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大医院的暴力袭击医生——恐怖的击鼓传花游戏？

医生何以成为“假想敌”？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07/cc07dailian/

9月3日，又一起伤医血案发生。一名区姓男子携4把利刃闯进深圳鹏程医院耳鼻喉科，砍伤3名医护人员及1名保安。其中两名医护人员伤势严重。

暴力伤害，已成为中国医生和护士们的最大梦魇。



无法统计，这是近年来第几起暴力伤医事件了。仅从媒体报道来看，2011年以来，就有上海新华医院血案、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以及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习生王浩被害案、北京人民医院2名耳鼻喉医生被刺事件。

多部门有关加强医院安保的指令还犹言在耳，但暴力仍然难以阻挡。血腥的暴力再次激起了医务人员的“不寒而栗”、绝望和无奈情绪。

一位实名认证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的新浪微博网友说：“各位同道，医护人员被打被杀可能会变成常态，大家务必小心，没有人在乎我们的生命安全，除了我们自己！”

然而，网络上与医务人员的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也不乏对施暴者的同情：“如今社会老百姓告状无门。面对黑官、黑警、黑师、黑医，老百姓只有选择持刀拼命的唯一办法！”

“看到深圳一鼻炎患者被骗后拿刀砍医生很高兴，现在的骗子医院、骗子学校层出不穷，监管部门受贿后又不管，多砍死几个看他们还敢骗人不。”

这种将医生与官员、警察、教师等统统冠以“黑”字的想法并非个例。这些领域的从业者已经成为部分公众的“假想敌”。基于这样的认识，对医生的暴力行为甚至被部分公众合理化。

无论有何种理由，任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行为永远应当被谴责并被法律禁止。然而，从白衣天使到“黑医”，医生群体何以成为部分公众的“假想敌”？

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中国医疗体制的弊端：看病贵、看病难、看病烦。

在中国开始经济转型的同时，原本由政府包办的公立医院也开始了变革，医院搞创收、增加奖金的逐利冲动加剧，而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无论医院还是医生，都“再也不能只想着如何看病了，他们得考虑更多的东西”。

与此同时，医疗费用中由个人支付的比例也逐年上升，“生不起病”成了大多数人必须直面的冷酷现实。尽管近十年来的医改迅速扩大了医保的覆盖面，但必须看到，医疗费用中个人自付的比例仍然偏高，且各种保险报销比例不一，这种“不平等”更加剧了一些民众的相对剥夺感。

医保覆盖面扩大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医疗需求的井喷，大医院人满为患。在供需严重失调、以及“人人奔协和”的无序就医之下，不但“看病难”的感受未能得到缓解，人们“看病烦”的感受也日益加剧。

而在医疗资源扩张之际，许多医院忙着“跑马圈地”，却并无改进内部管理的动力。医疗流程的失当和医疗差错的发生并不鲜见，质量与安全的漏洞始终存在。

对大多数公众来说，这些医疗体制的弊端被转嫁给那些与他们直接接触、因超强度工作而显得冷漠的医护人员，在他们看来，这些医生就是造成他们“看病贵”、“看病难”、“看病烦”的直接导火索。医生和护士成了他们的“假想敌”，成为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发泄愤怒的直接对象。

除了医疗体制自身的弊端，一系列暴力伤医事件中，常常被凸显的，还有一种底层焦虑。无论去年1月的上海新华医院血案、还是9月的北京同仁医院血案，行凶者都有着相似的处境：因诸种原因或者仅仅因为疾病而陷在底层。在求医过程中，他们始终会被一种底层焦虑所笼罩：金钱、时间、尊严。而医疗过程中的制度性或个体性疏漏，都会成为激发戾气和暴力的导火索。甚至有时，医院还会成为“公权力”的象征，成为一些人报复社会的场所。

一位在上海某知名医院负责处理医患纠纷的医院管理者总结说，“这些年重大医患纠纷中相当比例的是‘砸锅卖铁’的看病类型。患者得了这个时代难以解决的病症，从乡村看到镇医院、县医院、地区医院、省医院，再到上海，最后死在上海。因病致贫，赤贫！这样的贫困群体是输不起的，一旦人财两空，最后接手的医院一定会倒霉。我称之为‘恐怖的击鼓传花’。”

不得不提的另一个原因，是现代医学的尴尬。

细细分析近年来的医院暴力案例会发现，除了医疗纠纷引发的砍杀事件，认为“治疗未达到理想效果”的，占比很高。

从现有报道来看，此次深圳鹏程医院事件也属于这类“治疗未达理想型”。深圳鹏程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犯罪嫌疑人区某7月1日到该院耳鼻喉科就诊，经检查，诊断为“过敏性鼻炎”，给予双筛前神经阻滞手术治疗，术后无任何不良反应，后来在门诊间断治疗16次，总费用6627元。

而深圳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前主任张伟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介绍，过敏性鼻炎的诊治方法目前在医学界存在争议。因为彻底治好的概率低，通过药物治疗只治标不治本，而且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一旦接触了过敏源，又有复发的可能。手术有根治的可能性，但是病发的可能性也相当高。

我们无从猜测此次行凶者的动机，但正如著名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所指出的，“科学是一种承诺，消费也是一种承诺。老百姓认为医学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医学是自动售货机，我的钱进去就一定要有个结果；医生又往往会炫耀新技术让病人抱有过高期望。其实这些贴着很多标签的新技术——海外生产、最先进的，更加刺激了人们对治病的奢望。结果，奢望越高，失望越多，摔下来最重。一旦这种失望和对医生的不信任叠加，再和整个社会的情绪叠加，患者就有可能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糟糕的是，尽管不乏反思和政策微调，短期内，我们难以看到曙光。医生的愤怒与绝望仍在发酵，而最终受伤害的，注定也将包括患者。

戴廉是中国健康界(www.cn-healthcare.com)执行主编。
医生何以成为“假想敌”？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07/cc07dailian/

9月3日，又一起伤医血案发生。一名区姓男子携4把利刃闯进深圳鹏程医院耳鼻喉科，砍伤3名医护人员及1名保安。其中两名医护人员伤势严重。

暴力伤害，已成为中国医生和护士们的最大梦魇。



无法统计，这是近年来第几起暴力伤医事件了。仅从媒体报道来看，2011年以来，就有上海新华医院血案、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以及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习生王浩被害案、北京人民医院2名耳鼻喉医生被刺事件。

多部门有关加强医院安保的指令还犹言在耳，但暴力仍然难以阻挡。血腥的暴力再次激起了医务人员的“不寒而栗”、绝望和无奈情绪。

一位实名认证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的新浪微博网友说：“各位同道，医护人员被打被杀可能会变成常态，大家务必小心，没有人在乎我们的生命安全，除了我们自己！”

然而，网络上与医务人员的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也不乏对施暴者的同情：“如今社会老百姓告状无门。面对黑官、黑警、黑师、黑医，老百姓只有选择持刀拼命的唯一办法！”

“看到深圳一鼻炎患者被骗后拿刀砍医生很高兴，现在的骗子医院、骗子学校层出不穷，监管部门受贿后又不管，多砍死几个看他们还敢骗人不。”

这种将医生与官员、警察、教师等统统冠以“黑”字的想法并非个例。这些领域的从业者已经成为部分公众的“假想敌”。基于这样的认识，对医生的暴力行为甚至被部分公众合理化。

无论有何种理由，任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行为永远应当被谴责并被法律禁止。然而，从白衣天使到“黑医”，医生群体何以成为部分公众的“假想敌”？

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中国医疗体制的弊端：看病贵、看病难、看病烦。

在中国开始经济转型的同时，原本由政府包办的公立医院也开始了变革，医院搞创收、增加奖金的逐利冲动加剧，而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无论医院还是医生，都“再也不能只想着如何看病了，他们得考虑更多的东西”。

与此同时，医疗费用中由个人支付的比例也逐年上升，“生不起病”成了大多数人必须直面的冷酷现实。尽管近十年来的医改迅速扩大了医保的覆盖面，但必须看到，医疗费用中个人自付的比例仍然偏高，且各种保险报销比例不一，这种“不平等”更加剧了一些民众的相对剥夺感。

医保覆盖面扩大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医疗需求的井喷，大医院人满为患。在供需严重失调、以及“人人奔协和”的无序就医之下，不但“看病难”的感受未能得到缓解，人们“看病烦”的感受也日益加剧。

而在医疗资源扩张之际，许多医院忙着“跑马圈地”，却并无改进内部管理的动力。医疗流程的失当和医疗差错的发生并不鲜见，质量与安全的漏洞始终存在。

对大多数公众来说，这些医疗体制的弊端被转嫁给那些与他们直接接触、因超强度工作而显得冷漠的医护人员，在他们看来，这些医生就是造成他们“看病贵”、“看病难”、“看病烦”的直接导火索。医生和护士成了他们的“假想敌”，成为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发泄愤怒的直接对象。

除了医疗体制自身的弊端，一系列暴力伤医事件中，常常被凸显的，还有一种底层焦虑。无论去年1月的上海新华医院血案、还是9月的北京同仁医院血案，行凶者都有着相似的处境：因诸种原因或者仅仅因为疾病而陷在底层。在求医过程中，他们始终会被一种底层焦虑所笼罩：金钱、时间、尊严。而医疗过程中的制度性或个体性疏漏，都会成为激发戾气和暴力的导火索。甚至有时，医院还会成为“公权力”的象征，成为一些人报复社会的场所。

一位在上海某知名医院负责处理医患纠纷的医院管理者总结说，“这些年重大医患纠纷中相当比例的是‘砸锅卖铁’的看病类型。患者得了这个时代难以解决的病症，从乡村看到镇医院、县医院、地区医院、省医院，再到上海，最后死在上海。因病致贫，赤贫！这样的贫困群体是输不起的，一旦人财两空，最后接手的医院一定会倒霉。我称之为‘恐怖的击鼓传花’。”

不得不提的另一个原因，是现代医学的尴尬。

细细分析近年来的医院暴力案例会发现，除了医疗纠纷引发的砍杀事件，认为“治疗未达到理想效果”的，占比很高。

从现有报道来看，此次深圳鹏程医院事件也属于这类“治疗未达理想型”。深圳鹏程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犯罪嫌疑人区某7月1日到该院耳鼻喉科就诊，经检查，诊断为“过敏性鼻炎”，给予双筛前神经阻滞手术治疗，术后无任何不良反应，后来在门诊间断治疗16次，总费用6627元。

而深圳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前主任张伟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介绍，过敏性鼻炎的诊治方法目前在医学界存在争议。因为彻底治好的概率低，通过药物治疗只治标不治本，而且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一旦接触了过敏源，又有复发的可能。手术有根治的可能性，但是病发的可能性也相当高。

我们无从猜测此次行凶者的动机，但正如著名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所指出的，“科学是一种承诺，消费也是一种承诺。老百姓认为医学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医学是自动售货机，我的钱进去就一定要有个结果；医生又往往会炫耀新技术让病人抱有过高期望。其实这些贴着很多标签的新技术——海外生产、最先进的，更加刺激了人们对治病的奢望。结果，奢望越高，失望越多，摔下来最重。一旦这种失望和对医生的不信任叠加，再和整个社会的情绪叠加，患者就有可能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糟糕的是，尽管不乏反思和政策微调，短期内，我们难以看到曙光。医生的愤怒与绝望仍在发酵，而最终受伤害的，注定也将包括患者。

戴廉是中国健康界(www.cn-healthcare.com)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