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中统局长叶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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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雨 2012年第6期

1945年初,获悉蒋介石有意要撤换全面主持中统局工作的副局长徐恩曾时,时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的陈果夫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不仅没有去说情,反而积极推荐由叶秀峰继任。叶秀峰何许人也?竟受到二陈如此青睐。
家父张国栋在叶秀峰两度主持中统局时都在其身边工作,曾任中统局秘书、内政部人口局帮办(副局长)兼中统局登记处处长,深得叶秀峰的信任。家父晚年因眼疾无法著述,向笔者口述了大量有关叶秀峰的生平轶事。因叶秀峰是一位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又少有史料记述,所以特将家父口述笔录整理于后,以供史学界研究。

追随陈立夫,仕途顺利

叶秀峰,江苏扬州人,1900年生。叶自幼聪颖好学,扬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正巧与陈立夫同班,他们同吃同住,彼此间称兄道弟,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学毕业后,他们又一同获官费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深造。1925年秋,他们同时获得硕士学位并一道回国,叶在苏州工专任教,陈立夫由于蒋介石的关系,来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校长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叶之任教,非其所志,教书仅半年多的时间便应陈之邀,到广州随陈参加机要活动。1926年7月,北伐军总司令部成立机要科,陈立夫任科长,叶秀峰任该科机要秘书。北伐军进驻南京以后,叶继续在陈立夫领导下从事情报活动,叶招收了一批青年,如顾建中、季源溥、徐兆麟、吴星伯等,他们有一个据点,隐蔽在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市商会的一间偏房内,一旦有情报,他们都在这里聚集,此时家父因与顾建中有同窗之谊,曾应邀到这个据点联络过几次。
1927年“四一二”以后,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组织部设调查科,陈立夫任科长,叶秀峰任科员。1928年5月家父从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毕业进入调查科,在叶秀峰领导下从事情报的收集工作。1929年初,家父与叶一道被派往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参加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对该党部进行的指导与整顿,叶名义上是中央特派(指导)委员,可以调动、指挥一切,家父作为他的助手,出谋划策,配合默契,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也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1929年8月,调查科主任空缺,叶秀峰在已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的呵护下,终于爬上了调查科主任兼南京市党部委员的职位。

官场搏击,几度沉浮

若是从1926年算起,此时叶秀峰追随陈立夫已有三个年头,积累了不少特务经验,在调查科长的位子上也干得得心应手,但好景不长。1929年12月,叶因某事与陈立夫意见不合,表现消极,借故赴杭州休假,与二陈闹起小别扭,二陈便暂派徐恩曾代理调查科长。因家父与叶之间的友谊,徐便派其到杭州看望叶,并打探叶是否还回调查科,不料叶表示坚决不再回去。消息传到二陈那里,二陈非常生气,但想到叶毕竟追随自己多年,现在又正是用人之际,便于1930年初派叶转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CC在江苏的力量”。叶按二陈指示,创立了一个名曰“FIVE FRIENDS”(简称“FF”)的秘密组织,叶规定每一个成员发展五人,此为一级,然后逐级发展。在叶秀峰的不懈努力下,“FF”渐成气候。据《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一九二九年江苏省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一文中称:“再加上叶秀峰一派已成为三大派了。”可见,叶秀峰在江苏干了几年已小有成就,受到二陈赏识。
1933年底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翌年叶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禁烟委员会主任。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召开,二陈没有忘记叶秀峰,命其为江苏代表出席大会,会上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36年7月转为中央执行委员,从此叶在政治上更加活跃。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陈果夫另有安排,调离时,陈将叶秀峰这位心腹大将推荐到大后方的西康省,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由于叶未能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搞好关系,仅干了两年,便灰溜溜地离开康定回到重庆。
二陈见叶秀峰垂头丧气地回来,一面责备他不该任性耍孩子脾气,一面为其安排住处,因一时没有适当的工作安排,陈果夫便搞了个“国父实业研究会”,任命叶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叶在这个研究会里默默无闻地干了几年,也没研究出什么名堂。尽管如此,二陈还是经常邀请叶秀峰出入自己的寓所,在一些决策上听取他的意见,同时也在为叶秀峰的工作安排花费脑筋。

走马上任,再度春风

1945年初,机会终于来了,二陈获悉蒋介石有撤换负实际责任的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之意,便积极向蒋介石推荐由叶秀峰继任。
1945年1月,蒋介石釆纳二陈建议,命叶秀峰接替徐恩曾,全面主持中统局工作,不擅言辞的叶秀峰不禁喜形于色。然而初始时,叶还有意作态,向二陈表示对此职并无兴趣。其真正原因是叶看到中统局内全是徐恩曾的亲信,又有以挂名局长朱家骅为后台的副局长郭紫峻的捣乱,担心没有实权,难以控制局面,同时认为这也是讨价还价的最佳时机。
其实二陈早已窥出叶之心态,要叶提出从命条件,叶表示:“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中统局的一切,包括人事、财务等全部由我一人做主。”陈果夫、陈立夫二人会心一笑,满口答应,并表示全力支持。
2月1日上午,叶秀峰正式走马上任。他以二陈为后台,对挂名局长朱家骅的插手釆取强硬态度,将顾建中、郭紫峻两位副局长架空,不让其过问局内任何事务,再将朱的亲信会计室主任李光灼一脚踢出中统局。因朱家骅没能达到让郭紫峻主持中统局工作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局已定,德国战败无疑,亲德派朱家骅没了往日的威风,也失去了蒋介石的青睐,再因为朱家骅已转任教育部长,自感无趣,遂以不便再兼任中统局长为由,向蒋介石申请辞去兼职,蒋允之,旋即改任叶秀峰为代局长,数月后,经蒋介石批准,叶成为正式局长。
这里有个小插曲:徐恩曾与叶秀峰两家同住重庆国府路78号大院的两座院落,两位妻子相见免不了寒碜几句。叶升任代局长后的一天,家父刚从叶家出来,正好撞见叶妻与徐妻相遇,听见叶妻呛白道:“你神气什么,你家先生干那么久还是个副的,我家先生才干几天呀,就转正的了,气死你!”事后听说徐妻气得一晌没吃饭。

“接事伊始,立建勋功”

叶秀峰深知徐恩曾因不安心本职为蒋介石痛恶而被免职,又因为到处结党营私,有脱离CC倾向而失去二陈欢心,所以上任伊始一改徐之作风,整日批阅文件,找骨干谈心,以表整改之决心。当时大后方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民怨载道,叶上任不几天,四川境内发现有大量假币在市面上流通,蒋介石得报后大为震怒,令中统局限期破案。
这是叶秀峰执掌中统局后,蒋介石交办的第一个案件,叶深知这是个邀功的大好机会,立即主持召开科长以上人员会议,责成第三处(党政处)全力以赴,重庆区及其它各处、室从旁协助,并坐镇第三处直接指挥,该处所属第七科科长潘泽筠利用曾担任重庆经济调查总队秘书的关系四处打探,仅几个回合便发现线索,顺藤摸瓜,行动队员迅速出击,要犯、从犯全部落网,人赃俱获。叶秀峰兴奋之余立即起草报告,以急件呈蒋介石。几天以后,叶收到蒋的亲笔手令:“接事伊始,立建勋功,殊堪褒奖。”得此嘉奖,叶曾在局长室炫耀,随从们的一番吹捧,叶是喜不自禁,对特务工作更加积极和卖力了。

清洗人员,大权在握

上任月余,叶秀峰便开始采取行动,除将二位副局长架空,首先邀来亲信、时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的王述先任中统局主任秘书,并将私人印章交给他,要其主持日常工作。家父原任中统局秘书,因与叶多年的私谊而留任,也是唯一留任的处级以上人员。又因王述先缺少特务工作经验,经陈果夫推荐,叶再将资料室主任万大鋐提升为秘书,与家父一道协助王述先工作。
叶秀峰将领导层人事调整好以后,即开始对处一级开刀,除统计处和特经处专业性较强没有调整外,其余处、室、会全部进行了调整。调整出去的处长、主任全部由二陈另行安排,叶的亲信及二陈推荐的“人才”,韩克温、季源溥、王秀春、吴星伯分别担任第一(日伪)、第二(党派)、第三(党政)和交通处的处长,李尚春、韩善辅分别担任人事和会计室的主任,撤销机要室,另设第四处,由蒋静一任处长。
为了严密监视和掌握局内所有人员的思想、言论、行动及政治动态,精明的叶秀峰又增设了一个督察室,任命王保身为主任。这个专门负责对内进行监督、侦察的督察室,被特务们私下里称为“特务中的特务”,唯恐避之不及。
叶秀峰还对各专业委员会及部分科长、专员进行了调整,至此,整个中统局处于叶的掌控之中。

逢迎二陈,出击孔系

孔祥熙与二陈都是蒋介石亲信,一个主管财政,一个主管党务,本应互不相涉,但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时而相互利用,时而又相互争夺。早在抗战前,孔祥熙有赖于二陈领导的特务力量遏制盐业走私和税收偷漏,二陈却乘机向盐业和税务部门安排大批特工人员,同时又瞄上孔祥熙开办的税务训练班,陈果夫与其交涉,遭到坚决拒绝,为了断绝二陈的念想,孔祥熙竟与黄埔系大将桂永清联办,二陈无奈,只得败下阵来。此后,孔的亲信、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又将四川省税务局中的6个分局,免去5个有中统特务背景的分局长,时任负实际责任的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几经交涉,高秉坊就是不予理会,这下激怒了二陈兄弟,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命中统给孔祥熙点颜色看看。
刚刚接任不久的叶秀峰当然心领神会,一日获党网密报:“高秉坊经办税款保证,全无确实收支账目可稽,开征‘一丙保证金’4年,收入3600余万元不入公账,存入商业银行作投机交易。”叶如获至宝,立即向二陈禀报,二陈命“立即彻查”。叶秀峰派专员方仲豪明查暗访,调查确认;再派第七科科长潘泽筠复查核实,由第三处拟具报告,叶秀峰亲自修改审核,附上证据,以快件形式呈报蒋介石。
当时大后方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更有官商勾结,囤积居奇,遭到社会各界强烈抨击,蒋介石为平息众怒,遂拿高秉坊开刀,一面下令将高撤职,一面命法院核实查办。孔祥熙上下疏通,百般营救,无奈二陈紧紧抓住不放,结果高被判处死刑。
解铃还须系铃人,孔祥熙弄清原委后,不得不向二陈低头,将两个次长席位让予CC,孔与二陈关系得以缓和,在高不服判决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高秉坊保住了性命,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了。

恩威并施,惺惺作态

因工作关系,家父经常去叶秀峰家里,叶家有两位女性,一位是叶的母亲,旧式家庭妇女,叶对其非常孝顺,只要在家早晚必请安,闲暇时也不忘陪母亲打打麻将,唠唠家常。另一位是叶的妻子,姓吴,也是一位旧式家庭妇女,从不参与丈夫的政治活动。叶的父亲早逝,早年执教扬州中学,后升任校长,因办学有方,成绩突出,在地方上颇有声誉,叶常以此为傲。叶的私人生活在情感方面还是比较清白的,不像徐恩曾男女关系不清不楚,麻烦从没停止过。但1948年后叶秀峰也不安分起来,找了一个护士情妇,因搞得比较隐密,所以知道的人仅限于他的亲信圈子。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深度眼镜,斯文学者模样。但相貌不太好看,眼睛微鼓,鼻梁很短,耳朵外翻,门牙外露,走路的样子也很特别,但叶认为这是贵人才具有的模样。局内有位杨姓职员自称从龙虎山学得看相真传,叶请其相面,杨大拍大吹,说叶不久将要当部长,以后还能升任院长,叶心中暗喜。可那职员背地里却说叶现在行大运,过几年则要倒大霉,连小命都难保,叶闻知不由怒火中烧,扬言要将那职员抓起来,吓得杨某跑得无影无踪。
叶秀峰与徐恩曾并无宿怨,不知为什么却难以相容。徐被免职移交时,“事业基金”叶拒绝接收;“联谊会”叶不予承认;徐希望留二人为自己工作一段时间,叶坚决不同意,甚至连徐的电话也要拆走,那段时间徐被搞得很狼狈。叶的亲信徐兆麟任南京办事处长期间,请徐恩曾到处里为全体特务训话,叶听说后藉口宿舍问题在局务会上将徐骂了个狗血喷头。从此以后,不管徐恩曾走到哪里,都少有中统人员与之往来。有一次徐恩曾去汉口,为感恩,华中总督导熊东皋设宴招待,但赴宴者寥寥无几,可见叶的威严已深入到每个中统特务的心里。家父1946年再婚时,徐恩曾特地从上海赶来祝贺并被安排上座,为此叶心中大为不快了很久。抗战胜利后,副局长顾建中以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名义搞到一处敌伪房产供徐恩曾居住,顾建中调任后,叶指示继任者季源溥驱徐,徐尴尬不已,后经陈立夫说情才作罢。
叶很会笼络部属,家父单身时,叶在局务会上要求大家为之做媒,恋爱成功后又因我的爷爷、奶奶早逝,叶主动提出为之主婚,并请来二陈之父、老同盟会员陈其业老先生证婚。1947年中统局改组成党通局时,叶一下子举荐了三个亲信任副局长(帮办),其中季源溥任党通局副局长,家父任内政部人口局帮办,王秀春任主计处(部)统计局帮办,他们三人,特别是家父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叶还喜欢施小恩小惠,我的大姐出生时,叶亲自登门,送上一些孩子衣裤、玩具之类的小礼物。若其他下属有个婚丧嫁娶什么的,只要知道,叶都会送上此类小礼品,地位高一点的,还会亲自上门。叶的这一手很厉害,笼络了不少属下。徐恩曾与二陈有远房亲戚关系,称呼二陈为先生,而叶秀峰对二陈则称兄道弟,亲密无间,在家父看来,二陈与叶的关系要比与徐恩曾的关系近了许多。
叶秀峰还闹过一个大笑话,按惯例中统局每星期举行一次纪念周,由局长主持带领全体人员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叶读到第二段时竟忘记了,叶深度近视,又看不清总理遗像下面的遗嘱,愣在那里足有四五分钟,于是大家干等着,叶急得面红耳赤,只好读了最后一句结束。从此,叶的衣袋里都要装上一本总理遗嘱,以备不时之需。

敛财千万,一场空喜

在重庆时,叶秀峰还是挺注重自己形象的,还都南京后,大环境变了,叶的本性便暴露出来了。先是内定妻弟吴明甫承建中统局办公大楼,从中谋利;后又看到许多属下以接收名义劫得洋房、汽车,有的甚至将私邸装扮得富丽堂皇,心中很是不爽,便召集会议,令这些人为自己作出“贡献”,这些人也颇知趣,遂集资在风景秀丽的玄武湖畔为叶盖了一幢十分漂亮的二层花园别墅,叶还不满足,依仗手中的权力与中统局各地接收大员暗中交易,坐地分赃,其中季源溥是最积极的一个,他将接收来的地处上海拉菲德路(现在的复兴中路)上的两幢洋房送上,叶又将其中一幢转送给他的情妇。
叶还利用可以证明在敌占区的人员是中统局地下工作人员的特权,分别于1946年7月、10月为100多个汉奸举办了两期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会后叶秀峰与检讨会主持人王保身单独找他们谈话,只有交足了金条和美钞,才能被证明是中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才能拿到那本“毕业证书”,才能免于法律惩处。此后叶还在南京、苏州、徐州等地,以召见、个别谈话等名义找到这些“地下工作人员”,令他们再次作出“贡献”。至1948年底,据叶17岁的独子私下透露,他们家的金条已有600余根。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初,叶(独)子遵父之命,携带几年来积敛的黄金、美钞,由上海乘“太平”号轮船先赴台湾,不料在途经舟山群岛附近海域,与从基隆返航的“建元”号客轮相撞沉没,其子失踪。获此噩耗时,叶秀峰在上海正为避开众特务的“要钱风波”躲于情妇家中,不知情的家父正好去探望,撞见那难堪的一幕,叶伤心至极,又焦急万分,一面想方设法派人派船去营救,一面请求蒋介石令空军派飞机去寻找,结果仍杳无音信。真可谓敛财千千万,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尴尬无奈,退居台湾

至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大战场连连败北,严峻的时局使得叶秀峰不得不考虑党通局的南迁问题。在决定部分机构先撤至贵阳以后,叶秀峰便以养病为由,匿居上海。1949年1月25日,叶突然来到南京宣布:“先撤往上海,然后再到广州。”由于是大溃败时期,交通工具严重不足,内部又极度混乱,除部分人员外,余均自找门路到上海集中。
这时许多人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有的想自谋出路,有的想逃往台湾,更多的人则想尽快撤至南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钱,因为国民党中央已发给党通局一大笔遣散费和疏散费,而这笔钱就掌握在叶秀峰的手中,于是这些人便自发集中向叶要钱,叶避而不见,躲于情妇家中,但要钱者越闹越凶,眼看捱不过去,叶才像挤牙膏似地拿出一点钱对离去的给资遣散,其余的各发一笔疏散费,命大家先撤往广州再说。
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以后,不再给党通局拨发经费,该局一下成了没娘的孩子。陈立夫为了能让这个特务机构得以延续,便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施以影响,再经CC成员多方活动,立法院终于批准在行政院内政部之下增设一个调查局,党通局这个庞大的特务机构一下又名正言顺地有了经费来源,从而演变成政府的一个机构,继续行使特务职能了。
叶秀峰自认为是部长级人物,不愿屈就内政部调查局长一职,认为季源溥追随自己多年,若将内调局长一职让给季,再安排心腹王保身任副局长以掣肘,相信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党通局长的身份遥控季源溥是没有问题的。
正当叶秀峰做着“太上皇”美梦时,没想到由于编制所限和内政部长李汉魂以安排另一非中统分子张益民任副局长为交换条件,季源溥根本不可能接受王保身任副局长。这样一来,叶、季之间由合作迅速演变成对抗。
季源溥取得内调局长名义后,对叶秀峰的指手画脚一概不予理会,重大事宜直接向陈立夫请示,叶的“太上皇”美梦成了泡影。这时叶秀峰既无经费来源,又失去人事控制权,成为地地道道的党通局空头局长。但叶不甘心,继续对季源溥颐指气使,季不堪其扰,但也无可奈何。
颇有雄心的季源溥这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潜伏和海外工作计划,直接通过陈立夫报呈蒋介石,蒋对此十分赏识,指示国民党中央拨款10万,用于该项计划。孰料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常委的叶秀峰,以该款项应由党通局具体安排为借口截留6万,季当然不能答应,由此发生激烈争执。
1949年六七月间,全国大部分地区已为人民解放军夺取,许多内调局地方负责人南逃广州后流落街头,当他们了解到叶秀峰曾在国民党中央领得一笔遣散费和疏散费时,自恃为特务事业出过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向叶要求发给此费。这时叶、季矛盾已经公开化,季见有机可乘,极力怂恿这些人向叶要钱,叶穷于应付,只好避往台湾,季为了达到让叶永远远离自己,指派内调局主任秘书万大鋐及老牌特务齐跃荣等带领一批人再追往台湾,除了要钱,还要清算历年账目,搞得叶秀峰狼狈不堪,只好躲藏起来,再也无心过问内调局的事务了。
上世纪50年代初,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之后,叶创办了一家名为海外世界的新闻社,任“中华民国”新闻通讯事业协会理事长兼中国广播公司监察人,一度还出席联合国科学技术研讨会。据闻,生活上寂寞的叶秀峰为了延续香火,决定再娶一房太太,难得此意正合吴太太心愿,但吴又怕从此失宠,经与叶再三力争,终于达成协议:名义上的太太依然是吴太太,一切场面之事皆由吴太太陪同,家庭一切事务皆由吴太太做主。
叶秀峰1990年于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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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获悉蒋介石有意要撤换全面主持中统局工作的副局长徐恩曾时,时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的陈果夫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不仅没有去说情,反而积极推荐由叶秀峰继任。叶秀峰何许人也?竟受到二陈如此青睐。
家父张国栋在叶秀峰两度主持中统局时都在其身边工作,曾任中统局秘书、内政部人口局帮办(副局长)兼中统局登记处处长,深得叶秀峰的信任。家父晚年因眼疾无法著述,向笔者口述了大量有关叶秀峰的生平轶事。因叶秀峰是一位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又少有史料记述,所以特将家父口述笔录整理于后,以供史学界研究。

追随陈立夫,仕途顺利

叶秀峰,江苏扬州人,1900年生。叶自幼聪颖好学,扬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正巧与陈立夫同班,他们同吃同住,彼此间称兄道弟,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学毕业后,他们又一同获官费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深造。1925年秋,他们同时获得硕士学位并一道回国,叶在苏州工专任教,陈立夫由于蒋介石的关系,来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校长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叶之任教,非其所志,教书仅半年多的时间便应陈之邀,到广州随陈参加机要活动。1926年7月,北伐军总司令部成立机要科,陈立夫任科长,叶秀峰任该科机要秘书。北伐军进驻南京以后,叶继续在陈立夫领导下从事情报活动,叶招收了一批青年,如顾建中、季源溥、徐兆麟、吴星伯等,他们有一个据点,隐蔽在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市商会的一间偏房内,一旦有情报,他们都在这里聚集,此时家父因与顾建中有同窗之谊,曾应邀到这个据点联络过几次。
1927年“四一二”以后,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组织部设调查科,陈立夫任科长,叶秀峰任科员。1928年5月家父从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毕业进入调查科,在叶秀峰领导下从事情报的收集工作。1929年初,家父与叶一道被派往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参加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对该党部进行的指导与整顿,叶名义上是中央特派(指导)委员,可以调动、指挥一切,家父作为他的助手,出谋划策,配合默契,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也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1929年8月,调查科主任空缺,叶秀峰在已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的呵护下,终于爬上了调查科主任兼南京市党部委员的职位。

官场搏击,几度沉浮

若是从1926年算起,此时叶秀峰追随陈立夫已有三个年头,积累了不少特务经验,在调查科长的位子上也干得得心应手,但好景不长。1929年12月,叶因某事与陈立夫意见不合,表现消极,借故赴杭州休假,与二陈闹起小别扭,二陈便暂派徐恩曾代理调查科长。因家父与叶之间的友谊,徐便派其到杭州看望叶,并打探叶是否还回调查科,不料叶表示坚决不再回去。消息传到二陈那里,二陈非常生气,但想到叶毕竟追随自己多年,现在又正是用人之际,便于1930年初派叶转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CC在江苏的力量”。叶按二陈指示,创立了一个名曰“FIVE FRIENDS”(简称“FF”)的秘密组织,叶规定每一个成员发展五人,此为一级,然后逐级发展。在叶秀峰的不懈努力下,“FF”渐成气候。据《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一九二九年江苏省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一文中称:“再加上叶秀峰一派已成为三大派了。”可见,叶秀峰在江苏干了几年已小有成就,受到二陈赏识。
1933年底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翌年叶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禁烟委员会主任。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召开,二陈没有忘记叶秀峰,命其为江苏代表出席大会,会上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36年7月转为中央执行委员,从此叶在政治上更加活跃。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陈果夫另有安排,调离时,陈将叶秀峰这位心腹大将推荐到大后方的西康省,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由于叶未能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搞好关系,仅干了两年,便灰溜溜地离开康定回到重庆。
二陈见叶秀峰垂头丧气地回来,一面责备他不该任性耍孩子脾气,一面为其安排住处,因一时没有适当的工作安排,陈果夫便搞了个“国父实业研究会”,任命叶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叶在这个研究会里默默无闻地干了几年,也没研究出什么名堂。尽管如此,二陈还是经常邀请叶秀峰出入自己的寓所,在一些决策上听取他的意见,同时也在为叶秀峰的工作安排花费脑筋。

走马上任,再度春风

1945年初,机会终于来了,二陈获悉蒋介石有撤换负实际责任的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之意,便积极向蒋介石推荐由叶秀峰继任。
1945年1月,蒋介石釆纳二陈建议,命叶秀峰接替徐恩曾,全面主持中统局工作,不擅言辞的叶秀峰不禁喜形于色。然而初始时,叶还有意作态,向二陈表示对此职并无兴趣。其真正原因是叶看到中统局内全是徐恩曾的亲信,又有以挂名局长朱家骅为后台的副局长郭紫峻的捣乱,担心没有实权,难以控制局面,同时认为这也是讨价还价的最佳时机。
其实二陈早已窥出叶之心态,要叶提出从命条件,叶表示:“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中统局的一切,包括人事、财务等全部由我一人做主。”陈果夫、陈立夫二人会心一笑,满口答应,并表示全力支持。
2月1日上午,叶秀峰正式走马上任。他以二陈为后台,对挂名局长朱家骅的插手釆取强硬态度,将顾建中、郭紫峻两位副局长架空,不让其过问局内任何事务,再将朱的亲信会计室主任李光灼一脚踢出中统局。因朱家骅没能达到让郭紫峻主持中统局工作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局已定,德国战败无疑,亲德派朱家骅没了往日的威风,也失去了蒋介石的青睐,再因为朱家骅已转任教育部长,自感无趣,遂以不便再兼任中统局长为由,向蒋介石申请辞去兼职,蒋允之,旋即改任叶秀峰为代局长,数月后,经蒋介石批准,叶成为正式局长。
这里有个小插曲:徐恩曾与叶秀峰两家同住重庆国府路78号大院的两座院落,两位妻子相见免不了寒碜几句。叶升任代局长后的一天,家父刚从叶家出来,正好撞见叶妻与徐妻相遇,听见叶妻呛白道:“你神气什么,你家先生干那么久还是个副的,我家先生才干几天呀,就转正的了,气死你!”事后听说徐妻气得一晌没吃饭。

“接事伊始,立建勋功”

叶秀峰深知徐恩曾因不安心本职为蒋介石痛恶而被免职,又因为到处结党营私,有脱离CC倾向而失去二陈欢心,所以上任伊始一改徐之作风,整日批阅文件,找骨干谈心,以表整改之决心。当时大后方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民怨载道,叶上任不几天,四川境内发现有大量假币在市面上流通,蒋介石得报后大为震怒,令中统局限期破案。
这是叶秀峰执掌中统局后,蒋介石交办的第一个案件,叶深知这是个邀功的大好机会,立即主持召开科长以上人员会议,责成第三处(党政处)全力以赴,重庆区及其它各处、室从旁协助,并坐镇第三处直接指挥,该处所属第七科科长潘泽筠利用曾担任重庆经济调查总队秘书的关系四处打探,仅几个回合便发现线索,顺藤摸瓜,行动队员迅速出击,要犯、从犯全部落网,人赃俱获。叶秀峰兴奋之余立即起草报告,以急件呈蒋介石。几天以后,叶收到蒋的亲笔手令:“接事伊始,立建勋功,殊堪褒奖。”得此嘉奖,叶曾在局长室炫耀,随从们的一番吹捧,叶是喜不自禁,对特务工作更加积极和卖力了。

清洗人员,大权在握

上任月余,叶秀峰便开始采取行动,除将二位副局长架空,首先邀来亲信、时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的王述先任中统局主任秘书,并将私人印章交给他,要其主持日常工作。家父原任中统局秘书,因与叶多年的私谊而留任,也是唯一留任的处级以上人员。又因王述先缺少特务工作经验,经陈果夫推荐,叶再将资料室主任万大鋐提升为秘书,与家父一道协助王述先工作。
叶秀峰将领导层人事调整好以后,即开始对处一级开刀,除统计处和特经处专业性较强没有调整外,其余处、室、会全部进行了调整。调整出去的处长、主任全部由二陈另行安排,叶的亲信及二陈推荐的“人才”,韩克温、季源溥、王秀春、吴星伯分别担任第一(日伪)、第二(党派)、第三(党政)和交通处的处长,李尚春、韩善辅分别担任人事和会计室的主任,撤销机要室,另设第四处,由蒋静一任处长。
为了严密监视和掌握局内所有人员的思想、言论、行动及政治动态,精明的叶秀峰又增设了一个督察室,任命王保身为主任。这个专门负责对内进行监督、侦察的督察室,被特务们私下里称为“特务中的特务”,唯恐避之不及。
叶秀峰还对各专业委员会及部分科长、专员进行了调整,至此,整个中统局处于叶的掌控之中。

逢迎二陈,出击孔系

孔祥熙与二陈都是蒋介石亲信,一个主管财政,一个主管党务,本应互不相涉,但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时而相互利用,时而又相互争夺。早在抗战前,孔祥熙有赖于二陈领导的特务力量遏制盐业走私和税收偷漏,二陈却乘机向盐业和税务部门安排大批特工人员,同时又瞄上孔祥熙开办的税务训练班,陈果夫与其交涉,遭到坚决拒绝,为了断绝二陈的念想,孔祥熙竟与黄埔系大将桂永清联办,二陈无奈,只得败下阵来。此后,孔的亲信、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又将四川省税务局中的6个分局,免去5个有中统特务背景的分局长,时任负实际责任的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几经交涉,高秉坊就是不予理会,这下激怒了二陈兄弟,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命中统给孔祥熙点颜色看看。
刚刚接任不久的叶秀峰当然心领神会,一日获党网密报:“高秉坊经办税款保证,全无确实收支账目可稽,开征‘一丙保证金’4年,收入3600余万元不入公账,存入商业银行作投机交易。”叶如获至宝,立即向二陈禀报,二陈命“立即彻查”。叶秀峰派专员方仲豪明查暗访,调查确认;再派第七科科长潘泽筠复查核实,由第三处拟具报告,叶秀峰亲自修改审核,附上证据,以快件形式呈报蒋介石。
当时大后方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更有官商勾结,囤积居奇,遭到社会各界强烈抨击,蒋介石为平息众怒,遂拿高秉坊开刀,一面下令将高撤职,一面命法院核实查办。孔祥熙上下疏通,百般营救,无奈二陈紧紧抓住不放,结果高被判处死刑。
解铃还须系铃人,孔祥熙弄清原委后,不得不向二陈低头,将两个次长席位让予CC,孔与二陈关系得以缓和,在高不服判决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高秉坊保住了性命,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了。

恩威并施,惺惺作态

因工作关系,家父经常去叶秀峰家里,叶家有两位女性,一位是叶的母亲,旧式家庭妇女,叶对其非常孝顺,只要在家早晚必请安,闲暇时也不忘陪母亲打打麻将,唠唠家常。另一位是叶的妻子,姓吴,也是一位旧式家庭妇女,从不参与丈夫的政治活动。叶的父亲早逝,早年执教扬州中学,后升任校长,因办学有方,成绩突出,在地方上颇有声誉,叶常以此为傲。叶的私人生活在情感方面还是比较清白的,不像徐恩曾男女关系不清不楚,麻烦从没停止过。但1948年后叶秀峰也不安分起来,找了一个护士情妇,因搞得比较隐密,所以知道的人仅限于他的亲信圈子。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深度眼镜,斯文学者模样。但相貌不太好看,眼睛微鼓,鼻梁很短,耳朵外翻,门牙外露,走路的样子也很特别,但叶认为这是贵人才具有的模样。局内有位杨姓职员自称从龙虎山学得看相真传,叶请其相面,杨大拍大吹,说叶不久将要当部长,以后还能升任院长,叶心中暗喜。可那职员背地里却说叶现在行大运,过几年则要倒大霉,连小命都难保,叶闻知不由怒火中烧,扬言要将那职员抓起来,吓得杨某跑得无影无踪。
叶秀峰与徐恩曾并无宿怨,不知为什么却难以相容。徐被免职移交时,“事业基金”叶拒绝接收;“联谊会”叶不予承认;徐希望留二人为自己工作一段时间,叶坚决不同意,甚至连徐的电话也要拆走,那段时间徐被搞得很狼狈。叶的亲信徐兆麟任南京办事处长期间,请徐恩曾到处里为全体特务训话,叶听说后藉口宿舍问题在局务会上将徐骂了个狗血喷头。从此以后,不管徐恩曾走到哪里,都少有中统人员与之往来。有一次徐恩曾去汉口,为感恩,华中总督导熊东皋设宴招待,但赴宴者寥寥无几,可见叶的威严已深入到每个中统特务的心里。家父1946年再婚时,徐恩曾特地从上海赶来祝贺并被安排上座,为此叶心中大为不快了很久。抗战胜利后,副局长顾建中以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名义搞到一处敌伪房产供徐恩曾居住,顾建中调任后,叶指示继任者季源溥驱徐,徐尴尬不已,后经陈立夫说情才作罢。
叶很会笼络部属,家父单身时,叶在局务会上要求大家为之做媒,恋爱成功后又因我的爷爷、奶奶早逝,叶主动提出为之主婚,并请来二陈之父、老同盟会员陈其业老先生证婚。1947年中统局改组成党通局时,叶一下子举荐了三个亲信任副局长(帮办),其中季源溥任党通局副局长,家父任内政部人口局帮办,王秀春任主计处(部)统计局帮办,他们三人,特别是家父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叶还喜欢施小恩小惠,我的大姐出生时,叶亲自登门,送上一些孩子衣裤、玩具之类的小礼物。若其他下属有个婚丧嫁娶什么的,只要知道,叶都会送上此类小礼品,地位高一点的,还会亲自上门。叶的这一手很厉害,笼络了不少属下。徐恩曾与二陈有远房亲戚关系,称呼二陈为先生,而叶秀峰对二陈则称兄道弟,亲密无间,在家父看来,二陈与叶的关系要比与徐恩曾的关系近了许多。
叶秀峰还闹过一个大笑话,按惯例中统局每星期举行一次纪念周,由局长主持带领全体人员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叶读到第二段时竟忘记了,叶深度近视,又看不清总理遗像下面的遗嘱,愣在那里足有四五分钟,于是大家干等着,叶急得面红耳赤,只好读了最后一句结束。从此,叶的衣袋里都要装上一本总理遗嘱,以备不时之需。

敛财千万,一场空喜

在重庆时,叶秀峰还是挺注重自己形象的,还都南京后,大环境变了,叶的本性便暴露出来了。先是内定妻弟吴明甫承建中统局办公大楼,从中谋利;后又看到许多属下以接收名义劫得洋房、汽车,有的甚至将私邸装扮得富丽堂皇,心中很是不爽,便召集会议,令这些人为自己作出“贡献”,这些人也颇知趣,遂集资在风景秀丽的玄武湖畔为叶盖了一幢十分漂亮的二层花园别墅,叶还不满足,依仗手中的权力与中统局各地接收大员暗中交易,坐地分赃,其中季源溥是最积极的一个,他将接收来的地处上海拉菲德路(现在的复兴中路)上的两幢洋房送上,叶又将其中一幢转送给他的情妇。
叶还利用可以证明在敌占区的人员是中统局地下工作人员的特权,分别于1946年7月、10月为100多个汉奸举办了两期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会后叶秀峰与检讨会主持人王保身单独找他们谈话,只有交足了金条和美钞,才能被证明是中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才能拿到那本“毕业证书”,才能免于法律惩处。此后叶还在南京、苏州、徐州等地,以召见、个别谈话等名义找到这些“地下工作人员”,令他们再次作出“贡献”。至1948年底,据叶17岁的独子私下透露,他们家的金条已有600余根。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初,叶(独)子遵父之命,携带几年来积敛的黄金、美钞,由上海乘“太平”号轮船先赴台湾,不料在途经舟山群岛附近海域,与从基隆返航的“建元”号客轮相撞沉没,其子失踪。获此噩耗时,叶秀峰在上海正为避开众特务的“要钱风波”躲于情妇家中,不知情的家父正好去探望,撞见那难堪的一幕,叶伤心至极,又焦急万分,一面想方设法派人派船去营救,一面请求蒋介石令空军派飞机去寻找,结果仍杳无音信。真可谓敛财千千万,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尴尬无奈,退居台湾

至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大战场连连败北,严峻的时局使得叶秀峰不得不考虑党通局的南迁问题。在决定部分机构先撤至贵阳以后,叶秀峰便以养病为由,匿居上海。1949年1月25日,叶突然来到南京宣布:“先撤往上海,然后再到广州。”由于是大溃败时期,交通工具严重不足,内部又极度混乱,除部分人员外,余均自找门路到上海集中。
这时许多人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有的想自谋出路,有的想逃往台湾,更多的人则想尽快撤至南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钱,因为国民党中央已发给党通局一大笔遣散费和疏散费,而这笔钱就掌握在叶秀峰的手中,于是这些人便自发集中向叶要钱,叶避而不见,躲于情妇家中,但要钱者越闹越凶,眼看捱不过去,叶才像挤牙膏似地拿出一点钱对离去的给资遣散,其余的各发一笔疏散费,命大家先撤往广州再说。
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以后,不再给党通局拨发经费,该局一下成了没娘的孩子。陈立夫为了能让这个特务机构得以延续,便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施以影响,再经CC成员多方活动,立法院终于批准在行政院内政部之下增设一个调查局,党通局这个庞大的特务机构一下又名正言顺地有了经费来源,从而演变成政府的一个机构,继续行使特务职能了。
叶秀峰自认为是部长级人物,不愿屈就内政部调查局长一职,认为季源溥追随自己多年,若将内调局长一职让给季,再安排心腹王保身任副局长以掣肘,相信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党通局长的身份遥控季源溥是没有问题的。
正当叶秀峰做着“太上皇”美梦时,没想到由于编制所限和内政部长李汉魂以安排另一非中统分子张益民任副局长为交换条件,季源溥根本不可能接受王保身任副局长。这样一来,叶、季之间由合作迅速演变成对抗。
季源溥取得内调局长名义后,对叶秀峰的指手画脚一概不予理会,重大事宜直接向陈立夫请示,叶的“太上皇”美梦成了泡影。这时叶秀峰既无经费来源,又失去人事控制权,成为地地道道的党通局空头局长。但叶不甘心,继续对季源溥颐指气使,季不堪其扰,但也无可奈何。
颇有雄心的季源溥这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潜伏和海外工作计划,直接通过陈立夫报呈蒋介石,蒋对此十分赏识,指示国民党中央拨款10万,用于该项计划。孰料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常委的叶秀峰,以该款项应由党通局具体安排为借口截留6万,季当然不能答应,由此发生激烈争执。
1949年六七月间,全国大部分地区已为人民解放军夺取,许多内调局地方负责人南逃广州后流落街头,当他们了解到叶秀峰曾在国民党中央领得一笔遣散费和疏散费时,自恃为特务事业出过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向叶要求发给此费。这时叶、季矛盾已经公开化,季见有机可乘,极力怂恿这些人向叶要钱,叶穷于应付,只好避往台湾,季为了达到让叶永远远离自己,指派内调局主任秘书万大鋐及老牌特务齐跃荣等带领一批人再追往台湾,除了要钱,还要清算历年账目,搞得叶秀峰狼狈不堪,只好躲藏起来,再也无心过问内调局的事务了。
上世纪50年代初,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之后,叶创办了一家名为海外世界的新闻社,任“中华民国”新闻通讯事业协会理事长兼中国广播公司监察人,一度还出席联合国科学技术研讨会。据闻,生活上寂寞的叶秀峰为了延续香火,决定再娶一房太太,难得此意正合吴太太心愿,但吴又怕从此失宠,经与叶再三力争,终于达成协议:名义上的太太依然是吴太太,一切场面之事皆由吴太太陪同,家庭一切事务皆由吴太太做主。
叶秀峰1990年于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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