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英《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中国经济未来荆棘密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4:28:29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是剧烈放缓。这不是心怀恶意的外人观点，而是中国政府的观点。问题是放缓的过程将是平稳的还是剧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世界许多国家的命运。
上个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组织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展示了中国官方的观点。该论坛聚集了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士和中国高级官员。背景论文中有一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撰写的文章，题为“十年展望：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新增长阶段的开始”(Ten-year Outlook: Decline of Potential Growth Rate and Start of a New Phase of Growth)。文章提出，中国将从2000年到2010年1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018年到2022年6.5%的年均增长率。文章还指出，这种下降与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经济放缓趋势是一致的（见图表）。
作者列出了增速降低的两个可能原因：要么中国陷入了工业化失败的“中等收入陷阱”；要么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增速的“自然回落”，当一个经济体开始追赶发达经济体时，会出现这种回落。第二种情况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韩国出现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篇文章认为，在经历了35年左右10%的增长率之后，同样的事最终在中国也发生了。
文章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成立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明显收缩”，过去十年，基础设施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从30%下降到20%。第二，资产回报率下降，产能大量过剩。2011年，“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一定投资水平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6，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降低。第三，劳动力供应增长显著放缓。第四，城市化仍在扩大，但速度有所下降。最后，地方政府财政和房地产风险增加。
文章作者认为，这一系列的原因足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向较低增速过渡。为了更加精确地分析前景，作者采用了一个经济模型。最令人吃惊的结果就是，与现在相比，经济的长期趋势将颠倒。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增加至49%，但预计将在2022年降至42%。与此同时，预计202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从48%上升至56%。类似地，预计工业占GDP的比重将会从45%下降至40%，而服务业的比重将会从45%上升至55%。经济将由消费拉动而不是投资拉动。从供应的层面来看，造成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投资增长瓦解，资本存量增长崩溃。
增长放缓即将到来的观点非常可信。但我们可以持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与1966年的日本和1988年的韩国相等。这两个国家后来分别出现了7到9年的超速增长。与美国相比（追赶潜力的另外一种衡量），中国与1950年的日本和1982年的韩国水平相当。这就表明中国还有更多的增长潜力。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略多一点，似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然而，这种乐观的观点也有反面论据。中国的数量级甚至高于日本。其机会，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中的机会，必定相对较少。此外，正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经常说的，中国的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在诸多层面上都是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对投资的依赖，投资不仅是额外产能的来源，也是需求的来源。不断增加投资率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投资回报最终取决于消费增加。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悲观得多的观点。日本的例子表明，实现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体向低投资、低增长的经济体的成功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我可以列举至少三点风险。
首先，如果预期增长率从10%以上下降到（比如说）6%，必要的生产资本投资率就会大幅下降：若增量资本产出率恒定，生产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从50%下降到30%。如果下降过程非常快，单是这种下降就会引发萧条。
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和其他投资的依赖，信贷出现大幅增长，而这些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在下降。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增长的下降可能意味着不良贷款的增加，尤其是那些押注过去的增速会持续的投资。金融体系可能变得极为脆弱，尤其是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领域。
第三，鉴于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可能性不大，要想维持设想中的消费相对于投资的持续增长，需要相应地将收入从企业转移到家庭，包括国有企业。这是可能发生的：日益扩大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利率的上涨趋势可能会顺利实现这种转变。然而，即便如此，仍存在一个显著的风险——随之而来的利润下降可能会加速投资的崩溃。
毫无疑问，政府的计划是顺利地转型为更加平衡、增长放慢的经济。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中国政府掌握着所需的所有要素。此外，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大的潜力。然而，在不引起投资崩塌和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增速放缓，比任何一般均衡模型所显示的都要棘手得多。
长期表现优越的经济体没能把握好不可避免的放缓，这样的例子不难列举。比如日本。中国可以避免这种命运，部分原因是它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也很大。在我看来，任何意外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中国的增长停止，但未来十年注定要比过去十年更加艰辛。
译者/王慧玲
www .zaobao.com/wencui/2013/04/ft130407.shtml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是剧烈放缓。这不是心怀恶意的外人观点，而是中国政府的观点。问题是放缓的过程将是平稳的还是剧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世界许多国家的命运。
上个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组织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展示了中国官方的观点。该论坛聚集了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士和中国高级官员。背景论文中有一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撰写的文章，题为“十年展望：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新增长阶段的开始”(Ten-year Outlook: Decline of Potential Growth Rate and Start of a New Phase of Growth)。文章提出，中国将从2000年到2010年1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018年到2022年6.5%的年均增长率。文章还指出，这种下降与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经济放缓趋势是一致的（见图表）。
作者列出了增速降低的两个可能原因：要么中国陷入了工业化失败的“中等收入陷阱”；要么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增速的“自然回落”，当一个经济体开始追赶发达经济体时，会出现这种回落。第二种情况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韩国出现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篇文章认为，在经历了35年左右10%的增长率之后，同样的事最终在中国也发生了。
文章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成立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明显收缩”，过去十年，基础设施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从30%下降到20%。第二，资产回报率下降，产能大量过剩。2011年，“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一定投资水平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6，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降低。第三，劳动力供应增长显著放缓。第四，城市化仍在扩大，但速度有所下降。最后，地方政府财政和房地产风险增加。
文章作者认为，这一系列的原因足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向较低增速过渡。为了更加精确地分析前景，作者采用了一个经济模型。最令人吃惊的结果就是，与现在相比，经济的长期趋势将颠倒。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增加至49%，但预计将在2022年降至42%。与此同时，预计202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从48%上升至56%。类似地，预计工业占GDP的比重将会从45%下降至40%，而服务业的比重将会从45%上升至55%。经济将由消费拉动而不是投资拉动。从供应的层面来看，造成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投资增长瓦解，资本存量增长崩溃。
增长放缓即将到来的观点非常可信。但我们可以持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与1966年的日本和1988年的韩国相等。这两个国家后来分别出现了7到9年的超速增长。与美国相比（追赶潜力的另外一种衡量），中国与1950年的日本和1982年的韩国水平相当。这就表明中国还有更多的增长潜力。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略多一点，似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然而，这种乐观的观点也有反面论据。中国的数量级甚至高于日本。其机会，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中的机会，必定相对较少。此外，正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经常说的，中国的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在诸多层面上都是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对投资的依赖，投资不仅是额外产能的来源，也是需求的来源。不断增加投资率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投资回报最终取决于消费增加。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悲观得多的观点。日本的例子表明，实现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体向低投资、低增长的经济体的成功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我可以列举至少三点风险。
首先，如果预期增长率从10%以上下降到（比如说）6%，必要的生产资本投资率就会大幅下降：若增量资本产出率恒定，生产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从50%下降到30%。如果下降过程非常快，单是这种下降就会引发萧条。
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和其他投资的依赖，信贷出现大幅增长，而这些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在下降。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增长的下降可能意味着不良贷款的增加，尤其是那些押注过去的增速会持续的投资。金融体系可能变得极为脆弱，尤其是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领域。
第三，鉴于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可能性不大，要想维持设想中的消费相对于投资的持续增长，需要相应地将收入从企业转移到家庭，包括国有企业。这是可能发生的：日益扩大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利率的上涨趋势可能会顺利实现这种转变。然而，即便如此，仍存在一个显著的风险——随之而来的利润下降可能会加速投资的崩溃。
毫无疑问，政府的计划是顺利地转型为更加平衡、增长放慢的经济。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中国政府掌握着所需的所有要素。此外，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大的潜力。然而，在不引起投资崩塌和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增速放缓，比任何一般均衡模型所显示的都要棘手得多。
长期表现优越的经济体没能把握好不可避免的放缓，这样的例子不难列举。比如日本。中国可以避免这种命运，部分原因是它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也很大。在我看来，任何意外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中国的增长停止，但未来十年注定要比过去十年更加艰辛。
译者/王慧玲
www .zaobao.com/wencui/2013/04/ft130407.shtml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是剧烈放缓。这不是心怀恶意的外人观点，而是中国政府的观点。问题是放缓的过程将是平稳的还是剧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世界许多国家的命运。
上个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组织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展示了中国官方的观点。该论坛聚集了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士和中国高级官员。背景论文中有一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撰写的文章，题为“十年展望：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新增长阶段的开始”(Ten-year Outlook: Decline of Potential Growth Rate and Start of a New Phase of Growth)。文章提出，中国将从2000年到2010年1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018年到2022年6.5%的年均增长率。文章还指出，这种下降与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经济放缓趋势是一致的（见图表）。
作者列出了增速降低的两个可能原因：要么中国陷入了工业化失败的“中等收入陷阱”；要么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增速的“自然回落”，当一个经济体开始追赶发达经济体时，会出现这种回落。第二种情况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韩国出现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篇文章认为，在经历了35年左右10%的增长率之后，同样的事最终在中国也发生了。
文章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成立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明显收缩”，过去十年，基础设施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从30%下降到20%。第二，资产回报率下降，产能大量过剩。2011年，“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一定投资水平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6，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降低。第三，劳动力供应增长显著放缓。第四，城市化仍在扩大，但速度有所下降。最后，地方政府财政和房地产风险增加。
文章作者认为，这一系列的原因足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向较低增速过渡。为了更加精确地分析前景，作者采用了一个经济模型。最令人吃惊的结果就是，与现在相比，经济的长期趋势将颠倒。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增加至49%，但预计将在2022年降至42%。与此同时，预计202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从48%上升至56%。类似地，预计工业占GDP的比重将会从45%下降至40%，而服务业的比重将会从45%上升至55%。经济将由消费拉动而不是投资拉动。从供应的层面来看，造成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投资增长瓦解，资本存量增长崩溃。
增长放缓即将到来的观点非常可信。但我们可以持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与1966年的日本和1988年的韩国相等。这两个国家后来分别出现了7到9年的超速增长。与美国相比（追赶潜力的另外一种衡量），中国与1950年的日本和1982年的韩国水平相当。这就表明中国还有更多的增长潜力。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略多一点，似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然而，这种乐观的观点也有反面论据。中国的数量级甚至高于日本。其机会，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中的机会，必定相对较少。此外，正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经常说的，中国的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在诸多层面上都是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对投资的依赖，投资不仅是额外产能的来源，也是需求的来源。不断增加投资率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投资回报最终取决于消费增加。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悲观得多的观点。日本的例子表明，实现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体向低投资、低增长的经济体的成功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我可以列举至少三点风险。
首先，如果预期增长率从10%以上下降到（比如说）6%，必要的生产资本投资率就会大幅下降：若增量资本产出率恒定，生产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从50%下降到30%。如果下降过程非常快，单是这种下降就会引发萧条。
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和其他投资的依赖，信贷出现大幅增长，而这些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在下降。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增长的下降可能意味着不良贷款的增加，尤其是那些押注过去的增速会持续的投资。金融体系可能变得极为脆弱，尤其是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领域。
第三，鉴于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可能性不大，要想维持设想中的消费相对于投资的持续增长，需要相应地将收入从企业转移到家庭，包括国有企业。这是可能发生的：日益扩大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利率的上涨趋势可能会顺利实现这种转变。然而，即便如此，仍存在一个显著的风险——随之而来的利润下降可能会加速投资的崩溃。
毫无疑问，政府的计划是顺利地转型为更加平衡、增长放慢的经济。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中国政府掌握着所需的所有要素。此外，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大的潜力。然而，在不引起投资崩塌和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增速放缓，比任何一般均衡模型所显示的都要棘手得多。
长期表现优越的经济体没能把握好不可避免的放缓，这样的例子不难列举。比如日本。中国可以避免这种命运，部分原因是它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也很大。在我看来，任何意外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中国的增长停止，但未来十年注定要比过去十年更加艰辛。
译者/王慧玲
www .zaobao.com/wencui/2013/04/ft130407.shtml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是剧烈放缓。这不是心怀恶意的外人观点，而是中国政府的观点。问题是放缓的过程将是平稳的还是剧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世界许多国家的命运。
上个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组织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展示了中国官方的观点。该论坛聚集了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士和中国高级官员。背景论文中有一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撰写的文章，题为“十年展望：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新增长阶段的开始”(Ten-year Outlook: Decline of Potential Growth Rate and Start of a New Phase of Growth)。文章提出，中国将从2000年到2010年1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018年到2022年6.5%的年均增长率。文章还指出，这种下降与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经济放缓趋势是一致的（见图表）。
作者列出了增速降低的两个可能原因：要么中国陷入了工业化失败的“中等收入陷阱”；要么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增速的“自然回落”，当一个经济体开始追赶发达经济体时，会出现这种回落。第二种情况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韩国出现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篇文章认为，在经历了35年左右10%的增长率之后，同样的事最终在中国也发生了。
文章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成立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明显收缩”，过去十年，基础设施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从30%下降到20%。第二，资产回报率下降，产能大量过剩。2011年，“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一定投资水平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6，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降低。第三，劳动力供应增长显著放缓。第四，城市化仍在扩大，但速度有所下降。最后，地方政府财政和房地产风险增加。
文章作者认为，这一系列的原因足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向较低增速过渡。为了更加精确地分析前景，作者采用了一个经济模型。最令人吃惊的结果就是，与现在相比，经济的长期趋势将颠倒。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增加至49%，但预计将在2022年降至42%。与此同时，预计202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从48%上升至56%。类似地，预计工业占GDP的比重将会从45%下降至40%，而服务业的比重将会从45%上升至55%。经济将由消费拉动而不是投资拉动。从供应的层面来看，造成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投资增长瓦解，资本存量增长崩溃。
增长放缓即将到来的观点非常可信。但我们可以持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与1966年的日本和1988年的韩国相等。这两个国家后来分别出现了7到9年的超速增长。与美国相比（追赶潜力的另外一种衡量），中国与1950年的日本和1982年的韩国水平相当。这就表明中国还有更多的增长潜力。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略多一点，似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然而，这种乐观的观点也有反面论据。中国的数量级甚至高于日本。其机会，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中的机会，必定相对较少。此外，正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经常说的，中国的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在诸多层面上都是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对投资的依赖，投资不仅是额外产能的来源，也是需求的来源。不断增加投资率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投资回报最终取决于消费增加。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悲观得多的观点。日本的例子表明，实现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体向低投资、低增长的经济体的成功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我可以列举至少三点风险。
首先，如果预期增长率从10%以上下降到（比如说）6%，必要的生产资本投资率就会大幅下降：若增量资本产出率恒定，生产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从50%下降到30%。如果下降过程非常快，单是这种下降就会引发萧条。
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和其他投资的依赖，信贷出现大幅增长，而这些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在下降。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增长的下降可能意味着不良贷款的增加，尤其是那些押注过去的增速会持续的投资。金融体系可能变得极为脆弱，尤其是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领域。
第三，鉴于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可能性不大，要想维持设想中的消费相对于投资的持续增长，需要相应地将收入从企业转移到家庭，包括国有企业。这是可能发生的：日益扩大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利率的上涨趋势可能会顺利实现这种转变。然而，即便如此，仍存在一个显著的风险——随之而来的利润下降可能会加速投资的崩溃。
毫无疑问，政府的计划是顺利地转型为更加平衡、增长放慢的经济。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中国政府掌握着所需的所有要素。此外，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大的潜力。然而，在不引起投资崩塌和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增速放缓，比任何一般均衡模型所显示的都要棘手得多。
长期表现优越的经济体没能把握好不可避免的放缓，这样的例子不难列举。比如日本。中国可以避免这种命运，部分原因是它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也很大。在我看来，任何意外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中国的增长停止，但未来十年注定要比过去十年更加艰辛。
译者/王慧玲
www .zaobao.com/wencui/2013/04/ft130407.shtml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呵呵.
不论正确与否，不这么说怎么混饭吃呢
有道理，现在已经到瓶颈了。所以李要大搞农村，充分市场化，充分配置资源。
中国的未来在于高端产业和技术革命。
大飞机，汽车，芯片，可控核聚变，量子技术，三维打印。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大飞机，汽车，芯片，可控核聚变，量子技术，三维打印。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以前是1000，百分之十是100。
现在是4000，百分之五是200。
不是增长慢了，而是分母大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用得着写这么长一篇报道吗？还布满荆棘？看这英国砖家的水平，难怪日不落帝国会衰落。
以前是1000，百分之十是100。
现在是4000，百分之五是200。
不是增长慢了，而是分母大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用得着写这么长一篇报道吗？还布满荆棘？看这英国砖家的水平，难怪日不落帝国会衰落。
这是当然的，我们不可能一直维持7%-9%的高速增长到永远。经济总有回落和下跌的风险，着陆只要软就行了。没必要盲目保持绝对的高速增长，但长期来说只要中国的经济仍然有潜力就能维持增长，总有一天我们会取得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