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平型关大捷的真实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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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0期

作者:蔡伟 魏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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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垣征四郎的左勾拳

  从北京南站开往山西原平的京原线是一条单线铁路,清晨6点半的火车,一待出石景山后就开始进入拒马河谷。天已经开始放亮,除了学生,乱哄哄的车厢里,乘客大都是铁路沿线小站居民。上次乘坐这趟列车已经是11年前,那是去五台山,只记得当时一入山西,火车里便是厚厚一层煤灰,而黄黑混沌的景致里听到的第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平型关。

  《左传》里称山西为“表里山河”。为了保证中央政府的安全,中国古代对各省的划分从来都是割裂天险,而唯有山西独具黄河和太行山脉。从北京所在华北平原到山西黄土高原的主要通途,历来只有晋东北的大同和晋东的娘子关两路。到了明代,为加强边防而建内长城,从陕西、山西一直绵延到河北境内。著名的内三关:紫荆关、倒马关和居庸关,除了后者,都在险峻秀美的拒马河谷。在记者携带的一张70年代的军事地图上,京原线走的,正是这条经由内三关穿平型关,入滹沱河谷至原平的险峻路线。同车一位铁路老员工说,这条铁路大概是在70年代修建的战备线。如同11年前一样,火车在一个又一个的涵洞内穿行。从北京到位于晋冀边境山西境内的灵丘县250公里的路程,整整开了8小时。

  记者曾经以为,京原线的险道就是号称“中国通”的日军名将、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1937年奇袭山西的进攻路线。然而事实证明这只猜对了一半。历代中原政权修建长城,从来都是为了应对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崇祯末年李自成进军北京,也是先攻破明将周遇吉死守的内长城外三关中的宁武关,才得以扫清障碍。而1937年日本人却从平型关东面来了。正如当年的外三关并未能抵挡住李自成大军的东进,1937年的内三关也没能给板垣征四郎带来多少麻烦。曾经是阎锡山在日本炮兵学校师兄的板垣征四郎一年前曾以关东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太原“看望”阎锡山,他进攻太原没有选择飞机或者经由大同的铁路,反而步行千里,沿蔚代公路,择从平型关——滹沱河谷——忻口一线,历时1个月才到达目的地。“板垣征四郎选择了一条几乎是S形的攻击路线:他西出北京直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南下至涞源,突然绕到平型关的左后,走的正是一年前他亲自考察过的路线。”同行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李华用笔在地图上勾出了这条攻击线。板垣征四郎的这记左勾拳迫退了驻守在平型关的阎锡山晋绥军防守部队,在经过激烈抵抗后,平型关中国守军全线败退。

  1937年9月中旬,山西东北门户天镇、大同失守。时逢中秋节(9月19日),山西普降大雪。群众普遍相传:“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平型关)戴孝,是不祥之兆!”晋绥军在日军进攻前的全线失利,让飞扬的雪花也带上了恐怖的色彩。事实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倒是让一个从陕北东渡黄河、迎着日军入侵方向进发的人错过了他一生中最不想错过的一场战斗。

  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时任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的王秉璋此前本是中央红军著名的红1军团司令部的作战科科长。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终于在8月18日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在内战中被红军消灭的原东北军的三个师已被撤销的番号给了红军。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后,数万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士摘下红五星,换上了带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国民革命军军服。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其中115师由红1、红3军团和陕南红军第74师组成,师领导成员分别为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和政训处主任罗荣桓。时年仅23岁的王秉璋的身份由此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在红军尚未完全改编就绪的时候,115师主力已经在8月22日陕西三原誓师东征。第二天,王秉璋和部分队伍也踏上了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征程。

  8月30日,八路军部队从禹门渡口东渡黄河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周昆(时任115师参谋长)派我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为了便于交涉,临时给了我个‘运输司令’的头衔。当时,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阎方代表除满足了我提出的车皮数量外,另外还拨给了我7节豪华包厢,以示特别优待。”王秉璋回忆说,当时的八路军大部分人连火车都没见过,乘坐火车上战场更让许多战士非常兴奋。115师部分一万多名官兵从山西侯马登车,沿同蒲铁路北上,经太原到达五台下车。

  五台山位于滹沱河谷的南面,不但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老家。阎锡山的许多部属也都是五台人。王秉璋和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同乘最后一列火车到达五台,据王秉璋回忆,那天正好是1937年中秋节的前一天。“当时的八路军还是沿用红军时的习惯,找房子专挑大户人家。”王秉璋说,那天他们夜宿在五台一个非常气派的大院里,房东非常热情,请这些赴前线抗战的八路军官兵吃月饼。“那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好的月饼。”王秉璋回忆说,月饼是北京精益店出产的,原料分别为燕窝、鱼翅、海参、鲍鱼等。王秉璋一看这家的架势顿时觉得不对劲,担心地问徐海东:“这是什么人家呀?不会违反统战政策吧!”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此时日本侵略军已长驱入晋。当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先行入晋,与统治山西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协商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后,阎锡山迫切希望倚重八路军抵抗日军的锋芒。双方迅速达成了由八路军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在敌后打击日军、配合晋绥军友军的协议。为了更好的与日军作战,八路军在许多方面也需要寻求阎锡山的配合。“部队一到山西地界就住进了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家,师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宣布了一条纪律,以后部队宿营不准住统战对象(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名流)的家。”王秉璋对住宿对象的判断果然没错:旅长徐海东让人一打听,这里竟然是晋军中地位次于阎锡山的晋绥军高级将领、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家。尽管徐海东专门批评了粗心的管理员,但“晚饭都吃了,只得住下。”王秉璋说,“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后就向主人辞行。房东非常客气,送给徐海东和我两盒月饼,我们推辞不脱,只好各掏出8块银元作为酬谢,但房东不肯收钱。”王秉璋不得不向房主解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八路军的纪律,不收钱就不收月饼。房东无奈,只好收下钱。“那是,我们每月只有一元钱的津贴,8元钱是我一年多的积蓄。”

  就在这个中秋节的清晨,王秉璋和徐海东部继续向平型关进发。当天的那场大雨引发山洪挡住了部队去路。王秉璋决定留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已经到达平型关附近的115师师长林彪正乘坐晋绥军将领孙楚赠送的吉普车,带着几个下属和电台,亲自前往平型关和灵丘县西郊察看地形。如果王秉璋知道此时林彪心中暗自设想的那场作战方案,他一定不会耽搁这一天。就是这一夜的耽搁,让他错过了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这场规模并非很大的战斗,却是自1598年露梁海战以降,中国对日本的首次军事胜利!

  八路军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

  位于内外长城之间的晋北地区,曾经是赵武灵王“辟地千里”、汉武帝刘彻北击匈奴、三国曹操驻兵屯田、北宋杨家将抗辽守边之所。在灵丘县西门外偶然看到的一座赵武灵王盘马弯弓雕像,方知正是因为赵武灵王陵墓在这里,在西汉初公元前99年置灵丘县至今,平型关就位于灵丘西40公里的平型岭隘口。平型关古称瓶形寨,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据说因关岭城墙形状如瓶而得名。原来的平型关关口早已为洪水和人为所毁,当记者乘车兼步行,经过半个小时从山下抵达新修的平型关关门时,仍可见明代城墙的残垣在海拔1800米的山脊上蜿蜒,坯墙外侧沿线散落着早已风化的明代墙砖,似乎在担任了数百年的防御堡垒后,已经为和平的生活所彻底遗忘抛弃。从灵丘到繁峙的公路从平型关门边穿过,土路虽然仍是浮土满天,但早已取代了关门前被荒草埋没的山道。站在关门上,平型岭东侧的大同地界如同俯视深谷,而关口以西的忻州地界却几乎与关岭平齐,放眼过去便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滹沱河谷。平型关的险峻和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在1937年9月19日中秋节当天,最早在平型关抗击日军的晋绥军独立第8旅已经到达了平型关,并在第二天占领了平型关阵地。据该旅第623团第1营营长刘光耀回忆,日军先头部队在9月21日午夜已经到达平型关下,开始向晋绥军发动第一次进攻。进攻的日军是第5军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率领的第42联队第2大队、第11联队第1大队、第21联队第3大队,附一个野炮大队,共约4个大队的兵力。同时日军第21联队队长粟饭原秀大佐率两个步兵大队附炮兵两个中队,从浑源出发南下向平型关侧后大营绕袭,企图断晋绥军平型关后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山西境内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即太原会战的第一个战役平型关战役,由此在内长城平型关地区正式展开。

  在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军进攻平型关之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经向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提出调集重兵,计划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与日军作战。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提出了配合晋绥军主力作战的方案: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115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对此阎锡山表示同意。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召开会议,彭德怀在会上说明了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9月23日,朱德、彭德怀向115师下达了“115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

  不过1937年9月20日,吸引林彪的却并不是平型关口,而是在关口以东5公里白崖台下的乔沟。当年从河北涞源到山西太原的公路正是从乔沟沟底经过,是日军前往太原的必经之地。今天站在乔沟沟底,仍不难理解林彪当年为什么一眼就看中这里,作为他出师第一仗的设伏阵地。记者徒手艰难地下到沟底,踏上的是仅能勉强容一辆汽车通过的土路,两边则是高达20米左右的陡崖,沟内没有任何可以躲藏之处。尤其是沟北面,几乎不可能攀越。“今天所有平型关大捷的作战示意图上,都在乔沟北面标识了包围的红色箭头,但事实上,一贯擅长八面埋伏的林彪在平型关战斗中,并没有在乔沟北面埋下伏兵。”同行的李华说,“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任何当事人作出过解释。有一种说法是,部队埋伏的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数千人的部队过沟可能会留下许多脚印。另一个解释就是,沟的北面非常陡峭,日军不可能爬上去,所以用不着埋伏。”当我们一直从小寨村附近走出乔沟时,李华说,“今天看来,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乔沟附近的几个当地老人告诉记者,当年沟底是平整的土路,十几年前还曾经重修过一次。但由于多次暴雨,沟底的路已经被坍塌的泥土掩埋了。今天一条新修的柏油马路在乔沟的北沿经过,几个当地东之河镇的治安员说,这条马路是2002年新修的,从蔡家峪直通白崖台山腰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长达5公里的乔沟此后就变成了人迹罕至的一条荒沟。

  毛泽东和林彪:战略和战术的考量

  当八路军115师先遣队东渡黄河的时候,林彪前往参加洛川会议没有随部队出发。在从陕西到太原的路上,林彪早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打好八路军出师第一仗。9月14日晚上,林彪就在原平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致电请战,提出了当时情况下115师的行动计划:“在广灵失守、灵丘附近到敌的情况下,原定115师经灵丘到涞源计划已不执行。先拟将343旅(记者注:与独立团同属115师)及独立团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仰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两天后,毛泽东复电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应钦)决定,周(恩来)、彭(德怀)又在晋与阎锡山当面决定,基本不要动摇此方针。处在抗日前线的林彪,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于9月18日回电毛泽东,仍坚持“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在对平型关前线阵地进行实地侦察后,林彪再次亲自起草电报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以整师兵力与日军作战的意见。

  就在八路军渡河东征前不久,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讨论。在1937年8月的数天之内,毛泽东先后谈到八路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和“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毛泽东在红军出动前夜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在8月22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但据聂荣臻的回忆,当时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在红军时代,林彪就已经是党内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具有了多次整师整团消灭国民党军队的经验。对于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转变,虽然明确表示出不同意见的是林彪,但对于出现可能歼灭日军的战机,渴望求战的却远非只有林彪一人。在勘察完战场后,林彪在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发出电文中再次强调八路军首战对于做群众工作重要性的意义:“目前须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打了胜仗更容易动员群众与扩大红军。”对于林彪的来电,毛泽东在次日回彭德怀的电报中,虽表示出具有灵活性的优先支持,但再次明确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性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1937年9月25日这天,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等人并告林彪:“战略意见:……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若仅派遣战术支队,那是无益的。……”毛泽东当时的战略决策,林彪并没有体察,此时的林彪,已经在平型关开始了他东渡黄河后的第一场大战!

  平型关大捷:历史的细节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平型关战前林彪摊开地图,向他和几位参谋介绍战场形式的历史细节。对于林彪征求他关于打还是不打的意见,聂荣臻也明确表示了支持:“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的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在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记述了在平型关战役部队出发前的心情:“我们原想在出发之前,抓紧时间睡一觉。但是激动得使人无法平静下来。杨勇同志开玩笑地对我说:‘嗬,老战将了,怎么还这么紧张!’我说:‘我是考虑我们从未和日本人交过手,这一仗千万不能草率,必须打好!’杨勇同志说:‘是啊,全国人民都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李天佑记得,当时的林彪非常沉默而镇定。当午夜部队出发时,天空下起了小雨,这场雨最后变成大雨引发山洪,使林彪本来调动的4个团只有3个抵达设伏阵地。

  115师第344旅作战参谋张竭诚回忆说,344旅旅长徐海东来到乔沟伏击阵地东南侧白崖台师指挥所找林彪,对于他的688团没能到达阵地非常遗憾。正在山头拿着望远镜察看地形的林彪只是说“豆腐要当铁打,不能大意,不要轻敌,要留好预备队,要通过这次战斗摸摸敌人的特点”。政委聂荣臻的望远镜里,部队此时已经部署完毕:“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林彪的警卫员杨兴桂回忆了当时情景:“鬼子来了!我们顺着师长的视线看去,只见右前方出现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一片,还听见轰隆隆的马达声。师长拿起了电话机,要部队等待命令出击,两眼仍然盯着右前方。红点越来越近,我们的肉眼也能看得真真切切了,为首的高举着一面太阳旗,与太阳旗几乎并排走着的有二十几个尖兵,距离他们20米远,是三路纵队的日本鬼子,刺刀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后面是好多辆汽车,也有拉山炮的大车,还有骑洋马的,晃晃荡荡的,漫不在意地朝前走来了。师长一动不动地看着鬼子先头部队走过去,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心想怎么还不打呢?时间过了10分钟,却比一年还要长。当敌人的指挥车快接近老爷庙时,师长喊:‘发信号弹!’”

  从灵丘前往平型关支援围攻平型关日军的这支日本部队,是板垣征四郎第5军第21旅团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运送补给的日军第6兵站汽车队的两个中队,上百辆大车以及一个骑兵小队。林彪选择了日军战斗力相对最为薄弱的对手,却是对于前先日军最为关键的补给线发动作战,与古代作战断敌粮道的策略如出一辙。当时负责将辎重队与队伍前列的日军截断的685团团长杨得志将军在回忆录《横戈马上》提到了日军板垣师团21旅团强大的战斗力。即便是突遇伏击,指挥官仍举着军刀,指挥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出来拼命往坡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我立即派通讯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许鬼子占领!’”林彪部署的3个团将乔沟内的日军分割成数段,并迅速进入沟内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日军赶来的飞机面对混杂的战场无能为力。当时白崖台村的一位民兵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前往布雷,他回忆到,听到乔沟的枪炮声,直到下午15点才慢慢沉寂。

  “长长的山沟里,到处都倾覆着鬼子的汽车,烧着了的还在冒烟,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都是鬼子尸体,有的还挂在汽车挡板上,从姿势看,显然是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击毙了。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横尸遍地。死尸中间,有的是被我们战士用刺刀捅死的。横七竖八,倚躺仰卧,各式各样的丑态都有。公路上的汽车和大车还满载着弹药、装备、被服、粮食、饼干、香烟……遍地都扔着枪支弹药,东洋兵的黄尼军服,大头鞋子……不可尽数。”687团供给处负责打扫战场的刘炳华说,“当时我要有照相机,真想把这些照下来,让全世界人民看看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战场上这一可耻的失败。”时任687团副排长的程光耀回忆说:“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块河卵石上都滴有血迹……河滩的每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死尸垛,十几具日军尸体码成个半圆形,垒了尺把高,垛后还有尸体,身边堆着厚厚的一层子弹壳。”

  平型关战斗次日赶到现场的日军第5师团野战仓库主计岛尾又治郎记述了战后乔沟的战场情况:“无论在烧焦的卡车周围,还是在背后丘陵的斜坡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无数十分可怜的日军士兵的尸体……”战后第4天,日军第21联队旅团长派遣日军部队前往乔沟清理战场。《滨田联队史》记载,龙泽中队在得到友军支援继续向乔沟开进时,突然被眼前的一切“吓得停步不前”。“……行进中的汽车惨遭烧毁,每隔约20米,倒着几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以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用了长达3个小时,才把一辆辆烧焦的汽车拖到公路的一边……从岭上向峡谷一看,辎重车辆不是也全部覆灭了吗!公路不是被辎重车辆、层层叠叠的人马的尸体堵塞了吗?!”“这里正是粟饭原秀部队的大行李队及山口、中岛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遭到覆灭,宛如地狱图画的悲惨情景。”

  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次日赶到平型关战场的王秉璋来到115师指挥部。正好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平型关获胜,带着摄像机前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政委聂荣臻则认为现在的统战环境中,国民党宣传八路军打胜仗也是好事。曾有过和国民党打交道的王秉璋在了解了作战的情况后被派去接待了那几位记者。那几位记者于是以类似罗曼·卡尔曼的风格,让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前往战争当天师指挥所的位置,按前一天的情景像拍电影“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的一些镜头。这些镜头后来似乎并不多见,如今广泛出现的,反倒是当时以同样手法补拍的部分照片。

  当时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山西任第二战区副司令的前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在平型关大捷次日正在石家庄。他这样描述了当时中国人对这次胜利的反应:“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战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平型关大捷的胜利,毛泽东马上给予肯定,第二天,他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在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到平型关大捷:每个月打的较大的胜利,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蒋介石也先后两次发来贺电,当时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续范亭写道:“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突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长驱直入。”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讲演中再次肯定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曾任115师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孙毅中将在平型关大捷的当晚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个土炕上。那一夜,一向沉稳、平静、内向的林彪竟一夜未睡,从晚上9时进屋一直聊到天亮。“林彪说,今天打了胜仗,精神好,睡不着觉。聂荣臻也说,是啊,我也睡不着。林彪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拉到太原街上示众,结果一个也没抓到。”

  其实战斗中还是抓了一个日军俘虏,不过不是115师,而是附近农民抓的。农民们绑住俘虏的手想把他送给八路军,可日本兵却疯狂反抗,被愤怒的农民打死埋在山上。孙毅感叹说,敌人的确有很强的战斗力。“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到活的。”

  八路军在以优势兵力在极为有利地形上对日军辎重部队而非战斗部队进行的伏击战,虽杀敌1000,也自损600,且没有抓到一个俘虏。这场名震中外的第一场胜利,终于让林彪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队实力以及战略策略的较量。平型关大捷在战略上终于让八路军高层认识到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上的伟大。在太原沦陷后,115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终于开始建立敌后根据地。而平型关的胜利对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起到了非常直接的支持作用。时任686团组织处股长的欧阳文说:“平型关一战我们八路军、115师一下就打出名气了,战后我们到晋南招兵。我们团的招兵处和国民党的紧挨着,他们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就招了3000多人。”此后八路军开始逐步取代国民党军队,成为华北战场的主力。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7/1632878_0.shtml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0期

作者:蔡伟 魏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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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垣征四郎的左勾拳

  从北京南站开往山西原平的京原线是一条单线铁路,清晨6点半的火车,一待出石景山后就开始进入拒马河谷。天已经开始放亮,除了学生,乱哄哄的车厢里,乘客大都是铁路沿线小站居民。上次乘坐这趟列车已经是11年前,那是去五台山,只记得当时一入山西,火车里便是厚厚一层煤灰,而黄黑混沌的景致里听到的第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平型关。

  《左传》里称山西为“表里山河”。为了保证中央政府的安全,中国古代对各省的划分从来都是割裂天险,而唯有山西独具黄河和太行山脉。从北京所在华北平原到山西黄土高原的主要通途,历来只有晋东北的大同和晋东的娘子关两路。到了明代,为加强边防而建内长城,从陕西、山西一直绵延到河北境内。著名的内三关:紫荆关、倒马关和居庸关,除了后者,都在险峻秀美的拒马河谷。在记者携带的一张70年代的军事地图上,京原线走的,正是这条经由内三关穿平型关,入滹沱河谷至原平的险峻路线。同车一位铁路老员工说,这条铁路大概是在70年代修建的战备线。如同11年前一样,火车在一个又一个的涵洞内穿行。从北京到位于晋冀边境山西境内的灵丘县250公里的路程,整整开了8小时。

  记者曾经以为,京原线的险道就是号称“中国通”的日军名将、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1937年奇袭山西的进攻路线。然而事实证明这只猜对了一半。历代中原政权修建长城,从来都是为了应对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崇祯末年李自成进军北京,也是先攻破明将周遇吉死守的内长城外三关中的宁武关,才得以扫清障碍。而1937年日本人却从平型关东面来了。正如当年的外三关并未能抵挡住李自成大军的东进,1937年的内三关也没能给板垣征四郎带来多少麻烦。曾经是阎锡山在日本炮兵学校师兄的板垣征四郎一年前曾以关东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太原“看望”阎锡山,他进攻太原没有选择飞机或者经由大同的铁路,反而步行千里,沿蔚代公路,择从平型关——滹沱河谷——忻口一线,历时1个月才到达目的地。“板垣征四郎选择了一条几乎是S形的攻击路线:他西出北京直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南下至涞源,突然绕到平型关的左后,走的正是一年前他亲自考察过的路线。”同行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李华用笔在地图上勾出了这条攻击线。板垣征四郎的这记左勾拳迫退了驻守在平型关的阎锡山晋绥军防守部队,在经过激烈抵抗后,平型关中国守军全线败退。

  1937年9月中旬,山西东北门户天镇、大同失守。时逢中秋节(9月19日),山西普降大雪。群众普遍相传:“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平型关)戴孝,是不祥之兆!”晋绥军在日军进攻前的全线失利,让飞扬的雪花也带上了恐怖的色彩。事实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倒是让一个从陕北东渡黄河、迎着日军入侵方向进发的人错过了他一生中最不想错过的一场战斗。

  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时任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的王秉璋此前本是中央红军著名的红1军团司令部的作战科科长。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终于在8月18日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在内战中被红军消灭的原东北军的三个师已被撤销的番号给了红军。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后,数万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士摘下红五星,换上了带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国民革命军军服。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其中115师由红1、红3军团和陕南红军第74师组成,师领导成员分别为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和政训处主任罗荣桓。时年仅23岁的王秉璋的身份由此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在红军尚未完全改编就绪的时候,115师主力已经在8月22日陕西三原誓师东征。第二天,王秉璋和部分队伍也踏上了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征程。

  8月30日,八路军部队从禹门渡口东渡黄河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周昆(时任115师参谋长)派我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为了便于交涉,临时给了我个‘运输司令’的头衔。当时,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阎方代表除满足了我提出的车皮数量外,另外还拨给了我7节豪华包厢,以示特别优待。”王秉璋回忆说,当时的八路军大部分人连火车都没见过,乘坐火车上战场更让许多战士非常兴奋。115师部分一万多名官兵从山西侯马登车,沿同蒲铁路北上,经太原到达五台下车。

  五台山位于滹沱河谷的南面,不但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老家。阎锡山的许多部属也都是五台人。王秉璋和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同乘最后一列火车到达五台,据王秉璋回忆,那天正好是1937年中秋节的前一天。“当时的八路军还是沿用红军时的习惯,找房子专挑大户人家。”王秉璋说,那天他们夜宿在五台一个非常气派的大院里,房东非常热情,请这些赴前线抗战的八路军官兵吃月饼。“那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好的月饼。”王秉璋回忆说,月饼是北京精益店出产的,原料分别为燕窝、鱼翅、海参、鲍鱼等。王秉璋一看这家的架势顿时觉得不对劲,担心地问徐海东:“这是什么人家呀?不会违反统战政策吧!”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此时日本侵略军已长驱入晋。当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先行入晋,与统治山西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协商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后,阎锡山迫切希望倚重八路军抵抗日军的锋芒。双方迅速达成了由八路军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在敌后打击日军、配合晋绥军友军的协议。为了更好的与日军作战,八路军在许多方面也需要寻求阎锡山的配合。“部队一到山西地界就住进了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家,师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宣布了一条纪律,以后部队宿营不准住统战对象(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名流)的家。”王秉璋对住宿对象的判断果然没错:旅长徐海东让人一打听,这里竟然是晋军中地位次于阎锡山的晋绥军高级将领、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家。尽管徐海东专门批评了粗心的管理员,但“晚饭都吃了,只得住下。”王秉璋说,“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后就向主人辞行。房东非常客气,送给徐海东和我两盒月饼,我们推辞不脱,只好各掏出8块银元作为酬谢,但房东不肯收钱。”王秉璋不得不向房主解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八路军的纪律,不收钱就不收月饼。房东无奈,只好收下钱。“那是,我们每月只有一元钱的津贴,8元钱是我一年多的积蓄。”

  就在这个中秋节的清晨,王秉璋和徐海东部继续向平型关进发。当天的那场大雨引发山洪挡住了部队去路。王秉璋决定留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已经到达平型关附近的115师师长林彪正乘坐晋绥军将领孙楚赠送的吉普车,带着几个下属和电台,亲自前往平型关和灵丘县西郊察看地形。如果王秉璋知道此时林彪心中暗自设想的那场作战方案,他一定不会耽搁这一天。就是这一夜的耽搁,让他错过了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这场规模并非很大的战斗,却是自1598年露梁海战以降,中国对日本的首次军事胜利!

  八路军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

  位于内外长城之间的晋北地区,曾经是赵武灵王“辟地千里”、汉武帝刘彻北击匈奴、三国曹操驻兵屯田、北宋杨家将抗辽守边之所。在灵丘县西门外偶然看到的一座赵武灵王盘马弯弓雕像,方知正是因为赵武灵王陵墓在这里,在西汉初公元前99年置灵丘县至今,平型关就位于灵丘西40公里的平型岭隘口。平型关古称瓶形寨,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据说因关岭城墙形状如瓶而得名。原来的平型关关口早已为洪水和人为所毁,当记者乘车兼步行,经过半个小时从山下抵达新修的平型关关门时,仍可见明代城墙的残垣在海拔1800米的山脊上蜿蜒,坯墙外侧沿线散落着早已风化的明代墙砖,似乎在担任了数百年的防御堡垒后,已经为和平的生活所彻底遗忘抛弃。从灵丘到繁峙的公路从平型关门边穿过,土路虽然仍是浮土满天,但早已取代了关门前被荒草埋没的山道。站在关门上,平型岭东侧的大同地界如同俯视深谷,而关口以西的忻州地界却几乎与关岭平齐,放眼过去便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滹沱河谷。平型关的险峻和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在1937年9月19日中秋节当天,最早在平型关抗击日军的晋绥军独立第8旅已经到达了平型关,并在第二天占领了平型关阵地。据该旅第623团第1营营长刘光耀回忆,日军先头部队在9月21日午夜已经到达平型关下,开始向晋绥军发动第一次进攻。进攻的日军是第5军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率领的第42联队第2大队、第11联队第1大队、第21联队第3大队,附一个野炮大队,共约4个大队的兵力。同时日军第21联队队长粟饭原秀大佐率两个步兵大队附炮兵两个中队,从浑源出发南下向平型关侧后大营绕袭,企图断晋绥军平型关后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山西境内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即太原会战的第一个战役平型关战役,由此在内长城平型关地区正式展开。

  在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军进攻平型关之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经向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提出调集重兵,计划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与日军作战。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提出了配合晋绥军主力作战的方案: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115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对此阎锡山表示同意。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召开会议,彭德怀在会上说明了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9月23日,朱德、彭德怀向115师下达了“115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

  不过1937年9月20日,吸引林彪的却并不是平型关口,而是在关口以东5公里白崖台下的乔沟。当年从河北涞源到山西太原的公路正是从乔沟沟底经过,是日军前往太原的必经之地。今天站在乔沟沟底,仍不难理解林彪当年为什么一眼就看中这里,作为他出师第一仗的设伏阵地。记者徒手艰难地下到沟底,踏上的是仅能勉强容一辆汽车通过的土路,两边则是高达20米左右的陡崖,沟内没有任何可以躲藏之处。尤其是沟北面,几乎不可能攀越。“今天所有平型关大捷的作战示意图上,都在乔沟北面标识了包围的红色箭头,但事实上,一贯擅长八面埋伏的林彪在平型关战斗中,并没有在乔沟北面埋下伏兵。”同行的李华说,“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任何当事人作出过解释。有一种说法是,部队埋伏的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数千人的部队过沟可能会留下许多脚印。另一个解释就是,沟的北面非常陡峭,日军不可能爬上去,所以用不着埋伏。”当我们一直从小寨村附近走出乔沟时,李华说,“今天看来,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乔沟附近的几个当地老人告诉记者,当年沟底是平整的土路,十几年前还曾经重修过一次。但由于多次暴雨,沟底的路已经被坍塌的泥土掩埋了。今天一条新修的柏油马路在乔沟的北沿经过,几个当地东之河镇的治安员说,这条马路是2002年新修的,从蔡家峪直通白崖台山腰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长达5公里的乔沟此后就变成了人迹罕至的一条荒沟。

  毛泽东和林彪:战略和战术的考量

  当八路军115师先遣队东渡黄河的时候,林彪前往参加洛川会议没有随部队出发。在从陕西到太原的路上,林彪早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打好八路军出师第一仗。9月14日晚上,林彪就在原平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致电请战,提出了当时情况下115师的行动计划:“在广灵失守、灵丘附近到敌的情况下,原定115师经灵丘到涞源计划已不执行。先拟将343旅(记者注:与独立团同属115师)及独立团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仰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两天后,毛泽东复电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应钦)决定,周(恩来)、彭(德怀)又在晋与阎锡山当面决定,基本不要动摇此方针。处在抗日前线的林彪,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于9月18日回电毛泽东,仍坚持“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在对平型关前线阵地进行实地侦察后,林彪再次亲自起草电报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以整师兵力与日军作战的意见。

  就在八路军渡河东征前不久,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讨论。在1937年8月的数天之内,毛泽东先后谈到八路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和“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毛泽东在红军出动前夜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在8月22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但据聂荣臻的回忆,当时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在红军时代,林彪就已经是党内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具有了多次整师整团消灭国民党军队的经验。对于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转变,虽然明确表示出不同意见的是林彪,但对于出现可能歼灭日军的战机,渴望求战的却远非只有林彪一人。在勘察完战场后,林彪在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发出电文中再次强调八路军首战对于做群众工作重要性的意义:“目前须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打了胜仗更容易动员群众与扩大红军。”对于林彪的来电,毛泽东在次日回彭德怀的电报中,虽表示出具有灵活性的优先支持,但再次明确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性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1937年9月25日这天,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等人并告林彪:“战略意见:……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若仅派遣战术支队,那是无益的。……”毛泽东当时的战略决策,林彪并没有体察,此时的林彪,已经在平型关开始了他东渡黄河后的第一场大战!

  平型关大捷:历史的细节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平型关战前林彪摊开地图,向他和几位参谋介绍战场形式的历史细节。对于林彪征求他关于打还是不打的意见,聂荣臻也明确表示了支持:“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的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在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记述了在平型关战役部队出发前的心情:“我们原想在出发之前,抓紧时间睡一觉。但是激动得使人无法平静下来。杨勇同志开玩笑地对我说:‘嗬,老战将了,怎么还这么紧张!’我说:‘我是考虑我们从未和日本人交过手,这一仗千万不能草率,必须打好!’杨勇同志说:‘是啊,全国人民都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李天佑记得,当时的林彪非常沉默而镇定。当午夜部队出发时,天空下起了小雨,这场雨最后变成大雨引发山洪,使林彪本来调动的4个团只有3个抵达设伏阵地。

  115师第344旅作战参谋张竭诚回忆说,344旅旅长徐海东来到乔沟伏击阵地东南侧白崖台师指挥所找林彪,对于他的688团没能到达阵地非常遗憾。正在山头拿着望远镜察看地形的林彪只是说“豆腐要当铁打,不能大意,不要轻敌,要留好预备队,要通过这次战斗摸摸敌人的特点”。政委聂荣臻的望远镜里,部队此时已经部署完毕:“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林彪的警卫员杨兴桂回忆了当时情景:“鬼子来了!我们顺着师长的视线看去,只见右前方出现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一片,还听见轰隆隆的马达声。师长拿起了电话机,要部队等待命令出击,两眼仍然盯着右前方。红点越来越近,我们的肉眼也能看得真真切切了,为首的高举着一面太阳旗,与太阳旗几乎并排走着的有二十几个尖兵,距离他们20米远,是三路纵队的日本鬼子,刺刀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后面是好多辆汽车,也有拉山炮的大车,还有骑洋马的,晃晃荡荡的,漫不在意地朝前走来了。师长一动不动地看着鬼子先头部队走过去,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心想怎么还不打呢?时间过了10分钟,却比一年还要长。当敌人的指挥车快接近老爷庙时,师长喊:‘发信号弹!’”

  从灵丘前往平型关支援围攻平型关日军的这支日本部队,是板垣征四郎第5军第21旅团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运送补给的日军第6兵站汽车队的两个中队,上百辆大车以及一个骑兵小队。林彪选择了日军战斗力相对最为薄弱的对手,却是对于前先日军最为关键的补给线发动作战,与古代作战断敌粮道的策略如出一辙。当时负责将辎重队与队伍前列的日军截断的685团团长杨得志将军在回忆录《横戈马上》提到了日军板垣师团21旅团强大的战斗力。即便是突遇伏击,指挥官仍举着军刀,指挥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出来拼命往坡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我立即派通讯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许鬼子占领!’”林彪部署的3个团将乔沟内的日军分割成数段,并迅速进入沟内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日军赶来的飞机面对混杂的战场无能为力。当时白崖台村的一位民兵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前往布雷,他回忆到,听到乔沟的枪炮声,直到下午15点才慢慢沉寂。

  “长长的山沟里,到处都倾覆着鬼子的汽车,烧着了的还在冒烟,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都是鬼子尸体,有的还挂在汽车挡板上,从姿势看,显然是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击毙了。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横尸遍地。死尸中间,有的是被我们战士用刺刀捅死的。横七竖八,倚躺仰卧,各式各样的丑态都有。公路上的汽车和大车还满载着弹药、装备、被服、粮食、饼干、香烟……遍地都扔着枪支弹药,东洋兵的黄尼军服,大头鞋子……不可尽数。”687团供给处负责打扫战场的刘炳华说,“当时我要有照相机,真想把这些照下来,让全世界人民看看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战场上这一可耻的失败。”时任687团副排长的程光耀回忆说:“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块河卵石上都滴有血迹……河滩的每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死尸垛,十几具日军尸体码成个半圆形,垒了尺把高,垛后还有尸体,身边堆着厚厚的一层子弹壳。”

  平型关战斗次日赶到现场的日军第5师团野战仓库主计岛尾又治郎记述了战后乔沟的战场情况:“无论在烧焦的卡车周围,还是在背后丘陵的斜坡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无数十分可怜的日军士兵的尸体……”战后第4天,日军第21联队旅团长派遣日军部队前往乔沟清理战场。《滨田联队史》记载,龙泽中队在得到友军支援继续向乔沟开进时,突然被眼前的一切“吓得停步不前”。“……行进中的汽车惨遭烧毁,每隔约20米,倒着几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以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用了长达3个小时,才把一辆辆烧焦的汽车拖到公路的一边……从岭上向峡谷一看,辎重车辆不是也全部覆灭了吗!公路不是被辎重车辆、层层叠叠的人马的尸体堵塞了吗?!”“这里正是粟饭原秀部队的大行李队及山口、中岛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遭到覆灭,宛如地狱图画的悲惨情景。”

  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次日赶到平型关战场的王秉璋来到115师指挥部。正好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平型关获胜,带着摄像机前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政委聂荣臻则认为现在的统战环境中,国民党宣传八路军打胜仗也是好事。曾有过和国民党打交道的王秉璋在了解了作战的情况后被派去接待了那几位记者。那几位记者于是以类似罗曼·卡尔曼的风格,让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前往战争当天师指挥所的位置,按前一天的情景像拍电影“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的一些镜头。这些镜头后来似乎并不多见,如今广泛出现的,反倒是当时以同样手法补拍的部分照片。

  当时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山西任第二战区副司令的前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在平型关大捷次日正在石家庄。他这样描述了当时中国人对这次胜利的反应:“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战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平型关大捷的胜利,毛泽东马上给予肯定,第二天,他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在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到平型关大捷:每个月打的较大的胜利,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蒋介石也先后两次发来贺电,当时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续范亭写道:“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突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长驱直入。”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讲演中再次肯定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曾任115师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孙毅中将在平型关大捷的当晚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个土炕上。那一夜,一向沉稳、平静、内向的林彪竟一夜未睡,从晚上9时进屋一直聊到天亮。“林彪说,今天打了胜仗,精神好,睡不着觉。聂荣臻也说,是啊,我也睡不着。林彪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拉到太原街上示众,结果一个也没抓到。”

  其实战斗中还是抓了一个日军俘虏,不过不是115师,而是附近农民抓的。农民们绑住俘虏的手想把他送给八路军,可日本兵却疯狂反抗,被愤怒的农民打死埋在山上。孙毅感叹说,敌人的确有很强的战斗力。“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到活的。”

  八路军在以优势兵力在极为有利地形上对日军辎重部队而非战斗部队进行的伏击战,虽杀敌1000,也自损600,且没有抓到一个俘虏。这场名震中外的第一场胜利,终于让林彪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队实力以及战略策略的较量。平型关大捷在战略上终于让八路军高层认识到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上的伟大。在太原沦陷后,115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终于开始建立敌后根据地。而平型关的胜利对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起到了非常直接的支持作用。时任686团组织处股长的欧阳文说:“平型关一战我们八路军、115师一下就打出名气了,战后我们到晋南招兵。我们团的招兵处和国民党的紧挨着,他们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就招了3000多人。”此后八路军开始逐步取代国民党军队,成为华北战场的主力。
王秉璋(1914-2005),河南省安阳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通信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代科长,第二师司令部参谋,陕甘支队第五大队参谋,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三四三旅副旅长、代旅长,鲁西军区司令部,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六、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1949年11月起到1953年2月任空军参谋长,1953年2月到1958年11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8年11月到1960年4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1960年4 月到1962 年6月改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副院长,1962年6月到1964年12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4年12月到1967年7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1967年7月到1968年12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1968年12月起到1971年9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曾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2005年9月25日在北京逝世,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导弹元勋王秉璋将军侧记

  魏碧海

  1999年6月1日,笔者带着访史求真的心情按响了时年85岁高龄的王秉璋将军家的门铃。此后,笔者对王老进行了长达两年时间的系列采访。在这场马拉松式的采访中,老将军以极大的毅力,一边向病魔挑战,一边在轮椅上追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人物生平
  宁都暴动时,王秉璋带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楼去 。
  王秉璋,1914年生,河南省安阳县人。1929年秋,年仅15岁的王秉璋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次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兵败下野后,其残部被蒋介石收编。无线电学校被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通信营,后又被改编为学兵连。1931年初,蒋介石将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二十六路军官兵北上抗日的请求受到蒋介石的压制,并且他们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又遭到惨重失败,从而引起军心动摇,这为宁都暴动埋下了伏笔。同年10月,在学兵连担任副班长的王秉璋被调往第七十四旅旅部任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七十四旅驻扎在宁都县城,担任城防。季振同是冯玉祥的心腹将领,在西北军里的影响很不一般。          起义之前,季振同与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三人常在宁都城外的一个小山头上密谈,王秉璋作为季振同的贴身卫士在山头上担任警戒。季振同经常派王秉璋向董振堂传递密信。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召集二十六路军的团以上主官举行宴会,准备逮捕不同意起义的军官。宴会在城东的耶稣堂举行,军官们在楼上赴宴,他们带来的传令兵在楼下开席。席间,王秉璋率领七十四旅的18名传令兵将楼下吃席的传令兵统统缴械,整个行动干净利落。随后,王秉璋又带领传令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二楼,大喊:“红军打来了!”宴会顿时乱作一团。王秉璋等人趁乱保护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和七十四旅的两名团长离开会场。七十四旅一团三营营长严图阁率兵如期而至,将其余军官全部捆绑起来。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随即指挥部队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宁都暴动,二十六路军共有1.7万人倒戈,参加了红军。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长,董振堂任副军团长,赵博生任参谋长。王秉璋被提升为军团部传令兵班班长。
  1932年2月,季振同离职到福建长汀养病,军团长一职由董振堂代理。王秉璋在起义中的突出表现深受董振堂的赏识,董振堂迅即将其提拔为军团部通信队队长。
  王秉璋在红军队伍里迅速成长,先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一军团司令部军事教育科代科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万里长征。
  山洪挡住了去路,徐海东和王秉璋错过了平型关战役,可是人们却认为王秉璋参加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一一五师领导成员分别为: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一五师司令部是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基础上组建的,王秉璋便改任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
  三原誓师的第二天,一一五师即开赴抗日前线。林彪、聂荣臻因参加洛川会议不在部队,一一五师便由陈光和罗荣桓率领,从禹门渡口东渡黄河到达韩城县芝川镇。王秉璋以“八路军运输司令”的头衔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当时,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全师1万多名官兵从侯马车站登车,沿同蒲铁路北上,经太原到原平下车。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与王秉璋同乘最后一列车。他们在五台县下车后,住了一宿。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山洪挡住了去路。徐海东和王秉璋都不知道平型关战役的计划,于是决定再留宿一夜。这样一来,他们就错过了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王秉璋是9月26日到达平型关的,并没有参加9月25日的战斗,可是人们却认为他参加了,原因是有几张平型关战役的历史照片上都有他。这些照片作为宣传平型关大捷的珍贵史料,早已家喻户晓。过去宣传说那些照片是战斗时现场实拍的,但笔者在为王老整理回忆录时,王老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
  王秉璋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锡山方面代表交涉车运的经过。不久,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便带着电影摄影机要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聂荣臻说:“现在搞统战,与过去不一样了,宣传我们打胜仗是好事嘛!”林、聂因王秉璋与国民党交涉过车运,有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就派他去接待那几位记者。
  王秉璋向参谋长周昆和几位参谋了解了9月25日的战斗情况后,就去接待《扫荡报》的记者。他带记者到战斗现场去拍摄,但记者们因大战已经结束,对拍现场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林、聂等人到战斗时的师指挥所位置,按当时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稀奇,都赶来凑热闹。记者们在拍电影的同时,还拍了许多照片。
  那时候,照相的机会并不多,王秉璋也趁此机会照了几张,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的历史意义。回到师部,他要求记者将照片冲洗出来,记者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他。这套照片大约有20多张,记者走后,王秉璋将照片分发给了当事人。但拍的电影却始终没有公映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公开宣传八路军。那套照片在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只有几幅保存下来。解放后,有关方面征集史料,这几幅照片就被当成当时战斗的真实写照公开发表了,恰好这几张照片都有王秉璋在内。
  1938年2月间,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到第二战区司令部开会,阎锡山发给一一五师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发给一一五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大信封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将大信封交给王秉璋后,王秉璋打开一看,根本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钱。周昆携另外3万元钱潜逃了。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冈山的老干部,曾任红八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他为什么会突然潜逃呢?这一直是个谜。说他贪财吧,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说他是蜕化变质吧,却没有叛变。解放后,组织上对周昆进行过调查,当时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调查之后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行为。
  周昆潜逃后,一一五师参谋长一职就长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开始由他负责,实际上行使参谋长的职权。
  1938年3月2日清晨,一一五师经过隰县以北的千家庄时,林彪走在最前面,晋军哨兵误以为他们是日军骑兵,开枪打伤了林彪。林彪中弹从马上摔了下来,王秉璋连忙下马将他抱起。林彪的伤势很重,在对林彪进行了紧急救护之后,当天就将他送往延安。
  林彪受伤的当天,军委主席www.qqywf.com和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由你暂代。”但是,在军委电报发出之前,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的电报已经发出了,朱、彭任命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为代师长。
  1939年3月1日,一一五师师部率六八六团进入山东。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成立鲁西军政委员会,由陈光、罗荣桓、王秉璋、黄励、张霖之、赵博、朱则民等七人组成。日军得知“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来了”后,来了个九路围攻。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等部在陆房一带陷入重围,王秉璋协助陈光指挥部队与敌激战,胜利突围。此战后,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师直大部分人员组成“东进支队”开赴鲁南。这年冬天,王秉璋带领特务营的两个连前往郯城县码头镇,支援受国民党顽固派攻击的地方独立营。他率部夜涉结着薄冰的沂河,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镇子,将顽军一个营全部俘虏,随后又在镇外伏击前来增援的顽军。两次战斗共消灭顽军600多人,我方仅伤亡3人。
  1940年秋,一一五师在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罗荣桓主持,肖华、杨勇、王秉璋分别作了冀鲁边、鲁西、鲁南的工作报告。会后,王秉璋调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三旅(三四三旅)副旅长。
  王秉璋采用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以伤亡100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
  1941年2月,王秉璋到达鲁西,教三旅旅长杨勇让他负责部队的训练工作。当时,部队发展很快,但新部队缺乏训练。虽然教三旅沿用了三四三旅的番号,但有实力的老部队并不多,部队中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七团打,八团看,九团围着转。”也就是说教三旅的3个团中能打的只有七团。
  在王秉璋的主持下,教三旅开展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项训练”,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4月间,杨勇赴延安学习,王秉璋任代旅长。
  教三旅活动区域内有许多设防坚固的敌据点,日军的这一套做法与当年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堡垒战术”如出一辙。王秉璋在红军时期就长期思考如何立足现有装备,打破敌人的“堡垒战术”。此时,他已经摸索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只是还没经过实战检验,这就是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这套战术在最初使用时,一些团、营级干部不以为然,但他们在血的教训面前不得不信服:凡采用这套战术的,都能以较小的伤亡代价攻克敌据点;而没有采纳的,不是伤亡惨重,就是没有攻克敌据点。
  1942年12月,王秉璋调任教四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此时的湖西根据地在日、伪、顽三股势力的压迫下处境极为艰难,教四旅牺牲了1名团长,有8名营以上干部开了“小差”。敌人在根据地内“三里一碉堡,十里两方城”,大修据点,并驱使群众挖纵横交错的“井”字形封锁沟。王秉璋一到湖西,即将他的那套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战例是1943年7月的“反碉堡战役”,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教四旅仅用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夺取了日伪据点130多个,以伤亡100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在湖西的一系列战斗中,交通壕近迫攻坚战术在实战中日臻完善,获得了巨大战果,彻底扭转了湖西的被动局势。1951年2月,www.qqywf.com到空军视察时,曾当面表扬王秉璋:“你在鲁西南那段搞得不错嘛!”原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上将在审阅《中共党史人物传·王秉璋》时曾批注:王秉璋“给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很深,认为他是英勇善战、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员。他既能打硬仗,也能打巧仗,并且善于总结作战经验,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在他离开湖西的时候,各项工作可以说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44年底,王秉璋率八路军3个团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他向新四军第四师介绍了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引起该师首长的高度重视。11月8日,第四师营以上干部在曹市集专门听王秉璋作报告。王秉璋率部北返后,第四师司令部将这个报告付印成小册子,取名为《交通壕攻击》。张震参谋长在序言中称其为“战术上之新创造”,并言“在近迫作业及作业与火力配合上使顽敌几无漏隙可乘”。
  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中逐渐推广开来,尤其在三大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如辽沈战役中攻克义县和锦州之战,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之战,平津战役中攻克天津之战。
  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空军将领之一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这是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人民空军将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空军参战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前线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作战计划。有时候,他在安东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时间更长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在安东与北京之间飞两个来回。特别是在刘亚楼因病休养期间,王秉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他直接受领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并主持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不少作战计划是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和www.qqywf.com的。例如1952年7月的中、苏、朝三国空军联合作战计划,上有粟裕副总长的笔迹:“此计划已经主席同意,望按此执行。此致空军王参谋长。”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www.qqywf.com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www.qqywf.com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苏两国有分歧,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过两次争执,一次是在六国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的家中。在这两次争执中,王秉璋都在场。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就是天上飞的麻雀也有不慎掉下来的嘛!”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50万,甚至10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是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没法成长了。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期间,中、苏双方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进行过反复磋商,www.qqywf.com发给斯大林的不少电报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王秉璋在战争期间多次前往安东,尤其是在战局出现不利的情况时。1952年初,敌我空战损失飞机的比例由3∶1下降到接近1∶1。王秉璋一个晚上从安东到北京飞两个来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受空军党委委托前往安东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本来是去解决战术问题的,结果又发现不少其他问题,如作风纪律问题。王秉璋这次在安东一呆就是30天,帮助空联司一边研究、制定战术,一边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通过这次整顿和制定新战术,空战形势很快扭转过来了。当然,以后又有反复,抗美援朝战争是艰难曲折的。
  1952年正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进行刁难,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这种形势下,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战,以打促谈。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所有歼击机部队加打一番。当时,刘亚楼在杭州养病,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是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的。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以及王秉璋给刘亚楼的亲笔信和刘亚楼的回信。这个计划报中央军委和www.qqywf.com批准后,王秉璋就去安东了。
  6月中旬,中央军委获悉杜鲁门批准了轰炸鸭绿江水力发电系统等重要战略目标的计划后,派王秉璋去安东传达保护中、朝境内重要战略目标的指示,并与苏方及空联司共同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王秉璋于7月7日离京,8日抵达安东,向空联司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7月9日开会商讨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震、聂凤智、曹里怀和王琏等空联司首长,以及顾问长格拉索夫斯基,苏方出席会议的有罗波夫军长,共拟定了12个作战方案。这个计划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并转呈www.qqywf.com。7月28日,www.qqywf.com批准了这个计划。在执行新计划的8月至12月,空战中敌我被击落飞机的比例为3∶1,这是战争期间空战形势最好的时期。
  1952年冬,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地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2月初赴朝鲜视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回国后,艾森豪威尔与军方人士商讨打破战场僵局的方法。于是,一个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出笼了。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首要任务。1953年1月3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达了《防敌侧后登陆对空军作战的要求和指示》,空军党委常委会决定由王秉璋主持草拟反登陆作战计划。当月5日,王秉璋去安东,与志司王政柱副参谋长和空联司首长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由王秉璋亲笔起草。回京后,刘亚楼等审阅同意,随后就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2月5日,黄克诚向www.qqywf.com上报。2月8日,www.qqywf.com批示:“照办。”
  1953年2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秉璋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可以说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及军委领导对王秉璋在战时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1953年3月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王秉璋也随同前往。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联上层处于动荡时期,周恩来临时决定让王秉璋留下来与苏方谈判有关空军装备的订货问题。王秉璋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交代了一下工作,并要求派人送一些日常用品和书籍。刘亚楼回信说:“谈判如果进入到‘已经报告上级’、‘等候上级指示的阶段’,则请你能主动提出提早回国。过去的经验你是知道的,回来后用电报交涉常常更容易些,而最重要的是家里没有你在,实在抓不开。”刘亚楼对王秉璋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见一斑。这次谈判非常顺利,达成了订购各种飞机673架等空军装备的协议。
  “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王秉璋为中国导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重点”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会议期间,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上面要调你去搞导弹工作。”王秉璋一听急了,说:“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刘亚楼说:“我顶不住哟,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王秉璋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水平低,不懂导弹啊!”周恩来说:“你水平低,那你说,在我们老同志里面谁水平高,谁懂导弹?你推荐一个。”王秉璋摇头道:“我推荐不了。”周恩来说:“你推荐不了,那就由你干。”3月8日,周恩来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对五院领导班子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和国防科委呈报备案:“五院党委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为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同志为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院时,由王秉璋同志执行第一书记职务,掌管全盘工作。”
  1960年4月,王秉璋到五院上任,开始主持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在那个艰苦创业的火热年代,他与政委刘有光,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人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他们顶住了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和拿走技术资料的压力,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仿制苏联P-2导弹的一种近程地地导弹。随后,我国导弹工业开始由仿制转入自行设计。1961年秋,王秉璋在陕西临潼主持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这是中国航天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正规化、科学化迈进。
  1962年6月10日,刘亚楼辞去五院院长的兼职,周恩来任命王秉璋为五院院长。王秉璋在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对科研生产体制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钱学森后来说:“把大规模作战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这种改革为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功发射,这标志着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导弹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枚大长中国人志气的导弹在出厂时曾经有一个小插曲。导弹组装完毕后,工作人员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王秉璋亲临现场,要求一定要找到那颗螺丝钉。现场没有找到,有人怀疑可能掉到弹体内了。王秉璋决定拆掉导弹。技术人员认为,这么大的导弹,少一颗小螺丝钉不会影响发射,如果分解再组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会使军委批准的发射时间推迟好几个月。王秉璋力排众议,坚持要拆掉导弹。组装厂加班加点,用25天的时间拆掉了导弹,虽然没有找到螺丝钉,但却从弹体中发现了压垫板、铁丝、松香等杂物。王秉璋以此为戒,对工厂进行了整顿,并建立了十多项制度。导弹运到发射基地后,又发现新的问题,他坚持泄掉已经加注的燃料进行检查,因而使发射时间又推迟了几天。他这种“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的严格、认真的作风,保证了导弹的成功发射。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销,成立导弹工业部,即七机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长。1965年2月,领导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事业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兼管导弹工业,王秉璋被增补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国防科委新的党委书记……执行任务去了,他就是王秉璋同志。”王秉璋于当年10月就已经开始主持整个国防科研战线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奔赴西北,成功组织指挥了第10次核试验。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1970年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揭开了中国航天史的崭新一页。1971年9月,“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实验成功。
  在王秉璋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中国地地导弹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接连发射成功,并成功研制了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
  正当王秉璋沉浸在“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改变了他的命运。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九一三”之夜,王秉璋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林彪出事后,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在组织上清除“林彪的死党”的决定。
  王秉璋作为红一军团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作战科科长,一直深受林彪的器重。1945年9月,林彪在冀鲁豫军区突然接到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转道去东北。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王秉璋正在苏北支援新四军作战,林彪想带王秉璋一同去东北,让杨得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打电报给王秉璋,令其速回冀鲁豫军区。王秉璋在路上遇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林彪在“万万火急”的情况下,等了他三天,最后只得北上。就这样,王秉璋没能成为四野的战将。王秉璋与林彪的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当然无法逃脱受审查的厄运。
  如何处理王秉璋,周恩来是非常慎重的。周恩来出席了国防科委的三次党委会。第三次时,他是坐在屏风后听会。王秉璋在会上详细讲了自己与林彪的关系。中央决定,对王秉璋停职审查。王秉璋被收审、关押了整整10年。1981年,王秉璋获释,但至今仍未作任何结论。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权威的官方传记《中共党史人物传》对王秉璋作了如下评价:“他为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但这个3万字的传记写到“九一三”事件就戛然而止,没了下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属最高机密,其内幕世人自然难以知晓。改革开放后,关于“两弹一星”的宣传日渐增多,由于王秉璋属敏感人物,知情者有意回避,致使王秉璋领导导弹研制事业的历史鲜为人知,甚至经常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在2002年底纪念罗荣桓元帅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王秉璋的名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罗荣桓元帅》中,是六位顾问之一。这位密云重锁的将星在沉寂了30多年后终于露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