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张文木地缘政治中谈到的“三国演义”和“解放战争”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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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但是，西南的四川与东南的江浙一样，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全国的影响毕竟是局部性的。关于东南江浙，宋代李纲 也认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顾祖禹在《四川方舆要叙》开篇处说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
顾祖禹还补充说：四川之地“得其人则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 ，言据此仅守成遑论成事已属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诗《蜀道难》，开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四川盆地进难出更难：其处于低地、四面环山，周边居高临下的其他力量的牵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却不可远行出击。“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 ，诸葛亮数次北伐屡战屡败，刘备伐吴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险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汉中是蜀汉北伐的桥头堡，亦是蜀国军事重心所在。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认为：
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尽管如此，汉中对南北攻防双方的意义还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行营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 汉中北面的秦岭东西绵延1 5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为1 500至2 500米。从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汉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领，后勤补给则要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会使占领成本巨增；若占领失败需要退出，同样要翻越秦岭。秦岭高险攻南会势如破竹，退北则会将自己置于孤悬绝境。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曹守将夏侯渊，曹操领兵西援，“其粮草给养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象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 。而刘备方面则可凭险固守，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后来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汉中，魏重臣孙资劝阻道：“今若进军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扩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 明帝由此止步。军事地理学者宋杰在其专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地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 。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他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
从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汉中只需翻越其险峻程度远不如秦岭的巴山，路途险而不远；依托四川盆地丰富的资源供给，据险固守，相对北方由秦岭南下的势力要容易许多。刘备认识到这一点，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成都），进逼秦陇，曹操意识到关中所受的威胁，即于次年西征，打鲁张鲁，控制汉中。当时刘备预言：“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 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而刘备终不与之交锋，公元219年，曹“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刘备）遂有汉中。” 蜀军的防御因后勤供给充分而产生的时间优势消蚀了曹军进攻因居高而产生的空间优势。
当然，曹操放弃汉中的大前提在于汉中不是曹魏统一全国战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说明他的战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从蜀吴联手最薄弱的中间地带突破，对其实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被曹操视为“鸡肋”的汉中地区，自然不会让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军事资源。曹操后将部队撤至长安、陈仓（今宝鸡东）一线并长期固守，曹魏从战线收缩中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其可专注于东南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其连带效果，它也可诱使刘备汉荆北东两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资源。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路后来成为曹魏国家统一战略的基线。学者宋杰认为：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
与曹魏不同，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其命脉所在，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 汉中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蜀汉东面荆州之外的另一战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与刘备更看重东面荆州的战略地位不同，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汉中攻防的考虑，将汉中作为统一战略的突破口。正因此，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在七年之内从该地六次兴师伐魏。在此期间，汉中集结了蜀军的主力” 。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军占据汉中后，为了让四川“无险可守”，就在行政设置上一反行政区域划分与自然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原则，撤消了汉中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将其并入以关中地区为治所的行政单位，由此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此后，汉中开始隶属于陕西省。
当时蜀国另一战略重心是东面的荆州。比较在荆州问题上与东吴不依不饶的刘备，曹操在汉中舍取策略上表现出的“得陇不复望蜀” 的战略智慧在三国政治家中确高一筹，这一策略不能不说对后来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有所启示并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研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策略，就会发现其中兼融着先前不久曹操封拜败将汉中王张鲁为列侯和“镇南将军”的智慧 ；1962年“太祖”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束方式更与曹操取舍汉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当汉中北防优势要转入北攻，则因秦岭的高峻深险反而会逆转为更大的劣势。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于汉中，这在政治上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样远离东吴、可让东吴放心以确保与蜀国的政治联盟。后来吴蜀联盟因荆州之争而破裂的后果说明，吴蜀联盟是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然而后来的诸葛亮多次从汉中北伐失败的事实也说明，诸葛亮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在实践上却是考虑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为在这条线路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自然阻力——这种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诸葛亮“穷则思变”亲自动手发明“木牛流马”技术以增其运力。大概是意识到诸葛亮北伐路线存在的这一内在悖论，刘备力主东出三峡取荆州并由此沿汉水北入南阳盆地直逼洛阳的路线。此路线比诸葛亮的北线方案实际，它最大的优点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加剧与东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吴蜀联盟的破裂。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顺势东进与孟达配合取西城 、上庸 、房陵 三郡。同年7月，关羽——合理的解释是他很可能得到刘备的指示——乘势北上伐魏，攻下樊城 ，与汉中蜀军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势直逼洛阳，统一大业已有气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胁要迁都躲避。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刘备开创的大好局面最后因激化了与东吴的矛盾，却成了蜀国衰落的序曲。关羽北伐胜利却使东吴与曹魏走近并密谋由吴兵从后面阴取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被害，随之而来的是孟达“惧罪” ，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蜀从汉中向东与江陵形成呼应的犄角由此折断，这样“留给诸葛亮的只须北出秦川的一条路线了” 。刘备假借为兄弟报仇之名，急做弥补，结果又兵败夷陵。由此蜀汉和东吴双双衰败。史家吕思勉先生的评论至为中肯：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
刘备取得上庸，打通了汉中与江陵的联系，是实现其问鼎中原战略目标的关键。但又引起东吴的警觉，由此导致吴魏联手阴取荆州。诸葛亮维持了与东吴的长远的战略盟友关系，却因自我边缘于中原并因此在北伐上却没有多少实功。比较其后期率兵数次北伐，其功效远不如刘备十分之一。诸葛亮立都于成都致使战线过长且二分兵力而兵败猇亭，而刘备则集中兵力尽量贴近中原：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后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问鼎中原的气象。刘备虽兵败夷陵，然和诸葛亮北伐失败后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之秀举又赋予诸葛亮以悲剧英雄的色彩，这让人忽视了他在战略上所犯的“张国焘逃跑主义”的缺点。
现在看来，刘备东进夺取荆州，目的是为了北上再次贯通与汉中的联系，恢复问鼎洛阳的犄角之态，并非是为了东进犯吴，于情于理均说得通，而孙权愉袭荆州，背义于反曹盟约，此乃小家子气，为战略家不齿之举。孙权因量小而失全局，诸葛因不明而自陷边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长江以二分，今每读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嘘扼腕。
我们研究历史的兴趣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如果我们将三国蜀吴交恶而双双败落的经验应用于当前中国东部海权斗争，就会发现，今天的黄海可比作三国时的“汉中”，南海可比作“荆州”，而东海则是“上庸”。刘备夺荆而失利，诸葛亮数出岐山而无功，均因汉中与荆州不能形成相互呼应。再则，吴蜀联盟，唇亡齿寒，吴蜀因荆州交恶而为曹魏各个击破。今南海国家与中国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与中国有领土矛盾，这些当属战术层面上的矛盾，但与其背后的美国及其随从日本的矛盾则属战略层面的矛盾。与曹魏之于蜀吴一样，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海的矛盾若为“荆州”而激化，当年的蜀吴荆州之争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成都、汉中、重庆是镇守蜀国的三大重地，其防御的功能均大于进攻，除刘邦时特殊的楚汉之争、天下未定的形势外，中国历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权有长时段的，但没有一个能——即使是蒋介石政权——成功统一全国的。饶胜文认为：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 ，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 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 之军以向宛 、洛 ，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想似有年轻人的浪漫 。因为这种战略的前提是
对川蜀东北上庸一带的控制，而达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径是将立国重心放在离这一地区不远的重庆地区。但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川西边陲因而远离上庸和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且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并由此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为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之说的另种表述。审势之要在于布势，布势的要义在于围绕战略目标抓住全局中最关键的节点。如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为大势，蜀国全局中的节点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当不在汉中，也不在荆州，而在位于两地之间的西城（魏兴）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关键是上庸。有了上庸，南面的荆州和西北面的汉中就能互为呼应并对洛阳构成问鼎之势。鉴于汉中、安康一带地势艰险，保住上庸的关键在于保住荆州。而保荆就必须将蜀国的政治重心放在贴近中原的重庆，而不是放在使蜀国更加边缘化的成都。
重庆不仅是控制四川的重镇，而且是扼控川蜀的东大门。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凭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乌江、嘉陵江组成水上运输网络，内通四川各处，外可东通荆襄，南达云贵，西可达川内大部，北接汉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峡天险为屏障。顾祖禹说：“‘天生重庆，铁打庐州 ’ 言其难犯也。” 重庆其守也易，然攻较成都则更利于进入中原。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战略布局——与后来的张国焘“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 相似——却与中原越来越远。比较曹操弃汉中而就淮甸的权衡，就可理解赵藩对诸葛亮“不审势”批评所包含的深意。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 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太祖”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 与刘备一样，诸葛亮也是多谋有余，善断不足。但这都是“宽严”之类的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法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http://opinion.m4.cn/2013-05/1207055_3.shtml
节选
但是，西南的四川与东南的江浙一样，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全国的影响毕竟是局部性的。关于东南江浙，宋代李纲 也认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顾祖禹在《四川方舆要叙》开篇处说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
顾祖禹还补充说：四川之地“得其人则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 ，言据此仅守成遑论成事已属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诗《蜀道难》，开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四川盆地进难出更难：其处于低地、四面环山，周边居高临下的其他力量的牵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却不可远行出击。“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 ，诸葛亮数次北伐屡战屡败，刘备伐吴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险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汉中是蜀汉北伐的桥头堡，亦是蜀国军事重心所在。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认为：
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尽管如此，汉中对南北攻防双方的意义还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行营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 汉中北面的秦岭东西绵延1 5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为1 500至2 500米。从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汉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领，后勤补给则要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会使占领成本巨增；若占领失败需要退出，同样要翻越秦岭。秦岭高险攻南会势如破竹，退北则会将自己置于孤悬绝境。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曹守将夏侯渊，曹操领兵西援，“其粮草给养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象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 。而刘备方面则可凭险固守，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后来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汉中，魏重臣孙资劝阻道：“今若进军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扩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 明帝由此止步。军事地理学者宋杰在其专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地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 。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他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
从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汉中只需翻越其险峻程度远不如秦岭的巴山，路途险而不远；依托四川盆地丰富的资源供给，据险固守，相对北方由秦岭南下的势力要容易许多。刘备认识到这一点，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成都），进逼秦陇，曹操意识到关中所受的威胁，即于次年西征，打鲁张鲁，控制汉中。当时刘备预言：“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 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而刘备终不与之交锋，公元219年，曹“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刘备）遂有汉中。” 蜀军的防御因后勤供给充分而产生的时间优势消蚀了曹军进攻因居高而产生的空间优势。
当然，曹操放弃汉中的大前提在于汉中不是曹魏统一全国战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说明他的战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从蜀吴联手最薄弱的中间地带突破，对其实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被曹操视为“鸡肋”的汉中地区，自然不会让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军事资源。曹操后将部队撤至长安、陈仓（今宝鸡东）一线并长期固守，曹魏从战线收缩中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其可专注于东南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其连带效果，它也可诱使刘备汉荆北东两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资源。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路后来成为曹魏国家统一战略的基线。学者宋杰认为：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
与曹魏不同，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其命脉所在，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 汉中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蜀汉东面荆州之外的另一战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与刘备更看重东面荆州的战略地位不同，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汉中攻防的考虑，将汉中作为统一战略的突破口。正因此，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在七年之内从该地六次兴师伐魏。在此期间，汉中集结了蜀军的主力” 。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军占据汉中后，为了让四川“无险可守”，就在行政设置上一反行政区域划分与自然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原则，撤消了汉中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将其并入以关中地区为治所的行政单位，由此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此后，汉中开始隶属于陕西省。
当时蜀国另一战略重心是东面的荆州。比较在荆州问题上与东吴不依不饶的刘备，曹操在汉中舍取策略上表现出的“得陇不复望蜀” 的战略智慧在三国政治家中确高一筹，这一策略不能不说对后来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有所启示并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研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策略，就会发现其中兼融着先前不久曹操封拜败将汉中王张鲁为列侯和“镇南将军”的智慧 ；1962年“太祖”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束方式更与曹操取舍汉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当汉中北防优势要转入北攻，则因秦岭的高峻深险反而会逆转为更大的劣势。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于汉中，这在政治上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样远离东吴、可让东吴放心以确保与蜀国的政治联盟。后来吴蜀联盟因荆州之争而破裂的后果说明，吴蜀联盟是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然而后来的诸葛亮多次从汉中北伐失败的事实也说明，诸葛亮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在实践上却是考虑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为在这条线路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自然阻力——这种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诸葛亮“穷则思变”亲自动手发明“木牛流马”技术以增其运力。大概是意识到诸葛亮北伐路线存在的这一内在悖论，刘备力主东出三峡取荆州并由此沿汉水北入南阳盆地直逼洛阳的路线。此路线比诸葛亮的北线方案实际，它最大的优点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加剧与东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吴蜀联盟的破裂。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顺势东进与孟达配合取西城 、上庸 、房陵 三郡。同年7月，关羽——合理的解释是他很可能得到刘备的指示——乘势北上伐魏，攻下樊城 ，与汉中蜀军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势直逼洛阳，统一大业已有气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胁要迁都躲避。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刘备开创的大好局面最后因激化了与东吴的矛盾，却成了蜀国衰落的序曲。关羽北伐胜利却使东吴与曹魏走近并密谋由吴兵从后面阴取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被害，随之而来的是孟达“惧罪” ，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蜀从汉中向东与江陵形成呼应的犄角由此折断，这样“留给诸葛亮的只须北出秦川的一条路线了” 。刘备假借为兄弟报仇之名，急做弥补，结果又兵败夷陵。由此蜀汉和东吴双双衰败。史家吕思勉先生的评论至为中肯：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
刘备取得上庸，打通了汉中与江陵的联系，是实现其问鼎中原战略目标的关键。但又引起东吴的警觉，由此导致吴魏联手阴取荆州。诸葛亮维持了与东吴的长远的战略盟友关系，却因自我边缘于中原并因此在北伐上却没有多少实功。比较其后期率兵数次北伐，其功效远不如刘备十分之一。诸葛亮立都于成都致使战线过长且二分兵力而兵败猇亭，而刘备则集中兵力尽量贴近中原：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后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问鼎中原的气象。刘备虽兵败夷陵，然和诸葛亮北伐失败后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之秀举又赋予诸葛亮以悲剧英雄的色彩，这让人忽视了他在战略上所犯的“张国焘逃跑主义”的缺点。
现在看来，刘备东进夺取荆州，目的是为了北上再次贯通与汉中的联系，恢复问鼎洛阳的犄角之态，并非是为了东进犯吴，于情于理均说得通，而孙权愉袭荆州，背义于反曹盟约，此乃小家子气，为战略家不齿之举。孙权因量小而失全局，诸葛因不明而自陷边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长江以二分，今每读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嘘扼腕。
我们研究历史的兴趣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如果我们将三国蜀吴交恶而双双败落的经验应用于当前中国东部海权斗争，就会发现，今天的黄海可比作三国时的“汉中”，南海可比作“荆州”，而东海则是“上庸”。刘备夺荆而失利，诸葛亮数出岐山而无功，均因汉中与荆州不能形成相互呼应。再则，吴蜀联盟，唇亡齿寒，吴蜀因荆州交恶而为曹魏各个击破。今南海国家与中国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与中国有领土矛盾，这些当属战术层面上的矛盾，但与其背后的美国及其随从日本的矛盾则属战略层面的矛盾。与曹魏之于蜀吴一样，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海的矛盾若为“荆州”而激化，当年的蜀吴荆州之争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成都、汉中、重庆是镇守蜀国的三大重地，其防御的功能均大于进攻，除刘邦时特殊的楚汉之争、天下未定的形势外，中国历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权有长时段的，但没有一个能——即使是蒋介石政权——成功统一全国的。饶胜文认为：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 ，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 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 之军以向宛 、洛 ，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想似有年轻人的浪漫 。因为这种战略的前提是
对川蜀东北上庸一带的控制，而达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径是将立国重心放在离这一地区不远的重庆地区。但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川西边陲因而远离上庸和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且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并由此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为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之说的另种表述。审势之要在于布势，布势的要义在于围绕战略目标抓住全局中最关键的节点。如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为大势，蜀国全局中的节点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当不在汉中，也不在荆州，而在位于两地之间的西城（魏兴）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关键是上庸。有了上庸，南面的荆州和西北面的汉中就能互为呼应并对洛阳构成问鼎之势。鉴于汉中、安康一带地势艰险，保住上庸的关键在于保住荆州。而保荆就必须将蜀国的政治重心放在贴近中原的重庆，而不是放在使蜀国更加边缘化的成都。
重庆不仅是控制四川的重镇，而且是扼控川蜀的东大门。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凭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乌江、嘉陵江组成水上运输网络，内通四川各处，外可东通荆襄，南达云贵，西可达川内大部，北接汉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峡天险为屏障。顾祖禹说：“‘天生重庆，铁打庐州 ’ 言其难犯也。” 重庆其守也易，然攻较成都则更利于进入中原。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战略布局——与后来的张国焘“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 相似——却与中原越来越远。比较曹操弃汉中而就淮甸的权衡，就可理解赵藩对诸葛亮“不审势”批评所包含的深意。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 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太祖”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 与刘备一样，诸葛亮也是多谋有余，善断不足。但这都是“宽严”之类的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法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http://opinion.m4.cn/2013-05/1207055_3.shtml
但是，西南的四川与东南的江浙一样，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全国的影响毕竟是局部性的。关于东南江浙，宋代李纲 也认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顾祖禹在《四川方舆要叙》开篇处说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
顾祖禹还补充说：四川之地“得其人则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 ，言据此仅守成遑论成事已属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诗《蜀道难》，开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四川盆地进难出更难：其处于低地、四面环山，周边居高临下的其他力量的牵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却不可远行出击。“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 ，诸葛亮数次北伐屡战屡败，刘备伐吴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险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汉中是蜀汉北伐的桥头堡，亦是蜀国军事重心所在。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认为：
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尽管如此，汉中对南北攻防双方的意义还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行营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 汉中北面的秦岭东西绵延1 5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为1 500至2 500米。从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汉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领，后勤补给则要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会使占领成本巨增；若占领失败需要退出，同样要翻越秦岭。秦岭高险攻南会势如破竹，退北则会将自己置于孤悬绝境。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曹守将夏侯渊，曹操领兵西援，“其粮草给养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象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 。而刘备方面则可凭险固守，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后来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汉中，魏重臣孙资劝阻道：“今若进军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扩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 明帝由此止步。军事地理学者宋杰在其专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地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 。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他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
从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汉中只需翻越其险峻程度远不如秦岭的巴山，路途险而不远；依托四川盆地丰富的资源供给，据险固守，相对北方由秦岭南下的势力要容易许多。刘备认识到这一点，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成都），进逼秦陇，曹操意识到关中所受的威胁，即于次年西征，打鲁张鲁，控制汉中。当时刘备预言：“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 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而刘备终不与之交锋，公元219年，曹“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刘备）遂有汉中。” 蜀军的防御因后勤供给充分而产生的时间优势消蚀了曹军进攻因居高而产生的空间优势。
当然，曹操放弃汉中的大前提在于汉中不是曹魏统一全国战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说明他的战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从蜀吴联手最薄弱的中间地带突破，对其实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被曹操视为“鸡肋”的汉中地区，自然不会让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军事资源。曹操后将部队撤至长安、陈仓（今宝鸡东）一线并长期固守，曹魏从战线收缩中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其可专注于东南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其连带效果，它也可诱使刘备汉荆北东两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资源。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路后来成为曹魏国家统一战略的基线。学者宋杰认为：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
与曹魏不同，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其命脉所在，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 汉中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蜀汉东面荆州之外的另一战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与刘备更看重东面荆州的战略地位不同，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汉中攻防的考虑，将汉中作为统一战略的突破口。正因此，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在七年之内从该地六次兴师伐魏。在此期间，汉中集结了蜀军的主力” 。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军占据汉中后，为了让四川“无险可守”，就在行政设置上一反行政区域划分与自然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原则，撤消了汉中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将其并入以关中地区为治所的行政单位，由此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此后，汉中开始隶属于陕西省。
当时蜀国另一战略重心是东面的荆州。比较在荆州问题上与东吴不依不饶的刘备，曹操在汉中舍取策略上表现出的“得陇不复望蜀” 的战略智慧在三国政治家中确高一筹，这一策略不能不说对后来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有所启示并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研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策略，就会发现其中兼融着先前不久曹操封拜败将汉中王张鲁为列侯和“镇南将军”的智慧 ；1962年“太祖”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束方式更与曹操取舍汉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当汉中北防优势要转入北攻，则因秦岭的高峻深险反而会逆转为更大的劣势。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于汉中，这在政治上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样远离东吴、可让东吴放心以确保与蜀国的政治联盟。后来吴蜀联盟因荆州之争而破裂的后果说明，吴蜀联盟是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然而后来的诸葛亮多次从汉中北伐失败的事实也说明，诸葛亮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在实践上却是考虑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为在这条线路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自然阻力——这种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诸葛亮“穷则思变”亲自动手发明“木牛流马”技术以增其运力。大概是意识到诸葛亮北伐路线存在的这一内在悖论，刘备力主东出三峡取荆州并由此沿汉水北入南阳盆地直逼洛阳的路线。此路线比诸葛亮的北线方案实际，它最大的优点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加剧与东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吴蜀联盟的破裂。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顺势东进与孟达配合取西城 、上庸 、房陵 三郡。同年7月，关羽——合理的解释是他很可能得到刘备的指示——乘势北上伐魏，攻下樊城 ，与汉中蜀军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势直逼洛阳，统一大业已有气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胁要迁都躲避。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刘备开创的大好局面最后因激化了与东吴的矛盾，却成了蜀国衰落的序曲。关羽北伐胜利却使东吴与曹魏走近并密谋由吴兵从后面阴取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被害，随之而来的是孟达“惧罪” ，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蜀从汉中向东与江陵形成呼应的犄角由此折断，这样“留给诸葛亮的只须北出秦川的一条路线了” 。刘备假借为兄弟报仇之名，急做弥补，结果又兵败夷陵。由此蜀汉和东吴双双衰败。史家吕思勉先生的评论至为中肯：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
刘备取得上庸，打通了汉中与江陵的联系，是实现其问鼎中原战略目标的关键。但又引起东吴的警觉，由此导致吴魏联手阴取荆州。诸葛亮维持了与东吴的长远的战略盟友关系，却因自我边缘于中原并因此在北伐上却没有多少实功。比较其后期率兵数次北伐，其功效远不如刘备十分之一。诸葛亮立都于成都致使战线过长且二分兵力而兵败猇亭，而刘备则集中兵力尽量贴近中原：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后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问鼎中原的气象。刘备虽兵败夷陵，然和诸葛亮北伐失败后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之秀举又赋予诸葛亮以悲剧英雄的色彩，这让人忽视了他在战略上所犯的“张国焘逃跑主义”的缺点。
现在看来，刘备东进夺取荆州，目的是为了北上再次贯通与汉中的联系，恢复问鼎洛阳的犄角之态，并非是为了东进犯吴，于情于理均说得通，而孙权愉袭荆州，背义于反曹盟约，此乃小家子气，为战略家不齿之举。孙权因量小而失全局，诸葛因不明而自陷边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长江以二分，今每读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嘘扼腕。
我们研究历史的兴趣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如果我们将三国蜀吴交恶而双双败落的经验应用于当前中国东部海权斗争，就会发现，今天的黄海可比作三国时的“汉中”，南海可比作“荆州”，而东海则是“上庸”。刘备夺荆而失利，诸葛亮数出岐山而无功，均因汉中与荆州不能形成相互呼应。再则，吴蜀联盟，唇亡齿寒，吴蜀因荆州交恶而为曹魏各个击破。今南海国家与中国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与中国有领土矛盾，这些当属战术层面上的矛盾，但与其背后的美国及其随从日本的矛盾则属战略层面的矛盾。与曹魏之于蜀吴一样，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海的矛盾若为“荆州”而激化，当年的蜀吴荆州之争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成都、汉中、重庆是镇守蜀国的三大重地，其防御的功能均大于进攻，除刘邦时特殊的楚汉之争、天下未定的形势外，中国历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权有长时段的，但没有一个能——即使是蒋介石政权——成功统一全国的。饶胜文认为：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 ，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 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 之军以向宛 、洛 ，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想似有年轻人的浪漫 。因为这种战略的前提是
对川蜀东北上庸一带的控制，而达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径是将立国重心放在离这一地区不远的重庆地区。但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川西边陲因而远离上庸和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且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并由此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为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之说的另种表述。审势之要在于布势，布势的要义在于围绕战略目标抓住全局中最关键的节点。如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为大势，蜀国全局中的节点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当不在汉中，也不在荆州，而在位于两地之间的西城（魏兴）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关键是上庸。有了上庸，南面的荆州和西北面的汉中就能互为呼应并对洛阳构成问鼎之势。鉴于汉中、安康一带地势艰险，保住上庸的关键在于保住荆州。而保荆就必须将蜀国的政治重心放在贴近中原的重庆，而不是放在使蜀国更加边缘化的成都。
重庆不仅是控制四川的重镇，而且是扼控川蜀的东大门。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凭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乌江、嘉陵江组成水上运输网络，内通四川各处，外可东通荆襄，南达云贵，西可达川内大部，北接汉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峡天险为屏障。顾祖禹说：“‘天生重庆，铁打庐州 ’ 言其难犯也。” 重庆其守也易，然攻较成都则更利于进入中原。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战略布局——与后来的张国焘“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 相似——却与中原越来越远。比较曹操弃汉中而就淮甸的权衡，就可理解赵藩对诸葛亮“不审势”批评所包含的深意。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 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太祖”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 与刘备一样，诸葛亮也是多谋有余，善断不足。但这都是“宽严”之类的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法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http://opinion.m4.cn/2013-05/1207055_3.shtml
节选
但是，西南的四川与东南的江浙一样，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全国的影响毕竟是局部性的。关于东南江浙，宋代李纲 也认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顾祖禹在《四川方舆要叙》开篇处说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
顾祖禹还补充说：四川之地“得其人则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 ，言据此仅守成遑论成事已属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诗《蜀道难》，开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四川盆地进难出更难：其处于低地、四面环山，周边居高临下的其他力量的牵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却不可远行出击。“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 ，诸葛亮数次北伐屡战屡败，刘备伐吴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险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汉中是蜀汉北伐的桥头堡，亦是蜀国军事重心所在。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认为：
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尽管如此，汉中对南北攻防双方的意义还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行营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 汉中北面的秦岭东西绵延1 5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为1 500至2 500米。从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汉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领，后勤补给则要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会使占领成本巨增；若占领失败需要退出，同样要翻越秦岭。秦岭高险攻南会势如破竹，退北则会将自己置于孤悬绝境。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曹守将夏侯渊，曹操领兵西援，“其粮草给养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象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 。而刘备方面则可凭险固守，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后来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汉中，魏重臣孙资劝阻道：“今若进军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扩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 明帝由此止步。军事地理学者宋杰在其专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地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 。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他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
从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汉中只需翻越其险峻程度远不如秦岭的巴山，路途险而不远；依托四川盆地丰富的资源供给，据险固守，相对北方由秦岭南下的势力要容易许多。刘备认识到这一点，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成都），进逼秦陇，曹操意识到关中所受的威胁，即于次年西征，打鲁张鲁，控制汉中。当时刘备预言：“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 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而刘备终不与之交锋，公元219年，曹“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刘备）遂有汉中。” 蜀军的防御因后勤供给充分而产生的时间优势消蚀了曹军进攻因居高而产生的空间优势。
当然，曹操放弃汉中的大前提在于汉中不是曹魏统一全国战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说明他的战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从蜀吴联手最薄弱的中间地带突破，对其实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被曹操视为“鸡肋”的汉中地区，自然不会让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军事资源。曹操后将部队撤至长安、陈仓（今宝鸡东）一线并长期固守，曹魏从战线收缩中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其可专注于东南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其连带效果，它也可诱使刘备汉荆北东两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资源。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路后来成为曹魏国家统一战略的基线。学者宋杰认为：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
与曹魏不同，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其命脉所在，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 汉中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蜀汉东面荆州之外的另一战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与刘备更看重东面荆州的战略地位不同，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汉中攻防的考虑，将汉中作为统一战略的突破口。正因此，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在七年之内从该地六次兴师伐魏。在此期间，汉中集结了蜀军的主力” 。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军占据汉中后，为了让四川“无险可守”，就在行政设置上一反行政区域划分与自然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原则，撤消了汉中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将其并入以关中地区为治所的行政单位，由此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此后，汉中开始隶属于陕西省。
当时蜀国另一战略重心是东面的荆州。比较在荆州问题上与东吴不依不饶的刘备，曹操在汉中舍取策略上表现出的“得陇不复望蜀” 的战略智慧在三国政治家中确高一筹，这一策略不能不说对后来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有所启示并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研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策略，就会发现其中兼融着先前不久曹操封拜败将汉中王张鲁为列侯和“镇南将军”的智慧 ；1962年“太祖”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束方式更与曹操取舍汉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当汉中北防优势要转入北攻，则因秦岭的高峻深险反而会逆转为更大的劣势。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于汉中，这在政治上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样远离东吴、可让东吴放心以确保与蜀国的政治联盟。后来吴蜀联盟因荆州之争而破裂的后果说明，吴蜀联盟是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然而后来的诸葛亮多次从汉中北伐失败的事实也说明，诸葛亮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在实践上却是考虑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为在这条线路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自然阻力——这种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诸葛亮“穷则思变”亲自动手发明“木牛流马”技术以增其运力。大概是意识到诸葛亮北伐路线存在的这一内在悖论，刘备力主东出三峡取荆州并由此沿汉水北入南阳盆地直逼洛阳的路线。此路线比诸葛亮的北线方案实际，它最大的优点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加剧与东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吴蜀联盟的破裂。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顺势东进与孟达配合取西城 、上庸 、房陵 三郡。同年7月，关羽——合理的解释是他很可能得到刘备的指示——乘势北上伐魏，攻下樊城 ，与汉中蜀军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势直逼洛阳，统一大业已有气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胁要迁都躲避。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刘备开创的大好局面最后因激化了与东吴的矛盾，却成了蜀国衰落的序曲。关羽北伐胜利却使东吴与曹魏走近并密谋由吴兵从后面阴取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被害，随之而来的是孟达“惧罪” ，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蜀从汉中向东与江陵形成呼应的犄角由此折断，这样“留给诸葛亮的只须北出秦川的一条路线了” 。刘备假借为兄弟报仇之名，急做弥补，结果又兵败夷陵。由此蜀汉和东吴双双衰败。史家吕思勉先生的评论至为中肯：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
刘备取得上庸，打通了汉中与江陵的联系，是实现其问鼎中原战略目标的关键。但又引起东吴的警觉，由此导致吴魏联手阴取荆州。诸葛亮维持了与东吴的长远的战略盟友关系，却因自我边缘于中原并因此在北伐上却没有多少实功。比较其后期率兵数次北伐，其功效远不如刘备十分之一。诸葛亮立都于成都致使战线过长且二分兵力而兵败猇亭，而刘备则集中兵力尽量贴近中原：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后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问鼎中原的气象。刘备虽兵败夷陵，然和诸葛亮北伐失败后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之秀举又赋予诸葛亮以悲剧英雄的色彩，这让人忽视了他在战略上所犯的“张国焘逃跑主义”的缺点。
现在看来，刘备东进夺取荆州，目的是为了北上再次贯通与汉中的联系，恢复问鼎洛阳的犄角之态，并非是为了东进犯吴，于情于理均说得通，而孙权愉袭荆州，背义于反曹盟约，此乃小家子气，为战略家不齿之举。孙权因量小而失全局，诸葛因不明而自陷边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长江以二分，今每读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嘘扼腕。
我们研究历史的兴趣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如果我们将三国蜀吴交恶而双双败落的经验应用于当前中国东部海权斗争，就会发现，今天的黄海可比作三国时的“汉中”，南海可比作“荆州”，而东海则是“上庸”。刘备夺荆而失利，诸葛亮数出岐山而无功，均因汉中与荆州不能形成相互呼应。再则，吴蜀联盟，唇亡齿寒，吴蜀因荆州交恶而为曹魏各个击破。今南海国家与中国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与中国有领土矛盾，这些当属战术层面上的矛盾，但与其背后的美国及其随从日本的矛盾则属战略层面的矛盾。与曹魏之于蜀吴一样，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海的矛盾若为“荆州”而激化，当年的蜀吴荆州之争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成都、汉中、重庆是镇守蜀国的三大重地，其防御的功能均大于进攻，除刘邦时特殊的楚汉之争、天下未定的形势外，中国历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权有长时段的，但没有一个能——即使是蒋介石政权——成功统一全国的。饶胜文认为：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 ，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 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 之军以向宛 、洛 ，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想似有年轻人的浪漫 。因为这种战略的前提是
对川蜀东北上庸一带的控制，而达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径是将立国重心放在离这一地区不远的重庆地区。但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川西边陲因而远离上庸和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且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并由此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为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之说的另种表述。审势之要在于布势，布势的要义在于围绕战略目标抓住全局中最关键的节点。如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为大势，蜀国全局中的节点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当不在汉中，也不在荆州，而在位于两地之间的西城（魏兴）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关键是上庸。有了上庸，南面的荆州和西北面的汉中就能互为呼应并对洛阳构成问鼎之势。鉴于汉中、安康一带地势艰险，保住上庸的关键在于保住荆州。而保荆就必须将蜀国的政治重心放在贴近中原的重庆，而不是放在使蜀国更加边缘化的成都。
重庆不仅是控制四川的重镇，而且是扼控川蜀的东大门。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凭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乌江、嘉陵江组成水上运输网络，内通四川各处，外可东通荆襄，南达云贵，西可达川内大部，北接汉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峡天险为屏障。顾祖禹说：“‘天生重庆，铁打庐州 ’ 言其难犯也。” 重庆其守也易，然攻较成都则更利于进入中原。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战略布局——与后来的张国焘“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 相似——却与中原越来越远。比较曹操弃汉中而就淮甸的权衡，就可理解赵藩对诸葛亮“不审势”批评所包含的深意。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 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太祖”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 与刘备一样，诸葛亮也是多谋有余，善断不足。但这都是“宽严”之类的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法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http://opinion.m4.cn/2013-05/1207055_3.shtml
“太祖”在读苏洵的上述分析时进一步补充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其实，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 的复辙。问题的关键在于“太祖”说的“千里之遥”这四个字，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至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
蒋介石大概注意到这一教训。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迁入四川，这样关内已事实上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是走在抗日最前线陕北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是迁入四川的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三是盘踞日占区的汪精卫傀儡政权。值得研究的是，1938年，蒋介石进入四川后选择接近荆州的重庆而不是像诸葛亮选择川西的成都为陪都，此举使蒋介石比较容易对进入中原的咽喉长江三峡 的牢牢控制，并为他在全国抗战的胜利后迅速东出进入中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大概“太祖”在早年阅读三国史时 也注意到这一教训，在长征途中，“太祖”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川康的方案，而主张北上接近中原的陕甘地区。也是出于同样的地缘政治理由，1949年10月1日，即建国的当天，重庆被列入首批中央直辖市 ；1964年“太祖”更是提出“三线建设”，其中将重庆而不是成都做为布局的重心。
退一步说，若从中国大历史比如五胡十六国时占据成都的成国、五代十国时的前后蜀政权，再说开一些还有清朝盘踞西南的“平西王”吴三桂等经验看，当时即使诸葛集中用兵一处，仅依其一隅之力，西南四川境内上述易守难攻和难进难出的地缘政治特点也使蜀国难以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多有从北面和东面进入西南而鲜见由西南东出或北上一统中国的案例。进入四川的——如果不是正在收拾统一残局的新朝的话——多是从东或北进入西南的败旅，如三国中的刘备、唐安史之乱中逃到四川的唐玄宗 ，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四川和解放战争后期又以大西南为“大后方”的蒋介石等。
在同一规律作用下，历史呈现出的故事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35年，在蒋介石追赶下，共产党从四川进入陕北，这暗合诸葛亮《隆中对》说的“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计；1945年，蒋介石又从重庆东出三峡，这暗合了诸葛亮同文中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设计。结果是由重庆东出的蒋介石国民党收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由陕北高原出来的共产党来到西柏坡并迅速统一天下。所有这些更是暗合了司马迁所作的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诚哉斯言！
中国近现代新旧民主革命均兴于东南，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将红军从东南赶向西南，又从西南追至西北，这反为中国革命煅造出可以完成历史使命的队伍并将这支队伍送上必将“卒并天下”的道路。长征路上“太祖”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决择。今天回头看，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人谋”的因素也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
回顾1935年中央红军关于长征方向的争论及其双方的理由，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尤其是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是有帮助的。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军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太祖”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针对“太祖”北上陕甘的计划，张国焘提出自己的分析：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张国焘对北上新疆的计划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他继续说：
我首先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在昆仑山阿尔泰一带飘扬。
在对新疆方向的判断上，为了不与中央北上方针相违背，张国焘也说：“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的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的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在对新疆地理形势的优劣分析上，张国焘与“太祖”看法是一致的，“太祖”当时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 但张国焘说这些的目的却与“太祖”大相径庭，“太祖”的目的是进军陕北，而张国焘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法敷衍中央北上方针，并由此再将部队引向比成都更靠西的川康一带。他在讨论后又返回川康方案说：
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马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张国焘也不是不知道中国陕甘宁地区具有“问鼎中原”的战略价值，他也明白“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 的地缘政治特点，但由于对红军力量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有利方面估计不足，或还有其他不便说明的自私原因，他不顾“太祖”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的危险，固执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线。
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受到“太祖”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抵制。1935年6月16日“太祖”等中央领导在前往懋功 途中给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了川西地理不利于“北出机动”的困难，电报说：
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 ，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26日。“太祖”在懋功两河口 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张国焘提出近似刘备诸葛亮入川时的“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从战略上分析了红军不能久留四川、必须北上的原因。他说：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
7月10日，“太祖”联名朱德、周恩来电令“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责令张国焘：“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9月8日，“太祖”在发给张国焘《左路军应改道北上》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一、左路军 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 直至懋抚 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 者，仅一磨西面 而已。绥崇 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 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变远胜西康地区。
次日（9日），张国焘即向中央表示反对北上，其南下理由主要是：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反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张氏谦称——引者）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张国焘的回电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熟思明告”是对8日中央电报中“熟思审虑”的反唇相讥，而最后一句“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太祖”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
7月10日，“太祖”等中央领导再电张国焘：“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他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 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最后，“太祖”北上陕甘路线的成功，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太祖”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太祖”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
许多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在为他的“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的方案喋喋辩解，但如果看一下中国历史，沿着这条线有几个成功的，而从陕北起家而成事的又有多少是失败的？鉴于“太祖”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的历史洞察，“太祖”在长征路上可以弃南而北上，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可到20世纪60年代，面临美苏从南到北形成的反华威胁，“太祖”不得不考虑将西南做为战略大后方的时候，其考虑的也是如何避免诸葛亮的战略失误，他因此主张“三线建设”，将打通西南通往全国的交通网放在优先的位置。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恿怂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太祖”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 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 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 的战略方针，“太祖”则判断：
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那时全国来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七君子”等等，轰轰烈烈，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准备。它以后才逐渐增兵华北，才搞山东、慢得很！一直到1942年，才进攻汤恩伯。武汉不是早就占领了！但它也是到1942年以后，才向湖南长沙一带进攻。一直到这时，它才懂得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太祖”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太祖”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11月26日，“太祖”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 ，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
“太祖”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 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联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 。“太祖”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太祖”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太祖”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的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太祖”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太祖”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5年，“太祖”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值得提及的是，在开始三线工程之初，“太祖”开展对印自卫反击战。研究一下“太祖”1962年西南一役，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启战和于瞬间，毕“七擒”于一役，“太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赢，而是要为未来的大西南根据地及即将开始的“三线建设”打出长期的和平环境。“太祖”善于吸取诸葛亮治蜀成败经验的本领值得我们后人认真学习。对于已失去南宋时那种得以临海偏安的历史条件且又没有建立起足以拒敌以远海的制海权的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来说，“太祖”提出的“三线建设”的战略，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具有重大价值。在抵御外敌入侵时，西南稳定对中国安全而言仍是生死攸关的战略大后方。
东南江浙地区 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特点是直接与大海相衔接。大海在历史上对中国安全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古代护卫了又在近代伤害了中国的国防和政治稳定。
长江下游地势平缓，水系交通便利，易于人力物资调度。大部分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农业一年二熟或三熟 ，水量充沛，农业发达，为全国税赋的主要来源。南京在历史上为六朝古都，它依凭长江天险，北接京杭大运河，可沿大运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长江水面或东入大海或西抵武汉和重庆。“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以建康（南京）为根本。” 顾祖禹说：“盖建康立国，实以东南供亿为之咽喉也。” 从战略地位上看，南京“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南为藩篱。” 大有虎踞龙盘，震动东南中国的气象，此与长安对中国西北的影响有相似之处，但南京的位势毕竟与长安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 清人顾祖禹举例说：“自古及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关中并韩、魏，汉以关中定三河，苻秦以关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关中亡高齐。隋之亡也，群雄角逐而唐独以先入长安。卒兼天下。” 学者陈彦光说：“定都南京，却似乎是朱明王朝开国皇帝的战略性失误。不久之后，燕王朱棣从侄儿手中夺权之后建都北京，明朝的国势进入稳定时期。”
蒋介石大概注意到这一教训。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迁入四川，这样关内已事实上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是走在抗日最前线陕北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是迁入四川的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三是盘踞日占区的汪精卫傀儡政权。值得研究的是，1938年，蒋介石进入四川后选择接近荆州的重庆而不是像诸葛亮选择川西的成都为陪都，此举使蒋介石比较容易对进入中原的咽喉长江三峡 的牢牢控制，并为他在全国抗战的胜利后迅速东出进入中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大概“太祖”在早年阅读三国史时 也注意到这一教训，在长征途中，“太祖”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川康的方案，而主张北上接近中原的陕甘地区。也是出于同样的地缘政治理由，1949年10月1日，即建国的当天，重庆被列入首批中央直辖市 ；1964年“太祖”更是提出“三线建设”，其中将重庆而不是成都做为布局的重心。
退一步说，若从中国大历史比如五胡十六国时占据成都的成国、五代十国时的前后蜀政权，再说开一些还有清朝盘踞西南的“平西王”吴三桂等经验看，当时即使诸葛集中用兵一处，仅依其一隅之力，西南四川境内上述易守难攻和难进难出的地缘政治特点也使蜀国难以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多有从北面和东面进入西南而鲜见由西南东出或北上一统中国的案例。进入四川的——如果不是正在收拾统一残局的新朝的话——多是从东或北进入西南的败旅，如三国中的刘备、唐安史之乱中逃到四川的唐玄宗 ，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四川和解放战争后期又以大西南为“大后方”的蒋介石等。
在同一规律作用下，历史呈现出的故事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35年，在蒋介石追赶下，共产党从四川进入陕北，这暗合诸葛亮《隆中对》说的“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计；1945年，蒋介石又从重庆东出三峡，这暗合了诸葛亮同文中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设计。结果是由重庆东出的蒋介石国民党收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由陕北高原出来的共产党来到西柏坡并迅速统一天下。所有这些更是暗合了司马迁所作的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诚哉斯言！
中国近现代新旧民主革命均兴于东南，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将红军从东南赶向西南，又从西南追至西北，这反为中国革命煅造出可以完成历史使命的队伍并将这支队伍送上必将“卒并天下”的道路。长征路上“太祖”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决择。今天回头看，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人谋”的因素也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
回顾1935年中央红军关于长征方向的争论及其双方的理由，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尤其是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是有帮助的。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军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太祖”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针对“太祖”北上陕甘的计划，张国焘提出自己的分析：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张国焘对北上新疆的计划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他继续说：
我首先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在昆仑山阿尔泰一带飘扬。
在对新疆方向的判断上，为了不与中央北上方针相违背，张国焘也说：“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的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的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在对新疆地理形势的优劣分析上，张国焘与“太祖”看法是一致的，“太祖”当时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 但张国焘说这些的目的却与“太祖”大相径庭，“太祖”的目的是进军陕北，而张国焘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法敷衍中央北上方针，并由此再将部队引向比成都更靠西的川康一带。他在讨论后又返回川康方案说：
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马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张国焘也不是不知道中国陕甘宁地区具有“问鼎中原”的战略价值，他也明白“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 的地缘政治特点，但由于对红军力量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有利方面估计不足，或还有其他不便说明的自私原因，他不顾“太祖”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的危险，固执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线。
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受到“太祖”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抵制。1935年6月16日“太祖”等中央领导在前往懋功 途中给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了川西地理不利于“北出机动”的困难，电报说：
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 ，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26日。“太祖”在懋功两河口 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张国焘提出近似刘备诸葛亮入川时的“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从战略上分析了红军不能久留四川、必须北上的原因。他说：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
7月10日，“太祖”联名朱德、周恩来电令“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责令张国焘：“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9月8日，“太祖”在发给张国焘《左路军应改道北上》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一、左路军 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 直至懋抚 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 者，仅一磨西面 而已。绥崇 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 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变远胜西康地区。
次日（9日），张国焘即向中央表示反对北上，其南下理由主要是：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反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张氏谦称——引者）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张国焘的回电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熟思明告”是对8日中央电报中“熟思审虑”的反唇相讥，而最后一句“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太祖”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
7月10日，“太祖”等中央领导再电张国焘：“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他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 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最后，“太祖”北上陕甘路线的成功，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太祖”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太祖”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
许多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在为他的“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的方案喋喋辩解，但如果看一下中国历史，沿着这条线有几个成功的，而从陕北起家而成事的又有多少是失败的？鉴于“太祖”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的历史洞察，“太祖”在长征路上可以弃南而北上，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可到20世纪60年代，面临美苏从南到北形成的反华威胁，“太祖”不得不考虑将西南做为战略大后方的时候，其考虑的也是如何避免诸葛亮的战略失误，他因此主张“三线建设”，将打通西南通往全国的交通网放在优先的位置。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恿怂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太祖”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 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 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 的战略方针，“太祖”则判断：
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那时全国来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七君子”等等，轰轰烈烈，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准备。它以后才逐渐增兵华北，才搞山东、慢得很！一直到1942年，才进攻汤恩伯。武汉不是早就占领了！但它也是到1942年以后，才向湖南长沙一带进攻。一直到这时，它才懂得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太祖”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太祖”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11月26日，“太祖”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 ，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
“太祖”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 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联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 。“太祖”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太祖”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太祖”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的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太祖”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太祖”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5年，“太祖”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值得提及的是，在开始三线工程之初，“太祖”开展对印自卫反击战。研究一下“太祖”1962年西南一役，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启战和于瞬间，毕“七擒”于一役，“太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赢，而是要为未来的大西南根据地及即将开始的“三线建设”打出长期的和平环境。“太祖”善于吸取诸葛亮治蜀成败经验的本领值得我们后人认真学习。对于已失去南宋时那种得以临海偏安的历史条件且又没有建立起足以拒敌以远海的制海权的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来说，“太祖”提出的“三线建设”的战略，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具有重大价值。在抵御外敌入侵时，西南稳定对中国安全而言仍是生死攸关的战略大后方。
东南江浙地区 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特点是直接与大海相衔接。大海在历史上对中国安全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古代护卫了又在近代伤害了中国的国防和政治稳定。
长江下游地势平缓，水系交通便利，易于人力物资调度。大部分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农业一年二熟或三熟 ，水量充沛，农业发达，为全国税赋的主要来源。南京在历史上为六朝古都，它依凭长江天险，北接京杭大运河，可沿大运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长江水面或东入大海或西抵武汉和重庆。“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以建康（南京）为根本。” 顾祖禹说：“盖建康立国，实以东南供亿为之咽喉也。” 从战略地位上看，南京“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南为藩篱。” 大有虎踞龙盘，震动东南中国的气象，此与长安对中国西北的影响有相似之处，但南京的位势毕竟与长安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 清人顾祖禹举例说：“自古及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关中并韩、魏，汉以关中定三河，苻秦以关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关中亡高齐。隋之亡也，群雄角逐而唐独以先入长安。卒兼天下。” 学者陈彦光说：“定都南京，却似乎是朱明王朝开国皇帝的战略性失误。不久之后，燕王朱棣从侄儿手中夺权之后建都北京，明朝的国势进入稳定时期。”
点评好犀利啊！楼主，能给个链接吗，分析的很有道理，想拜读全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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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啊、继续啊！
九玖 发表于 2013-5-7 1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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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的文章啊！
都是说地缘政治的！
很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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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风100 发表于 2013-5-7 1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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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贴出来，估计审核就半天了！
此人的地缘政治文章绝对值得一看，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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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见地哦
这篇节选《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变动规律》
另外强烈推荐，《张文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和《张文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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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贴出来，估计审核就半天了！
此人的地缘政治文章绝对值得一看，强烈推荐！
嗯、十年前吧，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看过他的文章、功力绝对在宋宜昌、金一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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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十年前吧，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看过他的文章、功力绝对在宋宜昌、金一南之上
现在看来，刘备东进夺取荆州，目的是为了北上再次贯通与汉中的联系，恢复问鼎洛阳的犄角之态，并非是为了东进犯吴，于情于理均说得通，而孙权愉袭荆州，背义于反曹盟约，此乃小家子气，为战略家不齿之举。孙权因量小而失全局，诸葛因不明而自陷边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长江以二分，今每读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嘘扼腕。
文木先生这个说的不对，荆州对于东吴不仅有安全利益，还有政治利益，没有荆州，就没有东吴的稳定，两晋16国时期表现的非常明显：
1. 偏安江东的政权必定要取荆襄，没有荆襄就没有政治合法性
2. 南方政权，荆襄方面的主将，一般都是“国家柱石”，或者是“反叛首脑”，或者兼而有之
就这两条，东吴和蜀汉就不可能在荆州问题上相互容忍——刘备和孙权在219年之前交手过几次了，都是荆州问题，而没有彻底翻脸的原因是曹操南下的压力，而刘备取汉中之后，不一样了，刘备和曹操攻守之势异位——对东吴最大的威胁就不是曹操，而是刘备了，所以才有吕子明白衣渡江......
归根结底，不是东吴没有远见，而是蜀汉政权在大获全胜之后，没有擦觉到地缘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早作打算，而关羽的资历太高，基本无人约束，而老关的资历和战略眼光其实并不相称，这就是大祸的种子......
zqyuan 发表于 2013-5-7 14:29
文木先生这个说的不对，荆州对于东吴不仅有安全利益，还有政治利益，没有荆州，就没有东吴的稳定，两晋 ...
对的，地缘政治在变化中，蜀汉没有察觉！
不过个人觉得张先生的意思其实东吴的地缘政治也在变化，而相对更大的威胁来源于魏而不是蜀，而蜀确实在当时没有察觉地缘的变化，没有安抚好东吴！
zqyuan 发表于 2013-5-7 14:29
文木先生这个说的不对，荆州对于东吴不仅有安全利益，还有政治利益，没有荆州，就没有东吴的稳定，两晋 ...
对的，地缘政治在变化中，蜀汉没有察觉！
不过个人觉得张先生的意思其实东吴的地缘政治也在变化，而相对更大的威胁来源于魏而不是蜀，而蜀确实在当时没有察觉地缘的变化，没有安抚好东吴！
acerasus168 发表于 2013-5-7 14:33 ![]()
对的，地缘政治在变化中，蜀汉没有察觉！
不过个人觉得张先生的意思其实东吴的地缘政治也在 ...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最好换掉关羽——哪怕用张飞去代替，也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因为关羽在地方上积累了大量资源和声望，就像一个分公司经理，经营几十年，自以为对企业和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又自以为和上级领导关系很近，对上级指示容易打折扣，很容易出事——空降个新领导，对上级指示和想法，理解就比较透彻，又不是很熟悉环境，又怕出事，就会比较谨慎，不容易出事。
问题是真实的三国世界里，诸葛亮在刘备死前没机会独当一面的——而诸葛亮的资历又不如关羽张飞，而刘备也不完全相信诸葛亮一个人，比如法正就很得宠，加上上上下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中，对地缘局势的重大变化丝毫没有察觉
对的，地缘政治在变化中，蜀汉没有察觉！
不过个人觉得张先生的意思其实东吴的地缘政治也在 ...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最好换掉关羽——哪怕用张飞去代替，也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因为关羽在地方上积累了大量资源和声望，就像一个分公司经理，经营几十年，自以为对企业和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又自以为和上级领导关系很近，对上级指示容易打折扣，很容易出事——空降个新领导，对上级指示和想法，理解就比较透彻，又不是很熟悉环境，又怕出事，就会比较谨慎，不容易出事。
问题是真实的三国世界里，诸葛亮在刘备死前没机会独当一面的——而诸葛亮的资历又不如关羽张飞，而刘备也不完全相信诸葛亮一个人，比如法正就很得宠，加上上上下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中，对地缘局势的重大变化丝毫没有察觉
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
=======================================
这事可不是曹操干的
东汉（后汉）的国都就是洛阳，西汉（前汉）国都是长安
中原大乱后，曹操胁天子令诸侯迁到许昌，但曹操在邺城陪都待的更习惯
曹丕称帝后选洛阳，更多是要名正言顺，体现改朝换代，所谓曹丕篡汉，洛阳本来就是曹魏“五都”之一，地位本来就很高
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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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可不是曹操干的
东汉（后汉）的国都就是洛阳，西汉（前汉）国都是长安
中原大乱后，曹操胁天子令诸侯迁到许昌，但曹操在邺城陪都待的更习惯
曹丕称帝后选洛阳，更多是要名正言顺，体现改朝换代，所谓曹丕篡汉，洛阳本来就是曹魏“五都”之一，地位本来就很高
有意思有意思，读完了才发现自个真够肤浅的
不错的文章
九玖 发表于 2013-5-7 12:54 ![]()
点评好犀利啊！楼主，能给个链接吗，分析的很有道理，想拜读全文，谢谢。
在 四月网上
点评好犀利啊！楼主，能给个链接吗，分析的很有道理，想拜读全文，谢谢。
在 四月网上
非常好的文章，留个记号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