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铁血虎贲——国民党军的德式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0/12/04 07:03:09
铁血虎贲——国民党军的德式师(上)作者 光亭


很久以前,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一张反映抗战时期的照片,上面是头戴着著名的德国M—35式钢盔的国军官兵战斗的场景,令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怎么国军会装备德式钢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军抗战研究的深入,终于知道,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德国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军事合作,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通常被称为德式师、德装师或德械师(本文一律称为德式师,下同),这支部队可以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装备、训练还是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般的巨大作用,可惜有关这支部队的介绍似乎已经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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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希望能将德式师的情况尽量做一份真实全面的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资料的搜集相当之难,因此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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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中德军事合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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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历来就是一些在军事上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学习效仿对象,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普鲁士陆军全套军事思想、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德国军事,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就有着深深的德国军事影响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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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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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原则同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马克斯·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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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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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 “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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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整军方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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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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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在这10个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部队全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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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师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委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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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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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编先从中央系和东北军中开始,中央系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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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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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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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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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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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7年7月,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一些是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抗战再晚一年爆发,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军队接受先进的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思想训练,抗战局面至少说可以乐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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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武器装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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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武器方面,德式师主要单兵武器是国造7<B>.</B>92毫米中正式或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步枪,也就是K98k的前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德式师里还有其他各式型号的步枪,如汉阳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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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师装备的轻机枪多是国造仿制捷克ZB26,也有少量的比利时和法国的轻机枪。但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中最为出名的MG—34轻机枪却没有采购装备,中国也没有仿制生产。轻机枪装备数量基本能达到每班一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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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机枪多采用仿制马克沁的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该枪是根据1934年由德国兵工署向中国免费提供的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制造图纸生产的,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与德国陆军装备的1908式重机枪稍有不同,确切地说应是1909式外销型号,采用250发帆布弹带供弹。一般情况下,重机枪的装备数量是每个步兵营建制里设有一个重机枪连,共3个排6挺。这一配置标准只相当于德国陆军标准步兵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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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师装备的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驳壳枪,也叫盒子炮、快慢机或二十响,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其真正的名称应是7<B>.</B>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动手枪,欧洲多称为C96手炮。这种手枪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极高的评价,很多军人莫不以得到一把驳壳枪为荣!当然,德式师装备的毛瑟手枪可不同其他部队里由中国兵工厂、修械所甚至私人制枪作坊仿制的,全都是正宗从德国进口的原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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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是现代化军队所必不可缺的武器装备,可惜中国由于技术和财力所限,连号称最现代化的德式师在此方面与现代化军队的差距都是非常悬殊的。德式部队中,除了教导总队拥有自己独立的直属重炮部队,其他各德式师都没有师属重炮部队,就以装备最好的第36、第87、第88师为例,也只有1个师属炮兵营而已(在最初的计划中应是1个辖3个营的炮兵团)外加战防炮连和高射炮连各1个。炮兵营下辖3个榴弹炮连,每连装备4门德制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全营共12门,战防炮连装备4门德制37毫米Pak35战防炮,高射炮连装备6门20毫米高射炮(高射炮型号较多,主要有瑞士的奥力根(Oerlikon)、丹麦的麦迪森(Madsen)、德国莱茵公司瑞士子公司的索罗通(Solothurn)等)。除了师属炮兵营外,每个步兵团还有迫击炮连和小炮连各1个,迫击炮连装备6门仿制法国81毫米布郎得(Brandt)迫击炮的20年式82毫米迫击炮,小炮连装备6门20毫米索罗通机关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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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炮火不足的缺陷,德国顾问建议将少量先进火炮集中编成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统一使用,由火力的集中调配,来达到支援作战的目的。为此组建了一些装备重炮的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如装备75毫米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山炮的炮兵第2旅、装备75毫米德制L/29克虏伯(Krupp)野炮的炮兵第六旅。火炮性能最好当属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2 sFH 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0团(1934年采购)和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0 sFH 18 克虏伯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4团(1936年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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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肯豪斯将军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在师通信营的建制内设立一个无线电通信排,配备15瓦无线电台,并在各步兵团团部建立一个配备5瓦无线电台的无线电通信班,构成了师团两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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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个人装具</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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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系德式师的军装分三种,春秋为黄绿色驼绒夹衣常服,夏季为草绿色卡其布衫(又分长裤短裤两种),冬季为棉布。军官配呢军装和呢大衣,质地也就是被称作“甲种呢”的呈斜橫纹走向的呢质橫织布,军服式样基本就是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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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圆筒军常帽,也叫军小帽,据说其款式是根据欧洲滑雪小帽改进而来的,也有说是从土耳其的圆筒帽变化而来。军帽整体采用适合东方人头形的正圆筒形,而不是欧洲的椭圆形。在帽围上有折围式护面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铜扣连接在正面,必要时可以放下,遮住面部和后颈部,可以起到防寒、放风、防尘、隔音等作用。在护面布上缘到上帽沿之间镶有一颗直径2<B>.</B>8厘米的青天白日国徽。作战时,则戴德制M—35型钢盔,这也是德式师最明显的服装特征,钢盔上同样也镶有一颗青天白日国徽。据说中国德式师所佩带的M—35钢盔还是德国工厂里最早生产出来的一批,根据目前的资料,截止到1936年,中国总共从德国进口了31<B>.</B>5万顶M—35钢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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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军队的机动方式主要还是步行,绑腿可以有限减轻长途步行的疲劳,因此绑腿成为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个人传统装具,德式师也不例外,打绑腿,士兵配发黑色胶底布鞋,军官配发皮鞋,高级军官配发高统皮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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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士兵标准个人装具包括弹带、水壶、干粮袋和防毒面具,弹带为帆布长条形,不同与德军的皮制弹包,通常是一条长弹带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条打结扎紧,可以携带20个子弹夹。也有少量采用两条短弹带或在胸前如X型交叉,或在两肩下如V型分叉,或在肩上腰上各一条。很遗憾,德式师没有配发二战中德军标志性的个人装具Y形背带。水壶一部分是从德国采购,一部分是由国内仿制,椭圆形木塞盖,肩背带。这与德军所采用的系在腰带上的金属盖水壶略有不同。干粮袋为方形,背带跨肩,也与德军系在腰带上不同。防毒面具是采购德国的1930式面具,也有部分仿制的,但与德军不同的是裝在帆布袋中,而非装在圆筒中。但是不少照片资料上可以看到德式师士兵携带的防毒面具是装在圆筒中,其实那是仿制法国的防毒面具圆筒容具,两者区别在于德军圆筒容具上是直向形增强条纹,而仿制法国的则是横向形增强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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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B></P><B>编制序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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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师的编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是一支装备最齐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1937年11月扩编为3旅6团的甲种师,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其中3个团即第1、第3、第5团为全德式装备,另3个团(多为新兵)则在整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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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编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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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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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辖3个旅,旅辖2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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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德式装备的第1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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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直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通信连、输送连各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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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辖3个步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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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兵营辖3个步兵连(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2门82毫米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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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师的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基本编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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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直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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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炮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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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榴弹炮连(12门75毫米山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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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战防炮连(4门37毫米战防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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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高射炮连(4门20毫米高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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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工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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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通信营 (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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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辎重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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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特务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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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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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辖2个步兵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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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辖2个步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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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直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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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迫击炮连(6门83毫米迫击炮)     






<P>
1个小炮连(6门20毫米机关炮)






<P>
1个通信连






<P>
1个特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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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团辖3个步兵营:</P>
步兵营直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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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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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辖3个步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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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辖3个步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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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辖3个班(每排3挺轻机枪,30支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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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辖2个补充团:采用换装德式装备时淘汰下来的旧式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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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师总兵力约1<B>.</B>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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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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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总队各级主官:(组建于1931年1月,最初编制仅为由两个步兵营和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及通信连各一个组成的团级单位,人员主要是从教导第2师中抽调,主要用于德式步兵团编制和装备试验。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后才扩编成师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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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193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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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旅周振强,参谋主任马连桂,辖第1团秦士铨、第2团谢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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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旅胡启儒,参谋主任廖耀湘,辖第3团李西开、第6团刘子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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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旅马威龙,辖第4团睢友兰、第5团马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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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师各级主官:(1933年9月由87师和88师补充旅组成,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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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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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6旅陈瑞河,辖第212团顾葆裕、第213团李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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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8旅杨光钰,辖第215团刘英、第216团胡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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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1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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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王敬久,副师长钱伦体,参谋长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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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9旅沈发藻,辖第517团刘曼天、第518团罗哲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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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1旅刘安祺,辖第521团陈颐鼎、第522团易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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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2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6年10月获颁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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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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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2旅彭巩英,辖第523团吴求剑、第524团韩宪元;
                第264旅黄梅兴,辖第527团廖奇龄、第528团朱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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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虎贲——国民党军的德式师(上)作者 光亭


很久以前,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一张反映抗战时期的照片,上面是头戴着著名的德国M—35式钢盔的国军官兵战斗的场景,令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怎么国军会装备德式钢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军抗战研究的深入,终于知道,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德国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军事合作,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通常被称为德式师、德装师或德械师(本文一律称为德式师,下同),这支部队可以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装备、训练还是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般的巨大作用,可惜有关这支部队的介绍似乎已经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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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希望能将德式师的情况尽量做一份真实全面的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资料的搜集相当之难,因此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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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中德军事合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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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历来就是一些在军事上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学习效仿对象,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普鲁士陆军全套军事思想、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德国军事,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就有着深深的德国军事影响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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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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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原则同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马克斯·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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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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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 “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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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整军方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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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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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在这10个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部队全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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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师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委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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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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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编先从中央系和东北军中开始,中央系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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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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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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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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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P>
至1937年7月,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一些是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抗战再晚一年爆发,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军队接受先进的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思想训练,抗战局面至少说可以乐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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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武器装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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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武器方面,德式师主要单兵武器是国造7<B>.</B>92毫米中正式或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步枪,也就是K98k的前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德式师里还有其他各式型号的步枪,如汉阳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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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师装备的轻机枪多是国造仿制捷克ZB26,也有少量的比利时和法国的轻机枪。但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中最为出名的MG—34轻机枪却没有采购装备,中国也没有仿制生产。轻机枪装备数量基本能达到每班一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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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机枪多采用仿制马克沁的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该枪是根据1934年由德国兵工署向中国免费提供的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制造图纸生产的,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与德国陆军装备的1908式重机枪稍有不同,确切地说应是1909式外销型号,采用250发帆布弹带供弹。一般情况下,重机枪的装备数量是每个步兵营建制里设有一个重机枪连,共3个排6挺。这一配置标准只相当于德国陆军标准步兵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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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师装备的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驳壳枪,也叫盒子炮、快慢机或二十响,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其真正的名称应是7<B>.</B>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动手枪,欧洲多称为C96手炮。这种手枪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极高的评价,很多军人莫不以得到一把驳壳枪为荣!当然,德式师装备的毛瑟手枪可不同其他部队里由中国兵工厂、修械所甚至私人制枪作坊仿制的,全都是正宗从德国进口的原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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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是现代化军队所必不可缺的武器装备,可惜中国由于技术和财力所限,连号称最现代化的德式师在此方面与现代化军队的差距都是非常悬殊的。德式部队中,除了教导总队拥有自己独立的直属重炮部队,其他各德式师都没有师属重炮部队,就以装备最好的第36、第87、第88师为例,也只有1个师属炮兵营而已(在最初的计划中应是1个辖3个营的炮兵团)外加战防炮连和高射炮连各1个。炮兵营下辖3个榴弹炮连,每连装备4门德制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全营共12门,战防炮连装备4门德制37毫米Pak35战防炮,高射炮连装备6门20毫米高射炮(高射炮型号较多,主要有瑞士的奥力根(Oerlikon)、丹麦的麦迪森(Madsen)、德国莱茵公司瑞士子公司的索罗通(Solothurn)等)。除了师属炮兵营外,每个步兵团还有迫击炮连和小炮连各1个,迫击炮连装备6门仿制法国81毫米布郎得(Brandt)迫击炮的20年式82毫米迫击炮,小炮连装备6门20毫米索罗通机关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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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炮火不足的缺陷,德国顾问建议将少量先进火炮集中编成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统一使用,由火力的集中调配,来达到支援作战的目的。为此组建了一些装备重炮的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如装备75毫米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山炮的炮兵第2旅、装备75毫米德制L/29克虏伯(Krupp)野炮的炮兵第六旅。火炮性能最好当属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2 sFH 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0团(1934年采购)和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0 sFH 18 克虏伯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4团(1936年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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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肯豪斯将军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在师通信营的建制内设立一个无线电通信排,配备15瓦无线电台,并在各步兵团团部建立一个配备5瓦无线电台的无线电通信班,构成了师团两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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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个人装具</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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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系德式师的军装分三种,春秋为黄绿色驼绒夹衣常服,夏季为草绿色卡其布衫(又分长裤短裤两种),冬季为棉布。军官配呢军装和呢大衣,质地也就是被称作“甲种呢”的呈斜橫纹走向的呢质橫织布,军服式样基本就是中山装。






<P>
头戴圆筒军常帽,也叫军小帽,据说其款式是根据欧洲滑雪小帽改进而来的,也有说是从土耳其的圆筒帽变化而来。军帽整体采用适合东方人头形的正圆筒形,而不是欧洲的椭圆形。在帽围上有折围式护面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铜扣连接在正面,必要时可以放下,遮住面部和后颈部,可以起到防寒、放风、防尘、隔音等作用。在护面布上缘到上帽沿之间镶有一颗直径2<B>.</B>8厘米的青天白日国徽。作战时,则戴德制M—35型钢盔,这也是德式师最明显的服装特征,钢盔上同样也镶有一颗青天白日国徽。据说中国德式师所佩带的M—35钢盔还是德国工厂里最早生产出来的一批,根据目前的资料,截止到1936年,中国总共从德国进口了31<B>.</B>5万顶M—35钢盔。






<P>
因为中国军队的机动方式主要还是步行,绑腿可以有限减轻长途步行的疲劳,因此绑腿成为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个人传统装具,德式师也不例外,打绑腿,士兵配发黑色胶底布鞋,军官配发皮鞋,高级军官配发高统皮靴。






<P>
每个士兵标准个人装具包括弹带、水壶、干粮袋和防毒面具,弹带为帆布长条形,不同与德军的皮制弹包,通常是一条长弹带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条打结扎紧,可以携带20个子弹夹。也有少量采用两条短弹带或在胸前如X型交叉,或在两肩下如V型分叉,或在肩上腰上各一条。很遗憾,德式师没有配发二战中德军标志性的个人装具Y形背带。水壶一部分是从德国采购,一部分是由国内仿制,椭圆形木塞盖,肩背带。这与德军所采用的系在腰带上的金属盖水壶略有不同。干粮袋为方形,背带跨肩,也与德军系在腰带上不同。防毒面具是采购德国的1930式面具,也有部分仿制的,但与德军不同的是裝在帆布袋中,而非装在圆筒中。但是不少照片资料上可以看到德式师士兵携带的防毒面具是装在圆筒中,其实那是仿制法国的防毒面具圆筒容具,两者区别在于德军圆筒容具上是直向形增强条纹,而仿制法国的则是横向形增强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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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B></P><B>编制序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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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师的编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是一支装备最齐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1937年11月扩编为3旅6团的甲种师,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其中3个团即第1、第3、第5团为全德式装备,另3个团(多为新兵)则在整训之中。






<P>
基本编制如下:






<P>
师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1个。






<P>
师辖3个旅,旅辖2个团。






<P>
以全德式装备的第1团为例:






<P>
团直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通信连、输送连各1个。






<P>
团辖3个步兵营






<P>
    步兵营辖3个步兵连(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2门82毫米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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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德式师的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基本编制如下:






<P>
(一)师直属部队:






<P>
         1个炮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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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榴弹炮连(12门75毫米山炮)     






<P>
             1个战防炮连(4门37毫米战防炮)     






<P>
             1个高射炮连(4门20毫米高射炮)






<P>
1个工兵营         






<P>
1个通信营 (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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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辎重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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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特务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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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     






<P>
(二)师辖2个步兵旅:






<P>
           旅辖2个步兵团:






<P>
                团直属部队:






<P>
1个迫击炮连(6门83毫米迫击炮)     






<P>
1个小炮连(6门20毫米机关炮)






<P>
1个通信连






<P>
1个特务连






<P>
<P>                   团辖3个步兵营:</P>
步兵营直属部队:






<P>
    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






<P>
营辖3个步兵连:






<P>
     连辖3个步兵排:






<P>
         排辖3个班(每排3挺轻机枪,30支步枪)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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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辖2个补充团:采用换装德式装备时淘汰下来的旧式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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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师总兵力约1<B>.</B>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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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B>附:</B>






<P>
教导总队各级主官:(组建于1931年1月,最初编制仅为由两个步兵营和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及通信连各一个组成的团级单位,人员主要是从教导第2师中抽调,主要用于德式步兵团编制和装备试验。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后才扩编成师级单位)






<P>
    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1933年6月)






<P>
        第1旅周振强,参谋主任马连桂,辖第1团秦士铨、第2团谢承瑞;






<P>
第2旅胡启儒,参谋主任廖耀湘,辖第3团李西开、第6团刘子淑;






<P>
第3旅马威龙,辖第4团睢友兰、第5团马威龙。






<P>
<P>   </P>
第36师各级主官:(1933年9月由87师和88师补充旅组成,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P>
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钜;






<P>
    第106旅陈瑞河,辖第212团顾葆裕、第213团李志鹏;






<P>
    第108旅杨光钰,辖第215团刘英、第216团胡家骥。






<P>
<P>  </P>
第87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1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P>
师长王敬久,副师长钱伦体,参谋长夏声;






<P>
    第259旅沈发藻,辖第517团刘曼天、第518团罗哲东;






<P>
    第261旅刘安祺,辖第521团陈颐鼎、第522团易安华。






<P>
<P>  </P>
第88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2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6年10月获颁军旗)






<P>
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P>
    第262旅彭巩英,辖第523团吴求剑、第524团韩宪元;
                第264旅黄梅兴,辖第527团廖奇龄、第528团朱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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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27 12:32:10编辑过]
新手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em01]
<P>欢迎欢迎,希望你在这里能够愉快!</P>
他的结局证明,一群在绵羊统帅下的狮子,不会比一群狮子统帅下的绵羊更出色[em05][em05]
<P>有总比没有好,再说了换谁去813的上海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P><P>一群狮子统帅下的绵羊也不会有好结局。</P>
<P>当年德国和中国在昆明联合建了一个光学仪器厂。这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激光技术独步天下的基石啊</P>
就是数量太少
<P>老蒋的嫡系部队才有装备!!!</P>
<B>以下是引用<I>astatine1982</I>在2005-3-31 20:16:00的发言:</B>

<P>当年德国和中国在昆明联合建了一个光学仪器厂。这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激光技术独步天下的基石啊</P>

<P>当年德国和中国在昆明联合建了一个光学仪器厂令现在的中国激光技术独步天下?!扯得上关系吗!!!</P>
原来国民党也有过这么牛的军队!可惜了碰上了毛爷爷的 八路
嗨!!!!!!!!!!!到是有模有样的啊!
装备真是不错,要是八路有这样的装备···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抗战中也多有作为啊!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海军陆战队也使用了很长一端时间的M35盔,还装备了短皮靴
[B]以下是引用[I]calvin[/I]在2005-3-30 11:38:00的发言:[/B][BR]<P>有总比没有好,再说了换谁去813的上海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P><P>一群狮子统帅下的绵羊也不会有好结局。</P>

再好的陆军也不能和海军对抗啊。。。
[B]以下是引用[I]fire2000[/I]在2005-4-3 0:28:00的发言:[/B][BR]><P>当年德国和中国在昆明联合建了一个光学仪器厂令现在的中国激光技术独步天下?!扯得上关系吗!!!</P>

《兵器知识》上刊登过光学泰斗王大珩的回忆录,看了就明白了。
不过我没听说昆明光学仪器厂是和德国合建的
顶!
德国的顾问和军火并不是国家官方性质的援助,而是私人商业性质的。
一个邪恶国家的个别人豢养的垃圾军队。
对自己的国民搞三光比打击敌人厉害。
顶!
装备真的是不错呀
[B]以下是引用[I]瓦连京[/I]在2005-5-23 19:29:00的发言:[/B][BR]一个邪恶国家的个别人豢养的垃圾军队。
对自己的国民搞三光比打击敌人厉害。

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队就是德装部队
[B]以下是引用[I]无声呐喊[/I]在2005-5-30 14:36:00的发言:[/B][BR]。
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队就是德装部队

33年是什么部队进攻19路军的?
德装部队是35年开始整编的,不知道33年的事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em05]
[此贴子已经被核辐射于2005-6-2 9:05:54编辑过]
[B]以下是引用[I]无声呐喊[/I]在2005-5-30 15:22:00的发言:[/B][BR]德装部队是35年开始整编的,不知道33年的事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em05]

松沪抗战能跟德械师扯上关系,你还醒着吗?

国民党法西斯军队能比日军强多少?日军是对别国人民搞三光,而国军是对自己的人民搞三光。军统大将唐纵的日记中写“……我军未进城而城中户户关门店店打烊……深感民众拒吾军与千里之外矣……”这样的军队,不是垃圾是什么?
[B]以下是引用[I]Валия[/I]在2005-5-30 17:09:00的发言:[/B][BR]]
那么32年的松沪抗战关德械师什么事情?笑话,蒋该死什么时候组建德式师的都不清楚就开始神吹啦???

唉,这里真是什么鸟都有,连淞沪会战坚守四行仓库是什么时候都搞不清楚,还在这瞎叫唤,呵呵真逗。
[em05]
[B]以下是引用[I]瓦连京[/I]在2005-6-2 4:38:00的发言:[/B][BR]]
松沪抗战能跟德械师扯上关系,你还醒着吗?

国民党法西斯军队能比日军强多少?日军是对别国人民搞三光,而国军是对自己的人民搞三光。军统大将唐纵的日记中写“……我军未进城而城中户户关门店店打烊……深感民众拒吾军与千里之外矣……”这样的军队,不是垃圾是什么?

呵呵,你这样的才是垃圾。
无论是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4年平息“福建事变”还是1937年的淞沪会战都和36、87、88这三个师有很大关系。1932年张治中率领下调往上海支援19路军作战的便是这三个师的前身87、88师;1934年平“闽变”时已经以87、88师的四个补充团扩编出了宋希濂的36师,这三个师再次在张治中的率领下向当年的战友动了手。1937年的813淞沪会战中,已经改为德式装备的上述三个师成为前期中国军队进攻阶段的主角,不过建树不大就是了。淞沪会战后期上述三个师都独立成军,扩编为71、72、78军,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即出自孙元良的72军。88师的名人当然是谢晋元,不过他的师长兼军长也很值的一提:此公还有个特异的本事,就是腿很长,以弃部逃跑而论在中央系部队中可算是无出其右者。北伐战争时期有一次,南京保卫战时有一次,淮海战役时有一次,西南战役时有一次。尤其是在南京那次,88师在雨花台与日军血战,师长却开溜进了城。南京沦陷后,在他的部下们血染草鞋峡江面时,此公居然在安全区里躲了几十天没被日军发现最后成功逃回了武汉,真算是本事不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 11:04:59编辑过]
秦汉?!演电影的那个??
[B]以下是引用[I]无声呐喊[/I]在2005-6-2 10:07:00的发言:[/B][BR]

唉,这里真是什么鸟都有,连淞沪会战坚守四行仓库是什么时候都搞不清楚,还在这瞎叫唤,呵呵真逗。
[em05]

30年代初期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些部队就在德籍顾问的指导按德式操典进行训练,也就是样板部队,32年第一次松沪抗战即为这些部队,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德械式的前身,他们的沿袭关系29楼的朋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B]以下是引用[I]Валия[/I]在2005-6-2 11:23:00的发言:[/B][BR]]
30年代初期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些部队就在德籍顾问的指导按德式操典进行训练,也就是样板部队,32年第一次松沪抗战即为这些部队,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德械式的前身,他们的沿袭关系29楼的朋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所有的中央军沿袭上去根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伐军。

不过你说的这个倒跟我的观点没什么大关系。
[B]以下是引用[I]无声呐喊[/I]在2005-6-2 11:44:00的发言:[/B][BR]。

所有的中央军沿袭上去根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伐军。

不过你说的这个倒跟我的观点没什么大关系。

中央军系统里面非国民革命军出身的部队也多了,和北伐时的第1军无关的部队更多,倒是2-30年代收编的原北洋军和其他地方杂系部队不少。你可以说中央军系统的建军部队是北伐前的黄埔学生军,但是不能说随便哪个部队的根都是第1军。
的确是绝对的精锐部队。。。。  
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做后盾。。。  要不   呵呵  狗日的。。。
毛主席说的好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中国人民万岁
可惜啊
不管是德式师还是美械师统统打不赢农民师!!!
杂牌军中,东北军战斗力不弱。
[B]以下是引用[I]核辐射[/I]在2005-6-2 11:12:00的发言:[/B][BR]秦汉?!演电影的那个??

是啊,就是台湾影星秦汉他爸.
[zt]德国与中国抗战

章伯家    


    1937年夏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其中最精锐的“示范军”装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有大约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这一仗直呼为“德国战争”。考虑到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历史的缘由。





德国军火输华的源起
      在中德关系的早期发展中,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德国已成为向中国输出军火的头号国家。据台湾学者陈存恭统计,1911年至1913年三年合计,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输华军火急剧减少。战争后期中国对德宣战,两国间的军火贸易中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但是,历史却为战败者提供了另一种机会。192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显露出诱人的前景。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德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乎等基础上与之交往的先进工业国,中国不仅需要德国的投资,还需要德国在军队建设和工业管理方面的经验,战后德国被闲置的军工人才也可以到中国来一展身手。而在一些德国人眼中,中国恰好是重振德国经济所需要的一个可以进行互利贸易的伙伴,中国既可以为德国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又能提供德国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
一时间,无论是中国北方的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政府,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军阀,都迫切地希望同德国开展经济军事合作。只是由于中国政局过于混乱,德国魏玛政府迟迟不知究竟把赌注押在哪一方才好。
    虽然这一时期中德关系尚缺乏巩固的基础,德国的军备发展亦受《凡尔赛和约》约束,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两国间传统的军火贸易已迅速恢复起来。 1924年至1928年五年合计,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远远超过挪威、波兰、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德国再次占据了军火输华第一的位置。



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始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开展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此之前一年,蒋介石就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物色适当人选,以便同苏联决裂后由德国人填补苏联军事顾问离去的空缺。蒋介石十分清楚,要在中国执政必须拥有一支效忠自己并具有战斗力的军队。蒋之所以青睐于德国人,直接原因是他认为德国军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可作为改造中国军队的借鉴,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对德国人的好感乃至崇拜。青年时代,蒋介石即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认为应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指导原则。在掌权之后,他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现实的需要加之由来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蒋介石坚定了联德决心。
    1927年底,蒋介石在上海与朱家骅推荐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Max Bauer)会面。在为时一周的长谈中,鲍尔不仅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火工业发展的情况和德式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效用,还向蒋提出了一大堆建议,不仅涉及军队的复员与重组,还涉及大量的经济问题,蒋介石对鲍尔所展示的才干十分赏识,他决定聘请鲍尔为顾问,并要鲍尔返德为南京政府游说?
1928年,组织德国顾问团的计划付之实行。3月,南京政府一下派出两个代表团赴德访问。其中一个代表团由鲍尔陪同,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首次同德国订购军火。当年11月,经中德双方反复协商,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鲍尔成为国民政府聘请的第一任德国顾问团负责人。
     不过,这个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和支持。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
     鲍尔是个倒霉的总顾问,在任仅半年时间。在军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议、初步组建起一支“教导队”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打内战。鲍尔上任不久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起草了一份《军队编遣方案》。这个方案拟将当时全国分属各派系军阀的二百六十余万人的军队缩编到80万人,统归南京中央政府指挥;结果,导致了蒋介石与华南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一场大战。鲍尔在前线染上天花,因医治无效于1929年5月病死上海。此后,由鲍尔的助手克里拜尔担任代理总顾问,完成了平定华南的战事。
    1930年5月,蒋介石聘请佛采尔(C. Georg Wetzell)担任德国顾问团团长。佛采尔上任时,恰逢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之间的另一场战争“中原大战”爆发。在一场关键战役中,蒋介石的部队在佛采尔指挥下第一次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德式武器和训练显示了威力。这场战争最终以蒋军大胜而结束。在随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接连发动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但前四次均遭败绩,直至第五次才取得成功,迫使中共领导的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华德国顾问团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
    与其前任不同,佛采尔在华四年,除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之外,也参与南京政府指挥的局部抗战并为加强中国国防能力做出了贡献。1931年,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此后,日本人又不断作出继续南侵的尝试。当时,蒋介石的基本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但在日军的逼迫下,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局部抵抗,国民政府也不得不加紧备战。
在这方面,佛采尔主要做了四项工作:第一,他先后参与了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热河“长城抗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第二,他将鲍尔创建的“教导队”逐步扩充为三个“示范师”,以陆军第八十八、八十七和三十六师充任,并组建了10个炮兵营,使蒋统帅的中央军有了一支德式训练和装备的精锐部队。第三,改进了中国军事教育体制,佛采尔亲自兼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帮助建立了各军兵种训练学校及培训班,提高了教学和训练水平。第四,佛采尔提出一整套改革中国军事体系的方案,提高了军事部门的效率,并促使国民政府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专业化部队。经过这几年的整训和改造,国民政府中央军开始由“内战型”向“国防型”转变。
      在佛采尔任内,德国顾问团得到了德国官方的支持,并巩固了在国民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由于佛采尔的努力,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逐渐意识到在华顾问团是德国的一笔重要资源。驻华使馆对顾问团的活动转持积极态度,德国国防部也开始掌握起顾问团的人事及中德军品贸易大权。
不过,在处理同国民政府的关系时,佛采尔却遇到了一些麻烦。德国顾问来华工作均以私人身份受聘于蒋介石,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们同中方有关部门之间难免发生矛盾。1932年至1934年期间,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一度试图改变这种聘任办法,降低聘任规格,由用人单位直接聘任,顾问也不局限于德国人。为顶住这场 “改革”,佛采尔向蒋介石表示,德国顾问来华服务的基础是委员长的崇高威望,而中国的官员们经常对蒋的指示阳奉阴违,因此德国顾问只愿效忠于蒋个人。 1934年5月,蒋介石下令,“各处德顾问以后改属本委员长直接管辖,而受总顾问之指挥”。尽管顾问团由于蒋的支持保持了特殊地位,但佛采尔终因在中国官场积怨太深而去职。
继佛采尔之后来华出任总顾问的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1866-1936)将军。他是德国国防军元老,在德国享有“国防军之父”的美誉。他来华任职是蒋介石的殷切期望,也得到了德国国防部的大力支持。但塞克特任职时间很短,仅有10个月。
        在出任总顾问之前,塞克特曾受蒋介石邀请,于1933年5、6月间到中国进行过一次考察。考察结束时,他呈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作为“贡献中华民国与伟大领袖的友情礼物”,由此奠定了他与蒋合作的基础。塞克特建议的核心有三点内容:第一,他向蒋介石强调,中国整军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在您本人统帅下的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整个军事系统的大权,包括训练管理、发展、指挥调遣、人事任免等,均需集中于最高统帅的掌握之中,“今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再允许地方或较高军事当局有任何独自为政之举”。第二,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不断增加军火自给,否则“在未来抗日战争中防御和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第三,为抵抗日本侵略,应以长江中下游作为战略设防重点,并建立战略交通系统。此外,他还提出了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的一些办法。蒋介石对塞克特的建议十分赞赏,认为在中国“主持建军”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胜任的人”。
       1934年5月塞克特来华任职时,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十分特殊的头衔——“委员长委托人、总顾问”,并委以极大的权力,甚至规定当他本人不在时,塞克特具有代表他发布命令的全权。不过,塞克特运用蒋赋予的权力十分谨慎。他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尽量不介入涉及人事关系的敏感问题,而集中精力于本职工作,致力于加强中国的国防能力。在短暂的任期内,塞克特为中方制定了详细的后勤供应表和一个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将中国国防现代化与德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德国顾问及德国企业的帮助下,此后一段时间,中国在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南宁及广东等地建立了新的兵工厂,并对汉阳、巩县等旧兵工厂进行了改造。应蒋介石的要求,塞克特还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这条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是中国抗日国防的一项重要工程。此时,由于顾问团的军事性质已无须掩饰,塞克特在顾问团内部按军事任务的需要重新做了分工,让所有文职人员退出。
1935年3月,塞克特因健康原因离华,他的助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1966)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最后一任驻华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的背景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他曾于1912年出任德国驻日本武官,对日本的军队及军事战略作过深入研究;二是他在政治上具有反纳粹倾向。这个背景使他很容易得到中方的信任,事实上他也一直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态度。
      上任不久,法肯豪森就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坦陈日本是对中国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中国的应对方针及准备宜立足于日方军人得势。在分析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之后,他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列强没有联合或单独干涉的可能,中国必须倾全力自卫。他提出了两个具有远见的建议:一是当中国军事力量尚不足以进行现代化战争时,可考虑“用持久战抗敌”,二是应将四川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在整军备战方面,法肯豪森继续其前任确定的三项主要工作:训练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加强长江一线的布防和加快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中德易货贸易和德国军火大规模输华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34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政府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由于中方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
      1934年后,中德贸易方式出现了重要变化,双方改行易货贸易。这一年5月,塞克特来华出任总顾问,蒋介石秘密向德方表示,中国今后只购买德国军火,并委托塞克特会同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研究采购军火事宜。当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兰(Hans Klein)秘密签订了一份《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军械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中国的农矿产品偿还。由于有了这个合同,中方采购额迅速扩大。至1935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国订购的军火总价值已超过1亿马克。从订货的种类来看,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等数量明显增加,这些武器显然为对日作战所需。同时,为启动塞克特提出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的计划和满足对德出口矿产品的需要,中国也增加了工业设备的进口。
       1936年4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政府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一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新的合同对加强中国的国防和战备无疑比前一个合同更为有利。但是,对德国来说,出售军火决不是为了援华抗日,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中国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中国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中国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坚定力量,并促使纳粹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
中德易货贸易的互利性质十分明显,当中国需要借助德国加强国防的时候,德国也需要中国出产的各类战略原料,其中最重要、最有吸引力的是钨和锑,尤其是钨。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世界上钨产量80%集中在亚洲,而中国又是亚洲产钨大国。1932年至1938年7年间,中国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之37. 6%,德国每年需输人世界钨产量之半数,其中60—70%从中国进口。1935年更高达90%。因此,德国人愿意以军火同中国易钨砂来节省大笔的外汇。到 1938年时,中国钨砂出口79%输往德国,军火进口的80%则来自德国。
1937年6月,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事项,德国政府再次肯定了易货贸易的原则,并表示愿调遣军事和技术人员来华服务。
       1936年和1937年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要弄清这一时期中德军火交易的细目和确切数额十分困难。一方面,由于战争的需要,中方的订单不断变更,例如潜艇订货最后就全部取消;另一方面,由于后来两国关系的变化,德方也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不过,现存档案还是披露了一些基本情况。1938年8月,中德双方对负责两国易货贸易的“合步楼”公司(简称 HAPBO)的帐目进行清理,有关报告说明: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向德方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在4亿马克以上;截至 1937年10月,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为5000万马克。在随后的11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又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 12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共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如此看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这些装备缩小了中国军队与当时号称世界一流的日本军队之间的差距,对加强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的作战能力起到不小的作用。



德国顾问在华使命的终结
       1937年7月5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似乎已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他以总顾问的名义向中方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同中方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政府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
8月13日,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八十七、八十八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在法肯豪森看来,这是检验德国顾问整军成果的难得机会。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11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中国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一百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12 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据估计,从淞沪抗战至南京失守,30万中央军大约损失了10万至18万人。精锐的新编师蒙受的损失最大,失去了1万名低级军官,从此基本丧失了独立作战的能力。南京失守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此后他们实际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德国在对华关系上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德国与日本一样,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从1936年11月起,日本又成为德国反共产国际的盟友。德国势必支持日本的远东政策。可是,遭到日本侵略的中国,又和德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军事联系;中国作为战略原料的供应者和德国军火、工业品的巨大市场,是德国垄断资本家乃至德国统治集团难以立即放弃的。这样,德国要支持日本的远东政策又难免会损害自身利益。
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中方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例如,德国对中苏关系的改善深感不安,并公开向中国方表示不满;在中德贸易中,德方转而要求中方以外汇现款支付欠缺数额,甚至以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施压。只是由于中德双方有关人士的努力,两国关系才没有立即出现大的倒退,对华军火供应也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国政府试图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调停中日冲突,以解决其远东政策面临的矛盾。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 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3月,德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国军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4月,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6月下旬,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华,德方发出极其严厉的训令: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随后,德方以中国未能如期允准全体德国顾问离华先行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驻华大使。7月5日,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德。
       自1938年起,国民政府为挽回中德关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几乎无一奏效,唯一的例外是德方又放行了一批军火。当年7月,经过中方有关人员和德国厂商的多次游说,德国政府最后默许将禁运前中方订购而应于7月交货的军火转交芬兰公司启运。这是运往中国的最后一批德国军火。在维持了几年冷淡的关系之后, 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宣布与之断交。



历史上被遗忘的一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德合作可以说是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双方合作的形式十分简单,蒋介石以私人名义雇用德国人,德国顾问只对蒋个人负责。这种方式绕开了国家间的合作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尽管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合作者近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却基本填补’了这个差异。
蒋介石对德国顾问是高度信任的,德国顾问团在中国的工作也推动了中德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军事是双方合作的主要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在于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初步灌输了现代军事观念,帮助建立了一支比较现代化的陆军示范部队,改进了中国的兵工后勤系统,大批德制武器和军工设备的输入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为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一个有趣而奇特的现象是合作双方并没有共同的战略目标,两国的合作并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合作只是为了各取所需。然而,正是这一点最终使得双方的合作难以为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德日之间日趋紧密的战略关系,注定中德两国要分道扬镳。
       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迹,这不仅是由于德国顾问历经十年训练的中国精锐部队在抗战的头半年里就消耗殆尽,更重要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所具有的反法西斯性质使这段历史不愿被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