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来果敢、佤邦、克钦都是TB主动划出去的！引一篇清华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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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拒绝中国建坝之惑
密松水电站选址
2011年9月30日，在缅甸国内政治体制酝酿变革的气氛中，缅甸政府宣布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搁置原本由中资公司开发建设的伊洛瓦底江上规划中最大的水电项目——密松水电站。这消息在我们国内引起很大震动。这次到克钦邦，与各方面了解事情原委，并且考察了密松现场，形成了一些看法。
“反密松”情绪在缅甸基础广泛
此行的第一点感受，就是对密松项目的反感在缅甸确实有非常广泛的基础。缅族与克钦人，缅族中的现政府与处于在野地位的民主派，克钦人中反政府的克钦独立军和接受政府招安的新民主军，缅甸各族与华人、宗教人士与世俗精英、宗教人士中的基督教徒与佛教徒、世俗政治中传统上亲西方的、亲军政府的和亲中国的各派势力，他们在许多方面观点有分歧，乃至有尖锐的对立。但是提起密松工程，他们大都持反对意见，对政府的搁置之举也是支持的。
这当然不是说没人赞成密松工程。军政府当初是全力支持、推动密松项目和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梯级开发计划(所谓七坝计划)的。但是了解缅甸的人都知道，自1962年军人执政以来，缅甸军政府一直存在时激时缓的内部斗争，1988年奈温被军内政变所推翻，“缅甸社会主义”被否定，2004年强硬保守派丹瑞对温和开明派钦钮发动清洗，在民族、民主问题上全面倒退。而每次斗争中的各方在民主与政治改革问题、民族与联邦体制问题上都有明显不同态度，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
最近缅甸的变革能够启动，缅族民主派、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固然有作用，但在近年来“僧侣革命”被残酷镇压、果敢事件中对民族武装动蛮得逞、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因金融危机和阿拉伯阿富汗伊朗等问题焦头烂额之际，这三种压力如果说没有减轻，至少也谈不上加强，这种情况下变革仍然发生，应该说军政府内部斗争的因素至关重要。而在密松项目的问题上军政府内部显然也有分歧。在如今的变革中力挺密松的丹瑞一派已处下风，如果说还没有失权的话，也显然已经逐渐失语，社会上几乎听不到他们为密松工程辩护的声音，就连军方办的《缅甸新光报》，现在也出现了“反密松”言论。
与军政府直接对立并且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的克钦独立组织(KIO)过去强烈反对密松工程，曾声明如果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一意孤行，就会引起“内战”，密松工地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爆炸等破坏事件也被怀疑是他们干的。但我们这里最近却有人说，他们只是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立场给军政府捣乱，其实他们是支持水电开发的。
的确，作为多年以来实际控制克钦邦大部分地方并负有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责任的KIO，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与非政府组织不一样。同时他们过去的意识形态也有较多的进化论色彩，不像宗教机构那样“唯心”，更不像一些环保组织那么“敬畏自然”。1990年代后他们虽然淡化了意识形态，但为了在与优势的政府军的对抗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获取经济来源的愿望是很迫切、甚至可以说是急功近利的。开矿、伐木、淘金等当代环保组织经常抨击的“破坏环境”的行为，他们干得并不少，并且也曾因此被各种非政府组织批评。
就水电而言，KIO主政的“克钦第二特区”政府曾经相当积极，而这个背靠中缅边界、别无国际通道的特区，稍大一点的项目都只能与中国人合作，因此在引进中资开发水电方面他们甚至还可以说是先驱。但是一些中资公司目光短浅只抱粗腿，为巴结军政府就抛弃了他们，对这种“讨好大朋友，出卖小朋友”的做派他们是很生气的，并且也为此改变了对一些项目的态度。例如大唐公司修建的太平江水电站，原来就是该特区引进中资，在自己的控制区开发的，特区方面也投入了自己的资金，但后来军政府插足进来，中资转而与军政府合作，迫使克钦方面退出，而且让军政府以保护工程为名出兵控制了电站附近地区。克钦方面不仅蒙受经济损失，还丢失了地盘，其气愤可想而知。于是对太平江水电站改取破坏政策，多次出兵骚扰，致使电站瘫痪。这类案例显然就是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不是反对太平江电站本身。
不过，这样的解释可以用于太平江，却不能用于密松。虽然KIO并不是“反坝派”，也曾热心于水电并与中资合作，但具体对密松项目，他们也从来是反对的。其原因后将详谈。更清楚的是，如今缅甸政府已经改变主意要叫停密松坝了，但KIO并没有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变成密松的拥护派，相反他们的反应有两种：一是“认为虽然这是迟到的决定，但克钦邦的各族人民仍然表示欢迎”。二是怀疑叫停是假的，密松工程还在暗中进行，换言之，他们的态度是“敌人说反对不算，我们要求他们真反对”。应该说，历史上KIO一直是“亲中”的，今天他也不想得罪中国，如果中资公司能够平等相待，今后合作的机会还会有，但不可能是在密松了。
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克钦民族中最亲军政府的派别，即已接受缅军政府改编为“边防军”的前缅共武装“新民主军”(NDAK)，其前领导人丁英因依靠缅军政府平定内部异己，已完全成为丹瑞的傀儡，甚至加入丹瑞的政党作为国会议员常驻仰光，克钦其他派别视之为丹瑞的“说客”，但他也从未发表过赞成密松工程的言论。而新民主军的其他人士则明确反对密松项目，如新民主军前副司令吴茂银先生在与笔者的谈话中就指出，中资搞的密松项目是中国人在这里干的最失人心的一件事。
后面要提到，密松的“神圣”地位是克钦人反对筑坝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山川崇拜本是克钦人古老“万物有灵”信仰的体现，一般克钦人有这种传统观念并不奇怪。但是从19世纪末基督教传入克钦地区后，教会是一直致力于祛除种种“落后信仰”和“原始崇拜”的。笔者与当地最有影响的基督教派之一“克钦浸礼会”(KBC)一位负责人昆桑牧师谈话时，他就侃侃而谈，讲了一大堆基督教传入后如何使克钦人摆脱了各种“巫术”、“迷信”和“愚昧陋习”的故事。
但我注意到，就在这间KBC的办公室内，与圣像一起悬挂的就有在密支那到处可见的“二水环山”神圣密松的中堂画。于是我问：“您也觉得密松是个神圣之地吗?您认为克钦人的密松崇拜是否属于教会需要反对的‘原始崇拜’呢?我知道您也是反对密松工程的，那么除了环保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理由外，您认为也有文化与信仰方面的理由吗?”他正色说道：“作为基督徒我当然不认为密松那里藏有什么神灵，但是作为克钦人，我仍然认为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和基督教不矛盾，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更不用说它还破坏环境……”
缅甸华人社会的背景也极复杂，有大陆背景，有“国军”背景，有“果敢、佤邦”背景，等等。仰光、曼德勒等地的华人有的已经几代居缅，军政府又长期实行强制同化政策，他们中的新一代缅化程度已经很高，很多人已经不会讲汉语。而果敢、佤邦华人长期在缅甸政府鞭长莫及、中国影响却无处不在的缅共及其衍生的“民地武”地区生活，绝大部分不懂缅语，他们不仅完全用汉语中文，而且是全球华人世界(除新移民外)中罕见的不用繁体字和“国语”腔、完全适应当代大陆语言氛围的族群。这些年来缅北动乱不安，他们很多人富裕后都移居仰光、曼德勒等缅内地城市，形成一个特殊群体。由于背景特殊，他们不仅尚未融入缅族主流社会，与本地华人也有隔阂。
然而总的来讲，华人在各个族群中比较能干和富裕，在那个敏感社会里他们大多小心谨慎，埋头挣钱，不问政治。而中缅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近年来很多华人致富的机会，他们自然珍惜。所以他们对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极力维持友好关系，而与中国及缅甸军政府不喜欢的人和事都保持距离。近年来缅族不满军政府的民主化情绪高涨、各少数民族维权意识也在加强，而相对来说，华人却成为对这二者都最不关心的族群。通常他们很少谈到密松这样的话题，但是如果谈到，他们也大都认为这事做得不对，包括那些与中国和缅甸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华社精英也如此。
曼德勒福庆宫孔子学堂校长李祖清先生就是这样。自少年时代就非常认同新中国的李先生对今天的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很为称赞，对中缅友好十分热心，经常奔走于两国之间，与两国一些政要也相识。他对民主化并不看好，对历史上与缅当局有过节的果敢、佤邦人颇有微词，在油气管道等缅甸社会有争议的话题上都为中缅当局辩护。在与笔者交谈中他认为中国对缅几十年来好事千千万，“只有两件事肯定做错了”。一件就是文革时鼓动缅甸华人学生搞红卫兵宣传革命造反，“我那时也积极得很，做了傻事”;另一件就是密松工程，“不晓得谁出的这种馊主意。在哪里修电站不好，偏要修到人家最忌讳(修建)的地方”。
总之，“缅政府毁约赢得民心，中资忽视民意惨遭损失”，网上有网友这样的评论，这次在缅我感到确实如此。
为什么密松工程如此不得人心
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如今反对密松工程的人们经常说，密松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某些鱼类的生存;会淹没大片森林，影响下游水情;坝址位于地质断层，地震时会有垮坝危险……以环保理由来反对大型水坝工程，在欧美比较流行，这些民主国家已经基本没有强制拆迁、野蛮征地之类的人文之弊，他们最关心的是环保，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也是环保。因此在密松问题上，我们听到最多的也是这类担忧。
这些担忧很多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第一，这些理由可以用来反对几乎一切水坝，可是事实上人们不能一个坝不建，所以利弊是需要权衡的：如果这里不能建，那么哪里能建?这里建坝相对弊大，哪里相对弊小?这是需要考虑替代方案的。如今一些环保组织几乎从来只是说哪里不能建坝，就没有说哪里能建的。从社会博弈的角度讲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有另一些利益集团几乎从来只说哪里能建坝，就没有说不能建的。在一个文明社会两者会有正常的博弈，环保组织不能阻止一切坝，但可以阻止相对最糟糕的坝，而对立方不能想建哪个坝就建哪个坝，但相对利大弊小的坝还是会克服阻力得以修建的。双方都不能尽遂所愿，社会却可以在妥协中进步。所以环保组织的作用应该肯定，但具体就某个工程而言，环保组织的一面之词也不能一锤定音。
第二，上述问题有的是可以通过修改方案、追加投资、增添一些设施来解决的，并非只有“照原设计建”和“不能建”两个选择。此外有的问题也未必就像传说的那么严重。例如所谓地震垮坝的危险，我曾对一些缅甸朋友说，“断裂带”是个宽泛的概念，并非所有断裂带都是地震高发区，而且据我所知，密松主坝设计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这种坝型不像重力坝、拱坝那样的“一堵墙”，它的边坡平缓坝基极宽，因而比较抗震，即便受破坏也有个过程，瞬间垮塌使下游猝不及防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
还有的事确属讹传，例如我在某位朋友那里看到一张讲述密松危害的地图，里面把计划中的密松水库画得非常大，一直淹到克钦邦北部的葡萄附近。我笑说葡萄的海拔比密松能高出300多米，要能淹到那里，这世界上还没有那么高的坝呢。
第三，所说的种种弊病有的是矛盾的。例如库区人烟稀少，有人就说这是难得的原始自然生态不能破坏，但是如果人烟稠密，那么移民的危害就被认为非常严重。这样无论人烟如何，水库反正都不能建了。其实这两种问题是互为替代的，而且需要权衡。我觉得像缅甸这样的专制国家，强制圈地移民的人文灾难要比淹没一片无人区严重得多，而在没有这种问题的发达国家，人们却更喜欢保护无人的“原生态”大自然。我一直认为如果还有一条河流修大坝的弊病最少，那就是几乎全程奔流于峡谷、沿河人口稀少的怒江(即缅甸的萨尔温江)了。当然即便移民再少，也不能说他们就活该牺牲，支持他们维权争取更大补偿是对的，但这就是社会问题，不是生态问题了。我的这种想法，与搞环保的朋友也是有分歧的。
但是在克钦邦走访以后，我发现虽然在“反密松”舆论中环保的声音最大，实际上密松工程最惹人反感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在克钦邦各地，你会发现全景拍摄或绘制的“二水环山”密松河曲的形象无处不在。克钦人的各种公共场所，如克钦文化会馆、目瑙场、议事厅挂着它，密支那大学那样的文化单位挂着它，教会、寺庙里也可以见到它，很多人家或商店用它作中堂画，甚至我们住宿的华人开设的密支那双龙宾馆，尽管是中式装修，大堂里也醒目地挂着“二水环山”图。这个象征元素还广泛出现在克钦地区的招贴、工艺品、各种节庆仪式和日常美术中。甚至在克钦以外的缅甸其他地区，人们对它也不陌生。仰光中国大使馆附近就有一家“密松餐厅”，以缅、克钦和中文(作“蜜颂”)三语的招牌和“二水环山”的图像为装饰，据说使馆还常有人光顾。给人的印象是：密松在这里就像富士山在日本、金刚山在朝鲜，具有崇高的心理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专门去那里走了一趟。“密松”(Myitsone)是克钦语“汇流处”之意，位于密支那城北42公里，伊洛瓦底江的东源恩梅开江和西源迈立开江在此汇合，缅甸的“母亲河”伊洛瓦底就此开端。两源流域莽莽苍苍，就是当年中国远征军抗战史上著名的野人山，而密松就是从密支那平原进山的口子。从汇流处西侧山上望去，两源汇流后迎面奔腾而来，到山前又掉头东去，形成一个巨大河曲，景色非常壮观。密松工程的拦河主坝位于河曲东头，溢洪副坝则在汇流上游的恩梅开江口，切过山口泄洪于河曲之下，纯从水工角度讲，这个枢纽的布局比较合理。但是如果考虑人文因素，在此地建坝是欠考虑的。根据当地克钦人的传说，密松是龙的父亲及他的儿子HkraiNawng和HkraiGam(就是东西两源)的诞生地，人们相信如果这龙脉被破坏，龙就会不安，从而祸及众生。这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但反正克钦人是信的。而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吗?
而从历史上讲，当初藏缅语先民(包括缅人与克钦人)从青藏高原南下，就是在这里走出崇山峻岭，进入伊洛瓦底江河谷，从而诞生了后来的文明。据说当初克钦酋长就是在密松建立了第一个部落联盟的。所以即便不管神话，克钦人也有理由把密松当成自己的文明发祥地来崇敬。
当然，密松的这种崇高地位会不会因修水库而受损?我当初对此是疑惑的。我曾经问当地的作家克塔先生：无论建不建坝，密松是搬不走的。在密松如果出现一个人工湖，难道它就因此不再是圣地了吗?就像耶路撒冷，那里也有许多现代建筑，可是这不会影响人们去朝拜哭墙，就像麦加最近还建了城铁，那也不会影响穆斯林去朝觐天方啊。克塔反问道：那么你们中国人心中的圣地，比方说(他想了一会儿，就其所知说道)长城，你们会不会修个水库把它淹了呢?
我答道：别的我不敢说，如果要讲长城还确实有这样的事，你知道中国有个潘家口水库，就是把长城的一段，还是著名的关门给淹在了水下，现在那里“水下长城”还成了景点了。
克塔有点生气：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事发生在密松。停顿一下他又解释说：也许和耶路撒冷、麦加不同的是，我们克钦人没有圣殿、天房那样的人工建筑作为民族信仰象征物。密松是以其自然状态被人崇敬的，成了一个大人工湖，它就不是密松了!就是要修水库，为什么就非得修在这个地方?还根本不和我们商量，几个缅族军头和中国老板说修就修了?
关键在于“根本不和我们商量”
其实，听来听去，我觉得“根本不和我们商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和昆桑牧师说的“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是一个道理。密松是神圣的，但神圣密松是否不能有任何人工建筑?我想即便在克钦人中也未必看法一致。密松汇流处现在就有新建的佛塔、教堂和一些简陋的旅游设施，如果盛名传出，将来这里变得和国内许多旅游地那样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那会不会也影响到“二水环山”的自然圣洁?我想，那时肯定会有这种抱怨，但不会引起强大的反对声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如果出现，那肯定也是当地人民愿意的。但如果按如今水电站这种开发模式，由军政府把密松圈禁起来霸占为官办旅游公司，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再委托一些外国人来经营——如果这样搞，那就会与电站一样招致千夫所指了。
有朋友告知，实际上密松过去的名气没有如今这么大，“二水环山”的形象也没有如今这么随处可见。如今这种现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军政府与中资公司的行为引起的反弹：密松现在似乎不仅是克钦文明发祥地的象征，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钦民族抵抗专横维护尊严的象征。
对于这些朋友，你跟他讲环保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将来的水电站能给你们的政府财政增加多少钱，那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后一理由只能增加他们的反感。
从克钦人的角度想，以独裁、腐败闻名的军政府圈占我们的土地，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而只给极低的补偿，然后把这里交给一家外国公司，建起的电站按BOT方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编者注)，由外国公司经营50年，生产的电力90%输往外国;当然外国公司为此会给军政府一大笔好处(政府财政收入)，但过去从来没有在克钦地区搞过公共福利，只是派兵屠杀、抢掠我们的军政府得到这些好处与我们有何关系?那不就是使他们更有能力扩充军备镇压我们吗?外国公司与军政府不是在狼狈为奸吗?
在缅族人看来，密松当然未必是“龙脉”，但作为“母亲河”的发源地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只是没有克钦人那么强烈)，军政府在克钦人看来是征服者，在缅族百姓中同样不得人心，这在最近的变革中已经越来越清楚。这个独裁集团过去屠杀克钦人和镇压缅族民众的民主运动同样残酷，因此密松工程给军政府带来的好处同样未必是给民众的好处，中资公司与军政府的交易不仅违背克钦民意，也违背缅族民意。因此在克钦地区修建一个可能对中下游缅族地区造成巨大影响的大水库，缅族民众也是有顾虑的。在缅族人关于环境的种种抗议中可能就包含了这种不便明说的担心，因此他们抱怨的核心同样是“根本不和我们商量”。
而从中资公司的立场讲，密松工程是中缅合作的，代表缅甸方面的只能是军政府而不可能是反对党或“民地武”。军政府同意我们独立经营50年，我们给他们相应的回报，这是两国间正常的平等交易、互利合同。关于当地老百姓的补偿，我们给军政府的回报已经包含了这笔钱，在我们看来也不算少。至于军政府如何把这笔钱给老百姓，老百姓是否被强迫征地、野蛮拆迁，这是他们的“内政”，与我们无关。公司只管开发，不与百姓谈判，由政府出面搞征地拆迁，我们在国内也从来是这样搞的，怎么能说是欺负缅甸人或者克钦人?
关于缅北和克钦地区的“内政”
这里显然涉及到一些在我们这里的语境中至今无解的问题，即“主权”是否高于“人权”?“主权”是否只能或只应该由统治者来代表?政府意志是否等于国民意志?与一个独裁政府达成交易去做该国国民普遍反对的事，就是“不干涉内政”吗?但是，笔者认为在这里可以越过这些敏感问题，因为密松电站所在的克钦地区情况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这是因为包括克钦邦在内的缅北地区的现状实际上是与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在这里的强大影响密切相关的。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孟族、掸族和缅族都曾在今缅甸版图内建立过相对强大的王国，但没有哪个王国曾经直接管理过今天缅北的所有地区，尤其是克钦地区。当然南边这些王国与北边中国的元明清等朝势力的影响都曾达到过这里的许多地方，今天基于不同国家立场对谁的影响更强可能会见仁见智，实际上在不同时代这种影响也是不断进退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当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开始在中缅之间形成时，缅甸已是英国的殖民地。真正把控制延伸到缅北并与中国发生矛盾的是英国人，而且英国殖民势力处于扩张期，相应的就是中国势力的退缩。然而中国与亲中国的当地土著一直在反抗，边界的划分也长期未定。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条线的中印段现在基本上是中印东段实际控制线，但我国并未承认。而中缅段在1960年实际上成为中缅两国正式划定的北段国界以前，中国也是不承认的，当时中国主张的是更靠外的一条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今天的密松恰好就在这条界线上。
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当时的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因此如今有人讥为“地图开疆”。但是当时英国人对今缅甸境内各族实行严格的分而治之，不允许缅族、哪怕是臣属于英国的缅族势力进入，所以那时这些地区的克钦等民族受英国影响固然很大(克钦人使用拉丁字母克钦文，并绝大多数信基督教，英文教育比缅文教育发达，至今不少地方懂英文的克钦人还比懂缅文的多)，受中国影响，甚至受掸人影响(克钦与掸历史上就有混居现象，英治时对缅人进入克钦地区极力排斥，对掸人则相对宽松，今天这里的掸语地名很多就体现了这类历史因素)也很可观，但是缅族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中缅先后卷入的抗日战争又带来了新变化。一方面在抗战前期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另一方面抗战后期英美卷入，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而英国人参与甚少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的事实。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尽管国民党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包括亲中的和不亲中但也不附英的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不仅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阻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的多数时段由于当地民族追随中英两国抗日，克钦人军队尤其在抗日中立下赫赫战功，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受到日本利用，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和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加深了对立。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族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并且在战后的反英斗争中与同样争取自立的缅北少数民族有了联合的可能，但是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边界条约与缅共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主要的思路有二：一是通过尽量宽松的联邦制，以向少数民族放权来换取他们对联邦国家的认同。二是打“中国牌”，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搞定缅北。昂山本人力推第一种方式，于1947年独立前夕与多个少数民族势力签订了“彬龙协定”。该协定不但给予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自治权，而且规定10年后这些民族如果仍无法与缅族共处，可以选择退出联邦。这就是今天缅甸各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法理理由。但即便条件如此优惠，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接受。而更为不幸的是在彬龙协议刚签订不久，昂山将军就被暗杀，继任的领导人并未正式宣布废除这个协定，但却不予实行，使协定实际上成为废纸，导致少数民族强烈不满。
昂山之后的领导人吴努等转而借助“中国牌”，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缅北的力量，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此前在中国内战末期，国民党的败军退至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这虽然在南段边境(即东掸邦、佤邦一带)最为明显，北段的克钦地区其实也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新中国的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缅甸政府相当感激。到19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然新中国根基已固，需要承认的迫切性已经缓解，但当时国内因“人祸”导致的大饥荒和其他极左做法引起云南许多地方出现边民外逃，因此也需要解决边界问题。在这几年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是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留在了中国版图内。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就这样，一批中国人赶走了另一批中国人，不仅在地图上而且也在实际控制方面把当地交了出去。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佤邦，但在克钦地区也如此，笔者此次在密支那见到前缅共克钦族老干部吴茂银，老人就讲述了当时他的家乡其培一带中国人赶走中国人的故事。
这样划定了中缅边界后，缅甸控告当时的台湾当局“侵略缅甸领土”也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缅甸向联合国(微博)告状后，仍未被解放军赶走的一些国民党残军也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撤离前争议地区。而缅甸当时甚至还提出“修改”麦克马洪线，进一步索取该线中国一侧的独龙江地区，中国政府做自己的内部工作表示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反正“不承认”麦克马洪线，所以我们虽然愿意以该线为“基础”，但缅甸越过该线提出要求则是可以的。虽然后来缅方急于结案而收回了“修改”要求，但中国政府这种对“不承认”的解释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但不管怎样，中缅边界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如果从此两国果然“互不干涉内政”，后来的许多故事也就不会发生。尽管1962年后缅甸军人政变废除了“不成熟的民主”，独裁的军政府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激化了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即使在没有中国因素的克伦、克耶地区也出现了反抗，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抗争还是中国支持下的缅共发动的。1960年代，刚刚解决了“云南境外蒋军残部”骚扰问题的中国在极左思潮控制下又急于发动“世界革命”，以人力物力大规模支持缅共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但内地的缅共武装不久被打垮，缅共的“人民军”集中到缅北，先后在背靠中国的沿边一带形成了东北军区、中部军区、815军区与101军区等大片割据地带。它们是当时缅甸境内最大的反政府势力，也是今天缅北几支主要的“民地武”之前身。这些割据的中国背景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缅共中的中国知青”故事甚至已经成了知青史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公平地说，当时中国并没有“收复失地”的民族主义动机。中国支持缅共与缅甸政府打仗当然很难说是“不干涉内政”，但也很难说是国家之间的“侵略”。中国是打着“国际主义”(实际上就是左派的“普世价值”)和“世界革命”的旗号干预缅甸局势的。缅北的“人民军”虽然基本上是中国出钱出枪甚至出人(不仅派出顾问，大量干部战士是越境参加“革命”的中国人，甚至缅族的缅共领导层也曾长期居住中国并从中国返回)，但中国并没有干涉缅共领导层的所谓“大缅族主义”。在缅北实际浴血奋战的非缅族将士与缅共高层的矛盾日渐发展。加上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决定与缅甸军政府修好，缅共因而被抛弃。到1989年缅共终于彻底失败并且不复存在。但无论是缅甸军政府，还是中国对此都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使得前缅共的四个军区蜕变而来的四支“民地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
“西方背景”还是“中国背景”?
这里还要说说与密松问题关系很大的克钦邦最强“民地武”克钦独立军(KIA)。克钦独立军及其党(克钦独立组织，KIO)其政权(KIC)并非出自缅共余部，而是创建以来就打民族主义旗号。而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克钦人似乎又是缅北各民族中最为“西化”的一支(多信基督教，拉丁化文字由西方传教士创制，英语较为普及)，因此克钦独立组织强烈反对密松工程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国人便认定该组织有西方背景，是“受西方唆使反对中国”。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
笔者这次在克钦邦访谈的政治人物都是亲缅政府派系和前缅共衍生派系的，因为战争状态造成的不便，未能直接接触KIO的人。但是这些并非KIO成员的受访者都对所谓KIO的西方背景之说嗤之以鼻。根据他们的介绍，克钦人近代史上受西方影响是不假，但这种影响和在中国一样，除了带来基督教，还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反殖民、民族自决等思潮。创建KIO的许多老一代克钦知识分子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相当亲华。当初他们成立了“克钦共产党”并到中国寻求支持。但是中国告诉他们根据中国认为的“组织原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合并于缅共才能获得支持。然而，这些克钦共产主义者亲华却不亲缅，不愿加入缅共。既然中共反对成立克钦共，他们就只能另想名号，于是就成了KIO(KachinIndependentOrgani-sation)。
同时也有一些克钦民族主义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但为了对抗缅甸军政府寻求民族自治之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当听说中国只能支持缅共后，这些人为了获得支持也就加入了缅共。丁英、吴茂银等人都是这样从KIO变成缅共的。所以缅共与KIO那时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时缅共虽然在党内搞“大缅族主义”，党外也搞统一战线，宣传革命成功后也会实行民族自治。因此KIO也加入了缅共主导的统一战线，并且因此经由缅共间接地获得中国的支持，包括军事援助。至今KIA在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控制区还是沿中国边界一线延伸，其首府拉咱更是中缅边界上的重要口岸，和中国的那邦一水之隔，镇上充满中国情调。所以，与其说KIO有“西方背景”，毋宁说她的“中国背景”要强烈得多。
但是KIO和并非KIO的许多克钦人，包括当年的缅共成员一样对我们如今的许多做法都十分不理解，以致强烈不满，密松工程就是一个爆发点。
“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这些克钦人说：“克钦民族如果能独立当然好，但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如果能够加入中国或者印度我们也愿意。当初中国要是在边界划分时不把我们划给缅甸，也就没有现在的问题。既然划归了缅甸，我们只希望缅甸政府能够实行彬龙协议，善待我们，允许我们自治。但是中国却号召我们起来革命，推翻缅甸政府。我们响应号召参加了革命，中国却又与缅甸军政府言归于好，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国只让缅共的德钦巴登顶等人到中国养老，却把我们扔给军政府去蹂躏。在万般无奈中我们接受了钦钮（缅甸军政府开明派领导人）的条件，实现了和平，好不容易维持了这些年。军政府却又清洗掉了钦钮，对我们越逼越甚。我们指望中国调停一下，中国却与军政府越来越打得火热，甚至给钱给军火来打我们。中国的做法使军政府越来越强硬，前年（注：2009年）灭了果敢，收服了丁英，现在又向克钦独立组织（KIO）大举进攻，看来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中国看着军政府攻占果敢，但总算收容了逃到中国境内的果敢人，就因为他们是汉人吧（据了解，多数果敢难民后来还是被动员返回了缅境），而这次缅军进攻克钦人，克钦难民逃入中国境内，中国却拒绝接纳（据笔者所知其实还是接纳了不少，只是由于联合国(微博)机构无法进入，我国境内的这些难民处境比密支那附近联合国资助、当地NGO管理的难民营差得多），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说，“除了密松那样的圣地，我们其实不反对中国公司来修水坝，就是反对密松工程也不是反对中国，因为如果别的国家在密松建坝，我们也一样会反对的。但是中资公司与军政府联手，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坝，淹没我们的地盘，驱逐我们的人民，却不顾及我们的意愿。结果每修一坝，军政府就以保护工程为名派军队进攻我们。水坝竟成了战争的向导，不但造成生态问题，首先还严重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现状，这难道是‘不干涉内政’吗？”
这些克钦人说：“我们克钦只是要求自治，但军政府一定要消灭我们，我们只有抵抗。弱小的克钦要抗争，当然希望有外援，我们愿意和所有人交朋友，但并不是找主子。无论中国、印度、西方国家还是缅族中那些愿意善待我们的人，如昂山素季，我们都愿意交往。过去我们克钦人曾与中国、英美一块抗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斗争主要是中国在支持。我们对此很感谢。但很多不愉快的事使我们痛心，有人说中国只是在利用我们。现在想和军政府联手赚钱，就反过来帮他们打我们了。”“说实话，现在如果有谁愿意帮我们，我们当然欢迎，包括西方。但是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重大战略资源，谁会为弱小的克钦民族得罪庞大的中国？就是他们想帮，我们这里又不靠海，深处内陆中印缅交界山区，他们又怎么帮得了？何况很多西方人至今不是把我们看成‘缅共余孽’，就是怀疑我们与贩毒有关（贩毒现象过去在掸邦的几个缅共蜕变而来的“民地武”中比较严重，近年来他们也在全力禁毒，而克钦地区有木材和玉石可以提供经济来源，又不是传统的罂粟产区，所以并无严重的贩毒问题），他们当然讨厌缅甸军政府，但不等于就会帮我们。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KIO前领导人早迈卸任时曾慨叹：上帝为何不把克钦人安排做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的邻居？早迈也曾是缅共，与中国合作过。不能说他就是亲西方的，他的慨叹只是无奈。KIO现在的控制区都紧靠中国边界，连印度边界都很远，西方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当然知道得罪中国的后果。所以虽然我们对中国很有意见，但绝不会想开罪中国。只希望中国与缅甸军政府搞关系要对我们留有余地，不要把我们逼到墙角。”
缅甸拒绝中国建坝之惑
密松水电站选址
2011年9月30日，在缅甸国内政治体制酝酿变革的气氛中，缅甸政府宣布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搁置原本由中资公司开发建设的伊洛瓦底江上规划中最大的水电项目——密松水电站。这消息在我们国内引起很大震动。这次到克钦邦，与各方面了解事情原委，并且考察了密松现场，形成了一些看法。
“反密松”情绪在缅甸基础广泛
此行的第一点感受，就是对密松项目的反感在缅甸确实有非常广泛的基础。缅族与克钦人，缅族中的现政府与处于在野地位的民主派，克钦人中反政府的克钦独立军和接受政府招安的新民主军，缅甸各族与华人、宗教人士与世俗精英、宗教人士中的基督教徒与佛教徒、世俗政治中传统上亲西方的、亲军政府的和亲中国的各派势力，他们在许多方面观点有分歧，乃至有尖锐的对立。但是提起密松工程，他们大都持反对意见，对政府的搁置之举也是支持的。
这当然不是说没人赞成密松工程。军政府当初是全力支持、推动密松项目和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梯级开发计划(所谓七坝计划)的。但是了解缅甸的人都知道，自1962年军人执政以来，缅甸军政府一直存在时激时缓的内部斗争，1988年奈温被军内政变所推翻，“缅甸社会主义”被否定，2004年强硬保守派丹瑞对温和开明派钦钮发动清洗，在民族、民主问题上全面倒退。而每次斗争中的各方在民主与政治改革问题、民族与联邦体制问题上都有明显不同态度，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
最近缅甸的变革能够启动，缅族民主派、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固然有作用，但在近年来“僧侣革命”被残酷镇压、果敢事件中对民族武装动蛮得逞、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因金融危机和阿拉伯阿富汗伊朗等问题焦头烂额之际，这三种压力如果说没有减轻，至少也谈不上加强，这种情况下变革仍然发生，应该说军政府内部斗争的因素至关重要。而在密松项目的问题上军政府内部显然也有分歧。在如今的变革中力挺密松的丹瑞一派已处下风，如果说还没有失权的话，也显然已经逐渐失语，社会上几乎听不到他们为密松工程辩护的声音，就连军方办的《缅甸新光报》，现在也出现了“反密松”言论。
与军政府直接对立并且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的克钦独立组织(KIO)过去强烈反对密松工程，曾声明如果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一意孤行，就会引起“内战”，密松工地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爆炸等破坏事件也被怀疑是他们干的。但我们这里最近却有人说，他们只是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立场给军政府捣乱，其实他们是支持水电开发的。
的确，作为多年以来实际控制克钦邦大部分地方并负有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责任的KIO，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与非政府组织不一样。同时他们过去的意识形态也有较多的进化论色彩，不像宗教机构那样“唯心”，更不像一些环保组织那么“敬畏自然”。1990年代后他们虽然淡化了意识形态，但为了在与优势的政府军的对抗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获取经济来源的愿望是很迫切、甚至可以说是急功近利的。开矿、伐木、淘金等当代环保组织经常抨击的“破坏环境”的行为，他们干得并不少，并且也曾因此被各种非政府组织批评。
就水电而言，KIO主政的“克钦第二特区”政府曾经相当积极，而这个背靠中缅边界、别无国际通道的特区，稍大一点的项目都只能与中国人合作，因此在引进中资开发水电方面他们甚至还可以说是先驱。但是一些中资公司目光短浅只抱粗腿，为巴结军政府就抛弃了他们，对这种“讨好大朋友，出卖小朋友”的做派他们是很生气的，并且也为此改变了对一些项目的态度。例如大唐公司修建的太平江水电站，原来就是该特区引进中资，在自己的控制区开发的，特区方面也投入了自己的资金，但后来军政府插足进来，中资转而与军政府合作，迫使克钦方面退出，而且让军政府以保护工程为名出兵控制了电站附近地区。克钦方面不仅蒙受经济损失，还丢失了地盘，其气愤可想而知。于是对太平江水电站改取破坏政策，多次出兵骚扰，致使电站瘫痪。这类案例显然就是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不是反对太平江电站本身。
不过，这样的解释可以用于太平江，却不能用于密松。虽然KIO并不是“反坝派”，也曾热心于水电并与中资合作，但具体对密松项目，他们也从来是反对的。其原因后将详谈。更清楚的是，如今缅甸政府已经改变主意要叫停密松坝了，但KIO并没有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变成密松的拥护派，相反他们的反应有两种：一是“认为虽然这是迟到的决定，但克钦邦的各族人民仍然表示欢迎”。二是怀疑叫停是假的，密松工程还在暗中进行，换言之，他们的态度是“敌人说反对不算，我们要求他们真反对”。应该说，历史上KIO一直是“亲中”的，今天他也不想得罪中国，如果中资公司能够平等相待，今后合作的机会还会有，但不可能是在密松了。
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克钦民族中最亲军政府的派别，即已接受缅军政府改编为“边防军”的前缅共武装“新民主军”(NDAK)，其前领导人丁英因依靠缅军政府平定内部异己，已完全成为丹瑞的傀儡，甚至加入丹瑞的政党作为国会议员常驻仰光，克钦其他派别视之为丹瑞的“说客”，但他也从未发表过赞成密松工程的言论。而新民主军的其他人士则明确反对密松项目，如新民主军前副司令吴茂银先生在与笔者的谈话中就指出，中资搞的密松项目是中国人在这里干的最失人心的一件事。
后面要提到，密松的“神圣”地位是克钦人反对筑坝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山川崇拜本是克钦人古老“万物有灵”信仰的体现，一般克钦人有这种传统观念并不奇怪。但是从19世纪末基督教传入克钦地区后，教会是一直致力于祛除种种“落后信仰”和“原始崇拜”的。笔者与当地最有影响的基督教派之一“克钦浸礼会”(KBC)一位负责人昆桑牧师谈话时，他就侃侃而谈，讲了一大堆基督教传入后如何使克钦人摆脱了各种“巫术”、“迷信”和“愚昧陋习”的故事。
但我注意到，就在这间KBC的办公室内，与圣像一起悬挂的就有在密支那到处可见的“二水环山”神圣密松的中堂画。于是我问：“您也觉得密松是个神圣之地吗?您认为克钦人的密松崇拜是否属于教会需要反对的‘原始崇拜’呢?我知道您也是反对密松工程的，那么除了环保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理由外，您认为也有文化与信仰方面的理由吗?”他正色说道：“作为基督徒我当然不认为密松那里藏有什么神灵，但是作为克钦人，我仍然认为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和基督教不矛盾，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更不用说它还破坏环境……”
缅甸华人社会的背景也极复杂，有大陆背景，有“国军”背景，有“果敢、佤邦”背景，等等。仰光、曼德勒等地的华人有的已经几代居缅，军政府又长期实行强制同化政策，他们中的新一代缅化程度已经很高，很多人已经不会讲汉语。而果敢、佤邦华人长期在缅甸政府鞭长莫及、中国影响却无处不在的缅共及其衍生的“民地武”地区生活，绝大部分不懂缅语，他们不仅完全用汉语中文，而且是全球华人世界(除新移民外)中罕见的不用繁体字和“国语”腔、完全适应当代大陆语言氛围的族群。这些年来缅北动乱不安，他们很多人富裕后都移居仰光、曼德勒等缅内地城市，形成一个特殊群体。由于背景特殊，他们不仅尚未融入缅族主流社会，与本地华人也有隔阂。
然而总的来讲，华人在各个族群中比较能干和富裕，在那个敏感社会里他们大多小心谨慎，埋头挣钱，不问政治。而中缅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近年来很多华人致富的机会，他们自然珍惜。所以他们对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极力维持友好关系，而与中国及缅甸军政府不喜欢的人和事都保持距离。近年来缅族不满军政府的民主化情绪高涨、各少数民族维权意识也在加强，而相对来说，华人却成为对这二者都最不关心的族群。通常他们很少谈到密松这样的话题，但是如果谈到，他们也大都认为这事做得不对，包括那些与中国和缅甸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华社精英也如此。
曼德勒福庆宫孔子学堂校长李祖清先生就是这样。自少年时代就非常认同新中国的李先生对今天的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很为称赞，对中缅友好十分热心，经常奔走于两国之间，与两国一些政要也相识。他对民主化并不看好，对历史上与缅当局有过节的果敢、佤邦人颇有微词，在油气管道等缅甸社会有争议的话题上都为中缅当局辩护。在与笔者交谈中他认为中国对缅几十年来好事千千万，“只有两件事肯定做错了”。一件就是文革时鼓动缅甸华人学生搞红卫兵宣传革命造反，“我那时也积极得很，做了傻事”;另一件就是密松工程，“不晓得谁出的这种馊主意。在哪里修电站不好，偏要修到人家最忌讳(修建)的地方”。
总之，“缅政府毁约赢得民心，中资忽视民意惨遭损失”，网上有网友这样的评论，这次在缅我感到确实如此。
为什么密松工程如此不得人心
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如今反对密松工程的人们经常说，密松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某些鱼类的生存;会淹没大片森林，影响下游水情;坝址位于地质断层，地震时会有垮坝危险……以环保理由来反对大型水坝工程，在欧美比较流行，这些民主国家已经基本没有强制拆迁、野蛮征地之类的人文之弊，他们最关心的是环保，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也是环保。因此在密松问题上，我们听到最多的也是这类担忧。
这些担忧很多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第一，这些理由可以用来反对几乎一切水坝，可是事实上人们不能一个坝不建，所以利弊是需要权衡的：如果这里不能建，那么哪里能建?这里建坝相对弊大，哪里相对弊小?这是需要考虑替代方案的。如今一些环保组织几乎从来只是说哪里不能建坝，就没有说哪里能建的。从社会博弈的角度讲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有另一些利益集团几乎从来只说哪里能建坝，就没有说不能建的。在一个文明社会两者会有正常的博弈，环保组织不能阻止一切坝，但可以阻止相对最糟糕的坝，而对立方不能想建哪个坝就建哪个坝，但相对利大弊小的坝还是会克服阻力得以修建的。双方都不能尽遂所愿，社会却可以在妥协中进步。所以环保组织的作用应该肯定，但具体就某个工程而言，环保组织的一面之词也不能一锤定音。
第二，上述问题有的是可以通过修改方案、追加投资、增添一些设施来解决的，并非只有“照原设计建”和“不能建”两个选择。此外有的问题也未必就像传说的那么严重。例如所谓地震垮坝的危险，我曾对一些缅甸朋友说，“断裂带”是个宽泛的概念，并非所有断裂带都是地震高发区，而且据我所知，密松主坝设计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这种坝型不像重力坝、拱坝那样的“一堵墙”，它的边坡平缓坝基极宽，因而比较抗震，即便受破坏也有个过程，瞬间垮塌使下游猝不及防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
还有的事确属讹传，例如我在某位朋友那里看到一张讲述密松危害的地图，里面把计划中的密松水库画得非常大，一直淹到克钦邦北部的葡萄附近。我笑说葡萄的海拔比密松能高出300多米，要能淹到那里，这世界上还没有那么高的坝呢。
第三，所说的种种弊病有的是矛盾的。例如库区人烟稀少，有人就说这是难得的原始自然生态不能破坏，但是如果人烟稠密，那么移民的危害就被认为非常严重。这样无论人烟如何，水库反正都不能建了。其实这两种问题是互为替代的，而且需要权衡。我觉得像缅甸这样的专制国家，强制圈地移民的人文灾难要比淹没一片无人区严重得多，而在没有这种问题的发达国家，人们却更喜欢保护无人的“原生态”大自然。我一直认为如果还有一条河流修大坝的弊病最少，那就是几乎全程奔流于峡谷、沿河人口稀少的怒江(即缅甸的萨尔温江)了。当然即便移民再少，也不能说他们就活该牺牲，支持他们维权争取更大补偿是对的，但这就是社会问题，不是生态问题了。我的这种想法，与搞环保的朋友也是有分歧的。
但是在克钦邦走访以后，我发现虽然在“反密松”舆论中环保的声音最大，实际上密松工程最惹人反感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在克钦邦各地，你会发现全景拍摄或绘制的“二水环山”密松河曲的形象无处不在。克钦人的各种公共场所，如克钦文化会馆、目瑙场、议事厅挂着它，密支那大学那样的文化单位挂着它，教会、寺庙里也可以见到它，很多人家或商店用它作中堂画，甚至我们住宿的华人开设的密支那双龙宾馆，尽管是中式装修，大堂里也醒目地挂着“二水环山”图。这个象征元素还广泛出现在克钦地区的招贴、工艺品、各种节庆仪式和日常美术中。甚至在克钦以外的缅甸其他地区，人们对它也不陌生。仰光中国大使馆附近就有一家“密松餐厅”，以缅、克钦和中文(作“蜜颂”)三语的招牌和“二水环山”的图像为装饰，据说使馆还常有人光顾。给人的印象是：密松在这里就像富士山在日本、金刚山在朝鲜，具有崇高的心理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专门去那里走了一趟。“密松”(Myitsone)是克钦语“汇流处”之意，位于密支那城北42公里，伊洛瓦底江的东源恩梅开江和西源迈立开江在此汇合，缅甸的“母亲河”伊洛瓦底就此开端。两源流域莽莽苍苍，就是当年中国远征军抗战史上著名的野人山，而密松就是从密支那平原进山的口子。从汇流处西侧山上望去，两源汇流后迎面奔腾而来，到山前又掉头东去，形成一个巨大河曲，景色非常壮观。密松工程的拦河主坝位于河曲东头，溢洪副坝则在汇流上游的恩梅开江口，切过山口泄洪于河曲之下，纯从水工角度讲，这个枢纽的布局比较合理。但是如果考虑人文因素，在此地建坝是欠考虑的。根据当地克钦人的传说，密松是龙的父亲及他的儿子HkraiNawng和HkraiGam(就是东西两源)的诞生地，人们相信如果这龙脉被破坏，龙就会不安，从而祸及众生。这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但反正克钦人是信的。而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吗?
而从历史上讲，当初藏缅语先民(包括缅人与克钦人)从青藏高原南下，就是在这里走出崇山峻岭，进入伊洛瓦底江河谷，从而诞生了后来的文明。据说当初克钦酋长就是在密松建立了第一个部落联盟的。所以即便不管神话，克钦人也有理由把密松当成自己的文明发祥地来崇敬。
当然，密松的这种崇高地位会不会因修水库而受损?我当初对此是疑惑的。我曾经问当地的作家克塔先生：无论建不建坝，密松是搬不走的。在密松如果出现一个人工湖，难道它就因此不再是圣地了吗?就像耶路撒冷，那里也有许多现代建筑，可是这不会影响人们去朝拜哭墙，就像麦加最近还建了城铁，那也不会影响穆斯林去朝觐天方啊。克塔反问道：那么你们中国人心中的圣地，比方说(他想了一会儿，就其所知说道)长城，你们会不会修个水库把它淹了呢?
我答道：别的我不敢说，如果要讲长城还确实有这样的事，你知道中国有个潘家口水库，就是把长城的一段，还是著名的关门给淹在了水下，现在那里“水下长城”还成了景点了。
克塔有点生气：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事发生在密松。停顿一下他又解释说：也许和耶路撒冷、麦加不同的是，我们克钦人没有圣殿、天房那样的人工建筑作为民族信仰象征物。密松是以其自然状态被人崇敬的，成了一个大人工湖，它就不是密松了!就是要修水库，为什么就非得修在这个地方?还根本不和我们商量，几个缅族军头和中国老板说修就修了?
关键在于“根本不和我们商量”
其实，听来听去，我觉得“根本不和我们商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和昆桑牧师说的“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是一个道理。密松是神圣的，但神圣密松是否不能有任何人工建筑?我想即便在克钦人中也未必看法一致。密松汇流处现在就有新建的佛塔、教堂和一些简陋的旅游设施，如果盛名传出，将来这里变得和国内许多旅游地那样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那会不会也影响到“二水环山”的自然圣洁?我想，那时肯定会有这种抱怨，但不会引起强大的反对声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如果出现，那肯定也是当地人民愿意的。但如果按如今水电站这种开发模式，由军政府把密松圈禁起来霸占为官办旅游公司，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再委托一些外国人来经营——如果这样搞，那就会与电站一样招致千夫所指了。
有朋友告知，实际上密松过去的名气没有如今这么大，“二水环山”的形象也没有如今这么随处可见。如今这种现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军政府与中资公司的行为引起的反弹：密松现在似乎不仅是克钦文明发祥地的象征，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钦民族抵抗专横维护尊严的象征。
对于这些朋友，你跟他讲环保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将来的水电站能给你们的政府财政增加多少钱，那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后一理由只能增加他们的反感。
从克钦人的角度想，以独裁、腐败闻名的军政府圈占我们的土地，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而只给极低的补偿，然后把这里交给一家外国公司，建起的电站按BOT方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编者注)，由外国公司经营50年，生产的电力90%输往外国;当然外国公司为此会给军政府一大笔好处(政府财政收入)，但过去从来没有在克钦地区搞过公共福利，只是派兵屠杀、抢掠我们的军政府得到这些好处与我们有何关系?那不就是使他们更有能力扩充军备镇压我们吗?外国公司与军政府不是在狼狈为奸吗?
在缅族人看来，密松当然未必是“龙脉”，但作为“母亲河”的发源地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只是没有克钦人那么强烈)，军政府在克钦人看来是征服者，在缅族百姓中同样不得人心，这在最近的变革中已经越来越清楚。这个独裁集团过去屠杀克钦人和镇压缅族民众的民主运动同样残酷，因此密松工程给军政府带来的好处同样未必是给民众的好处，中资公司与军政府的交易不仅违背克钦民意，也违背缅族民意。因此在克钦地区修建一个可能对中下游缅族地区造成巨大影响的大水库，缅族民众也是有顾虑的。在缅族人关于环境的种种抗议中可能就包含了这种不便明说的担心，因此他们抱怨的核心同样是“根本不和我们商量”。
而从中资公司的立场讲，密松工程是中缅合作的，代表缅甸方面的只能是军政府而不可能是反对党或“民地武”。军政府同意我们独立经营50年，我们给他们相应的回报，这是两国间正常的平等交易、互利合同。关于当地老百姓的补偿，我们给军政府的回报已经包含了这笔钱，在我们看来也不算少。至于军政府如何把这笔钱给老百姓，老百姓是否被强迫征地、野蛮拆迁，这是他们的“内政”，与我们无关。公司只管开发，不与百姓谈判，由政府出面搞征地拆迁，我们在国内也从来是这样搞的，怎么能说是欺负缅甸人或者克钦人?
关于缅北和克钦地区的“内政”
这里显然涉及到一些在我们这里的语境中至今无解的问题，即“主权”是否高于“人权”?“主权”是否只能或只应该由统治者来代表?政府意志是否等于国民意志?与一个独裁政府达成交易去做该国国民普遍反对的事，就是“不干涉内政”吗?但是，笔者认为在这里可以越过这些敏感问题，因为密松电站所在的克钦地区情况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这是因为包括克钦邦在内的缅北地区的现状实际上是与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在这里的强大影响密切相关的。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孟族、掸族和缅族都曾在今缅甸版图内建立过相对强大的王国，但没有哪个王国曾经直接管理过今天缅北的所有地区，尤其是克钦地区。当然南边这些王国与北边中国的元明清等朝势力的影响都曾达到过这里的许多地方，今天基于不同国家立场对谁的影响更强可能会见仁见智，实际上在不同时代这种影响也是不断进退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当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开始在中缅之间形成时，缅甸已是英国的殖民地。真正把控制延伸到缅北并与中国发生矛盾的是英国人，而且英国殖民势力处于扩张期，相应的就是中国势力的退缩。然而中国与亲中国的当地土著一直在反抗，边界的划分也长期未定。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条线的中印段现在基本上是中印东段实际控制线，但我国并未承认。而中缅段在1960年实际上成为中缅两国正式划定的北段国界以前，中国也是不承认的，当时中国主张的是更靠外的一条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今天的密松恰好就在这条界线上。
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当时的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因此如今有人讥为“地图开疆”。但是当时英国人对今缅甸境内各族实行严格的分而治之，不允许缅族、哪怕是臣属于英国的缅族势力进入，所以那时这些地区的克钦等民族受英国影响固然很大(克钦人使用拉丁字母克钦文，并绝大多数信基督教，英文教育比缅文教育发达，至今不少地方懂英文的克钦人还比懂缅文的多)，受中国影响，甚至受掸人影响(克钦与掸历史上就有混居现象，英治时对缅人进入克钦地区极力排斥，对掸人则相对宽松，今天这里的掸语地名很多就体现了这类历史因素)也很可观，但是缅族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中缅先后卷入的抗日战争又带来了新变化。一方面在抗战前期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另一方面抗战后期英美卷入，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而英国人参与甚少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的事实。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尽管国民党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包括亲中的和不亲中但也不附英的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不仅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阻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的多数时段由于当地民族追随中英两国抗日，克钦人军队尤其在抗日中立下赫赫战功，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受到日本利用，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和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加深了对立。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族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并且在战后的反英斗争中与同样争取自立的缅北少数民族有了联合的可能，但是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边界条约与缅共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主要的思路有二：一是通过尽量宽松的联邦制，以向少数民族放权来换取他们对联邦国家的认同。二是打“中国牌”，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搞定缅北。昂山本人力推第一种方式，于1947年独立前夕与多个少数民族势力签订了“彬龙协定”。该协定不但给予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自治权，而且规定10年后这些民族如果仍无法与缅族共处，可以选择退出联邦。这就是今天缅甸各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法理理由。但即便条件如此优惠，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接受。而更为不幸的是在彬龙协议刚签订不久，昂山将军就被暗杀，继任的领导人并未正式宣布废除这个协定，但却不予实行，使协定实际上成为废纸，导致少数民族强烈不满。
昂山之后的领导人吴努等转而借助“中国牌”，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缅北的力量，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此前在中国内战末期，国民党的败军退至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这虽然在南段边境(即东掸邦、佤邦一带)最为明显，北段的克钦地区其实也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新中国的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缅甸政府相当感激。到19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然新中国根基已固，需要承认的迫切性已经缓解，但当时国内因“人祸”导致的大饥荒和其他极左做法引起云南许多地方出现边民外逃，因此也需要解决边界问题。在这几年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是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留在了中国版图内。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就这样，一批中国人赶走了另一批中国人，不仅在地图上而且也在实际控制方面把当地交了出去。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佤邦，但在克钦地区也如此，笔者此次在密支那见到前缅共克钦族老干部吴茂银，老人就讲述了当时他的家乡其培一带中国人赶走中国人的故事。
这样划定了中缅边界后，缅甸控告当时的台湾当局“侵略缅甸领土”也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缅甸向联合国(微博)告状后，仍未被解放军赶走的一些国民党残军也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撤离前争议地区。而缅甸当时甚至还提出“修改”麦克马洪线，进一步索取该线中国一侧的独龙江地区，中国政府做自己的内部工作表示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反正“不承认”麦克马洪线，所以我们虽然愿意以该线为“基础”，但缅甸越过该线提出要求则是可以的。虽然后来缅方急于结案而收回了“修改”要求，但中国政府这种对“不承认”的解释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但不管怎样，中缅边界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如果从此两国果然“互不干涉内政”，后来的许多故事也就不会发生。尽管1962年后缅甸军人政变废除了“不成熟的民主”，独裁的军政府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激化了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即使在没有中国因素的克伦、克耶地区也出现了反抗，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抗争还是中国支持下的缅共发动的。1960年代，刚刚解决了“云南境外蒋军残部”骚扰问题的中国在极左思潮控制下又急于发动“世界革命”，以人力物力大规模支持缅共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但内地的缅共武装不久被打垮，缅共的“人民军”集中到缅北，先后在背靠中国的沿边一带形成了东北军区、中部军区、815军区与101军区等大片割据地带。它们是当时缅甸境内最大的反政府势力，也是今天缅北几支主要的“民地武”之前身。这些割据的中国背景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缅共中的中国知青”故事甚至已经成了知青史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公平地说，当时中国并没有“收复失地”的民族主义动机。中国支持缅共与缅甸政府打仗当然很难说是“不干涉内政”，但也很难说是国家之间的“侵略”。中国是打着“国际主义”(实际上就是左派的“普世价值”)和“世界革命”的旗号干预缅甸局势的。缅北的“人民军”虽然基本上是中国出钱出枪甚至出人(不仅派出顾问，大量干部战士是越境参加“革命”的中国人，甚至缅族的缅共领导层也曾长期居住中国并从中国返回)，但中国并没有干涉缅共领导层的所谓“大缅族主义”。在缅北实际浴血奋战的非缅族将士与缅共高层的矛盾日渐发展。加上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决定与缅甸军政府修好，缅共因而被抛弃。到1989年缅共终于彻底失败并且不复存在。但无论是缅甸军政府，还是中国对此都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使得前缅共的四个军区蜕变而来的四支“民地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
“西方背景”还是“中国背景”?
这里还要说说与密松问题关系很大的克钦邦最强“民地武”克钦独立军(KIA)。克钦独立军及其党(克钦独立组织，KIO)其政权(KIC)并非出自缅共余部，而是创建以来就打民族主义旗号。而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克钦人似乎又是缅北各民族中最为“西化”的一支(多信基督教，拉丁化文字由西方传教士创制，英语较为普及)，因此克钦独立组织强烈反对密松工程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国人便认定该组织有西方背景，是“受西方唆使反对中国”。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
笔者这次在克钦邦访谈的政治人物都是亲缅政府派系和前缅共衍生派系的，因为战争状态造成的不便，未能直接接触KIO的人。但是这些并非KIO成员的受访者都对所谓KIO的西方背景之说嗤之以鼻。根据他们的介绍，克钦人近代史上受西方影响是不假，但这种影响和在中国一样，除了带来基督教，还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反殖民、民族自决等思潮。创建KIO的许多老一代克钦知识分子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相当亲华。当初他们成立了“克钦共产党”并到中国寻求支持。但是中国告诉他们根据中国认为的“组织原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合并于缅共才能获得支持。然而，这些克钦共产主义者亲华却不亲缅，不愿加入缅共。既然中共反对成立克钦共，他们就只能另想名号，于是就成了KIO(KachinIndependentOrgani-sation)。
同时也有一些克钦民族主义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但为了对抗缅甸军政府寻求民族自治之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当听说中国只能支持缅共后，这些人为了获得支持也就加入了缅共。丁英、吴茂银等人都是这样从KIO变成缅共的。所以缅共与KIO那时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时缅共虽然在党内搞“大缅族主义”，党外也搞统一战线，宣传革命成功后也会实行民族自治。因此KIO也加入了缅共主导的统一战线，并且因此经由缅共间接地获得中国的支持，包括军事援助。至今KIA在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控制区还是沿中国边界一线延伸，其首府拉咱更是中缅边界上的重要口岸，和中国的那邦一水之隔，镇上充满中国情调。所以，与其说KIO有“西方背景”，毋宁说她的“中国背景”要强烈得多。
但是KIO和并非KIO的许多克钦人，包括当年的缅共成员一样对我们如今的许多做法都十分不理解，以致强烈不满，密松工程就是一个爆发点。
“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这些克钦人说：“克钦民族如果能独立当然好，但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如果能够加入中国或者印度我们也愿意。当初中国要是在边界划分时不把我们划给缅甸，也就没有现在的问题。既然划归了缅甸，我们只希望缅甸政府能够实行彬龙协议，善待我们，允许我们自治。但是中国却号召我们起来革命，推翻缅甸政府。我们响应号召参加了革命，中国却又与缅甸军政府言归于好，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国只让缅共的德钦巴登顶等人到中国养老，却把我们扔给军政府去蹂躏。在万般无奈中我们接受了钦钮（缅甸军政府开明派领导人）的条件，实现了和平，好不容易维持了这些年。军政府却又清洗掉了钦钮，对我们越逼越甚。我们指望中国调停一下，中国却与军政府越来越打得火热，甚至给钱给军火来打我们。中国的做法使军政府越来越强硬，前年（注：2009年）灭了果敢，收服了丁英，现在又向克钦独立组织（KIO）大举进攻，看来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中国看着军政府攻占果敢，但总算收容了逃到中国境内的果敢人，就因为他们是汉人吧（据了解，多数果敢难民后来还是被动员返回了缅境），而这次缅军进攻克钦人，克钦难民逃入中国境内，中国却拒绝接纳（据笔者所知其实还是接纳了不少，只是由于联合国(微博)机构无法进入，我国境内的这些难民处境比密支那附近联合国资助、当地NGO管理的难民营差得多），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说，“除了密松那样的圣地，我们其实不反对中国公司来修水坝，就是反对密松工程也不是反对中国，因为如果别的国家在密松建坝，我们也一样会反对的。但是中资公司与军政府联手，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坝，淹没我们的地盘，驱逐我们的人民，却不顾及我们的意愿。结果每修一坝，军政府就以保护工程为名派军队进攻我们。水坝竟成了战争的向导，不但造成生态问题，首先还严重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现状，这难道是‘不干涉内政’吗？”
这些克钦人说：“我们克钦只是要求自治，但军政府一定要消灭我们，我们只有抵抗。弱小的克钦要抗争，当然希望有外援，我们愿意和所有人交朋友，但并不是找主子。无论中国、印度、西方国家还是缅族中那些愿意善待我们的人，如昂山素季，我们都愿意交往。过去我们克钦人曾与中国、英美一块抗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斗争主要是中国在支持。我们对此很感谢。但很多不愉快的事使我们痛心，有人说中国只是在利用我们。现在想和军政府联手赚钱，就反过来帮他们打我们了。”“说实话，现在如果有谁愿意帮我们，我们当然欢迎，包括西方。但是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重大战略资源，谁会为弱小的克钦民族得罪庞大的中国？就是他们想帮，我们这里又不靠海，深处内陆中印缅交界山区，他们又怎么帮得了？何况很多西方人至今不是把我们看成‘缅共余孽’，就是怀疑我们与贩毒有关（贩毒现象过去在掸邦的几个缅共蜕变而来的“民地武”中比较严重，近年来他们也在全力禁毒，而克钦地区有木材和玉石可以提供经济来源，又不是传统的罂粟产区，所以并无严重的贩毒问题），他们当然讨厌缅甸军政府，但不等于就会帮我们。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KIO前领导人早迈卸任时曾慨叹：上帝为何不把克钦人安排做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的邻居？早迈也曾是缅共，与中国合作过。不能说他就是亲西方的，他的慨叹只是无奈。KIO现在的控制区都紧靠中国边界，连印度边界都很远，西方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当然知道得罪中国的后果。所以虽然我们对中国很有意见，但绝不会想开罪中国。只希望中国与缅甸军政府搞关系要对我们留有余地，不要把我们逼到墙角。”
密松水电站选址
2011年9月30日，在缅甸国内政治体制酝酿变革的气氛中，缅甸政府宣布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搁置原本由中资公司开发建设的伊洛瓦底江上规划中最大的水电项目——密松水电站。这消息在我们国内引起很大震动。这次到克钦邦，与各方面了解事情原委，并且考察了密松现场，形成了一些看法。
“反密松”情绪在缅甸基础广泛
此行的第一点感受，就是对密松项目的反感在缅甸确实有非常广泛的基础。缅族与克钦人，缅族中的现政府与处于在野地位的民主派，克钦人中反政府的克钦独立军和接受政府招安的新民主军，缅甸各族与华人、宗教人士与世俗精英、宗教人士中的基督教徒与佛教徒、世俗政治中传统上亲西方的、亲军政府的和亲中国的各派势力，他们在许多方面观点有分歧，乃至有尖锐的对立。但是提起密松工程，他们大都持反对意见，对政府的搁置之举也是支持的。
这当然不是说没人赞成密松工程。军政府当初是全力支持、推动密松项目和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梯级开发计划(所谓七坝计划)的。但是了解缅甸的人都知道，自1962年军人执政以来，缅甸军政府一直存在时激时缓的内部斗争，1988年奈温被军内政变所推翻，“缅甸社会主义”被否定，2004年强硬保守派丹瑞对温和开明派钦钮发动清洗，在民族、民主问题上全面倒退。而每次斗争中的各方在民主与政治改革问题、民族与联邦体制问题上都有明显不同态度，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
最近缅甸的变革能够启动，缅族民主派、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固然有作用，但在近年来“僧侣革命”被残酷镇压、果敢事件中对民族武装动蛮得逞、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因金融危机和阿拉伯阿富汗伊朗等问题焦头烂额之际，这三种压力如果说没有减轻，至少也谈不上加强，这种情况下变革仍然发生，应该说军政府内部斗争的因素至关重要。而在密松项目的问题上军政府内部显然也有分歧。在如今的变革中力挺密松的丹瑞一派已处下风，如果说还没有失权的话，也显然已经逐渐失语，社会上几乎听不到他们为密松工程辩护的声音，就连军方办的《缅甸新光报》，现在也出现了“反密松”言论。
与军政府直接对立并且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的克钦独立组织(KIO)过去强烈反对密松工程，曾声明如果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一意孤行，就会引起“内战”，密松工地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爆炸等破坏事件也被怀疑是他们干的。但我们这里最近却有人说，他们只是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立场给军政府捣乱，其实他们是支持水电开发的。
的确，作为多年以来实际控制克钦邦大部分地方并负有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责任的KIO，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与非政府组织不一样。同时他们过去的意识形态也有较多的进化论色彩，不像宗教机构那样“唯心”，更不像一些环保组织那么“敬畏自然”。1990年代后他们虽然淡化了意识形态，但为了在与优势的政府军的对抗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获取经济来源的愿望是很迫切、甚至可以说是急功近利的。开矿、伐木、淘金等当代环保组织经常抨击的“破坏环境”的行为，他们干得并不少，并且也曾因此被各种非政府组织批评。
就水电而言，KIO主政的“克钦第二特区”政府曾经相当积极，而这个背靠中缅边界、别无国际通道的特区，稍大一点的项目都只能与中国人合作，因此在引进中资开发水电方面他们甚至还可以说是先驱。但是一些中资公司目光短浅只抱粗腿，为巴结军政府就抛弃了他们，对这种“讨好大朋友，出卖小朋友”的做派他们是很生气的，并且也为此改变了对一些项目的态度。例如大唐公司修建的太平江水电站，原来就是该特区引进中资，在自己的控制区开发的，特区方面也投入了自己的资金，但后来军政府插足进来，中资转而与军政府合作，迫使克钦方面退出，而且让军政府以保护工程为名出兵控制了电站附近地区。克钦方面不仅蒙受经济损失，还丢失了地盘，其气愤可想而知。于是对太平江水电站改取破坏政策，多次出兵骚扰，致使电站瘫痪。这类案例显然就是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不是反对太平江电站本身。
不过，这样的解释可以用于太平江，却不能用于密松。虽然KIO并不是“反坝派”，也曾热心于水电并与中资合作，但具体对密松项目，他们也从来是反对的。其原因后将详谈。更清楚的是，如今缅甸政府已经改变主意要叫停密松坝了，但KIO并没有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变成密松的拥护派，相反他们的反应有两种：一是“认为虽然这是迟到的决定，但克钦邦的各族人民仍然表示欢迎”。二是怀疑叫停是假的，密松工程还在暗中进行，换言之，他们的态度是“敌人说反对不算，我们要求他们真反对”。应该说，历史上KIO一直是“亲中”的，今天他也不想得罪中国，如果中资公司能够平等相待，今后合作的机会还会有，但不可能是在密松了。
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克钦民族中最亲军政府的派别，即已接受缅军政府改编为“边防军”的前缅共武装“新民主军”(NDAK)，其前领导人丁英因依靠缅军政府平定内部异己，已完全成为丹瑞的傀儡，甚至加入丹瑞的政党作为国会议员常驻仰光，克钦其他派别视之为丹瑞的“说客”，但他也从未发表过赞成密松工程的言论。而新民主军的其他人士则明确反对密松项目，如新民主军前副司令吴茂银先生在与笔者的谈话中就指出，中资搞的密松项目是中国人在这里干的最失人心的一件事。
后面要提到，密松的“神圣”地位是克钦人反对筑坝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山川崇拜本是克钦人古老“万物有灵”信仰的体现，一般克钦人有这种传统观念并不奇怪。但是从19世纪末基督教传入克钦地区后，教会是一直致力于祛除种种“落后信仰”和“原始崇拜”的。笔者与当地最有影响的基督教派之一“克钦浸礼会”(KBC)一位负责人昆桑牧师谈话时，他就侃侃而谈，讲了一大堆基督教传入后如何使克钦人摆脱了各种“巫术”、“迷信”和“愚昧陋习”的故事。
但我注意到，就在这间KBC的办公室内，与圣像一起悬挂的就有在密支那到处可见的“二水环山”神圣密松的中堂画。于是我问：“您也觉得密松是个神圣之地吗?您认为克钦人的密松崇拜是否属于教会需要反对的‘原始崇拜’呢?我知道您也是反对密松工程的，那么除了环保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理由外，您认为也有文化与信仰方面的理由吗?”他正色说道：“作为基督徒我当然不认为密松那里藏有什么神灵，但是作为克钦人，我仍然认为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和基督教不矛盾，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更不用说它还破坏环境……”
缅甸华人社会的背景也极复杂，有大陆背景，有“国军”背景，有“果敢、佤邦”背景，等等。仰光、曼德勒等地的华人有的已经几代居缅，军政府又长期实行强制同化政策，他们中的新一代缅化程度已经很高，很多人已经不会讲汉语。而果敢、佤邦华人长期在缅甸政府鞭长莫及、中国影响却无处不在的缅共及其衍生的“民地武”地区生活，绝大部分不懂缅语，他们不仅完全用汉语中文，而且是全球华人世界(除新移民外)中罕见的不用繁体字和“国语”腔、完全适应当代大陆语言氛围的族群。这些年来缅北动乱不安，他们很多人富裕后都移居仰光、曼德勒等缅内地城市，形成一个特殊群体。由于背景特殊，他们不仅尚未融入缅族主流社会，与本地华人也有隔阂。
然而总的来讲，华人在各个族群中比较能干和富裕，在那个敏感社会里他们大多小心谨慎，埋头挣钱，不问政治。而中缅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近年来很多华人致富的机会，他们自然珍惜。所以他们对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极力维持友好关系，而与中国及缅甸军政府不喜欢的人和事都保持距离。近年来缅族不满军政府的民主化情绪高涨、各少数民族维权意识也在加强，而相对来说，华人却成为对这二者都最不关心的族群。通常他们很少谈到密松这样的话题，但是如果谈到，他们也大都认为这事做得不对，包括那些与中国和缅甸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华社精英也如此。
曼德勒福庆宫孔子学堂校长李祖清先生就是这样。自少年时代就非常认同新中国的李先生对今天的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很为称赞，对中缅友好十分热心，经常奔走于两国之间，与两国一些政要也相识。他对民主化并不看好，对历史上与缅当局有过节的果敢、佤邦人颇有微词，在油气管道等缅甸社会有争议的话题上都为中缅当局辩护。在与笔者交谈中他认为中国对缅几十年来好事千千万，“只有两件事肯定做错了”。一件就是文革时鼓动缅甸华人学生搞红卫兵宣传革命造反，“我那时也积极得很，做了傻事”;另一件就是密松工程，“不晓得谁出的这种馊主意。在哪里修电站不好，偏要修到人家最忌讳(修建)的地方”。
总之，“缅政府毁约赢得民心，中资忽视民意惨遭损失”，网上有网友这样的评论，这次在缅我感到确实如此。
为什么密松工程如此不得人心
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如今反对密松工程的人们经常说，密松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某些鱼类的生存;会淹没大片森林，影响下游水情;坝址位于地质断层，地震时会有垮坝危险……以环保理由来反对大型水坝工程，在欧美比较流行，这些民主国家已经基本没有强制拆迁、野蛮征地之类的人文之弊，他们最关心的是环保，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也是环保。因此在密松问题上，我们听到最多的也是这类担忧。
这些担忧很多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第一，这些理由可以用来反对几乎一切水坝，可是事实上人们不能一个坝不建，所以利弊是需要权衡的：如果这里不能建，那么哪里能建?这里建坝相对弊大，哪里相对弊小?这是需要考虑替代方案的。如今一些环保组织几乎从来只是说哪里不能建坝，就没有说哪里能建的。从社会博弈的角度讲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有另一些利益集团几乎从来只说哪里能建坝，就没有说不能建的。在一个文明社会两者会有正常的博弈，环保组织不能阻止一切坝，但可以阻止相对最糟糕的坝，而对立方不能想建哪个坝就建哪个坝，但相对利大弊小的坝还是会克服阻力得以修建的。双方都不能尽遂所愿，社会却可以在妥协中进步。所以环保组织的作用应该肯定，但具体就某个工程而言，环保组织的一面之词也不能一锤定音。
第二，上述问题有的是可以通过修改方案、追加投资、增添一些设施来解决的，并非只有“照原设计建”和“不能建”两个选择。此外有的问题也未必就像传说的那么严重。例如所谓地震垮坝的危险，我曾对一些缅甸朋友说，“断裂带”是个宽泛的概念，并非所有断裂带都是地震高发区，而且据我所知，密松主坝设计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这种坝型不像重力坝、拱坝那样的“一堵墙”，它的边坡平缓坝基极宽，因而比较抗震，即便受破坏也有个过程，瞬间垮塌使下游猝不及防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
还有的事确属讹传，例如我在某位朋友那里看到一张讲述密松危害的地图，里面把计划中的密松水库画得非常大，一直淹到克钦邦北部的葡萄附近。我笑说葡萄的海拔比密松能高出300多米，要能淹到那里，这世界上还没有那么高的坝呢。
第三，所说的种种弊病有的是矛盾的。例如库区人烟稀少，有人就说这是难得的原始自然生态不能破坏，但是如果人烟稠密，那么移民的危害就被认为非常严重。这样无论人烟如何，水库反正都不能建了。其实这两种问题是互为替代的，而且需要权衡。我觉得像缅甸这样的专制国家，强制圈地移民的人文灾难要比淹没一片无人区严重得多，而在没有这种问题的发达国家，人们却更喜欢保护无人的“原生态”大自然。我一直认为如果还有一条河流修大坝的弊病最少，那就是几乎全程奔流于峡谷、沿河人口稀少的怒江(即缅甸的萨尔温江)了。当然即便移民再少，也不能说他们就活该牺牲，支持他们维权争取更大补偿是对的，但这就是社会问题，不是生态问题了。我的这种想法，与搞环保的朋友也是有分歧的。
但是在克钦邦走访以后，我发现虽然在“反密松”舆论中环保的声音最大，实际上密松工程最惹人反感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在克钦邦各地，你会发现全景拍摄或绘制的“二水环山”密松河曲的形象无处不在。克钦人的各种公共场所，如克钦文化会馆、目瑙场、议事厅挂着它，密支那大学那样的文化单位挂着它，教会、寺庙里也可以见到它，很多人家或商店用它作中堂画，甚至我们住宿的华人开设的密支那双龙宾馆，尽管是中式装修，大堂里也醒目地挂着“二水环山”图。这个象征元素还广泛出现在克钦地区的招贴、工艺品、各种节庆仪式和日常美术中。甚至在克钦以外的缅甸其他地区，人们对它也不陌生。仰光中国大使馆附近就有一家“密松餐厅”，以缅、克钦和中文(作“蜜颂”)三语的招牌和“二水环山”的图像为装饰，据说使馆还常有人光顾。给人的印象是：密松在这里就像富士山在日本、金刚山在朝鲜，具有崇高的心理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专门去那里走了一趟。“密松”(Myitsone)是克钦语“汇流处”之意，位于密支那城北42公里，伊洛瓦底江的东源恩梅开江和西源迈立开江在此汇合，缅甸的“母亲河”伊洛瓦底就此开端。两源流域莽莽苍苍，就是当年中国远征军抗战史上著名的野人山，而密松就是从密支那平原进山的口子。从汇流处西侧山上望去，两源汇流后迎面奔腾而来，到山前又掉头东去，形成一个巨大河曲，景色非常壮观。密松工程的拦河主坝位于河曲东头，溢洪副坝则在汇流上游的恩梅开江口，切过山口泄洪于河曲之下，纯从水工角度讲，这个枢纽的布局比较合理。但是如果考虑人文因素，在此地建坝是欠考虑的。根据当地克钦人的传说，密松是龙的父亲及他的儿子HkraiNawng和HkraiGam(就是东西两源)的诞生地，人们相信如果这龙脉被破坏，龙就会不安，从而祸及众生。这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但反正克钦人是信的。而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吗?
而从历史上讲，当初藏缅语先民(包括缅人与克钦人)从青藏高原南下，就是在这里走出崇山峻岭，进入伊洛瓦底江河谷，从而诞生了后来的文明。据说当初克钦酋长就是在密松建立了第一个部落联盟的。所以即便不管神话，克钦人也有理由把密松当成自己的文明发祥地来崇敬。
当然，密松的这种崇高地位会不会因修水库而受损?我当初对此是疑惑的。我曾经问当地的作家克塔先生：无论建不建坝，密松是搬不走的。在密松如果出现一个人工湖，难道它就因此不再是圣地了吗?就像耶路撒冷，那里也有许多现代建筑，可是这不会影响人们去朝拜哭墙，就像麦加最近还建了城铁，那也不会影响穆斯林去朝觐天方啊。克塔反问道：那么你们中国人心中的圣地，比方说(他想了一会儿，就其所知说道)长城，你们会不会修个水库把它淹了呢?
我答道：别的我不敢说，如果要讲长城还确实有这样的事，你知道中国有个潘家口水库，就是把长城的一段，还是著名的关门给淹在了水下，现在那里“水下长城”还成了景点了。
克塔有点生气：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事发生在密松。停顿一下他又解释说：也许和耶路撒冷、麦加不同的是，我们克钦人没有圣殿、天房那样的人工建筑作为民族信仰象征物。密松是以其自然状态被人崇敬的，成了一个大人工湖，它就不是密松了!就是要修水库，为什么就非得修在这个地方?还根本不和我们商量，几个缅族军头和中国老板说修就修了?
关键在于“根本不和我们商量”
其实，听来听去，我觉得“根本不和我们商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和昆桑牧师说的“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是一个道理。密松是神圣的，但神圣密松是否不能有任何人工建筑?我想即便在克钦人中也未必看法一致。密松汇流处现在就有新建的佛塔、教堂和一些简陋的旅游设施，如果盛名传出，将来这里变得和国内许多旅游地那样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那会不会也影响到“二水环山”的自然圣洁?我想，那时肯定会有这种抱怨，但不会引起强大的反对声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如果出现，那肯定也是当地人民愿意的。但如果按如今水电站这种开发模式，由军政府把密松圈禁起来霸占为官办旅游公司，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再委托一些外国人来经营——如果这样搞，那就会与电站一样招致千夫所指了。
有朋友告知，实际上密松过去的名气没有如今这么大，“二水环山”的形象也没有如今这么随处可见。如今这种现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军政府与中资公司的行为引起的反弹：密松现在似乎不仅是克钦文明发祥地的象征，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钦民族抵抗专横维护尊严的象征。
对于这些朋友，你跟他讲环保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将来的水电站能给你们的政府财政增加多少钱，那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后一理由只能增加他们的反感。
从克钦人的角度想，以独裁、腐败闻名的军政府圈占我们的土地，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而只给极低的补偿，然后把这里交给一家外国公司，建起的电站按BOT方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编者注)，由外国公司经营50年，生产的电力90%输往外国;当然外国公司为此会给军政府一大笔好处(政府财政收入)，但过去从来没有在克钦地区搞过公共福利，只是派兵屠杀、抢掠我们的军政府得到这些好处与我们有何关系?那不就是使他们更有能力扩充军备镇压我们吗?外国公司与军政府不是在狼狈为奸吗?
在缅族人看来，密松当然未必是“龙脉”，但作为“母亲河”的发源地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只是没有克钦人那么强烈)，军政府在克钦人看来是征服者，在缅族百姓中同样不得人心，这在最近的变革中已经越来越清楚。这个独裁集团过去屠杀克钦人和镇压缅族民众的民主运动同样残酷，因此密松工程给军政府带来的好处同样未必是给民众的好处，中资公司与军政府的交易不仅违背克钦民意，也违背缅族民意。因此在克钦地区修建一个可能对中下游缅族地区造成巨大影响的大水库，缅族民众也是有顾虑的。在缅族人关于环境的种种抗议中可能就包含了这种不便明说的担心，因此他们抱怨的核心同样是“根本不和我们商量”。
而从中资公司的立场讲，密松工程是中缅合作的，代表缅甸方面的只能是军政府而不可能是反对党或“民地武”。军政府同意我们独立经营50年，我们给他们相应的回报，这是两国间正常的平等交易、互利合同。关于当地老百姓的补偿，我们给军政府的回报已经包含了这笔钱，在我们看来也不算少。至于军政府如何把这笔钱给老百姓，老百姓是否被强迫征地、野蛮拆迁，这是他们的“内政”，与我们无关。公司只管开发，不与百姓谈判，由政府出面搞征地拆迁，我们在国内也从来是这样搞的，怎么能说是欺负缅甸人或者克钦人?
关于缅北和克钦地区的“内政”
这里显然涉及到一些在我们这里的语境中至今无解的问题，即“主权”是否高于“人权”?“主权”是否只能或只应该由统治者来代表?政府意志是否等于国民意志?与一个独裁政府达成交易去做该国国民普遍反对的事，就是“不干涉内政”吗?但是，笔者认为在这里可以越过这些敏感问题，因为密松电站所在的克钦地区情况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这是因为包括克钦邦在内的缅北地区的现状实际上是与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在这里的强大影响密切相关的。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孟族、掸族和缅族都曾在今缅甸版图内建立过相对强大的王国，但没有哪个王国曾经直接管理过今天缅北的所有地区，尤其是克钦地区。当然南边这些王国与北边中国的元明清等朝势力的影响都曾达到过这里的许多地方，今天基于不同国家立场对谁的影响更强可能会见仁见智，实际上在不同时代这种影响也是不断进退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当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开始在中缅之间形成时，缅甸已是英国的殖民地。真正把控制延伸到缅北并与中国发生矛盾的是英国人，而且英国殖民势力处于扩张期，相应的就是中国势力的退缩。然而中国与亲中国的当地土著一直在反抗，边界的划分也长期未定。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条线的中印段现在基本上是中印东段实际控制线，但我国并未承认。而中缅段在1960年实际上成为中缅两国正式划定的北段国界以前，中国也是不承认的，当时中国主张的是更靠外的一条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今天的密松恰好就在这条界线上。
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当时的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因此如今有人讥为“地图开疆”。但是当时英国人对今缅甸境内各族实行严格的分而治之，不允许缅族、哪怕是臣属于英国的缅族势力进入，所以那时这些地区的克钦等民族受英国影响固然很大(克钦人使用拉丁字母克钦文，并绝大多数信基督教，英文教育比缅文教育发达，至今不少地方懂英文的克钦人还比懂缅文的多)，受中国影响，甚至受掸人影响(克钦与掸历史上就有混居现象，英治时对缅人进入克钦地区极力排斥，对掸人则相对宽松，今天这里的掸语地名很多就体现了这类历史因素)也很可观，但是缅族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中缅先后卷入的抗日战争又带来了新变化。一方面在抗战前期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另一方面抗战后期英美卷入，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而英国人参与甚少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的事实。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尽管国民党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包括亲中的和不亲中但也不附英的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不仅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阻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的多数时段由于当地民族追随中英两国抗日，克钦人军队尤其在抗日中立下赫赫战功，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受到日本利用，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和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加深了对立。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族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并且在战后的反英斗争中与同样争取自立的缅北少数民族有了联合的可能，但是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边界条约与缅共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主要的思路有二：一是通过尽量宽松的联邦制，以向少数民族放权来换取他们对联邦国家的认同。二是打“中国牌”，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搞定缅北。昂山本人力推第一种方式，于1947年独立前夕与多个少数民族势力签订了“彬龙协定”。该协定不但给予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自治权，而且规定10年后这些民族如果仍无法与缅族共处，可以选择退出联邦。这就是今天缅甸各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法理理由。但即便条件如此优惠，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接受。而更为不幸的是在彬龙协议刚签订不久，昂山将军就被暗杀，继任的领导人并未正式宣布废除这个协定，但却不予实行，使协定实际上成为废纸，导致少数民族强烈不满。
昂山之后的领导人吴努等转而借助“中国牌”，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缅北的力量，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此前在中国内战末期，国民党的败军退至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这虽然在南段边境(即东掸邦、佤邦一带)最为明显，北段的克钦地区其实也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新中国的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缅甸政府相当感激。到19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然新中国根基已固，需要承认的迫切性已经缓解，但当时国内因“人祸”导致的大饥荒和其他极左做法引起云南许多地方出现边民外逃，因此也需要解决边界问题。在这几年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是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留在了中国版图内。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就这样，一批中国人赶走了另一批中国人，不仅在地图上而且也在实际控制方面把当地交了出去。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佤邦，但在克钦地区也如此，笔者此次在密支那见到前缅共克钦族老干部吴茂银，老人就讲述了当时他的家乡其培一带中国人赶走中国人的故事。
这样划定了中缅边界后，缅甸控告当时的台湾当局“侵略缅甸领土”也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缅甸向联合国(微博)告状后，仍未被解放军赶走的一些国民党残军也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撤离前争议地区。而缅甸当时甚至还提出“修改”麦克马洪线，进一步索取该线中国一侧的独龙江地区，中国政府做自己的内部工作表示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反正“不承认”麦克马洪线，所以我们虽然愿意以该线为“基础”，但缅甸越过该线提出要求则是可以的。虽然后来缅方急于结案而收回了“修改”要求，但中国政府这种对“不承认”的解释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但不管怎样，中缅边界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如果从此两国果然“互不干涉内政”，后来的许多故事也就不会发生。尽管1962年后缅甸军人政变废除了“不成熟的民主”，独裁的军政府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激化了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即使在没有中国因素的克伦、克耶地区也出现了反抗，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抗争还是中国支持下的缅共发动的。1960年代，刚刚解决了“云南境外蒋军残部”骚扰问题的中国在极左思潮控制下又急于发动“世界革命”，以人力物力大规模支持缅共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但内地的缅共武装不久被打垮，缅共的“人民军”集中到缅北，先后在背靠中国的沿边一带形成了东北军区、中部军区、815军区与101军区等大片割据地带。它们是当时缅甸境内最大的反政府势力，也是今天缅北几支主要的“民地武”之前身。这些割据的中国背景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缅共中的中国知青”故事甚至已经成了知青史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公平地说，当时中国并没有“收复失地”的民族主义动机。中国支持缅共与缅甸政府打仗当然很难说是“不干涉内政”，但也很难说是国家之间的“侵略”。中国是打着“国际主义”(实际上就是左派的“普世价值”)和“世界革命”的旗号干预缅甸局势的。缅北的“人民军”虽然基本上是中国出钱出枪甚至出人(不仅派出顾问，大量干部战士是越境参加“革命”的中国人，甚至缅族的缅共领导层也曾长期居住中国并从中国返回)，但中国并没有干涉缅共领导层的所谓“大缅族主义”。在缅北实际浴血奋战的非缅族将士与缅共高层的矛盾日渐发展。加上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决定与缅甸军政府修好，缅共因而被抛弃。到1989年缅共终于彻底失败并且不复存在。但无论是缅甸军政府，还是中国对此都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使得前缅共的四个军区蜕变而来的四支“民地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
“西方背景”还是“中国背景”?
这里还要说说与密松问题关系很大的克钦邦最强“民地武”克钦独立军(KIA)。克钦独立军及其党(克钦独立组织，KIO)其政权(KIC)并非出自缅共余部，而是创建以来就打民族主义旗号。而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克钦人似乎又是缅北各民族中最为“西化”的一支(多信基督教，拉丁化文字由西方传教士创制，英语较为普及)，因此克钦独立组织强烈反对密松工程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国人便认定该组织有西方背景，是“受西方唆使反对中国”。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
笔者这次在克钦邦访谈的政治人物都是亲缅政府派系和前缅共衍生派系的，因为战争状态造成的不便，未能直接接触KIO的人。但是这些并非KIO成员的受访者都对所谓KIO的西方背景之说嗤之以鼻。根据他们的介绍，克钦人近代史上受西方影响是不假，但这种影响和在中国一样，除了带来基督教，还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反殖民、民族自决等思潮。创建KIO的许多老一代克钦知识分子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相当亲华。当初他们成立了“克钦共产党”并到中国寻求支持。但是中国告诉他们根据中国认为的“组织原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合并于缅共才能获得支持。然而，这些克钦共产主义者亲华却不亲缅，不愿加入缅共。既然中共反对成立克钦共，他们就只能另想名号，于是就成了KIO(KachinIndependentOrgani-sation)。
同时也有一些克钦民族主义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但为了对抗缅甸军政府寻求民族自治之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当听说中国只能支持缅共后，这些人为了获得支持也就加入了缅共。丁英、吴茂银等人都是这样从KIO变成缅共的。所以缅共与KIO那时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时缅共虽然在党内搞“大缅族主义”，党外也搞统一战线，宣传革命成功后也会实行民族自治。因此KIO也加入了缅共主导的统一战线，并且因此经由缅共间接地获得中国的支持，包括军事援助。至今KIA在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控制区还是沿中国边界一线延伸，其首府拉咱更是中缅边界上的重要口岸，和中国的那邦一水之隔，镇上充满中国情调。所以，与其说KIO有“西方背景”，毋宁说她的“中国背景”要强烈得多。
但是KIO和并非KIO的许多克钦人，包括当年的缅共成员一样对我们如今的许多做法都十分不理解，以致强烈不满，密松工程就是一个爆发点。
“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这些克钦人说：“克钦民族如果能独立当然好，但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如果能够加入中国或者印度我们也愿意。当初中国要是在边界划分时不把我们划给缅甸，也就没有现在的问题。既然划归了缅甸，我们只希望缅甸政府能够实行彬龙协议，善待我们，允许我们自治。但是中国却号召我们起来革命，推翻缅甸政府。我们响应号召参加了革命，中国却又与缅甸军政府言归于好，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国只让缅共的德钦巴登顶等人到中国养老，却把我们扔给军政府去蹂躏。在万般无奈中我们接受了钦钮（缅甸军政府开明派领导人）的条件，实现了和平，好不容易维持了这些年。军政府却又清洗掉了钦钮，对我们越逼越甚。我们指望中国调停一下，中国却与军政府越来越打得火热，甚至给钱给军火来打我们。中国的做法使军政府越来越强硬，前年（注：2009年）灭了果敢，收服了丁英，现在又向克钦独立组织（KIO）大举进攻，看来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中国看着军政府攻占果敢，但总算收容了逃到中国境内的果敢人，就因为他们是汉人吧（据了解，多数果敢难民后来还是被动员返回了缅境），而这次缅军进攻克钦人，克钦难民逃入中国境内，中国却拒绝接纳（据笔者所知其实还是接纳了不少，只是由于联合国(微博)机构无法进入，我国境内的这些难民处境比密支那附近联合国资助、当地NGO管理的难民营差得多），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说，“除了密松那样的圣地，我们其实不反对中国公司来修水坝，就是反对密松工程也不是反对中国，因为如果别的国家在密松建坝，我们也一样会反对的。但是中资公司与军政府联手，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坝，淹没我们的地盘，驱逐我们的人民，却不顾及我们的意愿。结果每修一坝，军政府就以保护工程为名派军队进攻我们。水坝竟成了战争的向导，不但造成生态问题，首先还严重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现状，这难道是‘不干涉内政’吗？”
这些克钦人说：“我们克钦只是要求自治，但军政府一定要消灭我们，我们只有抵抗。弱小的克钦要抗争，当然希望有外援，我们愿意和所有人交朋友，但并不是找主子。无论中国、印度、西方国家还是缅族中那些愿意善待我们的人，如昂山素季，我们都愿意交往。过去我们克钦人曾与中国、英美一块抗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斗争主要是中国在支持。我们对此很感谢。但很多不愉快的事使我们痛心，有人说中国只是在利用我们。现在想和军政府联手赚钱，就反过来帮他们打我们了。”“说实话，现在如果有谁愿意帮我们，我们当然欢迎，包括西方。但是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重大战略资源，谁会为弱小的克钦民族得罪庞大的中国？就是他们想帮，我们这里又不靠海，深处内陆中印缅交界山区，他们又怎么帮得了？何况很多西方人至今不是把我们看成‘缅共余孽’，就是怀疑我们与贩毒有关（贩毒现象过去在掸邦的几个缅共蜕变而来的“民地武”中比较严重，近年来他们也在全力禁毒，而克钦地区有木材和玉石可以提供经济来源，又不是传统的罂粟产区，所以并无严重的贩毒问题），他们当然讨厌缅甸军政府，但不等于就会帮我们。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KIO前领导人早迈卸任时曾慨叹：上帝为何不把克钦人安排做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的邻居？早迈也曾是缅共，与中国合作过。不能说他就是亲西方的，他的慨叹只是无奈。KIO现在的控制区都紧靠中国边界，连印度边界都很远，西方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当然知道得罪中国的后果。所以虽然我们对中国很有意见，但绝不会想开罪中国。只希望中国与缅甸军政府搞关系要对我们留有余地，不要把我们逼到墙角。”
缅甸拒绝中国建坝之惑
密松水电站选址
2011年9月30日，在缅甸国内政治体制酝酿变革的气氛中，缅甸政府宣布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搁置原本由中资公司开发建设的伊洛瓦底江上规划中最大的水电项目——密松水电站。这消息在我们国内引起很大震动。这次到克钦邦，与各方面了解事情原委，并且考察了密松现场，形成了一些看法。
“反密松”情绪在缅甸基础广泛
此行的第一点感受，就是对密松项目的反感在缅甸确实有非常广泛的基础。缅族与克钦人，缅族中的现政府与处于在野地位的民主派，克钦人中反政府的克钦独立军和接受政府招安的新民主军，缅甸各族与华人、宗教人士与世俗精英、宗教人士中的基督教徒与佛教徒、世俗政治中传统上亲西方的、亲军政府的和亲中国的各派势力，他们在许多方面观点有分歧，乃至有尖锐的对立。但是提起密松工程，他们大都持反对意见，对政府的搁置之举也是支持的。
这当然不是说没人赞成密松工程。军政府当初是全力支持、推动密松项目和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梯级开发计划(所谓七坝计划)的。但是了解缅甸的人都知道，自1962年军人执政以来，缅甸军政府一直存在时激时缓的内部斗争，1988年奈温被军内政变所推翻，“缅甸社会主义”被否定，2004年强硬保守派丹瑞对温和开明派钦钮发动清洗，在民族、民主问题上全面倒退。而每次斗争中的各方在民主与政治改革问题、民族与联邦体制问题上都有明显不同态度，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
最近缅甸的变革能够启动，缅族民主派、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固然有作用，但在近年来“僧侣革命”被残酷镇压、果敢事件中对民族武装动蛮得逞、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因金融危机和阿拉伯阿富汗伊朗等问题焦头烂额之际，这三种压力如果说没有减轻，至少也谈不上加强，这种情况下变革仍然发生，应该说军政府内部斗争的因素至关重要。而在密松项目的问题上军政府内部显然也有分歧。在如今的变革中力挺密松的丹瑞一派已处下风，如果说还没有失权的话，也显然已经逐渐失语，社会上几乎听不到他们为密松工程辩护的声音，就连军方办的《缅甸新光报》，现在也出现了“反密松”言论。
与军政府直接对立并且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的克钦独立组织(KIO)过去强烈反对密松工程，曾声明如果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一意孤行，就会引起“内战”，密松工地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爆炸等破坏事件也被怀疑是他们干的。但我们这里最近却有人说，他们只是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立场给军政府捣乱，其实他们是支持水电开发的。
的确，作为多年以来实际控制克钦邦大部分地方并负有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责任的KIO，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与非政府组织不一样。同时他们过去的意识形态也有较多的进化论色彩，不像宗教机构那样“唯心”，更不像一些环保组织那么“敬畏自然”。1990年代后他们虽然淡化了意识形态，但为了在与优势的政府军的对抗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获取经济来源的愿望是很迫切、甚至可以说是急功近利的。开矿、伐木、淘金等当代环保组织经常抨击的“破坏环境”的行为，他们干得并不少，并且也曾因此被各种非政府组织批评。
就水电而言，KIO主政的“克钦第二特区”政府曾经相当积极，而这个背靠中缅边界、别无国际通道的特区，稍大一点的项目都只能与中国人合作，因此在引进中资开发水电方面他们甚至还可以说是先驱。但是一些中资公司目光短浅只抱粗腿，为巴结军政府就抛弃了他们，对这种“讨好大朋友，出卖小朋友”的做派他们是很生气的，并且也为此改变了对一些项目的态度。例如大唐公司修建的太平江水电站，原来就是该特区引进中资，在自己的控制区开发的，特区方面也投入了自己的资金，但后来军政府插足进来，中资转而与军政府合作，迫使克钦方面退出，而且让军政府以保护工程为名出兵控制了电站附近地区。克钦方面不仅蒙受经济损失，还丢失了地盘，其气愤可想而知。于是对太平江水电站改取破坏政策，多次出兵骚扰，致使电站瘫痪。这类案例显然就是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不是反对太平江电站本身。
不过，这样的解释可以用于太平江，却不能用于密松。虽然KIO并不是“反坝派”，也曾热心于水电并与中资合作，但具体对密松项目，他们也从来是反对的。其原因后将详谈。更清楚的是，如今缅甸政府已经改变主意要叫停密松坝了，但KIO并没有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变成密松的拥护派，相反他们的反应有两种：一是“认为虽然这是迟到的决定，但克钦邦的各族人民仍然表示欢迎”。二是怀疑叫停是假的，密松工程还在暗中进行，换言之，他们的态度是“敌人说反对不算，我们要求他们真反对”。应该说，历史上KIO一直是“亲中”的，今天他也不想得罪中国，如果中资公司能够平等相待，今后合作的机会还会有，但不可能是在密松了。
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克钦民族中最亲军政府的派别，即已接受缅军政府改编为“边防军”的前缅共武装“新民主军”(NDAK)，其前领导人丁英因依靠缅军政府平定内部异己，已完全成为丹瑞的傀儡，甚至加入丹瑞的政党作为国会议员常驻仰光，克钦其他派别视之为丹瑞的“说客”，但他也从未发表过赞成密松工程的言论。而新民主军的其他人士则明确反对密松项目，如新民主军前副司令吴茂银先生在与笔者的谈话中就指出，中资搞的密松项目是中国人在这里干的最失人心的一件事。
后面要提到，密松的“神圣”地位是克钦人反对筑坝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山川崇拜本是克钦人古老“万物有灵”信仰的体现，一般克钦人有这种传统观念并不奇怪。但是从19世纪末基督教传入克钦地区后，教会是一直致力于祛除种种“落后信仰”和“原始崇拜”的。笔者与当地最有影响的基督教派之一“克钦浸礼会”(KBC)一位负责人昆桑牧师谈话时，他就侃侃而谈，讲了一大堆基督教传入后如何使克钦人摆脱了各种“巫术”、“迷信”和“愚昧陋习”的故事。
但我注意到，就在这间KBC的办公室内，与圣像一起悬挂的就有在密支那到处可见的“二水环山”神圣密松的中堂画。于是我问：“您也觉得密松是个神圣之地吗?您认为克钦人的密松崇拜是否属于教会需要反对的‘原始崇拜’呢?我知道您也是反对密松工程的，那么除了环保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理由外，您认为也有文化与信仰方面的理由吗?”他正色说道：“作为基督徒我当然不认为密松那里藏有什么神灵，但是作为克钦人，我仍然认为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和基督教不矛盾，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更不用说它还破坏环境……”
缅甸华人社会的背景也极复杂，有大陆背景，有“国军”背景，有“果敢、佤邦”背景，等等。仰光、曼德勒等地的华人有的已经几代居缅，军政府又长期实行强制同化政策，他们中的新一代缅化程度已经很高，很多人已经不会讲汉语。而果敢、佤邦华人长期在缅甸政府鞭长莫及、中国影响却无处不在的缅共及其衍生的“民地武”地区生活，绝大部分不懂缅语，他们不仅完全用汉语中文，而且是全球华人世界(除新移民外)中罕见的不用繁体字和“国语”腔、完全适应当代大陆语言氛围的族群。这些年来缅北动乱不安，他们很多人富裕后都移居仰光、曼德勒等缅内地城市，形成一个特殊群体。由于背景特殊，他们不仅尚未融入缅族主流社会，与本地华人也有隔阂。
然而总的来讲，华人在各个族群中比较能干和富裕，在那个敏感社会里他们大多小心谨慎，埋头挣钱，不问政治。而中缅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近年来很多华人致富的机会，他们自然珍惜。所以他们对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极力维持友好关系，而与中国及缅甸军政府不喜欢的人和事都保持距离。近年来缅族不满军政府的民主化情绪高涨、各少数民族维权意识也在加强，而相对来说，华人却成为对这二者都最不关心的族群。通常他们很少谈到密松这样的话题，但是如果谈到，他们也大都认为这事做得不对，包括那些与中国和缅甸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华社精英也如此。
曼德勒福庆宫孔子学堂校长李祖清先生就是这样。自少年时代就非常认同新中国的李先生对今天的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很为称赞，对中缅友好十分热心，经常奔走于两国之间，与两国一些政要也相识。他对民主化并不看好，对历史上与缅当局有过节的果敢、佤邦人颇有微词，在油气管道等缅甸社会有争议的话题上都为中缅当局辩护。在与笔者交谈中他认为中国对缅几十年来好事千千万，“只有两件事肯定做错了”。一件就是文革时鼓动缅甸华人学生搞红卫兵宣传革命造反，“我那时也积极得很，做了傻事”;另一件就是密松工程，“不晓得谁出的这种馊主意。在哪里修电站不好，偏要修到人家最忌讳(修建)的地方”。
总之，“缅政府毁约赢得民心，中资忽视民意惨遭损失”，网上有网友这样的评论，这次在缅我感到确实如此。
为什么密松工程如此不得人心
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如今反对密松工程的人们经常说，密松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某些鱼类的生存;会淹没大片森林，影响下游水情;坝址位于地质断层，地震时会有垮坝危险……以环保理由来反对大型水坝工程，在欧美比较流行，这些民主国家已经基本没有强制拆迁、野蛮征地之类的人文之弊，他们最关心的是环保，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也是环保。因此在密松问题上，我们听到最多的也是这类担忧。
这些担忧很多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第一，这些理由可以用来反对几乎一切水坝，可是事实上人们不能一个坝不建，所以利弊是需要权衡的：如果这里不能建，那么哪里能建?这里建坝相对弊大，哪里相对弊小?这是需要考虑替代方案的。如今一些环保组织几乎从来只是说哪里不能建坝，就没有说哪里能建的。从社会博弈的角度讲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有另一些利益集团几乎从来只说哪里能建坝，就没有说不能建的。在一个文明社会两者会有正常的博弈，环保组织不能阻止一切坝，但可以阻止相对最糟糕的坝，而对立方不能想建哪个坝就建哪个坝，但相对利大弊小的坝还是会克服阻力得以修建的。双方都不能尽遂所愿，社会却可以在妥协中进步。所以环保组织的作用应该肯定，但具体就某个工程而言，环保组织的一面之词也不能一锤定音。
第二，上述问题有的是可以通过修改方案、追加投资、增添一些设施来解决的，并非只有“照原设计建”和“不能建”两个选择。此外有的问题也未必就像传说的那么严重。例如所谓地震垮坝的危险，我曾对一些缅甸朋友说，“断裂带”是个宽泛的概念，并非所有断裂带都是地震高发区，而且据我所知，密松主坝设计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这种坝型不像重力坝、拱坝那样的“一堵墙”，它的边坡平缓坝基极宽，因而比较抗震，即便受破坏也有个过程，瞬间垮塌使下游猝不及防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
还有的事确属讹传，例如我在某位朋友那里看到一张讲述密松危害的地图，里面把计划中的密松水库画得非常大，一直淹到克钦邦北部的葡萄附近。我笑说葡萄的海拔比密松能高出300多米，要能淹到那里，这世界上还没有那么高的坝呢。
第三，所说的种种弊病有的是矛盾的。例如库区人烟稀少，有人就说这是难得的原始自然生态不能破坏，但是如果人烟稠密，那么移民的危害就被认为非常严重。这样无论人烟如何，水库反正都不能建了。其实这两种问题是互为替代的，而且需要权衡。我觉得像缅甸这样的专制国家，强制圈地移民的人文灾难要比淹没一片无人区严重得多，而在没有这种问题的发达国家，人们却更喜欢保护无人的“原生态”大自然。我一直认为如果还有一条河流修大坝的弊病最少，那就是几乎全程奔流于峡谷、沿河人口稀少的怒江(即缅甸的萨尔温江)了。当然即便移民再少，也不能说他们就活该牺牲，支持他们维权争取更大补偿是对的，但这就是社会问题，不是生态问题了。我的这种想法，与搞环保的朋友也是有分歧的。
但是在克钦邦走访以后，我发现虽然在“反密松”舆论中环保的声音最大，实际上密松工程最惹人反感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在克钦邦各地，你会发现全景拍摄或绘制的“二水环山”密松河曲的形象无处不在。克钦人的各种公共场所，如克钦文化会馆、目瑙场、议事厅挂着它，密支那大学那样的文化单位挂着它，教会、寺庙里也可以见到它，很多人家或商店用它作中堂画，甚至我们住宿的华人开设的密支那双龙宾馆，尽管是中式装修，大堂里也醒目地挂着“二水环山”图。这个象征元素还广泛出现在克钦地区的招贴、工艺品、各种节庆仪式和日常美术中。甚至在克钦以外的缅甸其他地区，人们对它也不陌生。仰光中国大使馆附近就有一家“密松餐厅”，以缅、克钦和中文(作“蜜颂”)三语的招牌和“二水环山”的图像为装饰，据说使馆还常有人光顾。给人的印象是：密松在这里就像富士山在日本、金刚山在朝鲜，具有崇高的心理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专门去那里走了一趟。“密松”(Myitsone)是克钦语“汇流处”之意，位于密支那城北42公里，伊洛瓦底江的东源恩梅开江和西源迈立开江在此汇合，缅甸的“母亲河”伊洛瓦底就此开端。两源流域莽莽苍苍，就是当年中国远征军抗战史上著名的野人山，而密松就是从密支那平原进山的口子。从汇流处西侧山上望去，两源汇流后迎面奔腾而来，到山前又掉头东去，形成一个巨大河曲，景色非常壮观。密松工程的拦河主坝位于河曲东头，溢洪副坝则在汇流上游的恩梅开江口，切过山口泄洪于河曲之下，纯从水工角度讲，这个枢纽的布局比较合理。但是如果考虑人文因素，在此地建坝是欠考虑的。根据当地克钦人的传说，密松是龙的父亲及他的儿子HkraiNawng和HkraiGam(就是东西两源)的诞生地，人们相信如果这龙脉被破坏，龙就会不安，从而祸及众生。这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但反正克钦人是信的。而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吗?
而从历史上讲，当初藏缅语先民(包括缅人与克钦人)从青藏高原南下，就是在这里走出崇山峻岭，进入伊洛瓦底江河谷，从而诞生了后来的文明。据说当初克钦酋长就是在密松建立了第一个部落联盟的。所以即便不管神话，克钦人也有理由把密松当成自己的文明发祥地来崇敬。
当然，密松的这种崇高地位会不会因修水库而受损?我当初对此是疑惑的。我曾经问当地的作家克塔先生：无论建不建坝，密松是搬不走的。在密松如果出现一个人工湖，难道它就因此不再是圣地了吗?就像耶路撒冷，那里也有许多现代建筑，可是这不会影响人们去朝拜哭墙，就像麦加最近还建了城铁，那也不会影响穆斯林去朝觐天方啊。克塔反问道：那么你们中国人心中的圣地，比方说(他想了一会儿，就其所知说道)长城，你们会不会修个水库把它淹了呢?
我答道：别的我不敢说，如果要讲长城还确实有这样的事，你知道中国有个潘家口水库，就是把长城的一段，还是著名的关门给淹在了水下，现在那里“水下长城”还成了景点了。
克塔有点生气：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事发生在密松。停顿一下他又解释说：也许和耶路撒冷、麦加不同的是，我们克钦人没有圣殿、天房那样的人工建筑作为民族信仰象征物。密松是以其自然状态被人崇敬的，成了一个大人工湖，它就不是密松了!就是要修水库，为什么就非得修在这个地方?还根本不和我们商量，几个缅族军头和中国老板说修就修了?
关键在于“根本不和我们商量”
其实，听来听去，我觉得“根本不和我们商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和昆桑牧师说的“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是一个道理。密松是神圣的，但神圣密松是否不能有任何人工建筑?我想即便在克钦人中也未必看法一致。密松汇流处现在就有新建的佛塔、教堂和一些简陋的旅游设施，如果盛名传出，将来这里变得和国内许多旅游地那样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那会不会也影响到“二水环山”的自然圣洁?我想，那时肯定会有这种抱怨，但不会引起强大的反对声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如果出现，那肯定也是当地人民愿意的。但如果按如今水电站这种开发模式，由军政府把密松圈禁起来霸占为官办旅游公司，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再委托一些外国人来经营——如果这样搞，那就会与电站一样招致千夫所指了。
有朋友告知，实际上密松过去的名气没有如今这么大，“二水环山”的形象也没有如今这么随处可见。如今这种现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军政府与中资公司的行为引起的反弹：密松现在似乎不仅是克钦文明发祥地的象征，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钦民族抵抗专横维护尊严的象征。
对于这些朋友，你跟他讲环保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将来的水电站能给你们的政府财政增加多少钱，那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后一理由只能增加他们的反感。
从克钦人的角度想，以独裁、腐败闻名的军政府圈占我们的土地，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而只给极低的补偿，然后把这里交给一家外国公司，建起的电站按BOT方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编者注)，由外国公司经营50年，生产的电力90%输往外国;当然外国公司为此会给军政府一大笔好处(政府财政收入)，但过去从来没有在克钦地区搞过公共福利，只是派兵屠杀、抢掠我们的军政府得到这些好处与我们有何关系?那不就是使他们更有能力扩充军备镇压我们吗?外国公司与军政府不是在狼狈为奸吗?
在缅族人看来，密松当然未必是“龙脉”，但作为“母亲河”的发源地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只是没有克钦人那么强烈)，军政府在克钦人看来是征服者，在缅族百姓中同样不得人心，这在最近的变革中已经越来越清楚。这个独裁集团过去屠杀克钦人和镇压缅族民众的民主运动同样残酷，因此密松工程给军政府带来的好处同样未必是给民众的好处，中资公司与军政府的交易不仅违背克钦民意，也违背缅族民意。因此在克钦地区修建一个可能对中下游缅族地区造成巨大影响的大水库，缅族民众也是有顾虑的。在缅族人关于环境的种种抗议中可能就包含了这种不便明说的担心，因此他们抱怨的核心同样是“根本不和我们商量”。
而从中资公司的立场讲，密松工程是中缅合作的，代表缅甸方面的只能是军政府而不可能是反对党或“民地武”。军政府同意我们独立经营50年，我们给他们相应的回报，这是两国间正常的平等交易、互利合同。关于当地老百姓的补偿，我们给军政府的回报已经包含了这笔钱，在我们看来也不算少。至于军政府如何把这笔钱给老百姓，老百姓是否被强迫征地、野蛮拆迁，这是他们的“内政”，与我们无关。公司只管开发，不与百姓谈判，由政府出面搞征地拆迁，我们在国内也从来是这样搞的，怎么能说是欺负缅甸人或者克钦人?
关于缅北和克钦地区的“内政”
这里显然涉及到一些在我们这里的语境中至今无解的问题，即“主权”是否高于“人权”?“主权”是否只能或只应该由统治者来代表?政府意志是否等于国民意志?与一个独裁政府达成交易去做该国国民普遍反对的事，就是“不干涉内政”吗?但是，笔者认为在这里可以越过这些敏感问题，因为密松电站所在的克钦地区情况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这是因为包括克钦邦在内的缅北地区的现状实际上是与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在这里的强大影响密切相关的。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孟族、掸族和缅族都曾在今缅甸版图内建立过相对强大的王国，但没有哪个王国曾经直接管理过今天缅北的所有地区，尤其是克钦地区。当然南边这些王国与北边中国的元明清等朝势力的影响都曾达到过这里的许多地方，今天基于不同国家立场对谁的影响更强可能会见仁见智，实际上在不同时代这种影响也是不断进退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当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开始在中缅之间形成时，缅甸已是英国的殖民地。真正把控制延伸到缅北并与中国发生矛盾的是英国人，而且英国殖民势力处于扩张期，相应的就是中国势力的退缩。然而中国与亲中国的当地土著一直在反抗，边界的划分也长期未定。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条线的中印段现在基本上是中印东段实际控制线，但我国并未承认。而中缅段在1960年实际上成为中缅两国正式划定的北段国界以前，中国也是不承认的，当时中国主张的是更靠外的一条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今天的密松恰好就在这条界线上。
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当时的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因此如今有人讥为“地图开疆”。但是当时英国人对今缅甸境内各族实行严格的分而治之，不允许缅族、哪怕是臣属于英国的缅族势力进入，所以那时这些地区的克钦等民族受英国影响固然很大(克钦人使用拉丁字母克钦文，并绝大多数信基督教，英文教育比缅文教育发达，至今不少地方懂英文的克钦人还比懂缅文的多)，受中国影响，甚至受掸人影响(克钦与掸历史上就有混居现象，英治时对缅人进入克钦地区极力排斥，对掸人则相对宽松，今天这里的掸语地名很多就体现了这类历史因素)也很可观，但是缅族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中缅先后卷入的抗日战争又带来了新变化。一方面在抗战前期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另一方面抗战后期英美卷入，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而英国人参与甚少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的事实。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尽管国民党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包括亲中的和不亲中但也不附英的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不仅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阻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的多数时段由于当地民族追随中英两国抗日，克钦人军队尤其在抗日中立下赫赫战功，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受到日本利用，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和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加深了对立。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族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并且在战后的反英斗争中与同样争取自立的缅北少数民族有了联合的可能，但是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边界条约与缅共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主要的思路有二：一是通过尽量宽松的联邦制，以向少数民族放权来换取他们对联邦国家的认同。二是打“中国牌”，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搞定缅北。昂山本人力推第一种方式，于1947年独立前夕与多个少数民族势力签订了“彬龙协定”。该协定不但给予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自治权，而且规定10年后这些民族如果仍无法与缅族共处，可以选择退出联邦。这就是今天缅甸各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法理理由。但即便条件如此优惠，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接受。而更为不幸的是在彬龙协议刚签订不久，昂山将军就被暗杀，继任的领导人并未正式宣布废除这个协定，但却不予实行，使协定实际上成为废纸，导致少数民族强烈不满。
昂山之后的领导人吴努等转而借助“中国牌”，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缅北的力量，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此前在中国内战末期，国民党的败军退至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这虽然在南段边境(即东掸邦、佤邦一带)最为明显，北段的克钦地区其实也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新中国的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缅甸政府相当感激。到19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然新中国根基已固，需要承认的迫切性已经缓解，但当时国内因“人祸”导致的大饥荒和其他极左做法引起云南许多地方出现边民外逃，因此也需要解决边界问题。在这几年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是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留在了中国版图内。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就这样，一批中国人赶走了另一批中国人，不仅在地图上而且也在实际控制方面把当地交了出去。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佤邦，但在克钦地区也如此，笔者此次在密支那见到前缅共克钦族老干部吴茂银，老人就讲述了当时他的家乡其培一带中国人赶走中国人的故事。
这样划定了中缅边界后，缅甸控告当时的台湾当局“侵略缅甸领土”也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缅甸向联合国(微博)告状后，仍未被解放军赶走的一些国民党残军也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撤离前争议地区。而缅甸当时甚至还提出“修改”麦克马洪线，进一步索取该线中国一侧的独龙江地区，中国政府做自己的内部工作表示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反正“不承认”麦克马洪线，所以我们虽然愿意以该线为“基础”，但缅甸越过该线提出要求则是可以的。虽然后来缅方急于结案而收回了“修改”要求，但中国政府这种对“不承认”的解释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但不管怎样，中缅边界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如果从此两国果然“互不干涉内政”，后来的许多故事也就不会发生。尽管1962年后缅甸军人政变废除了“不成熟的民主”，独裁的军政府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激化了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即使在没有中国因素的克伦、克耶地区也出现了反抗，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抗争还是中国支持下的缅共发动的。1960年代，刚刚解决了“云南境外蒋军残部”骚扰问题的中国在极左思潮控制下又急于发动“世界革命”，以人力物力大规模支持缅共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但内地的缅共武装不久被打垮，缅共的“人民军”集中到缅北，先后在背靠中国的沿边一带形成了东北军区、中部军区、815军区与101军区等大片割据地带。它们是当时缅甸境内最大的反政府势力，也是今天缅北几支主要的“民地武”之前身。这些割据的中国背景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缅共中的中国知青”故事甚至已经成了知青史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公平地说，当时中国并没有“收复失地”的民族主义动机。中国支持缅共与缅甸政府打仗当然很难说是“不干涉内政”，但也很难说是国家之间的“侵略”。中国是打着“国际主义”(实际上就是左派的“普世价值”)和“世界革命”的旗号干预缅甸局势的。缅北的“人民军”虽然基本上是中国出钱出枪甚至出人(不仅派出顾问，大量干部战士是越境参加“革命”的中国人，甚至缅族的缅共领导层也曾长期居住中国并从中国返回)，但中国并没有干涉缅共领导层的所谓“大缅族主义”。在缅北实际浴血奋战的非缅族将士与缅共高层的矛盾日渐发展。加上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决定与缅甸军政府修好，缅共因而被抛弃。到1989年缅共终于彻底失败并且不复存在。但无论是缅甸军政府，还是中国对此都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使得前缅共的四个军区蜕变而来的四支“民地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
“西方背景”还是“中国背景”?
这里还要说说与密松问题关系很大的克钦邦最强“民地武”克钦独立军(KIA)。克钦独立军及其党(克钦独立组织，KIO)其政权(KIC)并非出自缅共余部，而是创建以来就打民族主义旗号。而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克钦人似乎又是缅北各民族中最为“西化”的一支(多信基督教，拉丁化文字由西方传教士创制，英语较为普及)，因此克钦独立组织强烈反对密松工程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国人便认定该组织有西方背景，是“受西方唆使反对中国”。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
笔者这次在克钦邦访谈的政治人物都是亲缅政府派系和前缅共衍生派系的，因为战争状态造成的不便，未能直接接触KIO的人。但是这些并非KIO成员的受访者都对所谓KIO的西方背景之说嗤之以鼻。根据他们的介绍，克钦人近代史上受西方影响是不假，但这种影响和在中国一样，除了带来基督教，还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反殖民、民族自决等思潮。创建KIO的许多老一代克钦知识分子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相当亲华。当初他们成立了“克钦共产党”并到中国寻求支持。但是中国告诉他们根据中国认为的“组织原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合并于缅共才能获得支持。然而，这些克钦共产主义者亲华却不亲缅，不愿加入缅共。既然中共反对成立克钦共，他们就只能另想名号，于是就成了KIO(KachinIndependentOrgani-sation)。
同时也有一些克钦民族主义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但为了对抗缅甸军政府寻求民族自治之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当听说中国只能支持缅共后，这些人为了获得支持也就加入了缅共。丁英、吴茂银等人都是这样从KIO变成缅共的。所以缅共与KIO那时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时缅共虽然在党内搞“大缅族主义”，党外也搞统一战线，宣传革命成功后也会实行民族自治。因此KIO也加入了缅共主导的统一战线，并且因此经由缅共间接地获得中国的支持，包括军事援助。至今KIA在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控制区还是沿中国边界一线延伸，其首府拉咱更是中缅边界上的重要口岸，和中国的那邦一水之隔，镇上充满中国情调。所以，与其说KIO有“西方背景”，毋宁说她的“中国背景”要强烈得多。
但是KIO和并非KIO的许多克钦人，包括当年的缅共成员一样对我们如今的许多做法都十分不理解，以致强烈不满，密松工程就是一个爆发点。
“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这些克钦人说：“克钦民族如果能独立当然好，但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如果能够加入中国或者印度我们也愿意。当初中国要是在边界划分时不把我们划给缅甸，也就没有现在的问题。既然划归了缅甸，我们只希望缅甸政府能够实行彬龙协议，善待我们，允许我们自治。但是中国却号召我们起来革命，推翻缅甸政府。我们响应号召参加了革命，中国却又与缅甸军政府言归于好，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国只让缅共的德钦巴登顶等人到中国养老，却把我们扔给军政府去蹂躏。在万般无奈中我们接受了钦钮（缅甸军政府开明派领导人）的条件，实现了和平，好不容易维持了这些年。军政府却又清洗掉了钦钮，对我们越逼越甚。我们指望中国调停一下，中国却与军政府越来越打得火热，甚至给钱给军火来打我们。中国的做法使军政府越来越强硬，前年（注：2009年）灭了果敢，收服了丁英，现在又向克钦独立组织（KIO）大举进攻，看来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中国看着军政府攻占果敢，但总算收容了逃到中国境内的果敢人，就因为他们是汉人吧（据了解，多数果敢难民后来还是被动员返回了缅境），而这次缅军进攻克钦人，克钦难民逃入中国境内，中国却拒绝接纳（据笔者所知其实还是接纳了不少，只是由于联合国(微博)机构无法进入，我国境内的这些难民处境比密支那附近联合国资助、当地NGO管理的难民营差得多），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说，“除了密松那样的圣地，我们其实不反对中国公司来修水坝，就是反对密松工程也不是反对中国，因为如果别的国家在密松建坝，我们也一样会反对的。但是中资公司与军政府联手，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坝，淹没我们的地盘，驱逐我们的人民，却不顾及我们的意愿。结果每修一坝，军政府就以保护工程为名派军队进攻我们。水坝竟成了战争的向导，不但造成生态问题，首先还严重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现状，这难道是‘不干涉内政’吗？”
这些克钦人说：“我们克钦只是要求自治，但军政府一定要消灭我们，我们只有抵抗。弱小的克钦要抗争，当然希望有外援，我们愿意和所有人交朋友，但并不是找主子。无论中国、印度、西方国家还是缅族中那些愿意善待我们的人，如昂山素季，我们都愿意交往。过去我们克钦人曾与中国、英美一块抗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斗争主要是中国在支持。我们对此很感谢。但很多不愉快的事使我们痛心，有人说中国只是在利用我们。现在想和军政府联手赚钱，就反过来帮他们打我们了。”“说实话，现在如果有谁愿意帮我们，我们当然欢迎，包括西方。但是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重大战略资源，谁会为弱小的克钦民族得罪庞大的中国？就是他们想帮，我们这里又不靠海，深处内陆中印缅交界山区，他们又怎么帮得了？何况很多西方人至今不是把我们看成‘缅共余孽’，就是怀疑我们与贩毒有关（贩毒现象过去在掸邦的几个缅共蜕变而来的“民地武”中比较严重，近年来他们也在全力禁毒，而克钦地区有木材和玉石可以提供经济来源，又不是传统的罂粟产区，所以并无严重的贩毒问题），他们当然讨厌缅甸军政府，但不等于就会帮我们。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KIO前领导人早迈卸任时曾慨叹：上帝为何不把克钦人安排做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的邻居？早迈也曾是缅共，与中国合作过。不能说他就是亲西方的，他的慨叹只是无奈。KIO现在的控制区都紧靠中国边界，连印度边界都很远，西方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当然知道得罪中国的后果。所以虽然我们对中国很有意见，但绝不会想开罪中国。只希望中国与缅甸军政府搞关系要对我们留有余地，不要把我们逼到墙角。”
国家不变革，克钦无出路 克钦无路走，大坝亦何有
在克钦邦的访问使笔者有两个明显感触，一是越是过去与中国密切合作过的克钦人（例如前缅共成员）如今对中国越反感。中国不可信，克钦人应该争取西方支持之类的观点在他们中很盛行。他们中甚至流行着一些匪夷所思的说法，如说中国正在向缅甸军政府提供毒气弹，甚至在帮军政府搞核武器等等。这些说法当然不可信，但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情绪。而在过去从未与我国合作过的人中反而听不到类似的话。
二是，KIO如今正获得克钦人前所未有的认同。克钦人过去曾有多个政治派别，但现在亲军政府的派别正明显地边缘化。例如新民主军（NDAK），自从丁英接受军政府改编为“边防军”后，他本人就离开部队到仰光去当了丹瑞党的议员，几乎在克钦邦政坛上消失，也不再对NDAK成员有影响力。政府军对克钦独立军（KIA）发动进攻后，他于去年岁末回到密支那召集各界克钦人开会，意图是通过他们向KIO喊话，希望KIO接受军政府的条件。结果召集数百人的会只来了30多人，一些人还是专门为了骂丁英而来。一位颇有声望的克钦女士就在会上当面斥责丁英为独裁者当说客：“你如果真为和平，就不要到这里来和我们说这些，发动战争的是丹瑞他们，请你到内比都向他们要和平吧。我已经老了，也活够了，我不会离开密支那，今天来就是请你告诉他们，让他们来抓我好了！”
笔者到密支那时这个会刚开过不久，很多人都提到会上这些情况。丁英的使命可以说彻底失败。新民主军的一位老战士慨叹说：丁英的政治生命到头了，我和他相识40多年，想不到他会走到这一步！他说，改编为“边防军”后的NDAK现在仍驻扎板瓦一带，与KIA毗邻，但是开战半年多，双方仍相安无事。尽管军政府在各单位都安插了缅族军官，但他们控制不了部队。“克钦人不会打克钦人，现在我们不参与，但是塔玛多（缅语tatmadaw，“武装部队”，缅甸人以指军政府）如果再这样欺负人，早晚我们还会跟他们开战。”“是与KIA联手吗？”“当然。现在克钦人就认他们。”
这位老战士说：过去克钦邦发生的战争是局部的，可是这次，KIA的抗击空前猛烈，战事从中国边界的传统冲突区域已经向西蔓延到胡康河谷、孙布拉蚌一带，向南出了克钦邦，蔓延到掸邦北部的南坎、南吞一带。激烈的程度超过缅共时期，许多过去从未发生抵抗的地区也出现了KIA的活动。“我也很奇怪，过去我们（缅共）得到中国全力支持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能打。现在中国支持塔玛多，敌视KIA，KIA反倒越来越厉害了。”“那么谁在支持他们？西方吗？”“西方？且不说没那回事，就是西方支持，怎么支持？现在KIA的地盘是封闭的，三面都是塔玛多，一面是中国，过去我们的武器都是从中国来，现在中国武器只卖给塔玛多，难道中国会给KIA转运西方武器不成？说白了，支持KIA的就是克钦邦的人民，我们克钦人从来没有这么团结！”
的确，这场战争在缅甸几十年内战史上强度罕见，双方都伤亡惨重。克钦军固然打得艰苦，但半年过去，战场的形势似乎对政府军更不利了。克钦方面的种种精彩战报固然有宣传成分，不可尽信，但有趣的是政府军报告的损失却比克钦宣传的还要多。KIA最近宣称累计歼敌已达3000多人，外界多怀疑这个数字有水分，而政府军累计上报的损失人数据说已高达7000多。怎么会有这种“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士气”的怪事？有人揭发说：这是因为缅军中军官侵吞阵亡抚恤金自肥成风，所以他们惯于多报“死魂灵”以便多领抚恤金。这种事真让人听来倒吸凉气，这样的军队尽管人多势众，要打赢战争也是戛戛乎难哉。
因此尽管KIO也有它的问题，但人们对“塔玛多”的强烈反感就是KIO的最大资本。就在政府军严密控制的密支那，也可以感到明显的人心所向。军政府宣布晚6点以后戒严，可是笔者看到晚上9点多街上还是熙熙攘攘。据说这里到处有密探，可是在饭店等公共场所人们谈论对塔玛多的不满仍然相当大胆。
街上的书报摊上KIO的禁书不可能出现，但刊载昂山素季大照片的民主派书报随处可见，十分醒目，这和到处都是的“二水环山”密松图像一样表达着一种情绪。KIO驻密支那的办事处因开战撤走后，原由他们主持的目瑙纵歌会和文化会馆等克钦文化活动和传统仪式也随即完全停摆，不管是军政府禁止这类活动，还是克钦族无人出面给政府当“维持会”撑门面，都表明塔玛多与克钦人之间的格格不入。
其实在克钦邦以外也是如此。在首都，军政府安排的克钦国会代表吴载勇吴也照样抨击密松工程，其实也就是抨击与中资公司合作的军政府。我们在仰光会见的一位克钦族女作家似乎是民主派，她对塔玛多与KIO都有批评，认为两者都是军人行政，都不民主，都破坏环境……她说克钦人民要和平，不是要KIO。我问道：那么塔玛多有可能与KIO言和吗？她说塔玛多就是要消灭KIO，言和也是假的。我问：那么KIO有可能打败塔玛多吗？她说不可能，KIO太弱小了，没有这个能力。我说，其实和平无非只有三种可能，要么双方言和，要么以一方消灭另一方来结束战争，或者是KIO打败塔玛多，或者是塔玛多消灭KIO。既然前两种可能都没有，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如果和平是通过塔玛多消灭KIO来实现的，克钦人民能接受这种和平吗？她说：当然不能接受！我说，那就是说他们还是支持KIO抵抗的，即便这种抵抗无法取胜，和平因而也没法实现？她想了一下，叹道：的确是这样，我们再不满意KIO，也不能接受他们被消灭，哪怕这意味着要和塔玛多打下去。
这就是克钦民族的悲剧啊，如果整个国家不变革，克钦问题是没有出路的。
而克钦问题如果找不到出路，在这个地方投资搞巨型工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你不干涉内政 内政要干涉你
显然，在缅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克钦邦这种地方，中国要进行大规模投资，所谓“不干涉内政”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从二战以来中国其实一直是这里“内政”中的重大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抗战时中国军队为了生死攸关的缅甸通道在缅北浴血奋战，1950年代仰光政府假手“新中国”把“旧中国”赶出争议区，1960-1980年代中国向缅甸“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搞割据，而现在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是极力从这里脱身的。当时中国对缅共停止“输血”，缅共覆灭后又对其蜕变出来的各“民地武”实行八部委制定的所谓“四不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组织上不往来，军事上不支持，经济上不援助），极力撇清关系。而那时中国与缅甸军政府建立的正常关系也没有热到奇特的程度。当时的军政府与“民地武”关系也比较缓和。可以说，那时候中国、缅甸军政府与“民地武”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既非剑拔弩张，又非亲密无间，中国对那里“内政”的影响也降低到历史上最低的程度。假如缅甸的官民能够相安而中资也不需要大举入缅，这种状态也许就持续下去了。
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缅甸独裁的军政府内政越搞越糟，尤其在比较开明的钦钮被清洗后，民族和解与民主进程都大大倒退，缅族内部的官民矛盾与塔玛多和民地武的冲突都重新激化了。
其次，“民地武”过去几十年与中国形成的关系千丝万缕，远不是“四不”所能了断。由于他们与军政府关系仍不正常，为了自立，不能不大力加强与中国的“边贸”以解决财源，开始是沿袭缅共末期的毒品经济，给中国和国际上都造成很大麻烦，后来在各方的压力和帮助下逐渐改邪归正，转而依靠中国的经济繁荣，全面向中国开放和招商引资，通过中国分享“全球化红利”。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民地武的经济也日益“中国化”，中国公司中国钱、中国通信中国话都大行其道。犹如中国的深圳等口岸在中国实现了胜于内地的特殊繁荣一样，各民地武中心城镇也成了缅甸的“小深圳”，取得了与内地封闭的缅族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特殊繁荣。但同时“中国模式”的许多弊病也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各“民地武”这样做，固然一是为了解决自立的财源问题，二是为了替代毒品经济，改善国际形象，但显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三：高度“中国化”、大幅增加与中国的利益相关，也有一旦与塔玛多摊牌时迫使中国介入的深远考虑。尽管进入这里的主要都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中国的特殊体制对于他们的利益受损具有奇特的承受能力，正如果敢事件中所体现的一样。但是经过30年改革，中国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空间已经大为扩展，果敢事件中中国商民受损引起的舆论压力已经不小，如果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中国事实上是很难坚持不介入的。
而更关键的因素是这些年来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热，越来越特殊。平心而论，这种关系既有经济互补（中国需要资源与市场，缅甸需要投资与技术）和国际地缘政治（中国需要印度洋通道，缅甸需要摆脱孤立）的基础，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有些人与塔玛多一样都不喜欢“民主化”，都在抵制所谓“西方的和平演变”，在他们眼里塔玛多几乎已经成为“兄弟党”了）。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不仅使中缅官方关系迅速升温，而且由于这种关系具有战略性，大型、垄断性国企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缅甸军政府之所以极力对中资、特别是对垄断性国企大力开放，也和“民地武”一样有明显的“内政”考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对派打“中国牌”。中国投资在民地武辖区，塔玛多却插进来充当合作方；中国水坝建到哪里，塔玛多的军事“保护”就推进到哪里；中国水坝建在塔玛多控制区，而淹没的库区却是“民地武”的地盘。这都是明摆着让中资企业给塔玛多向民地武叫板充当挡箭牌。更不用说投资即便“互利”，缅甸所谓的利也主要是充实塔玛多腰包使其更能买军火打内战，这能不损害另一方吗？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不干涉内政”即便符合“政治正确”（在我们国内似乎是这样，在国际上是否是这样已经大有疑问，至少把“不干涉”绝对化，国际社会是不认为正确的，我国的实践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也越来越难以落实。尤其是在缅甸国内矛盾尖锐地区，例如民地武辖区，中资与此方合作就会得罪彼方，与彼方合作就会损害此方，要想两不得罪乃至两面讨好，已经极其困难。
其实，今天中国战略性投资对缅甸的“内政”固然有影响，而缅甸的矛盾也透过这种经济互动开始对我们的“内政”显示影响了。这些年来，塔玛多攻打果敢导致那里许多中国商民血本无归，而民地武抵抗塔玛多又使一批中资项目施工受阻，乃至瘫痪。两者都使国内的网络舆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吁干预缅甸事态的呼声，而且表面上这些呼声往往都还有类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包装，但是你仔细看，实际上这些呼声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人呼吁支持“我们的兄弟”、“革命的遗民”民地武，打击“西方的走狗”军政府。有人则呼吁支持“抵制西方民主，坚持自己特色”的军政府，打击“受到西方唆使，破坏中国工程”的民地武。似乎缅甸斗争的各方倒是在中国有了他们各自的“代理人”。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可以在这些矛盾中找到逻辑的根据。由于在民地武那里投资的主要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而为军政府所引进的却多是垄断性大型国企，他们的不同倾向性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冲突呢？
“缅甸式专制”的脆弱性
当然，民地武在缅甸，和中小商民在中国，都是相对弱势的。中缅关系的主流走向还是两国的官方（包括两国的官办公司）。在这次密松事件之前，这种官方的合作似乎还处于蜜月期。那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中缅官方在这样的合作中可以说各有短板。通常人们都认为缅甸比中国穷，朋友也少，应该更有求于中方。在国际制裁的背景下也确实如此。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的意识形态色彩，中方要比缅方更强烈。人们都知道军政府独裁，甚至认为比中国还厉害，比如在征地拆迁问题上，一位在中缅两国都有阅历的西方NGO人士说，军政府的征地拆迁要比中国国内的征地拆迁粗暴多了，尤其在民地武活动地区，缅族的塔玛多实际上是把当地非缅族原住民当作潜在的叛乱者，对他们动蛮、强制拆房圈地是毫不客气的，中国的所谓野蛮拆迁都还没这么厉害。
但是人们所忽略的是：首先缅甸毕竟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思想”在这里的影响不会比中国小。其次，缅甸在1948-1962年间实行的也基本是多党制宪政民主，他们对民主并不陌生。虽然那时的体制很不完善，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对“乱糟糟的民主”出现厌倦和呼唤铁腕的情绪，遂使奈温有机会发动政变，以军人独裁的“缅甸社会主义”取代了民主政治。但是奈温可不是俄罗斯的普京，他不但没有给缅甸带来普京式的“铁腕繁荣”，反而正是在“缅甸社会主义”的26年间使这个国家由“东南亚最富”变成了“东南亚最穷”。致使人民怨声载道，对民主时代的怀念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
1988年民主潮流终于冲垮了奈温体制，1990年的大选出现了令人咋舌的一面倒，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民盟竟获得82%的议席，而“政府党”只得到2%，连第三大党都当不上。这样的局面是东欧、韩国等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开局从未见过的。后来军人拒绝交权、镇压民主已经纯为保住既得利益，他们已经改了国号、换了国旗、改了宪法，彻底抛弃了“缅甸社会主义”，甚至把奈温也抓了起来。因此以后的缅甸军政府并没有意识形态，他们理论上从来没有否认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甚至也没有造出什么“缅甸式民主”的说辞。军人手中也没有可用的象征资源。缅甸的国父昂山将军的象征资源无疑在他女儿昂山素季手里，旧体制的象征奈温已经被塔玛多自己判了刑，予以彻底否定，缅甸传统的精神支柱小乘佛教界又和军人极度对立，佛教僧侣是民主派的盟友、“番红花”革命的主力，因此塔玛多也无法利用传统文化来树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独裁的缅甸却很奇怪地没有“个人崇拜”，看不到领袖像，军头们缺少个人魅力，也没有众望所归的“伟大家族”（如果有，大概就是属于民主派的昂山家族），终身制与世袭制都不被认可，每个人独裁几年就要下台。塔玛多在公共场合乐于树立的偶像既不是昂山、奈温那样的世俗政治家，也不是佛陀、活佛等宗教象征，甚至丹瑞等实权人物也有自知之明没有神化自己，他们到处树的只是古代的几个有名的将军——班都拉、雍牙籍之类。但是这些人武功他们也没有。
这一切使得塔玛多政权成为历史上罕见的纯粹以武力维护特权利益的体制，他们拒绝交权的唯一理由就是要“维稳”，说是交权时机未到，交了权就会乱。但这种说法恰恰表明他们自知终究是要交权的。实际上他们不交权，国家也在越来越乱。因此这样的体制一方面经常出现赤裸裸的暴力，显得比谁都独裁，但另一方面这个纯粹以利益来凝聚的独裁又显得十分不稳定。由于利益分配总是不容易摆平，内部斗争从来不断，随时都有人可能因为内部斗争的需要会出来打“民主牌”——无论他是不是真有民主信仰。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资公司的投资，尤其是战略性投资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呢？
在克钦邦的访问使笔者有两个明显感触，一是越是过去与中国密切合作过的克钦人（例如前缅共成员）如今对中国越反感。中国不可信，克钦人应该争取西方支持之类的观点在他们中很盛行。他们中甚至流行着一些匪夷所思的说法，如说中国正在向缅甸军政府提供毒气弹，甚至在帮军政府搞核武器等等。这些说法当然不可信，但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情绪。而在过去从未与我国合作过的人中反而听不到类似的话。
二是，KIO如今正获得克钦人前所未有的认同。克钦人过去曾有多个政治派别，但现在亲军政府的派别正明显地边缘化。例如新民主军（NDAK），自从丁英接受军政府改编为“边防军”后，他本人就离开部队到仰光去当了丹瑞党的议员，几乎在克钦邦政坛上消失，也不再对NDAK成员有影响力。政府军对克钦独立军（KIA）发动进攻后，他于去年岁末回到密支那召集各界克钦人开会，意图是通过他们向KIO喊话，希望KIO接受军政府的条件。结果召集数百人的会只来了30多人，一些人还是专门为了骂丁英而来。一位颇有声望的克钦女士就在会上当面斥责丁英为独裁者当说客：“你如果真为和平，就不要到这里来和我们说这些，发动战争的是丹瑞他们，请你到内比都向他们要和平吧。我已经老了，也活够了，我不会离开密支那，今天来就是请你告诉他们，让他们来抓我好了！”
笔者到密支那时这个会刚开过不久，很多人都提到会上这些情况。丁英的使命可以说彻底失败。新民主军的一位老战士慨叹说：丁英的政治生命到头了，我和他相识40多年，想不到他会走到这一步！他说，改编为“边防军”后的NDAK现在仍驻扎板瓦一带，与KIA毗邻，但是开战半年多，双方仍相安无事。尽管军政府在各单位都安插了缅族军官，但他们控制不了部队。“克钦人不会打克钦人，现在我们不参与，但是塔玛多（缅语tatmadaw，“武装部队”，缅甸人以指军政府）如果再这样欺负人，早晚我们还会跟他们开战。”“是与KIA联手吗？”“当然。现在克钦人就认他们。”
这位老战士说：过去克钦邦发生的战争是局部的，可是这次，KIA的抗击空前猛烈，战事从中国边界的传统冲突区域已经向西蔓延到胡康河谷、孙布拉蚌一带，向南出了克钦邦，蔓延到掸邦北部的南坎、南吞一带。激烈的程度超过缅共时期，许多过去从未发生抵抗的地区也出现了KIA的活动。“我也很奇怪，过去我们（缅共）得到中国全力支持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能打。现在中国支持塔玛多，敌视KIA，KIA反倒越来越厉害了。”“那么谁在支持他们？西方吗？”“西方？且不说没那回事，就是西方支持，怎么支持？现在KIA的地盘是封闭的，三面都是塔玛多，一面是中国，过去我们的武器都是从中国来，现在中国武器只卖给塔玛多，难道中国会给KIA转运西方武器不成？说白了，支持KIA的就是克钦邦的人民，我们克钦人从来没有这么团结！”
的确，这场战争在缅甸几十年内战史上强度罕见，双方都伤亡惨重。克钦军固然打得艰苦，但半年过去，战场的形势似乎对政府军更不利了。克钦方面的种种精彩战报固然有宣传成分，不可尽信，但有趣的是政府军报告的损失却比克钦宣传的还要多。KIA最近宣称累计歼敌已达3000多人，外界多怀疑这个数字有水分，而政府军累计上报的损失人数据说已高达7000多。怎么会有这种“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士气”的怪事？有人揭发说：这是因为缅军中军官侵吞阵亡抚恤金自肥成风，所以他们惯于多报“死魂灵”以便多领抚恤金。这种事真让人听来倒吸凉气，这样的军队尽管人多势众，要打赢战争也是戛戛乎难哉。
因此尽管KIO也有它的问题，但人们对“塔玛多”的强烈反感就是KIO的最大资本。就在政府军严密控制的密支那，也可以感到明显的人心所向。军政府宣布晚6点以后戒严，可是笔者看到晚上9点多街上还是熙熙攘攘。据说这里到处有密探，可是在饭店等公共场所人们谈论对塔玛多的不满仍然相当大胆。
街上的书报摊上KIO的禁书不可能出现，但刊载昂山素季大照片的民主派书报随处可见，十分醒目，这和到处都是的“二水环山”密松图像一样表达着一种情绪。KIO驻密支那的办事处因开战撤走后，原由他们主持的目瑙纵歌会和文化会馆等克钦文化活动和传统仪式也随即完全停摆，不管是军政府禁止这类活动，还是克钦族无人出面给政府当“维持会”撑门面，都表明塔玛多与克钦人之间的格格不入。
其实在克钦邦以外也是如此。在首都，军政府安排的克钦国会代表吴载勇吴也照样抨击密松工程，其实也就是抨击与中资公司合作的军政府。我们在仰光会见的一位克钦族女作家似乎是民主派，她对塔玛多与KIO都有批评，认为两者都是军人行政，都不民主，都破坏环境……她说克钦人民要和平，不是要KIO。我问道：那么塔玛多有可能与KIO言和吗？她说塔玛多就是要消灭KIO，言和也是假的。我问：那么KIO有可能打败塔玛多吗？她说不可能，KIO太弱小了，没有这个能力。我说，其实和平无非只有三种可能，要么双方言和，要么以一方消灭另一方来结束战争，或者是KIO打败塔玛多，或者是塔玛多消灭KIO。既然前两种可能都没有，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如果和平是通过塔玛多消灭KIO来实现的，克钦人民能接受这种和平吗？她说：当然不能接受！我说，那就是说他们还是支持KIO抵抗的，即便这种抵抗无法取胜，和平因而也没法实现？她想了一下，叹道：的确是这样，我们再不满意KIO，也不能接受他们被消灭，哪怕这意味着要和塔玛多打下去。
这就是克钦民族的悲剧啊，如果整个国家不变革，克钦问题是没有出路的。
而克钦问题如果找不到出路，在这个地方投资搞巨型工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你不干涉内政 内政要干涉你
显然，在缅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克钦邦这种地方，中国要进行大规模投资，所谓“不干涉内政”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从二战以来中国其实一直是这里“内政”中的重大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抗战时中国军队为了生死攸关的缅甸通道在缅北浴血奋战，1950年代仰光政府假手“新中国”把“旧中国”赶出争议区，1960-1980年代中国向缅甸“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搞割据，而现在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是极力从这里脱身的。当时中国对缅共停止“输血”，缅共覆灭后又对其蜕变出来的各“民地武”实行八部委制定的所谓“四不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组织上不往来，军事上不支持，经济上不援助），极力撇清关系。而那时中国与缅甸军政府建立的正常关系也没有热到奇特的程度。当时的军政府与“民地武”关系也比较缓和。可以说，那时候中国、缅甸军政府与“民地武”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既非剑拔弩张，又非亲密无间，中国对那里“内政”的影响也降低到历史上最低的程度。假如缅甸的官民能够相安而中资也不需要大举入缅，这种状态也许就持续下去了。
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缅甸独裁的军政府内政越搞越糟，尤其在比较开明的钦钮被清洗后，民族和解与民主进程都大大倒退，缅族内部的官民矛盾与塔玛多和民地武的冲突都重新激化了。
其次，“民地武”过去几十年与中国形成的关系千丝万缕，远不是“四不”所能了断。由于他们与军政府关系仍不正常，为了自立，不能不大力加强与中国的“边贸”以解决财源，开始是沿袭缅共末期的毒品经济，给中国和国际上都造成很大麻烦，后来在各方的压力和帮助下逐渐改邪归正，转而依靠中国的经济繁荣，全面向中国开放和招商引资，通过中国分享“全球化红利”。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民地武的经济也日益“中国化”，中国公司中国钱、中国通信中国话都大行其道。犹如中国的深圳等口岸在中国实现了胜于内地的特殊繁荣一样，各民地武中心城镇也成了缅甸的“小深圳”，取得了与内地封闭的缅族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特殊繁荣。但同时“中国模式”的许多弊病也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各“民地武”这样做，固然一是为了解决自立的财源问题，二是为了替代毒品经济，改善国际形象，但显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三：高度“中国化”、大幅增加与中国的利益相关，也有一旦与塔玛多摊牌时迫使中国介入的深远考虑。尽管进入这里的主要都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中国的特殊体制对于他们的利益受损具有奇特的承受能力，正如果敢事件中所体现的一样。但是经过30年改革，中国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空间已经大为扩展，果敢事件中中国商民受损引起的舆论压力已经不小，如果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中国事实上是很难坚持不介入的。
而更关键的因素是这些年来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热，越来越特殊。平心而论，这种关系既有经济互补（中国需要资源与市场，缅甸需要投资与技术）和国际地缘政治（中国需要印度洋通道，缅甸需要摆脱孤立）的基础，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有些人与塔玛多一样都不喜欢“民主化”，都在抵制所谓“西方的和平演变”，在他们眼里塔玛多几乎已经成为“兄弟党”了）。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不仅使中缅官方关系迅速升温，而且由于这种关系具有战略性，大型、垄断性国企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缅甸军政府之所以极力对中资、特别是对垄断性国企大力开放，也和“民地武”一样有明显的“内政”考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对派打“中国牌”。中国投资在民地武辖区，塔玛多却插进来充当合作方；中国水坝建到哪里，塔玛多的军事“保护”就推进到哪里；中国水坝建在塔玛多控制区，而淹没的库区却是“民地武”的地盘。这都是明摆着让中资企业给塔玛多向民地武叫板充当挡箭牌。更不用说投资即便“互利”，缅甸所谓的利也主要是充实塔玛多腰包使其更能买军火打内战，这能不损害另一方吗？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不干涉内政”即便符合“政治正确”（在我们国内似乎是这样，在国际上是否是这样已经大有疑问，至少把“不干涉”绝对化，国际社会是不认为正确的，我国的实践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也越来越难以落实。尤其是在缅甸国内矛盾尖锐地区，例如民地武辖区，中资与此方合作就会得罪彼方，与彼方合作就会损害此方，要想两不得罪乃至两面讨好，已经极其困难。
其实，今天中国战略性投资对缅甸的“内政”固然有影响，而缅甸的矛盾也透过这种经济互动开始对我们的“内政”显示影响了。这些年来，塔玛多攻打果敢导致那里许多中国商民血本无归，而民地武抵抗塔玛多又使一批中资项目施工受阻，乃至瘫痪。两者都使国内的网络舆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吁干预缅甸事态的呼声，而且表面上这些呼声往往都还有类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包装，但是你仔细看，实际上这些呼声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人呼吁支持“我们的兄弟”、“革命的遗民”民地武，打击“西方的走狗”军政府。有人则呼吁支持“抵制西方民主，坚持自己特色”的军政府，打击“受到西方唆使，破坏中国工程”的民地武。似乎缅甸斗争的各方倒是在中国有了他们各自的“代理人”。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可以在这些矛盾中找到逻辑的根据。由于在民地武那里投资的主要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而为军政府所引进的却多是垄断性大型国企，他们的不同倾向性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冲突呢？
“缅甸式专制”的脆弱性
当然，民地武在缅甸，和中小商民在中国，都是相对弱势的。中缅关系的主流走向还是两国的官方（包括两国的官办公司）。在这次密松事件之前，这种官方的合作似乎还处于蜜月期。那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中缅官方在这样的合作中可以说各有短板。通常人们都认为缅甸比中国穷，朋友也少，应该更有求于中方。在国际制裁的背景下也确实如此。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的意识形态色彩，中方要比缅方更强烈。人们都知道军政府独裁，甚至认为比中国还厉害，比如在征地拆迁问题上，一位在中缅两国都有阅历的西方NGO人士说，军政府的征地拆迁要比中国国内的征地拆迁粗暴多了，尤其在民地武活动地区，缅族的塔玛多实际上是把当地非缅族原住民当作潜在的叛乱者，对他们动蛮、强制拆房圈地是毫不客气的，中国的所谓野蛮拆迁都还没这么厉害。
但是人们所忽略的是：首先缅甸毕竟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思想”在这里的影响不会比中国小。其次，缅甸在1948-1962年间实行的也基本是多党制宪政民主，他们对民主并不陌生。虽然那时的体制很不完善，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对“乱糟糟的民主”出现厌倦和呼唤铁腕的情绪，遂使奈温有机会发动政变，以军人独裁的“缅甸社会主义”取代了民主政治。但是奈温可不是俄罗斯的普京，他不但没有给缅甸带来普京式的“铁腕繁荣”，反而正是在“缅甸社会主义”的26年间使这个国家由“东南亚最富”变成了“东南亚最穷”。致使人民怨声载道，对民主时代的怀念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
1988年民主潮流终于冲垮了奈温体制，1990年的大选出现了令人咋舌的一面倒，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民盟竟获得82%的议席，而“政府党”只得到2%，连第三大党都当不上。这样的局面是东欧、韩国等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开局从未见过的。后来军人拒绝交权、镇压民主已经纯为保住既得利益，他们已经改了国号、换了国旗、改了宪法，彻底抛弃了“缅甸社会主义”，甚至把奈温也抓了起来。因此以后的缅甸军政府并没有意识形态，他们理论上从来没有否认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甚至也没有造出什么“缅甸式民主”的说辞。军人手中也没有可用的象征资源。缅甸的国父昂山将军的象征资源无疑在他女儿昂山素季手里，旧体制的象征奈温已经被塔玛多自己判了刑，予以彻底否定，缅甸传统的精神支柱小乘佛教界又和军人极度对立，佛教僧侣是民主派的盟友、“番红花”革命的主力，因此塔玛多也无法利用传统文化来树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独裁的缅甸却很奇怪地没有“个人崇拜”，看不到领袖像，军头们缺少个人魅力，也没有众望所归的“伟大家族”（如果有，大概就是属于民主派的昂山家族），终身制与世袭制都不被认可，每个人独裁几年就要下台。塔玛多在公共场合乐于树立的偶像既不是昂山、奈温那样的世俗政治家，也不是佛陀、活佛等宗教象征，甚至丹瑞等实权人物也有自知之明没有神化自己，他们到处树的只是古代的几个有名的将军——班都拉、雍牙籍之类。但是这些人武功他们也没有。
这一切使得塔玛多政权成为历史上罕见的纯粹以武力维护特权利益的体制，他们拒绝交权的唯一理由就是要“维稳”，说是交权时机未到，交了权就会乱。但这种说法恰恰表明他们自知终究是要交权的。实际上他们不交权，国家也在越来越乱。因此这样的体制一方面经常出现赤裸裸的暴力，显得比谁都独裁，但另一方面这个纯粹以利益来凝聚的独裁又显得十分不稳定。由于利益分配总是不容易摆平，内部斗争从来不断，随时都有人可能因为内部斗争的需要会出来打“民主牌”——无论他是不是真有民主信仰。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资公司的投资，尤其是战略性投资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呢？
施工现场
克钦反华，中国乐见其被灭。克钦是军阀，缅甸更愿意灭。
中国让缅甸打克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让缅甸拿下果敢。
中国让缅甸打克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让缅甸拿下果敢。
有深度
{:160:}
{:160:}克钦可真有钱。。。。。
studhorse 发表于 2013-1-5 16:27 
施工现场
看看文章作者秦晖滴背景。。
秦晖， 1953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1982年起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教授。1994年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发展部研究员，筹建农民学研究所。199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秦晖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天则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民商》编委，等等。
施工现场
看看文章作者秦晖滴背景。。
秦晖， 1953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1982年起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教授。1994年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发展部研究员，筹建农民学研究所。199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秦晖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天则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民商》编委，等等。
风景这边独好：简评秦晖教授借比较中印经济抹黑新中国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511
编者按：著名教授秦晖先生长期以来以反对共和国特别是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为己任。从他发表的大量言论可以看出，秦先生对毛泽东怀有深深地仇恨。为什么是仇恨，而不是误解呢？因为如果仅仅是误解，那么秦先生就没有必要处心积虑的构造一篇又一篇充满谎言，反抗常识的文章。在秦晖所著的大量抹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中，《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一文算是独辟蹊径，他企图用印度做标尺来丈量百年中国的三个时代，用极其婉转曲折的方式来论证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最坏的时代。如果让秦先生充分表达感情的话，他会说“毛泽东时代是地狱”。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毛泽东时代当然不是所有人的天堂，跟中国之前的所有时代一样，发生过饥荒，跟中国之前之后（至今）所有的时代一样，发生过不公正甚至草菅人命的事件，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把毛泽东时代说的一无是处，甚至以大无畏的勇气，歪曲铁板钉钉的事实，把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反面典型——印度——当做论证毛泽东时代是“地狱”的证据。去过印度的朋友也许直接从感性经验就能得出结论，喜欢看新闻的朋友也能通过现代科技对印度的现状有大致地了解，但许多未出国门，同时又不喜欢看新闻的朋友，却可能受到秦晖之流的欺骗。在这篇文章，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文章中，秦晖非得要把中国普通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一笔勾销，为了反对毛泽东，随意歪曲事实，可以看出这些自我标榜为“站在弱势群体一方”的自由派学者是何等虚伪！所以，我们特意刊载网路上的一篇旧文，对秦晖那篇流毒甚广的文章，此文的批驳有理有据，数据皆有出处，基本上已经将秦晖的反动观点驳倒。顺便让大家看看秦晖这种宣扬自己客观公正的所谓“学者”在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上，是如何地不客观，不公正。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撰文，题为《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769]。文章很长，我注意到了文中提出的两个观点：
―― 观点A：“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
―― 观点B：“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把这两个观点合在一起，自然引伸出秦先生一心想说的观点，这就是
―― 观点C：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搞得不如民国。
这篇文章，从篇幅、数字、用词和手法上看，是下了一番功夫专心致志写成的。文中对新中国尤其对于毛泽东时代怀有深深的敌意。秦先生对于中国是否领先印度本无多大关心，如此浓墨重彩不过是以印度为中介（拐个弯），让读者接受他对于新中国尤其毛泽东时代的扭曲评价，以及他对民不聊生的民国时代的昧心赞扬。
我对观点A即民国时期的中、印比较方面没有兴趣。以下第一节反驳观点C，第二节批驳秦晖的饥荒史观，最后一节反驳观点B。本文所谓反驳，侧重点不在反驳他所使用的数据及数据的可靠性，而是质疑他的手法，并对一些混淆了的史实提出必要的辨正。
一. 教授不会用指标
秦先生从农业、工业和购买力GDP等方面来论述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中印比较。限于篇幅，我们侧重于农业绩效方面，且主要是针对民国时期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秦先生的所谓考察，是立足于拿民国时期最好的年份来跟毛时代的一般年份做对比。比较什么呢？劳动生产率，包括粮食亩产，人均占有粮食，和劳均产粮等指标。不过，秦先生在使用这些指标时是比较随意的，属于东一榔头西一棒那种手法。
秦先生指出，民国时期：1936年的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劳均产粮1725斤，1934-1938年间粮食平均亩产213斤。
秦先生又指出：“1949年以后到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总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在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很差：……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
关于新中国时期的粮食亩产和人均占有粮食的绝对数值，秦先生则未有提及。很清楚，这些数值全都否定他的观点，不提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时代“表现很差”是秦先生的断言，快人快语，斩钉截铁。这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屁股决定脑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秦先生欺骗读者，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意在问鼎其合法性），都使用了哪些招术。
招术之一，时间基准点上做手脚
统计学上对于取样方法的基本原则，是样本须在测度意义上反映出母集团的性质。比方说一个时代作为一个观察时段，那么样本平均就可以一种测度，当然它是最弱的一个测度。秦晖先生为什么选择“1936年前后”这个子时段呢？因为这个子时段代表了民国的最好水平。秦先生拿这个来与毛时代的一般年份做对比，难为他想得出。正如所熟知的，与古代战争不同，近代战争对于农业收成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事实上一个时代，如果兵荒马乱到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就只能说明这是一个特糟糕的时代。母集团是咋样就咋样，来不得半点的遮掩、虚伪和骄傲。但是秦文让我们看到的，恰恰就是遮掩、虚伪和骄傲。民国政府之不能保境安民，战乱频仍造成生灵涂炭，反倒成了秦先生占据年份制高地来炫耀“亮点”的理由，这真是匪夷所思；而新中国拯救民族于倒悬之中，从经济谷底开始艰难的回升，在废墟上站立起来收拾民国政府的烂摊子，倒惹得秦教授万分不高兴，直斥“表现很差”。这位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是如此的仇视新中国仇视毛泽东时代，活脱脱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刻薄和忘恩背义。
秦先生猛拽民国“亮点”年份并回避破烂年份，这是严重违反统计学基本原则的。此外在中印比较方面，于时间基准点的选择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秦先生说：
“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
首先，1952年而非1949年算作起点是否恰当？一般而言，如果是制度比较，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文章谈的是国际比较以及时代比较，而印度于1948年独立此后一年中国也迎来解放，因此取1949年作为比较的起点，对各比较对象来说都公平。
事实上1949-1951年间，新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带来了农业的复苏，农业增长很快，这个发展实绩就可以弃而不谈吗？这不是盘踞于东南、西南或西北的蒋帮余孽们的功劳，而是新中国政府的功劳。从1949年起算，则1949-1981年间，粮食总产的增长就不是1.04倍而是1.87倍，年均增长就不是2.5%而是3.35%（1949-81期 = 3.48%，1949-90 = 3.40%）。将近1%的差值对于农业这样的行业来说，绝不是小数目。印度同期：粮食总产增长不到3%，是低于中国，而非秦晖说的高于中国[770]。
其次，秦晖所谓“年人均粮食产量年增长”，大概是指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年均增长。以1949年为起点，则是由208.9公斤增长到1981年的325公斤，年均递增1.4%，这超过了印度的1%弱，也大大高于秦先生给出的1952年起算的0.55%。
好，最后说一下印度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几乎完全是在外援状况下进行的：“接受的外援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历史之长及形式之多，在第三世界各国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外援主要是由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苏联等13国提供”[771]。然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则差不多全靠自力更生来完成。在后面我们还将提供有关中、印两国农业方面的比较数据，所有的数据都充分说明，毛时代的农业比较优势远高于印度，至于秦晖赞不绝口的那个民国，是提也不要提的。总之，秦先生是在胡说，是在克斤扣两，不然，他何以证明共产党的“表现很差”呢？
招术之二，无视边际条件
秦先生认为“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方面”。正确。秦先生把劳动生产率规定为人均占有粮食（指标准粮，下同）和劳均产粮，也可以。严格说来，这两个在一定条件下并非独立指标。通常，耕地总面积是一定的，劳动力结构也很少大变动，这样一来人均占有粮食与劳均产粮呈现正比例关系，于是下面讨论劳均产粮一个就可以了。
劳均产粮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约束，即农业边际效益的递减规则的约束和劳动力人口数量的约束。这两个约束条件，如果换个场合，比方事谈论“三农问题”、种田没效益或人口问题之类，秦先生肯定大提而特提。在这里秦先生却闭口不谈了，何故？因为这两个约束在民国时期并不突出，而到了新中国时期则凸显了出来严重了起来。所以，提这些必然会冲淡秦先生刻意贬低新中国尤其毛时代的本意，他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努力变成徒劳。
所谓边际效益可理解为生产潜力，与劳动力多少无关。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则指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生的饱和现象，数学上可以用分段对数曲线来描述。毋须赘言，新中国的农业与民国不同，是严重受到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则和人口激增因素的制约的，短短几年或十数年间，让劳均产粮指标腾蛟起凤谈何容易！
秦先生不是说了“放眼量”吗？其实他的眼量充其量也就放到上世纪民国30年代，这即他所谓的“长时段”。何不再放长些，比方说放到2000千年之外？根据吴慧[772]的研究，我国在战国中晚期每个劳力的产粮就已经达到了3318斤，唐代是历史最高水平，劳均产粮4524斤（估计这就是“小生产”的极限或边界）；唐代以降劳均产粮不断下降：明代4027斤，清代2262斤；而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1150斤的水平，仅为历史最高水平的1/4！记得秦先生曾经手舞足蹈地提起他的民国1936年，劳均产粮达到1725斤，好好厉害哟。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尽管比起历史数据来显得非常之低，至少比起新中国成立那年即1949年还是高出不少嘛。秦先生没有提到1949年劳均产粮只有1150斤，因为这会使他觉得挺挺难情的。
大历史地看，由于人口的膨胀，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由盛唐时期的17.8亩下降到1949年只剩下2.7亩，下降达7倍之多。同时劳均产粮伴指标也随着人口增长并遵循着边际效益递减规则，一路下跌。1949年更是跌到了谷底。接下来的，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下降宣告结束，上升开始了。
可见，拿劳均产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毋宁说明的，实质是一个人口问题加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否则岂不等于说中国的农民越来越不会种田？――你看，搞了那么多年却越搞越少，搞到1949年竟只剩下最高水平的1/4了。
也可以这样来反证，改革开放的年代劳均产粮如何。就说秦文发表的上一年，2004年，该年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15-64岁）约5亿，粮食总产9.39亿斤，算出劳均产粮1,878斤。大家还记得被秦先生斥之“表现太差”的1975年吧，劳均产粮是1931.5斤。显然1975年高于2004年，那么按秦先生所说劳均产粮“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是否意味着改革开放搞糟了，倒退到30年前不如了，表现“太太差”了？再看2003年，劳 = 5.6亿，粮 = 8.61亿斤，劳均产粮 = 1538斤：倒退到了民国1936年的水平1725斤之下！秦先生是否要说，改革开放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太太太差”了呢？可见秦先生是在弄巧成拙。
秦先生这是在公然抹黑改革开放，同时也等于认可，新中国粮食生产的最高成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不是吗？如不是秦先生又当如何自圆其说呢？但是可爱的秦先生却不管这些，他坚持说：“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
在人口总量方面：民国30几年间增加很少，还不到1亿；而新中国前30年就增加了4.5亿，是民国净增人口的4-5倍（农村可能超出，毕竟大量的净增人口出生在农村）。在人均寿命方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人文指标，民国仅35岁；而新中国把它提高了近一倍，达到68岁，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人口剧增加上寿命延长导致的老龄化，消极的一面是使得新增产的粮食随即被吞食干净，造成1962年以前中国无粮食储备。人口基数是计算所有人均指标的分母，这个分母民国时期既小且少变动，而在新中国时期则既大且增长迅速，加上边际递减，使得用劳均产粮这个指标来进行比较失去意义。
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已不再依靠以劳动力为单位的指标，而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反映在单位产量上。所以，毛泽东才始终提出关键在提高单产，提出发展纲要和农业八字宪法，提出中国农业必须经由农业集体化、到水利化、机械化和电力化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中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奋斗30年，取得的农业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总体水平获得举世公认。然而某些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如秦晖先生就是看不顺眼，就是要污蔑，否则，他何以证明共产党的“表现很差”呢？
招术之三，对不利数据秘而不宣
能够正确反映粮食生产绩效的指标不是劳均产粮，而是粮食亩产，是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与人口增加的速度之间的比例。
秦先生给出了民国1934-1938年间粮食亩产213斤的数字，但对新中国的相应数字却秘而不宣。宣一宣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我们来看中国的粮食亩产：在战国中晚期就已达到216斤，唐时334斤；清代中叶367斤，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300年间，一路下跌，到1949年前后到达了谷底，216斤，这是战国中晚期的水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崭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粮食亩产止跌回升，一路上扬：1978年提高到500斤，近10年来则稳定在700-900斤间，升幅之快，为民国时期以及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望尘莫及。
至于秦先生忒钟情的那个民国1936年亩产213斤是多还是少？放到大历史语境一看便知，提也不待提得。然而秦先生就是神气活现，就是沾沾自喜。显见又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粮食增速与人口增速方面：1978年相对于1949年，粮食总产量由1.1312亿吨增加到3.0477亿吨，增长169%，同期总人口增长78%，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1.17倍，从而保证了人民由极度贫困逐步地走向温饱。民国时期，分作1912-1936和1937-1949两个子段：前段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后段相反，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据学者估计，民国时期由于粮食短缺，曾经有超过2亿的民众被饥荒和瘟累夺去了生命。
新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基础建设，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建设（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村水利灌溉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土壤改良、优良品种培育、机械化和电力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逐步建立等。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之显著，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773]
表 1.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774]
年份 农机总动力 机耕面积 灌溉面积 化肥用量 农村用电量
（万马力） （万顷） （万顷） （万吨） （亿度）
1952 25 13.6 1995.9 7.8 0.5
1978 15975 4067.0 4496.5 884.0 253.1
[774] 同上
中国的农业也为推进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工业现代化发积累了大量资金，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在同期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业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的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农业劳动力人均奉献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中国农业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走向现代化（水利化，机械化，电力化）。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后来被中断，但其成果为改革开放所利用，至今仍在发挥着明显的经济效益。经过毛时代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
表 2.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775]
中国 印度 巴西 日本 美国 法国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 45.2 23.8 3.4 75.7 10.9 6.3
每公顷化肥用量（公斤） 127 31.68 372 112 301
每公顷用电量（千瓦时） 323 247.1 199 83
每公顷拖拉机（台） 26.4 2.6 6.2 255.3 5.4 87.3
每公顷联合收割机（台） 0.27 0.003 0.6 205.8 3.6 8.3
[775] 同上
二. 历史学家不懂饥荒历史
在秦晖眼里，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的民国简直是天堂，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却成了地狱。秦晖堂而皇之讲起什么“人道”，他说：“在农业方面，甚至不仅关乎农业而且实际上涉及基本人道的方面，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之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阿马蒂亚·森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事实：改革前中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大饥荒，而历史上饥荒比中国更频繁的印度，独立后尽管农业产量仍然低于中国，却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
另一位右派文人名叫党国英党专家的如出一辙。这位连印度独立的年份都搞不清楚的“专家”却在印度问题的国际场合发表公开讲演[776]，称：“我们在1949年以后，有两、三年的历史难以见人”， 而印度“独立之后没有发生饥荒。这个情况让人非常感动……使我很尊敬印度人民。”
印度果真在独立之后就“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吗？事实是[777]，印度在上世纪40年代末独立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在1965-66年和1972年曾（至少）发生过两次大饥荒[778][779]。虽然国际援助不断，虽然印度有相对健全和普及的农协，但研究饥荒史的著名学者阿马蒂亚·森（就是秦晖提到的那位）仍指出[780]：“印度每八年因为营养不良或其他与贫困相关的疾病而导致的高人口死亡率所造成的死亡人口，与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所死亡的人口数目相当。”在最近，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万名儿童。这一年印度有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秦教授党专家给人们的感觉，资深印度专家似的，却对这些“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 的饥荒现象（秦晖语）一无所知。一个历史学教授对于近、当代的饥荒史无知到这种程度，让人难以置信。这不是欺骗公众又是什么？秦党二人这种胡编乱造和肉麻吹捧的双簧堪称绝配。这种自轻自贱，极不负责任的发情，让人再次领教了中国文人秦教授党专家们的悲哀。
中国自1962年起告别饥荒，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与印度至今仍在频发饥荒形成鲜明的对照，且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穷国、发展中国家、农业底子极薄的国家或是人口大国，是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抗灾能力来告别饥荒，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给予世界的典范意义。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年代，尤其在民国，大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1940年代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曾说过，在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人均寿命才35岁。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短短30年间人均寿命就提高了30多岁，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新中国的经济在短短50年间跨越了发达国家200年达到的水平，这同样显示出了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
毋须讳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确实发生过饥荒，这完全是旧式农业的惯性使然，是旧中国动辄发生数百万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的惯性使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相反，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上，这，很见得了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相互关联和藕断丝连着的。印度独立至今近60年了，还在饥荒不断，何况中国人口更多，在近代史上更是被称做“饥荒之邦”[781]的国度。在这个有着悠久和频发的大饥荒历史的国家，谁有这个本事，能在新政权刚刚诞生就将饥荒一脚滚开，使之嘎然而止呢？没有这样本事的人。历史有其惯性，农业生产条件和抗灾能力需积以时日、逐步地得到提高。令人感佩和感到不解的是，尽管各种势力在拼命炒作，上世纪5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不仅丝毫没有动摇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反而使之强化；并且，在当时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似乎从未听说出现过任何类似于史上伴随大饥荒常常出现的那些激烈反应(例如暴动，匪患，瘟疫等) 。这些真实的感受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去相信秦晖们的危言耸听。那些危言耸听，不过是些恶意的夸大和攻击罢了，人性往往有夸大悲剧的倾向，更何况是从执政党的敌对势力或民国的余孽那里发出来的呢。秦文其它部分也是捉襟见肘，不忍再批下去了。下面说一说中印比较问题。
三. 中国和印度：人类发展指数的比较
秦先生怒斥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表现很差”。真的很差吗？当然不是，秦先生完全是在颠倒黑白。
秦文中没有提到“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时下频繁提起的指标。当然了，秦先生不选HDI，不知道或是手头缺乏数据，这些都是他的自由。我们引入HDI，也只是加入一个参照系，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能说明问题的参照系。HDI集人均期望寿命、成人识字率和综合毛入学率以及人均GDP等宏观指标于一体，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加福利”的指标，它比其它任何指标更能反映出实体（国家或地域）的人文经济发展概貌。HDI取值0、1之间：按联合国的指定，HDI高于0.80为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在0.50-0.79之间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0则为低等人类发展水平。
以下内容摘译自Meghnad Desai的论文《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782]：
Nicholas Crafts估算了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1973年和1992年的HDI。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DR]）里可以找到1960年之后若干趋势年份的数据，综合起来有下面这张表格：
表 3. 中、印人类发展指数：1950-2000
年份 1950 1960 1973 1980a 1980b 1992 2000
中国 0.163 0.248 0.407 0.475 0.554 0.594 0.726
印度 0.160 0.206 0.289 0.296 0.434 0.439 0.577
来源：1950,1973, 1992来自Crafts(1997)；1960, 1980a来自HDR 1997，1980b和2000来自HDR 2002
我们看到了什么？1950年，中印两国的起点大致等同。到了1973年，中国已迅速把印度甩在了后面。整整50年中，虽然HDI各数值不一定有严格的可比性，但可以看出：中国的HDI增长了4.5倍，而印度的HDI只增加了3.5倍。观察1950、1980b和2000这几个年度，我们看到中国的HDI在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进步非常快，1980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3.5倍；但是后20年只增长了1/3强。印度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2.7倍，此后20年的发展与中国相同，即增长1/3。一些学者在探究为何中国HDI在后20年上升减缓的原因，指出或许这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方面的退步有关[ Dreze和Sen (1984)]。不过需要看到，一个国家在HDI上升到接近1时，每前进一步都将是困难的。总之，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数字，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比印度做得好，是无庸置疑的。
去年12月1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撰写的主题为“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完成并在北京正式发布。根据这一报告，1950年中国HDI为0.159，与Crafts的结果相同，属极低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为0.557，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给出的数值0.554相同，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2003年达到0.755，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0.694和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0.718要高，但仍处于0.79之下，属中等人类发展水平。[783]也就是说：
1. 秦先生所竭力吹捧的民国是一个极低人类发展水平；
2. 秦先生所竭力攻击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1970年代步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HDI提升为1949年的3.5倍，速度之快令人侧目；
3. 改革开放新中国继续进步： 20多年来的HDI增长了1/3强，仍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海外学者在探究上升减缓的原因，一些人认为在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退步；
4. 印度步入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但1950年至今中国在所有时段(尤其在毛泽东时代) 上的人类发展水平都强过印度，则是无庸置疑的。
根据上述，秦晖教授的观点B和观点C都是不值一驳的。看看秦先生怎么说：
“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读到这里，您是大可怀疑改革前的中国是否领先于印度呢、还是大可怀疑秦晖教授的水平？
鈴蘭臺 200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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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 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42689&typeid=17
[770] AllRefer.com, “India, Argriculture” http://reference.allrefer.com/country-guide-study/india/india129.html
[771] 印度农业机械化政策，2005年3月18日 http://www.sysagri.gov.cn/lhagri/list.asp?news_id=1553
[772]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
[773] 董金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现实启示——兼驳茅于轼研究员的观点 http://economy.guoxue.com/print.php/7240
[776] 6
[777] Lantai《“难以启齿”与“难以见人” ―― 简评党国英专家日前的海南演讲》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36584&typeid=17
[778] 日本经济企画厅《1973年年次世界経済報告》中写道：“65～66年の印度の大飢饉の際，65/66年の1年間に小麦のみで約7百万トンをアメリカはインドに輸出した。” 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3/wp-we73-00302.html
[779] 《歴史に刻まれた日本とインドの絆》中写道：“昭和四十年から四十一年にかけて、印度では大飢饉におそわれ、おおくの国民が食糧難で困っていた。” www.nipponkaigi.org/Indian%20Booklet2.htm
[780] Jean Dreze &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ic Action 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22713
[781] 1920年代初到中国救灾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1926年著书《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
[782] MEGHNAD DESAI 《印度和中国 : 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 IMF印度/中国讨论年会论文，德里，2003年11月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511
编者按：著名教授秦晖先生长期以来以反对共和国特别是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为己任。从他发表的大量言论可以看出，秦先生对毛泽东怀有深深地仇恨。为什么是仇恨，而不是误解呢？因为如果仅仅是误解，那么秦先生就没有必要处心积虑的构造一篇又一篇充满谎言，反抗常识的文章。在秦晖所著的大量抹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中，《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一文算是独辟蹊径，他企图用印度做标尺来丈量百年中国的三个时代，用极其婉转曲折的方式来论证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最坏的时代。如果让秦先生充分表达感情的话，他会说“毛泽东时代是地狱”。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毛泽东时代当然不是所有人的天堂，跟中国之前的所有时代一样，发生过饥荒，跟中国之前之后（至今）所有的时代一样，发生过不公正甚至草菅人命的事件，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把毛泽东时代说的一无是处，甚至以大无畏的勇气，歪曲铁板钉钉的事实，把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反面典型——印度——当做论证毛泽东时代是“地狱”的证据。去过印度的朋友也许直接从感性经验就能得出结论，喜欢看新闻的朋友也能通过现代科技对印度的现状有大致地了解，但许多未出国门，同时又不喜欢看新闻的朋友，却可能受到秦晖之流的欺骗。在这篇文章，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文章中，秦晖非得要把中国普通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一笔勾销，为了反对毛泽东，随意歪曲事实，可以看出这些自我标榜为“站在弱势群体一方”的自由派学者是何等虚伪！所以，我们特意刊载网路上的一篇旧文，对秦晖那篇流毒甚广的文章，此文的批驳有理有据，数据皆有出处，基本上已经将秦晖的反动观点驳倒。顺便让大家看看秦晖这种宣扬自己客观公正的所谓“学者”在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上，是如何地不客观，不公正。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撰文，题为《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769]。文章很长，我注意到了文中提出的两个观点：
―― 观点A：“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
―― 观点B：“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把这两个观点合在一起，自然引伸出秦先生一心想说的观点，这就是
―― 观点C：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搞得不如民国。
这篇文章，从篇幅、数字、用词和手法上看，是下了一番功夫专心致志写成的。文中对新中国尤其对于毛泽东时代怀有深深的敌意。秦先生对于中国是否领先印度本无多大关心，如此浓墨重彩不过是以印度为中介（拐个弯），让读者接受他对于新中国尤其毛泽东时代的扭曲评价，以及他对民不聊生的民国时代的昧心赞扬。
我对观点A即民国时期的中、印比较方面没有兴趣。以下第一节反驳观点C，第二节批驳秦晖的饥荒史观，最后一节反驳观点B。本文所谓反驳，侧重点不在反驳他所使用的数据及数据的可靠性，而是质疑他的手法，并对一些混淆了的史实提出必要的辨正。
一. 教授不会用指标
秦先生从农业、工业和购买力GDP等方面来论述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中印比较。限于篇幅，我们侧重于农业绩效方面，且主要是针对民国时期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秦先生的所谓考察，是立足于拿民国时期最好的年份来跟毛时代的一般年份做对比。比较什么呢？劳动生产率，包括粮食亩产，人均占有粮食，和劳均产粮等指标。不过，秦先生在使用这些指标时是比较随意的，属于东一榔头西一棒那种手法。
秦先生指出，民国时期：1936年的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劳均产粮1725斤，1934-1938年间粮食平均亩产213斤。
秦先生又指出：“1949年以后到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总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在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很差：……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
关于新中国时期的粮食亩产和人均占有粮食的绝对数值，秦先生则未有提及。很清楚，这些数值全都否定他的观点，不提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时代“表现很差”是秦先生的断言，快人快语，斩钉截铁。这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屁股决定脑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秦先生欺骗读者，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意在问鼎其合法性），都使用了哪些招术。
招术之一，时间基准点上做手脚
统计学上对于取样方法的基本原则，是样本须在测度意义上反映出母集团的性质。比方说一个时代作为一个观察时段，那么样本平均就可以一种测度，当然它是最弱的一个测度。秦晖先生为什么选择“1936年前后”这个子时段呢？因为这个子时段代表了民国的最好水平。秦先生拿这个来与毛时代的一般年份做对比，难为他想得出。正如所熟知的，与古代战争不同，近代战争对于农业收成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事实上一个时代，如果兵荒马乱到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就只能说明这是一个特糟糕的时代。母集团是咋样就咋样，来不得半点的遮掩、虚伪和骄傲。但是秦文让我们看到的，恰恰就是遮掩、虚伪和骄傲。民国政府之不能保境安民，战乱频仍造成生灵涂炭，反倒成了秦先生占据年份制高地来炫耀“亮点”的理由，这真是匪夷所思；而新中国拯救民族于倒悬之中，从经济谷底开始艰难的回升，在废墟上站立起来收拾民国政府的烂摊子，倒惹得秦教授万分不高兴，直斥“表现很差”。这位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是如此的仇视新中国仇视毛泽东时代，活脱脱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刻薄和忘恩背义。
秦先生猛拽民国“亮点”年份并回避破烂年份，这是严重违反统计学基本原则的。此外在中印比较方面，于时间基准点的选择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秦先生说：
“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
首先，1952年而非1949年算作起点是否恰当？一般而言，如果是制度比较，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文章谈的是国际比较以及时代比较，而印度于1948年独立此后一年中国也迎来解放，因此取1949年作为比较的起点，对各比较对象来说都公平。
事实上1949-1951年间，新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带来了农业的复苏，农业增长很快，这个发展实绩就可以弃而不谈吗？这不是盘踞于东南、西南或西北的蒋帮余孽们的功劳，而是新中国政府的功劳。从1949年起算，则1949-1981年间，粮食总产的增长就不是1.04倍而是1.87倍，年均增长就不是2.5%而是3.35%（1949-81期 = 3.48%，1949-90 = 3.40%）。将近1%的差值对于农业这样的行业来说，绝不是小数目。印度同期：粮食总产增长不到3%，是低于中国，而非秦晖说的高于中国[770]。
其次，秦晖所谓“年人均粮食产量年增长”，大概是指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年均增长。以1949年为起点，则是由208.9公斤增长到1981年的325公斤，年均递增1.4%，这超过了印度的1%弱，也大大高于秦先生给出的1952年起算的0.55%。
好，最后说一下印度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几乎完全是在外援状况下进行的：“接受的外援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历史之长及形式之多，在第三世界各国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外援主要是由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苏联等13国提供”[771]。然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则差不多全靠自力更生来完成。在后面我们还将提供有关中、印两国农业方面的比较数据，所有的数据都充分说明，毛时代的农业比较优势远高于印度，至于秦晖赞不绝口的那个民国，是提也不要提的。总之，秦先生是在胡说，是在克斤扣两，不然，他何以证明共产党的“表现很差”呢？
招术之二，无视边际条件
秦先生认为“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方面”。正确。秦先生把劳动生产率规定为人均占有粮食（指标准粮，下同）和劳均产粮，也可以。严格说来，这两个在一定条件下并非独立指标。通常，耕地总面积是一定的，劳动力结构也很少大变动，这样一来人均占有粮食与劳均产粮呈现正比例关系，于是下面讨论劳均产粮一个就可以了。
劳均产粮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约束，即农业边际效益的递减规则的约束和劳动力人口数量的约束。这两个约束条件，如果换个场合，比方事谈论“三农问题”、种田没效益或人口问题之类，秦先生肯定大提而特提。在这里秦先生却闭口不谈了，何故？因为这两个约束在民国时期并不突出，而到了新中国时期则凸显了出来严重了起来。所以，提这些必然会冲淡秦先生刻意贬低新中国尤其毛时代的本意，他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努力变成徒劳。
所谓边际效益可理解为生产潜力，与劳动力多少无关。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则指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生的饱和现象，数学上可以用分段对数曲线来描述。毋须赘言，新中国的农业与民国不同，是严重受到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则和人口激增因素的制约的，短短几年或十数年间，让劳均产粮指标腾蛟起凤谈何容易！
秦先生不是说了“放眼量”吗？其实他的眼量充其量也就放到上世纪民国30年代，这即他所谓的“长时段”。何不再放长些，比方说放到2000千年之外？根据吴慧[772]的研究，我国在战国中晚期每个劳力的产粮就已经达到了3318斤，唐代是历史最高水平，劳均产粮4524斤（估计这就是“小生产”的极限或边界）；唐代以降劳均产粮不断下降：明代4027斤，清代2262斤；而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1150斤的水平，仅为历史最高水平的1/4！记得秦先生曾经手舞足蹈地提起他的民国1936年，劳均产粮达到1725斤，好好厉害哟。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尽管比起历史数据来显得非常之低，至少比起新中国成立那年即1949年还是高出不少嘛。秦先生没有提到1949年劳均产粮只有1150斤，因为这会使他觉得挺挺难情的。
大历史地看，由于人口的膨胀，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由盛唐时期的17.8亩下降到1949年只剩下2.7亩，下降达7倍之多。同时劳均产粮伴指标也随着人口增长并遵循着边际效益递减规则，一路下跌。1949年更是跌到了谷底。接下来的，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下降宣告结束，上升开始了。
可见，拿劳均产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毋宁说明的，实质是一个人口问题加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否则岂不等于说中国的农民越来越不会种田？――你看，搞了那么多年却越搞越少，搞到1949年竟只剩下最高水平的1/4了。
也可以这样来反证，改革开放的年代劳均产粮如何。就说秦文发表的上一年，2004年，该年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15-64岁）约5亿，粮食总产9.39亿斤，算出劳均产粮1,878斤。大家还记得被秦先生斥之“表现太差”的1975年吧，劳均产粮是1931.5斤。显然1975年高于2004年，那么按秦先生所说劳均产粮“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是否意味着改革开放搞糟了，倒退到30年前不如了，表现“太太差”了？再看2003年，劳 = 5.6亿，粮 = 8.61亿斤，劳均产粮 = 1538斤：倒退到了民国1936年的水平1725斤之下！秦先生是否要说，改革开放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太太太差”了呢？可见秦先生是在弄巧成拙。
秦先生这是在公然抹黑改革开放，同时也等于认可，新中国粮食生产的最高成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不是吗？如不是秦先生又当如何自圆其说呢？但是可爱的秦先生却不管这些，他坚持说：“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
在人口总量方面：民国30几年间增加很少，还不到1亿；而新中国前30年就增加了4.5亿，是民国净增人口的4-5倍（农村可能超出，毕竟大量的净增人口出生在农村）。在人均寿命方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人文指标，民国仅35岁；而新中国把它提高了近一倍，达到68岁，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人口剧增加上寿命延长导致的老龄化，消极的一面是使得新增产的粮食随即被吞食干净，造成1962年以前中国无粮食储备。人口基数是计算所有人均指标的分母，这个分母民国时期既小且少变动，而在新中国时期则既大且增长迅速，加上边际递减，使得用劳均产粮这个指标来进行比较失去意义。
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已不再依靠以劳动力为单位的指标，而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反映在单位产量上。所以，毛泽东才始终提出关键在提高单产，提出发展纲要和农业八字宪法，提出中国农业必须经由农业集体化、到水利化、机械化和电力化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中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奋斗30年，取得的农业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总体水平获得举世公认。然而某些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如秦晖先生就是看不顺眼，就是要污蔑，否则，他何以证明共产党的“表现很差”呢？
招术之三，对不利数据秘而不宣
能够正确反映粮食生产绩效的指标不是劳均产粮，而是粮食亩产，是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与人口增加的速度之间的比例。
秦先生给出了民国1934-1938年间粮食亩产213斤的数字，但对新中国的相应数字却秘而不宣。宣一宣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我们来看中国的粮食亩产：在战国中晚期就已达到216斤，唐时334斤；清代中叶367斤，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300年间，一路下跌，到1949年前后到达了谷底，216斤，这是战国中晚期的水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崭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粮食亩产止跌回升，一路上扬：1978年提高到500斤，近10年来则稳定在700-900斤间，升幅之快，为民国时期以及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望尘莫及。
至于秦先生忒钟情的那个民国1936年亩产213斤是多还是少？放到大历史语境一看便知，提也不待提得。然而秦先生就是神气活现，就是沾沾自喜。显见又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粮食增速与人口增速方面：1978年相对于1949年，粮食总产量由1.1312亿吨增加到3.0477亿吨，增长169%，同期总人口增长78%，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1.17倍，从而保证了人民由极度贫困逐步地走向温饱。民国时期，分作1912-1936和1937-1949两个子段：前段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后段相反，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据学者估计，民国时期由于粮食短缺，曾经有超过2亿的民众被饥荒和瘟累夺去了生命。
新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基础建设，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建设（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村水利灌溉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土壤改良、优良品种培育、机械化和电力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逐步建立等。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之显著，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773]
表 1.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774]
年份 农机总动力 机耕面积 灌溉面积 化肥用量 农村用电量
（万马力） （万顷） （万顷） （万吨） （亿度）
1952 25 13.6 1995.9 7.8 0.5
1978 15975 4067.0 4496.5 884.0 253.1
[774] 同上
中国的农业也为推进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工业现代化发积累了大量资金，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在同期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业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的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农业劳动力人均奉献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中国农业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走向现代化（水利化，机械化，电力化）。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后来被中断，但其成果为改革开放所利用，至今仍在发挥着明显的经济效益。经过毛时代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
表 2.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775]
中国 印度 巴西 日本 美国 法国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 45.2 23.8 3.4 75.7 10.9 6.3
每公顷化肥用量（公斤） 127 31.68 372 112 301
每公顷用电量（千瓦时） 323 247.1 199 83
每公顷拖拉机（台） 26.4 2.6 6.2 255.3 5.4 87.3
每公顷联合收割机（台） 0.27 0.003 0.6 205.8 3.6 8.3
[775] 同上
二. 历史学家不懂饥荒历史
在秦晖眼里，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的民国简直是天堂，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却成了地狱。秦晖堂而皇之讲起什么“人道”，他说：“在农业方面，甚至不仅关乎农业而且实际上涉及基本人道的方面，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之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阿马蒂亚·森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事实：改革前中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大饥荒，而历史上饥荒比中国更频繁的印度，独立后尽管农业产量仍然低于中国，却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
另一位右派文人名叫党国英党专家的如出一辙。这位连印度独立的年份都搞不清楚的“专家”却在印度问题的国际场合发表公开讲演[776]，称：“我们在1949年以后，有两、三年的历史难以见人”， 而印度“独立之后没有发生饥荒。这个情况让人非常感动……使我很尊敬印度人民。”
印度果真在独立之后就“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吗？事实是[777]，印度在上世纪40年代末独立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在1965-66年和1972年曾（至少）发生过两次大饥荒[778][779]。虽然国际援助不断，虽然印度有相对健全和普及的农协，但研究饥荒史的著名学者阿马蒂亚·森（就是秦晖提到的那位）仍指出[780]：“印度每八年因为营养不良或其他与贫困相关的疾病而导致的高人口死亡率所造成的死亡人口，与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所死亡的人口数目相当。”在最近，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万名儿童。这一年印度有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秦教授党专家给人们的感觉，资深印度专家似的，却对这些“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 的饥荒现象（秦晖语）一无所知。一个历史学教授对于近、当代的饥荒史无知到这种程度，让人难以置信。这不是欺骗公众又是什么？秦党二人这种胡编乱造和肉麻吹捧的双簧堪称绝配。这种自轻自贱，极不负责任的发情，让人再次领教了中国文人秦教授党专家们的悲哀。
中国自1962年起告别饥荒，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与印度至今仍在频发饥荒形成鲜明的对照，且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穷国、发展中国家、农业底子极薄的国家或是人口大国，是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抗灾能力来告别饥荒，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给予世界的典范意义。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年代，尤其在民国，大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1940年代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曾说过，在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人均寿命才35岁。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短短30年间人均寿命就提高了30多岁，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新中国的经济在短短50年间跨越了发达国家200年达到的水平，这同样显示出了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
毋须讳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确实发生过饥荒，这完全是旧式农业的惯性使然，是旧中国动辄发生数百万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的惯性使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相反，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上，这，很见得了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相互关联和藕断丝连着的。印度独立至今近60年了，还在饥荒不断，何况中国人口更多，在近代史上更是被称做“饥荒之邦”[781]的国度。在这个有着悠久和频发的大饥荒历史的国家，谁有这个本事，能在新政权刚刚诞生就将饥荒一脚滚开，使之嘎然而止呢？没有这样本事的人。历史有其惯性，农业生产条件和抗灾能力需积以时日、逐步地得到提高。令人感佩和感到不解的是，尽管各种势力在拼命炒作，上世纪5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不仅丝毫没有动摇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反而使之强化；并且，在当时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似乎从未听说出现过任何类似于史上伴随大饥荒常常出现的那些激烈反应(例如暴动，匪患，瘟疫等) 。这些真实的感受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去相信秦晖们的危言耸听。那些危言耸听，不过是些恶意的夸大和攻击罢了，人性往往有夸大悲剧的倾向，更何况是从执政党的敌对势力或民国的余孽那里发出来的呢。秦文其它部分也是捉襟见肘，不忍再批下去了。下面说一说中印比较问题。
三. 中国和印度：人类发展指数的比较
秦先生怒斥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表现很差”。真的很差吗？当然不是，秦先生完全是在颠倒黑白。
秦文中没有提到“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时下频繁提起的指标。当然了，秦先生不选HDI，不知道或是手头缺乏数据，这些都是他的自由。我们引入HDI，也只是加入一个参照系，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能说明问题的参照系。HDI集人均期望寿命、成人识字率和综合毛入学率以及人均GDP等宏观指标于一体，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加福利”的指标，它比其它任何指标更能反映出实体（国家或地域）的人文经济发展概貌。HDI取值0、1之间：按联合国的指定，HDI高于0.80为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在0.50-0.79之间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0则为低等人类发展水平。
以下内容摘译自Meghnad Desai的论文《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782]：
Nicholas Crafts估算了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1973年和1992年的HDI。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DR]）里可以找到1960年之后若干趋势年份的数据，综合起来有下面这张表格：
表 3. 中、印人类发展指数：1950-2000
年份 1950 1960 1973 1980a 1980b 1992 2000
中国 0.163 0.248 0.407 0.475 0.554 0.594 0.726
印度 0.160 0.206 0.289 0.296 0.434 0.439 0.577
来源：1950,1973, 1992来自Crafts(1997)；1960, 1980a来自HDR 1997，1980b和2000来自HDR 2002
我们看到了什么？1950年，中印两国的起点大致等同。到了1973年，中国已迅速把印度甩在了后面。整整50年中，虽然HDI各数值不一定有严格的可比性，但可以看出：中国的HDI增长了4.5倍，而印度的HDI只增加了3.5倍。观察1950、1980b和2000这几个年度，我们看到中国的HDI在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进步非常快，1980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3.5倍；但是后20年只增长了1/3强。印度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2.7倍，此后20年的发展与中国相同，即增长1/3。一些学者在探究为何中国HDI在后20年上升减缓的原因，指出或许这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方面的退步有关[ Dreze和Sen (1984)]。不过需要看到，一个国家在HDI上升到接近1时，每前进一步都将是困难的。总之，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数字，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比印度做得好，是无庸置疑的。
去年12月1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撰写的主题为“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完成并在北京正式发布。根据这一报告，1950年中国HDI为0.159，与Crafts的结果相同，属极低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为0.557，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给出的数值0.554相同，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2003年达到0.755，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0.694和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0.718要高，但仍处于0.79之下，属中等人类发展水平。[783]也就是说：
1. 秦先生所竭力吹捧的民国是一个极低人类发展水平；
2. 秦先生所竭力攻击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1970年代步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HDI提升为1949年的3.5倍，速度之快令人侧目；
3. 改革开放新中国继续进步： 20多年来的HDI增长了1/3强，仍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海外学者在探究上升减缓的原因，一些人认为在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退步；
4. 印度步入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但1950年至今中国在所有时段(尤其在毛泽东时代) 上的人类发展水平都强过印度，则是无庸置疑的。
根据上述，秦晖教授的观点B和观点C都是不值一驳的。看看秦先生怎么说：
“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读到这里，您是大可怀疑改革前的中国是否领先于印度呢、还是大可怀疑秦晖教授的水平？
鈴蘭臺 200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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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 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42689&typeid=17
[770] AllRefer.com, “India, Argriculture” http://reference.allrefer.com/country-guide-study/india/india129.html
[771] 印度农业机械化政策，2005年3月18日 http://www.sysagri.gov.cn/lhagri/list.asp?news_id=1553
[772]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
[773] 董金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现实启示——兼驳茅于轼研究员的观点 http://economy.guoxue.com/print.php/7240
[776] 6
[777] Lantai《“难以启齿”与“难以见人” ―― 简评党国英专家日前的海南演讲》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36584&typeid=17
[778] 日本经济企画厅《1973年年次世界経済報告》中写道：“65～66年の印度の大飢饉の際，65/66年の1年間に小麦のみで約7百万トンをアメリカはインドに輸出した。” 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3/wp-we73-00302.html
[779] 《歴史に刻まれた日本とインドの絆》中写道：“昭和四十年から四十一年にかけて、印度では大飢饉におそわれ、おおくの国民が食糧難で困っていた。” www.nipponkaigi.org/Indian%20Booklet2.htm
[780] Jean Dreze &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ic Action 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22713
[781] 1920年代初到中国救灾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1926年著书《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
[782] MEGHNAD DESAI 《印度和中国 : 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 IMF印度/中国讨论年会论文，德里，2003年11月
addictive_oz 发表于 2013-1-5 16:43
看看文章作者秦晖滴背景。。
汪家三公子的研究所
看看文章作者秦晖滴背景。。
汪家三公子的研究所
风景这边独好：简评秦晖教授借比较中印经济抹黑新中国
http://archives.youngchina.org/2511.html
http://archives.youngchina.org/2511.html
引用哪些资料，采信哪些观点，如何解释同一件事——在“天则”的众JY的嘴里，会让人们看到奇迹的！
天则？不是汪公子的座下？
addictive_oz 发表于 2013-1-5 16:43
看看文章作者秦晖滴背景。。
看了，有私货，
看看文章作者秦晖滴背景。。
看了，有私货，
哇，原来又是一个JY,GZ啊
秦晖，我一敲他的名字显示的却是秦桧
如果这么说，那好得很，克钦只要回归中国就可以了，民心所向，难道会害怕TG打不过战五渣的军政府？还是担心TG打不过克钦当地的头头？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这个东西是赚钱的项目，谁都TM想从里面捞保护费！
TG不是出不起保护费，也不是没出过保护费，可是TG不会忍受这种无休止的敲诈！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这个东西是赚钱的项目，谁都TM想从里面捞保护费！
TG不是出不起保护费，也不是没出过保护费，可是TG不会忍受这种无休止的敲诈！
汪于轼的同事又能编得出什么新发现。
秦大教授是国内“明珠派”的旗帜性人物，在88年后曾经写过一系列文章来吹捧所谓的“东欧明珠化奇迹”。
虽然我不认同“凡是‘明珠派’的观点就一定是为西方服务的”的极端观点，但是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明珠派”的屁股是坐在了鼓吹普世和抹黑tg的一侧，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秦大教授是国内“明珠派”的旗帜性人物，在88年后曾经写过一系列文章来吹捧所谓的“东欧明珠化奇迹”。
虽然我不认同“凡是‘明珠派’的观点就一定是为西方服务的”的极端观点，但是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明珠派”的屁股是坐在了鼓吹普世和抹黑tg的一侧，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吃狗粮的当然屁股不一样
看看文章作者秦晖滴背景。。
秦桧的后人。。。
秦桧的后人。。。
果然是极品 秦桧的后人。。。 公知的良心就是不断造谣 造谣 造谣 造谣
我呸 我呸
我呸 我呸
在汪于轼的同事秦晖眼里.............
私货太多了，楼主！
在秦某的文章中，又出现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东段”的字眼。事实上1914年3月24日西姆拉会议英藏换文附图俱在，根本没有关于缅甸边界的内容。况且麦线换文是英藏私下签订，先不说西藏政府有没有资格签约，西藏政府有什么资格决定云南的边界？！这些为黑而黑的人，哪怕贵为教授、研究员，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看一看地图和古文献？！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6339/6339/0/b21bb051f8198618d5f0f3704aed2e738ad4e68b.html#albumindex=0&picindex=2
在秦某的文章中，又出现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东段”的字眼。事实上1914年3月24日西姆拉会议英藏换文附图俱在，根本没有关于缅甸边界的内容。况且麦线换文是英藏私下签订，先不说西藏政府有没有资格签约，西藏政府有什么资格决定云南的边界？！这些为黑而黑的人，哪怕贵为教授、研究员，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看一看地图和古文献？！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6339/6339/0/b21bb051f8198618d5f0f3704aed2e738ad4e68b.html#albumindex=0&picindex=2
专家称周边弱政府已成中国威胁 应积极介入缅甸
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1-05/1022711591.html
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1-05/1022711591.html
什么乱七八糟的
早就名声在外的家伙。。。
这个叫秦晖的家伙的文章太长了，实在看不下去，浓浓的jy味道
几个奇怪的地方：一个，这里最近出了事，他立即就去了，是什么研究项目？谁资助的？目的就是写这个东西出来吧？
第二个：所有人都反军政府，军政府自己都反军政府，所以跟军政府合作的中国不是好人，但是他们又不是反对中国，他们反对的是不民主。。。我晕倒了，这个逻辑
几个奇怪的地方：一个，这里最近出了事，他立即就去了，是什么研究项目？谁资助的？目的就是写这个东西出来吧？
第二个：所有人都反军政府，军政府自己都反军政府，所以跟军政府合作的中国不是好人，但是他们又不是反对中国，他们反对的是不民主。。。我晕倒了，这个逻辑
秦桧的后人为汪三公子提供最油脂的服务。
一看标题就是一股浓浓的公猪味道！
sainthh 发表于 2013-1-5 17:37
在秦某的文章中，又出现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东段”的字眼。事实上1914年3月24日西姆拉会议英藏换文附图俱在， ...
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请看原图东幅
sainthh 发表于 2013-1-5 17:37
在秦某的文章中，又出现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东段”的字眼。事实上1914年3月24日西姆拉会议英藏换文附图俱在， ...
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请看原图东幅
LZ知道这篇文章最初在哪儿登的吗?《经济观察报》！屁股的位置看清楚了吧。
addictive_oz 发表于 2013-1-5 16:43
看看文章作者秦晖滴背景。。
原来是茅于轼的那伙人啊，难怪感觉整篇文字怪怪的，充满了主观的臆测，却又言之凿凿，屁股坐歪了就别想得到正确的结论
看看文章作者秦晖滴背景。。
原来是茅于轼的那伙人啊，难怪感觉整篇文字怪怪的，充满了主观的臆测，却又言之凿凿，屁股坐歪了就别想得到正确的结论
看看人家瓦邦，为什么就没这些事？？。。。。都把问题丢过来，也不看看自己P股歪得不像话。。。
addictive_oz 发表于 2013-1-5 16:45
风景这边独好：简评秦晖教授借比较中印经济抹黑新中国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511
这个提出问题和挑战的文章很好
印度威胁论需要大家重视
风景这边独好：简评秦晖教授借比较中印经济抹黑新中国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511
这个提出问题和挑战的文章很好
印度威胁论需要大家重视
小白太白 发表于 2013-1-5 16:50
看了，有私货，
的确有私货。。。
看了，有私货，
的确有私货。。。
曾经有 发表于 2013-1-5 18:09
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请看原图东幅
有问题吗？东幅的最东段可能和缅甸有接壤，但和云南—克钦边界有半毛钱关系吗？
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请看原图东幅
有问题吗？东幅的最东段可能和缅甸有接壤，但和云南—克钦边界有半毛钱关系吗？
你自己在二十四楼说法如下：
“实上1914年3月24日西姆拉会议英藏换文附图俱在，根本没有关于缅甸边界的内容。”
麦线的最东端在哪里？伊索拉西山口，在高黎贡山附近，从这到底福山口就涉及今天中缅边界具体来讲就是云南克钦边界。
“实上1914年3月24日西姆拉会议英藏换文附图俱在，根本没有关于缅甸边界的内容。”
麦线的最东端在哪里？伊索拉西山口，在高黎贡山附近，从这到底福山口就涉及今天中缅边界具体来讲就是云南克钦边界。
划界这个貌似有科普贴的吧秦晖典型的大右派，而且是幼稚型的大右派，这种人梦呓比较多，当局都懒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