一个多小时。但是，当时它又是最复杂、最惊险、最刺激的旅程。中、苏、日、德的谍报人员常年乔装打扮，以客商、牧师、医生、甚至妓女等不同身份，往返穿梭，互相玩着猫捉老鼠的把戏。常驻远东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比拉苏克多次和中国同志打过交道，深知中国同志机智勇敢、不辱使命，所以，坦然无虑地敞开西服上衣，悠闲地叼着烟斗，吞云吐雾。而伊凡诺夫的神情却不轻松。他处在远东对日谍报一线，深感局势的严峻和任务的艰巨。所以，眉宇之间不时地显露出一丝焦灼和忧虑。列车在山野、隧道之间穿行，时而开阔、时而封闭、时而曲折迂回的外部环境，把旅客们的迥异心态映衬得淋漓尽致。
　　当天中午，比拉苏克、伊万诺夫和刘曙华、张兰生在德国商号顺利接头。约定：中共北满选派的20名学员将在三天之后，分成4个小组，每组5人，分别从绥芬河、东宁、虎头和珲春4个地段越界过江，进入苏联远东边疆区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0月18日，进入苏联一侧的20多名中国学员，在苏联边防军的接应下，乘俄罗斯一号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向莫斯科进发。途中的七天七夜，刘曙华热情地向同志们介绍俄罗斯风俗民情和苏联国内形势，鼓励大家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早日返回到抗日第一线，在敌人心脏开展情报战。在这些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当中，有两位体魄强健的小伙子，一个叫刘祥、一个叫王永义。
　　三十出头的刘祥，原籍山东，他是行伍出身。额头左上角有一处早年在东北军当骑兵少尉时从马背上摔下来留下的伤痕。刘祥童年家境贫寒，16岁便只身一人离家闯关东。经人介绍在大连一家日本人开的“海光”裱具店当徒工。一干就是六七年。1930年他不堪忍受日本老板的欺辱，逃离店铺，在辽东半岛到处流浪，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东北军招收骑兵的消息，就决心习武从军。1931年初考入了东北军骑兵三师教导团，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活。就在这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突然炮击沈阳北大营，暴露了侵犯中国的狼子野心。东北军失利后，他率残部辗转在河北一带，了解到东北抗日联军积极组织广大民众奋起抗日的事情，便毅然决然地率部参加了东北抗联，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刘祥少年时代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曾在辽宁给日本人打工多年，通晓日语，加之有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共产主义信念，被东北抗联选送，进入特工训练班。
　　王永义是一个教书先生，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情结和民族正义感。“九一八”的炮声彻底粉碎了他想走的“教育救国”的梦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他就投笔从戎，参加了东北军，后来和刘祥一起加入抗联。此次选拔情报人员时，也被选中。
　　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三天，“国际工作班”在“十月村”举行开学典礼。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出席了开学式。目光深邃、情绪激昂的季米特洛夫在简短的致词中称学员们是“反抗东方帝国主义的先锋战士”，要求他们：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学习谍报业务，为埋葬东方帝国主义，解放被侵略压迫的民族，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功勋。
　　“国际工作班”的学业分为四门：一是政治理论课，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讲；二是学习俄语、日语，由苏联老师和苏联驻日本使馆人员主讲，重点讲授日本国的历史和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情况和民俗风情；三是讲授如何以多种身份做掩护，建立情报网，刺探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方法，由共产国际情报总部官员主讲；四是学习架设电台、收发电报、夜视摄影技术和破坏日本军队军事设施的方法，由苏联军官主讲。学习期间，中国学员一律享受苏军排长级别待遇。
　　1933年冬季，严寒封住了激流滚滚的黑龙江和东部的瑚布图河，中国抗日特工队结束了学习和强化训练，配带轻型武器和收发报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黑龙江对岸向虎头、珲春、黑河、绥芬河和东宁等五个方向潜入日军占领区。为了保证这批抗日特工人员能够顺利开展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地下省委负责人周保中、李兆麟等东北抗联领导同志，分头接见了每个特工人员，对他们如何深入敌人心脏，开展地下斗争，作了进一步指示。


派遣尖兵增强实力

　　1934年春季的一个傍晚，斜阳夕照，哈尔滨松花江港口一如往日的忙乱、嘈杂。丁当作响的大卡车和劳工们从巨轮上卸货的号子声、日本警察的断喝声响成一片。与江港一街之隔的一幢铅灰色小楼里，有家成衣店。从窗户朝江港眺望，那里的动静一目了然。但是，那扇窗户却经常关着。店里的老板是22岁的地下党员张兰生。这家店铺就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掩护抗日特工人员，在牡丹江、哈尔滨、沈阳和大连等地分别预先买下的活动据点之一。每天，刘祥和王永义都要从这里用潜望镜或夜视仪监视港口的动静，一有情况，马上将其拍摄下来。
　　在东北各地日军的机关、兵营、车站、码头、仓库周围，都有这样的抗日特工情报站。每天都有滴滴答答的电波穿越云空，飞向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由中苏两国情报人员组成的情报中心，在那里，他们对日军动向和形势的发展做出综合分析后，再将指示和命令发回到各情报站点。
　　在我东北地下党和“国际工作班”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数年的运作、巩固和发展，地下情报网线形成了以大连、沈阳、哈尔滨为中心的情报体系。
　　1940年春季的黄土高原，苍茫、深邃。在延安枣园的一排窑洞里，进进出出的多是一些身着便装的年轻人和少许灰发碧眼的苏联人。夜色迷蒙时分，岗哨增多，时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这里来。这就是我党中共中央社会部培训抗日地下特工的地方。刘祥和王永义作为东北情报网中出色的情报人员，赶到延安，在这里受训。
　　他俩奉命将赴大连港负责那里的情报工作。
　　1941年8月上旬的一天早晨，阳光洒满了山岗。由刘祥、王永义率领的一支小分队，从延安城北的窑洞中走出来，向北开去。这支由10余人组成的小分队，其中有6个人是情报人员，其余是送行的苏联教官和警卫战士。到达西安后，情报人员分成三组，分别在山西和河北办理了敌占区身份证和日本特高课的《出国劳工证》，为进入大连(关东州)准备了合法手续。当时，大连的日本特务控制很严，为了慎重起见，刘祥先让在大连干活的外甥给联系好住处，然后自己先行潜入大连，再一一地将其他同志接应进来，寻找落脚点，准备架设电台。
　　194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一家日本人开办的酒店里，刘祥一身商人打扮，与装扮成德国商人的苏联领事馆情报人员接上了头。三天后，一辆挂着使馆车号的小卡车在夜幕掩护下，在一条偏僻的街路旁将刘祥带走，悄悄驰进了大连的苏联领事馆。当夜，苏联领事彼得罗夫和东北抗联总指挥周保中派出的代表接见刘祥。在彼得罗夫详细询问了他从延安到大连的经过，途中有无疑点和失误及落脚点是否安全后，抗联代表传达了周保中同志的五点指示：强调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鼓励刘祥等人积极配合苏联同志开展地下斗争，完成延安培训班规定的各项侦察任务；要求刘祥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并交给刘祥一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开设一个商店，建立长期情报掩护点；要求刘祥等人学会经商，要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以自己的言行取得周围各色人等的充分信任；要安排好住处，把刘祥和王永义的家属接到大连来；选准电台工作点，要一面经商，一面发展合适的外围情报人员。彼得罗夫交待了下次联络时间是9月1日傍晚6点，地点在大连的日本神社东门左面约一百米的一棵榆树下。同时，规定以后每次联系的具体日期、地点，均由前一次接头时发出通知。如果因故没接上头，就把要请示汇报的内容写在纸上，装入一个专用的小金属盒里，埋入指定地点，再在上面放一块小石头作为标记。抗联代表重申了地下工作纪律后，在迷蒙的夜色中，刘祥乘车悄悄驰离苏联领事馆。
　　接头之后，刘祥按照上述指示，先将自己和王永义家属迁入大连。王永义进入大连后，刘祥和他再度与东北抗联代表在苏联领事馆见面。二人重温了在延安接受的任务，抗联代表要求王永义由刘祥领导并单线联系，并告诉他们要马上架设一处安全的电台发报点，下周将交给他们一部新的收发报机，要抓紧落实，不得出现任何失误。还要求他俩详尽掌握电码简略符号，电台安设成功后，在次日凌晨4点进行首次调试联络。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5年第4期

“国际工作班”在行动

于佰春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撼了中华民族，也令国际社会大为震惊。共产国际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将会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为建立一道对抗东方法西斯侵略的屏障，共产国际在中共和东北抗联地下党的配合下，在苏联组织了抗日地下情报网。透过炮火硝烟，拂去岁月风尘，可以听到一批中国抗日战士为了保卫祖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在远东上空发出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乌云压城风满楼

　　1932年2月15日，莫斯科郊外的“十月村”，大雪弥漫。一座“木克楞”别墅隐藏其间。在这儿，聚集了共产国际情报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10余位高官。他们表情凝重、焦虑不安地把目光投向墙上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苏军总情报部部长阿那多力中将用手指重重地敲击着地图上已经用红笔标注出来的一个城市——中国沈阳。去年秋天，这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沈阳，中国名城，地处东北中心地带，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都于此，沈阳经历了满清王朝兴盛时期的辉煌，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风雨沧桑。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沈阳，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首府，是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将沈阳视为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契入点。

1916年，日本就曾策动过“满蒙独立运动”，企图以武力攻占沈阳，将东北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但未能得逞。1928年，日本军队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终使张作霖难逃一劫。1931年的沈阳，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关东军在沈阳郊外进行了多次实战演习。炮声震天，子弹横飞，村庄里的农户都紧锁房门，家畜也恐惧地躲在窝巢里，不敢发出些许声响。一支支日军小分队像野兽一样，横冲直撞，时而突袭，时而扫射，冲锋的呐喊声响彻沈阳上空。
　　就在这磨刀霍霍之前，日本关东军曾于1929年为发动印支战争，进行“摸底调查”，组织了第一次“北满参谋旅行”活动。随后，写出了《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对日本占领东北后的行政统治等提出设想，并对进一步向远东地区扩张，筹建大东亚共荣圈一事作出预案。
　　1931年初，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武装调停，拥兵入关，并在北京设立了陆海空军副司令官行营，亲往镇守。此次入关，张所率10万兵力，皆系东北军劲旅。日本军队瞅准了东北防务空虚的空子，不舍昼夜，从日本本土，经由朝鲜，向辽宁大批增派部队和装备。并以其事先编造的，所谓“东北军爆破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军守备队”为口实，组织不断升级的挑衅活动。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突袭沈阳北大营，残杀沈阳军民，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立足东北，侵占中国和东南亚，吞并远东，迈出了第一步。
　　苏联政府和军界高层对“九一八”事变的关注和忧虑，不是空穴来风。1905年，在中国旅顺口爆发的日俄战争，曾使得辽东半岛战悚不已。这场战争，以沙俄军队失败告终。日本夺取了沙俄在辽宁开通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和“铁路附属地”，将其改称“满铁附属地”。并在远离俄国腹地的远东海参崴地区驻扎了一个旅的日本军队。只是在苏俄1917年革命胜利后的第四年，即苏维埃政权在远东站稳脚后的1921年，苏俄军队才把日本军队赶出远东。
　　此后，不到10年的工夫，羽毛渐丰的日本发展成了东方资本主义强国，悍然把铁蹄踏进中国，进而妄图建立由日本一统天下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不能不令苏俄政府焦虑不安。而“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更使得苏俄军界高层，竖起了警惕的耳朵。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决不会等闲视之。所以，“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尼可洛夫紧急会见苏军总参谋长，向他们通报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主要是欲以“满蒙”为基地，进攻苏联。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阵地，共产国际建议：在莫斯科郊区，建立一所名为“国际工作班”的抗日特工培训中心。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刻向全国军民发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东北的中共地下党立即组织民众，武装起来，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
　　共产国际认为：这一局势有利于地下情报组织的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在“列宁村”别墅会议上强调：必须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行之有效的地下情报网，立即着手从中共北满地下抗日组织中选拔培训情报人员。应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要求，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从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应届毕业生中选拔10名学员进入“国际工作班”进修培训。另外，还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在“国际反帝情报组织”中，选派20名中共党员，赴莫斯科“国际工作班”受训，学习无线电架设、收发报技术和相关的谍报知识。然后潜伏在中国东北地区，搜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情报，破坏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钳制日军的行动。
　　“十月村”秘密会议结束后，筹建“国际工作班”的计划，着手实施。


接线布网

　　1932年的10月，中国北方名城哈尔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苏俄侨民纷纷涌向各教区的教堂去做礼拜。在地下组织作为接头据点的圣·索菲亚教堂里，在数百名教徒中，也有一些信奉东正教的中国市民，随着牧师一起唱赞美诗。礼拜完毕，教友们相互问候着、攀谈着，气氛平和、自然。在这宁静氛围掩护之下，共产国际交通员彼得罗夫向中国满洲省委交通员刘吉友靠拢过来。刘吉友翻开手中的《圣经》装作向他讨教问题的样子，彼得罗夫用暗语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收到了关于选派情报员赴苏受训的指示后，立即向吉东、北满地下党组织发出“做好人员选派工作”的通知，经李兆麟等领导同志亲自选拔，派出了在海参崴列宁学校毕业的地下党员刘曙华和哈尔滨地下交通员张兰生乔装商人和马队老板，迅速赶到绥芬河，与装扮成德国客商的共产国际情报部特派员、希腊人比拉苏克和苏军远东情报局伊凡诺夫上校接头。
　　深秋的绥芬河。中俄边境的莽莽山峦层林叠嶂，红叶浓重。刘曙华和张兰生在绥芬河德国商号的旅馆里，等待着比拉苏克和伊凡诺夫的到来。因为日德关系密切，所以，日本关东军特高课对德国客商一般不实施严密监视。但是，在城郊边界上日军驻有重兵把守，以防频繁越界的中俄抗日情报人员密切接触。
　　“九一八”事变以后，俄国边城格罗杰阔沃成了苏军远东情报局严密监控日军动向的情报中心。比拉苏克和伊凡诺夫在格罗杰阔沃作好了过境接头的准备后，持德国护照，于1932年10月15日上午9点乘中东铁路的国际列车，向绥芬河进发。
　　这是世界上最短的国际列车，在两城之间的20多公里的距离上，只跑一个多小时。但是，当时它又是最复杂、最惊险、最刺激的旅程。中、苏、日、德的谍报人员常年乔装打扮，以客商、牧师、医生、甚至妓女等不同身份，往返穿梭，互相玩着猫捉老鼠的把戏。常驻远东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比拉苏克多次和中国同志打过交道，深知中国同志机智勇敢、不辱使命，所以，坦然无虑地敞开西服上衣，悠闲地叼着烟斗，吞云吐雾。而伊凡诺夫的神情却不轻松。他处在远东对日谍报一线，深感局势的严峻和任务的艰巨。所以，眉宇之间不时地显露出一丝焦灼和忧虑。列车在山野、隧道之间穿行，时而开阔、时而封闭、时而曲折迂回的外部环境，把旅客们的迥异心态映衬得淋漓尽致。
　　当天中午，比拉苏克、伊万诺夫和刘曙华、张兰生在德国商号顺利接头。约定：中共北满选派的20名学员将在三天之后，分成4个小组，每组5人，分别从绥芬河、东宁、虎头和珲春4个地段越界过江，进入苏联远东边疆区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0月18日，进入苏联一侧的20多名中国学员，在苏联边防军的接应下，乘俄罗斯一号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向莫斯科进发。途中的七天七夜，刘曙华热情地向同志们介绍俄罗斯风俗民情和苏联国内形势，鼓励大家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早日返回到抗日第一线，在敌人心脏开展情报战。在这些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当中，有两位体魄强健的小伙子，一个叫刘祥、一个叫王永义。
　　三十出头的刘祥，原籍山东，他是行伍出身。额头左上角有一处早年在东北军当骑兵少尉时从马背上摔下来留下的伤痕。刘祥童年家境贫寒，16岁便只身一人离家闯关东。经人介绍在大连一家日本人开的“海光”裱具店当徒工。一干就是六七年。1930年他不堪忍受日本老板的欺辱，逃离店铺，在辽东半岛到处流浪，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东北军招收骑兵的消息，就决心习武从军。1931年初考入了东北军骑兵三师教导团，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活。就在这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突然炮击沈阳北大营，暴露了侵犯中国的狼子野心。东北军失利后，他率残部辗转在河北一带，了解到东北抗日联军积极组织广大民众奋起抗日的事情，便毅然决然地率部参加了东北抗联，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刘祥少年时代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曾在辽宁给日本人打工多年，通晓日语，加之有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共产主义信念，被东北抗联选送，进入特工训练班。
　　王永义是一个教书先生，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情结和民族正义感。“九一八”的炮声彻底粉碎了他想走的“教育救国”的梦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他就投笔从戎，参加了东北军，后来和刘祥一起加入抗联。此次选拔情报人员时，也被选中。
　　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三天，“国际工作班”在“十月村”举行开学典礼。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出席了开学式。目光深邃、情绪激昂的季米特洛夫在简短的致词中称学员们是“反抗东方帝国主义的先锋战士”，要求他们：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学习谍报业务，为埋葬东方帝国主义，解放被侵略压迫的民族，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功勋。
　　“国际工作班”的学业分为四门：一是政治理论课，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讲；二是学习俄语、日语，由苏联老师和苏联驻日本使馆人员主讲，重点讲授日本国的历史和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情况和民俗风情；三是讲授如何以多种身份做掩护，建立情报网，刺探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方法，由共产国际情报总部官员主讲；四是学习架设电台、收发电报、夜视摄影技术和破坏日本军队军事设施的方法，由苏联军官主讲。学习期间，中国学员一律享受苏军排长级别待遇。
　　1933年冬季，严寒封住了激流滚滚的黑龙江和东部的瑚布图河，中国抗日特工队结束了学习和强化训练，配带轻型武器和收发报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黑龙江对岸向虎头、珲春、黑河、绥芬河和东宁等五个方向潜入日军占领区。为了保证这批抗日特工人员能够顺利开展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地下省委负责人周保中、李兆麟等东北抗联领导同志，分头接见了每个特工人员，对他们如何深入敌人心脏，开展地下斗争，作了进一步指示。


派遣尖兵增强实力

　　1934年春季的一个傍晚，斜阳夕照，哈尔滨松花江港口一如往日的忙乱、嘈杂。丁当作响的大卡车和劳工们从巨轮上卸货的号子声、日本警察的断喝声响成一片。与江港一街之隔的一幢铅灰色小楼里，有家成衣店。从窗户朝江港眺望，那里的动静一目了然。但是，那扇窗户却经常关着。店里的老板是22岁的地下党员张兰生。这家店铺就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掩护抗日特工人员，在牡丹江、哈尔滨、沈阳和大连等地分别预先买下的活动据点之一。每天，刘祥和王永义都要从这里用潜望镜或夜视仪监视港口的动静，一有情况，马上将其拍摄下来。
　　在东北各地日军的机关、兵营、车站、码头、仓库周围，都有这样的抗日特工情报站。每天都有滴滴答答的电波穿越云空，飞向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由中苏两国情报人员组成的情报中心，在那里，他们对日军动向和形势的发展做出综合分析后，再将指示和命令发回到各情报站点。
　　在我东北地下党和“国际工作班”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数年的运作、巩固和发展，地下情报网线形成了以大连、沈阳、哈尔滨为中心的情报体系。
　　1940年春季的黄土高原，苍茫、深邃。在延安枣园的一排窑洞里，进进出出的多是一些身着便装的年轻人和少许灰发碧眼的苏联人。夜色迷蒙时分，岗哨增多，时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这里来。这就是我党中共中央社会部培训抗日地下特工的地方。刘祥和王永义作为东北情报网中出色的情报人员，赶到延安，在这里受训。
　　他俩奉命将赴大连港负责那里的情报工作。
　　1941年8月上旬的一天早晨，阳光洒满了山岗。由刘祥、王永义率领的一支小分队，从延安城北的窑洞中走出来，向北开去。这支由10余人组成的小分队，其中有6个人是情报人员，其余是送行的苏联教官和警卫战士。到达西安后，情报人员分成三组，分别在山西和河北办理了敌占区身份证和日本特高课的《出国劳工证》，为进入大连(关东州)准备了合法手续。当时，大连的日本特务控制很严，为了慎重起见，刘祥先让在大连干活的外甥给联系好住处，然后自己先行潜入大连，再一一地将其他同志接应进来，寻找落脚点，准备架设电台。
　　194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一家日本人开办的酒店里，刘祥一身商人打扮，与装扮成德国商人的苏联领事馆情报人员接上了头。三天后，一辆挂着使馆车号的小卡车在夜幕掩护下，在一条偏僻的街路旁将刘祥带走，悄悄驰进了大连的苏联领事馆。当夜，苏联领事彼得罗夫和东北抗联总指挥周保中派出的代表接见刘祥。在彼得罗夫详细询问了他从延安到大连的经过，途中有无疑点和失误及落脚点是否安全后，抗联代表传达了周保中同志的五点指示：强调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鼓励刘祥等人积极配合苏联同志开展地下斗争，完成延安培训班规定的各项侦察任务；要求刘祥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并交给刘祥一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开设一个商店，建立长期情报掩护点；要求刘祥等人学会经商，要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以自己的言行取得周围各色人等的充分信任；要安排好住处，把刘祥和王永义的家属接到大连来；选准电台工作点，要一面经商，一面发展合适的外围情报人员。彼得罗夫交待了下次联络时间是9月1日傍晚6点，地点在大连的日本神社东门左面约一百米的一棵榆树下。同时，规定以后每次联系的具体日期、地点，均由前一次接头时发出通知。如果因故没接上头，就把要请示汇报的内容写在纸上，装入一个专用的小金属盒里，埋入指定地点，再在上面放一块小石头作为标记。抗联代表重申了地下工作纪律后，在迷蒙的夜色中，刘祥乘车悄悄驰离苏联领事馆。
　　接头之后，刘祥按照上述指示，先将自己和王永义家属迁入大连。王永义进入大连后，刘祥和他再度与东北抗联代表在苏联领事馆见面。二人重温了在延安接受的任务，抗联代表要求王永义由刘祥领导并单线联系，并告诉他们要马上架设一处安全的电台发报点，下周将交给他们一部新的收发报机，要抓紧落实，不得出现任何失误。还要求他俩详尽掌握电码简略符号，电台安设成功后，在次日凌晨4点进行首次调试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