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

一个事情也许因为一个小人的阻拦就耽搁了下来

刚刚搜了一下，看到这段才觉得悲哀。那时很多海外人士就是靠这样子照个像混绿卡 {:soso_e101:}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1-26/152021539314_4.shtml

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http://vpl.vip.qikan.com/text/article.aspx?titleid=yhcq20120303-3


作者：胡治安  字数：2817

来源：炎黄春秋      2012年3期

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中，5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后绝大多数获得平反，仅寥寥数人未得改正。林希翎便是这寥寥数人中的一人，而且是唯一的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得到改正?
　　一、林希翎为何被打成右派
　　林希翎的右派改正问题颇为复杂。1995年4月，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复函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林希翎右派改正问题》：“我们意见，先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对林希翎右派改正问题进行复查，提出意见”。北京市委同意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意见，转请人民大学党委处理。该校“认真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访问了当年学校具体负责右派改正工作的同志”后，做出了简单明了的答复：林希翎右派改正问题“经市委和中组部做出‘不予改正’的决定，此后，中央关于右派改正问题，未再下过新的文件与精神……也未发现足以否定‘不予改正’决定的重要新材料”，“不考虑对林希翎改正问题进行复查”。谁都知道，所谓“复查”就是对原结论重新审议，重新认识。而回答是，原结论“不予改正”，就是一锤定音，无须再审议、再认识。事情果真如此吗?现将1979年7月4日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抄录于下：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女，一九三四年七月生，浙江省温岭县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参军，一九五五年九月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文章点名)，一九五八年二月宣布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作反面教员。一九五八年八月被捕，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七三年释放安排工作，一九七八年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现在浙江武义县农机修造厂当工人。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规定和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林希翎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期的言行进行了复查。结论如下：
　　(一)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三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六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
　　她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政治上的名词……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她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就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党团员成为特权阶级。”她造谣说，在去玉门的“路上亲眼看见工人罢工……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她攻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90％高级干部不同意”，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她认为我们“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制度就会形成特权阶级”。
　　林在引用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说，我国的“肃反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杀了77万，冤枉的人有72万，相当于一个小国家”，“南京肃反时，一夜即把逮捕证发给每个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两千多人，连礼堂都住满了”。她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根本改变”，要“彻底改革政治制度”。
　　(二)公布、抄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
　　整风运动初期，林搞到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证其内容。她攻击说：“斯大林专横残暴，严重透顶，历史皇朝无可比拟”；“阻碍社会发展，倒退了一个时代”。她声称“‘秘密报告’材料是很真实的”，给我“很大启发”。她用“秘密报告”来影射我们党的工作，说“我们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她在六月一日全校大会上宣布：“现在我主张公开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我这里有一份，可以公开。”六月二日她贴出海报，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公布，由于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反对，她未能得逞。但使学校的整风运动，被迫停止了三天。
　　林还把“报告”给校内同学传阅，又叫人抄寄给北大、西安、南京、武汉等地一些人。当学校让她交出时。她又抄留了一份。
　　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的干扰破坏了学校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
　　(三)反对中央当时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闹事。
　　林把中央在全党进行的整风污蔑为“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叫嚷“要彻底革命”。同时与社会上的右派互相呼应，密切往来，极力煽动说，党中央提出鸣放“很多人在应付，口是心非”，“听说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是愚蠢的”。“现在的‘鸣放’这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老头子不大胆……不敢和共产党闹翻”。“我们青年长着脑袋是干什么的!难道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我们要说话”，“让每一个人过真正‘人’一样的生活”。她说“什么叫人民做主!同志们，过去我们感到做主吗?我没有做主，我没有感到是主人。”“人民不是阿斗。真正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现在西北、武汉等地，到处学生都行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道，是新闻封锁!”“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大，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她公开提出要“开三害控诉会”，煽动闹事。
　　林希翎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她这些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用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位右派不属错划，不予改正。希望本人从中真正接受教育，今后为社会主义服务。
　　关于被逮捕判刑问题，建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鉴于林希翎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大学毕业生，为了发挥其所长，建议浙江省适当安置她的工作。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
　　1979年7月4日
　　这个结论，对当年划她右派的根据，没有全部搬出，如她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这是当年定罪的重要根据；又如她说反右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这是当年她攻击整风反右的“罪行”。引用的言论，仍然是“断章取义”。如说“封建社会主义”，她的原话是：我国和苏联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会产生“三害”的，因为中国和苏联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在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如果是社会主义，只能叫封建的社会主义。又如，她攻击“共产党员是混蛋，要清洗”，她的原话是：共产党员有三部分，绝大多数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有一部分是随大流的，有一小部分“蜕化分子，我说他们是混蛋”，哪怕是百分之一，应该清洗，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正如林希翎说的任何人都可在她身上涂抹自己所需的颜色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根据需要摘取她的言论。1957年，她发表大量讲话，形成了较完整的思想。综观她当年的言论，她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 共产党、拥护毛泽东的。但她不满足现实，认为青年，对现实不满是个好现象，满足现实，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因而要求不断改革，“彻底改革政治制度”，改革产生“三害”的制度。而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让全民提意见，尽情地提。她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了铁托的讲话，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她又是一个敢想敢说的人，在整风运动中对现行制度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提出批评，言辞有些激烈，举证也许不很准确，但她不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从资产阶级民主出发，批评共产党，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是名副其实的右派，但不是人民中国的敌人；而林希翎与他们不同，她是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出发，批评“封建社会主义”，言辞激烈，影响很大。她并不是资产阶级右派，但她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反右中，她也反对章乃器的定息延期20年，反对储安平的“党天下”，反对轮流坐庄。她忠诚而积极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就本质而言，当时的林希翎不是右，而是左。但结果，她的命运比章、罗更惨，成了“专政”对象，在铁窗中苦度了15年，监狱吞噬了她的青春。
　　林希翎在上世纪80年代曾说：“五十年代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不是反共，恰恰相反……我希望共产党能够改正错误，把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二、林希翎右派“不予改正”原因何在
　　1、1979年的云雾
　　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国民党战犯前，毛泽东提出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章的帽子摘了后，毛泽东又问还有个林希翎呢?因为有“伟大领袖”的亲自过问，很快就要为她摘帽子，但她在服刑，立即释放，安置工作。这一过程，现在说法不一。但我相信，我说的粗线条是较准确的，因为我当时在公安部，参与特赦战犯和清理监狱的工作。
　　1979年我在中央五部“摘帽办”时，关于林的消息、意见、文字材料就多了，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中央领导人的，有部门负责人的，搞得头昏眼花，如坠云山雾海。林希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首先听到的是林希翎来北京了，这很正常，应该来讨个说法，但一直纳闷，为什么不来统战部?后来看到耀邦的批示：“仲方、戴云同志，请你们约她谈谈，同这样典型的人谈谈，很可能获得许多新鲜知识。谈时请代我向她致意：愉快地向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的明天”。仲方，即王仲方，原是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秘书，时任中宣部秘书长；戴云，时任中宣部办公厅主任。显然，胡耀邦确是很关心她的。随后，又传来消息，说林在北京到处活动、闹事，表现很坏：一是参与学潮，参与西单民主墙活动，并说自己是“民主运动的老前辈”；二是她能量大，坐着红旗小车，出入钓鱼台国宾馆(当时中宣部在里面办公)，能看到中央委员才能看的《内部参考》，列席文代会，有关方面还在为她拍摄新闻纪录片《林希翎在北京》，；三是她交往广、朋友多，与谭惕吾、刘宾雁、吴祖光、艾青等都有联系。这些话，在“摘帽办”并没有引起风波，听了就完了，总觉得她的问题要妥善解决。认为，她就是一名大学生，当年影响虽然很大，当今落实政策，不要抬得太高，抬高了，反而不好办。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接触到林本人，也没有收到要我们过问的任何领导意见。林希翎的事，在云遮雾障中。
　　2、杨士杰一锤定音
　　1979年4月的一天，中组部秘书长何载电话通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商议林希翎的右派改正问题，4月16日我出席这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满满一屋子，20多个单位的人参加。说是座谈会，实际上是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讲话。人民大学、北京市公安局、法院介绍情况后，杨士杰讲话，他说，林不是党员，不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今天召开这个会，一是因涉及一些政策问题，二是因为中宣部办公厅发函问题，还因为林希翎在文艺界的活动，为了通报情况，缩小她的市场，而召开这个会。他讲话中，特别强调组织纪律和坚持原则、划清界限。他说，改正右派要实事求是，不改正也是实事求是，林希翎人头不大，影响很坏，不改正也是实事求是。他说：林希翎有一套骗术，如说中央有人支持她；她五七年有后台；说她13岁参加革命；这一切都是吹牛，我们一些同志上当了，公开为她辩护。
　　杨士杰的这些话，没有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是冲口而出的。还说，他报告了胡耀邦，“耀邦同志说，居然没有好好的接受教训，还那么狂，既然多数同志不赞成，那就挂起来再说。她也几十岁了，再过几年，头发都白了，老太太了，蹦跶不了几年了!”后面四句，在以后的文件里没有出现，但绝对是杨士杰的原话，因为给我印象太深，铭刻在我脑子里。作协的同志还说，刘绍棠讲，反右时真右派、假右派搞不清，这次改正，真右派就看得清了。这样，杨士杰的意见，就成了座谈会的“决定”：林希翎右派，不予改正。后来，林希翎在与我谈话中，多次说，就是杨士杰“这个老混蛋”，一锤定音。
　　杨士杰已经作古，骂他“老混蛋”，冤枉他老人家了，杨士杰为右派的平反改正，有过重大贡献。在起草中共(1978)55号文件时，五部门有关负责人意见分歧，是年6月烟台会议上，就有对立的两种声音：一是对右派分子只摘帽子，不搞甄别平反；一是实事求是，重新审议五七年的右派案件，错了就改。杨士杰在会议结束时有个讲话，强调“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烟台会议没有形成决定，文件稿一直处于“讨论”中。胡耀邦说，杨老头在烟台会议上放了一炮，放得很好。他提议再开一次相关的部长会议，重新研究右派问题。直到这年9月，在民族文化宫九楼召开的会议，才最后敲定。当时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还有相关副部长：童小鹏，廖井丹，凌云，李金德。会上，杨士杰说，1963年中央为695万人甄别平反，弄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于今只解决50万右派问题，中国不会乱。张平化、乌兰夫、赵苍璧、程子华等，分别从各部的角度，阐述了实事求是为右派平反的迫切性，完全赞成杨士杰的意见，右派问题必须解决。这样才形成了中共(1978)55号文件。可见，在解放50多万右派中，杨士杰配合胡耀邦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杨荣甲先生在回忆他父亲杨士杰的文章中说，在为“右派”改正的工作期间，林希翎曾找到家里，质问父亲为什么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曾“大闹一通”。杨荣甲先生回到家中得知这一情况，也向父亲提出这一问题，“父亲避而不答”，在他一再追问下，“最后只说了一句：‘是她所在的单位不同意为她改正。’”(参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但是，在林希翎的问题上，杨士杰有所偏颇。 当时和现在我都以为，是因中宣部人员对林希翎的过分热情，触犯了杨的尊严，他叫劲要与有关部门比试权威。在会上，他公开批评中宣部向北京市委发函，建议改正林的右派问题，是打着胡耀邦的旗号，损害了中央领导人的声望。王仲方当场反驳：是遵照胡耀邦指示，向北京市委发函的，根本不存在损害中央领导威望问题，耀邦多次批示要给她改正，你们就是不改，这是维护中央领导吗?
　　3、小官僚，导演大悲剧
　　林希翎的右派问题得不到改正，与一个小官僚主义者有关。与她刚愎的个性不无关系，如果她对1957年自己言行造成的影响有几句检讨，事情的结局就可能两样。杨士杰专听中国人民大学某些人的意见。该校的报告，不仅对林五七年的言论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而且对其现实表现，也尽力夸大，任意指责，把林描述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甚至是“骗子”、“流氓、恶棍”，报告撰写者是当年反右派积极分子，与林有很深的历史成见。他写的报告，校党委书记也认为缺乏真实，批示“还是要真实”。直到2006年，有人说：林希翎在国内是右派，到国外成了左派。他听后，面有愠色，立即反驳：不能这么说，什么左派?!我们走访这位负责人问及林的问题，为什么不改正时，他说，林五七年那些事，算不了什么问题，有些观点，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又说当时不予改正，主要是她现实表现不好，参加西单民主墙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视，准备抓她。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不予改正。杨士杰表示，林希翎改正不改正，由人民大学党委决定。人民大学某些人，得了这一尚方宝剑，就可稳操胜券了。杨看了一个个报告、“汇报”，对北京市委统战部等单位说：“林希翎右派没有划错，又犯下了新罪，改正没有条件”。于是一锤定音。
　　1980年4月《关于林希翎右派问题复查情况汇报》最后说：“根据林希翎1957年的言行，当时定她的右派是正确的，不属错划。林在被划为右派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坚持原来的立场观点，因此，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1984年4月又有《关于林希翎问题的情况汇报》，再次重申：“过去和现在的实践都证明，林希翎的右派不予改正，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统战部转去几位老同志要求为林平反的信，不仅被顶回，还有一句软中带刺的话，使批转此信的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受到严厉批评。连胡耀邦及许许多多的老前辈和相关部门，他们都不在话下。多次指责林希翎说她的后台是胡耀邦、吴玉章、邓拓、张黎群，是“招摇撞骗”、“挑拨离间”，否定这些老前辈对林曾经有过的关心、支持。
　　80年代，林希翎在海外成为“新闻人物”时，他们连连“报警”。1983年11月《关于林希翎问题的报告》建议有关部门对林在海外进行封杀，对林在“香港、国外攻击党的言行”，要“及时掌握并向国内通报”；对“她发表的反动言论”，要“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对她招摇撞骗、混淆视听的言行，应揭露”。她“要求我驻外单位负责人接见，应予拒绝，可指定一般工作人员接待，以免抬高她的身价”。不仅想在海外封杀林氏，而且大有在国内追查“后台”的气势。在报告的草稿中说：“从林希翎的上访和去香港的情况看，林为什么那样神通广大，她对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她的问题，她知道一清二楚，她上访期间，为什么能列席全国文代会?为什么她想去香港，就有人给她办单程?为什么有些人那么为林希翎卖力，又是写文章、作报告，又是拍片子，大造舆论，极力为林翻案，鸣冤叫屈。的确在林希翎一案问题上，暴露出有些单位和个人存在着党风不正，组织涣散，甚至组织不纯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好在这位官员手中只有大笔而无大权，不然，他肯定会开展“纯洁组织”的大清查，也许再揪出几个几十个林希翎。还要庆幸的是，这些“报告”胎死腹中。
　　50多万右派，其中有多少大人物的问题都顺利地解决了，唯有林希翎这个有一定影响的小人物，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拖成了有世界影响的大问题。关键不在中共中央，不在方针政策，全在有实权、心胸狭隘的极“左”人物。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云山雾罩，最后形成“铁案”，想改动，比撼山还难。
　　三、成立专门小组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1、见到林希翎
　　2004年1月，我接到统战部干部局长电话，问是否认识林希翎，说她致信部领导要求晤谈，后再接电话，说部领导让我代表她与林希翎见面谈谈，局里派人陪同。我欣然应命。2月17日与干部局副局长陈征然，约请林到统战部礼堂叙谈，并设宴招待。她准时到来。从下午3点半，直到晚上8时多，基本上是听她倾诉，我们很难插话。她讲述打成右派的冤屈，党内老干部为她鸣不平，特别说到人民大学原党委组织部长李逸三，多年来四处奔走呼号要为她平反，说林希翎不平反，我死后骨灰不入八宝山。4个多小时的谈话，心平气和，友好愉快。最后她说，如果中央出于政治需要考虑，不给我改正，留下这么一个活证据，说明反右是正确的，那我也服从大局了。在她面前，我们能说什么呢?大道理没有可说，只得安慰，表示同情，也说几句，本来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解铃还须系铃人，还得同原单位商议解决。我们了解到她在北京的居住、看病都有些困难，表示将及时反映，力所能及地帮助。
　　第二天，我接到林希翎的电话，听得出来她很高兴。
　　在与林希翎见面前，我们还拜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钧儒。李曾为林说了些好话。李副校长告诉我们，他与林认识是近年的事，他访问法国时，驻法使馆反映，林希翎很有思想，也很爱国，右派问题应该解决。
　　2、“死马当成活马医”
　　不久，林希翎去香港，临行前给我留下在港的电话，以便联系。以后的日子里，时有电话往来。她告诉我，将于2004年6月24日回法国，并说到法国后，再给我写信，申述她的要求。
　　2006年1月18日深夜，林自巴黎给我打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对右派问题要求有个说法。林说，我的右派问题至今没有平反，阻碍解决问题的老人都死了，应该好办了。不解决，也得有个说法。给你写信的事，写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倒给你增加麻烦，我感谢你的关怀。现在也难执笔了，说说还可以，动手写东西很困难了。看吧，身体好些再说。中国驻法使馆也要我写材料，由他们向国内申报，也不见得解决问题。一些老同志，如李逸三、聂真都为我鸣不平，要求平反，但一到彭真那里就卡住了。1980年中国新闻社针对国外“林希翎死于中共监狱”的谣言，拍了部《林希翎在北京》的新闻纪录片，那时，胡耀邦批示，要给我改正，中新社和我都以为我将很快得到改正。纪录片拍了我和吴祖光等一些改正人士在一起游玩、谈笑，喜气洋洋，和谐欢乐，反映当时共产党落实政策，大得人心的情景。后来，杨士杰一锤定音：不予改正。影片被封杀，被毁掉。我手头有大量资料，我死后会被毁掉的，这是毁掉一段历史。
　　3、成立专门小组。处理林希翎问题 　　我将林的来电，整理报告了部里领导，并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请人民大学重新审议其右派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二是如愿意，请她回香港定居，以便就近照顾，她也有活动的自由空间。部里领导很重视，专门给我指示，要妥善处理；随即成立专门小组，由陈征然副局长牵头，干部局、办公厅派人参加，并明确交代：现职局长出面牵头，工作主要由你来做。
　　专门小组成立后，抓紧工作，希望在反右50周年前，把问题解决。首先走访中国人民大学统战部。接待我们的统战部长是位50多岁的女士，是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的专家，她一见到我们就叫苦连天：林的问题，我根本没有接触过，都是以前的搞的；问题都涉及中央领导干部，我们无权、也无力来研究解决，还得由中央来解决；林的材料几大堆，都在档案柜中。谈话不得要领，只得背了几捆资料回来。我们一面细细地看材料，从1957年到1984年的讲演记录稿、书面报告、媒体报道、审查结论等等。同时走访有关人士，面谈的有王仲方、胡耀邦原秘书曹治雄、人民大学原教务主任杨佳民、北京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傅镇岳，电话采访了中组部原秘书长何载。所有接触到的人都异口同声：应该改正。
　　2006年4月4日，陈征然带领我和颜景秋拜访王仲方，他告诉我们：
　　1978年，林希翎为右派改正问题给耀邦同志写了封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责成我和戴云同志见一下。按耀邦同志指示，我们在钓鱼台中宣部办公处见林，她谈了被划为右派的经过，并说当时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希望改正。耀邦同志在下面曾说，林被打成右派他是有责任的，当时鼓励年轻人要敢讲真话，她讲了真话，却被划为右派是打错了(一些人认为，林敢讲话，耀邦同志是欣赏的)。为她改正右派的事，耀邦同志先后有过三次批示，并要求我们找人民大学想办法平反，我与戴云同志找了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提出意见报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不同意改正。这个情况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耀邦同志还是认为应该改正，又让我们给北京市委写信。
　　2006年2月24日拜访曹治雄同志，他已76岁，谈到林希翎时，他说了下面的话：
　　1956年我随耀邦同志从哈尔滨回北京，在飞机上耀邦同志看到《中国青年报》上一篇题为《灵魂深处长着脓疮》的文章，他很生气。他说，对青年人犯错误批评一下可以，不能这样刻薄。当时交代我，下了飞机，就找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张黎群，叫他来。胡见到张，严厉批评了青年报社的做法。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青年学生?你们闯祸了。如何收场?耀邦出了个主意，邀林为《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去西北采访。后来又请林希翎来谈了几个小时，对林没有批评也没有肯定，就是了解一下情况，说了些年轻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话。耀邦同志还留林吃了饭。
　　由此，我同林认识了，成了朋友发展到恋爱关系，还准备结婚。反右派开始了，当年她向我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说北大、清华都传开了，没关系给我看看吧!我给她了。这是犯了大错误，心里不是滋味，总想向耀邦同志交代，又怕挨骂挨整。最后下了决心，做好挨骂的准备，向耀邦同志交代了，原以为是一顿暴风骤雨的批评、臭骂，但事出意外，耀邦同志以气愤的语气，嗓门很高的说了两个字：“糊涂!”我糊涂，吃了苦头，打成右派，下放到陕西劳动，与林也断绝了关系。80年代，林到北京找到我在工人体育馆的宿舍，我将她堵在门外，心想就是你害得我好苦!我夫人开通，说我这样做不近情理，总是朋友嘛，她受的苦还少吗?以后恢复了联系。去年纪念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时，她想回来参加，要我帮忙，我办不到呀!林也70多岁了，如有人能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是做了件好事。
　　与杨佳民同志谈话记录如下：
　　从1978年到1979年，人民大学党委按照中央精神，对林希翎为右派问题进行复查，经过多次研究讨论。从其1957年发表的言论来看，多数同志认为主要是思想政治和学术观点问题，其中不少意见后来被认为是正确的，严格地讲她没有别的大问题，也曾考虑过是否予以改正。后来没有得到改正，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从1957年她的言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她当时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公布出去这件事，影响不好；二是据公安部门监控，林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期间比较活跃，发现她两次参加非法聚会，公安部门有抓她的想法，并提出对林不宜改正，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林出去以后，听说总体表现还是好的。1985年她到台湾去，在一个会上发表讲话，公安部的同志看了录像，以后说，没有什么出格的问题。
　　从林希翎这个人来看，应当肯定她有才华、有思考能力。她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就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吴老(玉章)对她的成长很重视、很关心，在宿舍等生活问题上给予她特殊的关照。她社会联系面广，关系多，在落实政策阶段到处找人，总想通过一些关系解决问题。她这个人很高傲，总想发表一些独立的不同见解，有点招人烦，但应该说她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没改正，主要是“西单民主墙”的因素，没什么实质问题。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很不同了，林也到了晚年，建议有关方面可根据她这些年的表现，实事求是地再做研究，全面分析考虑可否予以改正。
　　还有一位王文先生，应该拜访，但无法拜访了，他同我们已不在同一个世界。
　　何载在电话里介绍说，1957年我任中办秘书室主任、党总支书记，王文任一科科长、支部书记。他原来是刘仁(北京市委书记)的秘书。林希翎给毛主席写信，王文看了，与林见了一两次。1957年5月6日，林希翎到中央办公厅，要见杨尚昆。杨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代杨见林。我和王文，还有一人，在警卫室与林谈了50多分钟，然后由王文起草了简报，送杨尚昆。就为这事，我和王文都被打成右派，王文是五七年划的。我是五八年划的，我的主要“罪行”是支持王文，鼓励林希翎向党进攻。王文被打成右派，吃了不少苦。他的夫人受到株连，“文革”中被逼自杀身亡，一个儿子也被迫害而自杀了。2005年王文因车祸谢世。他的右派问题平反后，仗义执言，撰文《应为林希翎冤案彻底平反》，登载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1263期上，胡耀邦读过后批示：“改正有利”。
　　我们的工作很顺利，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配合，很快就形成了《关于林希翎的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考虑复议林希翎的右派改正问题。考虑到她目前生活确实困难，建议可予适当帮助。统战部部长会议讨论同意了这个意见，因为林现居法国，先致电驻法使馆，征询意见后再行办理，但时过两年，使馆尚未回复，事情又被搁浅。但后来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逝世前两年的态度与之前完全不一样。
　　林希翎于2009年9月19日在巴黎逝世。她的右派问题，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改正。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一个事情也许因为一个小人的阻拦就耽搁了下来

刚刚搜了一下，看到这段才觉得悲哀。那时很多海外人士就是靠这样子照个像混绿卡 {:soso_e101:}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1-26/152021539314_4.shtml

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http://vpl.vip.qikan.com/text/article.aspx?titleid=yhcq20120303-3


作者：胡治安  字数：2817

来源：炎黄春秋      2012年3期

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中，5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后绝大多数获得平反，仅寥寥数人未得改正。林希翎便是这寥寥数人中的一人，而且是唯一的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得到改正?
　　一、林希翎为何被打成右派
　　林希翎的右派改正问题颇为复杂。1995年4月，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复函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林希翎右派改正问题》：“我们意见，先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对林希翎右派改正问题进行复查，提出意见”。北京市委同意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意见，转请人民大学党委处理。该校“认真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访问了当年学校具体负责右派改正工作的同志”后，做出了简单明了的答复：林希翎右派改正问题“经市委和中组部做出‘不予改正’的决定，此后，中央关于右派改正问题，未再下过新的文件与精神……也未发现足以否定‘不予改正’决定的重要新材料”，“不考虑对林希翎改正问题进行复查”。谁都知道，所谓“复查”就是对原结论重新审议，重新认识。而回答是，原结论“不予改正”，就是一锤定音，无须再审议、再认识。事情果真如此吗?现将1979年7月4日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抄录于下：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女，一九三四年七月生，浙江省温岭县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参军，一九五五年九月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文章点名)，一九五八年二月宣布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作反面教员。一九五八年八月被捕，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七三年释放安排工作，一九七八年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现在浙江武义县农机修造厂当工人。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规定和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林希翎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期的言行进行了复查。结论如下：
　　(一)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三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六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
　　她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政治上的名词……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她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就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党团员成为特权阶级。”她造谣说，在去玉门的“路上亲眼看见工人罢工……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她攻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90％高级干部不同意”，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她认为我们“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制度就会形成特权阶级”。
　　林在引用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说，我国的“肃反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杀了77万，冤枉的人有72万，相当于一个小国家”，“南京肃反时，一夜即把逮捕证发给每个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两千多人，连礼堂都住满了”。她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根本改变”，要“彻底改革政治制度”。
　　(二)公布、抄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
　　整风运动初期，林搞到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证其内容。她攻击说：“斯大林专横残暴，严重透顶，历史皇朝无可比拟”；“阻碍社会发展，倒退了一个时代”。她声称“‘秘密报告’材料是很真实的”，给我“很大启发”。她用“秘密报告”来影射我们党的工作，说“我们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她在六月一日全校大会上宣布：“现在我主张公开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我这里有一份，可以公开。”六月二日她贴出海报，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公布，由于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反对，她未能得逞。但使学校的整风运动，被迫停止了三天。
　　林还把“报告”给校内同学传阅，又叫人抄寄给北大、西安、南京、武汉等地一些人。当学校让她交出时。她又抄留了一份。
　　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的干扰破坏了学校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
　　(三)反对中央当时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闹事。
　　林把中央在全党进行的整风污蔑为“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叫嚷“要彻底革命”。同时与社会上的右派互相呼应，密切往来，极力煽动说，党中央提出鸣放“很多人在应付，口是心非”，“听说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是愚蠢的”。“现在的‘鸣放’这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老头子不大胆……不敢和共产党闹翻”。“我们青年长着脑袋是干什么的!难道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我们要说话”，“让每一个人过真正‘人’一样的生活”。她说“什么叫人民做主!同志们，过去我们感到做主吗?我没有做主，我没有感到是主人。”“人民不是阿斗。真正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现在西北、武汉等地，到处学生都行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道，是新闻封锁!”“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大，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她公开提出要“开三害控诉会”，煽动闹事。
　　林希翎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她这些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用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位右派不属错划，不予改正。希望本人从中真正接受教育，今后为社会主义服务。
　　关于被逮捕判刑问题，建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鉴于林希翎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大学毕业生，为了发挥其所长，建议浙江省适当安置她的工作。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
　　1979年7月4日
　　这个结论，对当年划她右派的根据，没有全部搬出，如她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这是当年定罪的重要根据；又如她说反右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这是当年她攻击整风反右的“罪行”。引用的言论，仍然是“断章取义”。如说“封建社会主义”，她的原话是：我国和苏联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会产生“三害”的，因为中国和苏联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在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如果是社会主义，只能叫封建的社会主义。又如，她攻击“共产党员是混蛋，要清洗”，她的原话是：共产党员有三部分，绝大多数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有一部分是随大流的，有一小部分“蜕化分子，我说他们是混蛋”，哪怕是百分之一，应该清洗，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正如林希翎说的任何人都可在她身上涂抹自己所需的颜色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根据需要摘取她的言论。1957年，她发表大量讲话，形成了较完整的思想。综观她当年的言论，她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 共产党、拥护毛泽东的。但她不满足现实，认为青年，对现实不满是个好现象，满足现实，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因而要求不断改革，“彻底改革政治制度”，改革产生“三害”的制度。而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让全民提意见，尽情地提。她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了铁托的讲话，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她又是一个敢想敢说的人，在整风运动中对现行制度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提出批评，言辞有些激烈，举证也许不很准确，但她不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从资产阶级民主出发，批评共产党，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是名副其实的右派，但不是人民中国的敌人；而林希翎与他们不同，她是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出发，批评“封建社会主义”，言辞激烈，影响很大。她并不是资产阶级右派，但她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反右中，她也反对章乃器的定息延期20年，反对储安平的“党天下”，反对轮流坐庄。她忠诚而积极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就本质而言，当时的林希翎不是右，而是左。但结果，她的命运比章、罗更惨，成了“专政”对象，在铁窗中苦度了15年，监狱吞噬了她的青春。
　　林希翎在上世纪80年代曾说：“五十年代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不是反共，恰恰相反……我希望共产党能够改正错误，把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二、林希翎右派“不予改正”原因何在
　　1、1979年的云雾
　　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国民党战犯前，毛泽东提出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章的帽子摘了后，毛泽东又问还有个林希翎呢?因为有“伟大领袖”的亲自过问，很快就要为她摘帽子，但她在服刑，立即释放，安置工作。这一过程，现在说法不一。但我相信，我说的粗线条是较准确的，因为我当时在公安部，参与特赦战犯和清理监狱的工作。
　　1979年我在中央五部“摘帽办”时，关于林的消息、意见、文字材料就多了，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中央领导人的，有部门负责人的，搞得头昏眼花，如坠云山雾海。林希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首先听到的是林希翎来北京了，这很正常，应该来讨个说法，但一直纳闷，为什么不来统战部?后来看到耀邦的批示：“仲方、戴云同志，请你们约她谈谈，同这样典型的人谈谈，很可能获得许多新鲜知识。谈时请代我向她致意：愉快地向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的明天”。仲方，即王仲方，原是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秘书，时任中宣部秘书长；戴云，时任中宣部办公厅主任。显然，胡耀邦确是很关心她的。随后，又传来消息，说林在北京到处活动、闹事，表现很坏：一是参与学潮，参与西单民主墙活动，并说自己是“民主运动的老前辈”；二是她能量大，坐着红旗小车，出入钓鱼台国宾馆(当时中宣部在里面办公)，能看到中央委员才能看的《内部参考》，列席文代会，有关方面还在为她拍摄新闻纪录片《林希翎在北京》，；三是她交往广、朋友多，与谭惕吾、刘宾雁、吴祖光、艾青等都有联系。这些话，在“摘帽办”并没有引起风波，听了就完了，总觉得她的问题要妥善解决。认为，她就是一名大学生，当年影响虽然很大，当今落实政策，不要抬得太高，抬高了，反而不好办。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接触到林本人，也没有收到要我们过问的任何领导意见。林希翎的事，在云遮雾障中。
　　2、杨士杰一锤定音
　　1979年4月的一天，中组部秘书长何载电话通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商议林希翎的右派改正问题，4月16日我出席这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满满一屋子，20多个单位的人参加。说是座谈会，实际上是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讲话。人民大学、北京市公安局、法院介绍情况后，杨士杰讲话，他说，林不是党员，不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今天召开这个会，一是因涉及一些政策问题，二是因为中宣部办公厅发函问题，还因为林希翎在文艺界的活动，为了通报情况，缩小她的市场，而召开这个会。他讲话中，特别强调组织纪律和坚持原则、划清界限。他说，改正右派要实事求是，不改正也是实事求是，林希翎人头不大，影响很坏，不改正也是实事求是。他说：林希翎有一套骗术，如说中央有人支持她；她五七年有后台；说她13岁参加革命；这一切都是吹牛，我们一些同志上当了，公开为她辩护。
　　杨士杰的这些话，没有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是冲口而出的。还说，他报告了胡耀邦，“耀邦同志说，居然没有好好的接受教训，还那么狂，既然多数同志不赞成，那就挂起来再说。她也几十岁了，再过几年，头发都白了，老太太了，蹦跶不了几年了!”后面四句，在以后的文件里没有出现，但绝对是杨士杰的原话，因为给我印象太深，铭刻在我脑子里。作协的同志还说，刘绍棠讲，反右时真右派、假右派搞不清，这次改正，真右派就看得清了。这样，杨士杰的意见，就成了座谈会的“决定”：林希翎右派，不予改正。后来，林希翎在与我谈话中，多次说，就是杨士杰“这个老混蛋”，一锤定音。
　　杨士杰已经作古，骂他“老混蛋”，冤枉他老人家了，杨士杰为右派的平反改正，有过重大贡献。在起草中共(1978)55号文件时，五部门有关负责人意见分歧，是年6月烟台会议上，就有对立的两种声音：一是对右派分子只摘帽子，不搞甄别平反；一是实事求是，重新审议五七年的右派案件，错了就改。杨士杰在会议结束时有个讲话，强调“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烟台会议没有形成决定，文件稿一直处于“讨论”中。胡耀邦说，杨老头在烟台会议上放了一炮，放得很好。他提议再开一次相关的部长会议，重新研究右派问题。直到这年9月，在民族文化宫九楼召开的会议，才最后敲定。当时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还有相关副部长：童小鹏，廖井丹，凌云，李金德。会上，杨士杰说，1963年中央为695万人甄别平反，弄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于今只解决50万右派问题，中国不会乱。张平化、乌兰夫、赵苍璧、程子华等，分别从各部的角度，阐述了实事求是为右派平反的迫切性，完全赞成杨士杰的意见，右派问题必须解决。这样才形成了中共(1978)55号文件。可见，在解放50多万右派中，杨士杰配合胡耀邦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杨荣甲先生在回忆他父亲杨士杰的文章中说，在为“右派”改正的工作期间，林希翎曾找到家里，质问父亲为什么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曾“大闹一通”。杨荣甲先生回到家中得知这一情况，也向父亲提出这一问题，“父亲避而不答”，在他一再追问下，“最后只说了一句：‘是她所在的单位不同意为她改正。’”(参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但是，在林希翎的问题上，杨士杰有所偏颇。 当时和现在我都以为，是因中宣部人员对林希翎的过分热情，触犯了杨的尊严，他叫劲要与有关部门比试权威。在会上，他公开批评中宣部向北京市委发函，建议改正林的右派问题，是打着胡耀邦的旗号，损害了中央领导人的声望。王仲方当场反驳：是遵照胡耀邦指示，向北京市委发函的，根本不存在损害中央领导威望问题，耀邦多次批示要给她改正，你们就是不改，这是维护中央领导吗?
　　3、小官僚，导演大悲剧
　　林希翎的右派问题得不到改正，与一个小官僚主义者有关。与她刚愎的个性不无关系，如果她对1957年自己言行造成的影响有几句检讨，事情的结局就可能两样。杨士杰专听中国人民大学某些人的意见。该校的报告，不仅对林五七年的言论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而且对其现实表现，也尽力夸大，任意指责，把林描述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甚至是“骗子”、“流氓、恶棍”，报告撰写者是当年反右派积极分子，与林有很深的历史成见。他写的报告，校党委书记也认为缺乏真实，批示“还是要真实”。直到2006年，有人说：林希翎在国内是右派，到国外成了左派。他听后，面有愠色，立即反驳：不能这么说，什么左派?!我们走访这位负责人问及林的问题，为什么不改正时，他说，林五七年那些事，算不了什么问题，有些观点，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又说当时不予改正，主要是她现实表现不好，参加西单民主墙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视，准备抓她。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不予改正。杨士杰表示，林希翎改正不改正，由人民大学党委决定。人民大学某些人，得了这一尚方宝剑，就可稳操胜券了。杨看了一个个报告、“汇报”，对北京市委统战部等单位说：“林希翎右派没有划错，又犯下了新罪，改正没有条件”。于是一锤定音。
　　1980年4月《关于林希翎右派问题复查情况汇报》最后说：“根据林希翎1957年的言行，当时定她的右派是正确的，不属错划。林在被划为右派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坚持原来的立场观点，因此，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1984年4月又有《关于林希翎问题的情况汇报》，再次重申：“过去和现在的实践都证明，林希翎的右派不予改正，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统战部转去几位老同志要求为林平反的信，不仅被顶回，还有一句软中带刺的话，使批转此信的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受到严厉批评。连胡耀邦及许许多多的老前辈和相关部门，他们都不在话下。多次指责林希翎说她的后台是胡耀邦、吴玉章、邓拓、张黎群，是“招摇撞骗”、“挑拨离间”，否定这些老前辈对林曾经有过的关心、支持。
　　80年代，林希翎在海外成为“新闻人物”时，他们连连“报警”。1983年11月《关于林希翎问题的报告》建议有关部门对林在海外进行封杀，对林在“香港、国外攻击党的言行”，要“及时掌握并向国内通报”；对“她发表的反动言论”，要“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对她招摇撞骗、混淆视听的言行，应揭露”。她“要求我驻外单位负责人接见，应予拒绝，可指定一般工作人员接待，以免抬高她的身价”。不仅想在海外封杀林氏，而且大有在国内追查“后台”的气势。在报告的草稿中说：“从林希翎的上访和去香港的情况看，林为什么那样神通广大，她对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她的问题，她知道一清二楚，她上访期间，为什么能列席全国文代会?为什么她想去香港，就有人给她办单程?为什么有些人那么为林希翎卖力，又是写文章、作报告，又是拍片子，大造舆论，极力为林翻案，鸣冤叫屈。的确在林希翎一案问题上，暴露出有些单位和个人存在着党风不正，组织涣散，甚至组织不纯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好在这位官员手中只有大笔而无大权，不然，他肯定会开展“纯洁组织”的大清查，也许再揪出几个几十个林希翎。还要庆幸的是，这些“报告”胎死腹中。
　　50多万右派，其中有多少大人物的问题都顺利地解决了，唯有林希翎这个有一定影响的小人物，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拖成了有世界影响的大问题。关键不在中共中央，不在方针政策，全在有实权、心胸狭隘的极“左”人物。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云山雾罩，最后形成“铁案”，想改动，比撼山还难。
　　三、成立专门小组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1、见到林希翎
　　2004年1月，我接到统战部干部局长电话，问是否认识林希翎，说她致信部领导要求晤谈，后再接电话，说部领导让我代表她与林希翎见面谈谈，局里派人陪同。我欣然应命。2月17日与干部局副局长陈征然，约请林到统战部礼堂叙谈，并设宴招待。她准时到来。从下午3点半，直到晚上8时多，基本上是听她倾诉，我们很难插话。她讲述打成右派的冤屈，党内老干部为她鸣不平，特别说到人民大学原党委组织部长李逸三，多年来四处奔走呼号要为她平反，说林希翎不平反，我死后骨灰不入八宝山。4个多小时的谈话，心平气和，友好愉快。最后她说，如果中央出于政治需要考虑，不给我改正，留下这么一个活证据，说明反右是正确的，那我也服从大局了。在她面前，我们能说什么呢?大道理没有可说，只得安慰，表示同情，也说几句，本来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解铃还须系铃人，还得同原单位商议解决。我们了解到她在北京的居住、看病都有些困难，表示将及时反映，力所能及地帮助。
　　第二天，我接到林希翎的电话，听得出来她很高兴。
　　在与林希翎见面前，我们还拜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钧儒。李曾为林说了些好话。李副校长告诉我们，他与林认识是近年的事，他访问法国时，驻法使馆反映，林希翎很有思想，也很爱国，右派问题应该解决。
　　2、“死马当成活马医”
　　不久，林希翎去香港，临行前给我留下在港的电话，以便联系。以后的日子里，时有电话往来。她告诉我，将于2004年6月24日回法国，并说到法国后，再给我写信，申述她的要求。
　　2006年1月18日深夜，林自巴黎给我打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对右派问题要求有个说法。林说，我的右派问题至今没有平反，阻碍解决问题的老人都死了，应该好办了。不解决，也得有个说法。给你写信的事，写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倒给你增加麻烦，我感谢你的关怀。现在也难执笔了，说说还可以，动手写东西很困难了。看吧，身体好些再说。中国驻法使馆也要我写材料，由他们向国内申报，也不见得解决问题。一些老同志，如李逸三、聂真都为我鸣不平，要求平反，但一到彭真那里就卡住了。1980年中国新闻社针对国外“林希翎死于中共监狱”的谣言，拍了部《林希翎在北京》的新闻纪录片，那时，胡耀邦批示，要给我改正，中新社和我都以为我将很快得到改正。纪录片拍了我和吴祖光等一些改正人士在一起游玩、谈笑，喜气洋洋，和谐欢乐，反映当时共产党落实政策，大得人心的情景。后来，杨士杰一锤定音：不予改正。影片被封杀，被毁掉。我手头有大量资料，我死后会被毁掉的，这是毁掉一段历史。
　　3、成立专门小组。处理林希翎问题 　　我将林的来电，整理报告了部里领导，并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请人民大学重新审议其右派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二是如愿意，请她回香港定居，以便就近照顾，她也有活动的自由空间。部里领导很重视，专门给我指示，要妥善处理；随即成立专门小组，由陈征然副局长牵头，干部局、办公厅派人参加，并明确交代：现职局长出面牵头，工作主要由你来做。
　　专门小组成立后，抓紧工作，希望在反右50周年前，把问题解决。首先走访中国人民大学统战部。接待我们的统战部长是位50多岁的女士，是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的专家，她一见到我们就叫苦连天：林的问题，我根本没有接触过，都是以前的搞的；问题都涉及中央领导干部，我们无权、也无力来研究解决，还得由中央来解决；林的材料几大堆，都在档案柜中。谈话不得要领，只得背了几捆资料回来。我们一面细细地看材料，从1957年到1984年的讲演记录稿、书面报告、媒体报道、审查结论等等。同时走访有关人士，面谈的有王仲方、胡耀邦原秘书曹治雄、人民大学原教务主任杨佳民、北京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傅镇岳，电话采访了中组部原秘书长何载。所有接触到的人都异口同声：应该改正。
　　2006年4月4日，陈征然带领我和颜景秋拜访王仲方，他告诉我们：
　　1978年，林希翎为右派改正问题给耀邦同志写了封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责成我和戴云同志见一下。按耀邦同志指示，我们在钓鱼台中宣部办公处见林，她谈了被划为右派的经过，并说当时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希望改正。耀邦同志在下面曾说，林被打成右派他是有责任的，当时鼓励年轻人要敢讲真话，她讲了真话，却被划为右派是打错了(一些人认为，林敢讲话，耀邦同志是欣赏的)。为她改正右派的事，耀邦同志先后有过三次批示，并要求我们找人民大学想办法平反，我与戴云同志找了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提出意见报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不同意改正。这个情况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耀邦同志还是认为应该改正，又让我们给北京市委写信。
　　2006年2月24日拜访曹治雄同志，他已76岁，谈到林希翎时，他说了下面的话：
　　1956年我随耀邦同志从哈尔滨回北京，在飞机上耀邦同志看到《中国青年报》上一篇题为《灵魂深处长着脓疮》的文章，他很生气。他说，对青年人犯错误批评一下可以，不能这样刻薄。当时交代我，下了飞机，就找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张黎群，叫他来。胡见到张，严厉批评了青年报社的做法。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青年学生?你们闯祸了。如何收场?耀邦出了个主意，邀林为《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去西北采访。后来又请林希翎来谈了几个小时，对林没有批评也没有肯定，就是了解一下情况，说了些年轻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话。耀邦同志还留林吃了饭。
　　由此，我同林认识了，成了朋友发展到恋爱关系，还准备结婚。反右派开始了，当年她向我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说北大、清华都传开了，没关系给我看看吧!我给她了。这是犯了大错误，心里不是滋味，总想向耀邦同志交代，又怕挨骂挨整。最后下了决心，做好挨骂的准备，向耀邦同志交代了，原以为是一顿暴风骤雨的批评、臭骂，但事出意外，耀邦同志以气愤的语气，嗓门很高的说了两个字：“糊涂!”我糊涂，吃了苦头，打成右派，下放到陕西劳动，与林也断绝了关系。80年代，林到北京找到我在工人体育馆的宿舍，我将她堵在门外，心想就是你害得我好苦!我夫人开通，说我这样做不近情理，总是朋友嘛，她受的苦还少吗?以后恢复了联系。去年纪念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时，她想回来参加，要我帮忙，我办不到呀!林也70多岁了，如有人能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是做了件好事。
　　与杨佳民同志谈话记录如下：
　　从1978年到1979年，人民大学党委按照中央精神，对林希翎为右派问题进行复查，经过多次研究讨论。从其1957年发表的言论来看，多数同志认为主要是思想政治和学术观点问题，其中不少意见后来被认为是正确的，严格地讲她没有别的大问题，也曾考虑过是否予以改正。后来没有得到改正，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从1957年她的言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她当时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公布出去这件事，影响不好；二是据公安部门监控，林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期间比较活跃，发现她两次参加非法聚会，公安部门有抓她的想法，并提出对林不宜改正，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林出去以后，听说总体表现还是好的。1985年她到台湾去，在一个会上发表讲话，公安部的同志看了录像，以后说，没有什么出格的问题。
　　从林希翎这个人来看，应当肯定她有才华、有思考能力。她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就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吴老(玉章)对她的成长很重视、很关心，在宿舍等生活问题上给予她特殊的关照。她社会联系面广，关系多，在落实政策阶段到处找人，总想通过一些关系解决问题。她这个人很高傲，总想发表一些独立的不同见解，有点招人烦，但应该说她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没改正，主要是“西单民主墙”的因素，没什么实质问题。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很不同了，林也到了晚年，建议有关方面可根据她这些年的表现，实事求是地再做研究，全面分析考虑可否予以改正。
　　还有一位王文先生，应该拜访，但无法拜访了，他同我们已不在同一个世界。
　　何载在电话里介绍说，1957年我任中办秘书室主任、党总支书记，王文任一科科长、支部书记。他原来是刘仁(北京市委书记)的秘书。林希翎给毛主席写信，王文看了，与林见了一两次。1957年5月6日，林希翎到中央办公厅，要见杨尚昆。杨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代杨见林。我和王文，还有一人，在警卫室与林谈了50多分钟，然后由王文起草了简报，送杨尚昆。就为这事，我和王文都被打成右派，王文是五七年划的。我是五八年划的，我的主要“罪行”是支持王文，鼓励林希翎向党进攻。王文被打成右派，吃了不少苦。他的夫人受到株连，“文革”中被逼自杀身亡，一个儿子也被迫害而自杀了。2005年王文因车祸谢世。他的右派问题平反后，仗义执言，撰文《应为林希翎冤案彻底平反》，登载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1263期上，胡耀邦读过后批示：“改正有利”。
　　我们的工作很顺利，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配合，很快就形成了《关于林希翎的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考虑复议林希翎的右派改正问题。考虑到她目前生活确实困难，建议可予适当帮助。统战部部长会议讨论同意了这个意见，因为林现居法国，先致电驻法使馆，征询意见后再行办理，但时过两年，使馆尚未回复，事情又被搁浅。但后来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逝世前两年的态度与之前完全不一样。
　　林希翎于2009年9月19日在巴黎逝世。她的右派问题，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改正。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