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国驱护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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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英国驱护舰发展侧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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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之东
1956年,在纳赛尔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中,约旦、利比亚和斯里兰卡都拒绝英国使用位于其领土内的基地,英国军队深受其害。为减少对这些基地的依赖,英国海军制定了发展由大型航母、护航舰只和支援补给舰支持的机动两栖特混舰队。这也意味着战后英国海军两大使命优先权的易位,表现在1957年防务评估书中,即建立满足欧洲之外的有限冲突作战要求的小型、专业、具有强大战略机动能力的军队。皇家海军和陆战队的价值被赋予了新的实现方式,“将和平时期保持的力量快速地投放到紧急而有限的作战行动中”,而评估书对海军在预想的欧洲大战中的角色则含糊其辞。事实上,1955年参谋部就已经意识到欧洲大战不太可能发生,国家机器应该为海外行动做准备,以“保持和提升大英帝国在冷战中的地位”。1956年6月参谋部同意将准备全面战争的优先权降至最低,而为“有限战争”或“冷战”的储备必须建立。
为了切实描述这一变化的需求,当时的第一海务大臣蒙巴顿勋爵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谋划未来海军的架构和组织。委员会的早期成果反映在1956年海军评估报告中,进而演化为一份阐释“海军的未来角色”的文件,并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前6天提交给了参谋部。文件所阐明的概念就是以新加坡为基地,围绕着航母和新型“突击母舰”建立特混舰队,其中也包括了1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基于此,“海军在冷战或有限战争中的任务就是广泛地保护英国利益,支援民间活动,在紧急地区快速显示力量存在并保持威慑和影响力”。新概念揭示了海军使命优先次序的根本性转变,而这样的改变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除了一些海军部官员担心对远征舰队的投入将影响传统上保持海上控制的费用。撇开这些担心,在蒙巴顿的强势推进下,新概念中的两栖远征舰队在之后的10余年间逐渐建立,除了舰队的核心——航空母舰。
1960年参谋部展开了一项关于“没有世界大战的军事战略”的研究,其结论经过内阁防务委员会的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份名为“60年代的英国战略”的文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海军部被要求在特定的三种情况下进行海军规模和构成的研究,即:如果英国保有现有基地;如果海军放弃在苏伊士以东进行作战的任务;如果苏伊士以东的作战使命依然存在但英国不再拥有现有的基地(除了澳大利亚)。海军部对应的研究结果勾画了三种舰队构想,分别称为舰队A、B和C。其中舰队A和C都要求以航母为核心,并且从60年代就应开始建造,两者的差异仅在数量上。同时,在要求最高的舰队C配置中,两支相同的特混舰队将提供持续作战能力,称为“双重态势”。经过1961年的科威特危机后,参谋部于年底正式发布的“60年代的英国战略”中承认在英国海外基地的不确定性条件下,“双重态势”确实是之后10年内最合适的战略,但考虑成本因素,“双重态势”将不可能实现。
1962年的防卫白皮书适时地反映了“60年代的英国战略”中的论点,“我们必须以在海上维持人员和重装备以及提高战略储备中空军和海军的比例来保证海外固定设施丧失时的行动”。海军部计划用两年时间来获得两栖作战群,其行动将得到航母和必要的护航舰只的支援。两年后,两栖作战群所属的所有船只要么已经服役,要么正在建造,但航母的形势却极为不利。到70年代海军必须维持一支至少包括3艘新型航母在内的舰队,而且海军部更倾向于大型但成本相对较高的航母,也因此在1962年6月批准了53000吨级航母的概念设计,建造费用在5500万到6000万英镑之间。
但大型航母的项目和皇家空军的利益相冲突,皇家空军有着自己如何在海外掌握制空权的想法。海军在这场关乎航母命运的论战中处于下风,因为对除航母之外还需额外的舰载机及海外基地等费用的预算无法自圆其说,于是在军费预算的争夺战中财政部站到了空军一边。更关键的决定来自于1964年上台的工党政府。
威尔逊政府起初继承了保守党的关于世界角色的观点,但不幸的是,同时继承的还有8亿英镑的贸易赤字,削减政府开支的后果是国防费用被限定在20亿英镑,比保守党的长期费用计划还减少了约4亿英镑。对于国防部长赫利而言,航母项目在任何方面都饱受争议,经费开支上显得庞大而缺乏连续性,而且当时还只处于设计阶段;技术上众多自相矛盾的设计理念,新技术、新装备的不确定性都使得航母项目举步维艰;战略上,海军部已经确认在苏伊士以东不需要航母。于是,CVA-01的下马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1966年2月国防部长赫利在议会宣布了CVA-01的下马,不幸不仅降临在CVA项目上,预计作为护航舰队主力的82型“布里斯托尔”级驱逐舰也险遭不测,最后仅仅因为设计进展状态良好以及试验新型装备的目的而幸存了1艘。
从技战术角度,82型驱逐舰的防空作战手段和方式早在二战结束时就已确立。当时的防空体系虽然日臻完善,雷达、数据传输系统、战术图景显示系统等先进技术也不断应用到防空作战中,但在面对来自各个方位、高度并且不会受爆炸烟云干扰而错失目标的日本“神风”特攻队时,以舰炮为直接能量投放载体的防空体系的效能越来越受到质疑。从“神风”到德国的空舰导弹,在海战技术和战术上一向嗅觉敏锐的英国人已经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新威胁。毫无疑问,最直接的应对手段是破坏这类武器的本身或制导系统,但显然超出了当时技术能力的范畴;而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这些新式武器的射程外阻止其投放平台,尤其是空投核武器的诞生,使得在较远距离上摧毁载机的需求更加迫切,这就要求极大地拓展舰队的防空范围。早在1944年,皇家海军就开始了第一型防空导弹的研制,战后演变为“海参”防空导弹。
和战后初期的其他类似导弹相似,“海参”导弹的体型庞大,仅能搭载于相对较大的舰船上。因此,海军曾考虑在“前卫”号战列舰上改装“海参”导弹,但1950年底加装“海参”导弹的计划中却只有一型较慢的沿海护航舰和一型较快的舰队型战舰。前者被优先安排,以作为“海参”导弹的试验船。更早些的计划是在1艘“庄严”级轻型舰队航母上改装1座三联装“海参”导弹发射装置,但由于航速降低等原因在1951年计划被放弃。1952年7月新的决定是研制一型新的远洋护航导弹舰并在翌年由舰船设计指导委员会发展为万吨级的舰只。当海军战略从“护航”切换回“舰队”时,1954年一型全新设计的高速万吨级导弹巡洋舰成为最佳选择。
但新型巡洋舰的具体配置再次陷入争议的漩涡之中,原因是同时期苏联“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被赋予了反舰的使命,进而在1953年演化为反舰导弹能够在航母空中打击之前解决战斗的论点,而英国海军部也确实在战后初期考虑过反舰导弹的概念,虽然核弹头版的“海参”舰舰型导弹似乎让英国海军看到了希望,但生产能力的匮乏使得这一改型无疾而终。没有选择的英国海军在1957年把导弹巡洋舰定位成了一艘687英尺长、18450吨的庞然大物,野心勃勃的结果就是在当年的桑德斯评估报告中被否决。更切实而且有效的“海参”导弹平台从1955年起就已开始规划,这是一型可以在驱逐舰生产线上生产,但排水量增加到6000吨的舰队护航舰。海军部认为足够数量(3艘列入了1955-1956和1956-1957年计划)的这种“导弹驱逐舰”足以担负起为4艘航母护航的任务,这也暗示着巡洋舰将淡出历史舞台。
第一型导弹驱逐舰“郡”级的前2艘“德文郡”号和“汉普郡”号在1959年3月开工,虽然排水量高达6800吨,但仍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984型雷达及附属设备。即使如此,和平时期执行炮击任务所需的舰炮数量仍不能被满足,尾部传统的炮塔让位于双联装“海参”导弹发射装置以及弹库。弹库和发射架之间的“隧道”被用于导弹发射前的检查和弹翼安装,也可用于核弹头型“海参”导弹核战斗部的安装。同时,“郡”级驱逐舰通过一种革命性的数据链系统可以和其护卫的航母指控系统连接,部分弥补了无法安装完整的探测系统所带来的缺陷。
从“海参”导弹研制伊始,其采用的驾束制导方式就已经注定无法对付低空目标,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同时期研制的同样制导方式的美国“3T”导弹的前两者上,只不过美国人很快就转向了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的最后一“T”——“鞑靼人”防空导弹的研制,而英国人在种种因素的制约下,除了奢望获得美国人的特许生产许可证外,只能寄希望于先天不足的“海参”导弹了。
同时“海参”导弹的性能也受制于舰载雷达技术的发展。皇家海军战后新一代舰载雷达系列包括宽波束的960型、目标指示用的992型和一对短程火控用的980/981型,后者在对目标进行距离和方位定位的同时可以获取目标的高度数据,完成一次三坐标的探测。但这样的探测是基于多目标时目标进入的间隔相对较大的前提下进行的。日本“神风”特攻队所展示的攻击方式却完全脱离了这样的前提,这种事实上的三坐标目标数据获取能力的缺失构成了“海参”导弹的致命缺陷,因此海军信号研究组织设计了一种采用了全新的叠层多波束技术的三坐标雷达——984型,但由于每个波束都需要单独的接收机,处理通道多,设备复杂,造成了984型雷达庞大的体积和臃肿的配套设施,限制了装舰使用,除非“郡”级完全撤除舰炮系统,然而对应于海军战略向“苏伊士之东”的倾斜,舰炮在低烈度和两栖作战中的作用显然强于导弹,权衡的结果就是“郡”级不得不借助于航母上的984型雷达和数据链系统来完成有限的防空作战任务。
984型后继型号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付诸阙如。1957年海军信号研究组织开始研制985型电扫雷达,作为配套的指控系统,作战数据自动化(ADA)系统成为和984型雷达搭配的CDS系统的替代产品,英国海军也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引入数字计算机技术的海军。尽管985型雷达最终终止了研制,但ADA在1959年就已足够成熟并装舰使用,而且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ADA可以装备在驱逐舰一级的战舰上。当然受空间和重量的限制,ADA和1984型雷达仍然无法同时存在于“郡”级上,数字计算机技术仅被应用于舰载武器控制上,改头换面成了ADAWS。
985型雷达项目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同时期荷兰雷达技术的迅猛发展,1960年左右荷兰计划研发一型舰载三坐标雷达,结合了机械扫描和电扫两种雷达,即一对直径达6米的远程二坐标搜索雷达和一对背靠背的由73根波导条组成的频扫三坐标雷达。在英国海军同意加入联合研制后,其英国版被赋予988型的代号,虽然荷兰海军仅把新型雷达用于防空型驱逐舰,但英国海军则更倾向于在60年代的航母计划CVA和护航驱逐舰82型上同时装备988型,以使得防空型驱逐舰能够获得真正的三坐标探测能力(虽然在技术上,“海标枪”的使用并不依赖于三坐标雷达)。英国海军的选择表明了60年代早期弥漫于英国政府的一种论调,即大英帝国不再适合于独立完成新型军事装备的研发,因为国内的市场过于狭小而无力分担日益高涨的研发费用,政府也倾向于牺牲某些局部利益来尽可能为英国装备找到买主。由此英国海军希望荷兰海军能够采用“海参”的后继型号——“海标枪”防空导弹作为防空驱逐舰的主要装备,这也是82型驱逐舰上将要装备的两种新型导弹之一。但随着CVA-01的下马和82型数量的大幅削减,装备988型已成“镜中花”,精明的荷兰人在导弹的选择上则转向了更为成熟和现实的美国“标准”导弹,“海标枪”和988型的组合就此变为“水中月”。
1966年的防务评估书宣布了CVA-01的下马,从此,空中打击、侦察和空优作战将由陆基飞机来完成,这也在无形中为欧洲以外展开的军事行动设置了新的限制。评估书同时也宣布了英国在保持“欧洲以外的军事力量”时的“约法三章”:英国将不会在没有盟国合作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英国将不会承担向别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除非该国能及时地为这样的援助提供有效的设施;英国将不会试图违背一个独立国家的意愿而在其领土上维持军事设施。由此,“苏伊士之东”战略开始重新让位于以北大西洋和欧陆为中心的本土战略。虽然两栖力量继续延续,能够为其提供有效防护的航母也将继续使用到70年代中后期,虽然皇家海军仍然承担着海外行动的使命,但无论如何,1978年之后的近30年间,没有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航母能够应用英国人自己发明的斜角甲板、菲涅尔透镜、蒸汽弹射器,所有的期待都留到了21世纪。同样的期待也留给了同为“航母侍卫”的45型驱逐舰,因为它的前辈承受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
容积,抑或重量
CVA-01被扼杀于襁褓,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代表了皇家海军在一战前傲视群雄的力量支柱的崩塌,代表了“苏伊士之东”的使命与大英帝国国力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这正是随CVA的宿命而辞职的海军大臣克里斯托弗·马修所顾虑的。
尽管1970年6月保守党的希斯得以组阁,但“工党已经使国家防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所继承的和6年前我们所留下的已然大不相同”,“时光倒流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接受我们所能了解的现状”。即便如此,沉湎于大英帝国往日辉煌的保守党在困顿的经济环境中依然尽力延缓着“最后的晚霞”的消失,皇家海军也顺利地把“皇家方舟”号航母的服役期延长了3年,为已然有限的力量存在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更有意义的是,作为对争夺“苏伊士之东”空中力量主导权失利者的一种补偿,1973年4月,一型称为“全通甲板巡洋舰”的载机舰被批准建造。尽管事实上“无敌”级轻型航母将在80年代为海军提供固定翼空中支援平台,但它诞生的官方理由却是帮助舰队完成反潜任务。
1974年2月工党政府的回归部分缘于希斯的经济政策,一场由工资管制引发的矿工BG加剧了本已风雨飘摇的经济危机。工党政府的对策仍然无法脱离削减国防开支的怪圈,预计到1985年减到4.4%的军费开支让海军深切地感受到70年代剩下的日子将极为难过。理论上水面战斗舰队的规模将被削减l/7。尽管有多种手段可以让这个数字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但已成强弩之末的“皇家方舟”号仍然成为理所当然的牺牲品。
于是,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常规起降攻击机、战斗机都消失在工党的大斧之下。1982年马岛战争时的皇家海军舰队已不再拥有超地平线远程预警能力、空中打击能力和滞空侦察巡逻能力。于是,粉墨登场的42型导弹驱逐舰、21型导弹护卫舰已经注定成为马岛悲剧中的难兄难弟。
悲剧也同时展示了1966年“苏伊士之东”战略弱化的另一面,海军的状态从某种角度在反映并诠释着它所服务的国家机器的状态。因此,60年代英国国防战略的转变既是帝国力量收缩的结果,也为海军昭示了表象之下的困难。当英国人的眼光从“苏伊士之东”重新转回欧洲和大西洋时,他们立即感受到了苏联威胁的剧增,尤其是1968年苏联镇压捷克的反抗运动所表达的强势信号更加加剧了英国人的恐惧,英国海军自然也开始重点关注苏联海军的显著增强对未来海军战略的影响。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苏联的扩军造就了一支迅速扩大的水面舰队,为威胁着北约海上生命线以及美欧之间战略桥梁的苏联远洋潜艇和空中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1967年和1973年中东战争中苏联地中海舰队的作为明确地显示了红海军的挑战。
对英国海军而言,1966年之前的三项主要使命包括传统的海上控制、在第三世界显示存在以及以战略核潜艇为平台的核反击。其中第三项使命由于战略核潜艇项目让位于CVA而早已作古,因此在1966年之后,在大西洋的支援任务成为英国海军的主要使命,并且贯穿于整个冷战期间。大西洋作战使命分为几个部分,最普通的是反潜作战,尤其是在作为苏联潜艇进入北大西洋的交通要道的格陵兰-冰岛-英吉利海峡一线;相关的任务就是两栖支援,用于防止苏联夺取挪威海岸,否则北约将难以建立完整有效的反潜网;同时英国海军仍应该能够保护本国以及北约所有参与反潜作战的水面舰只。尽管皇家空军将如他们在CVA项目争论中所承诺的在大西洋提供制空权,但显然空军的承诺只能在岸基飞机的作战半径内兑现。因此,即使在逐渐丧失了海基制空能力之后,英国舰队的舰载防空导弹仍需担纲起繁重的防空作战任务,后航母时代的英国海军舰队急需足够的防空导弹驱逐舰,但不再是那些不能对付饱和攻击、不能对付低空掠海目标的“海参”导弹战舰了。
当然,后航母时代的英国政府并没有因为在“苏伊士之东”战略上支出的减少而缓解财政压力,减至每年6%的国防费用预算也未能阻止1967年的经济危机。英国政府所能提供给海军的只能是小型的、相对廉价的战舰,此时正在研制中的“海标枪”导弹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因为“海标枪”导弹的作战方式排除了三坐标雷达装舰的必要性,搜索雷达的二坐标目标数据可以直接传递给909型照射雷达,而后者在垂直方向上用于目标锁定的波束扫描将为“海标枪”提供高度数据,因此预计采用“海标枪”导弹的舰艇既不需要装备昂贵而庞大的三坐标雷达,也不需要拥有三坐标雷达的大型舰船,包括航母来为其提供目标信息,这就在技术上决定了英国海军在失去航母时仍有可能得到一型可以独立完成防空作战的小型战舰——42型导弹驱逐舰。
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设备技术的飞速发展,舰船设计的准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的舰船设计以重量为衡准,电子设备仅仅占用了极少的舰内空间,而侧重于快速性的船体被设计得尽可能小而轻,手段包括采用轻型材料、优化船体结构等等,这和电子设备所要求的容积并不矛盾;而60年代开始设计的舰船普遍适用了容积衡准,因为大量的电子设备本身重量在舰船排水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却消耗了有限的舰内容积,这也是为什么从那一时期开始许多战舰变得“体格魁梧”,外形庞大了。按容积设计的思想来衡量这些60年代的驱护舰,可以认为42型和21型的小型化、廉价化的选择未必是效费比最优的选择,最明显的就是机电设备、船体、装置以及系统等的造价不完全与舰的尺度成线性关系。
42型和21型在容积设计上的失败首先源于动力装置的选用。英国海军革命性地率先应用COGOG,其先进性和对舰船性能提升的作用不容置疑,但英国人忽略的是不同的动力装置对舰船容积截然不同的要求和对载舰的主尺度、排水量的重要影响。不妨量化分析一下,42型和21型都采用了两台TM3B和两台RM1A型燃气轮机,包括主机舱、辅机舱、齿轮箱舱在内的机舱总长分别达到39.77米和37.03米,占全舰水线长的比例分别为33.2%和33.75%,比平均水平下全柴动力的25%-28%和柴燃联合动力的28%-31%都要大,表明42型和21型全燃动力装置的采用在其自身的尺度和排水量条件下,占用了相对较多的舰内空间,则其他装备的空间将相对局促。同时,由于燃气轮机的进排气道比较庞大且位于01甲板之上,使其受风面积较大、受风面形心和自身重心都较高,必须加大舰宽来弥补稳性,而如果要保证快速性,船长也必须同步放大,这意味着建造成本的提升,恰恰和42型、21型的设计准则相违背。和同样被“飞鱼”导弹击中但幸存的“斯塔克”号相比,“谢菲尔德”号在挣扎5天后仍沉没于南大西洋,固然和海域环境有关,但本身的设计亦是诱因之一。
其次的问题是材料的选用,这也是42型和21型设计中所延续的以重量为衡准的表现之一。虽然42型主船体和上层建筑的承力板材和骨架都采用钢材,但在“斤斤计较”的要求下,内部轻围壁材料选择了密度较小的铝材;而21型更是干脆设计了全铝合金的上层建筑,为控制全舰重量可谓极尽所能。虽然21型走得更加彻底,但马岛悲剧中备受瞩目的却是“谢菲尔德”号,因为“飞鱼”导弹引起的大火在轻易熔化了铝制轻围壁后四处蔓延,和电缆等燃烧带来的有毒烟雾一起阻碍了损管的开展,最终导致了“谢菲尔德”号的沉没。
和容积设计有关的还有舱室布置问题。传统的重量衡准设计中,对电气舱室的布置缺乏足够的重视,往往随意地布置在机械舱室内,42型的机舱集控室和损管控制室即位于前机舱上方,两者仅一墙之隔。而且作战指控中心也因为安全等原因挪到了舰桥下方的主船体内,这几个重要舱室的集中布置导致了这一区域在恰好被“飞鱼”导弹击中并起火后迅速失效,瘫痪了全舰的消防、照明、通信系统。此外,作为一艘舰“负载”的武备和电子设备舱室的过量带来了生活空间的紧张,42型舰的居住性长期为人所诟病,进而也影响到舰员的精神状态和战斗力。
当然,从容积衡准的角度来苛求21型护卫舰

战后英国驱护舰发展侧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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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之东
1956年,在纳赛尔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中,约旦、利比亚和斯里兰卡都拒绝英国使用位于其领土内的基地,英国军队深受其害。为减少对这些基地的依赖,英国海军制定了发展由大型航母、护航舰只和支援补给舰支持的机动两栖特混舰队。这也意味着战后英国海军两大使命优先权的易位,表现在1957年防务评估书中,即建立满足欧洲之外的有限冲突作战要求的小型、专业、具有强大战略机动能力的军队。皇家海军和陆战队的价值被赋予了新的实现方式,“将和平时期保持的力量快速地投放到紧急而有限的作战行动中”,而评估书对海军在预想的欧洲大战中的角色则含糊其辞。事实上,1955年参谋部就已经意识到欧洲大战不太可能发生,国家机器应该为海外行动做准备,以“保持和提升大英帝国在冷战中的地位”。1956年6月参谋部同意将准备全面战争的优先权降至最低,而为“有限战争”或“冷战”的储备必须建立。
为了切实描述这一变化的需求,当时的第一海务大臣蒙巴顿勋爵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谋划未来海军的架构和组织。委员会的早期成果反映在1956年海军评估报告中,进而演化为一份阐释“海军的未来角色”的文件,并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前6天提交给了参谋部。文件所阐明的概念就是以新加坡为基地,围绕着航母和新型“突击母舰”建立特混舰队,其中也包括了1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基于此,“海军在冷战或有限战争中的任务就是广泛地保护英国利益,支援民间活动,在紧急地区快速显示力量存在并保持威慑和影响力”。新概念揭示了海军使命优先次序的根本性转变,而这样的改变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除了一些海军部官员担心对远征舰队的投入将影响传统上保持海上控制的费用。撇开这些担心,在蒙巴顿的强势推进下,新概念中的两栖远征舰队在之后的10余年间逐渐建立,除了舰队的核心——航空母舰。
1960年参谋部展开了一项关于“没有世界大战的军事战略”的研究,其结论经过内阁防务委员会的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份名为“60年代的英国战略”的文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海军部被要求在特定的三种情况下进行海军规模和构成的研究,即:如果英国保有现有基地;如果海军放弃在苏伊士以东进行作战的任务;如果苏伊士以东的作战使命依然存在但英国不再拥有现有的基地(除了澳大利亚)。海军部对应的研究结果勾画了三种舰队构想,分别称为舰队A、B和C。其中舰队A和C都要求以航母为核心,并且从60年代就应开始建造,两者的差异仅在数量上。同时,在要求最高的舰队C配置中,两支相同的特混舰队将提供持续作战能力,称为“双重态势”。经过1961年的科威特危机后,参谋部于年底正式发布的“60年代的英国战略”中承认在英国海外基地的不确定性条件下,“双重态势”确实是之后10年内最合适的战略,但考虑成本因素,“双重态势”将不可能实现。
1962年的防卫白皮书适时地反映了“60年代的英国战略”中的论点,“我们必须以在海上维持人员和重装备以及提高战略储备中空军和海军的比例来保证海外固定设施丧失时的行动”。海军部计划用两年时间来获得两栖作战群,其行动将得到航母和必要的护航舰只的支援。两年后,两栖作战群所属的所有船只要么已经服役,要么正在建造,但航母的形势却极为不利。到70年代海军必须维持一支至少包括3艘新型航母在内的舰队,而且海军部更倾向于大型但成本相对较高的航母,也因此在1962年6月批准了53000吨级航母的概念设计,建造费用在5500万到6000万英镑之间。
但大型航母的项目和皇家空军的利益相冲突,皇家空军有着自己如何在海外掌握制空权的想法。海军在这场关乎航母命运的论战中处于下风,因为对除航母之外还需额外的舰载机及海外基地等费用的预算无法自圆其说,于是在军费预算的争夺战中财政部站到了空军一边。更关键的决定来自于1964年上台的工党政府。
威尔逊政府起初继承了保守党的关于世界角色的观点,但不幸的是,同时继承的还有8亿英镑的贸易赤字,削减政府开支的后果是国防费用被限定在20亿英镑,比保守党的长期费用计划还减少了约4亿英镑。对于国防部长赫利而言,航母项目在任何方面都饱受争议,经费开支上显得庞大而缺乏连续性,而且当时还只处于设计阶段;技术上众多自相矛盾的设计理念,新技术、新装备的不确定性都使得航母项目举步维艰;战略上,海军部已经确认在苏伊士以东不需要航母。于是,CVA-01的下马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1966年2月国防部长赫利在议会宣布了CVA-01的下马,不幸不仅降临在CVA项目上,预计作为护航舰队主力的82型“布里斯托尔”级驱逐舰也险遭不测,最后仅仅因为设计进展状态良好以及试验新型装备的目的而幸存了1艘。
从技战术角度,82型驱逐舰的防空作战手段和方式早在二战结束时就已确立。当时的防空体系虽然日臻完善,雷达、数据传输系统、战术图景显示系统等先进技术也不断应用到防空作战中,但在面对来自各个方位、高度并且不会受爆炸烟云干扰而错失目标的日本“神风”特攻队时,以舰炮为直接能量投放载体的防空体系的效能越来越受到质疑。从“神风”到德国的空舰导弹,在海战技术和战术上一向嗅觉敏锐的英国人已经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新威胁。毫无疑问,最直接的应对手段是破坏这类武器的本身或制导系统,但显然超出了当时技术能力的范畴;而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这些新式武器的射程外阻止其投放平台,尤其是空投核武器的诞生,使得在较远距离上摧毁载机的需求更加迫切,这就要求极大地拓展舰队的防空范围。早在1944年,皇家海军就开始了第一型防空导弹的研制,战后演变为“海参”防空导弹。
和战后初期的其他类似导弹相似,“海参”导弹的体型庞大,仅能搭载于相对较大的舰船上。因此,海军曾考虑在“前卫”号战列舰上改装“海参”导弹,但1950年底加装“海参”导弹的计划中却只有一型较慢的沿海护航舰和一型较快的舰队型战舰。前者被优先安排,以作为“海参”导弹的试验船。更早些的计划是在1艘“庄严”级轻型舰队航母上改装1座三联装“海参”导弹发射装置,但由于航速降低等原因在1951年计划被放弃。1952年7月新的决定是研制一型新的远洋护航导弹舰并在翌年由舰船设计指导委员会发展为万吨级的舰只。当海军战略从“护航”切换回“舰队”时,1954年一型全新设计的高速万吨级导弹巡洋舰成为最佳选择。
但新型巡洋舰的具体配置再次陷入争议的漩涡之中,原因是同时期苏联“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被赋予了反舰的使命,进而在1953年演化为反舰导弹能够在航母空中打击之前解决战斗的论点,而英国海军部也确实在战后初期考虑过反舰导弹的概念,虽然核弹头版的“海参”舰舰型导弹似乎让英国海军看到了希望,但生产能力的匮乏使得这一改型无疾而终。没有选择的英国海军在1957年把导弹巡洋舰定位成了一艘687英尺长、18450吨的庞然大物,野心勃勃的结果就是在当年的桑德斯评估报告中被否决。更切实而且有效的“海参”导弹平台从1955年起就已开始规划,这是一型可以在驱逐舰生产线上生产,但排水量增加到6000吨的舰队护航舰。海军部认为足够数量(3艘列入了1955-1956和1956-1957年计划)的这种“导弹驱逐舰”足以担负起为4艘航母护航的任务,这也暗示着巡洋舰将淡出历史舞台。
第一型导弹驱逐舰“郡”级的前2艘“德文郡”号和“汉普郡”号在1959年3月开工,虽然排水量高达6800吨,但仍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984型雷达及附属设备。即使如此,和平时期执行炮击任务所需的舰炮数量仍不能被满足,尾部传统的炮塔让位于双联装“海参”导弹发射装置以及弹库。弹库和发射架之间的“隧道”被用于导弹发射前的检查和弹翼安装,也可用于核弹头型“海参”导弹核战斗部的安装。同时,“郡”级驱逐舰通过一种革命性的数据链系统可以和其护卫的航母指控系统连接,部分弥补了无法安装完整的探测系统所带来的缺陷。
从“海参”导弹研制伊始,其采用的驾束制导方式就已经注定无法对付低空目标,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同时期研制的同样制导方式的美国“3T”导弹的前两者上,只不过美国人很快就转向了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的最后一“T”——“鞑靼人”防空导弹的研制,而英国人在种种因素的制约下,除了奢望获得美国人的特许生产许可证外,只能寄希望于先天不足的“海参”导弹了。
同时“海参”导弹的性能也受制于舰载雷达技术的发展。皇家海军战后新一代舰载雷达系列包括宽波束的960型、目标指示用的992型和一对短程火控用的980/981型,后者在对目标进行距离和方位定位的同时可以获取目标的高度数据,完成一次三坐标的探测。但这样的探测是基于多目标时目标进入的间隔相对较大的前提下进行的。日本“神风”特攻队所展示的攻击方式却完全脱离了这样的前提,这种事实上的三坐标目标数据获取能力的缺失构成了“海参”导弹的致命缺陷,因此海军信号研究组织设计了一种采用了全新的叠层多波束技术的三坐标雷达——984型,但由于每个波束都需要单独的接收机,处理通道多,设备复杂,造成了984型雷达庞大的体积和臃肿的配套设施,限制了装舰使用,除非“郡”级完全撤除舰炮系统,然而对应于海军战略向“苏伊士之东”的倾斜,舰炮在低烈度和两栖作战中的作用显然强于导弹,权衡的结果就是“郡”级不得不借助于航母上的984型雷达和数据链系统来完成有限的防空作战任务。
984型后继型号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付诸阙如。1957年海军信号研究组织开始研制985型电扫雷达,作为配套的指控系统,作战数据自动化(ADA)系统成为和984型雷达搭配的CDS系统的替代产品,英国海军也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引入数字计算机技术的海军。尽管985型雷达最终终止了研制,但ADA在1959年就已足够成熟并装舰使用,而且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ADA可以装备在驱逐舰一级的战舰上。当然受空间和重量的限制,ADA和1984型雷达仍然无法同时存在于“郡”级上,数字计算机技术仅被应用于舰载武器控制上,改头换面成了ADAWS。
985型雷达项目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同时期荷兰雷达技术的迅猛发展,1960年左右荷兰计划研发一型舰载三坐标雷达,结合了机械扫描和电扫两种雷达,即一对直径达6米的远程二坐标搜索雷达和一对背靠背的由73根波导条组成的频扫三坐标雷达。在英国海军同意加入联合研制后,其英国版被赋予988型的代号,虽然荷兰海军仅把新型雷达用于防空型驱逐舰,但英国海军则更倾向于在60年代的航母计划CVA和护航驱逐舰82型上同时装备988型,以使得防空型驱逐舰能够获得真正的三坐标探测能力(虽然在技术上,“海标枪”的使用并不依赖于三坐标雷达)。英国海军的选择表明了60年代早期弥漫于英国政府的一种论调,即大英帝国不再适合于独立完成新型军事装备的研发,因为国内的市场过于狭小而无力分担日益高涨的研发费用,政府也倾向于牺牲某些局部利益来尽可能为英国装备找到买主。由此英国海军希望荷兰海军能够采用“海参”的后继型号——“海标枪”防空导弹作为防空驱逐舰的主要装备,这也是82型驱逐舰上将要装备的两种新型导弹之一。但随着CVA-01的下马和82型数量的大幅削减,装备988型已成“镜中花”,精明的荷兰人在导弹的选择上则转向了更为成熟和现实的美国“标准”导弹,“海标枪”和988型的组合就此变为“水中月”。
1966年的防务评估书宣布了CVA-01的下马,从此,空中打击、侦察和空优作战将由陆基飞机来完成,这也在无形中为欧洲以外展开的军事行动设置了新的限制。评估书同时也宣布了英国在保持“欧洲以外的军事力量”时的“约法三章”:英国将不会在没有盟国合作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英国将不会承担向别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除非该国能及时地为这样的援助提供有效的设施;英国将不会试图违背一个独立国家的意愿而在其领土上维持军事设施。由此,“苏伊士之东”战略开始重新让位于以北大西洋和欧陆为中心的本土战略。虽然两栖力量继续延续,能够为其提供有效防护的航母也将继续使用到70年代中后期,虽然皇家海军仍然承担着海外行动的使命,但无论如何,1978年之后的近30年间,没有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航母能够应用英国人自己发明的斜角甲板、菲涅尔透镜、蒸汽弹射器,所有的期待都留到了21世纪。同样的期待也留给了同为“航母侍卫”的45型驱逐舰,因为它的前辈承受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
容积,抑或重量
CVA-01被扼杀于襁褓,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代表了皇家海军在一战前傲视群雄的力量支柱的崩塌,代表了“苏伊士之东”的使命与大英帝国国力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这正是随CVA的宿命而辞职的海军大臣克里斯托弗·马修所顾虑的。
尽管1970年6月保守党的希斯得以组阁,但“工党已经使国家防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所继承的和6年前我们所留下的已然大不相同”,“时光倒流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接受我们所能了解的现状”。即便如此,沉湎于大英帝国往日辉煌的保守党在困顿的经济环境中依然尽力延缓着“最后的晚霞”的消失,皇家海军也顺利地把“皇家方舟”号航母的服役期延长了3年,为已然有限的力量存在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更有意义的是,作为对争夺“苏伊士之东”空中力量主导权失利者的一种补偿,1973年4月,一型称为“全通甲板巡洋舰”的载机舰被批准建造。尽管事实上“无敌”级轻型航母将在80年代为海军提供固定翼空中支援平台,但它诞生的官方理由却是帮助舰队完成反潜任务。
1974年2月工党政府的回归部分缘于希斯的经济政策,一场由工资管制引发的矿工BG加剧了本已风雨飘摇的经济危机。工党政府的对策仍然无法脱离削减国防开支的怪圈,预计到1985年减到4.4%的军费开支让海军深切地感受到70年代剩下的日子将极为难过。理论上水面战斗舰队的规模将被削减l/7。尽管有多种手段可以让这个数字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但已成强弩之末的“皇家方舟”号仍然成为理所当然的牺牲品。
于是,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常规起降攻击机、战斗机都消失在工党的大斧之下。1982年马岛战争时的皇家海军舰队已不再拥有超地平线远程预警能力、空中打击能力和滞空侦察巡逻能力。于是,粉墨登场的42型导弹驱逐舰、21型导弹护卫舰已经注定成为马岛悲剧中的难兄难弟。
悲剧也同时展示了1966年“苏伊士之东”战略弱化的另一面,海军的状态从某种角度在反映并诠释着它所服务的国家机器的状态。因此,60年代英国国防战略的转变既是帝国力量收缩的结果,也为海军昭示了表象之下的困难。当英国人的眼光从“苏伊士之东”重新转回欧洲和大西洋时,他们立即感受到了苏联威胁的剧增,尤其是1968年苏联镇压捷克的反抗运动所表达的强势信号更加加剧了英国人的恐惧,英国海军自然也开始重点关注苏联海军的显著增强对未来海军战略的影响。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苏联的扩军造就了一支迅速扩大的水面舰队,为威胁着北约海上生命线以及美欧之间战略桥梁的苏联远洋潜艇和空中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1967年和1973年中东战争中苏联地中海舰队的作为明确地显示了红海军的挑战。
对英国海军而言,1966年之前的三项主要使命包括传统的海上控制、在第三世界显示存在以及以战略核潜艇为平台的核反击。其中第三项使命由于战略核潜艇项目让位于CVA而早已作古,因此在1966年之后,在大西洋的支援任务成为英国海军的主要使命,并且贯穿于整个冷战期间。大西洋作战使命分为几个部分,最普通的是反潜作战,尤其是在作为苏联潜艇进入北大西洋的交通要道的格陵兰-冰岛-英吉利海峡一线;相关的任务就是两栖支援,用于防止苏联夺取挪威海岸,否则北约将难以建立完整有效的反潜网;同时英国海军仍应该能够保护本国以及北约所有参与反潜作战的水面舰只。尽管皇家空军将如他们在CVA项目争论中所承诺的在大西洋提供制空权,但显然空军的承诺只能在岸基飞机的作战半径内兑现。因此,即使在逐渐丧失了海基制空能力之后,英国舰队的舰载防空导弹仍需担纲起繁重的防空作战任务,后航母时代的英国海军舰队急需足够的防空导弹驱逐舰,但不再是那些不能对付饱和攻击、不能对付低空掠海目标的“海参”导弹战舰了。
当然,后航母时代的英国政府并没有因为在“苏伊士之东”战略上支出的减少而缓解财政压力,减至每年6%的国防费用预算也未能阻止1967年的经济危机。英国政府所能提供给海军的只能是小型的、相对廉价的战舰,此时正在研制中的“海标枪”导弹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因为“海标枪”导弹的作战方式排除了三坐标雷达装舰的必要性,搜索雷达的二坐标目标数据可以直接传递给909型照射雷达,而后者在垂直方向上用于目标锁定的波束扫描将为“海标枪”提供高度数据,因此预计采用“海标枪”导弹的舰艇既不需要装备昂贵而庞大的三坐标雷达,也不需要拥有三坐标雷达的大型舰船,包括航母来为其提供目标信息,这就在技术上决定了英国海军在失去航母时仍有可能得到一型可以独立完成防空作战的小型战舰——42型导弹驱逐舰。
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设备技术的飞速发展,舰船设计的准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的舰船设计以重量为衡准,电子设备仅仅占用了极少的舰内空间,而侧重于快速性的船体被设计得尽可能小而轻,手段包括采用轻型材料、优化船体结构等等,这和电子设备所要求的容积并不矛盾;而60年代开始设计的舰船普遍适用了容积衡准,因为大量的电子设备本身重量在舰船排水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却消耗了有限的舰内容积,这也是为什么从那一时期开始许多战舰变得“体格魁梧”,外形庞大了。按容积设计的思想来衡量这些60年代的驱护舰,可以认为42型和21型的小型化、廉价化的选择未必是效费比最优的选择,最明显的就是机电设备、船体、装置以及系统等的造价不完全与舰的尺度成线性关系。
42型和21型在容积设计上的失败首先源于动力装置的选用。英国海军革命性地率先应用COGOG,其先进性和对舰船性能提升的作用不容置疑,但英国人忽略的是不同的动力装置对舰船容积截然不同的要求和对载舰的主尺度、排水量的重要影响。不妨量化分析一下,42型和21型都采用了两台TM3B和两台RM1A型燃气轮机,包括主机舱、辅机舱、齿轮箱舱在内的机舱总长分别达到39.77米和37.03米,占全舰水线长的比例分别为33.2%和33.75%,比平均水平下全柴动力的25%-28%和柴燃联合动力的28%-31%都要大,表明42型和21型全燃动力装置的采用在其自身的尺度和排水量条件下,占用了相对较多的舰内空间,则其他装备的空间将相对局促。同时,由于燃气轮机的进排气道比较庞大且位于01甲板之上,使其受风面积较大、受风面形心和自身重心都较高,必须加大舰宽来弥补稳性,而如果要保证快速性,船长也必须同步放大,这意味着建造成本的提升,恰恰和42型、21型的设计准则相违背。和同样被“飞鱼”导弹击中但幸存的“斯塔克”号相比,“谢菲尔德”号在挣扎5天后仍沉没于南大西洋,固然和海域环境有关,但本身的设计亦是诱因之一。
其次的问题是材料的选用,这也是42型和21型设计中所延续的以重量为衡准的表现之一。虽然42型主船体和上层建筑的承力板材和骨架都采用钢材,但在“斤斤计较”的要求下,内部轻围壁材料选择了密度较小的铝材;而21型更是干脆设计了全铝合金的上层建筑,为控制全舰重量可谓极尽所能。虽然21型走得更加彻底,但马岛悲剧中备受瞩目的却是“谢菲尔德”号,因为“飞鱼”导弹引起的大火在轻易熔化了铝制轻围壁后四处蔓延,和电缆等燃烧带来的有毒烟雾一起阻碍了损管的开展,最终导致了“谢菲尔德”号的沉没。
和容积设计有关的还有舱室布置问题。传统的重量衡准设计中,对电气舱室的布置缺乏足够的重视,往往随意地布置在机械舱室内,42型的机舱集控室和损管控制室即位于前机舱上方,两者仅一墙之隔。而且作战指控中心也因为安全等原因挪到了舰桥下方的主船体内,这几个重要舱室的集中布置导致了这一区域在恰好被“飞鱼”导弹击中并起火后迅速失效,瘫痪了全舰的消防、照明、通信系统。此外,作为一艘舰“负载”的武备和电子设备舱室的过量带来了生活空间的紧张,42型舰的居住性长期为人所诟病,进而也影响到舰员的精神状态和战斗力。
当然,从容积衡准的角度来苛求21型护卫舰
请继续吧。12,21,22,23护卫舰。42和45驱逐舰之间夭折的43和44型驱逐舰也可以说说
拜托,楼主,您排排版行吗?
    谢菲尔德号和考文垂号42型驱逐舰被阿根廷飞鱼导弹打到鱼肚里, 这是不对称作战的最典型的例子.现在所谓的宙斯盾,还是超级航母,或者是中国将来的航母,一旦在现代战役中被击沉,其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 我感觉美国要是打中国,太空导弹,巡航导弹,F-22和核潜艇肯定是第一批武器,航母首先会躲得远远的!
拜托,楼主,您排排版行吗?
嗯啊~哈哈以后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