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47年 北平谍变（捕获两名通共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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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北平谍变
2009-11-03 09:11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董少东
谍战题材的影视剧近期在荧屏、银幕热映。隐蔽战线，不见战火硝烟，却更是刀光剑影，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系列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
有斗争就会有牺牲。隐蔽战线的斗争更为残酷，牺牲也更令人扼腕。
1947年秋，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
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曾藉“北平谍案”之功，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这次隐蔽战线的重大损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给我党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中共中央从当年的3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已有半年。胡宗南的部队狼奔豕突，却始终摸不准中共中央的行踪。
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中共中央对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招招占得先机。
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敌我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在这个当口，北平发来的密电送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致力于中共隐蔽战线研究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孙果达告诉记者，北平情报小组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地下党组织，情报来源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多次受到中央表扬。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斗争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这封密电的发出，却把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牵扯进了还没有任何把握的统战之中。
周恩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
周恩来要罗青长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
为严肃纪律，也为安全起见，陈融生被调离北平。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让周恩来动怒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电台侦测车和“飞贼”
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屡建奇功的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
此说颇具戏剧性的偶然因素，已不可求证，可能有演绎成分。但是抛开敌方的监听力度不谈，当时北平密台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隐患。
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身为孙连仲“智囊”的他极力想促成孙起义。但彼时，孙连仲的态度究竟如何，我党方面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
不多，华北蒋军的主力部队是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如孙连仲贸然起义，必被第34军所歼。余心清的密电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这一查，推倒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第一张骨牌。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了突破口。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颇感棘手。电台侦测车尚不能精确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明火执仗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孙果达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
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怎样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查出秘密电台的所在呢？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恶名昭彰的特务头子。经其手，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策划、实施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据说毛人凤曾对其言：“你比我还狠！”
谷正文晚年在台湾有口述自传出版。在其中，他详细介绍了“发掘”段云鹏的经过。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关于其蹿房越脊的偷盗本领有不少传说，一说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一说其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
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
段云鹏这个鸡鸣狗盗之徒被保密局招募，摇身一变成了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段云鹏一生恶行累累，除了这次参与破坏中共北平秘密电台，此前的“军调”期间曾密谋刺杀叶剑英，未得逞；此后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这是后话。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活电台”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而在孙果达教授眼中，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场景，真实的现场不可能是这样：“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那样即便电报员没有像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另一方在收报的电台惊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
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案情迅速扩大。
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2人。
经特务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随后自己也飞了过来坐镇指挥。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开始了。
王石坚系统
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而对这些人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和刚刚破获的北平秘密电台只字未提。此新闻的发布很可能是在放烟幕弹掩人耳目，敌人要“保护”的还是李政宣的“活电台”。
孙果达教授说，他曾查阅到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怀疑李政宣早有叛变之心，因此才保留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当时因为电台的信号不稳定，有时会出现中央来电核对电报内容的情况，为此保留电报稿也有可能。但即便有此解释，李政宣保留的大量原始文稿也是严重违反秘密电台工作原则的。更何况，李政宣在当天的突审中就叛变了。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
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5天，足够敌人发动致命抓捕。
5天，原本也足够隐蔽战线采取补救措施。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没有换人。
孙果达介绍，电报是通过电流长、短、间隔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短“点”和长“划”。在普通人听来，这不过是“嘀”和“嗒”的分别，但在报务员手中，每个人发报的手法都不相同，就像字迹一样极易区分。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
至于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更险恶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
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但是，越是高层次的情工人员，越不应该在敌后发生横向联系。让本身就身处险地的王石坚直接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隐患绽裂开来，将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
谢士炎的结婚照
谢士炎的入党志愿书
陈琏夫妇“意外”被捕
王石坚被抓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直至今日，有关抓捕王石坚的过程仍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描述。
当时的中共中央虽然很快得知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但也没能料到王石坚情报系统会那么快地被连根拔起。
从西安事变后一直追随在周恩来身边任机要秘书的童小鹏，在自己的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提到：1947年9月23日，中央机关刚刚转移到陕北葭县（现佳县）西南15里的神泉堡，“周恩来得悉在北平和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2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
“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要侦破我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核心密码的种种阴谋。周恩来指示，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
就在此时，又是一篇公开的新闻报道，让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10月3日，合众社报道，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被捕。
合众社报道这篇新闻，根本原因是陈琏的身份――陈布雷的女儿。须知陈布雷号称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军机大臣”，他的女儿、女婿“涉共”被捕，新闻轰动性自不在话下。
让周恩来惊觉事态严重的，也是因为陈琏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学运本没有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联系，可他们却因北平秘密电台暴露而被捕，这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发动的抓捕，目标极大。
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直至此时，王石坚被捕事件仍不为中央所知，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不幸中万幸的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
被捕时，袁永熙、陈琏刚刚新婚一个多月。他们结婚的时候，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
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了北平秘密电台的牵连。
田仲英是王石坚系统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与陈琏虽然熟识，双方却互相不知真实身份。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李政宣叛变后，不但供出了田仲英，而且说记得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特务先是逮捕了田仲英，接着从田处找出了袁永熙的名片，随即就将袁永熙、陈琏夫妇逮捕。
但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坚不承认地下党员身份，李政宣亦不能指认，最终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陈布雷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
袁永熙、陈琏夫妇的被捕只是偶然因素被牵连进来，但由于他们夫妇俩的敏感身份，结果在王石坚案件中反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当时即有传闻说北平密台是被保密局从袁永熙、陈琏夫妇家中起获的。后来许多资料也都以讹传讹，混为一谈。
王石坚情报系统遭破坏虽然最终没有影响到其他系统，但亦是中共情报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
损失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事件很快被中共中央掌握，足以令整个中共情报体系引以为戒。
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同日，周恩来还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殊不知，此时的王石坚已经叛变了。
多少头颅多少血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
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但是，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2000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位国家安全部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文中谈及王石坚一案。文中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而王石坚则因其叛变和资深的情报工作经历，被保密局认为大有用处，任命为特情组少将组长。这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注释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王石坚一案牵连甚广，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很多人的最后结局已经无据可查。可以肯定的是，像陈琏、袁永熙夫妇那样被“误抓”又“查无实据”的是极个别事例，多数人都遭到了严刑审讯。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赴死从容就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北平五烈士”。
谢士炎也是被保密局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抓捕的。在谷正文的回忆录中，对谢士炎有大段记述。令人唏嘘的是，谷正文的回忆录通篇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唯独对谢士炎这个对手，极为恭敬激赏。
谷正文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谢士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北平第一看守所，谷正文审讯谢士炎。两名刑警一前一后地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世南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问谢士炎，为何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由谷正文引述的这段话，道出了谢士炎等人投身革命的崇高信念。
当时我党在敌人内部发展隐蔽战线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打进去”，一是“拉出来”。而五烈士中除了丁行是1927年入党、打入敌人内部的老党员，其余多是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且，他们多数并不是被“拉出来”，而是主动“冲出来”。
五烈士中，谢士炎军衔最高，经历也最为传奇。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谢士炎入党的陈融生曾撰文怀念，详细记述了谢士炎入党的离奇过程。
1946年深秋的一天夜里，谢士炎只身一人来到陈融生的住处。见屋里没有别人，突然掏出手枪逼问陈的真实身份，把地下党员陈融生惊出一身冷汗。而谢士炎此举的目的，竟然是要送出一份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
谢士炎没有任何与党组织联系的办法，军情紧急下出此险招，找到了平日的好友、表现“亲共”的保定绥署外交处副处长陈融生。谢士炎已做好打算，如自己对陈融生判断失误，则二人同归于尽。
谢士炎没有看错陈融生。这份重要情报顺利送了出去。此后，谢士炎就被中共地下组织正式吸收。1947年2月4日，谢士炎在北平军调部，由叶剑英亲自主持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志愿书现存于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
就是这样一批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阵营当中，让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洞若观火，极大地帮助了正面战场的胜利。
而当他们的真实身份暴露，面临的就是比别人更为残酷的结局。
一俟被捕，“五烈士”就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受尽酷刑却没有吐露保密局需要的只言片语。
11月29日，他们被押送南京。1948年10月19日，五人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临刑前，赵良璋将自己的飞行员夹克送给狱友，朱建国也把自己的一件上衣留给狱友，并留下了一封语气轻松的遗书：“二号狱友，即将永别，一件夹克尚好，留给你。我算是从容就义吧……一笑！”
而谢士炎则留下了人生最后也最绚烂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况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后三杰”安然无恙
王石坚在西安从事地下情报的6年，最核心也最得力的工作，是联系和领导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熊向晖是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他1936年入党，同年受组织委派打入胡宗南部队，是周恩来亲自布下的一颗高明的“闲棋冷子”。此后的工作中，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开始发挥作用。
1943年，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这份作战计划被熊向晖及时送出。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阴谋暴露，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
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要熊向晖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地组织撤退。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也是对西安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申健和陈忠经则是以胡宗南部队军官的身份投身革命的。二人都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同样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
按常理，王石坚的被捕和叛变，最直接受到牵连的应该就是这三人。但结果却是三人全部全身而出，并由此得到了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并称的“后三杰”之名。
“后三杰”何以未受王石坚丝毫牵连？
孙果达告诉记者，首先，王石坚案发时，三人俱已不在国内。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王石坚叛变时，最晚出国的熊向晖也已到达美国一个月。
不过，仅此一点绝不足以让“后三杰”安然无恙。王石坚叛变后还是供述了三人的情况，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甚至可以说是胡宗南迫不得已地“保”下了“后三杰”。
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
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赴西安抓捕、押送王石坚时，时任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恰好也到西安公干。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在其自传《我的特务生涯》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
胡宗南在家中宴请叶翔之和沈醉二人。开宴前，胡宗南拍了拍叶翔之的肩膀，拉他出屋与他单独谈了一会儿。饭后回到住处，沈醉问叶翔之胡宗南与他所谈何事。叶翔之答道：“胡长官说，这次破坏中共西北地区的一些组织，牵涉到了他的几个部下，他怕我们张扬出去，那样不但他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要是让老先生（蒋介石）知道了，也会大发雷霆的。”
沈醉未在书中提及受到牵涉的胡宗南部下的名字，当时他也未准知晓这些人居然是胡宗南极为信任和赏识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
而如果让生性多疑的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得意门生身边居然有中共情报人员潜伏多年，而且深得他的赏识，胡宗南恐怕也交代不过去。
不过，李克农还是给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等三人发去秘密通知，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辗转回到国内。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
而在国民党方面，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诚然，王石坚系统被破坏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但若就此能称“半壁天下”，也太小看我党隐蔽战线的规模和成果了。
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即便是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还同时活跃着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几支隐蔽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共同努力，转战陕北时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党情报工作的辉煌，没有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每一场战役的胜利背后，都浸透着情报工作者的努力乃至鲜血。他们的名字也许仍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与世长存。
http://beijing.qianlong.com/3825/2009/11/03/118@5241476.htm
1947年:北平谍变
2009-11-03 09:11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董少东
谍战题材的影视剧近期在荧屏、银幕热映。隐蔽战线，不见战火硝烟，却更是刀光剑影，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系列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
有斗争就会有牺牲。隐蔽战线的斗争更为残酷，牺牲也更令人扼腕。
1947年秋，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
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曾藉“北平谍案”之功，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这次隐蔽战线的重大损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给我党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中共中央从当年的3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已有半年。胡宗南的部队狼奔豕突，却始终摸不准中共中央的行踪。
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中共中央对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招招占得先机。
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敌我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在这个当口，北平发来的密电送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致力于中共隐蔽战线研究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孙果达告诉记者，北平情报小组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地下党组织，情报来源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多次受到中央表扬。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斗争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这封密电的发出，却把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牵扯进了还没有任何把握的统战之中。
周恩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
周恩来要罗青长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
为严肃纪律，也为安全起见，陈融生被调离北平。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让周恩来动怒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电台侦测车和“飞贼”
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屡建奇功的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
此说颇具戏剧性的偶然因素，已不可求证，可能有演绎成分。但是抛开敌方的监听力度不谈，当时北平密台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隐患。
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身为孙连仲“智囊”的他极力想促成孙起义。但彼时，孙连仲的态度究竟如何，我党方面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
不多，华北蒋军的主力部队是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如孙连仲贸然起义，必被第34军所歼。余心清的密电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这一查，推倒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第一张骨牌。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了突破口。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颇感棘手。电台侦测车尚不能精确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明火执仗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孙果达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
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怎样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查出秘密电台的所在呢？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恶名昭彰的特务头子。经其手，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策划、实施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据说毛人凤曾对其言：“你比我还狠！”
谷正文晚年在台湾有口述自传出版。在其中，他详细介绍了“发掘”段云鹏的经过。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关于其蹿房越脊的偷盗本领有不少传说，一说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一说其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
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
段云鹏这个鸡鸣狗盗之徒被保密局招募，摇身一变成了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段云鹏一生恶行累累，除了这次参与破坏中共北平秘密电台，此前的“军调”期间曾密谋刺杀叶剑英，未得逞；此后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这是后话。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活电台”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而在孙果达教授眼中，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场景，真实的现场不可能是这样：“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那样即便电报员没有像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另一方在收报的电台惊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
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案情迅速扩大。
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2人。
经特务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随后自己也飞了过来坐镇指挥。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开始了。
王石坚系统
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而对这些人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和刚刚破获的北平秘密电台只字未提。此新闻的发布很可能是在放烟幕弹掩人耳目，敌人要“保护”的还是李政宣的“活电台”。
孙果达教授说，他曾查阅到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怀疑李政宣早有叛变之心，因此才保留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当时因为电台的信号不稳定，有时会出现中央来电核对电报内容的情况，为此保留电报稿也有可能。但即便有此解释，李政宣保留的大量原始文稿也是严重违反秘密电台工作原则的。更何况，李政宣在当天的突审中就叛变了。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
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5天，足够敌人发动致命抓捕。
5天，原本也足够隐蔽战线采取补救措施。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没有换人。
孙果达介绍，电报是通过电流长、短、间隔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短“点”和长“划”。在普通人听来，这不过是“嘀”和“嗒”的分别，但在报务员手中，每个人发报的手法都不相同，就像字迹一样极易区分。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
至于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更险恶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
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但是，越是高层次的情工人员，越不应该在敌后发生横向联系。让本身就身处险地的王石坚直接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隐患绽裂开来，将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
谢士炎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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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炎的入党志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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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琏夫妇“意外”被捕
王石坚被抓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直至今日，有关抓捕王石坚的过程仍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描述。
当时的中共中央虽然很快得知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但也没能料到王石坚情报系统会那么快地被连根拔起。
从西安事变后一直追随在周恩来身边任机要秘书的童小鹏，在自己的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提到：1947年9月23日，中央机关刚刚转移到陕北葭县（现佳县）西南15里的神泉堡，“周恩来得悉在北平和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2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
“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要侦破我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核心密码的种种阴谋。周恩来指示，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
就在此时，又是一篇公开的新闻报道，让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10月3日，合众社报道，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被捕。
合众社报道这篇新闻，根本原因是陈琏的身份――陈布雷的女儿。须知陈布雷号称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军机大臣”，他的女儿、女婿“涉共”被捕，新闻轰动性自不在话下。
让周恩来惊觉事态严重的，也是因为陈琏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学运本没有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联系，可他们却因北平秘密电台暴露而被捕，这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发动的抓捕，目标极大。
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直至此时，王石坚被捕事件仍不为中央所知，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不幸中万幸的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
被捕时，袁永熙、陈琏刚刚新婚一个多月。他们结婚的时候，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
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了北平秘密电台的牵连。
田仲英是王石坚系统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与陈琏虽然熟识，双方却互相不知真实身份。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李政宣叛变后，不但供出了田仲英，而且说记得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特务先是逮捕了田仲英，接着从田处找出了袁永熙的名片，随即就将袁永熙、陈琏夫妇逮捕。
但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坚不承认地下党员身份，李政宣亦不能指认，最终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陈布雷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
袁永熙、陈琏夫妇的被捕只是偶然因素被牵连进来，但由于他们夫妇俩的敏感身份，结果在王石坚案件中反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当时即有传闻说北平密台是被保密局从袁永熙、陈琏夫妇家中起获的。后来许多资料也都以讹传讹，混为一谈。
王石坚情报系统遭破坏虽然最终没有影响到其他系统，但亦是中共情报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
损失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事件很快被中共中央掌握，足以令整个中共情报体系引以为戒。
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同日，周恩来还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殊不知，此时的王石坚已经叛变了。
多少头颅多少血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
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但是，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2000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位国家安全部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文中谈及王石坚一案。文中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而王石坚则因其叛变和资深的情报工作经历，被保密局认为大有用处，任命为特情组少将组长。这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注释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王石坚一案牵连甚广，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很多人的最后结局已经无据可查。可以肯定的是，像陈琏、袁永熙夫妇那样被“误抓”又“查无实据”的是极个别事例，多数人都遭到了严刑审讯。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赴死从容就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北平五烈士”。
谢士炎也是被保密局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抓捕的。在谷正文的回忆录中，对谢士炎有大段记述。令人唏嘘的是，谷正文的回忆录通篇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唯独对谢士炎这个对手，极为恭敬激赏。
谷正文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谢士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北平第一看守所，谷正文审讯谢士炎。两名刑警一前一后地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世南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问谢士炎，为何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由谷正文引述的这段话，道出了谢士炎等人投身革命的崇高信念。
当时我党在敌人内部发展隐蔽战线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打进去”，一是“拉出来”。而五烈士中除了丁行是1927年入党、打入敌人内部的老党员，其余多是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且，他们多数并不是被“拉出来”，而是主动“冲出来”。
五烈士中，谢士炎军衔最高，经历也最为传奇。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谢士炎入党的陈融生曾撰文怀念，详细记述了谢士炎入党的离奇过程。
1946年深秋的一天夜里，谢士炎只身一人来到陈融生的住处。见屋里没有别人，突然掏出手枪逼问陈的真实身份，把地下党员陈融生惊出一身冷汗。而谢士炎此举的目的，竟然是要送出一份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
谢士炎没有任何与党组织联系的办法，军情紧急下出此险招，找到了平日的好友、表现“亲共”的保定绥署外交处副处长陈融生。谢士炎已做好打算，如自己对陈融生判断失误，则二人同归于尽。
谢士炎没有看错陈融生。这份重要情报顺利送了出去。此后，谢士炎就被中共地下组织正式吸收。1947年2月4日，谢士炎在北平军调部，由叶剑英亲自主持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志愿书现存于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
就是这样一批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阵营当中，让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洞若观火，极大地帮助了正面战场的胜利。
而当他们的真实身份暴露，面临的就是比别人更为残酷的结局。
一俟被捕，“五烈士”就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受尽酷刑却没有吐露保密局需要的只言片语。
11月29日，他们被押送南京。1948年10月19日，五人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临刑前，赵良璋将自己的飞行员夹克送给狱友，朱建国也把自己的一件上衣留给狱友，并留下了一封语气轻松的遗书：“二号狱友，即将永别，一件夹克尚好，留给你。我算是从容就义吧……一笑！”
而谢士炎则留下了人生最后也最绚烂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况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后三杰”安然无恙
王石坚在西安从事地下情报的6年，最核心也最得力的工作，是联系和领导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熊向晖是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他1936年入党，同年受组织委派打入胡宗南部队，是周恩来亲自布下的一颗高明的“闲棋冷子”。此后的工作中，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开始发挥作用。
1943年，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这份作战计划被熊向晖及时送出。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阴谋暴露，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
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要熊向晖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地组织撤退。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也是对西安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申健和陈忠经则是以胡宗南部队军官的身份投身革命的。二人都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同样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
按常理，王石坚的被捕和叛变，最直接受到牵连的应该就是这三人。但结果却是三人全部全身而出，并由此得到了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并称的“后三杰”之名。
“后三杰”何以未受王石坚丝毫牵连？
孙果达告诉记者，首先，王石坚案发时，三人俱已不在国内。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王石坚叛变时，最晚出国的熊向晖也已到达美国一个月。
不过，仅此一点绝不足以让“后三杰”安然无恙。王石坚叛变后还是供述了三人的情况，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甚至可以说是胡宗南迫不得已地“保”下了“后三杰”。
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
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赴西安抓捕、押送王石坚时，时任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恰好也到西安公干。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在其自传《我的特务生涯》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
胡宗南在家中宴请叶翔之和沈醉二人。开宴前，胡宗南拍了拍叶翔之的肩膀，拉他出屋与他单独谈了一会儿。饭后回到住处，沈醉问叶翔之胡宗南与他所谈何事。叶翔之答道：“胡长官说，这次破坏中共西北地区的一些组织，牵涉到了他的几个部下，他怕我们张扬出去，那样不但他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要是让老先生（蒋介石）知道了，也会大发雷霆的。”
沈醉未在书中提及受到牵涉的胡宗南部下的名字，当时他也未准知晓这些人居然是胡宗南极为信任和赏识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
而如果让生性多疑的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得意门生身边居然有中共情报人员潜伏多年，而且深得他的赏识，胡宗南恐怕也交代不过去。
不过，李克农还是给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等三人发去秘密通知，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辗转回到国内。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
而在国民党方面，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诚然，王石坚系统被破坏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但若就此能称“半壁天下”，也太小看我党隐蔽战线的规模和成果了。
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即便是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还同时活跃着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几支隐蔽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共同努力，转战陕北时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党情报工作的辉煌，没有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每一场战役的胜利背后，都浸透着情报工作者的努力乃至鲜血。他们的名字也许仍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与世长存。
2013-1-16 13:07 上传
当年在岛内有“活阎王”之称，干了一辈子特务的谷正文，2007年1月25日病逝于台北知名的“荣总”医院，终年97岁。谷正文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获得蒋介石的倚重，专门从事对中国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为了刺杀周恩来，他曾参与策划了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此外，他与李登辉也有过节。他结过四次婚，有不少子女，但是却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在孤寂中死去。
深受蒋介石重用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山西汾阳路家庒人氏。生于1913年。兄弟五人，排行老大。谷是进入国民党军统之后，为“方便工作”而起的化名。年轻时就读于汾阳铭义中学，后考入北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入党，成为学运积极分子，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战爆发后，曾投笔从戎，在林彪将军的115师侦察大队任队长，后来在执行任务时被捕，叛变革命成为一名军统打手。因为他的“好学”，也因为他对华北的了解，受到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的赏识，被提拔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此后，从抗战到大陆解放这十几年间，谷正文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从此对“郭同志”另眼相看。也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经毛人凤的举荐，谷正文受到重用，有一段时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这是他的特务生涯中最得心应手的时期。
那个时候，蒋介石整日叫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企图以此提振士气。”谷正文当时除担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外，也是马祖岛“祖国万岁救国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虚悬，上面没有派人，按照谷正文的说法，“总司令”虽然空在那儿，其实就是蒋介石本人。谷正文把办公室设在台北近郊的青山绿野深处，名为“求实斋”，是他搞反攻大陆情报活动的秘密总部。他舍弃“保密局”正规的训练特务的方式和招募人员的管道，从成千上万由大陆流落到台的单身流民中挑选“可造之材”，送到台北近郊的“蓝天海水浴场”附近的“情报局秘密基地”，接受情报训练。训练的内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潜水训练以外，主要是爆破、暗杀、搏击、通讯，以及若干简单易学的情报技巧。只要短短几个月，训练好一批人，就可以派他们去“反攻大陆”了。那段时间，北从山东半岛，南到海南岛，台湾“情报局”在谷正文的策动下，进行了一波接着一波的“反攻”行动。但是，都难成气候。这些特务活动到了后期，暴力性质锐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象征意义的任务，比如，派特务到大陆沿海城市过几天日子，在特工人员回台后，谷正文安排蒋介石接见他们。这个时候，特工们就拿出大陆的电影票票根，或者大陆的火车票、粮票之类的凭证，让老蒋看看，逗“老头子”开心。 曾经犯过不少血案
不过，1950年到1970年初期，谷正文亲手领导执行过几宗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当中最受蒋介石嘉许的，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失事案，周恩来总理要不是临时改变行程，差点搭上那班死亡飞机，成了空中冤魂。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
由于执行“反攻大陆”的突袭或渗透任务，谷正文有很多机会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接触，对他们父子俩的差异，有很深刻的看法。谷正文对蒋氏父子的评价都很一般，对蒋经国尤其不佳，认为小蒋的器量和见解远远不及老蒋。谷正文表示，“老蒋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不知中国历史兴替和转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国各朝各代兴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势。蒋经国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的事物，所知更是极为有限，我跟他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他竟然连唐、宋哪个朝代在前都不清楚，他也是一个不读书的人（编者注：所谓不读书，是指蒋经国没有固定阅读的习惯而言），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见解，欠缺他父亲的见识和视野，器量不够！”2004年，这位台湾“保密局退役少将”，在接受《华声》周刊记者访问时，公开向社会说出：“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晚年生活凄凉
谷正文前后一共有四任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产党员。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好，还是她发现了谷正文的军统特务身份，或者只是谷正文自己疑心太重。总之，按谷正文的说法，有一次，这位妻子趁他不注意，在茶水里下了毒。他端起茶杯，仰头正要喝，却见茶水表层有粉末在晃动，当下就疑心茶被动了手脚。因为他“机警”，才捡了条性命。自从受过这么一次“惊吓”，以后他不论到哪喝茶、吃饭，都提高警惕。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儿谷美杏说：“在陌生场合，任何人沏茶请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处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后终于能放心地吃喝她准备的食物。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条命，但或许是因为疑心病，也或许是谷正文命中注定独缺子女缘，他的子女一个个离他而去，不是远居美国，就是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在台湾各地，顶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问声好，如此而已。
相关事件脱颖而出
1946年，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在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的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自此开始对这个郭同震另眼相看，常常委以重任，后来这个更名为谷正文的郭同震居然成为继戴笠、毛人凤之后的国民党高级特务头子。据2005年10期《凤凰周刊》介绍，谷在台湾，“有一段时间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曾任“马祖岛‘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就是蒋介石本人”；还曾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退休后仍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顾问”。谷在台湾的主要活动，除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侦办的匪谍案共牵连2000多人”，还训练“特工敢死队袭扰大陆”，自称“蒋老先生晚年最不甘心的事，他的千百将领，星光熠熠，只有我和反攻死去的六百壮士，使他稍稍安心。”；他更主谋“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使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空难殉职。谷正文一面说：“我是个坏人吗？一面说：“杀人跟杀猪有什么分别。”可见这个人称“谍海枭雄”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冷面杀手。
文章发表后，国内有知情人证实，本名郭同震的谷正文，不仅仅是他自我标榜的“反共英雄”，还有着叛国投敌、汉奸特务的丑恶历史。公开的史料说，郭同震于1931年考上北大，本要立志做学问，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时局艰难，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于是，像千万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谷正文无心学习，转而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他在抗战前夕，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被囚于国民党的牢房中，这才投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特工。谷正文自己说，1935年在北大读中文系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
然而，而知情人则揭露，郭所在部队，是一个非军务的“政治宣传大队”，实为戏剧演出队，后曾改称战士剧社。1941年，郭同震是携两只驳壳枪，长武山英一的特务，干过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后又投靠国民党军统戴笠门下的。
历史的真相如何，留待进一步考证。但今年95岁的谷正文本人却口述过一本《白色恐怖秘密档案》，10年前出版，书中详尽叙述他自己的一生所经历所侦办的种种大案要案，用他自己话来说，是津津乐道地“好汉要提当年勇”，难怪连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都对他说过：“你比我还狠！”今天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则是毫不掩饰的叙述自己罪恶的一生。谷正文自诩：台湾出版的回忆录很多，陈立夫的回忆录最假最坏；谷正文的最真最好。书的序言是李敖写的，连李敖这样的强梁人物，都不得不折服惊诧于传主的聪明、干练、慧黠、奇宕和狠毒，而且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的忏悔之词，可以说是真正的怙恶不悛，全然是一个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除去过去公开披露的历史事件外，书中也有大量揭发他主子恶行文章，如亲自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安放炸弹将何的女儿炸死、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到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毒死白崇禧等等，都是活生生的故事和血淋淋的事实，读来惊心动魄，让人不寒而栗。此外，还有一些大陆读者所不知道的人与事，都颇值一记。
大义凛然谢士炎
1946年，内战爆发后，戴笠曾特意到北平委任谷正文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在自述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斗争。1946年冬季，他利用一个飞贼，破获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电台的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台长李政宣后来供出一份组织名单，其中包括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及17名少将。
谷正文自称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他第一眼看到谢士炎时，却被他的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给震慑住了。那时，他在北平第一看守所等候讯问人犯，两名刑警一前一后的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士炎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谷正文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
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说：“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并对谷正文的这种审讯方式表示讶异。谷正文则问：“你是领袖(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很严重，你怕死吗？”
谢士炎坚定地回答：“不！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士炎，还后有更多的谢士炎，那死去的谢士炎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士炎会完成……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谢士炎在回答讯问室表示，他的工作就是便是把孙连仲的十二战区部队调动交由李政宣向延安发报，其他涉案将官的工作内容也是一样，因此，华北、东北国军部队的动态，共党中央莫不了如指掌。除此，谢士炎抱定必死之心，坚决不供出其他涉案人员。这位身为陆军中将的谢士炎，黄埔军校毕业，湖南人，后被蒋介石认定“大叛徒”给杀害了。临时前，谢士炎大义凛然，还遗诗一首赠与谷正文，可他自称遗忘了。
与蒋纬国密谋绑架傅作义
1948年冬季，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在华北军事力量几乎完全被共产党取代，只剩下北平、青岛等几座“围而不打”的空城，谷正文坦承：此时，每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国军到底能不能打仗？”坐困北平城内近十个军的军心也开始浮动起来，共产党也开始透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积极向父亲活动，傅作义饱经各种心战攻势煎熬，开始动摇了。尤其是黄维被俘后，傅作义从没离开过办公室，晚上累了，也不脱衣服，就在靠在椅背上睡，他的一脸忧戚和一身体臭就是一个信号，国民党在他身边的特务于是向南京呈报了此一守将不稳的危机。自华北剿总成立以来，蒋介石为了稳定华北战局，破格给予山西军系出身的傅作义超出中央嫡系将领的待遇，为得是收买傅作义的忠心效命。如今，战局恶化后，仍不时听到傅作义动摇的报告，老蒋心里非常懊恼，特派郑介民飞到北平，企图说服傅作义率军突围，由天津乘船南撤。在被傅作义拒绝后，又派同是山西军系的徐永昌来当说客，亦未奏效。
1949年1月，共产党围城的炮声步步逼近，蒋介石宣告下野，此时，蒋纬国突然来到北平。谷正文认为傅作义投共的心迹已明，只有动用绑架的手段才能使他回到南京。但蒋纬国不同意这个方案，觉得那是小人作风，如果“蒋纬国绑架傅作义”消息传出，那对蒋介石个人的威信和蒋家的声誉会有很大影响。但谷正文却不肯死心，剀切谏言，认为这是北平失陷前所能作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绑架成功，将傅作义押回南京以通敌罪审理，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也是一个警示。谷正文坚持说：“绑架虽不能将城中七个中央军带回江南，却有可能因此而挽救其他部队的士气。”听到这一番分析，蒋纬国也动了心，他甚至自己举出当年戴笠计擒韩复榘的往事来支持谷的看法：“韩复榘死后，国军便在台儿庄打了中日战争中的第一个大胜仗。”
然而，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实施，直到44年后的1993年，谷正文与蒋纬国碰面后，才从蒋纬国口中解开了这个历史谜团。原来蒋纬国到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看到的傅作义是一副心力交瘁瘫坐在椅子上，居然划了五根火柴还点不着一根香烟，再申述了自己的困境后，反问：“如果二少爷是我，你会怎么办？”蒋纬国回答不出来，但自己的计划也动摇了，决定放弃绑架傅作义的行动，他向谷正文解释：“后来我想了想，父亲并未交代我这样作，所以，我不能擅做主张这么做。”一个月后，谷正文也撤出了北平城。
制造伪钞扰乱大陆金融案
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保密局头子叶翔之便构想在台湾印制一批假人民币和假港币，再通过渔船走私到大陆和香港，以扰乱大陆的货币市场，引发经济恐慌。蒋经国一听到这个计划，立即兴致勃勃地表示赞同，使这个印制假钞的工程前后进行了11年之久。
不过，当年台湾的印刷制版技术不行，想仿制出可以乱真的钞票并不容易，谷正文灵机一动，认为在监狱里必定关有能印制伪钞的“天才”。经过查找刑事犯罪的资料，终于发现了一名“天才”人物凌旦复，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犯罪专家，平时懒洋洋的，三小时也说不出一句话，但谈到如何印制假钞，马上精神大作、口若悬河，满脑子都是犯罪方法。于是，一纸公文便将这位囚犯给“调服劳役”，颇受礼遇地搬到了一座大别墅“特种印刷所”享受贵宾待遇。凌旦复用的是土法炼钢的硬招数，简陋的设备加上他那双具有“分色”功能的眼睛，每天趴在灯箱上一刀一刀地猛刻。后来，又在德国买到了同时供应大陆印制人民币的纸张，这“特种印刷所”的机器一开，满屋子都是仿真的人民币。
不过，当时保密局的特务们并不了解大陆的情势，印制的大都是五元一张的大钞，完全不了解大陆还是停留在几角、几分花钱的艰苦奋斗时代。一箱箱印制精美、几可乱真人民币全部打了水漂不说，还因此暴露了不少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后来，往大陆闯关的人民币就改成了面额一元、五角的小钞了。印制港元的成本要高一些，都是成箱成箱地往广东、香港带去，这样不仅给大陆经济带来严重的困扰，也给不少在这两地做生意的外国人带了不少损失，到后来连美国人都不干了，要求台湾特务机关停止印刷假币。最后蒋经国找到谷正文，劈头就问：“你们为什么非印假票子不行？”其实，印制伪钞蒋家父子都是事先知道的事情，正是因为当初的贪念与无知，才惹来一长串的麻烦。
刺杀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案
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出生于云南，与国民党要员张群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生，北伐时期，22岁的他提前辍学返国，担任北伐军总务部次长。北伐后，又出任北平宪兵学校校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杰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满，成为国民党高级官员中率先反对“剿共”者。1933年，侵华日军进犯长城，作为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率大兵团与日军作战。后曾一度担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大陆全面解放前夕，杨杰因为到云南动员卢汉起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杀，后来到香港避难。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开始对认为导致他失败的政敌对手进行惩罚，首选目标就是杨杰，三番五次催促毛人凤予以“密裁”。毛人凤则让谷正文动手，后又交给了会讲广东话的特务头子叶翔之，而直接承办此案的两个杀人凶手田九经和韩克昌，则是谷正文从国防部技术总队找来的，这两人原来都是从河南伪军收编过来的。
1949年10月下旬，叶翔之领着一行人来到香港，开始动手。特务田九经担任外围，韩克昌则拿着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信函，在上午十点左右来到杨杰的公寓三楼，谎称是台湾送信来的，杨杰毫无防备地让来人进到室内，看过信后，韩克昌又谎称让他写个收条好回去交差，乘杨杰俯身写收条时，韩克昌拔出手枪朝杨杰的头部及心脏部位连开三枪，杨杰当场毙命。事后，贪财的韩克昌竟还将杨家的两个大皮箱拖下三楼。田九经赶到后问：“你提这些干什么？”韩克昌喜不自禁地回答：“全都是些值钱的宝贝啊！”田九经让他丢了东西，赶紧快跑。
事后，香港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发现杨宅一片凌乱，值钱的东西散落楼梯，便认定是一桩窃贼入室抢劫杀人案。连叶翔之都没想到，由于韩克昌的一时见财起意，竟使整个杀人行动更臻完美了。
谷正文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总理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大约在下午6时30分左右因爆炸失事，机上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近年来有不少报道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大爆炸，是谷正文在毛人凤的批准下，指示保密局香港负责人赵斌承策划的暗杀活动，也是谷正文生平战绩“最辉煌”的一次。这些都与传主本人的口述自传有出入，其实，是赵斌承先见到毛人凤禀报计划后，才提出让谷正文商讨细节的，并有同谋陈鸿举出面，以60万港币收买香港启德机场邝姓清洁工，将一枚牙膏形的塑胶炸弹放入飞机机翼的起落架缝隙中，自己又藏进另一架客机起落架里，飞到台北松山机场领赏。
谷正文的任务，是将这邝姓的清洁工带出松山机场。而当时要进入台湾的机场、码头，都必须经严密的审查，“台湾保安司令部”硬是要弄清楚此人的身份和进行的任务，偏偏这一切细节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前又不能透露半点风声，谷正文费了好大周折才将那清洁工带走。这一天的《大华晚报》上还刊载出一小块新闻，说是松山机场抓着了一名企图偷渡入境的“香港难民”。而原定于上午起飞“克什米尔公主号”，下午才由启德机场起飞，当天下午，6时30分，客机于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发生爆炸，中国代表团的3名成员、5名记者，和来自波兰、奥地利及越南的记者共11人，全于空难中丧生。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台湾的特务机关成了全世界舆论的众矢之的。不过，毛人凤倒为此事荣升为中将，成为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时就升任中将的局长。至于赵斌承与陈鸿举，在颁奖会上却说过如下的话：“这种事还颁奖呢！连自己的儿子问起来都不能承认的事，还要叙奖？”
由此可见，谷正文“谍海枭雄”所从事的特工活动是最黑暗、冷酷的，连他的部下也感到无地自容。
当年在岛内有“活阎王”之称，干了一辈子特务的谷正文，2007年1月25日病逝于台北知名的“荣总”医院，终年97岁。谷正文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获得蒋介石的倚重，专门从事对中国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为了刺杀周恩来，他曾参与策划了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此外，他与李登辉也有过节。他结过四次婚，有不少子女，但是却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在孤寂中死去。
深受蒋介石重用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山西汾阳路家庒人氏。生于1913年。兄弟五人，排行老大。谷是进入国民党军统之后，为“方便工作”而起的化名。年轻时就读于汾阳铭义中学，后考入北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入党，成为学运积极分子，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战爆发后，曾投笔从戎，在林彪将军的115师侦察大队任队长，后来在执行任务时被捕，叛变革命成为一名军统打手。因为他的“好学”，也因为他对华北的了解，受到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的赏识，被提拔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此后，从抗战到大陆解放这十几年间，谷正文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从此对“郭同志”另眼相看。也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经毛人凤的举荐，谷正文受到重用，有一段时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这是他的特务生涯中最得心应手的时期。
那个时候，蒋介石整日叫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企图以此提振士气。”谷正文当时除担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外，也是马祖岛“祖国万岁救国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虚悬，上面没有派人，按照谷正文的说法，“总司令”虽然空在那儿，其实就是蒋介石本人。谷正文把办公室设在台北近郊的青山绿野深处，名为“求实斋”，是他搞反攻大陆情报活动的秘密总部。他舍弃“保密局”正规的训练特务的方式和招募人员的管道，从成千上万由大陆流落到台的单身流民中挑选“可造之材”，送到台北近郊的“蓝天海水浴场”附近的“情报局秘密基地”，接受情报训练。训练的内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潜水训练以外，主要是爆破、暗杀、搏击、通讯，以及若干简单易学的情报技巧。只要短短几个月，训练好一批人，就可以派他们去“反攻大陆”了。那段时间，北从山东半岛，南到海南岛，台湾“情报局”在谷正文的策动下，进行了一波接着一波的“反攻”行动。但是，都难成气候。这些特务活动到了后期，暴力性质锐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象征意义的任务，比如，派特务到大陆沿海城市过几天日子，在特工人员回台后，谷正文安排蒋介石接见他们。这个时候，特工们就拿出大陆的电影票票根，或者大陆的火车票、粮票之类的凭证，让老蒋看看，逗“老头子”开心。 曾经犯过不少血案
不过，1950年到1970年初期，谷正文亲手领导执行过几宗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当中最受蒋介石嘉许的，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失事案，周恩来总理要不是临时改变行程，差点搭上那班死亡飞机，成了空中冤魂。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
由于执行“反攻大陆”的突袭或渗透任务，谷正文有很多机会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接触，对他们父子俩的差异，有很深刻的看法。谷正文对蒋氏父子的评价都很一般，对蒋经国尤其不佳，认为小蒋的器量和见解远远不及老蒋。谷正文表示，“老蒋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不知中国历史兴替和转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国各朝各代兴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势。蒋经国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的事物，所知更是极为有限，我跟他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他竟然连唐、宋哪个朝代在前都不清楚，他也是一个不读书的人（编者注：所谓不读书，是指蒋经国没有固定阅读的习惯而言），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见解，欠缺他父亲的见识和视野，器量不够！”2004年，这位台湾“保密局退役少将”，在接受《华声》周刊记者访问时，公开向社会说出：“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晚年生活凄凉
谷正文前后一共有四任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产党员。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好，还是她发现了谷正文的军统特务身份，或者只是谷正文自己疑心太重。总之，按谷正文的说法，有一次，这位妻子趁他不注意，在茶水里下了毒。他端起茶杯，仰头正要喝，却见茶水表层有粉末在晃动，当下就疑心茶被动了手脚。因为他“机警”，才捡了条性命。自从受过这么一次“惊吓”，以后他不论到哪喝茶、吃饭，都提高警惕。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儿谷美杏说：“在陌生场合，任何人沏茶请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处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后终于能放心地吃喝她准备的食物。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条命，但或许是因为疑心病，也或许是谷正文命中注定独缺子女缘，他的子女一个个离他而去，不是远居美国，就是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在台湾各地，顶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问声好，如此而已。
相关事件脱颖而出
1946年，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在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的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自此开始对这个郭同震另眼相看，常常委以重任，后来这个更名为谷正文的郭同震居然成为继戴笠、毛人凤之后的国民党高级特务头子。据2005年10期《凤凰周刊》介绍，谷在台湾，“有一段时间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曾任“马祖岛‘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就是蒋介石本人”；还曾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退休后仍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顾问”。谷在台湾的主要活动，除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侦办的匪谍案共牵连2000多人”，还训练“特工敢死队袭扰大陆”，自称“蒋老先生晚年最不甘心的事，他的千百将领，星光熠熠，只有我和反攻死去的六百壮士，使他稍稍安心。”；他更主谋“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使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空难殉职。谷正文一面说：“我是个坏人吗？一面说：“杀人跟杀猪有什么分别。”可见这个人称“谍海枭雄”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冷面杀手。
文章发表后，国内有知情人证实，本名郭同震的谷正文，不仅仅是他自我标榜的“反共英雄”，还有着叛国投敌、汉奸特务的丑恶历史。公开的史料说，郭同震于1931年考上北大，本要立志做学问，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时局艰难，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于是，像千万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谷正文无心学习，转而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他在抗战前夕，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被囚于国民党的牢房中，这才投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特工。谷正文自己说，1935年在北大读中文系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
然而，而知情人则揭露，郭所在部队，是一个非军务的“政治宣传大队”，实为戏剧演出队，后曾改称战士剧社。1941年，郭同震是携两只驳壳枪，长武山英一的特务，干过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后又投靠国民党军统戴笠门下的。
历史的真相如何，留待进一步考证。但今年95岁的谷正文本人却口述过一本《白色恐怖秘密档案》，10年前出版，书中详尽叙述他自己的一生所经历所侦办的种种大案要案，用他自己话来说，是津津乐道地“好汉要提当年勇”，难怪连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都对他说过：“你比我还狠！”今天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则是毫不掩饰的叙述自己罪恶的一生。谷正文自诩：台湾出版的回忆录很多，陈立夫的回忆录最假最坏；谷正文的最真最好。书的序言是李敖写的，连李敖这样的强梁人物，都不得不折服惊诧于传主的聪明、干练、慧黠、奇宕和狠毒，而且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的忏悔之词，可以说是真正的怙恶不悛，全然是一个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除去过去公开披露的历史事件外，书中也有大量揭发他主子恶行文章，如亲自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安放炸弹将何的女儿炸死、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到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毒死白崇禧等等，都是活生生的故事和血淋淋的事实，读来惊心动魄，让人不寒而栗。此外，还有一些大陆读者所不知道的人与事，都颇值一记。
大义凛然谢士炎
1946年，内战爆发后，戴笠曾特意到北平委任谷正文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在自述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斗争。1946年冬季，他利用一个飞贼，破获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电台的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台长李政宣后来供出一份组织名单，其中包括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及17名少将。
谷正文自称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他第一眼看到谢士炎时，却被他的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给震慑住了。那时，他在北平第一看守所等候讯问人犯，两名刑警一前一后的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士炎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谷正文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
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说：“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并对谷正文的这种审讯方式表示讶异。谷正文则问：“你是领袖(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很严重，你怕死吗？”
谢士炎坚定地回答：“不！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士炎，还后有更多的谢士炎，那死去的谢士炎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士炎会完成……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谢士炎在回答讯问室表示，他的工作就是便是把孙连仲的十二战区部队调动交由李政宣向延安发报，其他涉案将官的工作内容也是一样，因此，华北、东北国军部队的动态，共党中央莫不了如指掌。除此，谢士炎抱定必死之心，坚决不供出其他涉案人员。这位身为陆军中将的谢士炎，黄埔军校毕业，湖南人，后被蒋介石认定“大叛徒”给杀害了。临时前，谢士炎大义凛然，还遗诗一首赠与谷正文，可他自称遗忘了。
与蒋纬国密谋绑架傅作义
1948年冬季，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在华北军事力量几乎完全被共产党取代，只剩下北平、青岛等几座“围而不打”的空城，谷正文坦承：此时，每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国军到底能不能打仗？”坐困北平城内近十个军的军心也开始浮动起来，共产党也开始透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积极向父亲活动，傅作义饱经各种心战攻势煎熬，开始动摇了。尤其是黄维被俘后，傅作义从没离开过办公室，晚上累了，也不脱衣服，就在靠在椅背上睡，他的一脸忧戚和一身体臭就是一个信号，国民党在他身边的特务于是向南京呈报了此一守将不稳的危机。自华北剿总成立以来，蒋介石为了稳定华北战局，破格给予山西军系出身的傅作义超出中央嫡系将领的待遇，为得是收买傅作义的忠心效命。如今，战局恶化后，仍不时听到傅作义动摇的报告，老蒋心里非常懊恼，特派郑介民飞到北平，企图说服傅作义率军突围，由天津乘船南撤。在被傅作义拒绝后，又派同是山西军系的徐永昌来当说客，亦未奏效。
1949年1月，共产党围城的炮声步步逼近，蒋介石宣告下野，此时，蒋纬国突然来到北平。谷正文认为傅作义投共的心迹已明，只有动用绑架的手段才能使他回到南京。但蒋纬国不同意这个方案，觉得那是小人作风，如果“蒋纬国绑架傅作义”消息传出，那对蒋介石个人的威信和蒋家的声誉会有很大影响。但谷正文却不肯死心，剀切谏言，认为这是北平失陷前所能作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绑架成功，将傅作义押回南京以通敌罪审理，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也是一个警示。谷正文坚持说：“绑架虽不能将城中七个中央军带回江南，却有可能因此而挽救其他部队的士气。”听到这一番分析，蒋纬国也动了心，他甚至自己举出当年戴笠计擒韩复榘的往事来支持谷的看法：“韩复榘死后，国军便在台儿庄打了中日战争中的第一个大胜仗。”
然而，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实施，直到44年后的1993年，谷正文与蒋纬国碰面后，才从蒋纬国口中解开了这个历史谜团。原来蒋纬国到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看到的傅作义是一副心力交瘁瘫坐在椅子上，居然划了五根火柴还点不着一根香烟，再申述了自己的困境后，反问：“如果二少爷是我，你会怎么办？”蒋纬国回答不出来，但自己的计划也动摇了，决定放弃绑架傅作义的行动，他向谷正文解释：“后来我想了想，父亲并未交代我这样作，所以，我不能擅做主张这么做。”一个月后，谷正文也撤出了北平城。
制造伪钞扰乱大陆金融案
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保密局头子叶翔之便构想在台湾印制一批假人民币和假港币，再通过渔船走私到大陆和香港，以扰乱大陆的货币市场，引发经济恐慌。蒋经国一听到这个计划，立即兴致勃勃地表示赞同，使这个印制假钞的工程前后进行了11年之久。
不过，当年台湾的印刷制版技术不行，想仿制出可以乱真的钞票并不容易，谷正文灵机一动，认为在监狱里必定关有能印制伪钞的“天才”。经过查找刑事犯罪的资料，终于发现了一名“天才”人物凌旦复，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犯罪专家，平时懒洋洋的，三小时也说不出一句话，但谈到如何印制假钞，马上精神大作、口若悬河，满脑子都是犯罪方法。于是，一纸公文便将这位囚犯给“调服劳役”，颇受礼遇地搬到了一座大别墅“特种印刷所”享受贵宾待遇。凌旦复用的是土法炼钢的硬招数，简陋的设备加上他那双具有“分色”功能的眼睛，每天趴在灯箱上一刀一刀地猛刻。后来，又在德国买到了同时供应大陆印制人民币的纸张，这“特种印刷所”的机器一开，满屋子都是仿真的人民币。
不过，当时保密局的特务们并不了解大陆的情势，印制的大都是五元一张的大钞，完全不了解大陆还是停留在几角、几分花钱的艰苦奋斗时代。一箱箱印制精美、几可乱真人民币全部打了水漂不说，还因此暴露了不少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后来，往大陆闯关的人民币就改成了面额一元、五角的小钞了。印制港元的成本要高一些，都是成箱成箱地往广东、香港带去，这样不仅给大陆经济带来严重的困扰，也给不少在这两地做生意的外国人带了不少损失，到后来连美国人都不干了，要求台湾特务机关停止印刷假币。最后蒋经国找到谷正文，劈头就问：“你们为什么非印假票子不行？”其实，印制伪钞蒋家父子都是事先知道的事情，正是因为当初的贪念与无知，才惹来一长串的麻烦。
刺杀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案
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出生于云南，与国民党要员张群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生，北伐时期，22岁的他提前辍学返国，担任北伐军总务部次长。北伐后，又出任北平宪兵学校校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杰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满，成为国民党高级官员中率先反对“剿共”者。1933年，侵华日军进犯长城，作为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率大兵团与日军作战。后曾一度担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大陆全面解放前夕，杨杰因为到云南动员卢汉起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杀，后来到香港避难。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开始对认为导致他失败的政敌对手进行惩罚，首选目标就是杨杰，三番五次催促毛人凤予以“密裁”。毛人凤则让谷正文动手，后又交给了会讲广东话的特务头子叶翔之，而直接承办此案的两个杀人凶手田九经和韩克昌，则是谷正文从国防部技术总队找来的，这两人原来都是从河南伪军收编过来的。
1949年10月下旬，叶翔之领着一行人来到香港，开始动手。特务田九经担任外围，韩克昌则拿着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信函，在上午十点左右来到杨杰的公寓三楼，谎称是台湾送信来的，杨杰毫无防备地让来人进到室内，看过信后，韩克昌又谎称让他写个收条好回去交差，乘杨杰俯身写收条时，韩克昌拔出手枪朝杨杰的头部及心脏部位连开三枪，杨杰当场毙命。事后，贪财的韩克昌竟还将杨家的两个大皮箱拖下三楼。田九经赶到后问：“你提这些干什么？”韩克昌喜不自禁地回答：“全都是些值钱的宝贝啊！”田九经让他丢了东西，赶紧快跑。
事后，香港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发现杨宅一片凌乱，值钱的东西散落楼梯，便认定是一桩窃贼入室抢劫杀人案。连叶翔之都没想到，由于韩克昌的一时见财起意，竟使整个杀人行动更臻完美了。
谷正文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总理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大约在下午6时30分左右因爆炸失事，机上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近年来有不少报道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大爆炸，是谷正文在毛人凤的批准下，指示保密局香港负责人赵斌承策划的暗杀活动，也是谷正文生平战绩“最辉煌”的一次。这些都与传主本人的口述自传有出入，其实，是赵斌承先见到毛人凤禀报计划后，才提出让谷正文商讨细节的，并有同谋陈鸿举出面，以60万港币收买香港启德机场邝姓清洁工，将一枚牙膏形的塑胶炸弹放入飞机机翼的起落架缝隙中，自己又藏进另一架客机起落架里，飞到台北松山机场领赏。
谷正文的任务，是将这邝姓的清洁工带出松山机场。而当时要进入台湾的机场、码头，都必须经严密的审查，“台湾保安司令部”硬是要弄清楚此人的身份和进行的任务，偏偏这一切细节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前又不能透露半点风声，谷正文费了好大周折才将那清洁工带走。这一天的《大华晚报》上还刊载出一小块新闻，说是松山机场抓着了一名企图偷渡入境的“香港难民”。而原定于上午起飞“克什米尔公主号”，下午才由启德机场起飞，当天下午，6时30分，客机于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发生爆炸，中国代表团的3名成员、5名记者，和来自波兰、奥地利及越南的记者共11人，全于空难中丧生。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台湾的特务机关成了全世界舆论的众矢之的。不过，毛人凤倒为此事荣升为中将，成为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时就升任中将的局长。至于赵斌承与陈鸿举，在颁奖会上却说过如下的话：“这种事还颁奖呢！连自己的儿子问起来都不能承认的事，还要叙奖？”
由此可见，谷正文“谍海枭雄”所从事的特工活动是最黑暗、冷酷的，连他的部下也感到无地自容。
从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队长到国名党的大特务头子，谷正文一生堪称传奇。如此一个大叛徒，恶贯满盈，竟能得以高寿善终，不免令人感慨！
john_leo 发表于 2013-1-16 14:45 ![]()
从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队长到国名党的大特务头子，谷正文一生堪称传奇。如此一个大叛徒，恶贯满盈，竟能得以 ...
北平解放前刺杀北平市长有他，后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暗杀周恩来也有他，确实是一个传奇人物。
从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队长到国名党的大特务头子，谷正文一生堪称传奇。如此一个大叛徒，恶贯满盈，竟能得以 ...
北平解放前刺杀北平市长有他，后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暗杀周恩来也有他，确实是一个传奇人物。
八路军第115师没啥侦察大队，而且第115师是1937年8月后才成立的。
谷只能算加入过中共外围组织。
谷只能算加入过中共外围组织。
不客气的说， 如果说错误， 错误就在情报系统领导。
啥发展横向联系 领导批评 事后暴露， 都TMD是扯蛋， 不知道美国人或盖世太保的测向系统有多牛B， 才是真的， 以至于之前， 一发报7小时都敢来， 而事发后， 就把责任推给部下发展横向联系， 问题在于， 余心清根本就没扯出多少人， 导致拉网一大片的， 还是那发报无所顾忌的电台， 但问题你中央情报系统没那么多苛索， 人家SB才会给你发那么长电讯情报。 {:soso_e133:}
结合当时战场态势， 其实47年很关键， 是成败转折点， 所以才有情报系统的殊死一搏 无所顾忌， 以至于容忍发生横的联系， 就是出事怪部下， 太TND损阴德了。 {:soso_e116:}
不客气的说， 如果说错误， 错误就在情报系统领导。
啥发展横向联系 领导批评 事后暴露， 都TMD是扯蛋， 不知道美国人或盖世太保的测向系统有多牛B， 才是真的， 以至于之前， 一发报7小时都敢来， 而事发后， 就把责任推给部下发展横向联系， 问题在于， 余心清根本就没扯出多少人， 导致拉网一大片的， 还是那发报无所顾忌的电台， 但问题你中央情报系统没那么多苛索， 人家SB才会给你发那么长电讯情报。 {:soso_e133:}
结合当时战场态势， 其实47年很关键， 是成败转折点， 所以才有情报系统的殊死一搏 无所顾忌， 以至于容忍发生横的联系， 就是出事怪部下， 太TND损阴德了。 {:soso_e116:}
其实不用扯啥孙连仲 余心清， 一个王石坚， 就说明当时横向联系是铺天盖地了， 没有你情报头子的允许， 至于么？
难道还是你情报头子低能， 不知道部下干啥？{:soso_e104:}
难道还是你情报头子低能， 不知道部下干啥？{:soso_e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