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琢奇"保钓"经历:把名字刻在钓鱼岛岩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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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琢奇"保钓"经历:把名字刻在钓鱼岛岩壁上


2012年09月10日  来源:东南网 




    1970年,当时已经42岁的姚琢奇,作为摄影记者和他台湾《中国时报》3名同事,搭乘“水产试验所”一艘木船夜航从基隆港出发,开始了自己此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图片来源:东南网

  已84岁高龄的姚琢奇老先生,身体硬朗,声音洪亮,操一口还略微留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他被誉为台湾“战地记者第一人”,2011年9月曾获台“国防部长”高华柱颁发“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提到1970年登上钓鱼岛,姚琢奇还记得很多细节,40多年都不曾磨灭。姚琢奇早已退休,如今仍然担任“军事新闻研究会”会长,时常会出现在各类军事新闻节目中。
  接到导报记者的采访电话邀约,姚老先生很爽朗地答应了,他一点都没有迟疑,非常愉悦地分享了当年登岛的点滴瞬间。
  背景:1970年代台湾“保钓”兴起

  在台湾新闻界,姚琢奇是绝对的老前辈。1928年出生于上海的姚琢奇,1949年2月底来到台湾,曾经在部队长期服役。战争结束后,便因为爱好使然,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在1970年登上钓鱼岛之前,姚琢奇已任《中国时报》的摄影科科长,同时兼任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摄影师。
  姚琢奇说,其实在1970年之前,他就因为采访有机会在飞机上看到过钓鱼岛。姚琢奇回忆,那是1968年前后,当时有艘挂巴拿马国旗的“银锋号”报废船在驶往台湾准备拆解的途中被台风刮到了钓鱼岛附近搁浅,中国时报社就包了架小飞机飞到钓鱼岛,而姚琢奇就负责拍照。
  姚琢奇肯定地说,当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知道钓鱼岛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岛,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也没有任何军队在“驻守”。所以,自己在1970年9月2日登上钓鱼岛,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租个船,顺水顺风,一路就到钓鱼岛了。姚琢奇说,日本人都是后来才派人去进行所谓的“防务”,“所以后来的登岛,真就是要冒很大危险的”。
  姚琢奇介绍,大约在美国宣布将钓鱼岛列屿的行政管理权交给日本的时候,台湾上下这才开始关注钓鱼岛问题。
  选拔:挑“根红苗正”的记者登岛
  在关注钓鱼岛热潮的背景下,《中国时报》当时的采访部主任汪祖贻提议派记者上岛考察,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老板余纪忠的认可。按姚琢奇的分析,当时老板会同意并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而为。
  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当姚琢奇等人被选为登岛人选之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而被选定的这些记者,对外,是以出海了解休渔期捕鱼新闻的名义报备的。
  姚琢奇强调,因为这件事的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生怕惹来太大的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姚琢奇说,他是“国民党青年军”出来的,与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有私交。文字记者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遗族学校长大,填表时家长栏填的是蒋宋美龄。另一位文字记者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这两人的后台显然都很硬。“唯一没有后台的是蔡笃胜,但他是报纸驻基隆记者站的记者,他负责找船,联络具体事务!”姚琢奇笑说,最后选定的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且一般人轻易都“动”不了的!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余纪忠的考量正确。
  登岛:在钓鱼岛上插旗、刻字、留名
  1970年,当时已经42岁的姚琢奇,作为摄影记者和他台湾《中国时报》3名同事,搭乘“水产试验所”一艘木船夜航从基隆港出发,开始了自己此生难忘的一次采访。
  姚琢奇清楚记得和同仁们出海的时间,是在9月1日晚上。“同行的还有十几个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姚琢奇说道,经过一晚航行,木船第二天一大早到达了钓鱼岛海岸附近,随后4个记者和4个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岛。
  上岛之后,姚琢奇一行人就按照原定计划,在钓鱼岛上宣示“主权”,“我们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岛上,然后用红油漆在一块较平坦的岩壁上写下了‘蒋总统万岁’,又在对面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姚琢奇具体回忆,那块岩壁很高,最后还是身体健壮的蔡笃胜甘当人梯,驮着瘦高个刘永宁才够着,并写下大字的。
  完成任务后,他们随即在钓鱼岛四周转悠。而平时喜欢研究军事的姚琢奇,便以军人的视角考察了一下钓鱼岛。这个岛很小,几乎没有树,植被低矮,显然夏天的台风和冬天的东北季风很强。
  姚琢奇回忆,他没发现水源,而且岛上人工痕迹极少,仅看到用水泥做的围墙,可能是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用的。姚琢奇等人待了两个多小时就离开了。
  后果:“蒋总统万岁”5个字成“免死牌”
  9月3日,姚琢奇等人回到台湾,4日,《中国时报》以两个整版的内容,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记者登上钓鱼岛的内容,引起极大反响。据说当时的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总统府”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由此,就没有人再来追究姚琢奇等人擅自出海的责任。
  姚琢奇不禁感慨,真的不得不佩服余老板,当初之所以嘱咐我们写下“蒋总统万岁”这5个字,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
  随后,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也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并把旗帜取了下来,洗好叠好,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 这是当时《中国时报》驻日本记者站的记者亲眼看见的,所以,后来坊间传说日本方面把旗撕碎了,这不符合事实。可惜,姚琢奇曾多次请求“政府”保护好这面旗子,但这面旗子如今早已不知去向。“若当时旗子有留下来,配合我们拍的图片,那是最直接的物证啊!”姚琢奇至今都觉得遗憾。
  另外,姚琢奇在文章刊出的当天,还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拜访了自己的好友张宝树,并向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并建议军方立刻派一个班上岛,构建防御工事,由海军定期派补给船接应。
  在姚琢奇看来,当时日本正在申请重返联合国,需要台湾支持,只要美国人不说话,日本人就“不敢动”。但遗憾的是,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台湾也因此失去了捍卫钓鱼岛“主权”的最佳时机。
  导报记者 张燕娟 林靖东/文 网络图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2/09-10/4172717.shtml

姚琢奇"保钓"经历:把名字刻在钓鱼岛岩壁上


2012年09月10日  来源:东南网 




    1970年,当时已经42岁的姚琢奇,作为摄影记者和他台湾《中国时报》3名同事,搭乘“水产试验所”一艘木船夜航从基隆港出发,开始了自己此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图片来源:东南网

  已84岁高龄的姚琢奇老先生,身体硬朗,声音洪亮,操一口还略微留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他被誉为台湾“战地记者第一人”,2011年9月曾获台“国防部长”高华柱颁发“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提到1970年登上钓鱼岛,姚琢奇还记得很多细节,40多年都不曾磨灭。姚琢奇早已退休,如今仍然担任“军事新闻研究会”会长,时常会出现在各类军事新闻节目中。
  接到导报记者的采访电话邀约,姚老先生很爽朗地答应了,他一点都没有迟疑,非常愉悦地分享了当年登岛的点滴瞬间。
  背景:1970年代台湾“保钓”兴起

  在台湾新闻界,姚琢奇是绝对的老前辈。1928年出生于上海的姚琢奇,1949年2月底来到台湾,曾经在部队长期服役。战争结束后,便因为爱好使然,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在1970年登上钓鱼岛之前,姚琢奇已任《中国时报》的摄影科科长,同时兼任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摄影师。
  姚琢奇说,其实在1970年之前,他就因为采访有机会在飞机上看到过钓鱼岛。姚琢奇回忆,那是1968年前后,当时有艘挂巴拿马国旗的“银锋号”报废船在驶往台湾准备拆解的途中被台风刮到了钓鱼岛附近搁浅,中国时报社就包了架小飞机飞到钓鱼岛,而姚琢奇就负责拍照。
  姚琢奇肯定地说,当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知道钓鱼岛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岛,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也没有任何军队在“驻守”。所以,自己在1970年9月2日登上钓鱼岛,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租个船,顺水顺风,一路就到钓鱼岛了。姚琢奇说,日本人都是后来才派人去进行所谓的“防务”,“所以后来的登岛,真就是要冒很大危险的”。
  姚琢奇介绍,大约在美国宣布将钓鱼岛列屿的行政管理权交给日本的时候,台湾上下这才开始关注钓鱼岛问题。
  选拔:挑“根红苗正”的记者登岛
  在关注钓鱼岛热潮的背景下,《中国时报》当时的采访部主任汪祖贻提议派记者上岛考察,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老板余纪忠的认可。按姚琢奇的分析,当时老板会同意并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而为。
  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当姚琢奇等人被选为登岛人选之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而被选定的这些记者,对外,是以出海了解休渔期捕鱼新闻的名义报备的。
  姚琢奇强调,因为这件事的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生怕惹来太大的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姚琢奇说,他是“国民党青年军”出来的,与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有私交。文字记者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遗族学校长大,填表时家长栏填的是蒋宋美龄。另一位文字记者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这两人的后台显然都很硬。“唯一没有后台的是蔡笃胜,但他是报纸驻基隆记者站的记者,他负责找船,联络具体事务!”姚琢奇笑说,最后选定的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且一般人轻易都“动”不了的!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余纪忠的考量正确。
  登岛:在钓鱼岛上插旗、刻字、留名
  1970年,当时已经42岁的姚琢奇,作为摄影记者和他台湾《中国时报》3名同事,搭乘“水产试验所”一艘木船夜航从基隆港出发,开始了自己此生难忘的一次采访。
  姚琢奇清楚记得和同仁们出海的时间,是在9月1日晚上。“同行的还有十几个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姚琢奇说道,经过一晚航行,木船第二天一大早到达了钓鱼岛海岸附近,随后4个记者和4个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岛。
  上岛之后,姚琢奇一行人就按照原定计划,在钓鱼岛上宣示“主权”,“我们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岛上,然后用红油漆在一块较平坦的岩壁上写下了‘蒋总统万岁’,又在对面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姚琢奇具体回忆,那块岩壁很高,最后还是身体健壮的蔡笃胜甘当人梯,驮着瘦高个刘永宁才够着,并写下大字的。
  完成任务后,他们随即在钓鱼岛四周转悠。而平时喜欢研究军事的姚琢奇,便以军人的视角考察了一下钓鱼岛。这个岛很小,几乎没有树,植被低矮,显然夏天的台风和冬天的东北季风很强。
  姚琢奇回忆,他没发现水源,而且岛上人工痕迹极少,仅看到用水泥做的围墙,可能是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用的。姚琢奇等人待了两个多小时就离开了。
  后果:“蒋总统万岁”5个字成“免死牌”
  9月3日,姚琢奇等人回到台湾,4日,《中国时报》以两个整版的内容,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记者登上钓鱼岛的内容,引起极大反响。据说当时的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总统府”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由此,就没有人再来追究姚琢奇等人擅自出海的责任。
  姚琢奇不禁感慨,真的不得不佩服余老板,当初之所以嘱咐我们写下“蒋总统万岁”这5个字,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
  随后,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也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并把旗帜取了下来,洗好叠好,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 这是当时《中国时报》驻日本记者站的记者亲眼看见的,所以,后来坊间传说日本方面把旗撕碎了,这不符合事实。可惜,姚琢奇曾多次请求“政府”保护好这面旗子,但这面旗子如今早已不知去向。“若当时旗子有留下来,配合我们拍的图片,那是最直接的物证啊!”姚琢奇至今都觉得遗憾。
  另外,姚琢奇在文章刊出的当天,还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拜访了自己的好友张宝树,并向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并建议军方立刻派一个班上岛,构建防御工事,由海军定期派补给船接应。
  在姚琢奇看来,当时日本正在申请重返联合国,需要台湾支持,只要美国人不说话,日本人就“不敢动”。但遗憾的是,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台湾也因此失去了捍卫钓鱼岛“主权”的最佳时机。
  导报记者 张燕娟 林靖东/文 网络图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2/09-10/41727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