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的海军历史---最强的是哪代

一，大唐帝国称雄天下的一大利器：大唐水师
一、海军规模
   
    中国海军（或称水军）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我国的舰船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船体庞大，雄伟坚固，甲板建有高楼栅寨，能在海上抗风斗浪、设备齐全的楼船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时水军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强大的独立军种，专门从事海上战斗”。汉武帝在平南越和卫氏朝鲜的战争中都曾使用过海军，其楼船军多达十万。到隋唐时期，海军又有了新的发展，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时曾多次使用海军，唐太宗为了东征高句丽也大建海军。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张亮率“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从海道进攻高句丽。而《唐会要》卷九五《高句丽》却载曰，“张亮水军七万人”。故《旧唐书》所说劲卒4 万，当是指舰船上的作战士兵，不包括掌舵、摇橹等辅助性人员，即平均每艘战船载战士80人。一支舰队就有五百艘战舰、数万名战士，唐初海军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660年，唐朝在多次外交干涉无效的情况下，决定以武力阻止百济联合高句丽对唐朝藩属新罗的进攻，唐军从山东半岛成山角渡海，在新罗军的协助下迅速攻灭百济，俘其君臣。此役唐朝海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参战，史无明载，但唐朝参战军队的数量则有记载。按中国方面史料，唐将苏定方所率攻灭百济的唐海陆军共计10万，按朝鲜方面史料，则是 13万（百济义慈王二十年条），双方数据相差3万人。苏定方在东征百济之前，刚从西北战场得胜归来，其所率10万人当主要是从西北凯旋之陆军，高宗转用于东北，使之乘胜东征百济。此10万人当指从西北战场调来的陆军和海军作战士兵，不包括海军水手。而朝鲜方面在统计东征百济的唐军数量时则包括陆、海军全部。若此论不虚，则参与东征的唐朝海军中应有3万水手。10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海运到百济，所需舰船数量应是非常庞大的。按水手与乘客对半（注：《唐大和上东征传》第62页记载：鉴真有一次从扬州东渡日本，“同行人僧祥彦……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及余乐相随者，合有三十五人”。这表明当时海上航行，水手所占比例甚高。木宫泰彦认为“半数以上是水手”计算，3万海军水手至少也对应3万海军战士，按张亮舰队的船和战士的比例，3万海军所需战舰也应375艘；唐军水陆10万，扣除3万海军战士，尚有7万陆军战士需要用海船运送。唐代一般的海船“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注：慧琳：《一切经音义》。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漕船“每船载一千石”，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说战船“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则每船亦载500人左右。），若撇开运输船上的水手（或为临时征召）不记，按每船运送200人及其武器装备计算，7万陆军至少也需350艘海船运输；10万大军渡海东征，所需粮草补给必然很多，虽有新罗接济，但在平定百济、与新罗会师之前也无法得到，由于补给线长且危险，为了确保战役顺利进行，出征时至少当携带1月之补给，所需运输船舰当为数不少。如此则总船队当有上千艘。
   
    663年，由于日本先后几次派兵共4万人支援百济抗唐，留守百济的1万唐军处境困难（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唐高宗又“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发齐兵七千往”援（《东夷百济传》），唐日矛盾尖锐化。当年8月，两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爆发了大战，唐军大胜。对于此战，唐朝方面记载说，“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刘仁轨传》）；日本方面记载说，“贼将至州柔（唐称周留），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村江（即白江）。戊申，日本船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条）；朝鲜方面记载说，“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综合三国史料就可对当年参战的唐日双方的海军规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据研究，当时日本船较小，一般可乘120至160人；唐朝的海船则大一些，一般可载六七百人，刘仁轨所率唐海军170 艘舰船作为作战舰队当由各种型号的舰船组成，大者楼船载兵很多，小者艨艟载兵不多。日本记载唐军舰船170艘，当主要指其造型较大者。按张亮舰队的船与战士的比例计算， 170艘唐舰所载战士多达13600人，另加掌舵、摇橹等辅助性人员10200人，合计23800人。至于日本参战海军的数量，新罗说其战船千艘，唐说焚其舟四百艘，或有夸大，但其参战舰船有数百艘当不虚，即使按其参战舰船总数400艘，每艘战士50人计算，其参战海军战士人数也多达20000人，另加水手20000人，合计40000人。白江之战，唐海军以少胜多，有力地支援了陆军作战，最终迫使残余日军撤回。
二、海军装备
   
    唐初海军规模巨大，装备也很先进。为适应作战需要，唐初海军所配备的舰船按其用途分为若干类型。据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记载，当时军用舰船有六种类型：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
   
    1、楼船。早在西汉就有楼船将军，到隋初，杨素所造楼船可谓大矣， “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唐代的楼船，杜佑说：“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墻、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楼船乃当时海军装备中最主要的作战舰船，武器配备齐全。
   
    2、艨艟。杜佑说：“蒙冲，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务于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战之船也。”东汉刘熙《释名释船》则说：“狭而长曰艨艟，以冲突敌船也。”这表明艨艟采用封闭型结构，外配装甲（生牛皮），造型小巧灵活，速度快，当主要用于突袭、侦察、通讯联络。
   
    3、斗舰。杜佑说：“斗舰，船上设女墻，可高三尺，墻下开掣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墻齐，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斗舰是梯级复式结构，水兵可以梯级排列迎敌，划船者则隐蔽于船内，通过棹孔划船，是当时海军主要的作战船只。
   
    4、走舸。杜佑说：“走舸，舷上立女墻，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走舸速度快，当主要用于突袭和冲击，是海上进攻的利器。
   
    5、游艇。杜佑说：“游艇，无女墻，舷上置桨床，左右随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居之，非战船也。”这表明游艇主要用于指挥调度和军事侦察，机动性很强，造型一般不大。
   
    6、海鹘。杜佑说：“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版（板），形如鹘翅翼，以助其船，虽风涛涨天，免有倾侧。覆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战船也。”海鹘所配备的浮板是一种特殊的平衡装置，可使舰船在遇到大风浪时保持平稳，有此装置就可大大增强舰船的抗风浪性能，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在江河或海上作战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杜佑是唐中叶宰相之一，距唐初不远，他所记海军舰船当与唐初相当，由此可见当年东征百济的唐朝海军所装备的舰船的大致情况。
   
    海军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当有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
   
    1、绞车弩。中国古代使用弩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周礼夏官》记载，在战国时期弩就分为夹弩、庾弩、唐弩、大弩四种，时称“ 四弩”。汉唐时期，弩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种类增加，张力扩大。唐代的弩分为擘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七种。当时最着名的是绞车弩，《通典兵二》记载，“绞车弩，中七百步（约等于 1000米），攻城垒用之。……置弩必处其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果，非弩不克”。据唐初名将李靖说，绞车弩是将十二石之巨弩设在绞车上而成，能同时发射七支箭。绞车弩威力大、射程远，发射的箭“所中城垒，无不摧陨，楼橹亦颠坠”，是当时主要的远程杀伤武器，但造型比较笨重，机动性较差，陆军主要将其用于既设阵地的防守，但对于海军来说，则是进攻突击的利器，是最重要的舰载打击兵器。
   
    2、炮车，或称抛车，即抛石机也，与弩同为当时重型远射兵器。炮车的历史也非常悠久，相传战国时期就有了，《汉书甘延寿传》引张晏注说：“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三国时期，在官渡之战中，曹军使用炮车发石击毁袁军的橹楼，时称“霹雳车”（注：或因发出的石弹在空中飞行有声，故名。参见《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为了提高炮的发射速度和效率，马钧还发明了车轮炮（注：即将石弹系上绳索，绳索依次缠于轮周，作战时激烈转动车轮，当石弹转到需要的角度时，以利刃断绳，使石弹连续地抛射出去。参见《三国志》卷二九《杜夔传》注。）。唐代炮车的造型比过去大，甚至有一个车用200人操作的，又称“将军炮”或“擂石车”。炮车在海军中应用的历史也很悠久，早在梁元帝时，大将徐世谱就将炮车装在战船上，在水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唐初，楼船上就装有炮车，它在海军中的应用更多，战绩也会随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更大。
3，典型战役：白江之战

一，大唐帝国称雄天下的一大利器：大唐水师
一、海军规模
   
    中国海军（或称水军）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我国的舰船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船体庞大，雄伟坚固，甲板建有高楼栅寨，能在海上抗风斗浪、设备齐全的楼船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时水军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强大的独立军种，专门从事海上战斗”。汉武帝在平南越和卫氏朝鲜的战争中都曾使用过海军，其楼船军多达十万。到隋唐时期，海军又有了新的发展，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时曾多次使用海军，唐太宗为了东征高句丽也大建海军。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张亮率“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从海道进攻高句丽。而《唐会要》卷九五《高句丽》却载曰，“张亮水军七万人”。故《旧唐书》所说劲卒4 万，当是指舰船上的作战士兵，不包括掌舵、摇橹等辅助性人员，即平均每艘战船载战士80人。一支舰队就有五百艘战舰、数万名战士，唐初海军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660年，唐朝在多次外交干涉无效的情况下，决定以武力阻止百济联合高句丽对唐朝藩属新罗的进攻，唐军从山东半岛成山角渡海，在新罗军的协助下迅速攻灭百济，俘其君臣。此役唐朝海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参战，史无明载，但唐朝参战军队的数量则有记载。按中国方面史料，唐将苏定方所率攻灭百济的唐海陆军共计10万，按朝鲜方面史料，则是 13万（百济义慈王二十年条），双方数据相差3万人。苏定方在东征百济之前，刚从西北战场得胜归来，其所率10万人当主要是从西北凯旋之陆军，高宗转用于东北，使之乘胜东征百济。此10万人当指从西北战场调来的陆军和海军作战士兵，不包括海军水手。而朝鲜方面在统计东征百济的唐军数量时则包括陆、海军全部。若此论不虚，则参与东征的唐朝海军中应有3万水手。10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海运到百济，所需舰船数量应是非常庞大的。按水手与乘客对半（注：《唐大和上东征传》第62页记载：鉴真有一次从扬州东渡日本，“同行人僧祥彦……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及余乐相随者，合有三十五人”。这表明当时海上航行，水手所占比例甚高。木宫泰彦认为“半数以上是水手”计算，3万海军水手至少也对应3万海军战士，按张亮舰队的船和战士的比例，3万海军所需战舰也应375艘；唐军水陆10万，扣除3万海军战士，尚有7万陆军战士需要用海船运送。唐代一般的海船“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注：慧琳：《一切经音义》。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漕船“每船载一千石”，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说战船“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则每船亦载500人左右。），若撇开运输船上的水手（或为临时征召）不记，按每船运送200人及其武器装备计算，7万陆军至少也需350艘海船运输；10万大军渡海东征，所需粮草补给必然很多，虽有新罗接济，但在平定百济、与新罗会师之前也无法得到，由于补给线长且危险，为了确保战役顺利进行，出征时至少当携带1月之补给，所需运输船舰当为数不少。如此则总船队当有上千艘。
   
    663年，由于日本先后几次派兵共4万人支援百济抗唐，留守百济的1万唐军处境困难（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唐高宗又“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发齐兵七千往”援（《东夷百济传》），唐日矛盾尖锐化。当年8月，两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爆发了大战，唐军大胜。对于此战，唐朝方面记载说，“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刘仁轨传》）；日本方面记载说，“贼将至州柔（唐称周留），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村江（即白江）。戊申，日本船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条）；朝鲜方面记载说，“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综合三国史料就可对当年参战的唐日双方的海军规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据研究，当时日本船较小，一般可乘120至160人；唐朝的海船则大一些，一般可载六七百人，刘仁轨所率唐海军170 艘舰船作为作战舰队当由各种型号的舰船组成，大者楼船载兵很多，小者艨艟载兵不多。日本记载唐军舰船170艘，当主要指其造型较大者。按张亮舰队的船与战士的比例计算， 170艘唐舰所载战士多达13600人，另加掌舵、摇橹等辅助性人员10200人，合计23800人。至于日本参战海军的数量，新罗说其战船千艘，唐说焚其舟四百艘，或有夸大，但其参战舰船有数百艘当不虚，即使按其参战舰船总数400艘，每艘战士50人计算，其参战海军战士人数也多达20000人，另加水手20000人，合计40000人。白江之战，唐海军以少胜多，有力地支援了陆军作战，最终迫使残余日军撤回。
二、海军装备
   
    唐初海军规模巨大，装备也很先进。为适应作战需要，唐初海军所配备的舰船按其用途分为若干类型。据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记载，当时军用舰船有六种类型：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
   
    1、楼船。早在西汉就有楼船将军，到隋初，杨素所造楼船可谓大矣， “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唐代的楼船，杜佑说：“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墻、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楼船乃当时海军装备中最主要的作战舰船，武器配备齐全。
   
    2、艨艟。杜佑说：“蒙冲，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务于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战之船也。”东汉刘熙《释名释船》则说：“狭而长曰艨艟，以冲突敌船也。”这表明艨艟采用封闭型结构，外配装甲（生牛皮），造型小巧灵活，速度快，当主要用于突袭、侦察、通讯联络。
   
    3、斗舰。杜佑说：“斗舰，船上设女墻，可高三尺，墻下开掣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墻齐，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斗舰是梯级复式结构，水兵可以梯级排列迎敌，划船者则隐蔽于船内，通过棹孔划船，是当时海军主要的作战船只。
   
    4、走舸。杜佑说：“走舸，舷上立女墻，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走舸速度快，当主要用于突袭和冲击，是海上进攻的利器。
   
    5、游艇。杜佑说：“游艇，无女墻，舷上置桨床，左右随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居之，非战船也。”这表明游艇主要用于指挥调度和军事侦察，机动性很强，造型一般不大。
   
    6、海鹘。杜佑说：“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版（板），形如鹘翅翼，以助其船，虽风涛涨天，免有倾侧。覆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战船也。”海鹘所配备的浮板是一种特殊的平衡装置，可使舰船在遇到大风浪时保持平稳，有此装置就可大大增强舰船的抗风浪性能，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在江河或海上作战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杜佑是唐中叶宰相之一，距唐初不远，他所记海军舰船当与唐初相当，由此可见当年东征百济的唐朝海军所装备的舰船的大致情况。
   
    海军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当有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
   
    1、绞车弩。中国古代使用弩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周礼夏官》记载，在战国时期弩就分为夹弩、庾弩、唐弩、大弩四种，时称“ 四弩”。汉唐时期，弩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种类增加，张力扩大。唐代的弩分为擘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七种。当时最着名的是绞车弩，《通典兵二》记载，“绞车弩，中七百步（约等于 1000米），攻城垒用之。……置弩必处其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果，非弩不克”。据唐初名将李靖说，绞车弩是将十二石之巨弩设在绞车上而成，能同时发射七支箭。绞车弩威力大、射程远，发射的箭“所中城垒，无不摧陨，楼橹亦颠坠”，是当时主要的远程杀伤武器，但造型比较笨重，机动性较差，陆军主要将其用于既设阵地的防守，但对于海军来说，则是进攻突击的利器，是最重要的舰载打击兵器。
   
    2、炮车，或称抛车，即抛石机也，与弩同为当时重型远射兵器。炮车的历史也非常悠久，相传战国时期就有了，《汉书甘延寿传》引张晏注说：“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三国时期，在官渡之战中，曹军使用炮车发石击毁袁军的橹楼，时称“霹雳车”（注：或因发出的石弹在空中飞行有声，故名。参见《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为了提高炮的发射速度和效率，马钧还发明了车轮炮（注：即将石弹系上绳索，绳索依次缠于轮周，作战时激烈转动车轮，当石弹转到需要的角度时，以利刃断绳，使石弹连续地抛射出去。参见《三国志》卷二九《杜夔传》注。）。唐代炮车的造型比过去大，甚至有一个车用200人操作的，又称“将军炮”或“擂石车”。炮车在海军中应用的历史也很悠久，早在梁元帝时，大将徐世谱就将炮车装在战船上，在水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唐初，楼船上就装有炮车，它在海军中的应用更多，战绩也会随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更大。
3，典型战役：白江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