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久违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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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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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绮淑

　　笔者与印度阔别三年余以后重返故地颇有感受，愿与本栏读者分享。

　　访印恰与两位著名印度经济学家同时，一是哈佛大学的199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教授，12月17日在新德里讲演时再三叮嘱印度向中国学习。

　　但他也强调别学中国缺点，特别指出中国把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医疗保健改成现有的自费制是一种倒退，连防止流行病的免疫注射都要收费，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向钱看。

　　另一是伦敦大学的获得英国爵士称号的德赛（Maghnad Desai）教授，12月20日在金奈（原名马德拉斯）讲演时预言到205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实力总和将占全球一半。他赞誉中国在快速发展，扫除文盲及降低贫富差距上比印度成功。

　　中印这两个十亿级人口超级大国已经挤入全球四强（名次为美、中、日、印）已为全世界公认，中国变成“世界工业生产主要基地”，印度变成“全球信息服务网络中心”。

　　中国发展动力靠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印度发展动力主要靠知识精英，在全球第一世界中的人数仅次于美国，与美国知识精英形成同文不同种的同盟，是中、日知识精英无法攀比的优势。

　　“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已经变成跨国公司及外国政府领袖必访之地。当前印度发展最快的双城就是它和印度首都新德里，以高速向邻近地区扩张，侵占农田，和北京、上海等的扩张有类似之处。

印度经济已出现哑铃状态

　　一位著名印度专栏作家称这种扩建产生的地区为“城市沙漠”。因为是私人资本扩张，超越政府城市规划，水电道路都不配套。由于电源缺乏，这些如雨后春笋的大楼、商场、旅馆、饭店都自力更生地用柴油发电机，隆隆机声与霓虹灯光争艳，出现一种发展中的现代化繁荣的畸形现象。和笔者最近在北京的见闻相比，中国是路多车少（北京五环路上空空如也），印度则是车多路少，两者都不上正轨。

　　印度经济已出现哑铃状态（两头大，中间小），生产25%的国民收入而养活60%人口的传统农业仍占大头，另一大头则是迅猛发展的以信息技术为本的第四产业（服务业），工业相对滞后。

　　和中国恰恰相反，专家认为，印度要以7%的速度持续增长，工业年增长起码要超过10%。现在印度政府已经基本上撤消其著名的“license regime”（管制权），以国大党为首的新联合政府继承前政府一切松驰经济政策，今年底将开放私营银行，让外资接管，比中国开放度宽，可是私营经济发展工业动力缺乏，竞争不过中国也是原因之一。

　　单靠高新信息技术的印度经济发展被称为“jobless growth”（就业机会不加的经济增长），不是健康现象。

　　中印两国文明的共同点在于“传统性”与“现代性”既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印度社会“传统性”比中国更强。印度人吃饭喜欢用大铜盘装满饭菜，一人一盘，中国人聚餐桌上摆满冷盘、热炒，都是齐头并进式，不像西方那种程序式一道一道地吃。

　　西方国家，特别美国，排队成为自觉习惯，车辆鱼贯而行，秩序井然，人们一到中国、印度就看到齐头并进的交通（无）秩序。新德里街头“乱”的程度比北京更胜一筹，鸣笛声、司机叫喊声与引擎发出的响声如雷灌耳，好像“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大论战。

　　森教授新书以“Argumentative Indian”（喜欢争辩的印度人）为名，他认为这是印度文化传统的特色。

　　印度学术界以辩论出名，和中国形成对比。印度政治界也如此，政党、政客之间相互扯皮，表面上十分民主，实际上阻碍事物进展。民主当然也有优点，森教授新书中谈到印度平均寿命比中国增长速度快，他在讲演中说，印度克拉拉邦已无文盲，在没有政府强制情况下人口增长率小于中国。

　　在1970年代，中国和克拉拉邦婴儿死亡率同为千分之38，现在中国下降到30，克拉拉邦下降到10。

　　一位中国使馆人员请他谈谈中印两国如何合作前进。他认为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值得印度学习的是中国赢得国际市场的本领，他说，在相互贸易与技术交流两个层次，两国合作有广阔的天地。

　　许多印度学术界人士从国际著述中看到中国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热”已经逐渐在印度企业界、政治界和学术界悄悄发展，可喜可庆，希望中国也能对印度的“投桃”报之以李。[转贴]久违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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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与印度阔别三年余以后重返故地颇有感受，愿与本栏读者分享。

　　访印恰与两位著名印度经济学家同时，一是哈佛大学的199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教授，12月17日在新德里讲演时再三叮嘱印度向中国学习。

　　但他也强调别学中国缺点，特别指出中国把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医疗保健改成现有的自费制是一种倒退，连防止流行病的免疫注射都要收费，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向钱看。

　　另一是伦敦大学的获得英国爵士称号的德赛（Maghnad Desai）教授，12月20日在金奈（原名马德拉斯）讲演时预言到205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实力总和将占全球一半。他赞誉中国在快速发展，扫除文盲及降低贫富差距上比印度成功。

　　中印这两个十亿级人口超级大国已经挤入全球四强（名次为美、中、日、印）已为全世界公认，中国变成“世界工业生产主要基地”，印度变成“全球信息服务网络中心”。

　　中国发展动力靠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印度发展动力主要靠知识精英，在全球第一世界中的人数仅次于美国，与美国知识精英形成同文不同种的同盟，是中、日知识精英无法攀比的优势。

　　“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已经变成跨国公司及外国政府领袖必访之地。当前印度发展最快的双城就是它和印度首都新德里，以高速向邻近地区扩张，侵占农田，和北京、上海等的扩张有类似之处。

印度经济已出现哑铃状态

　　一位著名印度专栏作家称这种扩建产生的地区为“城市沙漠”。因为是私人资本扩张，超越政府城市规划，水电道路都不配套。由于电源缺乏，这些如雨后春笋的大楼、商场、旅馆、饭店都自力更生地用柴油发电机，隆隆机声与霓虹灯光争艳，出现一种发展中的现代化繁荣的畸形现象。和笔者最近在北京的见闻相比，中国是路多车少（北京五环路上空空如也），印度则是车多路少，两者都不上正轨。

　　印度经济已出现哑铃状态（两头大，中间小），生产25%的国民收入而养活60%人口的传统农业仍占大头，另一大头则是迅猛发展的以信息技术为本的第四产业（服务业），工业相对滞后。

　　和中国恰恰相反，专家认为，印度要以7%的速度持续增长，工业年增长起码要超过10%。现在印度政府已经基本上撤消其著名的“license regime”（管制权），以国大党为首的新联合政府继承前政府一切松驰经济政策，今年底将开放私营银行，让外资接管，比中国开放度宽，可是私营经济发展工业动力缺乏，竞争不过中国也是原因之一。

　　单靠高新信息技术的印度经济发展被称为“jobless growth”（就业机会不加的经济增长），不是健康现象。

　　中印两国文明的共同点在于“传统性”与“现代性”既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印度社会“传统性”比中国更强。印度人吃饭喜欢用大铜盘装满饭菜，一人一盘，中国人聚餐桌上摆满冷盘、热炒，都是齐头并进式，不像西方那种程序式一道一道地吃。

　　西方国家，特别美国，排队成为自觉习惯，车辆鱼贯而行，秩序井然，人们一到中国、印度就看到齐头并进的交通（无）秩序。新德里街头“乱”的程度比北京更胜一筹，鸣笛声、司机叫喊声与引擎发出的响声如雷灌耳，好像“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大论战。

　　森教授新书以“Argumentative Indian”（喜欢争辩的印度人）为名，他认为这是印度文化传统的特色。

　　印度学术界以辩论出名，和中国形成对比。印度政治界也如此，政党、政客之间相互扯皮，表面上十分民主，实际上阻碍事物进展。民主当然也有优点，森教授新书中谈到印度平均寿命比中国增长速度快，他在讲演中说，印度克拉拉邦已无文盲，在没有政府强制情况下人口增长率小于中国。

　　在1970年代，中国和克拉拉邦婴儿死亡率同为千分之38，现在中国下降到30，克拉拉邦下降到10。

　　一位中国使馆人员请他谈谈中印两国如何合作前进。他认为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值得印度学习的是中国赢得国际市场的本领，他说，在相互贸易与技术交流两个层次，两国合作有广阔的天地。

　　许多印度学术界人士从国际著述中看到中国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热”已经逐渐在印度企业界、政治界和学术界悄悄发展，可喜可庆，希望中国也能对印度的“投桃”报之以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