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M2/GDP值与通货膨胀

我们首先从基本的费雪方程式MV=PT出发，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交易量T既定的前提下，决定物价水平P的是M货币数量和V流通速度，考虑到V主要受社会制度、交易惯例等相对稳定因素影响，我们可以近似认为决定P的核心要素是M，这就是货币数量论的基本逻辑。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描述的是货币的动态购买力而非静态购买力，那么遵循前述逻辑，真正影响通胀的并不是M，而是德尔塔M；换而言之，重要的不是静态的M2（这更多影响的是静态的购买力平价），而是M2的变动趋势，将GDP纳入这一分析框架加以考量的话，重要的便是M2/GDP值的变动趋势。正是该值的持续增大才是天朝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的货币原因。
那么我们进一步发问：M2/GDP值的高低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对于通货膨胀又有何种影响？天朝当前的M2/GDP值是否过高？这就不再是单纯的货币数量论能够回答的问题了。
货币数量论告诉我们，V取决于相对稳定之要素，因此在分析框架中可以将其视为近似外生之因素；但MV之间的反向关联决定了我们不得不在进一步的探讨中予以适当深入：透过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我们不难知道持有货币的核心激励在于流动性偏好，而对应生息资产的预期名义收益率即为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通过将货币区分为不同的流动性口径（M0、M1、M2……直至debt），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思路引入对于V的分析框架之中。
不言而喻，M0有着最高的流动性，因此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该部分货币必然对应着最高的流通速度V0；推而广之，显然有V0>V1>V2>…Vdebt。那么在交易性需求PT一定的情况下，货币活化程度越高（亦即高M0/M2、M1/M2比），货币加权流通速率也就越大，那么相应的货币需求量M就会比较小一些。2011年底，天朝以M1/M2计量的货币活化程度是34%，同期美国的数据大约是22%；仅从货币活化程度与货币流通速率角度分析的话，恐怕不能得出天朝单位GDP货币需求大于美国这样的结论。
我们知道，持有货币可以满足流动性偏好，但也会带来机会成本。如果我们将这一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延伸至M1/M2层面（亦即存款的定期化程度），那么我们便可以近似认为高M1/M2意味着较高的流动性偏好和较低的机会成本。考虑到06年之前中国没有任何市场化的利率基准，以06-11年数据为准的话（中国取shibor，美国取联邦基金利率；均以隔夜拆借报价为定基），天朝的持币机会成本实际上还要更高一些，如此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天朝有着高得多的流动性偏好。众所周知，流动性偏好来自交易性需求与投机性需求，而投机性需求是市场利率的倒数；比较近6年来的Shibor与联邦基金利率（之前天朝没有可参照的市场利率），不能认为天朝相较美国有着更高的投机性货币需求。考虑到投机型需求对于货币流通速率较不敏感（因此高流通速度并不能显著减少其对于流通中货币量的需求），倘若流动性偏好主要由交易性需求构成且货币活化程度较高，那么要支持较高的货币存量是比较困难的。
于是我们进一步探寻方程式的另一边，亦即PT部分：同样的GDP之下，天朝是否需要更高的交易量（从而在既定P、V水平下要求更高的M）？这就涉及到了新的两个问题：1、生产的迂回化程度；2、可交易部门占国民经济门类的比重。
第2个问题相对简单，交易的前提是清晰而完整的产权，这一点美国占有绝对优势；因为产权和意识形态原因，天朝至今仍存在着大量的不可交易或不易交易之资产（限售国有股、未上市国有企业、国有林权/矿权/海域使用权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等等等等）。不过另一方面，天朝的资产/GDP比重高居所有主要经济体之首（不仅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也要高于OECD国家之中最高的日本；日本之所以同样有着较高的M2/GDP比，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又对交易量P提出了较高要求。于是我们可以抽象出这么这么一个经验公式：交易量=存量资产*可交易率*交易频度，当然这里的交易量仅指存量资产交易。
单纯考虑封闭经济体的话，第1个问题也并不算复杂，经济越发达，生产的迂回化程度也就越高（早年刀耕火种就好；现在的话，首先你需要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燃料等等，于是你得先搞定良种厂、化肥厂、农用机械厂、重化工厂，而要有这一切，你又得……等等等等），于是同样最终产出需要的交易量自然越大。问题在于中美均为大型开放经济体，固然美国因为经济发达程度更高而拥有着更漫长的产业链，但其中相当数量的低附加值部分实际上被外包了（更不用说还有一大块被外包给了天朝），于是显然无法直接得出结论。相对来说，分解“实体经济”因素是比较容易的，实体经济总产值/实体经济增加值可以近似反映“真实的”国内生产迂回化程度；但服务业的价值创造剥离难度就大得多。我们只能近似地说，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中国的“实体经济”国内生产迂回程度要高于美国，但有迹象显示服务业是相反的（不过服务业的可迂回度相对较小）。无论如何，没有足够迹象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着足以解释M2/GDP值的显著迂回化差异。


我们首先从基本的费雪方程式MV=PT出发，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交易量T既定的前提下，决定物价水平P的是M货币数量和V流通速度，考虑到V主要受社会制度、交易惯例等相对稳定因素影响，我们可以近似认为决定P的核心要素是M，这就是货币数量论的基本逻辑。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描述的是货币的动态购买力而非静态购买力，那么遵循前述逻辑，真正影响通胀的并不是M，而是德尔塔M；换而言之，重要的不是静态的M2（这更多影响的是静态的购买力平价），而是M2的变动趋势，将GDP纳入这一分析框架加以考量的话，重要的便是M2/GDP值的变动趋势。正是该值的持续增大才是天朝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的货币原因。
那么我们进一步发问：M2/GDP值的高低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对于通货膨胀又有何种影响？天朝当前的M2/GDP值是否过高？这就不再是单纯的货币数量论能够回答的问题了。
货币数量论告诉我们，V取决于相对稳定之要素，因此在分析框架中可以将其视为近似外生之因素；但MV之间的反向关联决定了我们不得不在进一步的探讨中予以适当深入：透过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我们不难知道持有货币的核心激励在于流动性偏好，而对应生息资产的预期名义收益率即为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通过将货币区分为不同的流动性口径（M0、M1、M2……直至debt），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思路引入对于V的分析框架之中。
不言而喻，M0有着最高的流动性，因此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该部分货币必然对应着最高的流通速度V0；推而广之，显然有V0>V1>V2>…Vdebt。那么在交易性需求PT一定的情况下，货币活化程度越高（亦即高M0/M2、M1/M2比），货币加权流通速率也就越大，那么相应的货币需求量M就会比较小一些。2011年底，天朝以M1/M2计量的货币活化程度是34%，同期美国的数据大约是22%；仅从货币活化程度与货币流通速率角度分析的话，恐怕不能得出天朝单位GDP货币需求大于美国这样的结论。
我们知道，持有货币可以满足流动性偏好，但也会带来机会成本。如果我们将这一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延伸至M1/M2层面（亦即存款的定期化程度），那么我们便可以近似认为高M1/M2意味着较高的流动性偏好和较低的机会成本。考虑到06年之前中国没有任何市场化的利率基准，以06-11年数据为准的话（中国取shibor，美国取联邦基金利率；均以隔夜拆借报价为定基），天朝的持币机会成本实际上还要更高一些，如此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天朝有着高得多的流动性偏好。众所周知，流动性偏好来自交易性需求与投机性需求，而投机性需求是市场利率的倒数；比较近6年来的Shibor与联邦基金利率（之前天朝没有可参照的市场利率），不能认为天朝相较美国有着更高的投机性货币需求。考虑到投机型需求对于货币流通速率较不敏感（因此高流通速度并不能显著减少其对于流通中货币量的需求），倘若流动性偏好主要由交易性需求构成且货币活化程度较高，那么要支持较高的货币存量是比较困难的。
于是我们进一步探寻方程式的另一边，亦即PT部分：同样的GDP之下，天朝是否需要更高的交易量（从而在既定P、V水平下要求更高的M）？这就涉及到了新的两个问题：1、生产的迂回化程度；2、可交易部门占国民经济门类的比重。
第2个问题相对简单，交易的前提是清晰而完整的产权，这一点美国占有绝对优势；因为产权和意识形态原因，天朝至今仍存在着大量的不可交易或不易交易之资产（限售国有股、未上市国有企业、国有林权/矿权/海域使用权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等等等等）。不过另一方面，天朝的资产/GDP比重高居所有主要经济体之首（不仅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也要高于OECD国家之中最高的日本；日本之所以同样有着较高的M2/GDP比，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又对交易量P提出了较高要求。于是我们可以抽象出这么这么一个经验公式：交易量=存量资产*可交易率*交易频度，当然这里的交易量仅指存量资产交易。
单纯考虑封闭经济体的话，第1个问题也并不算复杂，经济越发达，生产的迂回化程度也就越高（早年刀耕火种就好；现在的话，首先你需要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燃料等等，于是你得先搞定良种厂、化肥厂、农用机械厂、重化工厂，而要有这一切，你又得……等等等等），于是同样最终产出需要的交易量自然越大。问题在于中美均为大型开放经济体，固然美国因为经济发达程度更高而拥有着更漫长的产业链，但其中相当数量的低附加值部分实际上被外包了（更不用说还有一大块被外包给了天朝），于是显然无法直接得出结论。相对来说，分解“实体经济”因素是比较容易的，实体经济总产值/实体经济增加值可以近似反映“真实的”国内生产迂回化程度；但服务业的价值创造剥离难度就大得多。我们只能近似地说，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中国的“实体经济”国内生产迂回程度要高于美国，但有迹象显示服务业是相反的（不过服务业的可迂回度相对较小）。无论如何，没有足够迹象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着足以解释M2/GDP值的显著迂回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