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3/4民众称感到幸福 一线城市幸福感低

2012年09月19日08:51  光明日报  温源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35年前，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安娜·卡列妮娜》里这样描述。

近些年，各种幸福指数相继发布，国家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城市幸福指数……然而，幸福，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衡量？

日前由北京大学携手中荷人寿保险公司发布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把对幸福探究的目光对准了身边的普通人，绘出一份遍及全国20个城市居民的幸福地图。我们好奇究竟哪个城市的人感觉最幸福，但我们更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如此关注幸福？追求幸福的背后又彰显出哪些民生诉求？

1.

3/4的人感觉自己幸福

大约两个月前，居住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李秀萍吃晚饭时，饶有兴趣地向丈夫和女儿讲起下班时在路边随意做的一份调查——这是一份关于幸福感的问卷。让她觉得非常新鲜的是其中一个问题的三个选项：我比大多数人都幸福？我处于中间水平？还是大多数人都比我幸福？

李秀萍家庭和睦，工作顺利，孩子学习优秀，父母身体健康，“我挺满足，所以我选了A。”不过在丈夫那里，他觉得自己会选B。

“没有富豪，没有贫民，而是绝大多数默默生活工作的普通人，就是生活中我们最熟悉的那些人。”李秀萍是主持此次调查的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专家何建新对准的调查对象，“具体来说，就是生活在城市、年龄在25岁到50岁之间、拥有自住房的饮食男女，八成以上都是本地居民。”

《报告》覆盖了全国一、二、三、四线共计20个城市，调研收集超过2000份样本量，最后结果显示：在各省市幸福感排名中，辽宁省居民生活最幸福，其次是天津市及山东省。“辽宁省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及社会保险能够带来的保障力度相较其他地区更有信心；而天津居民不论老少，均感觉生活幸福，是幸福感最无年龄差异的城市。”《报告》同时显示，北京居民在居住成本、物价水平、就业、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力度方面的评价很低，成为我国“幸福感洼地”。此外，上海市最“与众不同”：男性的幸福感普遍高于女性。

在城市排名中，如烟台、丹东等体量不是很大的中小城市排在幸福感前列；性别上，女性相比男性感觉更幸福；普通人的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而年龄上，45岁以下的幸福感高于年长者，“中年人要承担更多赡养老人与抚育孩子的压力，这个结果同国际趋势是一致的。”何建新分析。

研究最后提炼出国民幸福指数，“10分为非常好，1分为很不幸，最后得出的平均分是7.2分。证明3/4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何建新说。

2.

一线城市处于幸福感低谷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幸福感的一面是人的生存状态，另一面则是对社会价值的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心态。

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幸福感？哪些因素会拿走或增加幸福的砝码？调查显示，中国人增加幸福感的砝码非常一致，如“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长”、“良好的人际关系”等；而最不增加幸福感的则是“帮助他人”。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人不是以个体方式存在，而是生活在家庭和人际之中的。“多少年过去，这种状况没有太大变化，家庭仍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何建新认为，这种特征反映在生活里是中国人表现出的非常矛盾的价值取向，“对待他人中国人显得有些冷漠：不能扶老人，不愿募捐；但同时对亲人和朋友又非常充满温情。”

“一些文明和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选择做义工，帮助他人是许多人一生都要从事的职业。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人都是自己，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何建新表示，每个社会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中国人会慢慢通过全球化融合，逐步学习和补充这些元素，学会帮助他人。

虽然20个城市居民幸福感受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身健康和未来的风险持担忧态度。从幸福感来源的评价来看，中国城市居民在财务及社会环境方面的幸福感偏低，说明中国城市居民有保障性依赖的倾向，有一定的不安全感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有高达七成的被访者认为赡养老人的资金开支较大，近八成被访者认为目前子女教育的费用很高。

“正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环境、个人发展预期、家庭财务收支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焦虑，一线城市处于幸福感的低谷。”何建新分析，二、三、四线城市生活得相对更坦然，也与这些城市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有关，比如人们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较低的通胀水平、相对合适的城市拥挤度等，都会让人心生满足感。“目前已经开始出现逃离一线城市的倾向，二、三、四线城市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城市居民在普遍享受着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福祉上升的同时，也在普遍承受着社会发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给自身的相对压力。

3.

从个人感受到国家行动

“幸福是人类与生俱来思考的问题，所以关于幸福感的讨论并不陌生。但是最近几年开始不一样，对幸福的研究开始从哲学层面落实到国家具体行动的层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

曾经，GDP数字的高低，一直被视为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但是，随着GDP代表的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人的生活感受之间产生反差，人们开始反思，是不是GDP这一衡量标准出了问题？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2008年2月，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决定设立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由国际三大知名经济学家担纲研究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最后出台的报告从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纠正GDP社会发展的误导。

类似的反思和行动国内也在进行中。去年开始，广东、山东、河南等地相继把提升人民幸福感写入“十二五”规划，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在中国，关注幸福感，提升幸福感是一种社会进步。多少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没有这个理念，只有一个发展的理念。”在孙立平看来，发展主要是数量的概念，如果仅追求数量的增长，社会缺乏良好的理念、价值和方向，发展就会出现偏颇。“现在已经到了提出幸福感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关系非常微妙，一般说来，相对封闭、生活安逸的社会幸福感更强，但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意味着把人类的欲望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一份调查显示，由于相对落后封闭，不丹成为全球幸福感最强的国家之一；但是在电视、网络传入后，那里的幸福感下降了。“传统的幸福感与现代化是矛盾的。现代人面临着在发展科学技术背景下，如何追求幸福的困惑。”孙立平说，既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又要追求心灵的满足与幸福，这是现代人对生活中平衡二者矛盾提出的新要求。

孙立平认为，今天的幸福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是正在变成社会的行动、国家的行动以及政策的导向，政策的制定正在谋求更多使人幸福的制度环境，包括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感和制度预期。“促进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价值多元化，现在的中国人都瞄准了金字塔上那个尖，从小孩教育就开始，好像没考上名牌大学就是人生的失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需要价值的多元化，让人生有不同的选择，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记者 温源)

寻找可持续的幸福增长

现实中，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幸福往往是复杂的。萧伯纳举过一个例子说：患牙疼的人认为每一个牙齿完好的人都必定是幸福的，贫寒困苦的人也会认为所有的富人都是幸福的。但事实是，牙不疼的人和富人遍地都是，他们每个人都幸福吗？当然不是。因为，随着环境的变化、心态的变化，人们的幸福感也会随之变化。

尽管幸福并不能有完全标准的评价公式，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尚书·洪范》讨论幸福问题时曾提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贵，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的标准未必能够解释现在的中国，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人们的幸福是有共同特征的。那就是：需要物质保障，如“富”；需要好的精神状态，如“康宁”；需要有价值追求，如“攸好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不断增加，有多项调查都显示，目前感到幸福的人占到七成以上。这样一个不俗的数字与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人们所熟知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幸福最先需要的是物质因素。在一个社会中，收入不高、囊中羞涩或者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很难保持持续的幸福感。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首先保证了居民获得幸福的物质因素。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居民身体素质、寿命都得到提高。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物质资源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获得最大的物质享受。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些都是人们保持幸福的物质保障。

近年来，国家作出了多项重大的民生改革，经济发展也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受益。国家通过各种举措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中央及各级政府通过强力调控房价，尤其是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使老百姓能够住有所居；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在这几年内覆盖了多数人。民生政策解决了我国居民的后顾之忧，物质层面的不安全感逐步消失，相应的幸福指数都在提高。

但是，有了这些物质保障就会永远幸福了吗？当然不能绝对这么说。从1960年到2010年，美国人的人均收入已经从2268美元到了40584美元，增长了17.89倍，而他们的幸福感指数怎样呢？是有所下降的，而且患抑郁症的人数是60年代的10倍。可见，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增长。

物质丰富是幸福的基本保障，但它所能带来的幸福体验并不可持续，而会逐步减弱甚至消失。现实情况也告诉我们，很多收入颇丰的中产阶级甚至富裕阶层还往往比工薪阶层更容易“抑郁”。这当然不是因为“有钱”让人变得不幸，而是因为“不差钱”让物质丰富这样一个幸福增长点消失了。养活老婆孩子可以是工薪阶层的幸福来源，但高收入者显然并不能从这里得到满足感。

同样，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了“不再差钱”的时候，他的居民幸福感就不能再靠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带来多大的提高了。对于一个逐渐有钱的中国来讲，我们需要通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来寻找新的幸福增长点。

我们看到蓝的天、白的云和干净的街道时能获得幸福，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开始转变方式，开始更多地关注环境保护，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们看到公交车上小姑娘为老奶奶让座时、陌生人之间相互信任时感到幸福，所以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在有很多闲暇时光外出旅游、能够在琴棋书画中陶冶情操、获得快乐时感到幸福，所以我们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及文化产业，推进文化的繁荣昌盛；

我们能够在社会正义得到伸张、自己的声音得到重视时感到幸福，所以我们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

幸福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步一步地推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幸福要可持续，也要有源头活水。在经济发展使得国家富强之后，我们通过民生建设使得百姓富裕；在物质丰富之后，我们通过科学发展观找到了更多的、可持续的幸福增长点。

在当代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收入的人群都有他们的幸福增长点。低收入阶层和中西部山区的一些人可能还生活贫苦，所以我们还要稳住经济增长、推进区域协调、缩小贫富差距；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子女，上学可能还存在困难，我们要建更多的学校、促进教育公平……

所以，作为整个国家，我们有整体的幸福增长点；作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我们有自己的幸福增长点。重要的是抓住这些增长点，实现它们，把它们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可持续的幸福增长也就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了。(新闻观察员 陈恒)
http://news.qq.com/a/20120919/000516.htm2012年09月19日08:51  光明日报  温源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35年前，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安娜·卡列妮娜》里这样描述。

近些年，各种幸福指数相继发布，国家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城市幸福指数……然而，幸福，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衡量？

日前由北京大学携手中荷人寿保险公司发布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把对幸福探究的目光对准了身边的普通人，绘出一份遍及全国20个城市居民的幸福地图。我们好奇究竟哪个城市的人感觉最幸福，但我们更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如此关注幸福？追求幸福的背后又彰显出哪些民生诉求？

1.

3/4的人感觉自己幸福

大约两个月前，居住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李秀萍吃晚饭时，饶有兴趣地向丈夫和女儿讲起下班时在路边随意做的一份调查——这是一份关于幸福感的问卷。让她觉得非常新鲜的是其中一个问题的三个选项：我比大多数人都幸福？我处于中间水平？还是大多数人都比我幸福？

李秀萍家庭和睦，工作顺利，孩子学习优秀，父母身体健康，“我挺满足，所以我选了A。”不过在丈夫那里，他觉得自己会选B。

“没有富豪，没有贫民，而是绝大多数默默生活工作的普通人，就是生活中我们最熟悉的那些人。”李秀萍是主持此次调查的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专家何建新对准的调查对象，“具体来说，就是生活在城市、年龄在25岁到50岁之间、拥有自住房的饮食男女，八成以上都是本地居民。”

《报告》覆盖了全国一、二、三、四线共计20个城市，调研收集超过2000份样本量，最后结果显示：在各省市幸福感排名中，辽宁省居民生活最幸福，其次是天津市及山东省。“辽宁省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及社会保险能够带来的保障力度相较其他地区更有信心；而天津居民不论老少，均感觉生活幸福，是幸福感最无年龄差异的城市。”《报告》同时显示，北京居民在居住成本、物价水平、就业、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力度方面的评价很低，成为我国“幸福感洼地”。此外，上海市最“与众不同”：男性的幸福感普遍高于女性。

在城市排名中，如烟台、丹东等体量不是很大的中小城市排在幸福感前列；性别上，女性相比男性感觉更幸福；普通人的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而年龄上，45岁以下的幸福感高于年长者，“中年人要承担更多赡养老人与抚育孩子的压力，这个结果同国际趋势是一致的。”何建新分析。

研究最后提炼出国民幸福指数，“10分为非常好，1分为很不幸，最后得出的平均分是7.2分。证明3/4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何建新说。

2.

一线城市处于幸福感低谷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幸福感的一面是人的生存状态，另一面则是对社会价值的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心态。

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幸福感？哪些因素会拿走或增加幸福的砝码？调查显示，中国人增加幸福感的砝码非常一致，如“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长”、“良好的人际关系”等；而最不增加幸福感的则是“帮助他人”。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人不是以个体方式存在，而是生活在家庭和人际之中的。“多少年过去，这种状况没有太大变化，家庭仍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何建新认为，这种特征反映在生活里是中国人表现出的非常矛盾的价值取向，“对待他人中国人显得有些冷漠：不能扶老人，不愿募捐；但同时对亲人和朋友又非常充满温情。”

“一些文明和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选择做义工，帮助他人是许多人一生都要从事的职业。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人都是自己，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何建新表示，每个社会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中国人会慢慢通过全球化融合，逐步学习和补充这些元素，学会帮助他人。

虽然20个城市居民幸福感受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身健康和未来的风险持担忧态度。从幸福感来源的评价来看，中国城市居民在财务及社会环境方面的幸福感偏低，说明中国城市居民有保障性依赖的倾向，有一定的不安全感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有高达七成的被访者认为赡养老人的资金开支较大，近八成被访者认为目前子女教育的费用很高。

“正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环境、个人发展预期、家庭财务收支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焦虑，一线城市处于幸福感的低谷。”何建新分析，二、三、四线城市生活得相对更坦然，也与这些城市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有关，比如人们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较低的通胀水平、相对合适的城市拥挤度等，都会让人心生满足感。“目前已经开始出现逃离一线城市的倾向，二、三、四线城市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城市居民在普遍享受着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福祉上升的同时，也在普遍承受着社会发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给自身的相对压力。

3.

从个人感受到国家行动

“幸福是人类与生俱来思考的问题，所以关于幸福感的讨论并不陌生。但是最近几年开始不一样，对幸福的研究开始从哲学层面落实到国家具体行动的层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

曾经，GDP数字的高低，一直被视为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但是，随着GDP代表的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人的生活感受之间产生反差，人们开始反思，是不是GDP这一衡量标准出了问题？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2008年2月，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决定设立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由国际三大知名经济学家担纲研究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最后出台的报告从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纠正GDP社会发展的误导。

类似的反思和行动国内也在进行中。去年开始，广东、山东、河南等地相继把提升人民幸福感写入“十二五”规划，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在中国，关注幸福感，提升幸福感是一种社会进步。多少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没有这个理念，只有一个发展的理念。”在孙立平看来，发展主要是数量的概念，如果仅追求数量的增长，社会缺乏良好的理念、价值和方向，发展就会出现偏颇。“现在已经到了提出幸福感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关系非常微妙，一般说来，相对封闭、生活安逸的社会幸福感更强，但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意味着把人类的欲望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一份调查显示，由于相对落后封闭，不丹成为全球幸福感最强的国家之一；但是在电视、网络传入后，那里的幸福感下降了。“传统的幸福感与现代化是矛盾的。现代人面临着在发展科学技术背景下，如何追求幸福的困惑。”孙立平说，既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又要追求心灵的满足与幸福，这是现代人对生活中平衡二者矛盾提出的新要求。

孙立平认为，今天的幸福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是正在变成社会的行动、国家的行动以及政策的导向，政策的制定正在谋求更多使人幸福的制度环境，包括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感和制度预期。“促进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价值多元化，现在的中国人都瞄准了金字塔上那个尖，从小孩教育就开始，好像没考上名牌大学就是人生的失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需要价值的多元化，让人生有不同的选择，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记者 温源)

寻找可持续的幸福增长

现实中，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幸福往往是复杂的。萧伯纳举过一个例子说：患牙疼的人认为每一个牙齿完好的人都必定是幸福的，贫寒困苦的人也会认为所有的富人都是幸福的。但事实是，牙不疼的人和富人遍地都是，他们每个人都幸福吗？当然不是。因为，随着环境的变化、心态的变化，人们的幸福感也会随之变化。

尽管幸福并不能有完全标准的评价公式，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尚书·洪范》讨论幸福问题时曾提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贵，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的标准未必能够解释现在的中国，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人们的幸福是有共同特征的。那就是：需要物质保障，如“富”；需要好的精神状态，如“康宁”；需要有价值追求，如“攸好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不断增加，有多项调查都显示，目前感到幸福的人占到七成以上。这样一个不俗的数字与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人们所熟知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幸福最先需要的是物质因素。在一个社会中，收入不高、囊中羞涩或者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很难保持持续的幸福感。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首先保证了居民获得幸福的物质因素。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居民身体素质、寿命都得到提高。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物质资源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获得最大的物质享受。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些都是人们保持幸福的物质保障。

近年来，国家作出了多项重大的民生改革，经济发展也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受益。国家通过各种举措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中央及各级政府通过强力调控房价，尤其是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使老百姓能够住有所居；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在这几年内覆盖了多数人。民生政策解决了我国居民的后顾之忧，物质层面的不安全感逐步消失，相应的幸福指数都在提高。

但是，有了这些物质保障就会永远幸福了吗？当然不能绝对这么说。从1960年到2010年，美国人的人均收入已经从2268美元到了40584美元，增长了17.89倍，而他们的幸福感指数怎样呢？是有所下降的，而且患抑郁症的人数是60年代的10倍。可见，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增长。

物质丰富是幸福的基本保障，但它所能带来的幸福体验并不可持续，而会逐步减弱甚至消失。现实情况也告诉我们，很多收入颇丰的中产阶级甚至富裕阶层还往往比工薪阶层更容易“抑郁”。这当然不是因为“有钱”让人变得不幸，而是因为“不差钱”让物质丰富这样一个幸福增长点消失了。养活老婆孩子可以是工薪阶层的幸福来源，但高收入者显然并不能从这里得到满足感。

同样，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了“不再差钱”的时候，他的居民幸福感就不能再靠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带来多大的提高了。对于一个逐渐有钱的中国来讲，我们需要通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来寻找新的幸福增长点。

我们看到蓝的天、白的云和干净的街道时能获得幸福，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开始转变方式，开始更多地关注环境保护，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们看到公交车上小姑娘为老奶奶让座时、陌生人之间相互信任时感到幸福，所以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在有很多闲暇时光外出旅游、能够在琴棋书画中陶冶情操、获得快乐时感到幸福，所以我们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及文化产业，推进文化的繁荣昌盛；

我们能够在社会正义得到伸张、自己的声音得到重视时感到幸福，所以我们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

幸福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步一步地推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幸福要可持续，也要有源头活水。在经济发展使得国家富强之后，我们通过民生建设使得百姓富裕；在物质丰富之后，我们通过科学发展观找到了更多的、可持续的幸福增长点。

在当代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收入的人群都有他们的幸福增长点。低收入阶层和中西部山区的一些人可能还生活贫苦，所以我们还要稳住经济增长、推进区域协调、缩小贫富差距；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子女，上学可能还存在困难，我们要建更多的学校、促进教育公平……

所以，作为整个国家，我们有整体的幸福增长点；作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我们有自己的幸福增长点。重要的是抓住这些增长点，实现它们，把它们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可持续的幸福增长也就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了。(新闻观察员 陈恒)
http://news.qq.com/a/20120919/0005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